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6期目录
2011年12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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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6期
（2011年 12月1日出刊）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援交部”的风光与底层人民的悲剧！！
——兼谈解决“援交部”问题的唯一良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声明
严正抗议武汉地方当局——对秦永敏先生的长期威胁和迫害！！
本刊首发
千秋雪：民主化转型就是一场“革命”！
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王德邦：温家宝：用心灵的竖琴拨动善良人们的心弦
张 辉：就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綦彦臣：王岐山所见与我略同
——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与中国的黄金储备问题
爱德华：论中国式选举
刘逸明：暴力执法泛滥显示城管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公告天下
贵州人权研讨会第7届2号公告：告全省公民书
田奇庄:将11月16日定为民耻日
刘飞跃：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写给广大维权民众的话
241人见证了东师古的恐怖
焦点关注
官媒再批艾未未“我被祖国淘汰”爆红
艾未未被指“色情＂，网民＂爱裸裸”
艾未未反驳〝淫秽〞新罪名
北京观察：艾未未“色情照”与官员聚众淫乱
特别关注
秦永敏被抄家，人被国保帶走
陈树庆：秦永敏先生的家门，防得了谁？
秦永敏：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三出拘留所声明
胡石根：请问当局拘留秦永敏的法律根据何在
纽约多家民运团体联合国集会声援秦永敏
执政党观察
人民日报：南海小国找错靠山会招致惨重损失
周敬青：中共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
陈迎竹：潜规则贯穿中共党组织
选举观察
姚立法：胡锦涛投票过程不符合选举法
金永俊:北外的乔木君是胜利者
复旦生抗议人大选举恶搞选苍井空陈冠希
姚立法致山东大学学生和老师选民的公开信
吴玉琴：我的参选经历----撕下中共所谓民主选举的遮羞布
人权观察
古川被失踪期间，李昕艾与国保的一次对话
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胡佳
南都报控诉胡锦涛将信访局办成访民狱
广东陆丰数千农民举行反独裁大游行
成都30名独立候选人省委请愿要安全保障
贵州长田乡政府炸封尚在作业小煤窑致2人遇难
老丑司马南
北京观察：姑娘为什么“很生气”？
祝振强：如何看待司马南大学讲坛放厥词？
阿牛亭：司马南自绝于人民！！
孔庆东被“清场”，司马南被“砸场”谁最抓狂
菁菁远山：司马南的“引蛇出洞”在宣示什么
精彩时评
李宇：我愤怒——【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公民》月刊社论：华西村政治败象的启示
小红妹：与毛左朋友说穷人
五岳散人：维稳费用的“别名”——维稳费用的另外一个名字
左派急需“脱毛”复兴
李步云：宪政是自由的保障
孙乐涛：警惕民粹幽灵
易中天：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宪章论坛
王德邦：如何鉴别垄断权力与专制政权
张辉：再论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胡星斗：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萧瀚：什麽是中国的问题
茅于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谢光：民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好书连载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四章：构宪政政体》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五）
卷首语
“援交部”的风光与底层人民的悲剧！！
——兼谈解决“援交部”问题的唯一良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11月25日，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政府无偿捐赠了23辆校车，中国政府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出席了援助交接仪式并发表了中国此举将“改善马国学生学习环境”的讲话。外交部新闻网站还配发了两张崔大使在马国交接仪式上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画面是：西装革履的崔大使与马国副总理等人站在一排崭新的大校车前，车身涂印的五星红旗图案分外醒目。毫无疑问，这一援助壮举让崔大使及其代表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政府脸上又无限“风光”了一把。
但令崔大使、外交部和中国政府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欧洲的善举却遭到中国民意的强烈谴责和唾弃——几天下来，风光无限的中国“外交部”被广大网民贴上了“援交部”的标签，甘肃网友发出“并入马其顿，争取中国援交”的讽刺性呐喊。而类似“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马国之欢心”这样尖刻的评论也像口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唾到“援交部”的身上和脸上。甚至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三妈”臭蛋也被激愤网友借抛到中国政府的头上……
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9天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辆校车交通事故上。
11月16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一辆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一辆大卡车发生碰撞，导致21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事后调查发现，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限坐九人的面包车被塞进了64名幼童——由此可见，这所幼儿园的运送资源是严重短缺的，如果该幼儿园限坐九人的面包车只坐九人的话，如果64名儿童能够分开运送而不是挤在同一辆只能限坐9人的小面包车的话，即便发生交通事故也不会弄得如此惨烈。
不幸的是，这样的校车事故每年都要发生好多，报载，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松江镇东塘村一辆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冲到桥下，造成14名学生死亡、6名学生重伤。2010年7月，湖北潜江市老新镇一辆塞满23名小学生的面包车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致10多名学生及司机受伤……
从有关部门的统计来看，中国的校车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农用三轮车、小型面包车、中巴等安全保障较差的车辆几乎成为主流，国家层面的安全校车制度，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还依然是一个空白。
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孩子没车坐或乘坐不安全车辆导致恶性事故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却慷慨援助比中国还要富裕的马其顿国23辆豪华大巴，这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好交代的？！可叹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质疑时还冠冕堂皇的美其名曰“这是中国国际责任心的体现。”
的确，在“和平友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履行国际责任”的幌子下，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赢足了表面的“风光”，但“金玉其外”的光鲜却遮掩不住“败絮其中”的本相，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中国社会中下层人民却因为中国政府的光鲜“面子”而一次又一次地付出惨重的代价。
举几个例子吧：
就在今年七八月份，当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强拆、数万名学童面临失学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希望工程”却昂首进军非洲，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高调宣布要用十年时间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
当中国还有数亿贫困人口，还有千千万万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甚至有许多穷苦之人因此而自杀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大笔一挥，宣布在2010年前全部免除33个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168笔对华债务——29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00亿元。
较远些，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当中国底层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甚至多地发生“人相食”的悲惨景象时，为了发扬所谓“国际主义精神”，中国政府还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运往非洲、朝鲜和东欧——根据“外交部”解密资料披露：1960年，中国无偿援助几内亚大米1万吨，援助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从1950年——1964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108亿人民币，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1964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而从受援国的实际情况看，许多国家则比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要好得多。例如阿尔巴尼亚，根据耿飚回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人民币，而阿国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获得中国援助4000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又拿前不久中国政府援赠23辆校车的马其顿来说，虽然该国在欧洲是落后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则算中等发达国家，马其顿人均纯收入2000多欧元，中国人均纯收入则只有1000多欧元，马其顿所有教育全部免收学费，教育经费占GDP的5%，比世界平均水平4.9%略高，中国教育投资到现在还低于GDP的4%。另外，马其顿国民购买力是中国的1.5倍，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更是中国的将近五倍……！
这便是广大网友所诅咒的历史和现实！
这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国历史和现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情呢？
原因无它，只在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官为本的国家、是官僚集团利益至上的国家、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国家！
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处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共产党领袖及其寡头集团对于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在通过各种渠道从广大人民那里收取了名目繁多的税费后，执政党的各级官贵集团便开始了瓜分国民财富的饕餮盛宴。人民创造的财富该怎样分配和花费，人民根本作不了主，其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执政党及其各级官贵集团手中。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们可以花天酒地、可以用巨款建设党政大楼、可以耗费巨款购买豪华公车、可以耗费巨资置办“特供”、可以动辄百万、千万、几亿、几十亿的化公为私，甚至也可以在“尽国际责任”的名义下，无偿援助所谓世界“友邦”，但在涉及本国人民上学、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吃喝人民的各级官僚犹如白眼狼一样总会说什么：“人口太多，财政有限，这些问题不好解决。”
有媒体报道说，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议解决校车问题，但教育部却在回复中表示，“全国配校车需3千亿，费用太大。”可是多种统计资料均表明，大陆官僚们在2010年的“三公消费”就在12000亿之上——这12000亿又能为孩子们建设多少校园、购买多少校车呢？但是因为人民手中对于执政党及其官僚没有有效监督权和制裁权，官贵集团才会肆无忌惮地蚕食鲸吞广大人民的各种财富，中国社会也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来自官僚阶级所制造的悲剧、压迫和黑暗。
那么，怎样才能结束人民的悲剧呢？怎样才能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象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
我们所说的民主绝不是执政党忽悠人民的那种“民主”，我们所说的民主具有完全的普世性。根据《零八宪章》的解释：“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怎样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呢？就是通过定期的民主竞选产生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并且人民通过民意机关对于各级政府具有罢免或解散的权力，也就是人民对于各级政府具有现实的制裁权。不仅如此，人民还要通过分权制衡制度将各级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法定框架内，从而使各级政府在法治和宪政的轨道上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其一，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不敢为所欲为、无限作恶；其二，在民主竞选制度下，执政党及其寡头们也难以长期霸占政权；其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眼睛会谦卑向下，开始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举例来说，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税务部门所征税种、税额都将由民意机关决定，政府不敢盲目征税。人民纳税钱该怎样花费，当由民意机关做详细核算，而不是由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说了算，由于各级民意代表是真正由民主竞选产生，各级主要行政长官也由民主竞选产生，为了当选或连选连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长官也必然把所辖区域的民生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否则就会被握有选票和制裁权的人民赶下台。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类似当下中国的恶性腐败问题、官僚专权问题、权贵集团的黑恶问题、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都会得到较好的解决。至于那种有钱支援他国、无钱造福本国，有钱购置豪华公车、无钱购买校车，有钱建造政府大楼、无钱建造学校，有钱官僚吃喝玩乐、无钱人民治病养老的荒谬现象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治理。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不会发生“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悲剧，甘肃网友也不会发出“并入马其顿，争取中国援交”的呐喊，“援交部”的帽子也会从外交部的头上摘掉，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充满人道关怀、落实人权保障并模范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
严正抗议武汉地方当局——对秦永敏先生的长期威胁和迫害！！
《零八宪章》论坛
据维权网消息，武汉著名民主人士、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先生日前因为转发胡石根救助王国齐呼吁书等原因被武汉地方国保再次拘留十天。这是秦永敏先生自去年出狱后第三次因为言论问题被行政拘留。除此之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秦先生还先后被捕十余次、遭绑架一次、遭非法拘禁五天、遭抄家三次，抄走电脑、U盘及文章稿件无数。
不仅如此，武汉国保王辉等人还以种种恐吓、威胁、辱骂、作假笔录、伪造法律文书等非法手段迫害秦永敏先生，尤其令人发指的是，王辉之流在询问中多次威胁秦永敏，说什么“你再胡说八道乱写文章，我就要砍你的手砍你的脚”，一再恐吓说“你活不了几天了、你迟早会死在我手里”……
对于王辉之流上述种种“砍手砍脚”、弄死秦永敏、迫害秦永敏先生的犯罪言行，“零八宪章论坛”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宪章论坛”认为，数十年来，秦永敏先生为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和进步，十八次被捕入狱，累计坐牢22年多，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宪章论坛”因此而向秦永敏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尤其，长期以来，秦永敏先生始终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思想。在1993年问世的《和平宪章》中，秦永敏先生就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公开提出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政治方针——对于长期奉行霸权垄断而又不断制造沸腾民怨的共产党来说，来自民间的这种“和平转型”诉求应该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音，但是执政党却无视中国民间的善良愿望，继续盗用“国家暴力”野蛮迫害中国民主力量和维权力量，逆历史潮流而动，反民主大势而行，对此，“零八宪章论坛”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宪章论坛”认为，秦永敏先生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写文章、接受外电采访还是公开组党，均没有超越中国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规定。秦永敏先生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却屡屡遭到武汉地方当局的逮捕和迫害，这既是对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藐视和践踏，也是对中国宪法的藐视和践踏。“宪章论坛”认为，武汉地方当局反人权、反人道、反文明的流氓主义行径必须结束，一切政府行为都必须回归“人权”、“法治”和“宪政”的轨道！
针对秦永敏先生所遭遇的系列人权迫害，“零八宪章论坛”强烈要求：
第一，
武汉地方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秦永敏先生的任何骚扰和人权侵犯，迅速归还秦永敏先生被劫掠的财物，并致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第二，
鉴于王辉之流的流氓嘴脸和违法犯罪记录，武汉警方应迅速将其清理出“国家公务员”队伍，并依法追究其蓄谋“砍手砍脚”的法律责任，追究其“死亡威胁”的法律责任！
第三，
鉴于湖北省多年来对秦永敏、姚立法等民主人士的人权侵犯，鉴于湖北地方当局多年来在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以及徐武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恶劣人权记录，建议中央政府依法追究湖北省党政主要责任人的渎职责任，在法治和人权的轨道上推动新湖北的发展！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1-28
本刊首发
编者按：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9月20日，本刊面向海内外广大读者、面向全社会发出了征文公告（公告附后）.非常高兴的是《公告》发出后，已经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并有部分人士开始陆续向本刊投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关注《零八宪章》月刊，欢迎您的投稿并希望得到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因为您的垂注和参与，不仅我们的月刊会越办越好，而且，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也将增添新的力量和希望！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12-1
本期我们选编了千秋雪、秦永敏、王德邦、张辉、綦彦臣、爱德华、刘逸明等七位人士的文章以飨读者，请阅读：
民主化转型就是一场“革命”！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作者：千秋雪
编者按：
“千秋雪”先生是一位资深民主人士，曾经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前不久他向本刊寄来这篇文章，考虑到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政治智慧和历史远见，为了扩大影响力，本刊编者曾提议以真实姓名发表，但作者本人表示先使用“千秋雪”的网名发表，作者不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而是希望文章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能够得到海内外民主维权力量的关注和讨论。是故，本刊编辑部谨向包括执政党领袖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强力推荐这篇有关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方向的文章。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着力分析了辛亥革命百年以来激荡在中国社会的两种“革命”主旋律——“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历史进程，鞭挞了“共产革命”的背叛性、破坏性和邪恶性，指出当朝执政党已经完全堕落为一个为各自私利而存在的“分赃集团”，
无论是“四个坚持”还是“五个不搞”，其真正目的“都是为了搞权、搞钱、搞腐败、搞欺骗”。作者认为“今天中国的现实比300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境遇更加悲惨”，当局如不痛改前非，奋起改革，等待他们的必然是人民的“革命”！
作者批驳了李泽厚等人“告别辛亥革命”乃至于“告别革命”的荒谬性，非常理性的分析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民革命的正当性。呼吁人民在遭遇黑暗和压迫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掌握“革命的主动权”，通过人民行使“革命的主动权”来促使执政党行使“改革的主动权”，否则当人民放弃“革命的主动权”的时候，执政党也可以高枕无忧的放弃“改革的主动权”了。
