总第37期目录
2011年12月16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来稿请寄：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6期
（2011年 12月16日出刊）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维稳”杀人：从钱云会到薜锦波！！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
本刊声明一
“人权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零八宪章论坛”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声明二
释放刘晓波，停止一切人权迫害！
——写在“世界人权日”的庄严声明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声明三
关于薛锦波死亡事件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首发
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年终好歹探底回升
——简评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
作者： 秦永敏
《零八宪章》的纯理论价值：民间新思维超越性提升
——纪念《零八宪章》三周年
作者：綦彦臣
欧阳小戎：致宪章联署人的一封信
——以此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三周年
刘逸明：乌坎村成检验汪洋政治派别的试金石
《零八宪章》三周年
张祖桦：从宪章共识到宪章运动
波斯小昭：大哭一场，签上我名!
赵常青：《零八宪章》：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旗帜！！
——纪念《零八宪章》颁布三周年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三周年
刘沙沙：让大家慢慢习惯
吴义龙：我没有敌人
——写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暨世界人权日之际
杨建利：刘晓波是一面关不住的旗帜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公告天下
“维权网”：纪念“国际人权日” 关注人权捍卫者
王荔蕻、刘沙沙共同荣获第二届“中国良心奖”
2011年度“中国良心奖”颁奖词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国际人权日声明
胡佳呼吁关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
执政党观察
央视新头上任 “喉舌”语录火爆微博
官员“带病复出”引社会舆论强烈质疑批评
人民日报论宜黄官员复出：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
学者：被问责官员几乎100%复出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ews.sohu.com/20111214/n328919985.shtml)
新华社：“同一个城市，同一种待遇”
祝振强：118万颗裸官〝定时炸弹〞需不需引爆
选举观察
姚立法：中国政法大学组织非法选举是谁的耻辱？
山大孙文广教授竞选，家被抄房子被收
丁咚：作为选民，很羡慕台湾同胞
魏欢欢：党领导下的民主——北京选举观察
人权观察
胡石根等人风雪天为访民送棉衣
世界人权日，广州青年走上街头宣传人权知识
政治异议人士黄金秋（清水君）获释出狱
《贵州人权研讨会》被定性为“非法社团组织”
李昕艾：王荔蕻：一个公民的呐喊与行动
精彩时评
笑蜀：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
李承鹏：偈语
古川：中国外交部为何变为“援交部”
何兵：他们走在微博上
面对攻击，《南方周末》在坚持
持“大国观”的吴建民先生遭遇网友狙击冤不冤
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了吗？
信力建：“爱国贼”和“卖国贼”，究竟谁“贼”？
宪章论坛
徐昕贺卫方：关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对话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绑架
野 火：党权大于国威的虚弱政府
张辉：从公民到现代公民
徐友渔：谁反对启蒙，为什么需要启蒙？
好书连载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五章：注重政治策略》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六）
选举观察
编者按：今年和明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幷预祝竞选成功！
姚立法：中国政法大学组织非法选举是谁的耻辱？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法制教育的最高学府之一，在本年度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却存在诸多违法情况，由此反映出中国选举违法、欺骗的普遍状况，见证出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遭到剥夺的严重现实。下面接着以前分析政法大学选举违法的情况：
五、非法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昌平区第16选区工作组，没有组织选民讨论、协商代表候选人，即代表候选人没有获得选民对其赞同意见多少的程序，也即昌平区选举委员会不是依法“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昌平区第16选区的选民，绝大多数是中国政法大学本科部的学生，其次是教师。
若是昌平区选举委员会安排的以非法的方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学校的校长等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抵制。然而却没有。
若是第16选区工作组决定的不召开各选民小组会议，选民不对代表候选人进行讨论和协商，学生和教师选民也有能力和责任向昌平区检察院或昌平区人大常委会提出控告。
然而，非法确定正式候选人没有人控告，违法者也未被追究。
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非法选举事件，是法律的耻辱？还是选举委员会的耻辱？或是教师和学生选民的耻辱？再或是……
我们要追问，中国政法大学是按照哪家的法律，按照怎样的程序，从（昌平校区中共党委书记）石亚军、（昌平校区校长）黄进、（昌平校区中共党委副书记）冯世勇、（昌平校区工会副主席）李净、同宗锦、杨利华等20多位初步候选人中挑出冯世勇、李净和杨利华3人为正式候选人的？
六，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是做样子、走过场
11月1日，“中国政法大学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张贴出关于召开昌平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的公告。定于3日下午6点30分，在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召开昌平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欢迎各位选民参加。
据调查，学生选民根本就没有人见到公告，几乎没有人参加见面会。就连初步候选人也不知道有一个见面会。
团支部书记、班长们也没有接到指令，向学生们发短信，告诉一声见面会的时间和地点，幷同时提醒各位学生选民们参会时准备提问。
昌平校区的黄进校长是官方认可的法学专家。我们平民百姓有必要思考，像黄进这样的校长、专家，对促进社会进步，对为平民百姓争取权利，对维护法律的权威，对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在哪里？
山大孙文广教授竞选，家被抄房子被收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2011年12月9日下午15：00时，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因参加独立竞选，家被抄，房子被学校强行收回，所有生活用品被山东大学保安处和房管处的人给扔到楼下，不允许教授回自己的家中，向他宣布学校要强行收回他的房子。
山东大学的人大代表选举将在12月12日投票。之前孙教授向外界公开表示：“欢迎朋友们到山东大学观察选举，他负责接待，幷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山东济南山大南路20号37号楼2单元202室。电话：0531-88365021，手机：13655317356）”
12月12日临近，很多本地和外地朋友和孙教授联系，更有外地朋友住到他的家中，等待12号那神圣的时刻。
最近有人要带孙教授去深圳“被旅游”，遭到他严词拒绝了。
孙文广教授四年前开始参加独立竞选，每次竞选都受到很多类似黑社会人员的骚扰，恐吓、强行阻止。
此次竞选从开始宣传当天就遭到打压，他们捣毁孙教授的宣传栏，撕下支持教授参选的志愿者贴上去的海报，出动大批警察，国宝，保安拦截、阻止教授进入校区，威胁、恐吓教授的支持者，不让他们支持教授参选，扬言：“再去支持教授竞选就劳教！”
孙教授为了实现自己认准了的民主与人权的普世理念，呕心沥血、忍辱负重了一生。早年被投入大牢，受到批判，前年为了纪念赵紫阳，在当地的英雄山上被相信是当局派的一群人暴打断了四根肋骨住院多日，至今身体还未痊愈，孙教授多次报案，当地警方就是不予立案，打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78岁的孙教授，面对如此疯狂的打压，毫不退缩，为了躲开监控人员的跟踪监视，每天凌晨3-4点就起床，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有时晚上很晚还要“溜进”学校的食堂，操场等学生集中的地方宣传竞选，每次都是被保安及监控人员发现后强行带离，老教授对民主运动的执着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着支持他的志愿者，大家紧锣密鼓的张罗着12日的投票。
没想到学校为了阻止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合法权利，阻止孙教授竞选和直接奔他家地址慕名而来的支持者，竟然想出如此卑鄙的流氓手段！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10/2011
丁咚：作为选民，很羡慕台湾同胞
中国大陆和台湾，几乎同时在进行一场景观完全不同的选举。
大陆今年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与往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有极少数公民宣布自行参选，而非往年均由“组织”决定候选名单。虽然此举遭到遏阻，但还是使得往常枯燥乏味的选举多了点花絮。我们难以估计它究竟能给中国民主政治带来多大影响，然而无可否认它在传统的政治领域的一片空白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我们选区推荐了两名候选人，然而我只在一张纸上看到两个孤零零的名字，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为什么推荐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被推荐对象的，更不知道我凭什么要推荐他们.....然后就到了投票时刻，空地上放了个票箱以及制作得像模象样的选票。投完票，我丝毫没有觉得在当家作主，相反充满了受愚弄、“被代表”的不快感......
看看我们的选举：只有选票，没有选举。
我们的选民对被选对象一无所知，就像我们都经历的那样，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名字，以及制作精致的选票，我们似乎是在履行自己的政治权利，投下“神圣”的一票，其实说到底我们只是按照“组织意图”完成“规定动作”。被选举的人无须向选民推销自己，藏在深闺人未识，就“糊里糊涂”地被选了。与此相应的，多数人尚未对候选人进行深入了解，就被要求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履行“选举”权利。
确实，我们都投下了选票，但那张选票幷非属自己，而只不过是某些人意志的呈现，我们只不过充当了选举的“道具”被人使用而已.....
只有领导，没有选民。
正如前文所说，我们面对选举对象，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他们是谁，怎么成为候选人的，我们干嘛要选他们......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那么何人决定了写在选票上的那些名字?毋庸多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大代表被当作了政治荣誉的体现，同时他们所要承担的核心职责，是要担当起高级些的选举“道具”角色，而幷非真的要让他们实现选民意志。因此当某人被推荐为候选人，就说明此人获得了政治上的“礼物”，而具有发放政治奖赏权力的必定是领导人物。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在我们的国度，选举是只有领导，没有选民......
只有程序，没有正义。
我们对舶来品“民主”进行了中国化改造，“程序正义”当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则”。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式选举中，往往是只有程序，没有正义。程序绝大多数时候被当作了实现操控选举的手段，作为堵住外来质疑和非议的冠冕堂皇的由头。
“暗箱操作”比比皆是，是中国式选举的一大特色。在保障选举正义的程序问题上，处处存在操弄的痕迹。就像我们说的，领导们为了奖赏自己的“宠臣”，推荐他们当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为了圆满地实现自己的意图，就需要假借程序。
我们不妨举举现实中的例子。比如缩小选举的圈子，让那些值得信任的人参与投票;比如，领导人物在选举之前巧妙地向那些召唤来的“选民”暗示自己中意的人选;又比如，不当场公布选举票数，而是经过领导审阅后再行公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同一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进入“实战”阶段。现“总统”马英九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同台亮相，短兵相接，阐述施政纲领，互驳对手观点，唇枪舌剑，妙语如珠，在电视屏幕前落落大方地接受选民的检阅。而这只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他们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争取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领导是人民的公仆。看到台湾的高级政治人物拼尽全力取悦选民，让人民充分了解他们将会做什么、怎么做，他们的优势和缺陷，相信选了他们中的一人将会带来美好的未来，我们才深刻体会到所谓的公仆意味着什么，而人民作为主人的地位也才真正当之无愧。
尤其是作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和别的候选人毫无不同，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样子，就像一个初入政治场的新手一般，和蔡英文、宋楚瑜同台竞技，也让身在大陆的中国人五味杂陈：我们何时能够成为一个骄傲的选民，最高领导人殷勤地介绍自己，解剖自己，就为了赢得我们手中的一票......
台湾海峡虽然不很宽广，然而阻隔的何止是同胞情谊?!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政治待遇落差这么大?我们的制度比对岸要先进很多很多——按照我们经常被灌输的观点所称的那样，但如此先进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享有落后社会人民如此“低级”的政治权利?
那些学究气十足的政治理论家和官味十足的政治宣传家们请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拜托，请不要再用“初级阶段”、“中国特色”来搪塞我们，糊弄我们......我们虽然没吃过猪肉，但毕竟还看到过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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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下的民主——北京选举观察
（北京）魏欢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权力机关。根据宪法和人大代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县（区）级人大代表有提名候选人幷投票选举县（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人大常委会主任、上一级人大代表，有提出议案、建议、质询等权利，有审议表决预决算等重要权利。根据《选举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2011年秋季，北京市进行了区县和乡镇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1月8日全市统一投票，幷于当晚或第二天上午开箱计票，截至11月14日，北京市16个区县共选出区县人大代表4349名，各乡镇共选出乡镇人大代表9931名。
与以往的选举不同，此次选举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持续的关注，因为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电脑拥有量的增加，参选人得以借助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参选信息，使广大网友得以及时跟进选举动态，了解选举细节，与参选人进行网上网下的互动，深入参与到选举的全过程中。因为这种持续的关注和互动，我们得以了解选举中的进步，也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下面就我们在选举过程中观察到的情况，对北京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个简述。
一 北京选举的进步
（1）公民社会的进步，独立候选人增多，竞争增强
此次选举，独立参选借助微博的传播显得声势浩大。自五月以来，共有姚博、徐春柳、熊伟、舒可心、乔木、张映伟、李昊辰、张凯、吴丹红、同宗锦、李昆鹏、林毅竟、程海、柳红、野靖环、野靖春、韩颖、湛江、王秀珍、郑威、吴丽红、刘秀贞、刘素民、周秀玲、杨凌云、张善根、王秀珍、庞银平、徐香玉、朱福祥、葛志慧、常玮平、吴兆勇、张诗羽、刘超、刘若晴、方洋、黄明浩、程钰婷、毛建生、吕祎星、许志永等五十多位公民公开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未在网络声明参选但以联名方式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仅北京师范大学一校就有超过80人，北京全市的联名参选人总数则无法统计。
参选人职业类别多样化，除以往的大学生、大学教师、律师、公司职员、维权业主外，新增了公益人士、网络知名人士、拆迁维权人士、模特、作家参选，未公开的独立参选人还包括律师高级合伙人、私营企业主。
除此之外，北京市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参选形式上也有所创新，比如联合参选、在网店出售T恤筹集参选资金、举海报现场宣讲，制作网络视频进行网上宣传等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还出现了两位独立候选人竞争同一个代表职位的情况。
（2）选举委员会加大候选人宣传力度
以往初步候选人名单上只有候选人的姓名，而本次选举中初步候选人名单增加了候选人性别、出生年月、学历和工作单位等内容。这也按照新修改的选举法的规定，首次公布初步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例如北京邮电大学和金融街选区就采用了录制视频的方式介绍候选人，北邮还在校园内宣传栏操场等人流较多的位置张贴候选人的宣传海报。尽管如此，这些原本应该承诺为选民代言的正式候选人竟然没有一人主动公布个人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家庭或办公地址等联系方式。相比而言，独立参选人往往会在选举宣传的过程中主动公布个人邮箱、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这一举措显然也是受选民欢迎的，一位北外的同学在《我为啥选乔木》一文中说：“他如果干不好，我有他手机，有他邮箱，也知道他在哪里办公，可以随时找他理论。”向选民公布个人联系方式是对参选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做隐形代表的一个基本保障，体现在参选过程中则是有诚意参选的最基本表示。
2004年我国在修改《选举法》时增加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规定。2010年修改《选举法》时作了补充完善，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见面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见榜不见人”的现象，使选民对代表候选人有更多、更直观的了解。
从已经完成人大换届选举的6省区的情况看，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这也是此次区县乡级人大换届选举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做法使新修改的选举法相关规定落到了实处，值得鼓励。尤其是广州，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和镇选举委员会在所有选区开展了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活动，共有4569名区、县级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和4376名镇人大代表候选人参加了见面活动。见面会过后媒体还对见面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提升了选举的人气。
此次选举中北京有部分选区召开了候选人见面会。但是总体而言，北京在落实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上幷不积极，见面会开得少，而且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很少。没了人气，整个选举显得格外冷清。因为按照规定，仅“选民要求”的才组织召开选民见面会。不召开见面会，就减少了一个选民了解候选人的绝好机会。不开见面会，很多时候选民就是失去了唯一的当面接触了解候选人的机会。
相比而言，农村的选举宣传比城市活跃，有些村在村级有线广播中一天三遍播放选举相关事宜，使得广大群众对换届选举知晓率更高，此次人大换届，乡镇级代表选举中以另选他人当选的人数也大大高于城镇选区。以此次北京选举为例，区县级人大代表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仅6人，而乡镇级的人大代表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有47人。这个事实也是对中国人素质太低不宜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有力驳斥。
二 选举中的问题
（1）选民登记——非户籍人口登记难
选民登记中最大的问题是非北京本地户籍的大量人口选举权难以得到保障。
选举结束后官方报道此次北京市人大选举参选率为97%，这个高参选率是在把近1000万常住的非京籍人口排除在外的前提下取得的。据官方报道的数字，在北京全市范围内，16个区县登记的选民总数为937.5万人，这个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2号公报公布的北京市1961.2万常住人口数相差了1023.7万人，排除其中不具备选民资格的未成年人，尚有数百万常住人口未能参加此次人大选举。在2010年选举法修改中被搁置的流动人口参选权问题再次突显。
网友北鸣燕蓟称其所在公司有约50位员工，因为户籍所限，只有5人登记为选民。（北鸣燕蓟：《人大代表选举的一次观察》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1111848996.html）。海淀区独立参选人熊伟也观察到在他居住的福缘门选区，将近两万人的社区，大多数人都是非京籍，而这两万中其中仅有他和他父亲两人成功完成选民登记。据《新京报》10月15日的报道，和平里地区有流动人口2.3万人，和平里街道工委书记王小英表示，到10月15号停止集中登记选民为止，一共只有6个流动人口进行了选民登记。平谷区登记选民31万多人，其中非本市户口选民登记人数为1799人，只占登记总数的0.58%左右。（新京报2011年10月15日A10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杨华云、饶沛、魏铭言、杜丁、刘春瑞、郭超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10/15/content_284662.htm?div=0）
据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市的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已达704.5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5.9%。就数量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就所能享受到的公民权利而言，这又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子女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社会福利和保障、住房、购车等关乎切身利益的权利面临诸多不平等待遇，为了保障自身权益，这个群体特别需要发出声音，通过人大代表渠道反映愿望和诉求。这些在北京生活、纳税的新移民也有权要求享有与户籍居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未能在北京参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登记门槛过高，导致无法完成选民登记，而按现行的选举办法规定，不能在北京登记为选民则不能在北京参加选举。
北京市今年的选举细则规定：需要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依据之一是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合法有效合同，二是有效期一年以上的暂住证，同时由本人提供户口所在地原选区选举机构或是区县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这两个条件难倒了绝大多数的非京籍人士。
就在原籍开具选民资格证明一项而言，北京的外来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家在农村，要他们的家人到县城找人大开具选民资格证明，确实很困难。全家都在外工作的人，要他们回家开选民资格证明，时间、路费都成问题。为一张看起来没有实际利益的选票费这么大劲，在他们看来也幷不划算。而且由于以往少有先例，地方选举工作人员对如何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幷不熟悉，有的地方选举机构还要求先出具在北京参选的资格证明，双方来回推脱，导致最后任何一方都未开具。
如何证明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也难倒了一些非京籍人员。由于当前社会人民的法制意识普遍不强，劳资双方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大量存在，这使得不少长期在京居住的外来人员无法提供劳动合同。由于工作岗位普遍流动性大，频繁更换工作的人也无法提供年满一年的劳动合同。
至于暂住证满一年，由于暂住证已不强制办理，加上涉嫌歧视，被部分非京籍人士抵制，因为以上因素，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也没有办理暂住证。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此项要求是临到选举才公布，很多人想办理也来不及。而且根据今年5月份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租房者要办理暂住证，不仅需要拿到房产证复印件，而且房主还必须先缴纳8%的个人所得税，在缴纳租房收入个人所得税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且缴纳一次经该出租房屋就会被登记在税务部门的系统内，以后出租房屋皆需要缴纳，有多少房主愿意为了配合租房人办理暂住证而承担这样一笔额外的费用？如果这笔所得税由租房者承担，则无疑会加大租房者经济负担，名义上免费办理的暂住证，实际上就成了借助租房个人所得税变相收费。如果下次选举仍然沿用此标准，则非户籍人口参选将面临更大困难。
中国在选举权方面遵循普遍平等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也就是说凡是具有中国国籍、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资格不应因登记而具备，选民登记只是对选民资格的确认，而不是选民资格的决定条件。因为登记原因不让参选实际上是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侵犯，是违法行为。政府应为选民参选创造便利条件，而不是用登记限制公民参选。
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是现代社会基本现实，正视问题，难以想象在一个现代国家，如此大规模人口的基本公民权利处于实际上的被剥夺状态。我们呼吁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选民登记管理系统，解决流动人口登记难的问题，同时以常住人口数而非户籍人口数为标准分配代表名额，让常住非户籍人口就地参选，以切实保障非户籍常住人口的选举权利。
（2）推举候选人
根据《选举法》第七章二十九条，提名候选人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按照候选人地位平等原则，以上两种推荐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由以上方式产生的代表候选人地位平等，均应列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予以公布，任何选举机构、组织和个人均不得调换和增删。
按照以上规定，只要符合获得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十人就可以成为初步候选人，但是此次选举中部分选区却私下制定了一些潜规则，比如规定必须在选民小组内推荐，或者是在同一班级内推荐的才有效，幷以这些潜规则来否认选举法明文规定的选民联名推荐权。例如柳红所在的安慧东里选区就在选区之下又划分了三个社区共约80个选民小组，各小组内联名不能合幷。这就使得单个社区内不够十人、选区内够十人的无法成为候选人。北京交通大学张映伟征集到300多个联名之后，选举办公室负责的人不愿意接收联名推荐表，称只按学院接受各选民小组提交的推荐表。经过激烈争论，又以每个人的签名只有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为由拒绝接收。在反复地商议之后才勉强收下，但还是称是否有效要由北下关选举分会决定。
中国政法大学独立候选人同宗锦的遭遇是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他在联名阶段征集到了2574个联名，却被校方宣布联名无效不予接收。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联名推荐必须在选民小组内进行，但是选举法中没有就是否必须在选民小组内做出具体规定。该做法只是昌平区的潜规则，显然无法作为否定2564个联名效力的合法依据。
另外一个严重违法的操作是不给独立参选人联名推荐表，十三联合参选人中仅巴沟韩颖一人侥幸领到推荐表，其他十二位参选人因为领不到推荐表而不得不宣布以另选他人方式继续参选，这使他们在选举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在北京邮电大学，还出现班长出面谈话要求学生撤销对独立参选人的联名推荐的情况。
联名阶段还存在因选举工作人员不熟悉选举流程，不清楚推荐表的填写要求而前后说法不一，让独立候选人不得不反复修改，耗费大量额外时间和精力。如巴沟独立候选人韩颖在预定日期前填完推荐表后又负责选区选举工作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又提出一些之前为提到的新要求,韩颖为了避免争议,不得不重新请推荐人再签了一次。北外的乔木也表示很多选民向他反映他们的推荐被压制、被自愿改变，很多交上去的表因为次序不一致、有空行、两份不完全一样等等原因被认定为不符合规定，推荐他的选民小组的所有的老师和学生还被要求在特定时间点前必须赶到指定地点重签，否则推荐就会被判为是无效推荐。
（3）正式候选人产生
如何在初步候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选举法》规定，“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2004年修法后，“酝酿”二字被去掉。绝大多数由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参选人，均在此环节出局。出局者只能号召选民在选票中“另选他人”一栏投自己一票。但是，要让选区的选民知道这个参选者的存在，需要大量的宣传工作。
由于限制竞选，名字出现在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将占据极大优势，能否出现在选票上对于当选也就至关重要。由于不公开不透明，酝酿协商产生正式候选人往往成为暗箱操作排挤不受官方欢迎的参选人的重灾区。经过酝酿协商之后，除大兴区饮马村的徐香玉外，其他所有独立参选人都在这一阶段出局。只能通过“另选他人”方式继续参选。由于组织动员的难度极大，北京市至今未有公开参选的独立候选人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先例。
选民小组协商存在的问题
没有经过选民公开推举就确定了选民小组长人选，这些选民小组长往往就是由选举办自己指定的召集人。
选民小组会议，大量选区实际幷未召开，召开的选区参与人员往往也仅限于组织选举工作的居委会街道办等内部工作人员。由于选民小组会议不透明不公开，常常是问题重重。
安慧东里独立参选人柳红根据参加选民小组会的亲身经历总结出选民小组会议在代表选多数民意见方面打的四个折扣，第一个折扣：参加选民小组会人数少得可怜，只有几个人，参加选民小组会的人数只有选民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第二个折扣：选民小组长由于事实上的被指定，多有服从上级的倾向。第三个折扣：协商讨论是在选民不充分了解候选人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的。第四个折扣：协商讨论的形式本身抑制了选民自由表达。当面的讨论使参与者失去了匿名状态下的自由选择权，尤其是在候选人是本单位或社区领导干部，参会的又有单位领导的情况下，普通选民更难自由表达个人意见。（柳红微博地址：http://weibo.com/1822720981/xuoP8g2a9?type=repost）
依据什么方式确定大多数选民的意见？事前没有为外界所认可的标准，事后也没有救济。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在仅限于选举工作人员参加的内部会议上就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直接选举谁上谁下当选应由选民手中的选票说了算，由少数人预先代替选民做决定是对全体选民选举权的侵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直接选举变成了间接选举。目前，公民选举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权利仅限于基层人大，现在连这唯一的机会也被剥夺，人民当家做主如何体现？为了规范选举，确保公民的选举权，选民小组讨论协商产生代表正式候选人这一弊端重重的环节应予以取消。
没有预选
与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相比，预选是种相对公平透明的确定候选人的方式。但尽管有众多独立候选人参选，幷且在一些高校中出现了几十上百个联名参选人，在本届区县乡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北京市却没有任何一个选区采用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从初步候选人到正式代表候选人，这中间经过了怎样的层层筛选，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广大选民亦无从知晓。由于程序标准不公开，也可以说此次选举中正式候选人的确定全部为暗箱操作。
（1）限制独立候选人的选举宣传
独立候选人一致认为此次参选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许宣传。徐春柳在社区方法选举宣传材料被叫停，乔木走访学生宿舍被叫停，张贴的宣传海报被撕掉。柳红拜访选区居民，发放传单，幷因此三次被选举工作人员约谈，后被迫停止宣传。张诗羽在宿舍楼内张贴的宣传海报立即被撕掉。十三联合参选的北京市民，除前两次顺利进行，都被阻止，阻止参选人见面，有的参选人宣传活动尚未开始就被从家中带走。
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可以利用官方资源制作视频、宣传海报、易拉宝、张贴宣传单，根据候选人地位平等原则，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联合依法提名推荐的候选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地位平等，也应该有权进行选举宣传，但此次选举中针对独立候选人不仅不给于任何资源的支持，对其自发进行的宣传也一再限制乃至恶意破坏，宣传资源的不平等导致了候选人之间竞争的不平等。
北京师范大学黄明浩在参选经验总结中写道：“在11年海淀区的选举中，我采用了能想到的最为平和最为安全的方式，不在校园内的BBS论坛（蛋蛋网、师悦）上发表任何帖子，不在新浪等平台上发表任何微博，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只在尺度较大的人人网平台上宣传，尽可能的保持较低的姿态……这一个月所做的宣传非常之保守。最大的硬伤就是没有做任何实体性的宣传，没有制作彩色版和黑白版的海报、传单。”在官方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独立参选人为避免跟官方发生冲突而引发对自己的打压，往往不敢做大规模的选举宣传，但这样一来，他们参选的信息也就无法充分地传达给选民。相对于官方候选人大张旗鼓的宣传，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选举的主体应该是候选人和选民，选举中应该加强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允许候选人直接接触选民，向选民传达自己的参选理念和承诺，同时让选民有机会直接接触候选人，传达自身的诉求，幷依据自己对候选人的了解做出选或不选的判断。由第三方居间介绍反而是在在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凭空设置障碍，实际起到的作用是让候选人和选民彼此陌生，选民无法选出真正能为自己说话的代表，被选出的代表也无法了解选民的真实需求，无法真正为选民服务。把选举工作机构当做选举的主体是主体错置，选举主持机构应该在选举中保持中立，而不是成为选举的主导方。
（2）、恶意造谣散步不实的负面消息，抹黑独立参选人，误导选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乔木背景复杂，北京邮电大学则谣传许志永参选是别有用心，北邮一位叫做邵连龙辅导员在在校大学生活跃的人人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人大候选人的一些感想》的貌似中立实则为学校的违规操作辩解，同时抹黑重伤独立参选人的文章，影射独立参选人“底细”不清，称其独立参选是“故作姿态”，让不了解此事的选民对独立参选人产生不良印象。一个化名郝仁的校内ID则重新翻出2009年的文章《许志永，你有什么资格当代表》，重提公盟税案这样一桩典型的良心犯罪，恶意违法欠税，混淆视听。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抹黑，有损选举公平。
（3）、封杀参选人微博、博客、社交网站主页
11月4日下午五点，此次选举最主要的网络平台新浪网统一封杀乔木、刘超、张诗羽、许志永五世等公开参选人的微博账户，东城区参选人徐春柳被强制去粉，选举微博“选举关注”、“选举观察员”等微博也被封杀，IP地址被跟踪，重新注册新的微博账户也不能使用。在之前的一轮封杀中，选情观察，发布新参选人信息的粉丝数过万的选举观察被封，公民选举关注在播报了十三联合参选人的宣传活动后也被封。
乔木在参选总结中写道：“各种打压、抹黑，我早有准备，但禁止我进入学生宿舍走访、网络全面封杀（4个博客、10个微博还有2个人人网账户）、监听、跟踪…，我知道这是一场注定不让你取胜的选举。当学生也在不断被谈话、叫家长、跟踪、搜查、微博人人被监控、对着摄像头指认”（乔木：选举之后：动机、经费、下一次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218285）种种意想不到的封杀将全面打压的猜测实质化、表面化，给独立候选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也使整个的选举气氛变得紧张恐怖。
（4）、对独立参选人进行监控，限制参选人人身自由
在选举宣传阶段，受打压最严重的是联合参选的十三维权公民。这十三人中除野靖春、杨凌云两人的选举宣传比较顺利外，其他人的宣传都被打压，9月16日为郑威助选时所有参选人和助选人都被强行弄到派出所无理羁押，7小时后才放人。在这之后，预订要做选举宣传的人都会被事先控制起来，无法出现在宣传现场。再后来，到了要宣传的时间，警察就守在所有参选人家门口，不许出门去帮其他参选人助选。导致宣传根本无法进行。此事被大量外国媒体跟踪报道，在国际上留下了中国政府不允许独立参选、严厉打压独立参选人的恶劣印象。
对其他参选人的打压在前期幷不是特别明显，显示了对不同参选人的区别对待。但据多位独立候选人反映，投票日前一天各选区选举工作人员都打电话询问参选人的行踪幷在投票时全程陪同。
（5）投票日
投票日当天氛围
北京邮电大学投票日当天不准记者靠近，有观察者在投票处拍了一张照片就被选举工作人员请出校园，幷叮嘱学校保安不得让此人再次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更是从选举前两天就开始对进入校区者严查身份证件，非本校人员，一律不许进入，人为制造紧张的选举气氛。
秘密写票间成摆设
秘密投票是选举的基本原则之一，旨在确保选民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表达其真实意愿。选举法第3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选举法第38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但在本次选举中这一规定幷没有被严格地落实。
据观察员在北京师范大学丘季端体育馆主投票会场现场的观察，所有投票的选民都在透明敞开场地填写选票，整个投票地点未设置任何秘密写票间。
据北京化工大学独立候选人李昊辰在北化主投票场地科学会堂的观察，所谓的隐蔽写票处就是大厅中间的一张桌子，谈不上有任何的私密性。旁边作人员一直在看填写选票的人，还提示写票的选民只能二选一，另选他人
再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主投票场科学会堂的秘密写票间设在会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选民如果要到秘密写票间写票需要绕很远。整个投票处就只有一个秘密写票间，26000多名选民如果都要求在秘密写票间填写选票，那么一天之内根本不可能完成投票。而且在开放的写票台和秘密写票间之间有时还站了人，如果走过去会被别人看见，这无疑也会给选民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实际上投票当天主动要求到秘密写票间人非常少。这唯一的秘密写票间基本上也成了摆设。
（6）不及时公布选举结果
尽管连夜点票，此次选举的结果幷未当场公布。16日北京各大媒体报道了此次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结果，但在这之前，多数选区幷未贴出选举结果公告。网友后来公布到网上的选举结果公告，落款时间有11日、13日、15日多种。
选举结果公告采取统一格式，仅公布了本选区选民数、参与投票人数和当选代表名单，对于当选者所得票数，落选者和另选他人票数都没有公布。一些独立参选人被私下告知大约的得票数，而另外一些独立参选人的票数则无从知晓。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显然是对选民不够尊重。这样有头无尾的选举也不能给选民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即使选民不满意也无法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因为选举法中对选举结果公告中应予公告的事项和公告发布时间幷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上述问题暴露出选举法立法的不完善，选举法对选举中的细节问题应做进一步的规范。
总 结
根据11月9号之后逐渐揭晓的选举结果，北京邮电大学独立候选人许志永获得了3500张左右的选票（该数据位选举工作人员私下告知，准确数字没有公布），中国人民大学独立候选人张诗羽3186(另有将姓名错写成张诗雨的122票、张诗宇13票及零星的其他写法)，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青获得1080票，乔木1296票（由计票当晚现场监督的学生公布），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明浩获得860票（监督计票过程后得知），安慧东里选区的柳红得101票，在严密的防范和重重限制下，独立候选人在各自选区内仍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这也说明在当代中国，关注自身权利的公民，表达自身诉求的公民也越来越多。
尽管关注的力度空前，此次独立参选仍然充满了未知的风险、紧张和莫名的恐惧，以致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和按个人意愿投票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困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产生的过程中，执政党的角色错位，本应作为竞争者的一方，实际上却成了领导甚至操纵的一方，选举委员会缺乏起码的中立性。为了贯彻上级领导的意图，保证内定候选人当选，它对公民自行推举的候选人必定要予以排斥，对于其中积极者则要坚决打压。
贺卫方教授在选举之初就说过的：“自由参选是国民乐观的标志……如果有人打压封杀自由参选者，这会是让对体制抱着乐观态度的人心灰意冷的做法，是对我们国家和体制不负责任的，是在拆我们大厦的砖。”打压独立参选是一种与时代要求严重脱节，不能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权利要求的表现。在社会矛盾多发、民众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社会背景下，打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也是一种对中国的未来不负责任的做法。
选举就要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无所谓选举。公民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民主建设就是一种积极的努力。社会进步也要靠千千万万人一点一滴的努力实现。没有选民自由主动广泛有效的参与，公民的选举权就无法落到实处。我们没有必要把竞选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幷拒之门外，没有理由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充满敌意。我们呼吁放开限制，允许公开竞选，让选民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言人。
2011年的北京选举让我们看到，由于选举领导机构对选举过程的严密控制，由于对公民独立参选的重重限制，也由于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名不符的现实导致民众对选举权利的冷漠，中国的基层民主仍然停留在计划或操控的阶段，真正有勇气依法履职的代表几乎没有机会当选。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公民参选仍然是一种难得的大众权利启蒙教育，它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到自己的权利，了解到每一个个体在社会的政治变革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民主的实现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选举仍然是理性温和地推进建设民主的一个不能放弃的努力方向。我们期望待能有更多负责任的公民站出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村委会选举、居委会选举、行业协会选举、业主大会选举等选举中来，在一次次选举中普及选举知识，积累经验，积累人气，逐渐地用行动突破体制的牢笼，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本文来源：中国选举观察
http://www.chinagongmin.org/?action-viewnews-itemid-15758
人权观察
世界人权日，广州青年走上街头宣传人权知识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述东德报道）今天（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广州一批青年自发走上街头宣传人权理念。
中国作为一个签署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工作做得一直都不到位，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恶劣，而民众对于人权方面的知识了解得也是少之又少。
今天下午2点50分左右，广州市有一群青年，他们走上街头，向过路行人普及人权知识，向人们讲解保障人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性。十来名青年首举写有“国家应尊重和保障人权”、“自由民主，天赋人权”、“政治独裁，遗臭万年”等字样的牌匾和写有“隆重纪念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字样的横幅站在广州市石牌地铁站B出口丰兴大厦附近，向过路行人解说关于世界人权日和人权的知识，幷分发相关资料给大家。据目测有上千过路行人驻足围观、拍照摄像、索取资料、咨询人权知识，一直坚持到下午3点30分才结束宣传活动。
3点20分的时候，大厦的保安队长对大家说：天河南派出所的领导已经多次打电话来教训我了，希望大家尽快结束活动离开这里。
活动参与者跟本网信息员说：今天宣传活动非常的顺利。但也看到行人对人权这个概念非常的陌生，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已经签署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经过我们的讲解，让不少人了解到人权的重要性了。有大概四~五名警察到过现场，幷没用干扰我们的正常活动，非常文明，这应该得益于汪洋书记的开明和思想创新的指导思路，也算是中国人权的进步吧。虽然是很小的一步，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非常了不得的一大步。
政治异议人士黄金秋（清水君）获释出狱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14日 转载)
“中国人权”消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的黄金秋已刑满出狱。本来，他正式出狱的时间应该是12月13日，但因为他在监狱中参加劳动，获减刑1个月23天（在此之前还曾有过两次减刑）。他在10月20日已经提前获释回家。
因为尊重家人和朋友的意见，黄金秋推迟了发布获释出狱的消息。他在出狱前，他的家人和亲友曾受到江苏常州专案组的威胁：“他出来后，如果敢和国外的联系，就抓起来，再进去，绝对不让他出来!”目前，黄金秋住在山东老家父母亲的家中。
黄金秋18岁开始做记者，20岁开始出书，先后就读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和英国林肯大学电脑咨询专业。
从2001年开始，黄金秋在博讯网站用“清水君”的笔名发表文章300余篇，其中包括100余篇政论文章，呼吁当局结束一党专制，进行政治改革，幷于2003年初在网上成立“中华爱国民主党”。2003年8月，他不顾家人及朋友的劝告，毅然回国，以推动中国改革。
黄金秋于2003年9月14 被当局逮捕，2004年9月27日被常州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监狱服刑。
在监狱中，黄金秋曾因申诉和要求尊重人格，拒绝半跪式谈话，被送入常州溧阳精神病院。回来后，被关进严管队，遭受到酷刑和虐待，如辱骂、隔离、殴打、用电警棍电击腿部及嘴唇；脚趾曾被踩烂。在伙食恶劣的情况下，他每天被迫在砂石路上跑150多圈，跑不动就被人在地上拖，衣服都被磨烂了。由于酷刑，他的双腿关节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留下创伤性关节炎、滑膜炎等后遗症，病情严重时，一度不能站立行走，失去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监狱医院拒绝为他治疗，致使病情加重。骨科医生孙中新几次公然对黄金秋说：“你是反革命，我代表党和政府，不能给你看病。你去告我吧！”黄金秋曾申请保外就医，但被当局拒绝。但黄金秋说，监狱中也有不少管理者和警官，能善待犯人。