与此同时，在《零八宪章》发表三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作者也盛情肯定了《零八宪章》的价值和意义，认为《零八宪章》和《独立宣言》一样，“既是一篇言辞温和的政治变革宣言，也是一篇充满自由民主激情的革命宣言”，认为《零八宪章》所倡导的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公民运动”就是我们时代的“共和革命”。
作者还认为“民主尚未成功，革命还在持续”，民主、统一、发展，仍是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眼下正在发生和进行的民主化转型，就是最新一轮的共和革命，也是最后完成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
这场伟大的“革命”必将在未来的十年取得成功！
“我”想在此重申一下原则立场：
1.只要能平稳过渡，谁也不希望社会变革出现剧烈动荡。
2.当局如果真搞政治改革，人民就会欢迎；如果它不改革甚至倒退，人民肯定要反对。
3.即使当局搞改革，人民也没有理由放弃革命。
革命和改革的关系，既有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有相互包容的关系。中国人再也不能容忍慢吞吞的改革，更不能容忍假惺惺的改革了！公民运动的兴起，公民社会的培育，正是革命或转型的酝酿、发展过程。关键是谁能占得先机。改革的主动权在当局手里，革命的主动权在人民手里，就看谁能抓住主动权。不能因为当局老在说要搞改革要搞改革，就要求人民放弃革命的主动权。当人民放弃革命主动权的时候，当局也就可能放弃改革主动权了。
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不都清清楚楚地摆在这里吗？
辛亥百年关键词：“革命”！
（本文作者按：公民“千里雪”与不同观点的朋友在不同的时空场合相遇并交谈，有朋友认为其中一些有参考价值，建议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以下一些文字。）
友人：千秋雪先生，很高兴咱们又见面了。我想咱们今天可以谈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无论是对历史上发生的这场革命，还是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纪念，人们似乎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说……
千秋雪：是啊！一百年！对寿命有限的一个人来说，一百年也许很长；而对中国这个具有厚重历史的国度来说，又似乎太短。在无数长长短短的纠结中，中国人送走了又一个百年——辛亥革命百年。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辛亥革命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再看看现在和不远的将来，确切地说，就是在十年之内吧，类似的革命注定要在这块土地上再度发生。
友人：哦，革命？真的一定会发生吗？你就那么肯定？
千秋雪：当然。你没看见当局主导的改革早就停顿下来了吗？你没看见民间酝酿的革命正在呼之欲出吗？退一万步说，即便当局搞的改革重新启动或者继续下去，唯一的结局还是革命。
友人：可是，当局仍然掌握主动权，他也可以继续改革，不就可以阻止革命的发生吗？
千秋雪：他当然还有一点主动权，但时间显然不多了。继续改革，只是延缓专制力量的下台以及保证下台后的某些利益罢了，并不能阻止革命的必然发生。因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是要靠民主化转型。真要搞改革，就必然要搞政治改革，就必然导致转型。而转型，本身就是革命。只是改革导致的转型是相对平稳过渡的革命。而由改革停滞倒退引发的革命，则可能包含形势相对复杂多变的各种转型因素。
友人：你这么说，跟邓小平说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是，当掌权者意识到“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时，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搞改革呢？
千秋雪：要知道，两种做法，导致的是两种“死”法。
“改革找死”，是专制统治的“安乐死”，是专制统治者的凤凰涅槃，实际上是主动把自己 “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死中求生。“不改革等死”，甚至还心存侥幸：“拖一拖也许还能找到活路，拖一拖也许还能再捞一把”。那你就等吧，拖吧，拖到最后，还得妥协下台，像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很不体面。更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临死还要疯狂镇压，结果就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那可是真正的死，并且死的都很难看。如同一幅漫画写的卡扎菲，在牛角尖里狂奔至死，极其悲惨也极其可笑！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看到当今大势是——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你是准备顺应潮流还是准备负隅顽抗？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准备”，内容很丰富，肯定不是交权下台那么简单。从决定性意义上来说，各方显然都没做好准备。而民间的
“准备”可能更重要。这里涉及到为完成转型需要的实力准备，还有转型后的建设性安排。
友人：嗯……去年，或者更早一点，不少人都预测今年会有大事发生，去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初发生“茉莉花革命”，似乎都加强了这种预测。可是眼看就到年底了，“辛亥革命百年大戏”并没有如期上演，倒是当局加强了打压，民间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大多被打压得说不出话来……
千秋雪：这种高压维稳的态势还在持续，可能还要持续到18大召开、政府换届以后。但高压维稳的势头不断受到阻遏、不断衰减，因为民间力量也在持续抗争。各地公民独立竞选人纷纷亮相参选，各地网友一波又一波探望陈光诚，都具有全国性规模而且韧劲十足，展现了民间力量的强劲成长。
友人：还是回到眼下的纪念活动吧。今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各种活动可谓五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两岸当局嘉年华似的“纪念”把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但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两岸虽然都在高调纪念，但实际上各唱各的调：一个强调振兴中华就要坚持统一，一个宣布辛亥革命的民主目标已在台湾实现。
千秋雪：不过，由此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惊人地相似：两岸好像都在赞扬辛亥革命，但两岸当局现在都不赞成革命。他们都对再一次革命了无兴趣，甚至害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的纪念是要让人们以为这场革命早已终结（即失败或者完成），类似的革命再也不会发生。可是，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本身就在时刻提醒我们，中国仍处在两场革命（共产革命和共和革命）当中。从两岸官方的纪念演讲中，我们都听到了这两种革命的熟悉台词。
友人：民间的纪念好像跟官方不太相同。
千秋雪：是的，人们重温历史，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现实和未来的迫切需要。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开启了中国走向共和的大门。民间人士纪念辛亥革命，正是针对大陆仍然笼罩在党国专制阴影下的这一严酷现实，从心底里发出了“重建共和，重新革命”的呼喊。
友人：可是，一些民间人士或体制内外的跨界人士也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概括起来就是批判、否定辛亥革命，继而不提革命、拒绝革命，甚至要从此告别革命。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李泽厚的“告别辛亥革命论”。
千秋雪：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观点吗？
友人：可以。李泽厚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内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的资料表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他进而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针对现实的或潜在的批评，李泽厚反驳说：“如果现在再发生革命，是革谁的命？我认为再革命更麻烦，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现在的执政党。我还是坚信，有政府比没有政府好得多。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是最可怕的。”他补充道：“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千秋雪：噢，到这里，我明白了：李泽厚的“告别辛亥革命论”，原来是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的问题在于：
1.他认定的革命只有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种形式，即“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哄抢企业家财产”之类。
2.他认为“再革命更麻烦”，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而他坚信“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
3.最关键的是，他断言：“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现在的执政党”！言下之意是，既然没有取代力量，那就没有革命前提。
暂且不提他的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样一种假设是虚假前提，以假设为前提的历史研究方法令人怀疑其实际价值，仅就其“革命就是哄抢企业家财产”、“革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没有力量取代执政党就不能革命”这样一些观点可能造成的误导大众，有必要在民主化转型的历史关头予以澄清。
再一个问题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另一回事。两岸生活在两种制度下这一事实就表明，至今中国人还被笼罩在两场革命的后果中。就跟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一样，我们也无法逃脱这种笼罩。严家祺最近说：你可以反对革命，但无法告别。有个叫解龙将军的更进一步说，革命不但不能告别，而且不能反对。我是这么看的：你当然可以自我宣称要“告别辛亥革命”，但现实没有说声
“拜拜”就能“拜拜”那么容易。现实是，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辛亥革命的笼罩！我们甚至一直在这两场革命中徘徊：是搞共和革命，还是搞共产革命？因为这两场革命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也都没有结束。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所以，我说辛亥百年其实只有一个关键词：革命。只不过不同的人对于革命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的诠释和期待罢了。
友人：评论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包括对其中的诸多历史人物，人们见仁见智，说长道短，无论是出于理性分析，还是情绪宣泄，无论是站在道义立场，还是利益立场，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吧。
千秋雪：但要看到，出于民间的否定辛亥革命进而否定一切革命的论调，往往以自由主义的色彩和异议人士的立论，对兴起中的的民主革命正在产生某种消解作用，民间反对派应该引起足够警惕。
事实上，类似观点，从民间阵营，甚至从民运内部，都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中国不能再搞革命了，改革就行了”，“再搞革命就是搞暴力，暴力革命出来的还是专制”，“别提革命了，提改革就好了”，“革命是激进的，改革是温和的”，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民运内部，民间阵营，乃至各种希望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人们，在革命的意义、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革命的发生条件和发展方向上，都需要有一番重新认识。
重新认识，是为了取得共识；取得共识，是为了共同行动——协调一致结束专制实现民主。
“共和”革命和“共产”革命
友人：对于“革命”这个词，可以作词源学意义上的探讨。《周易》中的“汤武革命”，指的是改朝换代。日本人借用“革命”这个词来翻译西文中的revolutiong，指的是根本性社会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近代中国人又从日文中借回这个“革命”，既包含改朝换代又包含根本变革的意思。
千秋雪：认为“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仅仅是辛亥革命后的一些中共党人的观点。当然，经过几十年的洗脑，很多人中了毛泽东的毒，也以为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革命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友人：事实不是这样吗？，从1911到1949年，再从1949到1976年，中间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的确充满着各种暴力：有国民党杀共产党，也有共产党杀国民党；有地主还乡团杀穷人，也有土改时穷人杀地主……
千秋雪：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我们都看到，革命，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暴力的形式，也有和平的、温和的革命。今年发生的有突尼斯、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几十年前发生的有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三百多年前还有英国的光荣革命。不是说这些革命中间没有发生一点暴力，至少是，暴力在这些革命中仅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和次要的因素。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这样。最初采取起义这种暴力革命的激烈形式，起因还是清廷对革命党人的大肆捕杀。说到底，还是暴力镇压引起的暴力反抗。但辛亥革命又的确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虽然清廷派出的袁世凯新军与起义新军在武汉城外一度激战，但打打停停，结束得也很快。从10月10日起义，到民国宣布成立，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比近期的利比亚革命结束得还要快）。其中更多的不是打仗、厮杀、拼命，而是呼吁、谈判、妥协。最后，清廷退位，革命派让位，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尽管各方都对这种结果不太满意，但各方都还能勉强接受。所以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以暴力革命开场、以和平革命收锣的温和革命。
友人：我还以为，你要说辛亥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想不到你竟然说它是温和革命！我们现在有可能搞一场比这更温和的革命吗？
千秋雪：这要仔细分辨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共和革命和共产革命。
友人：什么叫共和革命？
千秋雪：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辛亥革命才真正是一场开创民主、建设民主的共和革命。其表现在：一是结束了帝制。以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有改朝换代，但推翻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新皇帝，换汤不换药。辛亥革命后，谁要想在中国做皇帝，就再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很快被人唾弃了。二是建立了民国，“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尽管其间有军阀混战和共产革命，但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经历了党外民主力量的持续抗争和党内不同派别的分化改组，毕竟在蒋经国和李登辉时期开始了宪政的转型，此后经由陈水扁和马英九的竞选成功，台湾也成功地开始了政党轮替。“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民主化转型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有这两大贡献，就不再是改朝换代的旧戏重演，而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具有社会变革正当性的。
友人：这么说，共产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喽！
千秋雪：对！反观从1921年开始的共产革命，它也有90高寿了！不难发现它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与共和革命大异其趣。如果说共产党早期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独裁腐败，吸引或迷惑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它那时还具有某种表面上的革命性或正当性。但在1949年建立极权体制后，它就背离了曾向人民所作的关于自由民主的承诺，完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土改大批杀地主，镇反大批杀反革命，反右大批迫害知识分子，文革大批迫害干部和群众，八九六四又大批屠杀学生和市民，目的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完全不具有正当性。因此，这种嗜杀嗜斗的共产革命不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而是对辛亥革命的背弃。
友人：可你也知道，每年十月，大陆都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十一，一个是双十。这不明摆着两场革命有着先后继承的关系吗？
千秋雪：时间的连续性不能表明它们的相同性或继承性。两场革命的性质不能混淆。辛亥革命是共和革命，它是开创民主、建设民主的。共产革命是极权“革命”，它是中断民主、破坏民主的。
表面上看，共产革命似乎比古今中外任何一场革命都要表现得更为激烈。但激烈的外表掩盖下的是全面的历史大倒退。例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浩劫。它不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千万人受到不人道的批斗和羞辱；而且“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所有的寺庙、道观、教堂都被拆毁、砸烂，与此同时，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变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海洋”。这一帮马列子孙“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姿态，不过是表明它与中国文化彻底为敌的心态而已。即使像中世纪欧洲那样的黑暗，也比不上中国共产革命的邪恶。
即使就中国内部来比较，共产革命的邪恶也超过以前的任何专制统治。秦始皇焚书坑儒，才杀了四百多个儒生。共产党建政后，镇压反革命一气就杀了四十多万。毛泽东就吹嘘他们超过秦始皇上千倍。又如，1926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请愿，与执政府的卫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卫队士兵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当时的政府首脑是段祺瑞执政，事后他在死难学生尸体前长跪不起。执政府在抗议声中很快下台。据说段祺瑞终其一生都在吃斋念佛表示忏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六十三年后的北京，发生了更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伤人数可能在上百到上千（具体数字有待历史真相的彻底揭露）。但当时的总理却慷慨激昂地在首都千人大会上宣布戒严，直接导致惨剧发生；退休后在回忆录似的日记中还大言不惭地宣称“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指用冲锋枪和坦克对付示威人群的暴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这种丧心病狂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特殊表现，倒确实反映了共产革命的共同本质。苏共斯大林肃反造成的大屠杀，柬共波尔布特实施的大屠杀，都是共产革命的恶果。
友人：两场革命的相似性还在于，造就了两种相同的党国体制。孙中山的共和革命，造就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毛泽东的共产革命，造就了共产党的党国体制。难怪共产党这么多年一直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千秋雪：但不可混为一谈！都是党国体制，差别还是很大。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在帝制崩溃、军阀混战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从军政到训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安排。虽然它是与共和政体存在很大差距的威权体制，但它的最终目标是指向宪政的。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清晰地展示了军政——训政——宪政这种历史逻辑顺序，也就是孙中山早年制定的共和革命方略。
如果说，革命意味着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共产革命则根本不具备进步与正义的价值。它用共产革命打断了共和革命，用极权体制取代了威权体制，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威权体制通常是一个半独裁：政治独裁；文化半独裁，因为允许民间办报；经济自由，虽然有所谓官僚垄断，但基本上还是自由市场经济。极权体制则是三个独裁：政治独裁，实行党禁；文化独裁，实行报禁；经济独裁，实行计划管制。文革时期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集权政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党国体制也就物极必反地走向了衰落。
友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党国体制，搞起了改革开放。江泽民、胡锦涛大体延续了邓小平这种政策，中国正在平稳地从极权体制向威权体制过渡……
千秋雪：尽管跟它自己比有很大变化，但迄今为止，它还只是处在后极权或前威权水平；跟国民党比，它还没有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威权体制的水平。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肯定邓小平前期改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为它毕竟从阶级斗争的内耗中走向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事实。