在监狱期间，黄金秋曾为监区老弱病残犯人上中国文化课和心理健康课。去年，一名刑事犯找他做心理辅导，但是狱方个别领导却陷害他，说他唆使该犯做坏事、发展“党员”，想给他加刑，因得不到实证而作罢。
据悉，黄金秋表示，任何事情的先驱者都会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的民主之路很艰难，他当初选择回国时就很清楚。因此，他不抱怨，也不会因为长期入监而心怀怨恨或偏激，他表示他会以悲悯之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幷且他相信中国在进步。
黄金秋还表示，他希望能好好陪陪家人，休养一段时间。他感谢各界对他的关心，特别感谢那些在他入狱期间给予他和他的家人关爱和帮助的人。
（中国人权 发布消息 转载请注明出处）
《贵州人权研讨会》被定性为“非法社团组织”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08日 来稿)
“贵州人权研讨会”又遭强力打压，2011年11月29日前后，贵阳公安又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集体带走失踪。具体行动由各公安派出所负责打压，各个派出所负责各自管辖区域内的人员。“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被失踪，或被软禁，或被关押、或被旅游，到现在8天了，还没有消息，情况很不乐观，每一位人权研讨会成员都处境险恶。
其中雍志明被旅游两天后带回贵阳，12月2日被《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河滨派出所》下达“告诫书”一份。12月6日又被《贵州省民政厅》下达“关于取缔‘贵州公民人权研讨会’的决定”一份。 (博讯 boxun.com)
为防止境外媒体采访，雍志明的电话信号被屏蔽，无法打出和接听，给雍志明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胡石根等人风雪天为访民送棉衣
（维权网信息员孙雨报道）12月2号，北京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今天上午，民主人士、基督徒胡石根、刘凤刚、赵常青等三人顶风冒雪前往北京南站看望访民。他们通过有限集资为栖居在桥下的访民们送去了十余件新买的军大衣。
胡石根老师对本台信息员说：“现在天气很冷，这些远道而来的访民还依然露宿在桥下，有许多人缺少棉衣、棉被，在风雪天气，他们很多人的脸都冻得发青，一些人的脚也冻烂了，他们的营养也不良，他们很需要温暖和关怀，我们的帮助很有限，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为这些访民们送来关心和帮助，也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解决这些访民的需要，毕竟，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刘凤刚是一位牧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基督徒的社会关怀问题，他说：“说实话，我们没有能力更多的帮助他们，我们力量很有限，我刚才为访民朋友做了祷告，我希望他们的内心能通过这样的祷告感受到一种爱和温暖，也希望更多的主内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些访民献点爱心，一双手套、一双棉鞋都行。”
赵常青对本台信息员说：“这种风雪天，看到这些住在桥下的访民，我们的心里都很难受，这些访民无一不是受到委屈和伤害的人，现在，他们来到北京渴望解决问题，却继续受到国家冷落的伤害，这是很危险的。希望官方媒体来采访一下这些天桥下的‘人民’，来看一看他们的现实生活，希望人民政府能够为这些桥下的‘人民’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李昕艾：王荔蕻：一个公民的呐喊与行动
作者：李昕艾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大姐说：“别忘了我们受难的姊妹兄弟！忘了他、她们，下一个被失踪、被莫须有囚禁的就是我们自己。”她的话让我想起了那耳熟能详的警言：“当纳粹屠杀共产党人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共产党人。当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屠杀天主教徒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是新教徒。当纳粹屠杀工会成员时，我们也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工会成员。当纳粹最后向我们杀来时，已无人能为我们说话了。”
我与王荔蕻大姐幷不熟识，仅于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交谈不多。1955年出生的大姐，算起来该是我的长辈。这位身体力行的长辈让我等小辈自觉惭愧。起初知晓幷关注大姐缘起于她声援福建三网友（游精佑、吴华英、范燕琼，因为为被强奸致死的严晓玲呼吁而被捕）。大姐不止于言论，更付诸行动，两次和全国各地网友一起到福州马尾法院外声援被审判的“三网友”。是的，说一百句漂亮话，不如一个实际有力的行动。许多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都不敢站出来抗争，甚至不敢想，而大姐却能如此热心地帮助素不相识之人，难能可贵。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这样不仅为自己更能为别人站出来担当的公民。
2011年初，一场红色恐怖风暴席卷全国，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绑架、被失踪、被劳教、被刑拘。大姐也未幸免，3月21日她被北京警方带走幷抄家，一个月后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正式逮捕。朋友们痛呼“这是对大姐声援福建三网友的秋后算账”。如今，大姐已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案件移交法院，即将开庭。谁也不相信不独立的法院会秉持公正进行审判，谁也不清楚这个与民为敌的政府为何有如何疯狂的举动。
今年这个冷峻的春天，关住了多少颗自由的心啊！几个月来，遭受各种酷刑的兄弟姐妹已陆续归来，与家人团聚，可是大姐你还被关押在看守所，你何时能回家？一个强大而又虚弱的政权对公民个体的疯狂报复与迫害要到几时？这就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现实版吗？
受难的人在最困苦最脆弱的时候会渴望他人的援助。亲身经历一次，我才懂得守望相助的可贵，我很感谢当时挺身相助的朋友，也不憎恨袖手旁观的看客躲客，别人对我的冷漠不能成为我选择冷漠的理由。大姐在推特简介中说得好：“人，生而平等；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我想正是这样的信念促使她不顾危险地去关注和帮助每一个卑微、受难的生命。大姐说：“我的在监狱、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不知道哪里的朋友们！感同身受！体会着你们所处的黑暗、寒冷、孤独、压迫、痛楚和对家人、朋友的牵挂！也感受着你们的坚强！希望我们对你们的爱与思念能够穿越所有的障碍，包围你们，依偎。让你们知道——心心念念，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如今大姐自己也身陷囹圄，墙外的网友也在发出“还原现场，为王荔蕻作证”的呐喊与行动。是的，有时只要我们肯舍出一点点力量就能温暖一个人，有时只要我们肯拿出一点点勇气就能拯救一个人。当你的朋友受难时，一个慰问电话，一封明信片，一次登门探望……都会让他、她失落苍凉的心感到一丝丝暖意。
大姐说：“别忘了我们受难的姊妹兄弟！忘了他、她们，下一个被失踪、被莫须有囚禁的就是我们自己。”她的话让我想起了那耳熟能详的警言：“当纳粹屠杀共产党人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共产党人。当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屠杀天主教徒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是新教徒。当纳粹屠杀工会成员时，我们也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工会成员。当纳粹最后向我们杀来时，已无人能为我们说话了。”
道格拉斯言：“一个声称热爱自由却不屑鼓动唤醒民众的人，等于幻想收获却不愿耕种。他们盼望雨水却害怕雷电。他们向往海洋却畏惧风浪。这种斗争也许是精神上的，也许是肢体上的，也许二者兼备。但这必须是斗争。权力与力量来自于坚定的诉求，无论过去或将来这都绝无例外。”一辆卡车满载民工从身边驶过，我仔细端详他们，头发花白，脸庞黝黑，眼神中透露着原始的朴素与生活的艰辛，论年龄这应该算是我的父辈，城里的老年人了，一把年纪却还在炎炎烈日下为生计奔波。每次看到他们像货物一样从一处工地被运送到另一处工地，我的眼睛每次接触到他们那张写满这个对民众不负责任的国家所带给他们的希望与失望的脸时，泪水总会情不自禁淹湿我的眼眶，我有种想哭的冲动。或许他们这些最底层最卑微的人一生都不曾知晓公民权利是什么，不曾签下属于自己的一张选票，不曾弹劾过一位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们的工钱可能常年被拖欠，他们的家可能正被强拆，他们的亲人可能正被强制堕胎……他们和我们同样是被压迫者、被损害者，我们应该紧握双手、互相温暖的。
大姐是一只可爱的草泥马，她没有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安逸日子，她心系着那一个个过得不好、被戕害着的个体，因为她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大姐也不失幽默，她说：“在被度假的时候，当与国保、警察同桌的时候就对警察说，你们别跟他们学，他们是纳粹、契卡、特务。你们是警察，是为国家服务的，他们是专门整人的。这时国保就有点尴尬，警察说我们得听他们的啊。”国保也好，警察也罢，你们把这样一位真性情的老大姐投在监狱，情何以堪啊？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就是底层公务员，那大姐所捍卫与坚守的公民权利不也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大姐不也是在为你们争公平争正义吗？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一声呐喊，折射出大姐孩童般朴素而美好的心灵。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与坚守，不会被一次次“喝茶”、“监视”、“拘押”等恐怖手段所吓退和喝止。
大姐，回家吃饭！
2011年7月21日
精彩时评
笑蜀：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
昨天写文章质疑乌坎善后，认为民间对汕尾当局“秋后算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文章刚刚寄出，晚上就传来噩耗：被拘捕的乌坎“9.21”案当事人薛锦波，已于羁押中死亡。我大为震惊，本来就担心留有尾巴的乌坎善后，客观上不过扬汤止沸，不成想这担心马上成了现实。
有消息称，薛锦波曾任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副会长，而该组织刚刚被汕尾当局宣布为要加紧取缔的“非法组织”。在批评乌坎善后的文章中，我曾推断汕尾当局抓捕所谓“打砸为首分子”有莫须有的可能，现在看来，这推断不是不能成立。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薛锦波涉嫌所谓“打砸”之前，我倾向于认为，薛是因为所谓“组织罪”，即因牵头乌坎村两大维权组织之一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而被汕尾当局列为打击对象。
本来，11月18号花都民工上街讨薪，11月22号乌坎村民上街请愿，都很和平很理性，政府和民众都表现出了高度克制。相比于僵硬的维稳模式，这样的良性互动无疑是难得的亮点，是一个好的开头。但汕尾当局后来的强硬处置，又回到了维稳模式的老路上，最终引出薛锦波之死的轩然大波。
犹如孙志刚死于罪恶的收容审查制度，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死于维稳模式与民众权利尤其民众抗争权利的尖锐冲突。再不能沿用维稳模式应对薛锦波之死，而必须贯彻法治的原则。薛案必须彻查，必须让媒体充分介入，让律师充分介入，让死难者家属指定鉴定机构尸检，幷公布死者病历和尸检报告。总之唯有公开全部真相，幷对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才能给公众一个交代。
就此而言，本人昨日文章幷未过时。为民众反对与抗争的权利呼吁，是中国转型永恒的主题。不妨摘录昨日文章中的部分段落，以结束本文——
权力的颟顸与傲慢，把权利的所有发展冲动都变成了针对它的矛盾和冲突。任何一点权利的发展在它都是可疑的，都会导致高度紧张。这就是乌坎事件的总原因，也是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原因。汕尾市委书记批评民众“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犯罪”，这是他也是整个体制的真实烦恼：你们为什么不能好说好商量呢？但问题在于，难道不是零博弈的制度安排本身，关闭了好说好商量的大门么？犹如涧水之来，若河床通畅，当然可以从容分流。但如果拒绝开辟河道，你不给出路，涧水必然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所以，关键不是民众过激，关键是政府要跟上权利发展的步伐，先给民众的权利发展一个正常出口，才有理由期待民众平心静气地表达诉求。
从这角度来观察，乌坎善后颇多疑云，至少可概括两点，第一是，地方当局宣布要“加紧取缔”的所谓“非法组织”，即“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作为民众自发组织形态，体现的是民众对于权利发展的冲动，政府本来应该鼓励、引导和帮助，而不是生硬粗暴的棒杀。汕尾当局生硬粗暴的棒杀，正逢广东宣布开放社会组织的当口，客观上是否干扰广东社会建设的大局？第二个疑云是，汕尾警方抓捕所谓“打砸为首分子”，有没有莫须有的可能？被捕农民的权利救济是否可靠？相关司法流程是否公正透明经得起历史检验？目前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答案，民间对汕尾当局“秋后算账”的质疑，因而是有充分理由的。
如前所述，乌坎善后的疑云，折射了体制内的尴尬生态：一方面，传统的维稳模式正在全面失效，老调子肯定唱不下去了；但另一方面，纵然想有所探索，也只是戴着镣铐跳舞，扭扭捏捏、歪歪倒倒，常常让人搞不清到底在前进还是在后退。可能他们还没完全想明白，还需要时间。可最大危机正在这里：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权利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已经到来。权利发展的冲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制，社会越来越大踏步地前进，社会不等了。舆论对乌坎善后的尖锐抨击，正好就印证了这点。要么主动追赶权利发展的步伐，随着权利的发展而发展；要么被社会彻底抛弃。现在看来只有这两个选择，任何的游移与徘徊，都不过是误己误人。
来源:凤凰网评论
古川：中国外交部为何变为“援交部”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古川
这两则报道，特别是后面一则报道，更是说明了中国外交部是“援交部”，不仅是“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援交部”，而且是“宁与外邦，饿死家奴”的“援交部”，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援交部”。
2011年11月26日，一个网络新词——“援交部”在中国网络流行起来。如果在新浪微博搜索“援交部”，可以找到852条结果。
“援交部”因何流行
“援交部”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中国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在11月25日正式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其顿副总理阿里菲。由于马其顿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都高于中国，于是中国网民怒骂中国政府，将外交部称为“援交部”。
实际上，这幷不是中国网民第一次将外交部称为“援交部”。早在2010年9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称：“相信中国民众会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想法”。当天晚上20时35分，就有新浪微博网友“无事也生非”发出如下信息：“理性？奴性！人家就那么血性？合法？合谁的法？日本国内法？唉，外交什么部，援交部吧？”这是在新浪微博找到的最早使用“援交部”的记录。
此后，每当出现有关外交部的报道时，网友们总是以“援交部”予以评论。在新浪近50页792条“援交部”信息中，有34页是以前的信息，16页是今年11月27日发出的信息。但笔者在当天晚上22时再次搜索时，却发现其已经被屏蔽，搜索结果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同时，“援交部”在新浪微博上却幷没有被屏蔽，搜索时仍显示“找到852条结果”。
这就是说，在此前，虽然已经有不少网友使用了“援交部”，但幷没有流行起来。“援交部”之所以现在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10天前发生的甘肃校车事件。
11月16日9时15分，甘肃庆阳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的校车与货车相撞，导致19名幼儿、一名司机及一名陪护教师死亡。令人震惊的是，原本核载9人的校车，居然塞了64人。为此，网友们纷纷指责当局，认为当局有钱搞“神八”，却不解决校车问题。
作家慕容雪村愤怒地表示：“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小桥；能给别国花上数亿，却不肯多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要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真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老爷之欢心，聚十三亿之艰难，供数人之享乐，无话可说，只能感谢国家，强作欢颜。”
死难的幼儿尸骨未寒，中国政府也没有去解决校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其顿的校车援助，无疑在网民已经十分愤怒的头上加了一把火，于是“援交部”得以流行。网友“祝和平”非常气愤：“看到这个新闻，我只能说一个字：操！尼玛自己的学子尸骨未寒，就赶着去舔别人的屁股，这些孙子是妈生的吗？怎么尽做这禽兽不如的事儿？”
微博使“援交部”得以流行
“援交部”之所以流行，还有赖于微博的推动。如果对这次“援交部”的微博传播进行认真研究，可以发现主要在于意见领袖的推动，即两份刊物和两位主编——《新周刊》及其主编封新城与财经网及其主编罗昌平的转发。
在有关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援助的报道出现之后，《新周刊》与财经网即在其新浪微博上予以转发。《新周刊》微博上还加了说明：“有些新闻看到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两份在中国非常知名的媒体，分别拥有377万和153万粉丝，于是这条新闻纷纷被网友们转发和评论。
有关“援交部”一词，《新周刊》主编封新城发了微博“看到一个新词儿——援交部”；财经网主编罗昌平发的微博是：“援交部，外交部的别称，全称是对外援交部。”《创业家杂志》的微博转发了财经网的信息，而它的转发又被其它网站再转发。张鸣、“李_健GG”、“风之子”等网友或意见领袖也参与了推动“援交部”的流行。张鸣的微博说：“外交部变援交部，让上海的小女孩情何以堪？”；“风之子”发贴：“外交部的工作：周一抗议；周二援助；周三抗议；周四援助；周五抗议；周六、周日休息。结合实际情况，总结网友意见，建议外交部正式更名为抗议与援交部。”
“宁与外邦，不予家奴”
中国外交部改名为“援交部”，确实名副其实。对于“援交部”，《财经》杂志主编罗昌平还评论道：“慈禧名言：宁与外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也正是网友对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的评论，网友“因风随缘”也说：“宁与外邦，不予家奴——中国援交部！”
除了援助马其顿校车，在11月27日，中新社还发了《中国援外61年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逾2500亿元》的报道，称：“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2010年10月27日，人民网发表了《外交部档案解密：中国曾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的报道，称：“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那时，由于中共的错误政策，导致中国正发生大饥荒，近4000万人被饿死，对此，中共政权却对国内民众不管不顾，公然向外国援助粮食。
这两则报道，特别是后面一则报道，更是说明了中国外交部是“援交部”，不仅是“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援交部”，而且是“宁与外邦，饿死家奴”的“援交部”，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援交部”。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李承鹏：偈语
来源：作者博客
我觉得给我十个亿，也不移，因为有十个亿比美国总统活得还滋润，可以修个比白宫还豪华的办公楼，养一些比兔女郎还风骚的女孩儿，收留些比CIA还狠的条子，再网罗些比泰森还能打的城管，出门警车开道，套牌奔驰军车，要是撞了人，告诉他“我爸是李刚”，不，告诉他“我刚撞死了李刚”。
我常听到一些朋友说：总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不喜欢这里，你怎么不离开。这些朋友把爱一个国误会成爱一个妞了，不喜欢一个妞就该离开，免得耽误对方。可是爱一个国就要说三道四，这才让它变得更好。这就像你抱怨小区下水道总是堵，物业冲过来说：你这么不喜欢这里，干吗不闪到其它小区。就很不好玩了。
还有一些朋友爱说：难道出去当二等公民吗。是的，我们在国内是一等公民，一等就是六十年没过选票，一等还清房贷已是两鬓如霜，一等公交得要40分钟上去后被挤成照片出了事故名单上名字却被省略号一一等掉……的公民。
我这么说很容易被当成西奴，其实我顶顶看不起西奴，我觉得中国没有西奴，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房奴学奴医奴车奴以及地下室的性奴，就貌似好多西奴。我觉得总惦记着西奴生活里大有不能没有西奴的，也快成了西奴奴，所以不管是西奴还是西奴奴，息怒，其实我是不会移民的，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教育，我已清楚地认识到移民的悲惨遭遇。
首先，我已失去在国外创业的能力。虽说一两千美金就可注册一公司，可按我们的传统乍到生地总得混个“地头熟”。但那里幷没有街道办事处主任可供塞一塞红包，请阿瑟在唐人街吃个麻婆豆腐都算行贿，工商税务全然不能在生意上罩着你，卫生部门跟联合国核查组织一样认真，别说地沟油，隔夜的沙拉也罚得你没底裤。投资移民要给美国本国人提供10个就业机会，却不可以用乡下表亲的身份证冒充，更不能启用智障工人，要是犯了事，你妈是红十字会长肯定也保不住。不开公司，咬牙去刷盘子，偏偏美国青年酷爱刷盘子，身手比我快，体力比我好，一脸殷勤的小样儿，不小心就碰一总统的儿子上来岗位竞争，简直看不出是皇二代，洗刷刷地一会儿就把我秒了。
我流落街头，其实也没什么乞讨的能力。我已融不进美国的流浪大军，那些流浪汉要么会拉小提琴要么会画画儿，实在不济扮个小丑也会把仨桔子扔得穿花似的，我从小学奥数、背中心思想、练团体操做背景板，才艺确实力有不逮……最重要是那些流浪汉一脸从容安祥，而我两眼焦灼、三心不定、四肢僵硬、浑身的不法份子气息，总幻觉城管踹摊，风吹草动就拔腿而逃，就被FBI当恐怖份子抓起来。
当然我也有成为富人的小概率，可一看乔布斯有个私生女都被曝光，不见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比尔盖茨被起诉垄断经营，也没个发改委出来保驾护航。死了还捐出全部财产，顿时让我失去当富人的勇气。从政是最不划算的，不说随时被选民拎出来质问，连总统玩个拉炼门都要被调查，也不准备个把文工团女团员联欢联欢，这样当官，可就太没乐趣。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喝不惯不含舍利子的牛奶吃不惯不加断肠散的方便面特别呼吸不惯那里的空气，空气真是太糟糕了，天，吸一口肺都变绿。我也不适应那里的娱乐，没有春晚，连个盗版碟都买不到；也不会正常信仰了，寺庙居然不创收，方丈居然也没上市的追求；甚至也不会正常死亡了，这里墓地只有20年使用权，那里居然是永久的，让我在地下情何以堪，怎能入土为安。当然，最最受不了的是——在国内我们天天骂美国政府，到了美国，人们还是天天骂美国政府。国内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到了美国，媒体还是天天批评奥巴马。国内的专家嘲笑华尔街，在美国，连华尔街自己都在嘲笑华尔街。花那么多钱，都搞不清到底是移民到了美国，还是偷渡回了中国？
反正我是不会移民的。国外太安静了，八英里见不着一个人，一条法规居然执行了二百年，人到中年就老年痴呆。我的祖国多好玩，社会新闻每天一个小亮点，每周一个大亮点，每月一个爆炸点，明天有爆炸新闻已不再是新闻，以何种惊世骇俗的方式爆炸才是新闻，那份悬念制造，对于希区都有点苛刻。总之，那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边是好脏好乱好快活。国外活的是尊严，国内活的是派头。虽然食品、饮用水、空气这些东西毒是毒了一点，但习惯就好，久而久之，人人就修炼成欧阳锋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试探民意，“给你一千万，你移民吗”，不料大部份群众没情商，只有少数朋友深明大义表示不移。这个道理是，即使给我一千万，也不移，因为有一千万还不如捐个村官，赚上一个亿。我觉得给我十个亿，也不移，因为有十个亿比美国总统活得还滋润，可以修个比白宫还豪华的办公楼，养一些比兔女郎还风骚的女孩儿，收留些比CIA还狠的条子，再网罗些比泰森还能打的城管，出门警车开道，套牌奔驰军车，要是撞了人，告诉他“我爸是李刚”，不，告诉他“我刚撞死了李刚”。
总之我是不会移民的。我知道人人揣着一颗移民的心，因为人人有一份遗民的感受，可是别慌，一是因为你既贫穷又卑微根本没条件移，最多只能梦移，重要的是，你看每回开会，下面黑压压一片其实全坐着外国人他爸和他妈，我们都不移，坐等他们移出去，只当他们去卧底、祸害美国，以他们的能力不一会儿就把那里搞乱套了，那里乱套了这里清静了，中国就霸业了，民族就雄起了，到时候我们只需做的是，严防死守美籍华人来移。
所以不管过得再苦逼，也别移，这里面的道理我们的先圣早就打过一个偈语，此所谓：贫贱不能移。
也是30年前伟人早就指示过的：坚定不移……
何兵：他们走在微博上
博主们在批评社会，也被社会批评;在救赎别人，也在救赎自己
看过一篇评论，说微博：语言的辨识度与其激烈性呈正相关。就像打广告，只有最动感、最具色彩性的广告才会吸引眼球。若像孔子一样讲得平和中正，大家就不会注意到你。
微博像广告，要言词激烈，才能吸引眼球吗?
作出判断之前，一般先要分析事实。我查了一下社科院于建嵘教授的微博。他的粉丝超过124万，属大V级。分析其粉丝激增的原因，主要在于他发起了民间“微博打拐”行动，受到粉丝追捧。此外，为弱势群体维权，也是他微博的一大特色。幷非出格的语言，成就了他的微博伟业。
再查一下经济学家许小年的新浪微博，粉丝超过248万，更大V级。阅读他的微博，我的评价是，激情与理性的完善结合。眼光精准，文字优美，几乎篇篇精品。他用直白有力的文字，将复杂的经济现象和原理展现给读者。深入浅出，直逼人心。
语言激进的微博，任志强可能算一个。但我的感觉，任志强的微博语言比其他场合的语言，平和多了。此外，他是在没开微博之前，就获得了“任大炮”美誉的，幷非为了吸引粉丝，故作“炮言炮语”。
我自己写微博的感受是，当你粉丝很少，当你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你可以自由自在，随风摇曳。当你长成参天大树，就不得不字斟句酌，如履薄冰。道理很简单，粉丝里高手如云，社会上目光炯炯。细微的错误，会被放大成不可挽回的笑柄。如果说，没开微博之前，你还感觉是个英雄;开了微博之后，你就知道，自己不过是棵葱。
写微博的人，如同行走在原始森林中的旅人，不知何时何地，就无意地踩上蚁群，招惹蜂群。你有如云粉丝，但他们幷不必然是你的朋友。有些人粉你，是为了骂你。他们虎视眈眈，像余则成一样，潜伏在你微博里，随时扑上来，撕裂你微弱的伤口。正是由于不可控制的潜在的对立面的存在，博主们不得不瞻前顾后，反复思量。反倒是在一些缺乏对话的传统媒体上，作者容易形成虚幻的感觉，以为自己是牧师，是救世主。作为实名博主，怎能置名声于不顾，一味地为了扩大市场，大言欺世呢?你以为粉丝们是傻瓜?
相比传统媒体，微博更真实，尤其是实名微博。原因在于，传统媒体传播是单向的。批评和质疑，能否呈现出来，取决于媒体的自身觉悟。传统媒体上，激烈的语言幷不鲜见，只不过大家习以为常罢了。比如，领导随便说句话，就是“重要指示”。“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这种“激烈的语言”，当年何曾质疑过?而在微博时代，类似的神话会被“秒杀”。粉丝们热烈地欢呼你的错误，兴奋莫名地抢转你的奇闻，然后不停地刷屏，计算着自己粉丝量的增长。
之所以有人感觉微博语言激烈，可能因为多年来，大家习惯于四平八稳、不死不活的平庸文风，久闻不知其臭。这种“软文”毒害我们多年，以至于鲜活的语言，反觉刺眼;公允的论断，反显“激烈”。其实孔子的语言，哪里一味地“中庸”?他批“苛政猛于虎”，他批学生“朽木不可雕”。
试图通过偏激的言词，增粉丝、博出位的人确实有，多是匿名博主。他们用出格的语言、放肆的谩骂、恶毒的攻击，来吸引眼球。这样的微博，成功的鲜见，但不能说没有，比如“凤姐”。她语言很激烈，很“另类”，但她只能作为“另类”存在。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另类，还能成其为另类，还能成功吗?检验的一个方法是，数数你关注的博主中，有几多常人，几多另类?借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评判微博——“主流是好的”。博主们在批评社会，也被社会批评;在救赎别人，也在救赎自己。他们走在微博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面对攻击，《南方周末》在坚持
作者：耿付生2011-12-1110:56:34发布于：博客中国
正是有了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才有了《南方周末》对于新闻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坚持。人的自由与尊严不应被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已成为世界主流社会公认的定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认同。
……多年来，《南方周末》每期发行量一直稳定在120万份以上，早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成为中国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有了这样的成绩，有了长久的坚持，《南方周末》这样的改革派媒体大有希望，中国的社会变革大有希望。
《南方周末》一向以深度报道和敢言著称，在一些改革派元老支持下，这家报纸一直维持出版。该报的上方印着一句口号：“在这里，读懂中国”，形象地说明这家改革派报纸的与众不同之处。有媒体评论说，《南方周末》不失为社会之良心。
同时，它受到保守派的批评和攻击、屡被有关机构整肃也是必然的。西藏动乱时，《南方周末》发表新闻部主任长平《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打破了中国大陆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的一言堂。当时马上有报纸发表《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文章，声色俱厉地批评长平，最终导致长平被解除职务。
2008年汶川地震，《南方周末》发表社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从该文中可以读出对灾难与生命的哀痛，对进步与自由的呼唤，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呐喊。但是，一些对政治改革有着天然的抗拒心态的既得利益者，却对这一社论做出另外的解读，借批评该文对普世价值进行大肆批判。
近来，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大骂南方报系，山西太原则有几个人在广场上焚烧《南方周末》，各网站论坛上，攻击《南方周末》及南方报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表明，保守派或者极左派对于锋芒毕露的《南方周末》越来越不能容忍，也说明阻碍文明与进步的势力幷非不堪一击，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还很强大，中国要想走向光明的前途，还需要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南方周末》依然在坚持。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12月1日出版），头版文章标题是《埃及：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不能重复独裁者的错误》。文章报道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全方位展现了埃及人民对民主选举的期盼。
《南方周末》的报道倾向与极左派报纸《环球时报》有明显的不同。在《环球时报》的报道中，埃及的选举充满混乱，仿佛是一个闹剧，选举结果甚至会带来灾难。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该报的报道大都引用其他国家媒体和网站的报道，离开了现场采访，准确性大打折扣，而《南方周末》则是其记者亲自走访埃及社会各界，了解埃及人民的想法，新闻的可信度是为人公认的。
在上述报道的最后，记者记录了一位埃及人的话：人们现在坚信独裁的力量战胜不了人民的力量，以后的统治者会知道如果他不能给予人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人民会再次推翻他。这也许是埃及革命最大的成就。
这是埃及人的信仰，其实也是《南方周末》的信仰。正是有了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才有了《南方周末》对于新闻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坚持。人的自由与尊严不应被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已成为世界主流社会公认的定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认同。
《南方周末》幷不孤独。尽管专制力量还很强大，守旧势力还很猖獗，但还是有许多有识之士在支持《南方周末》。多年来，《南方周末》每期发行量一直稳定在120万份以上，早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成为中国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有了这样的成绩，有了长久的坚持，《南方周末》这样的改革派媒体大有希望，中国的社会变革大有希望。
持“大国观”的吴建民先生遭遇网友狙击冤不冤
作者：祝振强2011-12-0811:41:48发布于：博客中国
我只举一点，据说至今至少花出去了2500亿的金钱，表面上看，赢得了一百余个建交国，但是，中国人的护照，基本上在世界不通行，免签国屈指可数、少得可怜。如此“大国”，如此外交成功，实在令人汗颜。
在我的印象中，吴建民先生是一位开明、博学、有眼界、有涵养的外交家。在乌烟瘴气、近亲繁殖成灾且畸形儿见怪不怪的中国外交界，吴先生是我的一个预期选项、期待选项。他既往的不少言谈，我是认真拜读且多抱持理解之态度的。
不久前，吴建民先生就中国捐助马其顿校车一事，发表了著名的“大国观”，遭遇到了网友的无情狙击。多角度、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的辩驳，恐实令吴先生难于招架。
我初步估计，吴建民先生此次发表的相关言谈，是奉旨为之、奉命为之。吴先生显然是错估了形式，低估了困难，大包大揽地就欣然赴命——他流露出的信心满满、话语满满以及语气拳拳、情感切切，皆说明了这一点。我相信此次事件之后，吴先生对于网络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网络就是人人给一个话筒，人人都可以发言。既往只有一个话筒，你说什么是什么、旁人想发言只剩怨言、只能洗耳恭听之情形，被网络生生彻底颠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那个熊包哪个好汉，哪个在理哪个混蛋了。
原本是外交部捐助马其顿校车的腌臜事，却被吴建民先生孤胆英雄，手持炸药包，成功地转移了火力、视线，这颇有些悲壮的色彩。不管吴建民先生承认不承认，此次吴先生的确是马失前蹄、言多失语了！人生的短板、业务的短板、知识的短板、见识的短板、境界的短板，浓缩在一句话“大国观”上，暴露无遗。我深为吴先生悲哀。
曾几何时，“外交无小事”一语，把稀松平常的外交工作，弄得神秘兮兮、高深莫测。负载着光荣历史、腰包鼓鼓现实以及显赫身份的外交官员们，尤其是出头露面诸如发言人之类，更是趾高气昂、口无遮拦，恣意妄为、丑闻迭出，却不见任何反思、悔过。长期以来，外交部凭借着这层神圣的光环，我行我素、不容任何人置喙，俨然绝对以中国、中国人的化身出现，动辄言伤害13亿中国人的感情，动辄要问问13亿中国人答应不答应。大话说破了天。而今，吴先生以自己的高论，给了民众褪去其本不该有的神圣、虚幻光环以机会。
在吴建民先生眼里，中国的外交是一以贯之、60年辉煌历史、辉煌现实不变的；既往的外交历史，是根本不需要反思、不需要调整、不需要改变，只需要一概坦赞铁路下去、一概1.5亿英镑下去，就OK，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世界局势千变万化、瞬息万变，固守着先祖留下的定制、旧制，这种思维本身，既愚蠢僵化之表现。
中国的外交传统、历史是不是成功，现在恐很难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往的外交，急需进行彻底的反思、调整；捉襟已然见肘，破帽遮颜已然难过闹市。我只举一点，据说至今至少花出去了2500亿的金钱，表面上看，赢得了一百余个建交国，但是，中国人的护照，基本上在世界不通行，免签国屈指可数、少得可怜。如此“大国”，如此外交成功，实在令人汗颜。
无疑，我们需要崭新的外交格局，需要崭新的外交思维，需要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需要智慧、胆识，需要革除既往的大话、假话、空话以及脏话，需要破除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做派，需要清除诸如腐败回扣、金钱交易等等污秽。外交事务理应经得起民众、纳税人的拷问。可悲的是，外交部至今抱持特权、神秘的包袱不撒手，甚至以国家秘密为借口，拒绝公布“三公”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公”消费就是腐败消费，难道外交部生生要把腐败的“三公”消费，与国家秘密挂上钩吗？
从大的原则上说，外交实际上等同于内政。若站得正、行得端，若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若为了道义、正义而勇于承担世界事务，我想，自然会获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尊重与爱戴。现在的情形是，自己还在饿肚子，却要大把大把撒钱聚拢人气；自己国家的学生都没有校车，却要把莫名其妙的企业政府行为之捐助校车，给优于自己的国家。老子说过金钱、利益决定一切吗？孔子说过把自己的家底抖落给旁人、一文不剩就是大方、就是心态好、有眼界吗？
说一千道一万，顾左右而言他，这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从吴建民先生的言谈中，我看到了什么叫精英式固步自封、精英式人云亦云以及精英式自我感觉良好。吴先生动辄老百姓自卑、老百姓不明白、和老百姓需要听解释，动辄心态、胸怀云云。网民的反驳，已然说明了一切，自卑、不明白、不清楚的，恰恰是吴先生本人。
之所以落差如此，之所以轩然大波如此，一方面，这是由僵化的体制、刻板、守旧的官僚工作所致，个人已了无自我的思考、独立的思考，一切都是大话语、大概念、政策性话语、打圆场不说真话式话语。另一方面，从吴建民身上，我愈发发见了中国官员的两面性——少有主见、少有原则、少有立场、少有血性、少有担当、少有牺牲。吴建民先生所代表的很大一部分人，其言谈举止，甚至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不是为国家、民众、外交负责，而是对上级领导负责、为自己的权位、位置、利益负责。
吴建民先生的言语中，长者、权威人士之深重的家国、民族情怀、个人情感等等，粗看上去皆历历在目，感人至深，细琢磨，却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吴建民看似做得弥合、“填沟”的工作，实则是在以自己的言行，挖出了一条组织、国家、外交与民众、社会之间的深深的鸿沟。换言之，仿佛坚持组织、国家、外交的原则、利益，必然要损害民众、社会的原则、利益，反之亦然。这和“你代表党，还是代表老百姓”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言行，“填沟”与“挖沟”的两面性，极具隐蔽性，极具欺瞒性。毋宁说，当事人自己都一直处于不自知状态，自觉不自觉地就干起了这样双重、两面的事情。为吴建民先生悲哀，实乃对这个体制以及体制中人悲哀。
本文作者：祝振强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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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了吗？
博主：王立忠
是的，从国家干部、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可以说：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在中国的比例人数，还不到千分之一，更多的是那些经济收入能力非常差的人群，他们干的活最苦最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福利待遇，这才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状况。
今天看了三则新闻，感觉关联性非常的强，也是值得我们政府反思的“关联问题”。
一则是《夫妻环卫工9年同扫一条街为省钱住在立交桥下》。文章中说，透着风王华的家，位于雨花路附近的晨光立交桥下，左边是公共厕所，右边黑黢黢的门洞就是他家的“单元门”。拂开门洞里晾晒的衣服，沿着两米高的梯子爬上去，就到了家门口。二楼的房间很低，6平方米的小房间,只有1米6。
就是这样，这个家庭的不幸却接踵而来，从10月份开始，他感觉心口发闷，在胸前摸到一个手掌大小的肿块。梁光梅知道后幷没有特别在意。但这个肿块却让王华感到不安，10月27日，他去南京市第一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得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此外，他的右边肋骨下方还长了12颗血管瘤。可是，一个月1500元的收入是绝对填补不了癌症病人的花费的，10万的医药费他们怎么出得起。
第二则是《四川建2元钱民工公寓》。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位于大巴山深处，该县县城目前拥有两所民工公寓。进县城做苦力的农民工们只需以两元人民币的价格就可以入住一宿，公寓里还免费提供了电视、书籍、热水等。为了解决收入不高的外来民工住宿问题，当地政府出资打造了能提供100余张床铺的民工公寓。这还不错，可你一看图上的民工公寓，你想哭的心都有。
还有一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一白皮书《社科院：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不用看文章，这个标题就让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报告”文字。
以上两条新闻，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可我确实没有感觉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因为，我周围的人群幷没有多少人是富有的，他们大部分还生活在贫困线左右，而更多的偏远山区的人群，他们的日子真的非常的紧张，孩子的衣服补了又补，冬天的衣服夏天还穿在身上，上学伴随着艰难的难行之路，学校没有书桌，房子还破旧不堪忧。另外，家里的中老年人，土地被占用，没有固定收入，大病只能等着死亡。
这就是社科院所说的，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依据吗？这些进入了评估的数据库了吗？
我当了十几年的记者，去过无数的城市乡村，接触过数不清的人，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却感觉，中国的国家富有了，而人民却越来越穷苦。我绝不是在危言耸听。
据我的了解，中国的物价像座火箭一样在上（升）“涨”，是十年前的几倍，而我们的工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十年前的最低工资与今天的最低工资虽然看了变化很大，但是，中间差却没有大的变化。两角钱的东西，现在到了两块，这是十倍，三千元的商品房，现在两万多，还是十倍，而我们的工资却是，四千块，而现在还不到六千，这样的比例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的，从国家干部、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可以说：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在中国的比例人数，还不到千分之一，更多的是那些经济收入能力非常差的人群，他们干的活最苦最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福利待遇，这才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状况。
http://news.sina.com.cn/s/2011-12-12/025823614880.shtml
http://slide.news.sina.com.cn/s/slide_1_2841_20437.html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www.bokerb.com载转请勿删除此信息>原文链接：http://lizhong.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ids=175643
信力建：“爱国贼”和“卖国贼”，究竟谁“贼”？
安卜罗斯·皮尔斯说：“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而乔治·肖伯纳则断言：“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说：“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据说，现在在网上跋扈的是这么两拨人，一拨叫“卖国贼”，他们所以被称为卖国贼是因为他们一心一意找中国毛病，夫中国原来就重疾缠身朝不保夕了，你还不停地指出它这不好那不好，重疾之人本来就忌病讳医，你还在旁边不停地说它这不好，那该医，非卖国贼而何?还有一拨当然就是“爱国贼”了，这拨人专说中国好话，而对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出口成“脏”，没有任何好话。总之，这些“爱国贼”往往举着爱国的旗帜，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压制政敌，以“爱国”为名行沽名钓誉之私的“贼”。
其实，这种“爱国贼”古代就有，南宋时期，元嘉北伐主事者韩佗胄就是这样的典型。公元1204年即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政后，高调爱国，不仅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幷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真是义正词严。不特此也，韩侂胄主政后还极力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幷“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挑起边境争端，结果——用辛弃疾的话来说，就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不仅北伐未成，反而引来金兵大举反击。秋高马肥之际，金兵铁骑不仅尽夺河南，还大举南进，直抵长江北岸。十二月，金王亲自到达建康对面的爪步山上，军鼓之声震天盖地，宋军各线溃退，南宋因此灭亡。爱国贼韩侂胄也因此被诏杀。
这种爱国贼现代也不乏其人——不过，跟他们前辈比，他们手笔小多了：顶多也就在爱国的名誉下收获一点蝇头微利。周作人在其《吃烈士》一文中对那些利用“五卅爱国”运动行一己之利的“爱国贼”有如此描写：“那些小吃者多不过时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者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干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现在那些“五毛党”就是这些爱国贼最典型的代表。
总而言之，所谓“爱国贼”，就是指那些“爱国”得像“贼”，把国家与利益结合在了一起的英雄豪杰。对这样的爱国贼，西方思想家有很形象的刻画——安卜罗斯·皮尔斯说：“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而乔治·肖伯纳则断言：“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说：“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倒是很多所谓“卖国贼”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关爱，不忍其在病痛中寿终正寝而对其病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譬如，在鲁迅笔下，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不过是一个“吃人”的场所在《灯下漫笔》中提更是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席的厨房。”鲁迅将将中国文明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在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民“至多不过是奴隶”，甚至还“下于奴隶”，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肥的封建专制暴君们，“‘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如此这般，可谓“骂”尽了中国。然而，鲁迅对国家的关怀就是以这种“骂”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为当他所关心的国家当时已病入膏肓，对这样一个“病人”，真正的爱不是无休止地对这病人唱赞歌，甚至连病态也称颂不已，所谓“红肿之处，艶如桃李;溃烂之时，美若乳酪”;而是反之，毫不客气地“指出病症，引起疗效”痛下针砭，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个连自己民族的苦难都不敢正视的人，遑论爱国?!也因此，虽然他一生都在骂中国的人和事，但死后，一张写有“民族魂”的大旗才会名正言顺地覆盖在他遗体上。
在中国“名”与“实”常常乖离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推背”才能得到真实——“爱国贼”和“卖国贼”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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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论坛
徐昕贺卫方：关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对话
作者：徐昕,贺卫方
来源：贺卫方教授博客
贺卫方按：2011年10月25日，徐昕教授和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讲座，主办者北京大学法学社的同学们整理了对话的文字稿，承《南方周末》好意，在2011年12月8日“大参考”版面上发表了这篇对话的严重压缩本，其中略有锋芒的话语都遭删除。也许报社确实有某些顾忌，不过近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份报纸过度的谨小慎微我已经多次领教，多篇文章包括约稿都发表不出来，奇怪的是它们却可以在其他报纸或刊物上发表。作为一个老作者，对此实在是有些无可奈何。在改革事业前景晦暗的时刻，希望南方报业集团的决策者能够表现出更强大的道德勇气和责任心，不辜负前辈报人所培育的南方系传统以及国人的殷殷期待。我昨天在微博上打油四句，但愿这是过甚其辞：
改革船已入险滩，
西红市算尽机关。
乌有乡猛如饿虎，
南方系噤若寒蝉。
这里是发表前的完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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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顶层设计的构思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每年讨论一个基本问题，2009年就司法改革的阶段提出“两波三元素”的观点，2010年讨论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2011年初步考虑讨论司法改革的议题设计和公众参与，也曾想讨论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一定要方向正确，才不会走偏。我先讲四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顶层设计
首先，不少民众对司法改革不满意，民间有相当悲观的气氛。有人说改革的动力丧失，改革的热情消失殆尽，甚至有人认为改革已死。
其次，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司法改革措施往往会出现冲突，包括改革措施之间相互冲突，局部与整体冲突。司法改革还可能会走偏，因此导致司法体制本身的缺陷固化，甚至可能会加剧，最终成为司法改革应当改革的对象。
再次，多年以来的司法改革比较细小，是一种技术性改革，很多人认为没有意义，我不赞成，而且这种技术性改革也有空间。为了不迷失方向，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就不可否认。
何谓改革的顶层设计
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许多人讨论这一话题，但法学界似乎没有讨论。这一概念源于大型工程领域的设计理念，后来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制定发展战略。对这一概念，我简单概括为四个字：顶层，整体——顶层优先，抓住核心，着眼高端，自上而下；整体关联，全域视野，系统建构，通盘设计。
根据顶层设计的思路，改革必须关注改革方向、改革路径和改革突破口。改革方向是法治与民主。改革路径，以前是由外围到中心、由地方到全国、由基层到中央。今后应更强调由顶层到终端、由国家到地方、由中央到基层的改革路向。
关于改革突破口，许多人认为顶层设计不可忽略政改。政改优先策略大致有四种：财税改革优先；保障言论结社权利优先；基层民主优先，包括推行党内民主；法治改革优先。可以同时推进，但无论如何，法治改革应优先考虑。
顶层设计方案：五对关系，五个保障
关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方案，我的考虑还很不成熟，提出供大家批评。我概括成五对关系，五个保障。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次一级的设计，两者之间相互联系。
一.司法改革的战略安排，解决司法改革与政改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1.法治改革优先，司法改革应作为政改的切入点优先突破。司法是关于纠纷解决的程序规则，在这个缺乏共识的时代，关于程序规则的共识相对容易达成。司法改革是法治改革的核心领域，如果司法机构能够有效运行，宪政框架基本上就具备了，如果能确立被广泛认同的司法体制及宪政体制，将有助于保障和推动民主及其他改革。司法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可以为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提供一种缓和机制。
2.谁来设计和组织改革？目前，中央政法委司法改革领导小组主导中国司法改革，不是特别合适，全国人大建立司法改革委员会，可能更为恰当。而且，司法改革委员会需要学者、律师等民间人士参与，民间人士至少应一半以上。司法改革的议题设计等公共事务，公众有权参与，可以吵架，可以骂人。
二.司法独立，正确处理司法与党政、地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司法与党的关系。
司法独立是基本的法治原则，司法应独立于任何机构和个人，独立裁判，法院应独立于上级法院，法官应独立于法院领导，幷为此提供组织和经费保障。
关于司法与党的关系，在现有体制下应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1.党不干预个案，这是一个原则。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2.改革政法委，中央政法委的职能纯化为党对司法政策的引导（政治领导），地方政法委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可以研究。3.改善党对司法的组织领导，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党组织对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干部的考察任免，改为有权推荐人选。4.削弱法院内部院长、庭长的权力。
三.司法审查，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
1.法院拥有更大的权利全面审查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可以设立宪法委员会，或者建立宪法法院。3.法院无需向人大报告工作。法院如何向人大负责？法律的制定源于民意，严格执行民意机构制定的法律，就是对民意机构的负责，服从民意代表机构的最好方式是不超越宪法法律权限实施法律，这样可以既坚持人大至上，又坚持法治原则。这样就用不着每年“两会”前，法院、检察院为了报告顺利通过而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做工作。
四.司法最终解决，正确处理司法与其他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
应确立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树立司法权威。因此，必须改革信访、上诉、再审制度；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保障判决执行；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使民众有更多可选择的机会。