但事实的另一面也要看到，经济改革走到1989年，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官民对立显露端倪，体制内外都发出了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顽冥不化的执政当局又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学生和市民推进了血泊之中。到这时候，极权体制的残暴野蛮和共产革命的荒诞虚幻已经暴露无遗。此后的22年，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权贵集团的疯狂搜刮，情况变得更严重了。如果说，60年前的党国集团是胜利者以革命的名义把公民的私产变为党国的“公产”，那么，现在的权贵集团就是当权者以改革的名义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变为他们家族的私产。企业改制、强迫征地、强拆民房，大搞工程，制造通胀……甚至他们现在搞的教育产业、文化产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成为权贵集团疯狂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这时的执政党，既没有早期革命的精神，也没有早期改革的动力，是一个没有理想只有利益的分赃集团。
友人：既然权贵集团只有“共产”的私欲没有革命的要求，附庸在其下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更没有革命的要求了。
千秋雪：于是，不提革命，排除革命，反对革命，已经成为权贵集团及其既得利益者的相互默契了。
友人：可是，普通老百姓也希望好好过日子，早就厌恶了革命！
千秋雪：老百姓厌恶的是整人害人的共产革命。他们要告别的是共产革命及其产生的专制政体。他们盼望的是民主转型或民主革命。他们每天都在诅咒这个罪恶的政权，他们每天都在盼望民主变革的发生……
友人：我突然有种感觉：八九六四之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是否有点告别共产革命和极权体制的意思？
千秋雪：我不知道。也许是吧。但二十年后，李泽厚说“告别革命，就是告别辛亥革命”，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渐进改良来实现转型——他的药方是是发展非公经济——不知他是绝望至极还是不识时务？
转型就是革命
友人：你说的转型就是革命，跟邓小平说的改革就是革命，味道还是很不一样。
千秋雪：当然。邓小平的改革不过是一种改良，它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不变，变化再大也不过是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我们说的转型，既包括改良、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也包括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是一场顺天应人、改天换地的真正革命。
友人：嗯……可你的意思是，改革会导致转型，不改革也会导致转型，言下之意，革命不可避免——这确实让人觉得悲观。
千秋雪：我的感觉跟你相反，我很乐观。共和革命还会再度发生，中国转型必定取得成功。
友人：还是因为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千秋雪：对，民主尚未成功，革命还在持续。即使在台湾，孙中山开创的共和革命理想也没有完全实现，虽然实现了宪政转型，但巩固和完善尚需时日，还没有完成民族统一，民生发展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至于大陆，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民生有了一些改善，但民主、统一、发展，仍是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友人：可是，台湾不会再搞共和革命了，大陆也不会再搞共产革命了。
千秋雪：共产革命当然是搞不下去了！尽管他们还在嚷嚷“四个坚持”、“五个不搞”，摆出一副要将共产革命进行到底的架势，可实际上他们真正玩的是搞权、搞钱、搞腐败、搞欺骗、搞维稳！八千万中共党员有几个真的相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并且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的实践（对比海峡两岸），东欧的实践（对比曾经的东西德国），全都证明共产革命的彻底破产！朝鲜的实践（对比南北朝鲜），也将证明这一点！
至于台湾会不会再搞共和革命，既取决于台湾朝野双方的良性互动，也取决于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
但至少可以肯定，一度被共产革命所打断的共和革命，一定会在大陆重新启动并取得成功！我们说的民主化转型，就是最新一轮的共和革命，也是最后完成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
友人：所以，还是要回到你开初说的那些，“革命的意义、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革命的发生条件和发展方向”等等。且不说现在的中国人到底对革命有多大兴趣，就说革命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吧！
千秋雪：革命的意义，不在于人们的赋予，而在于现实的需要。《零八宪章》既是一篇言辞温和的政治变革宣言，也是一篇充满自由民主激情的革命宣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现实意义。
《零八宪章》开篇就说， “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零八宪章》在前言中回顾历史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谈到现实时，《零八宪章》指出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某些政治进步后痛切指出 “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零八宪章》用主要篇幅阐述了六大基本理念（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和19项基本主张：1、修改宪法；2、分权制衡；3、立法民主；4、司法独立；5、公器公用；6、人权保障；7、公职选举；8、城乡平等；9、结社自由；10、集会自由；11、言论自由；2、宗教自由；13、公民教育；14、财产保护；15、财税改革；16、社会保障；17、环境保护；18、联邦共和；19、转型正义。
《零八宪章》在结语中强调：“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对《零八宪章》的一些观点，比如目前中国社会是极权还是维权，未来国体是联邦共和还是单一共和等，都可以讨论。但《零八宪章》说“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其用意显然是告诉当局和世人，当局不搞政治改革，人民就要起来革命！革命的原因就是专制的存在，一是“造成了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二是“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友人：《零八宪章》说的可都是“政治变革”、“政治民主化变革”或“转型”，通篇并没有提到非要革命不可。
千秋雪：《零八宪章》说的“变革”或“转型”，我的个人理解是包含了改革和革命的。不能把《零八宪章》理解为它只是寄希望于当局改革，甚至错误地理解为它反对人民革命。它号召所有中国公民“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这里“公民运动”就包含着人民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实也是一篇革命宣言。它在讲到独立战争发生的原因时其实就是在宣告革命的原因，“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今天中国的现实比300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境遇更加悲惨，当局如不痛改前非，等待它们的除了革命还会有什么呢？
友人：问题是，人们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不会贸然革命。况且当局一直都在说要坚持改革，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几年，这种话，胡锦涛温家宝都说过，习近平李克强也都说过。凭什么说共产党就不搞改革了呢？既然人家在搞改革，为什么你偏要搞革命呢？
千秋雪：又回到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上来了！我想在此重申一下原则立场：
1.只要能平稳过渡，谁也不希望社会变革出现剧烈动荡。
2.当局如果真搞政治改革，人民就会欢迎；如果它不改革甚至倒退，人民肯定要反对。
3.即使当局搞改革，人民也没有理由放弃革命。
革命和改革的关系，既有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有相互包容的关系。中国人再也不能容忍慢吞吞的改革，更不能容忍假惺惺的改革了！公民运动的兴起，公民社会的培育，正是革命或转型的酝酿、发展过程。关键是谁能占得先机。改革的主动权在当局手里，革命的主动权在人民手里，就看谁能抓住主动权。不能因为当局老在说要搞改革要搞改革，就要求人民放弃革命的主动权。当人民放弃革命主动权的时候，当局也就可能放弃改革主动权了。
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不都清清楚楚地摆在这里吗？
友人：啊，你这说法有点新意，回去我琢磨琢磨咱们再谈如何？
千秋雪：好的。希望有机会见面接着再谈革命的发生条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
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三）
编者按：
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进程中，有不少人士进行过一些阶段性的反思，但像秦永敏先生这样系统的进行反思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士并不多见。秦先生在这篇长论中，系统的总结了从民主墙运动、89学生民主运动、98组党到《零八宪章》运动三十年民运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最典型的问题是缺乏团队精神，缺少合作能力”。
在谈到《零八宪章》时，秦先生指出：“《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迄今为此，《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已经超过了万名，这表明，它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
在文章的最后，秦先生以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民主运动为范例，强调中国民主力量“必须学会协商谈判妥协”，达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稳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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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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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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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冲击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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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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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经验启示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国内还没有任何合法性，无论中国民主党、泛蓝联盟还是《零八宪章》等等，都处于不合法状态，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共太专制蛮横，把一切异议活动都毫不留情的压制下去了。但是，要说我们自己没有问题，不存在导致这种局面的毛病缺点，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海外民运就是我们国内的一面镜子。一个人所共知的实例是，九十年代海外两大团体合并，结果并成了三个，为此中共某酋首闻讯大喜：“不成气候，不足为虑！”这对我们国内同人来说，真是一个最心痛最难受的消息！而我们自己呢，如果不引以为戒，能够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重任吗？
对有反思能力的个人和团体来说，经验教训是最好的财富，由衷的希望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尤其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能因此自勉自戒好自为之！
反省是自身进步的基本动力，缺乏反省能力，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毛病缺点和问题，从而不知该如何改进，也就不可能不断的进步。虽然处于强力打压之下是我们无法集结的主因，我们也还是要多多作检讨，看存在或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虽不存在，但也必须保持警惕。
这里，我们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方面，哪一个人，而是针对四五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整体进行反思。
在“全面专政”的残酷打压下，任何活动的进展和结果都不取决于反对派，只取决于统治者。因此“右派”运动就没有任何反思的余地，一切都取决于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
没有组织的活动也不存在反思的余地，因为自发的事件没有预先盘算，没有安排、策划，不是人的理性企图主动控制的活动，没有既定目标和策略考量。比如四五运动就是如此，当然，据说邓小平是做了策划的，这样，对他来说倒是可以反思一下。从参与者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支配。虽说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开始从中共操纵的运动中分化出来。
当然，以上两种运动，虽然不存在策略反思的问题，也还有历史反思的必要，但这是题外话。
从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民主墙运动
“民主墙”运动是在闭关锁国30年、文化毁灭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老一代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被整死整趴下了，年轻人中的精英大部分进了大学，因为有书可读，多半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这场运动除极少数例外，其余几乎都是社会上顶多只有中小学文凭的人在搞，武汉民主墙运动是我发动的，我甚至只有小学文凭。与此同时，这场运动参与的人数总体来说是很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主要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正式登场，领导者的能力素质相对很低，理想目标都很模糊，策略上也就相对缺乏系统考量。当然，全国各地的民主墙领袖都是高智商高能量高志气的中小学生，他们文凭不高是因为文革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所致，他们多半还因为上山下乡当知青一方面逃过了洗脑、一方面有广泛的社会生活阅历，并且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苦难和社会的悲惨，属于上亿同龄人（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尚怀有早年教育带来的理想主义豪情，因而这些本身就需要启蒙的年轻人，在刚走出文化灭绝时代的中国充当了启蒙宣传者，成立了大量学会，创办了大量刊物，开展了大量社会活动。他们没有奢望，只是凭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全面专政的深恶痛绝而自愿做铺路石，与此同时，他们中除极个别的选择了激进方式外，大部分还是希望以温和的态度在当局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持久的开展活动。除开1978年底到1979年三月因为有民主墙参与人数多一点外，此后在当局的打压下人数越来越少，开展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坚持到1981年四月份，终于被当局彻底扑灭。从参与者来说，能够总结的经验教训虽然不少，但用长沙二十中学的教务主任，民办文学刊物主编章顺寅（于凡）的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就是还是没有多少策略反省空间。
不过，在此期间，中国反对运动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恐怕是找到了开展反对运动的基本方略：公开化、合法化、理性化。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有理由堂堂正正的行使法定权利，理直气壮的向当局要求民主，同时具体操作上根据现实可能性来进行。
另一方面，回头看包括鄙人在内的民主墙运动领袖在今天的表现，情况也令人感叹。应该说这些人文凭虽不高，政治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取得了历史先机，这样，当年怀有理想主义豪情，没有奢望，只是凭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全面专政的深恶痛绝而自愿做铺路石的当代中国民运先驱几乎个个都名满天下，也就人人想独占鳌头，在人家眼里我们都蜕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大家开始争名夺利，摆老资格，专门指责人家，成了一帮占有资源而不做实事的太上皇。至少我们得承认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能力，缺乏团队精神。其结果，是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做了最出色的演绎——一个人是一条龙，一群人是一条虫！看看当年从北京、广州、上海及其他各地冲杀出来的一个个民运大佬，如今有几个还互相往来？更别说形成合力，一起搞政治团体、一起开展什么活动了。
显然，民主墙人士虽然反对中共的一党独裁，只要可能，只要捞到机会，我们也个个都会搞自己的个人独裁，事实上，在我们搞起来的一个个组织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有几个不是本组织的独裁者？我们中一些人因独裁而被轰下台的事例也确实存在。
所以，别相信个人！只有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不过，事物的另一面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民主团体的效率往往不如专断团体，这个题外话不用深说，值得指出的是，就像为了效率任何民主国家的军队同样是独断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专断也是需要的，问题是要同时运用好民主的公平正义和专断的效率功用。
处理好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大环境既整个社会或者主流政党一定得民主，小环境中既各种特定团体中各种特定情况下不妨酌情而定，为了效率头头专断也是可以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生活正是如此。
但是，就民主大业来说，就我们要从事的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来说，我们一定要把防范个人专权（集团专权）当做首务，否则民主运动是搞不好的，搞出结果来也可能还是让国家社会陷入新一轮专制循环。
与此同时，加强个人自律，提高合作能力，以制度和规则减少和杜绝意气之争、权力之争、内讧内耗，应当是我们自身建设的基本考量。
2 ，80年代的学潮
20世纪80年代十年中前期，由于中国还刚摆脱文化毁灭经济破产的文革，总体上当局尚颇有自信，其改革派还真心在探求出路，面对反对运动的崛起，打压中还多少讲点道理。这些年里，大学生们开始觉醒，83/86/89三波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规模越来越大，对全社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到89学运发生时，局面已经完全改观，从邓小平之子开始的大小官员通过巧取豪夺先富起来，使刚从“平均穷”时代摆脱出来、本来还对共产主义抱有真诚希望的民众怒不可遏，中共也因此成众矢之的。
应当说，历史给了中国一个相当好的民主化机会，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是会失之交臂呢？这里客观原因也是有的，主要是这一次中国走到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头，因而由大学生为主组成的反对派还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尚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只会情绪化的“反官倒”，却没有看到官倒后面的专制体制，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宪政民主的意义价值，也不懂得政治多元化对民主化的作用，总体上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划、蓝图和远景。
说白了，89民运还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组织来进行领导，也就没有成熟的纲领，更谈不上有成熟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一哄而起，弄得很热闹，规模很大，却没有有效的内部构架，没有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拿出合理可行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办法措施来。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年领导89学运的学生领袖，不难发现他们中各种人才都有，就是没有几个真懂政治的，王丹不过是当个教授，伍尔开西不过是做个市民，李路柴玲倒是发了财，却和民主运动完全无关。把那二十几个被通缉的89学生领袖挨个考察一下，他们今天有几个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素质？当年的学生领袖既没有几个有政治家的知识能力，也没有几个有政治家的品格和意志，指望这些人领导那样一场决定十几亿人命运的运动走向成功，是否有点过于滑稽?
当然，政治家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如果89民运能够持续推进，他们这些人中肯定有人会成长为政治家，但是，只有顺境才能成长的政治家有可能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中承担历史重任吗？
可想而知，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会“像灾难一样涌现”（普列汉若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因此如果1989年就进入了民主时代的话，中国政治领域新人辈出是必然的，一些本来尚不出名的真正有政治才华的人比如刘贤斌、陈卫、赵常青、李海后来脱颖而出绝不奇怪！
以此观之，我们要想推进民主事业，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要为民主时代到来开辟人才辈出的道路。
就是说，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必须为尚籍籍无名的精英人物脱颖而出打下制度基础、规则基础，以中国传统的“绿林好汉先来者为王”是行不通的。
这样，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就必须实行和以往中国的政治组织完全不同的规则、制度，坚决抛弃那种长期依靠名人效应维持的模式，其领导群体必须有充分的开放性，其任期不能太长（尤其是头一两任，如果不是因为竞选担任行政职务的需要不应连任，民主化初期，为防新的独裁行政职务也应尽可能禁止连任）。
与此同时，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也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群体，必须有基本健全的组织架构，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有远景规划和实现远景规划的战略战术。
反思89民运，令人想起赤眉绿林起义之类规模虽大却无结果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的教训不就在这里吗？
3，98冲击党禁
正因为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群体，必须有基本健全的组织架构，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有远景规划和实现远景规划的战略战术。所以在一党独裁国家，冲击党禁是必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突兀而起一鸣惊人绝非偶然，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是，如何才能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绩效，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策略问题。
一党专制下搞民主政治的人没有不想组党的，早在民主墙时期我们就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1993年，我在《和平宪章》这个当代中国大陆本土的第一个民运纲领文献中就提出了要求开放党禁。
1997年邓小平死后不久，我就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明白这是一个极好机会，首先以个人要求生存权入手，搞起了中国人权观察，由此开始逐步推出政治反对派，并大力宣传结社组党的必要性，但并没有急于实际操作，因为这时武汉虽有大量人在观望，真正敢站出来的一直十分有限，我希望通过长时间的感化、带动让他们都站起来，在有一定规模后再来从事组党活动。从全国来说，武汉情况绝非例外，西北地区只有零星火种，当时湖南、陕西、四川、北京要强一点，其他地区情况尚相差甚远。但就在1998年5月，我派往杭州联系的李卫平带回了当地朋友准备率先开始组党试探的消息，从全国形势判断，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准备劝他们暂缓，而先按我的“五个一工程规划”（一个空中民主墙、一个社团、一份刊物、一个工会、一个政协）行动。不过，后来杭州朋友把中国民主党的旗号打出后，为了全国一盘棋，我还是立即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结果是我马上坐了十二年牢，开庭时,武汉那些观望者到法院门口去做了上千人的观望，却没有谁再站出来了。从我个人来说坐十几年牢都无所谓，眼看那么多本来准备站出来的人都退了回去，实在是太可惜！
当然历史的看，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有得有失，大圆不以小缺为伤，既然功劳卓著，损失也就算是代价。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从今以后让民主人权事业打下草根基础已是当务之急，考虑到从前民运失败的基本原因，从今后来说，几乎可以说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一切，因此，就当前看这已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中国民主党这个旗帜，从今以后没有了重新树立大旗的需要，很多工作应该可以围绕着它开展和进行了。
这样，避免让我同仁付出可以避免的代价，为中国民主党打牢草根基础，在现有条件下、现有合法空间中做好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就是必然的策略考量。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更有历史深度的反思是，中国百年的宪政转型中，最普遍最广泛的问题就是“欲速不达”，以致中国的民主进程走在人前落在人后，今后我们是该稳健起来，在确保历史不会再倒退的前提下坚定不移的推进民主进程了。
当然这不是说害怕快进突变，而是希望我们成熟起来。历史进步的特点是有时长期如一潭死水无论你怎么着急也没有用，有时又讯息万变机会难得稍一犹豫就失之交臂，相应的，我们需要的是行云流水般的高超的策略能力，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虽是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我们还是要极力争取。
4，《零八宪章》
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一个高瞻远瞩的共同纲领，1993年我为此推出了《和平宪章》，可惜条件不成熟，这个民运纲领没有推展开来。15年后，刘晓波等人再次推出了这样一个纲领，即《零八宪章》。
200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前夕，刘晓波被捕，次日，《零八宪章》还是准时公布。
在当今世界，《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没有一句话不能在联合国和其他方面的人权文献中找到，然而，它却招致了中共当局的严厉打压，刘晓波本人甚至被判了十一年徒刑。当今世界对此自有公论，那就是毫无悬念的把2010年的若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他。迄今为此，《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已经超过了万名，这表明，它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
不过，我意以为，《零八宪章》如果掌握一些策略，它的工作还是会做的更好一些。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时机。
关于时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精辟论述和警世名言，四书五经有云“虽有磁基，不如待时，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俗话则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无论政治军事，时机都是策略中最重要的环节，策略又是成功的最重要环节，抓住了时机，做事就事半功倍，甚至收取四两拨千斤之效。
从零八宪章的措辞来看，并没有多少令当局太不安的地方，换一个时候，较长时间的公开推进是完全可能的，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只有公开进行合法推进才可能取得实效。这样，如果是在邓小平死后江泽民急于向世界显示开明，他又自认能够把握局势的时候，或者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胡锦涛需要维持形象的时候，推出零八宪章这样的文献就可能较长时间的公开开展，并取得相应的实际效果。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看起来是个好时机，做别的战术出击也未尝不可，但是，对推出宪章运动来说却不是时候。
为什么？对《世界人权宣言》当局当然也需要卖点面子，但这必须以不危及它的重大利益为前提。2008年12月，这个时候对当局来说形势已经危如累卵，没法承受《零八宪章》可能带来的打击了，因为主办奥运使它付出了几年放任民众自发集会而造成北京城几乎天天有访民冲击机关的事发生。访民集会和冲击机关无论规模多大，都和北京城的社会主体即广大市民无关，如果是北京市民的民主运动到了这种规模，《零八宪章》出台就太及时了，完全可能把大家凝聚起来，长期斗争，并处于不败之地。但访民却只是来自全国的无结构个体，《零八宪章》不可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性的政治力量，却有可能集合到一起对当局造成较大威胁。这样，对当局来说，不加镇压可能形成崩溃局面，迅速镇压虽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非议，毕竟不难把这场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两害相权取其轻，独裁政权当然不会冒轻易失去权力的风险而放任其开展。这样，迅速镇压是中共当局的必然选择。
结果是既镇压了《零八宪章》也镇压了访民。
当然，这里举访民为例只是说明当时的形势，还有其他各种因素这里就免谈了。
说《零八宪章》时机把握不好未必能叫当事人信服，但基本道理是绝对不错的，对搞政治来说，把握时机永远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对时机的把握需要一定的政治经验做基础，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真正投入到政治事业中去而成竹在胸，并且有足够的悟性。
以上四场政治运动可以说勾画出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线，显示了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足迹，也标示出了中国民主运动存在的基本问题。
以四五运动为先导的民主墙运动是新生代（中共建政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领导中国民主事业的开始，这一代人虽然对中共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无形中也严重遭受中共意识形态的侵蚀，我们虽然是毛泽东暴政的强烈反对者，我们自身的性格却也具有强烈的毛泽东意味，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暴君倾向，正因此，我们个个能独立创业独挡一面，却绝对无法形成合力，不可能团结到一起共创大业，这样对中共来说，这一代“民运分子”只不过是一些麻烦制造者，虽然很伤脑筋，但也不过是芥蒂小事，不足以对中共政权构成倾覆性威胁。
由此表现的毛病缺点问题，则是个个都要当老大，严重缺乏团队精神，广泛存在内讧、窝里斗问题，无法形成合力，同时，如果我们这一代民主墙人士掌权，很难说是否也会搞专制，由此可知，就算民主运动化解了一党专政，防范新掌权者建立新的专政也还是中国人民的重要任务。
从规模上说80年代的学潮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潮，尤其是八九民运，可以说是功亏一篑，这固然和市场经济没有确立、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两个外在因素有关，也还是和民运内部的多方面欠缺不足高度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构架、基本纲领、远景规划，那些幼稚的学生领袖们岂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98年的组党运动是对89民运的最好回应，准确的填补了当年的漏洞、空缺，但是，形格势禁，相应的策略手段则尚告阙如，毛泽东有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国民主党要担负起历史责任，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就必须把策略问题提上首位。
《零八宪章》的问世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同纲领，但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时机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策略考量。
从以上情况可见，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经验教训不少，毛病缺点多多，问题大量存在。最典型的问题是缺乏团队精神，缺少合作能力（在海外更表现为内讧、窝里斗），没有民主生活习惯和能力（这很大程度是外因使我们无法过民主生活），此外还有干实事不如唱高调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扎实的做具体工作，必须学会协商谈判妥协，这既是我们内部建构的需要，也是打开官民对话劳资对话民族对话大门，寻求动态平衡，寻求和平转型的途径方法的需要。
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粗线条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正在坚定不一的向前迈进，并且正在迅速走向成熟。
从这种角度说，我们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我们中国民主党人最缺少的是策略能力，也就是在人权原则至上的前提下，为实现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而站稳脚跟、动员民众、壮大自身，在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同时和当局良性互动，通过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来把我们的国家导出一元化统治的泥潭。
以此观之，我们要强调：
目前海内外致力唱衰中共的大有人在，只要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调门一个比一个高，相反，真正致力做衰一元化统治的为数寥寥，因为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也需要真正的政治才干。其实中共的作为使它一直在被自己唱衰，它之所以还没衰只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政治力量对付它，所以今天需要的已经不是敢于揭露它批判它的高手，而是能把反对力量做大做强的人才！！！
所以本文最后专门重点谈谈如何做衰中共的一元化统治。
为了避免以空对空，我们来看自己的邻国缅甸的朋友是怎么做的。这里我们以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5日 来稿《昂山素姬边妥协边缓进》（貌强）看昂山是怎么做的。众所周知，尽管缅甸也很专制，但它那里的情况已经比中国好得多，好在无论真假，缅甸统治集团已经承认要搞宪政民主制，好在无论多少，缅甸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好在已经开始和反对派对话，尽管目前的对话还不公平。
我们知道，昂山被非法关押了许多年，她受了很多苦，但是，无论当局怎么对待她，她还是强调“我没有敌人”，正因此，她和缅甸的反对派才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占据着历史的制高点。
5，缅甸的经验启示
下面，我们结合貌强的文章来作进一步分析。
就在此前不久，刚获释的昂山和由不公正选举产生的政府的部长作了两次会谈，会谈打成了四项互助协议，包括多接触、求同存异、尽量达成一致看法。
显然，昂山再次选择了对话与合作，而没有就自己个人长期遭受非法迫害的事情做文章，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揭露当局的再多罪恶也只有揭露作用，只能加剧双方的紧张关系，对和平转型很可能只有副作用，作为政治家，受打压、受委屈是难免的，要达到建立宪政民主制的崇高政治目的，还是只能尽力利用目前的空间做建设性的事情
。
“她昨天（8月14日）按原定计划跨出第二步——到勃固（Pagu）去拜见僧伽、会见支持她的市民、学生、同志，也为两所新图书馆剪彩。她说图书馆能开发视野与民智；说法治能让人民安居乐业；说公民为人处世老老实实要紧；不参加民主革命，在各自岗位也能为国家为民主；说非缅族原住民文化多姿多彩，大缅族必须平等对待；说求同存异、跟所有人合作的重要性。所到之处，人潮涌涌，男女老少齐祝她身体健康。她还准备第三步——尽可能多到全国各地走。她当然知道：只要她现在呼吁释放狱中2000政治犯、良心犯，新政府就会脸色大变，甚至凶相毕露。可能昂山素姬被大独裁将军丹瑞（Than
Shwe）整乖了，现在收起书生气，三思而行了。 她心知肚明新政府是新瓶装旧酒——掌经济、政治、军事实权的，若隐若现仍然是大缅族主义独裁将军们，那些穿着民服拖鞋粉墨登场的，也多是脱下军装的退伍将军们。”昂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自古以来，强权在手的暴政都是如此，无论他欠你多少，你向他提出的要求多了一点，他就凶相毕露一点不给，如果你的要求少些，他觉得还可以承受，他就可以勉强做些让步。这样，形格势禁，我们的要求一开始不能不少一点，以便一步步向前慢慢推进。
须知，目前毕竟是一切专制统治的末日，他们也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希望自己作为血债累累的统治者能平稳的退出舞台，少遭受一点历史的清算，这样，平稳过渡和平转型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的，或者说不能不接受。
另方面，从我们来说也要认识到，历史的看专制统治的罪恶是有客观必然性的，换上另一班人统治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专门把罪恶算在当事人的账上，也要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再来看貌强的评论：
“她现在大彻大悟：
*来日方长。
*欲速则不达。
*步步为营，让缅甸民主分阶段推进为上策。
*饭要一口一口吃，国内和平、民族和解、真正联邦制等是急不来的。”
显然，不仅缅甸的民主是需要分阶段进行的，中国的民主也需要分阶段进行。应该说一切国家的民主都需要分阶段进行，尽管国情不同阶段区分也不相同。这一点，近百年前梁启超欧游归来就专门论述过了。虽然分阶段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分阶段民主化，一种是民主制度下分阶段完善化。貌强又介绍：“昂山素姬不像她父亲国父昂山将军要建立军队，要枪杆子出政权，要韬光养晦出奇制胜，乐于游走于刀刃之间，大搞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国父女儿是缅甸铁美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她鄙视暴力，反对暴力，提倡民主人权、中庸政策与非暴力运动23年如一日。她现在要与新政府求同存异，尽可能合作、互助互利，为国内和平、全国和解尽其所能。”
昂山素姬和她父亲的区别，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也是工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当然她父亲那个时代历史条件决定了最需要的是缅甸独立，但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实现民主，就必须“鄙视暴力，反对暴力，提倡民主人权”，就必须“要与新政府求同存异，尽可能合作、互助互利，为国内和平、全国和解尽其所能。”应当说，就目前的中国情况看，我们的处境比昂山素姬更加艰难，因为中共当局仍然不承认宪政的历史合理性，仍然反对搞多元化，仍然不给政治反对派合法地位，也仍然不准搞全民普选哪怕是基层选举。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的情况和昂山素姬的客观条件没有根本区别，因为中共的说法已经从毛泽东时代滥杀无辜没商量的“全面专政”，邓小平时代强横霸蛮无理性的“四项基本原则”退到了吴邦国“几不搞”这种地步，也就离“搞”只有一步之遥了！今天的中国，岂是吴邦国一个人说“不搞”就能算数的？中国搞不搞宪政民主制得由历史说了算，历史得由全体中国公民说了算，不仅所谓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说了不算，就是所谓的“全国人大”说了也不算，因为按照工商业文明时代的规则，国家的根本问题必须由全国公民通过全民公决说了算！这样，我们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昂山的缅甸并无本质不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也就完全可以参照昂山的策略。
貌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然，她完全明白：
*非缅族原住民要求她尊重彬龙精神——他们要和平、民主、人权、各族平等的真正联邦制。
*缅甸人民强烈要求释放狱中的昆吞乌（Khun
Htun Oo）等两千政治犯、良心犯，88年代学生领袖敏哥奈（Min
Ko Naing）、哥哥基（Ko Ko Gyi）等。
*她忠告新政府释放政治犯良心犯越多，民怨与国际制裁就会消得越快;她拟跻身交战双方之间，为非缅族武装力量说话，以扑灭或减轻内战燎原之势；她规劝新政府多做些得民心之事，让欧美的各项制裁减少或终至取消。
*她以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圣雄甘地非暴力精神，义无反顾地游走于刀刃之间——尽显与父亲异曲同工的软战术软实力。”
缅甸虽然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邻国，昂山素姬却是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能达到她的策略水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大大加速了！我希望我们中国民主党同仁对此能有深刻认识和高度共识，因为唯此我们才能在目前的高压下高水平的运作，把中国的和平转型稳步的向前推进。
2011.8.30
温家宝：用心灵的竖琴拨动善良人们的心弦
作者：王德邦
编者按：
在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转型过程中应该如何认识温家宝，这是体制内外的各色政治力量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人认为温家宝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忠实代表，有人认为温家宝关于民主与普世价值的呼唤是“表演作秀”，甚至加之以“影帝”的桂冠，而执政党的寡头集团甚至要把温家宝孤立起来以阻止他关于改革的努力。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温家宝？
王德邦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王德邦认为温家宝的言论虽然很零散，但却共同宣讲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注释着温家宝对现代人类文明价值的不息追求。
尤其是王德邦指出：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想当年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中共改革“三巨头”在台上，也曾面临类似官场排斥与民间不解甚至非议，而过后我们却发现他们是何其珍贵！我们不能在同一条河流当中被再三再四的绊倒。
我们认为，王德邦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也因此，我们在此谨向温家宝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温先生身体健康，更多更好的为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步事业尽一位公民和一位政府总理的双重责任！
11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俄罗斯访问时前往圣彼得堡皇村中学普希金旧址参观，并发表了深情而耐人寻味的演讲，其中说到：“其实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藉。”这一席话，不管引自普希金哪篇文章，或者甚至是否是普希金所言，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诗中寄托了一份对自由的向往、热爱、追求与竭力。温家宝先生在此吟诵，可谓寓意深远！
纵观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向往不是在普希金旧址才生发出的感想，而是由来已久的追求。普希金旧址的吟诵只是温家宝先生对现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尊严、公平、正义等等普世价值认同、宣讲的一部分。温家宝总理在这几年中借用各种场合看似零碎实则系统地对现代文明价值理念进行了阐发，值得我们温习铭记。
其一、为民主、自由、人权正名，公开宣示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与共同创造的成果。早在2007年0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就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其二、强调“法治天下”，倡导依法治国。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师生共同纪念“五四青年节”时说：“‘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我把它演绎一下：法大于天，法治天下。这是很形象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抓住了法治精神的核心。这就是：第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第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第四，立法要发扬民主，法律要在群众中宣传普及。第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有法不依，不如无法。”