五.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正确处理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机构内部的关系。
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主要包括：1.弱化幷严格限制侦查权，可建立司法令状制度；2.检察权回归政府代理人的定位，主要承担公诉职能；3.整合检察、纪委等机构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建立廉政公署；4.充分保障律师权。
法院内部关系的理顺，主要包括：1.上级法院可通过审级监督、人事任免建议影响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在司法警察、司法统计、案卷管理、信息技术利用等方面配合上级法院的工作，除此之外，上下级法院之间“没有关系”。2.最高法院的功能调整为司法政策引导，发展案例指导制，逐渐减少“准立法性”的司法解释。3.理顺同一法院的内部关系，削弱院长、庭长的权力，改革审委会，落实合议庭的合议，推广独任审判。
这是五对关系。为了解决问题，需要五个保障。
一.经费保障。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民国时期就是这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皆如此。
二.职业保障。应建立一套科学的司法官的选任、任命、升迁、惩戒的制度，司法官享有任期保障、人身安全保障、退休保障及职务行为豁免权。
三.公正保障。很多人会问，当下司法腐败非常严重，如果司法独立，会不会更乱？保障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都需要努力解决，不可因司法公正不足而因噎废食。当然，必须保障司法公正，主要应做到：1.抑制司法腐败；2.全方位促进司法公开，尤其是裁判文书公开，希望最高法院建设判例数据库，这一举措意义重大；3.完善国家赔偿制度；4.以对抗制为基础完善司法程序，对程序违法的处理更严厉。曾经有人问我，中国的（司法）腐败问题能不能解决？我说非常之难，但如果下定决心，也不是做不到。假设香港廉政公署在深圳开一个“分公司”，严格按照香港的规则来执行，深圳的腐败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四.民主保障。司法民主有若干种表现，特别是陪审制度。为通过民主增强司法的正当性，中国未来应该在此方面努力。对重大刑事案件（如可能判15年以上），被告可以诉诸陪审团审理。但应当建立真正的陪审制，而非形式。具体制度可以再设计，我有一套较为成形的方案。
五.弱者保障，即司法的可接近性。当下社会弱者越来越多，他们该如何有效地接近司法？国家应提供一些保障，主要包括：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推进策略：两步走，妥协的措施
推进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策略是分两步走，近期逐渐推进，设定相对现实和妥协的目标。五对关系、五个保障是远期理想，可以找到近期的现实目标。
例如，司法独立，要实现似乎很难。近期是否可以逐渐提升司法的独立性？应当可以，而且需要不断提升，特别是从内部独立做起。法院总是抱怨受到干涉，为什么还自己干涉自己？上级法院干涉下级法院，院长、庭长干涉法官办案，对案件干预最多的往往是法院领导。可否从法院内部开始提升司法的独立性？
关于经费保障，现在实行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司法经费或许暂时做不到，但是否可以试点，在一个省实行司法经费的统一保障？
关于司法职业保障，可以做的很多。比如，建立司法官转换制度，更多地从律师中选任司法官；司法官单独系列，与行政级别脱钩；司法官逐步实行高薪；司法官的升迁与时间挂钩等。
贺卫方：没什么比司法改革更具改良特色
学者总在忧国忧民，“知其不可而为之”。对20年来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学者所努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徐昕教授用这样五对关系和五个保障做了非常好的归纳，但我感觉不易实现，尽管有策略上的考量，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从技术性层面入手改革。
2009年12月份，蔡定剑教授还在世，一些学者组织开了个专题讨论会，叫“中国宪法的未来”，那次会上，蔡教授和与会者对司法改革的重要性表达了特别强烈的期盼。大家认为，政改的突破口在司法改革，没什么改革比司法改革更具改良的特色。
司法人员的专业化共同体
这些年里推出了一个措施，要提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选任的标准和素质，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让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人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达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天南海北的法律人，都分享同一套知识，甚至分享着同一套价值、同一套职业伦理。
日本的著名学者棚赖孝雄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司法制度，发现每种职业都有一种准据共同体，即他们特别注意和在意的评价人群。比方我带的学生很在意我的评价，同事之间的评论有时非常重要。在一所学校，如果一个人剽窃，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就会不一样，这种惩罚极其严厉。棚赖观察发现，日本法官最在意的是同行之间的评价。
这种同事评价会形成一种监督机制，但前提是选任标准一致。不能这拨法官是农民担任，那拨是中学教师，另一拨是转业军人，还有一拨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这不夸张，现在法院里仍是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家没有共同语言。
某些地方法院，转业军人出身的人提得特别快，很快就庭长、副院长了。过去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姚小红，被称为“三盲”院长，文盲、法盲加流氓。这个院长最初是给法院院长开车的，院长觉得这人不错，就提拔成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最后成为法院副院长。这种情况幷不少见，当然现在正逐渐减少。提高法官的素质，提高司法人员的学历背景乃是在技术层面上推进司法公正的措施之一。
这类措施的基本目标是要努力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司法只服从法律，不是所谓服务大局。三个至上客观上在分裂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在干扰影响共同体的形成。
改革程序制度，健全证据法
改善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逐渐提升司法的公正程度。要改变法官过于积极的角色，在法庭上，法官最好不要过分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当然更不允许上门揽案，借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导致司法应有的中立性丧失殆尽。
证据法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这体现在证据要由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而不是由法院去搜集。与之相适应，当事人要承担举证责任，为没有举证而导致的诉讼结果而负责。刑事诉讼里的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对质，辩护律师要有足够的空间对控方证人证言加以审查，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都是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不过，由于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方向难以达成共识，这类技术层面的改革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一些引发巨大关注的案件，例如杨佳案、李庄案第一季一审、邓玉娇案等都存在着司法机关公然阻挠证人出庭的问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性遭到压制，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运动式司法的严重回潮。
很多机构在干扰独立审判
还有上下级法院关系，这都是特别技术性的，跟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联。
现在司法到底能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温家宝总理说，到北京上访的事件中，大多数涉及到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公众对司法判决幷不满意。但这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吗？许多案件之所以不公平，恰是因外部干预导致的最后判决结果不纠正。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赵作海案。河南赵作海跟村民打架，村民打了他一拳，过两天那村民找不着了，后来人家盖房子，从地下挖出一尸体，没头，但能看出是一具男尸，人们怀疑这个尸体就是失踪的人，怀疑赵作海报复杀人。经过“突击审查”，赵作海交代了犯罪罪行，随后不断翻供，最后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十年后，那个号称被杀的人回来了，他在外面捡破烂，十年没回家。这才发现错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检察院、法院都认为这案子不能判，因为尸体是谁都没搞清楚。但公安局说补充侦查不出来什么了，必须要解决，后来商丘市政法委主持协调。政法委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说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但这是很恶性的犯罪，既杀人又碎尸，理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法院不能无视其中疑问，经“协调”，判个死缓吧。这些年来出现的很多冤案背后都有政法委无形的手。也正是因为这种名义上的决策者与实际上的决策者之间的分离，既淡化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责任心，增大的判决的随意性，同时也导致一些冤案揭露后却无法及时平反。聂树斌案就是一个典型。
现在多少案件不是法院自己做出的判决，而是许许多多其他机构在做判决？但板子打到法院身上，最后民众对法院也不信任了。现在苦口婆心告诉大家，要推进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正，但是民众有点不想听了，因为听起来太迂阔迁远，言不及义。
“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曾分析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司法追求的最重要目标是实现党追求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基于这个目标，司法过程也是对人民、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过程。教育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有财产，追求共产主义等。
为了实现教育功能，司法的严格程序主义就变得非常不重要。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有这种特色，比如同志审判会。我们的法庭叫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让人民参与司法。为了让人民理解司法，严格的程序主义、法言法语是不允许的。马锡五的方式，最典型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追求的目标。小河边、柳树下、炕头上，随时可以审理案件。
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幷未受民众重视
徐老师说司法改革能得到社会公众、官方的认可，理由是程序正义这种规范超越了文化或观念，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但恰好在这点上，我有点信心不足。传统文化、一般民众对程序正义的价值真看得那么重？
我在微博上经常对一些热点案件做些讨论，其中包括引发广泛关注的李昌奎案。我的看法是，李昌奎案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个判决是正当的，不立即执行就不公平。根据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应该执行死刑立即执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缓期两年执行，理由不充分，这个改判幷不适当。
尽管我主张废除死刑，但废死论是在立法角度，不是司法角度，不能从个案开始。这个法官说不判死刑，那个法官说必须判死，法律面前怎么人人平等？
不过，接下来，我的意见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我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尽管不足以说服人，但毕竟是二审终审制。司法过程不存在腐败情节，两家都穷得一塌糊涂，腐败不了。审判委员会做过研究，程序上也没多少值得指责的问题。所以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就从了吧，尊重这个终审判决，不要再去想把它推翻掉。
网友说：你脑袋被驴给踢了吧？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是有错误，但错误都必须纠正吗？制度能承担有错必究这种巨大的代价？要区别什么错误必须纠正，什么错误不需再去纠正的。比如当事人因为自己的过错，使得证据没在诉讼有效期内呈交给法院，过了一年，突然发现箱底有个借条，证明他本应胜诉，但他败诉了，法院应不应当重新受理？我想这是当事人的过错，不应再受理。
但在中国要推行这样的程序正义就很麻烦，老百姓要上北京，拦温总理的车，把事情闹大了，最后必须重新解决。
中国可能是程序正义的传统非常匮乏的国家，建立这种共识需要特别艰苦的努力。
公众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法律人认为程序正义非常重要，公众认为还是实体正义更重要。
在西方传统里，独立的司法制度建立在非常坚实的知识独立的基础上。古罗马人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法律知识系统，这跟古希腊的哲学影响也有关，但它超越了古希腊的玄思妙想式的哲学思考，把这套分析方法和理性精神引入到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提炼，最后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这套体系表现出的话语跟大众话语不一样，比方说种类物、特定物，比如说善意取得，无因管理，都是古罗马时代就创造出来的，这套专业话语跟民众日常话语和知识有明显距离。德尔图良与西塞罗两个律师在一块说话，他们用的一套话语跟公众不一样。
与此同时，在西方悠久传统中，法律职业者跟社会间的互动，对行政权力、立法权力的制约，尤其在限制国王行政权力方面，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独立的司法很重要，没有它，所有人都不安全，这已经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社会常识。
比如在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时，公众会出来说话。美国也如此。罗斯福总统要推行新政，最高法院老阻挠。但通常是5：4被否定，他想改组最高法院，解决这个问题。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罗斯福考虑把最高法院由9人变成15人，这样他就可以一下任命6个哥们，投票比例马上会为之一变。
改组最高法院是很危险的信号。美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九人的观点分别是什么，这九个人个个地位显赫，最高法院非常强有力。
结果议案刚提出来，罗斯福一下子就陷入整个社会的抨击漩涡。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说：总统指责我们工作效率低下，因而应增多法官，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尽管我们的年龄都不小。全美律师、法律人协会当然站出来抨击总统，有色人种权利协进会（ACLU）也站出来，最奇怪的是，全美制造业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谴责总统填充最高法院的做法。美国革命女儿会，第一代国父们的女性后裔的俱乐部，发表声明谴责罗斯福，报纸上更是充斥着对他的抨击。当时《罗斯福文集》刚刚出版，正好遇到这个风潮，书就卖不动。
在这个国家，司法独立变成整个公众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法律人自娱自乐。中国最高法院有400多个法官，又因为死刑复核制度加了很多，500多人的最高法院肯定不是特别重要的机构。
推动司法独立需要有更广泛的公众认知。推动更消极的司法模式时，法官消极，当事人就要活跃，但这光有律师还不行，当事人还得有个人主义的司法理念。当事人要知道，这是我的案件，我要负责让证人出庭，证据应该我来提交，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导致了失败，我应该承担结果，而不是国家来承担。
一般人还停留在把法院当父亲，认为国家有责任实现正义，有责任收集证据。这是观念方面的改变，幷不容易。
司法权在整体政治权利架构中的边缘化
整个政治权力架构中，司法仍非常边缘化。现在公安部门首长一般都比法院、检察院的地位高，最近有人说为了提高法院、检察院的地位，尤其法院的地位，建议全国各级法院的院长进党委常委。从党的序列来说是提高了，但这是不是走偏了？你眼睛斜，到医院去，医生说要从脖子这都砍下来，这是杀头治斜眼。为了取得司法独立，进入党的序列，但党委成员必须遵守党的一盘棋。这是南辕北辙。
权力架构不只是法院院长的政治地位问题，还包括徐老师提到的取消政法委的问题。其实早在1988年到1989年，就准备取消政法委了。陈有西律师告诉我，他当时就在浙江省政法委，说浙江政法委率先取消，但还保留一个政法领导小组，人少多了，50多人变成20多人。可惜后来这个过程终结了。
真要反思党和法律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应看到：法院真正独立后，社会秩序就好了，官场也清廉了，人民有冤屈也能得到解决，就不上访了。执政党治下，反而获得了更好的社会秩序。这对执政党是好事。
事实上现在权力在扩张，律师事务所建党组织，律协也要设党委，党的权力在不断扩张。我是党员，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党的权力无所不在，对社会全方位管理和控制的同时，也把社会中所有过错都承担在你身上。
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说，我们要重申党政分开的问题。我觉得温总理看到问题所在，相信下一步这个问题可能慢慢解决。
徐昕：“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近年来法律人的确出现了严重分裂。不过，似乎已到底线，反弹到了。李庄案第二季，无数人自发关注此案，发表评论，期望实现公正。2011年4月22号，重庆检方撤诉，这是中国法制史应当记住的日子。透过这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虽然看到中国法治诸多令人悲伤处，但也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微光。
中国司法改革的成绩，是法律人的理念已有所转变。许多法律人拥有符合司法规律的现代司法理念。最高法院不断强调“调解优先”，但许多法官甚至法院院长都有所抵触，指出这一司法政策是不对的，应当“调判结合”，“能调则调，当判就判”。
问题的确存在，我将中国司法概括为“行政型司法”，法院几乎可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不重要的部门。但某些方面还是有进步。我判断，中国司法改革已迈过决定方向的十字路口，有时走两步退几步，但前行的大方向是既定的。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民众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将中国拉回人治的轨道，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
不仅大方向已定，司法改革部门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技术层面确实有所进展。例如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司法公开的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铁路司法改革的前行等。但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司法的独立性更弱，更强调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民主化、大众化。正是由于关键的问题在倒退，导致技术性改进难于奏效。不过，还是要看到细微的进步，这些进步累积起来，未来有一天可能会发挥作用。
司法改革往往是各机构争权博弈的过程，各机构都喜欢争权，认为权力越多越舒服，其实权力多了，也可能像吃饭多了，会撑死人。若能把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当好，检察机关的权力其实已经非常大。
刚刚提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比如，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既然称为“人民牌”司法，也不妨如此使用，幷将其解释为公正、效率、权威、独立的司法。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提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理，可不可以设想，只要有利于促进民众接近司法和正义，有利于保障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凡是“好”的法律制度，就可以是社会主义法治，而社会主义法治也应当是“好”的制度。
马克思不会拿棒子打我，马克思一定会支持我。比如，马克思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他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回到真正的马克思。
贺老师提到司法独立的好处。这需要向党解释，如果能接受，逐步推进司法独立，将有利于党的领导。当下中国，没有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整个社会缺乏规则，“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任何问题都可能与“维稳”相关，都可能到最高领导那里，领导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需要分担，要有一个机构协助解决纠纷，这个机构必须公正、中立、权威、公信，因而也必须独立。倘若有这样的司法机构，无疑会为党为忧解难，有利于党的领导。相信这一逻辑能慢慢地为官方理解，未来逐渐推行还是有机会。
当技术性改革走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撞墙。但有很多改革其实可以暂时不撞墙，离墙有一点距离。举个例子，审判委员会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但审委会改革为什么长期无法推动，一个重要原因是误认为审委会组成人员主要是法院党组成员，动了审委会就是动了法院党组的奶酪。其实审委会与法院党组、党的领导没关系，完全可以动。
该制度的近期改革，我的方案是审委会的专业化和顾问化，审委会分为民事、刑事、行政等专业委员会，审委会的决定只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法官为案件把脉，提供意见，但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案件仍由合议庭独立裁决。
改革的空间还非常大，这是技术性改革可以逐渐往前走的基础。不断积累，至少可为未来更深层的改革提供充分的基础。
（所有文字由北大法学社初次整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绑架
作者：木然
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把中国定位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人把中国定位权贵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很坏的主义，不是好的主义，也没有走向好的主义的迹象。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国结一致向前看的主导思想推动下，国人达到空前的团结，幷在两个方面取得基本共识，这也如邓小平所概括，第一要是经济发展，第二是政治民主，幷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口号。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就是吸取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对专制。专制既不能带动经济发展，也让政治失去活力。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用限任制代替终身制。但二者的发展都同样带来了问题，经济发展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政治发展滞后，不适应经济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两个怪胎，一个怪胎是社会各阶层自我繁殖，另一个怪胎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这两个怪胎都严重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绑架了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阶层自我繁殖使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所有社会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这是好事。好事中有坏事，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富二代自我繁殖，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穷二代自我繁殖，穷二代、穷三代、穷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把中国定位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人把中国定位权贵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很坏的主义，不是好的主义，也没有走向好的主义的迹象。坏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形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人是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后，又大规模进军政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官员。第二部分人是先当官后经商，他们利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进入商场自然有天然的权力优势和权力资源。第三部分人就是权与钱结合，用权换钱或用钱换权，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受益者。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与权力，绑架立法权，使法律、法规、政策为他们服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国家立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同时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绑架行政，使行政执法形同虚设，或者执法对他们网开一面。绑架司法，干涉司法立，使司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使公平正义的底线全面崩塌。绑架新闻，使新闻媒体成为他们的吹鼓手、代言人。
第三，既得观念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既得观念与既得利益有关，是既得利益的观念表达。但还有一部分人非常特殊，他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的失去者，却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一致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没有既得利益的既得观念集团。这部分人以中国的左派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念来自于毛泽东，主体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使他们失去了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他们不赞成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进行鞭挞，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失落的世界。他们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一样的诉求，那就是拒绝改革，拒绝政治民主化、拒绝人类的普世价值，甚至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的人视为汉奸。最为吊诡的是，既得观念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在价值观上携手共进，在实际上行动上又坚决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视他们为敌人。