其三、强调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201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0年春节团拜会。温家宝发表新年致辞说：“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让每个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努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好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其四、重提“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被网友问及治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三公消费现象时，温家宝说：“‘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其五、亮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大旗。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其六、力倡“政治改革”在2010年短短两个月中近十次公开演讲呼吁政治改革。2010年8月21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说：“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其七、明确提出“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2011年3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其八、倡导“鼓励自由探索，提倡学术争鸣”。2011年6月28日，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时说： “我们要创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做学问、搞科研，尤其需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因为有了充分的学术自由，像牛顿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影响的科学家，才能够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敢于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敢于踏进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不久前，我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提出，要大力营造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提倡学术争鸣。”
等等温家宝先生的言说，虽然看似很零散，但却共同在宣讲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注释着对现代人类文明价值的不息追求。
对于温家宝先生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宣讲，近年来民间出现不同解读，但不管解读如何，有几个事实我们是无可争辩的。其一、这些价值的宣讲，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政改等等长期以来被顽固极左权贵势力敏感化、污名化的概念去污、脱敏，为学界探讨中国未来路径提供援引文明世界已有成果的合法空间，使极左打压现代民主人权宪政追求人士的魔爪有所收敛；其二、给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弱势人群的维权以激励提振，使他们能高扬起“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有光辉”的大旗，消除心灵的恐惧，奋勇抗争；其三、警醒、激活、凝聚体制内改革力量。
对于温家宝先生的一再宣示与呼吁，中国社会现实却依然故旧的严酷事实，一些人提出了诸多批评、质疑，以致认为这一切宣示成了“作秀”。我们的确无可否认中国的现实远远没有如温家宝先生所倡导的一样去改善，甚至许多方面还逆温家宝先生倡导之意狂奔，我想这只能说是中国现实的残酷，而不能作为否定倡导意义的凭据。试想如果没有温家宝先生在那里呼吁倡导，中国社会的现实那又会到怎样不堪设想的地步？所以，现实的严酷正说明倡导的必要与重要，只能说明倡导得还不够，而不是证明相反。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发生着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权力集团中居然有公然出来反对温家宝宣讲的价值，将他视为普世价值派体制内的代表，而这种公开批判一国在职总理的文章居然可以长期高挂于国内公开网站。还有民间，一批支持呼应温家宝讲话的学者与维权人士，却纷纷被禁止出国、禁止出门、禁止座谈，甚至被投入监狱，而那些骂温家宝先生“作秀”的人却可以自由自在，出国无阻，讲学无禁，著书放行。
从对待温家宝先生讲话而出现的如此怪异现象，让人不得不想到中国顽固保守权贵势力的强大，从而认清他们究竟在支持什么，在反对什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温家宝先生的孤独，也由此我们更应体会这种倡导的悲情与高贵！正是如此，那“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藉”的吟诵才如此震撼人心！
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想当年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中共改革“三巨头”在台上，也曾面临类似官场排斥与民间不解、甚至非议，而过后我们却发现他们是何极珍贵！我们痛惜当年没有能及时对那些在夹缝中改革努力做出支持与呼应，而错失了中华民族步入文明的历史机遇，竟致这么多年来民族无可挽回的灾难。
当然让人欣慰的是，在沉沉暗夜之中，我们仰望星空，在发现多少星光远隐之际，却慢慢看到了东方的晨曦，我们坚信黎明已经到来，那些暗夜的孤旅将有朝阳陪伴。渐渐我听到温家宝先生的讲话已经不是空谷绝响，我看到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权为民赋”的演讲，听到张春贤第三次改革就是“还权于民”的直白，也注意到了汪洋近日“维权就是维稳”的宣示，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日渐成为官员中重拾的话语。这些宣示与讲话，虽然依然在体制内处于弱势，面对强大顽固势力这还远不是主流，但我看到温家宝已经不再那么孤独，相信历史终将为更多的人所认清，那些反映时代发展需要，顺应民心，符合历史的价值追求必将“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
那就让更多的人“用心灵的竖琴拨动善良人们的心弦吧！”
2011年11月30日
宪政就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张 辉
宪政是什么？学界有多种解释。但是，宪政也可以简单地归纳：宪政就是用宪法来规范政治，而不是用政治来规范宪政。宪法是全部法律的核心，用宪法来规范人类的政治行为，就是要把人类的政治行为法治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宪政就是法治的最高形式。如果法治能规范政治行为，这就是宪政了。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人如果必须站在人本和人道的立场，那么人性就是第一位的东西；人如果确定人性是第一位的东西，就要肯定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的本性需要。对于人来说，自由即本性，本性即自由。失去了自由就是失去了本性，失去了多少自由，就是失去了多少本性。如果承认人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自己的福祉，那么就可以洞察自由对人的全部意义，因为人的福祉最终都包含在自由之中，所谓的逃避自由只不过是在寻求另一种自由。人的本性正是自由的深刻根基。人从自己的本性出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寻求更多的自由，并以此得到福祉。绝不会有人在失去了更多自由以后能获得更多福祉，自由和福祉完全是成正比例的。在人类历史上不乏专制主义者向人们兜售放弃自由的伟大理由和成功案例，但极左的或者极右的专制主义者公然宣称放弃自由可以获得福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破产之后，反对自由的声音只是角落尘埃。
在当今世界，如果还有人非要说奴役比自由还有合理性，那也没办法，但自由显然已经是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因为获得自由、争取更多的自由本就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所谓自由，泛泛而论当然是自我存在、自我决断、自我选择，而要把自由这一概念并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理论的话，自由、尤其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就会复杂起来。社会并非一个人的社会，自由也并非一个人的自由，如何在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政治规范中寻求自由，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自由是合乎情理的，那么能推导出自治是合乎情理的，那么也能推导出民主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民主首先意味着个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其次才是自由公正的选举呀、开放媒体呀、司法独立呀、三权分立呀等。民主，其最直观的意思当然是人民主权，就是要让人民成为公权的主人，这一点没错，但民主如果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就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也很清晰。当今世界，虚假啊的民主很多，甚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敢说自己是民主的，所以自由公正的选举呀、开放媒体呀、司法独立呀、三权分立呀等，这些东西只是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表象，追其深度依然是社会自治，它们最终目标依然应该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自治，从而达到每个人尽可能充分的自由。
自由，也意味着权利的合理放弃，以及义务的合理增加。只要权利依照正当的程序放弃，并且是自愿放弃出让，就依然意味着自由。人的部分自由转换为义务，这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放弃，以此保证更高的自由。这里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限于他人的自由。权利是人们将自由分割后保留给自己的自由，义务是人们将自由分割后付出给别人的自由。权利是目的，义务是人们为了实现别人同样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是变相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当义务和权利相错无序的时候，目的与手段就时常远离各自的本位，目的不是目的，而手段也不是手段了。这时，人们又不得不将权利继续分割出来一部分做为公用，就是公权。
公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权利和义务进行有序的交换，从而为了权利的行使，从而为了人类的自由。当公权不能平衡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使之有序交换，当公权不是服务于人们的权利，当公权不是帮助人们寻求更多的自由，那么它就是非法的。民主社会里公权从属于人的权利，继而从属于人的自由，所以就当代而言，民主制度是合法的、正当的和伟大的。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宣扬民主？因为我们认为公权是由于每个人的需要而设立的，它应该听从于人，服务于人，而不应该粗暴地、非法地对待人。民主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它只是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宪政学者张祖桦根据民主制度的演化史把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一般民主是古典的民主形式，容易走向多数人的暴政；法治民主克服了一般民主的缺陷，保护了少数人的权益，但没有彻底规范政治行为，容易给民主本身带来破坏；而宪政民主又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张祖桦先生的这个分析不仅是符合民主制度之发展史的，而且为人们分辨不同的民主形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尺度。那么，最基本的一点：现代民主离不开法治。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所有人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统治。但是在宪政理论中，法治的含义较为狭窄，它主要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统治，遵从法律。现代民主社会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大家所认可的、必须共同遵循的秩序，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全部社会活动要依据法律来进行管理。在法治社会中，无论什么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服从命令乃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与信守，个人对掌权者的服从仅仅限于法律秩序所承认的界限之内。在当今世界依然有很多国家虽然法制很完毕，甚至选举也貌似很规范，但显然不是法治国家，因为在那里，领袖和党的权威是最高的行为准则，法律往往成为领袖和党的“附庸”。
与法治相对应的是人治，人治意味着一些人可以超越法律去干涉另一些人的生活，这从本质上就不是民主的，所以现代民主国家无不将法律置以最高地位。人治社会的统治，其统治形式或者笃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秩序和权力的神圣性，或者笃信个人和政党的力量与品质，他们最终都是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就是笃信皇权秩序的权威性，延续了数千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又笃信政党和领袖的超凡，延续一百多年至今。孙中山曾提倡对他个人的崇拜与服从，蒋介石曾提倡“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毛泽东曾提倡“伟大、光荣、正确”，现在还是“三个代表”、“党的利益之上”，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脉络，就是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或者要求的是臣民对主人的无限忠诚，或者要求群众对政党和领袖无限忠诚，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前者表现为宗法形式，而后者披上了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外衣，但脱了这个外衣都是一样的专制。我们可以看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显然是独裁的，但是还披了选举制度的外衣；伊朗的情况也差不多，选举制度很完备，但最高领袖决断一切。
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权力和权力的冲突，还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经过调和而达到社会公正，就是道德与法律得到修正后的成果，这个成果的核心就是法治的发展与进步。在人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有权力和权力的冲突，还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这些冲突怎么调整？当然是依靠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来调整，具体地说就是因应形势变化，根据法治原则不断修改法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是这么启动并进行的呢？这当然是依靠政治来解决。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政治家的主要活动就是修正法律、维护法律、再修正法律。最伟大的政治家，或者是为变法而赴汤蹈火者，或者是为护法而赴汤蹈火者。
不可否认，法治的每一发展与进步都是人们的政治成就。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权力和权利的冲突，还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如果说法治的原则是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那么一个法治社会里的政治就不能使无序的，它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宪政的规则。宪政是什么？学界有多种解释。但是，宪政也可以简单地归纳：宪政就是用宪法来规范政治，而不是用政治来规范宪政。宪法是全部法律的核心，用宪法来规范人类的政治行为，就是要把人类的政治行为法治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宪政就是法治的最高形式。如果法治能规范政治行为，这就是宪政了，所以宪政本质上和宪法是否成文并无必然关联。这个世界上，宪政民主国家大部分都是有成文宪法的，也有几个宪政民主国家没有成文宪法，但人们都把他们归为宪政民主国家，就是因为他们那里有政治规范。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拉伯雷说得好：“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当政治用宪政来进行规范的时候，政治才是合理的政治，只有合理的政治才能促进法治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社会达到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的目标，从而使保证人类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从而使得人类拥有更多的自由、人性和尊严。宪政学家张祖桦说：“宪政民主的基本要义就是保障人权和人的自由，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目的。因此，它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的。它不能容忍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无视和践踏人权、剥夺人的财产和自由的行为。是否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是区分真假宪政民主的试金石。”
根据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A.V.Dicey）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谓法治含有三个观念：第一、人人非经法院依正常程序确定为违法者，不得加以处分；第二、无论何人，包括统治者在内，皆应受制于同一通常之法律与法院；第三、个人所享有之权利，乃系宪法之源，而非宪法所赐予。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以后的论者表述虽不太一样，但并未超出其基本精神。其中第二条表明，统治者受制于法律，这就是宪政精神。我们中国在晚清时期，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变法主张，其核心内容之一，即是制定宪法。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记述道：“先生以为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为第一义”。此后的孙中山先生说得好：“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之保障书也”。这说明康有为和孙中山懂得宪政精神的根本所在，可惜百年后的中国依然在讨论什么是宪政，宪政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綦彦臣：王岐山所见与我略同
——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与中国的黄金储备问题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岐山是副总理，我不在乎，尽管我设想过“票选”他当政府首脑。我在乎的是，王岐山政治家身份的本质支撑是经济学家这个“基本元素”，他无论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学术良知，总算说了一个真实的判断。
一．从路透社的报道说起
英国路透社2011年11月20日发自北京的电稿，写道：“官方的新华社援引王岐山19日的讲话称：‘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王岐山的评论是迄今为止中国高级决策者最悲观的预测。”
我认为，王岐山的预测可以称为“危机长期论”。
对于路透社的电文，新华社《参考消息》11月21日作了译介。文在第8版<中国大地>，题目是《中国官方“全球衰退”提法引关注》。
尽管王岐山没有说这个长期化将有多长时间，但是，这种看法与我在一年前的判断是一样的。在2010年3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一书中，我的判断是：“以本书作者的观点来论，全球远未见到走出危机的希望，还要经历一个历时50年的非典型性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与以往世界性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50年内将是经济理性缓慢调整的过程。”（P183-184）
二．我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或许由于这本书与这个观点，在30年以后，我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那时我预测的50年危机时间（2009—2059）过半，事实证明我所说的是对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这本书的英文版也有了。当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民间经济学家，我不太在乎奖项，甚至不在乎称呼，关键是经济学家能否对人类或者他目力所及的人群带来“智力福利”。
我不打算为自己创造的“智力福利”一词做诠释，因为在那篇引起较大关注的《中国进入缺钱时代》一文里，我已经实质性涉及它。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我不需要借与王岐山的所见略同来抬高自己，正如我批评郎咸平也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那样。简单地说，我首先把王岐山看做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要比大多数体制内经济学家负责任的学者。
点出全球危机长期化不仅是对欧美的善意提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当清醒没有什么“北京共识”之类的东西，中国危机的后果将比欧美厉害得多。因为，你的全部外汇储备中黄金所占比例太小，不足百分之二，黄金绝对额才一千吨多点儿。意大利的危机大了，但人家的这个比例是百分之七十四，绝对额是两千四百多吨。
第二，王岐山毕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政治家，是影响本国和全球经济趋势的决策人物。如果还按我在微博上的一个“政治模型”（若票选元首，我选汪而不选薄）来延伸论述，我则说“若票选政府首脑，我选王而不选李”。当然，这个“政治模型”本身欠缺重要因变量，那就是自由选举制度。这在本文以外，我不再展开来谈。
三．人类心理习惯中黄金因素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王岐山的危机长期论是全球金价（主要是黄金期货）上扬的最主要推动因素，甚至是唯一的。中国本身透露要增加黄金储备，俄罗斯、印度也如是称。
作为金砖五国成员的这三家都作出如此决策，可见危机长期论影响之重。因为，作为外汇储备的重要份额，黄金还是国际清算的最后手段，尽管现在还没到动用它的地步。
美国坚称不会动用黄金结算，是为了稳定全球信心；意大利弄到这个份儿上了，也没用储备黄金兑付政府债券，也说明还没到“逼得脱裤子”的地步
这里还有两点要说明：
其一，现在还没有国际经济资讯说是王岐山的“危机长期论”导致了黄金期货价格上扬，仅仅限于我作为民间经济学家的推测；
其二，还没有相应的资讯证明欧洲国家，至少是意大利要抛售黄金储备。这样抗下去，肯定间接地推动了全球危机的长期化。
黄金对人类除了习惯心理上的影响，其实并没多大用处。但是，人类摆脱习惯心理的博弈是复杂的，正是基于此点，我才预测本次危机要经历50年的时间。
四．关于中国的至关重要的两个黄金指标
黄金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民间，未来的唯一投资选择对象就是它。所以，我在《真实的交易》一书有一个专节，题目就是“黄金，黄金，还是黄金”。对于国家层面，有两个重要的指标：