第四，知识分子用观念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为其鼓与呼，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本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传播知识，讲专业的基本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幷没有持知识分子立场，在价值观争论的大潮中持非理性立场。他们或有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有斯德哥尔摩症，或者有躁狂症或者有求新癖或者有超越癖。非理性战胜了理智，超越了理性的限度，不自觉地把某种价值观推向极致，把情绪推向极端，把非理性偏见当成真理，破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比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模式论、重庆模式论、广东模式论，这些所谓的模式至多是中国改革进行中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模式还基本谈不上。一些知识分子却把这种探索固定化、模式化。还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改革不能总提，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政治体制已经过河。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宪政民主化，至于改革的方式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被绑架，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改革已经不再是不改等死，改革找死的老问题，而是增加了改革或是革命的新问题，何况中国本来就有穷人活不下去就革命的老传统。告别革命，继续改革，明确方向，这又成了国人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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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火：党权大于国威的虚弱政府
今天的中国，已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经过改革开放一举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超过日本的泱泱大国，反而在外交上显得无比懦弱，不堪一提。这些年来，不但日本军舰非常嚣张地驱赶在钓鱼岛附近捕鱼的中国渔船，而且连南海诸国如越南、菲律宾、印尼这样的小国也敢大胆出动军舰肆意袭扰中国的渔船。最近的一次是11月7日，日本巡逻艇又逮捕中国渔船船长，连同10名船员被移送长崎。中国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都情绪稳定地保持着沉默，而外交部发言人照例是软绵绵地说了几句“希望”和“不满”就草草收场。
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钓鱼岛海域用跳海示威的行动宣示主权、不幸遇溺身亡。中国外交部也是不痛不痒地表示“不满”。
2005年9月21日，印尼军舰突然向中国渔船开火，导致中方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按照印尼官方的说辞是，“一艘印尼军舰由于怀疑一列中国渔船队非法捕鱼”。一个怀疑，就可以开枪杀人？1998年印尼杀死数千华人，外交部顾左右而言他地表示“督促东盟区域避免矛盾激化”。结果呢？很明显后来一点也没有结果。
2009年2月19日，俄舰在海参崴对中国“新星”号货船扫射数小时后致其沉没。俄媒披露俄舰重机枪曾狂射500发弹药。中国货船船主次日发表抗议声明，而中国外交部仅是“要求俄罗斯彻查”之后就一直保持着可耻的沉默。
2009年4月28日，菲律宾当局也以“非法捕鱼”为由逮捕了4名中国渔民，幷声称将以违反菲《渔业法》的名义提起刑事起诉和行政起诉。事实上是菲律宾为抢占南海岛屿而故意驱赶在南海那片传统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而中国外交部仍是发表了一声口头关注就了事。
2011年10月18日，一艘中国渔船在南沙礼乐滩附近海域正常作业时又遭到菲律宾军舰袭扰，其螺旋桨缠绕住中国渔船拖曳25艘无人小艇的缆绳，致使中国渔船失去了对小艇的控制。
2011年7月10日，越南战舰追赶中国渔船 登船后竟要渔民下跪。此举激起中国网民的一片义愤。
更令人激愤的是，2011年10月5日上午，九名泰国军人在湄公河上拦截幷追赶两艘中国货船，这批军人登上中国货船后，逐一杀死全部中国船员。两天之后，在泰国清盛港附近的当地渔民连续捞起十二具中国船员的浮尸，死状甚惨，不只是被蒙眼、封嘴、割舌头、挖眼、拧断脖子，许多船员都被打断了手和脚，其中“华平号”船长黄勇的双手还被铐上手铐，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中国外交部却仍然是轻描淡写地发出几点“关注”和“要求”。而在当天央视的新闻联播中，刻意整天报道泰国洪灾，却不报道中国船员命丧泰国。
而且中国政府和外交部的每次应付式的发言都给外部以立场含混不清的印象。比如，既然钓鱼岛是“固有的领土”，哪个国家会接受由外国军队长期实际控制？而在南海的“固有的领土”上，南沙20多个岛屿中，现在由中国有效控制的仅有3个。
……
从上述周边国家，尤其是这次泰国军人肆无忌惮地虐杀老实巴交的中国船员这种行径来看，他们完全没有把中国人的生命当一回事，当然确定的也是，没有把中国这个所谓崛起的大国当一回事。中国虽然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连自己的国民都无法保护，拿着虚伪的“世界第二”又有何尊严可言？最可笑的是，菲律宾处理香港旅客被劫持事件失败，导致国人死亡，至今没有道歉，但上次菲律宾总统来中国却享尽贵宾待遇，获得几百亿贸易大单，结果菲总统一回国就准备用这大钱来升级和购买军事装备对抗中国，这简直是用中国人的钞票狠扇中共自己的耳光。
中共政府现在只把金钱奉为上帝。以为什么都可以用撒钱的办法搞定主权之争，事实上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根本不吃中共这一套，他们已经越来越不把中国的主权放在眼里，把中国人的生命视同儿戏。于是中国在这些蕞尔小国眼中，如同一具全无血性，仅有满身铜臭味的虚胖之壳。从这一点来看，与即将驾崩的大清王朝在海外华人遭遇伤害时所展现出来的大国风范相比，实在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在弗兰西斯科？马德罗的领导下，占领托雷翁城，大肆屠杀和洗劫那里的中国商户，造成300 多名华人当场被杀死，酿成震惊世界的流血惨案。但这场惨案，与印度尼西亚排华的惨案相比，与柬埔寨红色高棉屠杀几十万华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在1911年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这样一个被西方列强轮番欺凌的中央帝国，却采取了与现今中共一党专制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截然不同的如下方式：
事发之后，清政府马上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幷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幷立即电令正在北大西洋海域游弋的重巡洋舰“海圻”号，向排华最严重的几个拉美国家立即进发。同时，大清帝国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先生正式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设法保护华侨幷给予经济赔偿。幷要求墨西哥政府赔偿3000万墨西哥银元。
8月中旬，巡洋舰“海圻”号首先驶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总统被迫拜谒舰长，签订讨好华侨的城下之盟，在“海圻”号停泊古巴的几天里，清政府向墨西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给出一个满意的说法，美国也表态支持。墨西哥政府在大清战舰大兵压境的威慑面前不得不就排华事件正式向清政府赔礼道歉，偿付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缉捕暴民。于此，清政府才下令撤回“海圻”号。
都说清政府腐败无能，也许以清王朝当时的虚弱国力，如果真在大洋的那一边开起仗来，说不定还真无绝对胜算的把握，但就凭“老佛爷”敢于展示这样一种国家尊严的勇气，也令外人不由颤抖和尊重。然而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中共政府已经没有勇气和骨气来展示那一身虽虚胖却全无肌肉的外表，更完全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应有尊严和维护领土完整的精神。
如果对比美国政府，用网友的精辟总结就是，“美国政府是任何国家都敢得罪，就是不敢得罪美国人民；而中国政府则是宁愿牺牲本国人民也不敢得罪任何国家，可就是敢得罪自己的国人。”
来源：议报
张辉：从公民到现代公民
内容简介：公民社会的政治幷非由传统的职业政治家来垄断专行，而是由全体公民一起分担。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政治的主体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职业政治家；一个公民仅仅有权利和义务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权力和责任。
什么叫公民？按照大家公认的定义来说，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但是，这仅仅是传统理论对公民的定义，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对公民的这一定义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不足以界定现代公民，因为传统的民主社会已经开始向公民社会跨越。
公民社会是什么？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在此前发展成果的总和。以宪法约束政治，用政治建设法治，以法治寻求公正，为公正捍卫民主，以民主保障权利，由权利抵达自由，这就是从宪政到自由之间的脉络，这样的脉络就是公民社会的脉络。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总和，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点，以自治和开放为要点，建设多元化社会。
在公民社会时代，统治的概念将淡化，治理的概念将成为主流。公民社会的政治幷非由传统的职业政治家来垄断专行，而是由全体公民一起分享，政治家参与其中，合力治理。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政治的主体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职业政治家，正缘于此，一个公民仅仅有权利和义务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权力和责任。那么，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将由四大元素构成：权利、义务、权力、责任。以下谈谈现代公民的四大元素及其相互关系。
一、权利
权利，首先是指自然权利，然后才是社会权利。自然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幷不由法律或信仰来赋予，它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是理论上存在的权利。自然权利是自然生物所共有的、任何个体都可对蒂属对象或其它物种或社会所要求的重要利益。但是，人不可能是一种彻底孤立的物种，他不仅要在自然世界遵循自然法则，也要在人类社会遵循包括法律和道德在内的各种行为规则，然后才能持续生存，所以自然权利最终都要通过社会权利来实现。
社会权利主要是法律规范赋予的，也有些是道德规范赋予的，所以“权利”一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与“义务”相对应，是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人权概念的核心词，法律规范的关键词。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如果说某个人具有某项权利，就是说法律许可他获得某项收益。比如法律规定你可以竞选议员，或者国家元首，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相应的努力获得这份职业，以及它带来的各种利益。
人是什么？人当然首先是自然人。自然人来源于自然，是老天爷用泥土造就的。就人的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来说，人的存在表现在攫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人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但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这就确定了人必须要接受自然法则和各种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人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这样一来，人就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必须把自由切割开来，分成权利和义务，通过义务的付出，以求得合情、合理、合法权利之实现。
二、义务
什么是义务？一般说来，法学上的义务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说某人享有或拥有某种利益、主张、资格、权力或自由，是说别人对其享有或拥有之物负有不得侵夺、不得妨碍的义务。若无人承担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权利便没有意义。故一项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让别人承担和履行相应义务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如果说权利表示的是以“要求”、“获取”或“做”为表现形式的“得”，那么义务所表示的就是相应的以“提供”、“让与”或“不做”为表现形式的“予”。
权利是原生概念，义务是次生概念。就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关系而言，权利是义务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利，却被迫承担诸多义务，这好不合乎情、理、法。当然，这里的法，讲的是自然法。任何人如果没有享受公民权利的机会，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质疑所承担义务的合法性。比如交税就是义务，交税的本质是人们将部分财产权让渡给国家和社会，但这种让渡幷不等于对这部分财产权的彻底放弃，所以人们必须有投票权，有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这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没有这种对等，就等于人们的财产被掠夺，就等于人们被奴役了。因为享受权利才应该去承担相应的义务，而承担义务也只是为了享受权利，这是人性决定的。如果人们承担着对国家和他人的义务，而不能享受权利，那不是公民，而是奴隶。当然，这种奴隶有时候被称为老百姓，有时候被称为人民，有时候被称为屁民。
人不能孤立地存在，他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互之间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按维系方式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按社会领域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而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都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正是人类全部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的本性中有双重特质，一重特质叫“为我性”，另一重特质叫“为他性”；为我性是原生概念，为他性是次生概念，为他性的根源在于为我性。人权的全部内容无外乎人们对自由的需要，公民权利是人权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延伸。当“人”延伸为“公民”，为我性就延伸成了权利，为他性就延伸成了义务。就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权利是最终目的，义务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公民首先是自然人，他们是一些以“我”为特征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我”，才与众多的“他”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这样的自然人偏离了“我”，是变相的奴隶；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这样的自然人无视“他”的尊严，是变相的奴隶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利和义务是密切相联的。任何权利的实现总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例如根据合同法规定，成立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幷承担义务。
人组成社会，就是为了利益交换。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人一方面应该进行一定的价值付出，另一方面又应该得到一定的价值回报。权利：就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义务：就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法律上应尽的义务主要是刚性的付出，其背后是政府强力所支撑；道德上应尽的义务主要是柔性的付出，其背后是舆论说教所支撑。有付出有回报，有权利有义务，这是从自然法则中演变出 来的社会法则。从权利前设推导相应的义务，再从义务回归到权利，这是现代权利话语的一般逻辑。当然，人们得到的回报和付出往往幷不匹配，这是另一个问题。
三、权力
公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些给政府，形成了公权。这时，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权之间必须形成一种契约，相互之间界限分明，权利和义务明确，大家都遵守这样的契约做事情，以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这个就是法治。在法治的框架内，公权力以政府立场行使职权，以政府的形式服务于公民，但是为了维护法治的严肃性，公权力还经常依照法治的原则剥夺部分人的部分公民权，比如囚犯。公民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政府，形成公权，留给自己的公民权利如果不能正确地行使和享受，一旦超越了法治的框架，还要被公权继续合法地剥夺。
做为自然人的公民，他们把自己的自由分割成权利和义务，以形成社会，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权利。但是这还不够，公民还必须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些给政府，以形成公权力，幷且他们还要公权承担必要的责任，以确保自己承担义务后必然能享受相应的权利。公民愿意接受公权力的约束，同时也有资格和能力来制约公权力。在现代文明中，公权力只能来源于公民权利的合法出让，公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些给集体和政府，才能形成公共权力。政府的权力和集体的权力，统称公共权力。是不是说，人民之个体就只能有权利而不能有权力了呢？非也，人民之个体也应该具有权力。单纯的权利约束不了公共权力，单纯的义务也约束不了公共权力，甚至也不是权利和义务的组合，它们约束不了公共权力。能够约束公共权力的只能是公民的权力。
公民权利在让渡之后可以形成公共权力，这本身就说明公民权利之中必然包含着一种权力，就是公民权力。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如果公民没有权力，他就不能约束公权力，如果公民不能制约公权力，那么公权力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假定公民权利中不包含公民权力，那么公民权利就是假定的权利，它就不是天赋人权，而只是统治者赐予的人权。小鸟们仅仅有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权利幷不够，因为猎人的枪口在寻觅它的身影，小鸟们要想持续地自由飞翔，它就必须有制衡猎人的权力。如果小鸟们没有制衡猎人的权力，那么它飞翔的权利幷不是安全的权利，而且它落地归巢的时候也可能面临着暴力折迁。赐予的东西可以随时被赐予者夺走，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又译为“人民主权”或“一切权力属人民”，是“天赋人权”在理论上的延伸，其理论要点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来自广大人民的同意，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如果变成损害人民利益以保障自己权利的政府，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应服从人民意志，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独立宣言》以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理论为基础，又指出：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来改变或推翻它。这里讲的就不仅仅是人民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力。
长期以来，公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中国人民的人权被统治者非法剥夺了太多，他们只能长期做一个“草民”、“螺丝钉”、或者“老百姓”，时至今日，公民意识虽然在中国社会逐渐成长，但确实有待更多培养和推广。公民意识的培养当然包括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培养，但是幷不仅仅如此，公民意识的培养还应该包括公民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人们连自己的权利都谈不上，就难以谈到自己的权力了，所以在当下社会现实中，人们谈到的更多是公民权利，而非公民权力。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曾经在1952年至1956年给农民发放过为期四年的“土地权利”，这期间，土地归农民所有，发放过土地权证。如果你以为这样一来中国农民真的就有了土地权利了，那就错了。因为中共把持了一切权力，中国农民根本没有权力可言，所以他们的“土地权利”是一种没有权力做支撑的权利，是一种浮在表面的虚假权利。果不其然，这样的虚假权利很快就被一场所谓的“合作化”和“大跃进”吞噬了，随着“合作化”和“大跃进”的深入，中国的农民们连锅碗瓢盆都失去了，连生命都被饥荒夺去了。这就是只有虚假公民权利而没有实际公民权力的严重后果。
公共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同时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只有在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权力才有利于保障私权力的实现幷促进社会的进步。公民权力是一种支配的力量，它是一种对公权力进行制衡的基础力量，是整个权力制衡的基础所在。当然，它不仅是一种制衡的力量，也是一种合理反抗公权力的力量，比如，持枪的权利中就包含着反抗的权力，这就是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如果制衡理论只是公权力的相互制衡，这是不全面的。看民主制度不能只看其毛，而无视其皮。通常看来，选举权和罢免权都是公民权利，但是选举权中也有任命的权力，罢免权中也有权力，这就说明，权利和权力应该是相通的。如果把权利和权力断然隔开，那么权利和权力都会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
四、责任
人类要想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就得组成社会，而社会需要秩序，它不能在无政府状态下运行，于是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奠定了。权力是人们加诸他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通过道德的或者法律的强迫使得人们对他人负起责任。比如，官员要对选民负起责任，丈夫要对妻子负起责任，父亲要对孩子负起责任，等等，反过来也一样。公民是有权利和义务的，当公民权利包含着权力的时候，公民权利就是完整的权利，当公民义务包含着责任的时候，公民义务才是完整的义务。何谓公民责任？如果实现公民权利的时候是被动地承担公民义务，这个义务就表现为一种外来的负担，如果实现公民权利的时候是主动地承担公民义务，这个义务就表现为公民责任。当公民主动地、愉悦地面对他应有义务的时候，义务将以责任的面目表现出来，形成这个社会中高尚的一格风景。
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责任也是存在的，凡是存在责任的地方，也必然有权力的影子，而权力与责任的相互匹配正是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所在。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如果享有充分的权力却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种权力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肩负诸多责任却没有相应的权力，那么责任就难以承担起来，这时候，人或者政党都会浮躁不安。比如一个家庭中，如果丈夫横行霸道、权力无边，又不能负起家庭责任，而妻子却连愁眉以对的表情都不敢流露，那么双方就会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社会也是这样，执政者自以为可以代表一切，而民众只能道路以目，那么社会就会分裂，就会离心离德，就会同床异梦。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浮躁不安？为什么众人缺少责任心？就是因为政治被垄断了，而众人缺少必要的权力。
当你肩负权力的时候，责任就是你的。因为责任和权力是相互匹配的，所以人们在争取人权的时候，也应该负起责任来。如果不能负起责任来，人权就会在触手可及的一瞬间远离我们而去。当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时候，我们做为一个公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要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权利，同时，我们也要为别人争取权利。当今中国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仅为自己争取权利，也在努力为别人争取权利，他们把改善中国人权状态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们是人权捍卫者，他们是维权人士。
责任是把该做的事情看做分内的事情，是主动承担的使命，因而有责任也能担当责任的人更容易获得自由，因为他比一般人少了一份被动性。负责任的人在自身的自由中行动，除了他的言行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强迫他，这就是他自由的证据。责任体现了一个人的心态、态度、原则、作风、风格、习惯、思想；责任体现了一个人的心智、格局和胸怀；体现着一个人的使命、生活空间和追求；责任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是一个人对待人生和生命环境的态度；责任就是担当，就是付出，但是担当却不沉重，付出却有回报，这是责任者的幸福。
人性有两重性，为我性和为他性。一个人的幸福最终要归结到为我性，一个人的尊严最终要归结到为他性。做为一个公民也是类似，最终的幸福要归结到权利，最终的尊严要归结到责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现在没有跟上潮流，幷不等于我们永远跟不上潮流。像动物一样的幸福感也许来得幷不困难，但是如果有尊严而又幸福，这可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这种努力就是做一个负责的公民。
幸福是生活的目的，责任是文明的基石。为了我们个人更幸福，为了我们的儿孙更快乐，为了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责任。改变中国其实不难，实行宪政其实也不难，难的是我们要学会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在实施宪政，我们应该坚信这个。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用这些责任去充实自己的人生，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为了实现这样的人生，就需要努力做一个负责的公民。
五、后记
中国的象形字细细体味起来，很有意思。权利，利是利益的利；权力，力是力量的力，两个字的细微区别就把两个词语的区别摆了出来。权利(right)的实体是公民，对应的是义务；而权力(power)的实体是职位，对应的是责任。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如果说权利和义务的一体化构成了公民，那么也可以说，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一体化构成了现代公民。一个现代公民，不仅应该具备权利和义务的双重要素，还应该具备权力和责任的双重要素。当一个现代公民具备了权力和责任的时候，他面对个人，面对世界，就不会说“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现代公民。
人类的政治生活应该包含充分的责任伦理，这是确定无疑的，进而，任何改善社会的事业都应该包含责任伦理，这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中国社会经过特权集团苦心孤诣的经营，社会是越来越苦了，问题诸多，乏善可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需要大量的、愿意投身社会事业的人把改善这个社会的责任承担起来。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站在个人自由的立场上进行辩白，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把责任抛到大西洋里，那至少是不值得推崇的。什么是犬儒？这有各种解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逃避责任才是真正的犬儒。
在现代社会，正义最基本的内容是，权利和义务分配不是任意的，权力和责任的担当也不是任意的，它们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但是任何规范和标准都不能否定普通公民的权力和责任，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认可某些人的永久领导权和代表权。其实世界上从来不缺骗子，问题只在于骗子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舞台，有多少人会被他们骗来骗去。术士玩完，但江湖还在；昨天的大师刚刚倒下，明天的大师就会异峰突起。公民形成社会，才能叫公民社会，而现代公民正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基础。权利、义务、权力、责任，只有把这四样东西归还给最普通的人，他们才能成为现代公民，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徐友渔：谁反对启蒙，为什么需要启蒙？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中国时，他在西安问一个小女孩是否知道美国总统是干什么的，女孩说是管美国人的，真是稚童吐真言。克林顿告诉那个女孩，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这时他无疑是在从事极为必要的启蒙。同样，当全国的媒体和万千网友同声批驳某位地方官员的言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也是在启蒙。