1.至少要经过五年的努力，中国才能实现黄金储备占全部外汇储备3%的水平。现在是1.6%，要升这1.4%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太大。增加黄金储备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零售金价再次飙升，使中国进入“疯金时代”。随之，物价也会飞涨！
2.今后三十多年内（可视为2009至2049），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占到50%的份额，中国才能在创立超主权货币方面有发言权。
这两点，我在《真实的交易》一书中都说了（P84）。我无意于用篇短文为自己的通俗经济学著作做广告，而我想给自己设定的“智力福利”项目则是——能否在未来一段时间，印证王岐山的“危机长期论”是全球金价上扬的唯一动力。
王岐山是副总理，我不在乎，尽管我设想过“票选”他当政府首脑。我在乎的是，王岐山政治家身份的本质支撑是经济学家这个“基本元素”，他无论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学术良知，总算说了一个真实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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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论中国式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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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自由选举是假选举，搞假选举的共和国是假共和国。现在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都出在假共和真专制上，解决的办法就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中国90多年前曾有过“护宪讨袁”社会运动，现在该有“护宪维权”社会运动。只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全部落实，国家才会有真正的选举，中国才是真正共和国。这结论无论从正义、道理，还是从法理、逻辑各方面，都是立得住行得通的。
我刚刚经历了一场中国式选举。刘生敏独立竞选上海市浦东区人大代表，请我做他的竞选顾问。我和他一起经历了很多磨难，如选民登记错误，不公告和告知选区范围，不准独立竞选人集会演讲，宣传海报被撕掉，区选委会不履行职责，到市人大反映问题不予答复，选民小组会上我被打，摔坏相机，投票日我和独立竞选人被跟踪等等。这我产生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共和制国家有多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领导人由公民依照宪法选举产生。一个国家没有选举就没有共和制。如果选举是假的，那么这国家的共和制也是假的。选举真假是衡量共和国真假的唯一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有过一次全民选举，时间在1949年。那次选举不是用手投票，而是用脚投“票”。多数人把自己天赋权利交给了一个党，选出了一个领袖。这授权本应该4-5年确认一次，有效期最多不过8-10年。可从此之后，中国60多年没再有过真正的国家选举。
我从中国报纸和电视报道中看到过很多选举，场面隆重而热烈。代表们紧握领导人的手激动万分，表决时一致举手通过。其实这都是在演“选举戏”，谁当选事先早就安排好了，由包括新当选人在内，几个人秘密商定，然后按照剧本和导演的意图演一场“选举戏”加以公布。
戏的主角儿是自然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代表是配角，记者跑龙套。凡是参加这场演出的人都能得到个人好处，如跑龙套和配角可以享受免费餐饮，免费文艺欣赏，会议纪念品等。主角儿则比以前更加有名，权力更大。
我几年前也曾经列席参加过一次“选举戏”演出，开幕和闭幕各出席一次，每次出席时给我100元。我把钱装进衣袋里，心里明白这是“演出费”。我知道在战争电影演死人一次给50元，死的不像要重来。我演一次“选举戏”是100元，不用重来，还有茶水招待。当记者摄像机方向对我时，我就放下茶杯，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演就要像真的。
“选举戏”很像中国的京戏，戏中有各式各样的面具，角色和套话。每场戏演一样的情节，有一样的结局。“选举戏”最像中国京戏之处是远离社会生活，戏演完了，那些面具、套话和情节就没用了，只有结局有用，这结局是“剧本”早就决定了的。
当然，“选举戏”和京戏也有很大区别，京戏演员穿的都是古服装，八个样板戏演员穿的也都是近代服装，“选举戏”演员穿的都是西装，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模一样。也有少数民族代表穿的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他们参加选举大会不是为表决，而是为表演。
中国“选举戏”一演就是50多年。主角儿们演的津津有味，配角和跑龙套的也乐此不疲，只有老百姓越来越漠不关心，出现“选民演员”匮乏现象。于是，各社区纷纷打出“参选是公民神圣的权利”、“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之类的横幅标语。谁来投票送他小礼品，有的干脆送他演出费20元。
这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又上演了一场“选举戏”。市、区人大和街道甚至居委会都像模像样成立了选举办公室，社区到处可见选举的宣传标语。刘生敏没按照剧本和导演的安排参加选举，而是按照《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依法登记，并独立竞选。
这举动就像看戏的人入了迷，他以为凭自己的信念和实力可以当选，当选后可以在社区“为人民服务”，就上台玩真的了。选举办的人看剧本“查无此人”，就开始封锁他。
首先，刘生敏登记选民就差点从自家选区“蒸发”，选民登记地点被莫名其妙地搞到他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街道。这要是不及时发现纠正，他的选民资格就被悄然“暗杀”了。
接着，各级选举办都不告诉他选区和范围。在他多次追问之后，总算告诉他是第43选区，但不告诉他具体范围有多大。这导致各个居委会都不准他到社区做宣传，理由就是“你可能不属于本社区，等你知道了选区范围再说。”这选区范围成了居委会对付刘生敏的“橡皮钉子”。
后来，刘生敏自家居委会书记带头撕掉他竞选海报。他告到派出所不管，告到法院不立案，告到区选举办被忽悠，告到市人大选举办不出面接待，没有任何答复解释，把皮球又踢回区和街道选举办。
刘生敏急了，给市委书记和全国人大各写一信反映情况，希望给予合理解释答复。因为选举日迫近，所以特别在信封上插了三根鸡毛。鸡只有在特别着急的时候才飞起来。可是发信人急，收信人不急，给市委书记的那封鸡毛信飞回到区政府，给全国人大那封鸡毛信飞进中南海水底，这两封鸡毛信从此如泥牛入海、全无音信。
我当选举顾问也招来横祸。被官员骂“卖国贼”，手臂被打，数码相机被打坏，里面保存的珍贵旅游照片也被居委会主任强行删除。参观投票站被两个自称是“楼房设计”的人跟踪。我将这些讲给采访我的法国女记者听，她微笑的面孔变得很惊讶，似乎听到了外星人奇闻！
对我最大的迫害是逼迫我两次搬家。我刚搬到一处新居，还买了洗衣机、高压锅准备常住。协警来了登记拍照，接着房东让我限时搬走，仅给我两天时间。到时间协警来监督我搬家，我说他是“特务”，他说是“上级指示”，不执行就会被开除。我知道协警业务上归警察领导，警察归上级领导，上级领导归D领导。
我仓促间住进外资酒店。在这里身体很舒服，只是钱包受苦。对于差钱的人来说，钱包受苦心就发慌，于是想到再租房试试。如果我再被驱赶，就想办法去坐牢。关心我的朋友把坐牢看得很恐怖，都阻止我，我则不然。中国没自由，就像一座大牢房。我坐牢只不过从大房间换个小房间而已。
我通过参加这次选举，感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不落实，竞选人（候选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无法说服选民支持，“有被选举权”就成了一句空话。参选人不了解候选人，“有选举权”也成了一句空话。
没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自由选举是假选举，搞假选举的共和国是假共和国。现在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都出在假共和真专制上，解决的办法就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中国90多年前曾有过“护宪讨袁”社会运动，现在该有“护宪维权”社会运动。只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全部落实，国家才会有真正的选举，中国才是真正共和国。这结论无论从正义、道理，还是从法理、逻辑各方面，都是立得住行得通的。
（编者注：爱德华先生有关刘生敏竞选的文章“零八宪章论坛”均做过转载，各位也可以登陆爱德华先生的新浪博客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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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暴力执法泛滥显示城管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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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队员之所以这么狠，除了自身的素质问题之外，还因为社会缺少对他们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很多小摊小贩被城管队员殴打，最后却投诉无门，而地方媒体一般也不太敢于大胆揭露城管队员们的恶行，加上一些地方官员对城管部门的纵容，久而久之，城管队员暴力执法就变得习以为常和天经地义。
11月25日，维权网发布了学者张辉撰写，维权网协助完成的长篇报告《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制度弊端及城管执法对人权的侵害》，该报告对城管体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列举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城管暴力执法案例，并指出了未来城管改革的方向。
其实，就在一个月前，云南昆明就发生过一起恶劣的城管打人事件。17岁少年在路边吃一碗米线，却被30多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城管队员手持钢管、木棒暴打身亡，事后家属被告知“打错人了”。10月7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街道办被200余名村民围堵，要求给一个说法。
去年发生在武汉的“打错门”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打人一方最终向被打的一方赔礼道歉。虽然赔礼道歉了，但一句“打错了”却让公众胆寒，因为这意味着公权拥有者有打人的权利，所以，公众舆论对此事不依不饶。
原以为，武汉的“打错门”之后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料，时常踏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昆明再度上演了“打错门”荒诞剧，此次打人的一方不是一般人，而是被个别学者称之为“人民公敌”的城管队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们对被打者下手极为凶残，30多人用钢管、木棒一齐对手无寸铁者施暴，最终导致被打者身亡。
在从前，因为一些地方警察暴力执法盛行，警察的口碑不如人意。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警察的执法形象已经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观。不过，另一个群体的形象却在一落千丈，那就是城管。在公众的印象中，城管已经成为了暴力的象征。
城管的确是够狠的，不仅仅可以抢夺小摊小贩的东西，将小摊小贩撵得满天飞，还能在他们不听指挥的时候挥起铁拳。很多时候，即使是群众围观城管队员打人，也存在被打的风险，尤其是那些敢于仗义执言者。另外，在一些房屋的拆迁现场，也少不了城管队员，他们那一副副凶神恶煞的面孔会令一般人望而生畏。难怪有人会模仿阿基米德的口吻说：“给我一万城管，我可以占领世界”。
此次被城管打死的小伙子符国俊还在上中专，当天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在KTV唱完歌后，和表弟崔文豪来到附近烧烤摊吃宵夜。朋友相聚，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没想到他们却莫名其妙地迎来了一群城管的袭击，符国俊当场被打翻在地，后气绝身亡。
这飞来的横祸估计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每对夫妻一般只有一个孩子。在符国俊死后，家人悲痛欲绝。家人在去讨说法的时候，城管队负责人竟然大言不惭地告知他们“打错人了”。虽然公众相信城管队员的确是打错人了，但是，他们“打错人了”的说法却显示出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和对法律的藐视。
只要是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故意伤人和杀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违法犯罪了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轻则被行政拘留，重则坐穿牢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城管队员作为执法者，对于有关法律，理应比普通群众更为熟悉，然而，他们却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乱棍将一名无辜学生殴打致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各大城市都有不计其数的城管队员在街头执法，即使是在一些小镇，如今也可以看到城管队员的身影。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理想的城市管理效果，不惜聘请一些横行一方的流氓恶棍充当城管队员。另外，因为很多地方的城管队员对于暴力执法已安之若素，所以，即使是比较文明的人进入城管队伍，也会被这个大染缸给同化。
城管队员之所以这么狠，除了自身的素质问题之外，还因为社会缺少对他们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很多小摊小贩被城管队员殴打，最后却投诉无门，而地方媒体一般也不太敢于大胆揭露城管队员们的恶行，加上一些地方官员对城管部门的纵容，久而久之，城管队员暴力执法就变得习以为常和天经地义。
恶人进行城市管理，的确可以让一些小摊小贩闻风丧胆，但是，总有些倔强的人会当仁不让，于是暴力冲突便在所难免，不是小贩打死城管队员就是城管队员打死小贩。两年前沈阳小贩夏俊峰因为杀死两名城管队员令舆论震惊，如今，夏俊峰已经被判处死刑。虽然此案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但是，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烟消云散，城管队员与小贩冲突的事情仍是时有发生。不管是城管被打死还是小贩被打死，对于敬畏生命的人而言，无疑都是悲剧。
从张辉所撰写的报告看，城管体制的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如果因循守旧，城管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还会继续激化。据悉，在昆明的这起城管打人事件发生以后，参与打人事件的35名城管队员已经被刑事拘留，但愿其他地方的城管队员能以此为鉴，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多一些文明，少一些暴戾。而城管部门在招募队员的时候也应该多吸收一些素质过硬的人，拒绝社会渣滓的登堂入室。当城管队员都能做到文明执法的时候，打人的事情就很难发生，而“打错了”也不会成为为自己打人恶行辩护的荒唐借口。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公告天下
贵州人权研讨会第7届2号公告：告全省公民书
公民们、市民们：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于2005年12月10日。她的成立是为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而成立，是为每一个人能成为人的人权而成立！人权是人生下来就应具有的基本权利。人权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不可逆转，而且，不容践踏，不容侵犯。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国家机器、政府机构、法律、宗教都必须无条件维护和保障人权。现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正是这样做的。然而，在专制国家，人权却被当权者无端侵犯，肆意践踏。在专制政权统治者的眼中，人民是奴才、牲口、工具，人民不应该享有人权，而人民，由于专制政权的愚民教育和封口，人权为何物也很少有人知道。
现在，大家会经常听到“维权”这样一个新名词。但是，有很多人还不清楚维权的真正含义。所谓“维权”，就是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法律允诺的各项自由；比如，公民有生存的权利、居住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身体与财产不受到侵害的权利等等。所谓“维权”就是驯兽，有猛兽要吃人，必须把猛兽关进由宪政制度构成的笼子里；比如，实行批评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有言论、游行、集会、结社、示威、通信、罢工自由，与公权力抗衡。联合国的成立，一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宗旨就是为了迫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世界人权宣言》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公民的护身符。有《世界人权宣言》撑腰，有联合国和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在还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公民们就应该自发地团结起来，共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
照理说，公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本来应该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依照法律给以维护和保障。但是，今天的中共政权不仅不维护纳税人的正当权利，反之，当权者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地盘剥和迫害公民，我们随处可见，权力者官商勾结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的事件发生。而公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却难于上青天。公民的冤屈无处可申，纳税人的苦难哭诉无门。
怎么办？怎么办？人们普遍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最为严重而又最为迫切的问题。贵州人权研讨会思考了7年，奋争了7年，最后找到一个正确答案：只有全国公民团结起来，走维权和驯兽的道路，用集体的力量把公权力关进宪政民主的笼子里。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公民们：团结起来，自组织和加入到各类人权组织中，依靠集体的力量迫使权力当局尊重《世界人权宣言 》！和《世界人权宣言》上所有明确规定的各项人权！！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艰难而又坚实的7个年头了，在这7年中，每个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和派出所随意剥夺人身自由上百次。只要有点风吹草动，或者敏感日子，公安局和派出所就要把这些人非法监禁起来。抄家和没收私人财产的事例无计其数。中共当局对这些人的打压和摧残真是数不胜数，罄竹难书。
但是，贵州人权研讨会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民主取代专制的那天。
女士们、先生们、市民们；如果你们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如果你们的正当利益遭到侵害。哭告无门，在上访无用的情况下，不妨与我们联系，大家会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必要时大家还会同你一起承受你一个人不能承受的苦难，应用法律作武器，采取具体行动帮助你讨还公道。
贵州人权研讨会每星期五下午2点半至5点在河浜公园市老干活动中心小花园的走廊中聚会，共同探讨有关维护公民自身权利的问题。希望广大市民参加。此外，每周六和周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在黔灵公园门口和朝阳桥民权广场举办“民权厨窗”，欢迎你的光顾。
贵州公民第七届国际人权研讨会
联系人：
陈 西 电话： 86-0851-4776400 手机：13885117478
李任科 电话： 86-0851-8564250 手机：13037881410
徐国庆 电话： 86-0851-3860125 手机：13984086628
吴玉琴 电话： 手机：15519019764
邮箱: gueizhouwengan@gmail.com，
22011年11月28日
该公告将转呈：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贵州省人大、省政府、省中共委员会、省公安厅、贵阳市人大、市政府、市中共委员会、市公安局、等机构，并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
田奇庄:将11月16日定为民耻日
来源：参与 作者：田奇庄 (博讯 boxun.com)
（参与2011年11月21日讯）大家都知道有中国有国耻日，还没有听说哪一天是中国的民耻日。
其实笔者早就认定，中国政治的要害在于民不知耻。如果民众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耻辱并痛改前非，中国才不至于因循改朝换代的轮回，才会有文明进步的真正开始。
因此，我向全国人大郑重建议，将甘肃正宁造成21名儿童死亡的11月16日定为民耻日。理由如下：
一、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将儿童置于危险的校车之中，交给不负责的司机驾驶，造成骇人听闻的重大伤亡是成年人的罪恶。
二、 我们养活了一个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行政开支占财政比例远高于文明发达国度），可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远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我们雇佣了全世界最多的官员（官民比例远高于文明发达国度），如此之多的官员居然创造了世界校车事故最多，校车死亡人数最多的奇迹。
三、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正是由于广大民众甘当草民，不当合格公民，不履行公民义务，不行使公民权利，不参与公共事务，才有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空前泛滥，才有了官德民德的空前滑坡。
四、 为了警示国人，让大家都懂得不当公民的危害和耻辱，有必要设定民耻日。让国人在这一天认真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未来负责的合格公民。
正宁校车事故发生后，重要的不是赔偿多少钱，不是查处了多少相关责任人。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如此恶劣，如此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为什么屡屡发生在中国大陆？此类事故，以及由于官员腐败、官德败坏造成的没完没了灾难与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责任？如果有，都是哪些责任？应当如何承担？如何改变？从哪里做起？这才是需要十三亿国人慎重思考，做出认真回答的重大课题。
如果民众没有这样的反省，甘肃正宁儿童的血就白流了！
如果民众没有这样的反省，还会有更多儿童的生命被成年人扼杀！
如果民众没有这样的反省，必然会有更多、更大人为灾难不期而至！
有道是知耻近乎勇，有了当合格公民的勇气，才能无怨无悔地参与公共事务。有了越来越多公民参与，才有实现公平正义的可能。由此我相信，总有一天，国人会转变价值观，推举合格公民为时代英雄。
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施宪政。
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施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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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首发