许纪霖教授最近出版了新着《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不过是要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和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用常识取代教条，从“整体意志”和“历史必然性”中拯救出人性。
许纪霖教授最近出版了新着《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这是《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中的一种。该基金会丛书编辑小组在此书的编后记中说：“时至今日，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历史的抉择，是固步自封、放大中国特殊论，还是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回归人类主流文明，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大问题。”这话一点没有夸大，中国今天确实处在发展变革的十字路口，此书是一部可以引起思考与争论的著作。
纪霖教授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专长，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密切而灵敏的观察，他在书中对中国近年来反西方主义的泛滥，对摩罗立场转变的深层次分析，对近十年国家主义思潮的出现，都有中肯和精到的论述，为我所熟悉，也为知识界称道。不过，为繁荣和发展学术思想计，我不打算发表我的赞同、支持意见，只想谈谈个别不同看法，以及我认为本书应该涉及但没有谈到的两个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值得重视的，纪霖教授认为有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似的启蒙运动，他称之为新启蒙运动，但各种启蒙观点只具有“态度的统一性”，整个启蒙内部充满了矛盾，启蒙的诸种价值之间存在冲突，这隐含和预示了分化，到了九十年代，分化开始明显，于是出现了反思启蒙和反对启蒙。
我认为，这个论断不正确，没有经验事实根据。
九十年代发表反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幷不是在八十年代主张启蒙的人物，他们的反启蒙观点幷不是因为强调、突出启蒙的某一个侧面而反对另外的侧面而来。让我们考察一下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和人物。
张颐武在1995年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他断言，到了九十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崩解”，“八十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逝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
张宽在1996年说：“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
汪辉在1997年揭露新启蒙在根本上具有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常常不再诉诸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直接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的灵感，它把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欲求的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以上三位，由于年龄和资历的原因，在八十年代还不曾就公共思想文化问题发言，谈不上是新启蒙人物。他们在九十年代发表反对启蒙的观点，与八十年代启蒙的任何派别都没有关系，不是由启蒙内部演化而来。众所周知，张颐武被称为“张后主”，鼓吹的是后现代主义；张宽倾心介绍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而汪辉的理论框架是西方的新左派理论，这些理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兴起时还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
再看两位年长而著名的学者。
杜维明在1990年提出要“化解启蒙心态”，他说：“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启蒙心态的弊端有目共睹。我们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来进行启蒙的补课，还得从根源处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启蒙心态（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一切生灵所带来的危机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来化解。”请注意，杜维明即使在说上面这些话时，也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传人，既是启蒙的受惠者又是启蒙的批判者。他的立场准确说来不是反对启蒙而是反思启蒙，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扮演的角色是鼓吹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启蒙，他在九十年代反思启蒙的观点绝非由八十年代的启蒙演化而来。
王元化在1999年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杜维明的立场相同。我们知道，王元化先生在八十年代担任《新启蒙》丛书主编，可谓新启蒙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有所转变也不是启蒙思想自身的发展。他明确地表示过，他的思想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受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和反激进主义的影响，二是在审读朱学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博士论文时受其启发，开始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学说。
纪霖教授有一个关于八十年代统一的启蒙阵营由于内在学理上的原因在九十年代产生分化的理论模式，他把知识界发生在九十年代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争论往里面填，但任何人如果对这些事件稍有了解和分析，就会发现它们的性质与纪霖教授的论断幷无关系。显然，纪霖教授对这些事件作了过分和一厢情愿的解读。
他说，思想界的断裂通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分化完成。1990-1992年为第一阶段，主要论争是在《学人》上关于学术规范的争论，以及《二十一世纪》上关于激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两场争论没有涉及启蒙，争论双方没有发表反思、反对启蒙或捍卫启蒙的言论。第二阶段开始于1994年，发生了关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纪霖教授介绍这场争论的背景说：“市场经济本来是八十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市场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我不同意这个解释，更重要的是，即使它正确，事实上这场争论也无关启蒙本身。第三阶段是始于1997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启蒙倒是十来个话题中比较不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争论的参与者是九十年代的新人，涉及启蒙话题时分歧在于对过往思想的评判，而不是原来的启蒙人物对自己立场的捍卫或者修正。
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图景与八十年代大为不同，在舞台上活动的角色也多有改变，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不是学术、文化、思想的自然演进，而是八十年代末一场惊天动地的震撼带来的结果。那场政治、社会震撼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的余震是在反对“全盘西化”口号下进行的对启蒙的全面清算。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同时发生的是西方各种反启蒙思潮登陆抢滩。纪霖教授在书中也提了一句：“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对启蒙的反思以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但在具体分析中，国家意志的无比威力和西方思潮的挪用这两个重要因素却完全缺位。对于自诩为“批判知识分子”的人来说，国家意志是令人尴尬、需要躲避的话题，对于鼓吹“中国特性”、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来说，拾西方理论牙慧是需要掩盖的。纪霖教授在分析九十年代的反启蒙时不谈这两点，是目盲还是心软？其实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在分析今日国家主义的兴起时，这两个因素依然是至关重要、显而易见，但同样被纪霖教授忽视了。我认为，对这两种思潮（以及其他思潮）的出现，解释的基本点应该是中国的现实——经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状况（包括国外思想的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以及现实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牵强附会、曲里拐弯、晦涩难懂的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自我展开与运行。
纪霖教授在书中说，在今日中国，有三股思潮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构启蒙思潮。第一是国家主义，第二是古典主义，第三是多元现代性。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尤其是其中的古典主义，我认为纪霖教授是过分看重了。已经有一些论者指出，对施特劳斯古典主义的鼓噪具有装神弄鬼、在小圈子里秘传的性质，既无意义，也不可虑。当然这一点是见仁见智，我不强求纪霖教授。
但是，纪霖教授完全没有论及林毓生——王元化——朱学勤这条从自由主义路数出发的反启蒙路线，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可以不同意我以下的分析，但不应该忽视它的影响和对启蒙的内在威胁。
纪霖教授把捍卫启蒙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身上，他建议（我认为他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都不是很准）自由主义应该：一、发展自己的国家理论；二、有自己的伦理学说；三、有自己的文化哲学。我同意，当今中国坚持和捍卫启蒙的主体是自由主义（现今主张启蒙的要么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要么与之相近），可以想见，如果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批评或反对启蒙，那可能是对启蒙最具有杀伤力的，甚至可能挑起这样的问题：真正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应该支持启蒙，还是应该否定启蒙？
林毓生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没有使用反对启蒙的表述，但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认为“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他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思想传统称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显然，这与反启蒙没有多大差别。
王元化虽然只是主张需要克服的是启蒙心态，仍需继承启蒙任务，但八十年代的启蒙标杆性人物大谈启蒙的毛病，自然被广泛地看成是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重要转向。
朱学勤的思路是从否定“文革”到否定“五四”及其启蒙。他认为，毛泽东是“五四青年”，“毛泽东幷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我认为，今天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里面来。”
我认为，虽然论证起来会比较费力，但以上思路对启蒙的非难是可以应对的（很遗憾不能在这里进行），但有两点考虑可以使我们不必为启蒙的生命忧虑。
第一，自由主义的反启蒙思路不会被那些真正敌视启蒙的人利用，因为利用这个思路意味着认可它的自由主义前提。第二，我们早已抛弃了把理论视为“钢铁般铸成的一个整体”这种陈旧观点，反启蒙观点的存在幷不会导致自由主义的毁灭。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启蒙观，如杜维明在“化解启蒙心态”中一开始就说的那样，承认幷高度评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的价值，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事实上，在中国自由主义内部，对启蒙的不同态度没有成为追求以上价值的障碍。
在书中，纪霖教授批驳了反启蒙的思潮，为自由主义开出了使启蒙起死回生的药方，但他没有阐明在今日中国仍然需要启蒙的理由。我认为坚持和弘扬启蒙在今日中国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以下不是论证，而是十分简要的重申，当然是卑之无甚高论。
首先，“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需要启蒙的理由仍然成立。当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之后，阿Q们、华老栓们、祥林嫂们幷没有在一夜之间变成公民，中国事实上是向旧制度倒退的沃土，中国当然需要启蒙。虽然“五四”的启蒙搞得轰轰烈烈，但被外敌入侵和内部的战乱所打断，外敌入侵使得对自由、人权的争取让位于加强中央领导力量和领袖的独断地位，内乱使得各党各派以组织纪律代替个性的发扬，以思想舆论的高度统一压制意见争鸣。“文革”不是启蒙的后果，而是启蒙缺失的证明。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的恶果幷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的猖獗就是证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在党的路线层面进行，八十年代的启蒙不过是要将这场运动深入和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用常识取代教条，从“整体意志”和“历史必然性”中拯救出人性。这场运动阻力重重、屡遭挫折，最后中断。启蒙是中国未竟之事业。
当今中国的状况说明我们需要启蒙。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中国时，他在西安问一个小女孩是否知道美国总统是干什么的，女孩说是管美国人的，真是稚童吐真言。克林顿告诉那个女孩，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这时他无疑是在从事极为必要的启蒙。同样，当全国的媒体和万千网友同声批驳某位地方官员的言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也是在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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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张祖桦先生作为前中国共青团高官，本来有机会置身共产党高层甚至最高层的官僚序列。但8964大屠杀使他看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残忍性和悲剧性，从而果毅退出中共官场，听从良心的呼唤，开始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转型实践活动。经过九十年代的理性思考，2001年终于结晶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简称《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很好地回答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张先生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那么怎样从现实出发完成这种转型呢？张祖桦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之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经历“体制改革阶段”、“低度宪政化阶段”和“高度宪政民主阶段”。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则是一件众人添薪捧柴的事，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及体制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推动，从而扫除官僚权贵集团对民主宪政事业的阻挠，幷最终完成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上一期我们编选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第十四章：建构宪政政体，本期我们编选的是该书的第十五章：注重政治策略以及本书的“结束语”与“后记”部分。
至此，《零八宪章》月刊（实际每半月出刊一次）总共分十六期连载完毕张祖桦先生的理论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2008年12月10日公开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从张祖桦先生的这本著述中找到对应内容，正如经济学家綦彦臣所说的那样：
纯民间的道统思考与思想体系的建立，一个可考察的逻辑起点是张祖桦先生的自印本《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依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论，我认为这个文本是《零八宪章》的雏形，或者说，《零八宪章》是这个文本的精炼与改进。（见本期所刊綦彦臣先生文章：《零八宪章》的纯理论价值：民间新思维超越性提升）
2010年12月10日，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荣获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零八宪章》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共同旗帜和共同纲领！正因此，我们谨代表读者朋友向张祖桦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我们相信，在《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里，中国，一定会在2010年代迎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美好未来！！
本期内容基本架构如下：
第十五章：注重政治策略
一、政治策略问题的重要性
二、胡平有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民运策略
三、亨廷顿：闪电战略和费边战略及民主派的五项行动准则
四、作者本人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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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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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结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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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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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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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妥协
五、八九民运的策略缺失
结束语
后记
以下是本期正文，请阅读——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作者：张祖桦
第十五章
注重政治策略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头脑尽量少犯错误——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就要认真考察一下我们的计划的可行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以及什么手段适用于什么目标，怎样做才适用于目标。近来有关可行性的研究和对手段的考虑在民主理论家中幷不十分流行，我希望这样的工作再度兴盛起来。
——[美国]乔．萨托利
何谓“策略”？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比方说，你在一条大河的此岸，有事要过河到彼岸的一个地方去，而河流湍急，附近又没有桥。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过河、到达彼岸。怎样才能过去呢？这就要考虑和选择过河的手段或方法了。可供选择的对策有：１．造桥：成本很高，且时间上来不及，因此不可取。2．坐船：附近不一定能找到船；水流湍急，有一定风险。3．游泳：最方便，也最危险。4．绕远到离此地最近的一座桥，然后过河；最安全，但最费时间。5．分段过河：先设法到达河当中的小岛上，然后寻找一段水流相对平缓的水域渡过去．．．．．．。总之，办法还有不少，因人因地而宜。在这件事上，帮助你实现过河、到达彼岸的目的之手段或方法，就可以称之为策略。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决不能不重视手段。借用一句决策学常用的话：就是要重视“可行性研究”或“可操作性”。想法再好，目的再高尚，但却不具备可行性或可操作性，等于是海市蜃楼，虽然美丽，却流于虚幻，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笔者也不赞成“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因为手段的卑劣同时意味着人格的卑劣；而卑劣的人格是会毁掉高尚的事业的。
策略问题对于实现宪政民主的实践至关重要。当正确的目标和纲领确定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有效实施？怎样积极推进？怎样争取达一既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策略是成功的保证。历史上，由于策略失当、应对失误而导致功败垂成的事不胜枚举；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局面，也屡见不鲜。但是在事变过后，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对策略问题的省思。诚如萨托利所言，在关于民主的理论当中，对策略和可行性的研究，十分的缺乏。在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民主的论著中，讨论民主运动策略的文献只有寥寥数篇。这种情况与民主运动的实际需要很不适应，幷且严重阻碍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发展。因此，已经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
老资格的民运理论家胡平曾于1992年发表了《中国民运反思》一书，专门对八九民运以及民主墙时期的民运策略进行反思。书中在对八九民运进行反思时得出了下列几点结论：
1．八九民运遭到了失败；
2．八九民运的失败幷非不可避免；
3．八九民运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见好就收”。
胡平在书中指出，在运动期间，曾经一度，在学生绝食抗议及各界人士同情声援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事实上已作出了若干让步。这包括：1．当局虽未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但毕竟已经停止了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指责。2．当局虽然没有公开地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但当时幷没有采取实际的取缔措施。更重要的是，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这应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3．这些对话是公开进行的。在这种局势下，学生们应该理性应对，见好就收。这样做的话，就可能保持有利于已的形势，就可能保持胜利的成果，然后再相机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令人遗憾的是，学生们及其他民运参加者失去了对整个运动的控制，没能这样做，因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
书中还对八九民运为什么未能做到“见好就收”作了探讨。胡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整个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其次，广场上组织太多，山头林立，谁也不服谁。再者，运动缺乏兼具声望与谋略的领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他还在书中写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学运的文章中，提到过群众运动常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倾向。当时也计划着写一部对民主墙以来大陆民主运动成败得失以及未来斗争的目标策略等进行详细研讨的东西。．．．．．．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只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势。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一文时，我心中已隐隐感到为时晚矣。”（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62）鉴于中国民主运动中存在的忽视策略、感情用事的倾向，胡平在书中呼吁：“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没有这种强烈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同上，P25)令人感叹的是：胡平先生煞费苦心提出的注意民运策略的理性主张，竟常常被一些勇敢的民运斗士置之不顾！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的两部著作，对我们探讨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策略是很有启发的。其中的一本书名叫做《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他在书中着重论述了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体，而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达繁荣。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自身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才能为改革成功提供保障。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具体社会状况，他认为它们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为此，他在书中用较大篇幅提出了一整套可资借鉴的推进政治改革的战略和策略。
亨廷顿认为，鉴于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些国家推行现代化，改革者需要掌握高超的政治技巧。对于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上作重大变革的改革者，他列举了可资选择的两大改革战略（可以解读为“改革策略”）——闪电战略和费边战略，前者是指很早就将自己的目标全部公之于众，幷同时为之努力奋斗，以求最大限度地予以实现。后者则是“留一只脚在门里”的办法，不公开自己的全部目标，把改革项目分开，一段时间只推行一项。他认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推进政治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是费边战略与闪电战略的混合使用。他在书中说道：“对改革者来说，问题不在于用一大套无所不包的要求去压垮一个单一的对手，而是以非常有限的一套要求将反对自己的人减少到最低限度。企图一下子就完成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将一事无成，或者成就极少。”他还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中国的光绪皇帝推行的改革为失败的例子。指出两人都试图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推行大量的改革，以求全面改变现存的传统秩序。结果，他们两人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志向过高，树敌太多。几乎所有的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全面出击，只起到使潜在对手警觉而活跃起来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全面改革——意即剧烈而迅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从来就没成功过。这种改革等于在不恰当的时间，就不恰当的问题，动员不恰当的阶层参政。（总结得十分精辟、透彻！可惜认真加以体会的人太少！）
亨廷顿教授的另一本书，书名叫做《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本书虽然不是专门讨论策略问题的，但是书中却不乏对于民主力量应该采取的策略的论述。书中写道：“维纳（MyronWeiner）回顾了具有民主政府之变化多端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解释民主化，人们应该看一看‘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取的策略。’这一建议适当地突显出，政治的领导统御与政治手腕在实现民主政治中的关键角色。”这是因为：