刘飞跃：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写给广大维权民众的话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23日 转载)
现在，国内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维权的参与者主要是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因拆迁、征地、下岗等各种原因走上了维权之路。我及我创办的民生观察工作室多年来一直以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为已任，坚持依法维权、理性抗争的理念。在和广大维权民众接触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感受到了老百姓维权的决心、勇气和不气馁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不少问题、经验、教训需要注意、总结、提高和推广。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非暴力，我把国内普通民众的维权称之为非暴力维权。民众维权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的方式、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在哪里、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下面就是我这些年来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感受，也是想说给正走在维权路上的广大普通民众的话。希望通过通俗的表述，推广、传播非暴力的理念，推动非暴力维权运动的进行。
一、什么是非暴力维权？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维权？
非暴力维权是指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为什么要坚持用非暴力的方式维权呢？非暴力维权的依据在哪里？
老百姓维权的性质决定了只能用非暴力的方式维权。大家起来维权，有的是因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应该得到的补偿、利益未得到；有的是工作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了损害，有的是被政府和法院冤枉了，有的是被左邻右舍欺负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老百姓讨的是一个说法，要的是自己的利益。
这些事情都是些很具体的事情，大家要的是把问题解决，并没有要求一定把对方干掉。在政府方面，常把这类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也就是说这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管政府这种定性我们是否接受，双方不是处于敌对状态，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既然彼此非敌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了空间和余地。
老百姓的实力也决定了我们没办法用暴力去维权。老百姓维权是因为有了冤屈才站出来的，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群体，也没有严密的组织，顶多是些非常松散的联系。而对方往往是政府、官员、开发商、老板、黑社会，他们有权有势，政府更是有警察有军队。我们如果和他们硬拚，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拚的结果是我们不仅败下阵来，还为政府镇压提供了口实，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同时，使用暴力后原来合理的诉求也变得不合理了，情势也由主动变被动，所以用暴力的方式维权确实是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情。
对每个人来说，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应该和平共处、友好相待。使用暴力是不明智、野蛮的做法。将心比心，我们干吗要用暴力去伤害别人呢？时代在发展、文明程度在提高，暴力越来越令人不耻。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现在全国各地、各类民众的维权行动，绝大部分是采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鲜有使用暴力的，这也证明了非暴力维权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二、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在哪里？
老百姓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被维权方往往是政府、官员等强势方。这些机构和人员有权有势，甚至有警察和军队，而老百姓手无寸铁，是弱势的一方。问题于是就来了，弱者要向强者讨说法用非暴力的方式和手段管用吗？非暴力维权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吗？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在哪里？
正义的力量。任何事情都要讲个理，有理就有力量。老百姓维权，维护的是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正当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维权行动是正义的。正因为这样，老百姓维权面对政府官员时理直气壮，而官员们则躲躲闪闪。这种理直气壮实际上就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有了这种正义的力量，有了被维权方的理屈辞穷，老百姓就不需要用暴力而用非暴力的方式就能迫使对方让步，答应我们的诉求，实现维权的目的。这是非暴力维权的基础和根本。现实生活中，当老百姓把自己合理的要求向被维权方提出时，他们不敢轻易否认和拒绝，甚至不得不承认应该解决。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也意味着他们心理上感受到了正义的压力。
非暴力是一种“软暴力”，同样具有逼人就范的强制力、打击力。
非暴力的打击力在哪里呢？
不管是上访、请愿、诉讼，还是集会、静坐、抗议都属于非暴力的行动。就拿上访来说，老百姓到政府去找官员，一次没用，二次没用，但持续“死缠乱打”下去，官员们自然就不胜其烦，会受不了。这是一种合法的“骚扰”，合理的施压。
上访打标语请愿抗议这些事大都发生在政府门前，政府是很要面子和“形象”的，他们会觉得老百姓天天在政府门口“闹”政府很丢人，因为这证明政府工作没做好，没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社会上的评论、围观和议论，脸皮再厚的政府也会感受到压力。
现在当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天大的事，每年投入的稳定经费达数千个亿。民众上访维权，本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但当局却认为破坏了稳定，维权者是“不稳定分子”。为了实现绝对的“稳定”，当局往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对维权民众四处围追堵截。这实际上也让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负，倍感压力。现在当局实行维稳“一票否决制”，老百姓到北京上了访、登了记，地方官员就要倒眉，就升不了官。这些压力也常常迫使一些地方土皇帝做出让步、妥协。
综上所述，老百姓的这些非暴力维权行动是一种软暴力，其力量比暴力还要大，还要持久和稳定。
三、目前非暴力维权存在的最大问题
我从事维权工作这么多年，接触到全国各地各类的维权民众和群体，亲眼看到或了解到他们的维权过程，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参与者纪律意识、组织意识薄弱，甚至根本没有这些意识。涣散的纪律不仅降低了行动的威力，还往往容易滋生暴力，使行动陷入被动与失败。
先从常常发生在政府前的集体行动说起，由于当局打压得厉害，民众要聚集到政府前往往要突破重重围追堵截，实属不易。可大家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有的站在政府前，有的蹲在马路边，有的躲得远远的。这里三人一伙，那里五人一团。有的在说话聊天嘻嘻哈哈，有的在抽烟喝水。看上去一盘散沙，不像个样子。这样的维权队伍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状况，政府看在眼里，围观群众看在眼里，自然就轻视不当回事。
在行动的过程中，有的参与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向任何人打招呼，还有的人趁机上街办私事。更有甚者，有的人不顾大局，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私底下与官员或被维权方勾勾搭搭进行交易。在谈判提意见时，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顾及整个群体的最大利益。
这样一种状况，在遭遇截访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由于大家这一群，那一伙，处在分散的状态。截访者一涌过来立即形成多数，而上访者就成少数。这样往往多个截访者对付一个上访者，上访者被带走就成了很容易的事。
由于没有遵守纪律的意识，一些过激的言行很容易出现。如漫骂、堵楼梯、砸门窗、毁坏办公用品、打架斗殴等。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后，伤害最大的是老百姓。每次在集会请愿的场合，都有警察或便衣拿着个摄像机进行录像，主要目的就是找证据，抓辨子。抓住了这样的人，他们可高兴了，因为可以杀鸡骇猴，继续闹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就会震摄吓倒一大批人。在一些维权案件中，还曾发生过警方引蛇出洞的事情。
四、整齐的力量——静坐静站的学问
现在老百姓到政府维权，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静坐或静站。通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与上面讲的有关，没有纪律性、没有组织性、没有团队意识，散趴趴一片，所以把这点拿出来专门说说。
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不管是坐还是站，首选要坐在一起，站在一起，并且要有秩序，一排排地坐，一排地站，让人一看是整齐划一的，这才让人瞧得起，才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整体，这才能显示出人多的力量。
在静坐或静站时，除了自己要坐好，站好，还要留下行走的通道，尤其是给政府人员、给被维权方人员留下进出的通道，免得他们说我们又堵了他们的路，扰乱了办公秩序。同时，尊重了别人，别人也才会尊重你。
这些话我曾对湖北省随州市的民办教师们说过，2006年他们有次到政府上访很好地做到了这些，大家一排排席地而坐，还自发地穿上统一订做的黄背心，场面很壮观。我记得当时政府的人员、保安看到这个场面后一脸惊讶
，有人私底下称赞不错，有官员甚至因此提到了介绍甘地非暴力运动的那部电影。
在这方面，国内的退伍军人们做的较好，他们出场时，往往列队进行，到达集会场所后，也是非常有序地分区分排站立，喊口号、歌唱、打标语都是整齐划一，并且常有代表站出来用喇叭高声组织、指挥。
整齐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刘飞跃
2011-11
241人见证了东师古的恐怖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伍鸣凤报道）截至2011年11月20日，据网友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出狱后前往探访的朋友，有清楚记录者213人，加上当年有记录的探访者28人，总计241人。
(博讯 boxun.com)
有网友贴出“#自由光诚#今日英雄”榜，记录了这241人的姓名，他们亲眼见证亲身体验了东师古的恐怖，见证了一个流氓政权和一个盲人的战争！
据多次探访陈光诚，引发此次大规模探访活动的刘沙沙推特透露241名英雄的名字分别是：
当日英雄：滕彪，郭玉闪，李方平，李劲松，孙文广，江天勇，莫之许，李海，胡佳，姚博，殷玉生，梁晓燕，许志永，高智晟，刘京生，马文都，李金平，邓永梁，杨宽兴，张立辉，赵昕，陈青林，姚遥，张鉴康，黄晓敏，李苏滨，王克勤，翟明磊……
今日英雄：刘国慧，张永攀，何培蓉，高兴波，肖健，释妙觉，彭远忠，戈建忠，王雪臻，邓传彬，黄兵兵，刘奇，黄笑，胡玑灯，钱进，周益清，雷小林，徐秀臣，释彻心，彭金元，胡方昌，耿勇，石玉，王立新，朱文礼，韦元哲，李向阳，卢海涛，杨波，杨明哲，孙杰，黄奎，张恩超，慕容雪村，王小山，卢中强，张鹏飞，张月永，郭旭，杨建军，吴斌，陈伟，赵伟，叶隐，宋伟江，陈伟，赵宝刚，周昊，李悦，郭春平，唐滔，吴斌，李建军，郭峰，李宇，王军，刘建锋，周维林，陈嫩江，刘萍，李小琳，彭新莲，李志戎，单亚娟，吴党英，陈启勇，魏勤，童国菁，王扣玛，郑培培，李惠芳，朱金娣，王承起，王承伟，徐金芳，胡福庆，沈金宝，卓成英，顾永洪，徐丽艳、张秀琴、姚汉青，卢晓妍，曹庆岩，马旭峰，荔淑春，吴占岭，童莉雅，唐霞珍，孙建敏，沈金宝，顾中妹，项惠兰，丁菊花，阮萍，吴玉芬，姚亚娥，王秀芳，许国治，沈莲满，李贯荣，刘爱平，张彩珠，金月花，万少华，周文明，张朝选，刘翠兰，王学琴，赵云霞，董奎红，余富根，刘力，刘秀菊，虞春香，兰月莲，张春珠，宿宝丽，李孟旭，马海玲，孙良芳，徐思兰，彭中林，毛恒凤，张福英，张小玉，熊小平，赵振甲，
张淑珍，姚玉玲， 崔赶上，刘炳同，王雪芳，高保兰， 区秀伟，关维双，李莉，刘凤琴， 张秀华，黄猷凡，邓志波，王学琴，赵六侠，张翠珠，许有臣，王学芳，李淑春，郑建慧，许秀玮，余南哲，杨茂云，王克志
，李玉英，李忠英，吕进，曹庆岩，王桂林，蒋胜达，蓝无忧，Brice Pedroletti，Stéphane Lagarde，Ursula Gauthier，杰安迪，蕊霞，城山英巳……
还有几十位新浪博友，目前只能公布他们的微博名字：有些是因为封杀太快，没能建立网下联系，不知道姓名，有些是担心报复、或准备继续探访，不便公布姓名。这里，只能记下微博，以记下历史：@荣逸不易，@Diss_Game_澜渡，@老王我不信-8，@朱日坤，@胡力夫，@你不是我的祖国，@赶岔，@简捷便利，@天津利加乐，@麓山侠士，@zokio，@麦子-刘全，@魔法河蟹叔，@鸟冇之乡 ，@穴鸟 ， @老肿 ，@不加V，@古山民，@叶2姐，@世界是他们的，@13亿公民
，@想去革命老区，@醒醒吧————辛巴，@背负投是王道，@闪闪大王，@青蛙1780，@耿小岗，@好怕一个村，@MZ-反对独裁，@杨-镝，@刁民难当，@滑溜先生
，@nola不啦，@不争0820，@沃行宝鸡沃友，@郭100 ，@铁锤000， @广州木每 ，@W小芹，@总捅宣言，@鬼脚妻，@一本道夫，@3090 ， @如风
， @楚渔父，@重口味的花错 ，@哎乌……
#自由光诚#今日英雄统计者称：因笔者统计能力有限，英雄榜肯定有遗漏，欢迎补充。
241人中大多数被殴打，被抢劫，被跟踪，被侮辱，被诬“抢劫的”“偷包的”“偷牛的”“贩毒的”的网友去当地公安部门报案，令人遗憾的是在临沂这个“全国文明城市”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今天，这么多人的报案却几乎无一能“依法立案”！
焦点关注
编者按：
艾未未“借款运动”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之人心所向、再次见证了北京当局的不得民心。在此，我们谨向数万与艾未未先生共患难的同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特别向支持艾未未先生的广大访民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
但是，“借款运动”尚未结束，有关方面又开始调查艾未未的所谓“淫秽”照片事件，继续传唤了艺术照片制作人，而且近日又对代理发课公司诉讼的相关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所谓的“调查”。警方的变相打压激起了广大网友的纷纷抗议和谴责！
在此，我们对北京当局一再变相打压艾未未先生的丑恶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我们呼吁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所有民主维权人士继续关注“艾未未事件”的后续进程，并以各种方式的声援来表示我们对一切腐败专制力量的唾弃，以各种方式的声援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官媒再批艾未未“我被祖国淘汰”爆红
新唐人电视www.ntdtv.com
【新唐人2011年11月18日讯】（新唐人综合报导）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与中共当局的税务争执虽有进展但仍旧未解决。网友也在持续关注中。16日，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评称，"艾未未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这篇文章受到网民的批评以及反响热烈，“我被祖国淘汰了”也迅即成为网路最新流行语。
《环球时报》再批艾未未
11月16日，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署名为“单仁平”的文章，标题为《‘艾未未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
文章称，北京发课公司税案中，借钱给艾未未的三万名网友只是中国十三亿人口中的少数人，西方支援艾未未和借钱网友们，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些围绕他们的小圈子，而他们被从这个大进程中淘汰，才是真正的社会潮流。"
文章并指艾未未如果没有国外势力鼎力支持，艾未未什么也不是。
评论结尾说：“不知道那3万个借钱给艾未未的人有多少来自中国境内和境外。希望其中的中国人都确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追随一个煽情的口号。”
此前，11月7日，《环球时报》也发表了相同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标题是《艾未未借钱还税搞得太戏剧性》。
除了官方媒体的口诛笔伐，近日更有多位人士因长期声援艾未未被喝茶，包括维权人士胡佳、作家王小山，及多名维权律师等。
网友；“我被祖国淘汰了”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引发网友的关注。“我被祖国淘汰了”也迅即成为网路最新流行语。多位网友表示“很荣幸被淘汰。”
艾未未夫人名下的发课公司税案代理税务师杜延林16日发表文章回应《环球时报》的社评，对“单先生文章所犯的低级知识性错误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纠正”。
杜延林说，“那些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政治文明，反对普世价值的‘三妈’们，那些一贯以‘二加一代表’自居的既得利益者，才是中国的噩运。而呼唤法制与公正的‘艾未未们’，恰恰是这个社会的脊梁！”、
知名律师刘晓原向德国之声表示说：“这个‘们’里包括我吗？如‘艾未未们’被逃汰，这个社会也快完了，三万多人借款给艾未未替发课缴罚税，何错之有？《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指责‘艾未未们’会被社会淘汰依据何在？”
维权人士胡佳表示：“这个中国有‘艾未未们’，也有‘胡锡进们’。作为艾未未们，我们把这文章立此存照。看看是艾未未们被淘汰，还是胡锡进们被淘汰？今天我们被归入了“艾未未们”，中国被划出了三万“汰民”。被专制忌惮、被特权污名是公民的荣耀。”
北京自由评论人殷德义发表评论：“《环球时报》说为艾未未捐款的是少数，我很希望《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也发起一次捐款，试探一下民意。”
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认为：“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跟美帝国主义必将灭亡一个意思。”
媒体人贾葭发表读环球时报感言：“祖国一向在淘汰人民。人民一向在扯祖国后腿。”
中国知名学者、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她表示三万名给艾未未借钱的网友，从绝对数量上并不算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此事的意义和价值不能数字为考量标准。
香港《明报》星期三标题为《打压艾未未两败俱伤需悬崖勒马回归法制》的社评表示：“与中国人民逾13亿比较，即使有数万人借钱给艾未未，肯定仍然是绝少、绝少数，不过，在官方全面封锁下，仍然有这些人冒着被追究风险，借钱给艾未未，意图‘保护’他，这股勇气所折射为公义而与公权力对抗的精神，不容忽视。
文章认为，‘艾未未偷税的事实’，迄今未见当局公布什么档证据，有的只是新华社报导的说法。”
艾晓明指出，三万人一定要保护艾未未，一定要和他守望相助。是由于这个社会不能丧失底线。《环球时报》讲潮流，你要的是法制的潮流，还是践踏法制的潮流?”
艾未未被指“色情＂，网民＂爱裸裸”
来源：德国之声作者：吴雨
艾未未就在"北京发课税案"进行之时，中国当局又指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涉嫌网络色情，为其拍摄"裸照"的工作室员工遭警方问讯。中国网民"借艾债"行动后再发起"爱裸裸"网上行动。
11月17日，艾未未工作室成员赵赵被北京德胜门公安局问讯，称他为艾未未与四名女网友拍摄的一张照片涉嫌"传播淫秽物品"，还威胁他会追究涉及人员的刑事责任。
被警方称之为"一虎八奶"图的照片，是艾未未与四名女网友合拍的裸体照，今年初该照片传至网络时，即出现不同解读，时过近十个月。北京警方在"发课税案"进展之时，重提此事，引网民出现多种猜测。大多网民认为，北京警方在不断找借口，意在彻底打压艾未未。
如同北京地税向艾未未开出高额罚单之后，网民自发的"借艾债"行动，目前多位网民同时发起"爱裸裸、爱自由、爱未来"行动，上传各种裸体照片，以表示对艾未未的声援和支持。网络多位网友同时贴上标签"我的裸体我作主"、"我的艾赤裸裸""淫者见淫"等。
至19日，已经有数十位中国网友在网络上上传了各种自拍裸照，包括知名的新媒体人北风、艺术家吴玉仁、阿昌、公民报道者佐拉等人。也有网民在照片中加入时下网民关注的社会元素，如陈光诚、谭作人、黑头套、草泥马、债主等。
艾未未反驳〝淫秽〞新罪名
【新唐人2011年11月20日讯】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近日遭公安指控他涉及拍摄〝淫秽〞照片，艾未未的摄影助理已在星期四遭到公安传讯。这是艾未未遭到当局关押后又一项新罪名。
艾未未星期五(11月18日)表示，当局指控的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他与4名裸女合影，以及他与十八名网友裸体合照。
艾未未否认〝淫秽〞的罪名，他辩称这是艺术的表现方式，然而现在政府以这两张网络上的裸照给他冠上〝淫秽〞罪名。他在推特上反击说：〝关于什么是淫秽照片，应该问问领导啊。〞
艾未未这星期将支持者借来的8百多万人民币汇到税务局的指定帐户，作为〝保证金〞，以获得偷逃税案子的上诉权。艾未未一直否认他有逃税，并说这是当局为了迫使他停止维权活动。
北京观察：艾未未“色情照”与官员聚众淫乱
11月17日，艺术家艾未未的工作室成员赵赵被北京警方问讯，警方称他为艾未未与四名女网友拍摄的照片涉嫌"传播淫秽物品"。自由撰搞人刘逸明撰文,指北京警方实为打压艾未未,并揭露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伴生权力的"淫乱"现象。
11月17日,艺术家艾未未的工作室成员赵赵被北京警方问讯,警方再将矛头指向艾未未,指年初曾上传上网的艾未未与四名女性网友拍摄的裸体照片涉嫌"传播淫秽物品"。并威胁他会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在该照片传至互联网已近十个月时间后，警方旧事重提，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淫秽照片"还是艺术？
今年4月3日，艾未未被警方以涉嫌经济犯罪带走调查。在艾未未被调查期间，香港亲中共的《文汇报》曾在警方的授意下，炮制《艾未未其人其事》，极尽抹黑艾未未之能事，该文章不仅指艾未未涉嫌偷税漏税，而且还指艾未未传播淫秽物品及对他的私生活大加挞伐。显然，"传播淫秽物品"的"证据"之一便是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图。
众所周知，"一虎八奶"图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传至互联网，在该图问世之后，对于该图的性质，很多人认为拍摄该照片是行为艺术。在民间也有不同解读，最被公众熟知的解读为：艾未未坐镇画面中心，以手巧妙地遮住重点部位，即代表着"党中央"(挡中央)，画面中的四位女子分别代表目前被政府牵制的知识份子、与政府达成利益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被侵犯的"农工阶级"。
中国有句话叫做"仁者见仁智，智者见智"，现今，又由此衍生出了一个新词汇，那就是"淫者见淫"。北京警方此次将"一虎八奶"视为淫秽图，如果他们不承认是对艾未未打压的另一手段，只能说明他们"淫者见淫"。
"被色情"为何姗姗来迟？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中国警方的执法口号，然而，从不少案例来看，警方有时候的反应比蜗牛还慢，很多案件只有真正进入公众视野之后，警方才开始插手解 决。迄今为止，"一虎八奶"已经问世近十个月之久，警方早就知道此图，为何到今天又旧事重提，准备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显然，这跟艾未未近期的重新发声有很大的关系。艾未未在获得自由之后的几个月内，言行都极为低调。然而，北京市地税局却在前段时间突然对艾未未处以超过 1500万的巨额罚款。这使得沉默的艾未未不得不打破沉默，频繁接受德国之声等海外媒体的采访，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以及寻求舆论的支持。