1 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
2 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3 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配合的结果。
4 这些造成民主的原因的组合，因国家之不同而异。
5 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诸多原因的组合，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组合。
6 导致民主化的浪潮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导致在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使得每个国家的每次民主化运动都会具有与以往发生在各国各地的历次民主化运动所不同的特点。所以，各个国家的公民在追求宪政民主的现实斗争中应该选择不同的策略，以帮助自身有效地达到最终的战略目标。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还颇费苦心地提出了五项民主派的行动准则，内容为：一、改革威权体制；二、推翻威权政权；三、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四、处理威权政权的罪行；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对每一项准则，他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我认为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我很赞同亨廷顿的意见，即在民主化运动的不同场合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供参考的策略方法非常之多，我国古代就有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老子》、《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等，值得我们深入开掘。其它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以我的心得，在此提出几种策略建议，供大家参考，诚望能收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审时度势。
这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第一要义。我们要开展实现宪政民主的活动，就必须注重审时度势。“时”指的是时世、时局、时机、时效；“势”指的是形势、势力、趋势、情势。“审”和“度”则是指审视、思考、研究、分析和把握。审时度势就是要分析时局、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正确应对、因势利导、求得胜利。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很注重审时度势，决策的时候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有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例如三国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为了解除北伐时的后顾之忧，保证后方的安定，同时开拓兵源财源，曾多次出兵讨伐南中（今川南、贵州、云南等地）。这一地区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汉代统称为西南夷。南中地区的部族首领经常反叛，使蜀国边界总是不得安宁。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采用了马谡（后以失街亭、为诸葛亮挥泪斩首闻名于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计策，对南中的一支屡屡反叛的部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直至对方口服心服，表示永不反叛。成为古代“人和”（民族和解）的佳话。但是，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不顾力量对比的悬殊，一意“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结果损失惨重，大败而返。“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因此可以说，诸葛亮的成功就在于他（在处理某些事情上）能够审时度势；诸葛亮的失败也在于他（在处理另外一些事情上）不能够审时度势。清末民初人赵藩为纪念他，在成都的武侯祠留下了一幅著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就是指征服孟获的故事。下联则是指诸葛亮答复法正“缓刑地禁”、执法从宽、效法汉高祖的建议，指出为政从宽还是从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可机械地施行。这副对联即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又充分肯定了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令人回味无穷，真乃千古佳对。对联中的“审势”就包含着审时度势的意思。审时度势，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天时、地利、人和；我方、对方、友方；上限、中限、下限（底限）；根据实际情况（“时”和“势”）制定相应的策略和对策（如上策、中策、下策），以尽可能地减少失误和不必要的损失，力争取得成功。
二、广结盟友。
每个人或每个团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够广泛团结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就会弥补自身的不足，帮助人们走向成功。因此，在政治活动中，必须学会广结盟友，广泛团结人，尽量少树敌，尽可能地化解个人恩怨。否则的话，空有远大抱负，却得不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绝无成功的可能。印度尼西亚的新总统瓦希德就是一个深谙此道的政治家。据印尼国内媒体介绍：瓦希德博学多才，喜欢阅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现代武侠小说，熟谙谋略之道，善于交结盟友。印尼的国情是多民族、多岛屿、多文化，而且贫穷、落后、腐败，加上在位30多年的政治强人、前总统苏哈托刚下台，还有较大的影响力，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新政府同时面临清算历史、惩治腐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和解、抑制军方势力等多重任务，搞得不好，随时可能翻船。瓦希德以年迈之躯、双目几近失明，却毅然挑起国家重担。他首先与最大的政党结成联盟，选择该党领袖梅嘉雅蒂担任副总统，大大地扩充了新政权的民意基础。然后，又任命华裔的郭建义担任经济财政暨工业部长，以安抚华人社会的人心，防止华人资本继续外流（华人资本在印尼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将军队置于宪法的制约之下，在新政府组阁中，瓦希德把苏哈托时期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安排为政治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先把他架空；同时任命开明的维多多将军执掌军权。接着又不动声色地对军队的头头大换血，将维兰托的亲信调职，进一步削弱维兰托的势力。随后不久，又宣布由最高检察院立案调查维兰托涉嫌参与东帝汶侵犯人权案件，幷将维兰托解职。这样做，基本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又赢得了国内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瓦希德又公开对媒体宣布，无论维兰托犯了什么罪行，他都曾是武装部队最高将领，值得国民尊重，即使他涉及东帝汶暴行被定罪，他也将获得宽恕和特赦。事后，维兰托不无佩服地说：“瓦希德是一位高超的骑手，还没见他的刀出鞘，我就已经落马了”。对以苏哈托为代表的旧势力，瓦希德也不是简单化地处理。他一方面宣布恢复被前总统哈比比取消的对苏哈托贪污案的调查；另一方面为避免内部分裂与政治纷争，减轻改革的阻力，又表示会赦免苏哈托（后来又说，只要苏哈托交出被他侵吞的国家财产，就会赦免他）。对待要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瓦希德主张以建立联邦制和实行高度自治来保持国家统一；同时对少数坚持分离的势力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防范措施。在外交方面，瓦希德非常注重近交远结，广结善缘。正是由于瓦希德能够妥善处理各个方面的关系，广结盟友，化解对立面，争取广泛支持，才使得印尼走上了循序渐进的民主道路，开始出现多元和谐团结的新景象。瓦希德总统执政才短短一年时间，已成为深孚众望的国家领导人。说瓦希德是“策略大师”，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我国与印尼有许多相似之处，印尼的民主化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不少有益的借鉴。
三、分段操作。
推进政治改革，实现体制转变，是一件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把最终目标精巧细致地分解开，一项一项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在具体操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进行。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土耳其的国父基马尔采取费边主义战略取得的成功。费边是古罗马的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以善于迂回渐进的战术取胜于敌而著称。费边主义则是19世纪英国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和政治派别（主要领袖为韦伯夫妇、华莱士和著名作家肖伯纳）。奉行这种社会改良思潮的人组成了一个社团，取名为“费边社”，意为以和平渐进的策略改造英国资本主义社会（1900年，该社团幷入英国工党）。这以后，人们就常常借用费边主义代称主张以迂回渐进的方式改造社会的战略、策略与战术。
土耳其共和国在立国之初，面对着使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常见的问题：如民族共同体的确定；现代世俗政治组织的创建；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发动；经济发展的推进等等。基马尔不求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是审慎地把一个个问题分开处理，从而赢得人们对某种改革的默许，甚至支持，而这些人对他的其它改革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的办法就是先易后难，先从容易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入手，然后逐步转向最困难的问题。据此，他首先着手解决民族共同体（即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本国领土边界的划定，对此，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绝大多数都表示支持。下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宪政民主政体，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和确立新政权的权威。然后利用这种政治体制推行宗教、社会、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等到传统的方式和风俗被削弱或取消以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才得以畅通。“总之，经济增长需要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则植根于纯一的民族共同体。许多国家处理现代化问题的先后顺序都是偶然事件和历史的产物。但土耳其的变化顺序是基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这个统一——权威——平等的模式是最最有效的现代化顺序。”“基马尔之所以取得这些改革的成功，全赖他既有能力逐一进行改革，又能在着手一项改革时，有效地表明他无意于其它的改革。他对自己的宏大计划和最终目标守口如瓶。”当然，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状都不一样，因此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和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策略的角度讲，土耳其的改革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在面对诸多的问题时，不要四面出击、乱了方寸；而应采取冷静和审慎的态度，分阶段操作，分步骤地推进改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善于博弈。
1999年11月15日，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正式使用了“双赢”概念，意思是签署这一协定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而“双赢”概念正是博弈论中的常用术语。博弈论的原始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萌生。我国春秋时期的名著《孙子兵法》中便充满了博弈的案例。我国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田忌赛马”的故事，更是典型的博弈。
齐国国王与名叫田忌的大将进行赛马，双方约定，各出三匹马，马分三等，即一等马、二等马、三等马各一匹。每次双方各自从自己的三匹马中任选一匹比赛，输者得付给胜者1000两黄金，一回赛3次，每匹马都得参加。在同一等级的马中，齐王的马都比田忌的马要强，齐王自信必胜无疑。比赛的结果却是田忌获胜。田忌采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三等马对齐王的一等马（输）；用自己的二等马对齐王的三等马（赢）；用自己的一等马对齐王的二等马（赢）。从而以二胜一负的总成绩赢得比赛的胜利。田忌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机械地与齐王比赛，结果当是0：3。博弈一词指的是某些个人或组织做出相互有影响的决策。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某一个人或组织的行动，而且取决于其他个人或组织的相应行动。因此，人类的社会活动（当然包括政治活动）绝大多数都可以算作博弈。正因为如此，博弈论一经问世，就迅速在许多领域扩展开来。在博弈论中，把每一个当事者称作局中人；每一个局中人在博弈结束时都会得到一笔支付（或正或负）；如果在一场博弈中，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就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一方所得就是另外一方所失，例如齐王与田忌。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统称为非零和博弈，例如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缔约，谈判结果是双方均有受益。博弈思想和博弈论的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策略问题极有帮助。因为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涉及到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利益，所以只考虑某个阶层、某个集团或某一部分人的意愿是不够的，必须学会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思考问题，通盘考虑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和广大公民的利益、愿望、要求、政治取向、政治策略，幷据此制定能获取较大支持和代价较小的对策（博弈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为对策论）。这样做肯定有助于提高成功的概率。
五、学会妥协。
中国人因深受长期以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党文化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影响，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总是习惯于唯我独尊、排斥异已、互不相让、势不两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于你死我活。封建王朝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是这样，民运内部也是这样。只有臣服、屈从的传统，而无妥协、让步的观念。一提妥协，就与投降、叛变联系到一起，视为大逆不道。其实，妥协是现代政治的一条重要规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民主的基础是妥协”。可以说，不懂得妥协，就不懂得政治、特别是不懂得现代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内涵。
我们不妨以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为例。北爱尔兰由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冲突和（与英国）统一与独立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过去的30年间，共有3500多人丧生，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一直势不两立、互不妥协，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是两败俱伤，也使人民蒙受极大痛苦。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冲突各方均认识到，继续冲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是“双输”），终于坐到谈判桌边进行谈判。经过反复协商，互相作出让步，最终达成妥协。主张统一的北爱统一党承认一直与之对立的各党派的合法性，幷宣布接受1998年签署的北爱和平协议；主张独立的的新芬党也不再坚持北爱脱离英国，幷宣布解除武装、放弃武装斗争。1999年11月29日，北爱尔兰组成了首届真正权力共享的政府，被任命的各位部长代表了北爱尔兰各方（北爱统一党、新芬党、社会民主工党、民主统一党）的政治见解。新政府由北爱统一党（大部分成员是新教徒）的领导人、第一部长戴维．特林布尔领衔，他的副手（几乎与他享有同等权力）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天主教徒谢默斯．马伦。11月30日，英国议会通过将执政权力交还给当地官员的法案。12月1日，北爱尔兰正式重新得到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随后，爱尔兰共和军自动解除武装。（2000年5月6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已经准备把武器“完全地”、“能核查地”搁置起来不再使用，开始和平进程，幷对北爱尔兰公正和永远和平作出承诺，爱尔兰共和军将不对北爱和平进程构成威胁。）这样，长期困扰英国、爱尔兰和整个欧洲的北爱兰问题总算达成了各方均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我们可以事后来设想，如果北爱冲突各方坚持各自立场、互不妥协的话，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可以肯定，北爱和平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冲突也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尽管北爱实现持久和平的道路幷不平坦，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障碍，但是对其发展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
回到本章开始时胡平总结八九民运策略方面缺失的话题。我认为在充分肯定八九民运历史意义的前提下，认真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策略方面，八九民运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比如，是否有必要在尚有很大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冒然地发起绝食（在政治实践中，绝食是在迫不得已、没有其它办法的情况下采用的极端举措）？我看过大量回忆资料，至今也搞不清为什么非要在当时发起绝食（据鲍彤后来回忆，正是在学生开始绝食的同一天，1989年5月13日，邓小平亲口表示同意政治局常委8日会议和政治局10日会议的意见，即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案。见鲍彤着《中国的忧思》，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P109）？
又如，绝食期间，适逢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访，中共党内的改革派领导人一再发出信息，希望绝食学生在此期间撤出广场，以便使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这么简单的道理，人们只要根据常识即可作出正确的判断；但在当时却鲜有几人响应。结果，使得戈尔巴乔夫来访不仅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效果，反而使中共保守派得以借题发挥，导致主张政治改革的赵紫阳总书记下野，形势急转直下。
再如，掌控政治权力的中共保守派已经公开下达了戒严令，幷调集了数十万军队进京，随时准备施行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仍有许多人天真地相信会召开人大会议，改变局面，因而不肯主动撤离；学生领袖们也莫衷一是、形成不了有效的决定，使得天安门广场和整个运动完全陷入一种失控状态。
八九民运还有一大失误，就是拒绝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建立联盟。
学生领袖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学运与上层斗争无关”。这句话咋一听似乎不错，好象还很有些道理，其实大谬不然。学生运动与上层政治斗争历来关系密切，怎么可能“无关”呢？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及其对待学运的不同态度、不同对策，直接关系到学运的成败。不懂得这一点而充当学生领袖是很成问题的。八九民运的失败，与学生领袖（当然不只是学生领袖）在这方面的幼稚与失误是有关系的。《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说得多么好啊！真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体会。
仅从策略的角度来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需要反思的地方是很多的。当时的大学生只有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不可能有多少政治经验，因此不应该苛求他们。但是这样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代价惨重的政治运动，决不能让它过去就过去了。而应该不断认识，不断反思，不断总结经验，从中汲取教训，以使我们在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尽量少犯错误、尤其是不要重复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这样才能使为民主理想而牺牲的先烈们的血没有白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化进程。
结束语
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民主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了。
在这一百多年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献出了他们的一切乃至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住这些真正的人。
我们要继承英烈们的理想、精神、信念，致力于推进和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不管前面还有多少艰难险阻和曲折反复，我们都将矢志不渝，忠贞不贰。
英烈们的鲜血浇灌出的自由之花已开遍祖国广阔的原野，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结出宪政民主的丰硕果实。台湾的政制转型明白地昭示着大陆的明天。我坚信，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远了。
清代著名诗人张维屏的一首题为《新雷》的诗很能表达笔者此时的心绪，诗的内容是：“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谨以此诗作为全书的结束语。
后 记
本书写作于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适逢世纪之交。写作时间虽不到一年，但其内容却是我十年来学习与思索的产物。十年来，世界形势与中国时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人权、自由、民主的呼声愈来愈高，中国正在蹒跚地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所有这些事变都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我受知识与思维的局限，大脑中时常萦绕着许多困惑与问题，内心自然希望寻找答案。因此先后读了不少书，拜了不少师，也陆续将研习心得写成一些文章。本书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可以说首先是写给自己用以明辨与解惑的。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常与各方面的朋友讨论国事与天下事，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开阔了思路，增长了见识，对本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以说是集体思考的产物（当然执笔在我，文责自负）。笔者寄望以本书来回报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和教诲，也想籍此与更多的关心国事的朋友们进行交流、讨教。我写作本书的最大愿望是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政治制度创新和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道路。我深知这一课题远非个人的学识所能胜任，然正所谓积水成川、集腋成裘，只要尽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忠实地履行公民责任，也就可以问心无愧。
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书中援引的数据全部采自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这是为了论证问题所需要的。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本身未毕确切，甚或还有不少水份。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如我国社会正处在快速变化之中、统计工作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基础数据不准确、普遍存在弄虚作假以及行政干预。即使是这样，许多方面的数据仍难以查找到，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是对本书造成的最大困扰之一。请读者明察。当然不能排除由于作者的主观原因产生的失误，亦望读者指正。
在本书完稿之时，我首先要感谢包遵信先生花费了很多心血为本书作序，使本书增色生辉。还要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先生、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陈小平先生、吴稼祥先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张伦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的一些中肯的意见已经被吸收到书中。国内的朋友给予我的帮助实在太多，故难以一一列举，只有心存感激！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田原！没有她的理解与支持，我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2000年6月30日
编后记
2011年4月16日，《零八宪章》月刊从总22期开始连载张祖桦先生的理论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经过整整8个月的时间跨度，到12月16日，《零八宪章》月刊（实际每半月出刊一次）总共分十六期连载完毕这本中国官方禁止出版的优秀著作。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2008年12月10日公开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从张祖桦先生的这本著述中找到对应内容，正如经济学家綦彦臣所说的那样：
纯民间的道统思考与思想体系的建立，一个可考察的逻辑起点是张祖桦先生的自印本《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依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论，我认为这个文本是《零八宪章》的雏形，或者说，《零八宪章》是这个文本的精炼与改进。（见本期所刊綦彦臣先生文章：《零八宪章》的纯理论价值：民间新思维超越性提升）
2010年12月10日，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先生荣获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零八宪章》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共同旗帜和共同纲领！也正因此，我们谨代表读者向张祖桦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我们相信，在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里，在《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里，中国，一定会在2010年代迎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美好未来！！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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