在得知艾未未遭受巨额罚款和其家人决定将诗人艾青故居作为抵押的时候，无数网友纷纷向艾未未借款，一时间，借款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邮政汇款、上门递交 等方式雪片般飞来。北京市地税局之所以要对艾未未进行巨额罚款，显然是上级的指示，他们明知道艾未未无法一次性拿出罚款却要罚款，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 压制艾未未，让他在中国无立锥之地，并图谋将他再次收监。
艾未未的巨额罚款危机在海外媒体和广大网友的帮助下，最终迎刃而解，这让官方颜面尽失。眼看此举已经无法有效控制艾未未，反而促成艾未未重新大胆发声，所以， 他们便重提"一虎八奶"图，对艾未未工作室成员赵赵等人进行传讯，在这之后，对艾未未的打压及让噤声或许是当局的最终目标。
比官员聚众淫乱还严重？
在今年8月，云南昆明发改委官员聚众淫乱的图片曾风靡互联网，传播范围远比"一虎八奶"图要广泛，引起的舆论震动也远比"一虎八奶"要大。然而，在一开 始，警方却徇私枉法，将该官员的聚众淫乱图称之为合成图片。在8月9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不是向媒体通报如何处理该官员，而是通报抓获四名涉嫌敲诈 勒索的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在公众舆论的继续穷追猛打下，警方才将该官员行政拘留七天。
上述官员的聚众淫乱图显然属于淫秽图片无疑，然而，警方却在处理此事时，自始至终对敲诈勒索者传播淫秽图的事实视而不见，而对该官员的聚众淫乱则从视而不 见到从轻发落。该官员的聚众淫乱跟几年前南京大学副教授换妻相比，性质显然更为恶劣，但副教授获刑，而该官员却只需要在拘留所小住一周便逍遥法外。
对比昆明官员聚众淫乱事件和南京大学副教授换妻事件、艾未未"一虎八奶"图事件，当局显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据中纪委的官员透露，有95%以上 的贪官均有情妇，毋庸置疑，在当下中国，官员几成最淫秽的一群人。在几乎无官不贪的今天，见诸媒体的官员艳照和官员淫乱事件目不暇接，倘若能将这类事件全部公之于众，那更是洋洋大观。
虽然"一虎八奶"图算不上淫秽图，但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法制环境下，北京警方如果执意要追究相关人员所谓的刑事责任，那么，在法庭之上，跟警方沆瀣一气 的法官照样能让判决书振振有词，而诸如吴法天、司马南这类为当局作传声筒的人更会以官方的结论为依据来误导部分信息渠道不畅通和明辨是非能力有限的民众。
据德国之声报道，在赵赵等人因为"一虎八奶"图被北京警方问询之后，多位网民又发起了"爱裸裸、爱自由、爱未来"行动，他们上传各种裸体照片，以表示对艾 未未的声援和支持。多位网友为自己贴上了"我的裸体我作主"、"我的艾赤裸裸"等标签。可以肯定的是，"一虎八奶"图将掀起又一波支持艾未未的公民运动， 而当局的此次阴招将再次"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作者：刘逸明
特别关注
编者按：
12月16日上午，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先生再次被武汉警方抄家，与此同时，因为在网上转发了胡石根救助王国齐呼吁书再次被判处行政拘留十天。屈指算来这是秦永敏先生自去年出狱后第三次因为言论问题被行政拘留。除此之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秦先生还先后被捕十余次、遭绑架一次、遭非法拘禁五天、遭抄家三次，抄走电脑、U盘及文章稿件无数。
数十年来，秦永敏先生为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和进步，十八次被捕入狱，累计坐牢22年多，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武汉地方当局肆意迫害秦永敏先生的行为引起了海内外民主力量和正义力量的强烈关注，《零八宪章》论坛也因此发出特别抗议书（严正抗议武汉地方当局对秦永敏先生的长期威胁和迫害！！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7455.html）！
我们在向秦永敏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的同时，强烈要求武汉地方当局立即停止对秦永敏先生的任何骚扰和人权侵犯，无条件的回归法治！回归人权！
秦永敏被抄家，人被国保帶走
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星期三上午突然被约二十名公安抄家后带走。她的女友当天告诉本台，来人闯入他们新居后，带走秦永敏，抄走两台电脑及通讯录和手机。
近期时常对外发布人权快讯的异议人士秦永敏星期三上午突然被警察带走，他的女朋友当天下午告诉本台：“十点差一点,他被派出所带走了。他被带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就来了一大帮人来抄家，两部电脑都抄走了连显示器和键盘都抄走了，还有就是笔记本、通讯录之类的都抄走了，手机也拿走了。”
她告诉记者，来人有市国保，也有新沟桥街派出所，对他家进行两个小时的查抄。
“就是新沟桥的，上次来也是他们，抄家的就是来搜查的有市局的，我问是谁，他说他是市局的。来了好多人，差不多来了20个人。我就跟他说这是普通的民居用不着来这么多人，几个人就可以把这里翻个底朝天了，用得着这样吗？然后他就说那么好，好，好，他就大概退了一半的人走了。抄了一、两个钟头。”
据悉，秦永敏被拘留10天。
陈树庆：秦永敏先生的家门，防得了谁？
来源：参与
（参与网2011年11月19日讯）琐事缠身已经多日，今天就我关心的人和事上网一看，吃了一惊，怎么秦永敏先生星期三（2011-11-16）上午又被抄家、人也被带走？我打了一下他搬家后给我留下的手机号码13986183138，没人接；再打家中电话027——86691216，自动回音说“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看来至今未归，需要引起各界的关注。(博讯boxun.com)
秦永敏先生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八一年被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八年，九三年因为起草《和平宪章》被劳教两年，九八年又因为筹组中国民主党，被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十二年。但他矢志不渝，愈挫愈勇，2010年11月29日从武汉汉阳监狱刑满释放后，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不仅在理论上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推广，更积极投入到广大弱势群体的维权报道，组织为贫病交加的民运同仁救助呼吁。
秦永敏先生的作为，为现行体制下专横腐败、社会不公提供了一个和平理性解决的小小窗口，为许多濒临绝路的冤屈民众找到了一线光芒和温暖。可以说，秦永敏先生那种勇敢和坚忍不拔的品质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所最为稀缺和宝贵的，他那负责任、务实的行为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都是有大功而无一害的。但遗憾的是，无论中国还是国际历史上，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可能让任何人尤其权贵们毫发无损，总是建立在对不公正之特权进行革除或限制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活力与动力，这样一来，国家和人民的忠臣勇士，就恰恰就被阻碍历史进步之既得利益集团与帮凶爪牙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消灭不可的“敌人”。可以说，这样的“敌人”苦难越深重，就把当时社会的僵化、昏暗、残暴、野蛮衬托得越明显及越彻底，耶稣、岳飞、袁崇焕、彭德怀，张志新、林昭、刘晓波、高智晟等等，莫不如此。我也记不清秦永敏先生这次出来后已经几次被抄家了，几次被武汉公安与国保请去“失踪”了。中共特别爱树典型，看来衬托时代“悲壮”的重任现在落到了秦永敏先生身上，中共当局既然要树秦永敏这一“典型”，我的这支秃笔就不妨助他们一臂之力加以宣传。
为了存托“中国特色”的国之“和谐”，家之“安全”，先不妨比较一下外国的情形。在老牌的“万恶的资本主义”英国，根据《占住者权利法》，即使一个流浪汉，他那栖身的破屋“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可国王和他的士兵不能进！”；还有一个故事，德皇菲特列大帝要在波茨坦宫后院修建一个御花园，正巧在御花园区内有一个又破又烂的磨坊，当然这个磨坊是要拆了。然而磨坊主人无论皇家给多少钱他都不答应拆，因为那是他的祖传。菲特列大帝听了汇报后便通知磨坊主人到了皇宫，菲特列大帝给他做了很多工作，磨坊主人还是不答应拆，菲特列大帝便说：“你不答应我就让强占。”
磨坊主人也急了：“你强占我就告你。”
菲特列大帝听过这样的话后，从御椅上走下来，握着磨坊主人的手说：“没想到德国的法律被德国人民这样的尊重和信任。”。
在中国淳朴的年代和地方，人们仅仅做一篱笆“防君子、不防小人”甚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纳税人花了不少钱高薪养活了许许多多警察，还要铁门、高墙、铁笼来保护自己的家，以防盗贼。很遗憾，在武汉的秦永敏家，那些负责治安的警察国保们以“执法”的名义，进出自如，想抄查什么、想搬走什么财物、想要抓走主人，恰恰做到了“小人”和“盗贼”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据报道，近一年来，秦永敏家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多次，2011年11月16日上午发生的是最近的一次，也是来的人最多的一次、将秦永敏家翻了个底朝天，掠走财产最多的一次，至今房屋的主人还杳无信息！
在法学领域，住所不仅是作为一个财产权利来加以理解和保护的，因为它还直接保护使用者的人身安全、个人隐私等等，所以住所还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来加以理解和保护的。唉！秦永敏先生是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人，他的家虽然防了盗贼，但还是防不了本应保境安民、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那么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百姓，他们的家又能防谁？也难怪在强拆面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
陈树庆
2011年11月19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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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三出拘留所声明
——坐牢专业户第三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为转发胡石根救助王国齐呼吁书判处行政拘留十天出狱
每次询问中，王辉都用最肮脏下流的语言破口大骂，一骂几个小时，因其不堪入耳，在此不作重复，但应指出，这恰好反映了此人的人格品德。王辉在询问中多次威胁秦永敏，说什么“你再胡说八道乱写文章，我就要砍你的手砍你的脚”，一再恐吓说“你活不了几天了、你迟早会死在我手里”
本人秦永敏，自1970年到2010年间因为言论出版结社被捕十八次判刑三次坐牢22年有奇。
2010年11月29日被绑架出汉阳监狱到2011年11月16日，一年不到，又被捕十余次，绑架一次非法拘禁五天（2010。12.8-12.12），行政拘留两次各十天（2011。1.27-2.9以及2011.5.13-5.23）.抄家三次，所有这些绑架、抓捕、抄家的理由之荒唐，均令人啼笑皆非，故已两度以坐牢专业户身份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直以来，为了避祸本人从不出门，可是万没想到，在出狱一年之内，还会有重大磨难在等待着，2011年11月16日，本人第三次被武汉青山国宝周光建等人带到新沟桥派出所交由刑警王辉询问。
王辉首先拿出一份检查证要秦永敏签字，事后得知，随即几十名警察开着好几辆警车前往秦家，抄走了总价值近万元的财物，包括两台电脑主机，两个显示屏，两个键盘，一个路由器，一个手机，一批U盘，六十张相片，六个通讯录等，其中电脑内存有近百万字尚未发表的文稿（包括小说、文学评论、美学论文、政治论文以及被抄走三次而第四次开始重写的《新千年初中国监狱黑幕（下）》），所有这些东西最后都被无理没收。
王辉指秦永敏以中国人权观察主席身份转发胡石根救助王国齐呼吁书，以及为独立候选人姚立法遭迫害发文两篇，还有十余次接受记者采访，以这些理由判处行政拘留十天。
秦永敏指出，这段时间本人发文近百篇，至于来电话纵论天下大事那是每天都有的，也许有两百次，所有这些无非是行使基本人权，相反一切以言治罪的做法才是犯罪，至于当局要以此对我治罪，那只能说明它在作法自毙，因为中国宪法和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都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接受、传播自己的主张。
王辉又威胁说:中国民主党是被取缔了的非法组织，如果你再以中国民主党人名义活动，甚至以中国民主党主席名义活动，一定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秦永敏说：我作为中国民主党人，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判了十二年刑，但中共只能让我坐牢，没权力开除我的的党籍。至于说我坐牢后被同党人士推为四个联合主席之一，这是我愧不敢当的，虽然今后如果历史要求我承担这个使命，我将勉力而为万死不辞。不过，由于我的懦弱无能，出狱以来一直足不出户，只敢躲在家里当宅男，就这样写了几篇文章还每月被你们抓来问罪，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判我的刑，那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询问完毕核对笔录时，秦永敏发现王辉无端添加了许多内容，就要求删去，结果王辉无理拒绝，这时秦永敏发现王辉明明是自问自记，却写记录人是周光建，长时间以来的愤怒终于爆发，断然宣布从今以后坚决拒绝王辉的一切执法活动，因为他一直在执法犯法，他本人才是罪犯!
近一年来，王辉十来次充当寻问人。第一次一开口，王辉就毫无理由的大叫：“你干尽了坏事丑事，老老实实都给我交代出来！”秦永敏反问他：“坐牢回来是我足不出户，坐在家里能干什么坏事丑事？”他居然振振有词的厉声喝道：“你不干坏事丑事我干什么找你？”显然，在他看来，他找谁谁就是罪犯!但是，我相信任何人看一看王辉的面相，都不难明白这是一个邪恶写在其脸上的人！每次询问中，王辉都用最肮脏下流的语言破口大骂，一骂几个小时，因其不堪入耳，在此不作重复，但应指出，这恰好反映了此人的人格品德。王辉在询问中多次威胁秦永敏，说什么“你再胡说八道乱写文章，我就要砍你的手砍你的脚”，一再恐吓说“你活不了几天了、你迟早会死在我手里”，并且非法执法，乱编些话充作记录，只因现在以此治罪的作用不大，为避免冲突，秦永敏才没有多做修正。不仅如此，询问中王辉尚多次冲到文质彬彬从不和警方发生正面冲突的秦永敏面前要动手打人。以上情况，秦永敏曾几次向公安方面反映，指出由于王辉有暴力袭击和谋杀本人的嫌疑，要求让此人回避，但一直未获正面答复。此外，更为严重的是，两个月前书面传唤完毕办后，王辉拒不将法律文书传唤证交付当事人。所以，此次其将杜撰的语言强行塞进笔录，并且当面伪造法律文书，把他本人做的笔录填写成其他人，终于使秦永敏怒不可遏，下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绝对不再理睬王辉的任何询问，不再接受王辉其人的任何法律处置。
没想到，当晚送进青山拘留所以后，王辉再一次扮演了罪犯角色。几十年来，秦永敏不在家时家中一再遭到当局人员的非法入侵，当然，在中国这也是大量异议人士共有的经历。可以具体指出的是，1993年8月30日至9月23日秦永敏反对申办奥运被扣押钥匙在警方手中，家中毫无破坏痕迹却被盗两千元，今年春节当局为阻止秦永敏和全国来访友人见面将其关押时，家中又毫无破坏痕迹却被盗一千九百元（两事都当场报了案）。为此，秦永敏要求将钥匙亲手交给家人，在其他警员已经同意的情况下，钥匙却被王辉一把抢去！事后得知，这次家中虽没有丢失财物，无人时仍然有外人非法入侵并从事了破坏活动。所以，王辉造成此次非法入侵的嫌疑无法排除。
当然，颟顸王辉不过是把一些警察只做不说的说了出来，事实上在秦永敏拘留之后，同类情况还在不断发生。
根据《被拘留人员应会应知》第五条规定，被拘留人员有会见亲属和通讯的权利，具体地说就是每星期三可以接见，拘留期间至少可以打两次电话。既然是法定权利，就不容非法剥夺，但武汉青山国宝却强令拘留所不准秦永敏会见亲属，甚至不准打电话！
在拘留到期之前，拘留所照例要求秦永敏像每一个被拘留人员一样交一份感想：
秦永敏的认识
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权不分国界接受和传递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
所以，在中国，一切侵犯公民言论自由和接受与传递信息权利的法律和行为都是犯罪。
2011.11.23
按拘留所的惯例，被拘留人员期满之日清晨7点就可以放人，任其自行离去，像北京独立候选人吴丽红被构陷入狱后，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当局还在到期当日零点就把她弄了出去，然而，武汉青山国宝却对秦永敏另搞一套，每次都要求由他们来领人才可以释放秦永敏，2011.11.26清晨，同日到期的另一人照例七点就被放出，秦永敏则直到将近中午十一点才有国宝来领出交给久候的亲人。
应当指出，恰如一些善良的国宝人士所云，说好说坏，目前的中国现实就是这样，虽然和世界有很大距离，跟从前比还是有进步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尊重现实。秦永敏自从1993年起草《和平宪章》以来就确定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政治方针，这正是尊重现实并且最有利于国家社会人民的实现宪政民主制的原则。无论风云如何变幻，秦永敏都将继续坚持这一从现实出发的主张。
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仅仅坐在家里转发了一份救助危重病人的呼吁书，为独立候选人撰写了两份情况报告，就被再次行政拘留十天，在这民主风云席卷世界上最专制保守落后的阿拉伯地区之际，中国却还在发生如此严酷打压和平的不同言论的咄咄怪事，这究竟是在为中共政权维持稳定，还是在把中共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就这样，在还差四天才出狱一年的情况下，已经第三次被无端行政拘留十天走出拘留所。出狱以来虽从未出门，不到一年里已经总计被关押35天，外加十余次传唤每次6小时左右！国家不幸诗家幸，如此荒唐的经历正好是鄙人这个坐牢专业户再次向吉尼斯申请世界纪录的大好机会，看看举世之人谁还能有秦永敏这么好的运气?!
2011/11/27[博讯来稿]
胡石根：请问当局拘留秦永敏的法律根据何在?
来源：参与 作者：胡石根
惊悉秦永敏于2011年11月16日被武汉警方拘留10天，我一直在关注中等待当局的说辞。但当局既无任何说法，且一直封锁消息。现在看到秦永敏的出狱声明，才知道他这次被拘留竟然是因为“转发胡石根救助王国齐的呼吁书”！
我想请问当局，有关部门如此执法，其法律根据何在？
如今网上每天都有大量有关困难公民求助社会救援的信息。警方是否都要一律如此治罪？如果不是，选择性执法根据何在？
难道仅仅因为相关当事人曾经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党案就可以剥夺他们求助社会救援的生存权利吗？
秦永敏仅仅是胡石根救助王国齐的电子邮件的转发者而非原作者，如此处罚就连原作者本人都要惊呼“太不公平了”。我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提出以上问题请求当局释疑。
胡石根20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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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多家民运团体联合国集会声援秦永敏
来源：参与 作者：郑文华
（参与2011年11月29日纽约讯）11月29日下午一时许，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党福建委员会、中国民主运动受难者援助协会、中国冤民大同盟，中国公民联合国控告团以及上海访民代表等众多民运团体，在联合国广场集会，抗议中共当局持续迫害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秦永敏先生，声援陈光诚、艾未未等国内维权人士，声援遭受暴力拆迁的国内维权群体。
今天的会议由中国社会民主党美东党部主任、中国民主运动受难者援助协会秘书长刘路主持。中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曾大军先生做了重要演讲。
曾大军副主席说，目前的中共当局，已经堕落成为一个暴力抢劫集团，他们在政治上打压、迫害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在经济上抢夺普通百姓的财产，成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在海外还有不少堕落的所谓民运人士为他们做合法性辩护，试图让我们向共产党投降，被招安后获得一官半职。我们真正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绝不能对中共当局抱有任何幻想，必须推翻这个独裁专制抢劫集团，实现民主宪政，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和奋斗目标。
在今天的集会上演讲的还有中国民主党福建委员会主席王传忠先生、冤民大同盟美国地区主席葛丽芳女士、上海访民代表艾富荣先生以及中国社会民主党美东党部副主任钱沁小姐等，他们分别阐述了共产党当局在大陆犯下的滔天罪行，号召与会者深刻认识中共的本质，努力为实现民主而奋斗。
中国民主党党员魏国良先生、黄秀琴女士、王水娟女士、林中文先生、江永华先生、王富忠先生、陈用秀先生、林世良先生也在会议上发了言。
参加今天集会的还有各民运组织成员王平、卢杰、朱秀丹、林云、林云丹、陈金容、陈仲坚、朱红芬、陈锦、叶伟、江典谋、张财俤、洪一峰、陈刚、杨赛清、杨云桂、李文鹏等三十多人。一些外国友人和记者也在现场拍照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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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观察
人民日报：南海小国找错靠山会招致惨重损失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秦宏
虽然联合国宪章中规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是大国和小国毕竟体量、能力不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有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以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古人常说大国以仁，能以大事小，小国以智，能以小事大，是颇有一番道理的。大国虽身强力壮，但不能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而要以诚信有礼的态度对待小国，否则只会触犯众怒，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美国这些年的经历就是很好的教训。长期以来，美在中东强行推行美式价值观，在以巴冲突中一味偏袒以方，结果招致“9·11”恐怖袭击，把自己拖入反恐战争。10年反恐使美劳民伤财，不仅使美错失战略机遇，更严重拖累美经济发展，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动因。
小国势单力薄，与大国相处时多处于被动受制地位，因此小国就要开动脑筋，灵活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如果自不量力，躁动妄为，则会招致惨重损失。北欧小国芬兰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世纪30年代末，芬兰以强硬态度拒绝了苏联颇有些“强买强卖”的换地要求，进而引发苏芬战争。虽然芬兰重创苏军，令其丧师数十万，但依然没有逃脱亡人失地的结局。战后的芬兰汲取教训，悟出与强邻相处之道，不仅令其安然度过漫长的冷战寒冬，而且自身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相形之下，近来某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挑衅作为就显得颇有些不智了。不智之一：错待善意。在南沙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相关方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面对一些国家的不当做法，中国也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连美国军方的一位主要将领都承认，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美国身上，航空母舰早就派过去了。不智之二：找错靠山。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其距离本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60年前的朝鲜，在美国最强盛的时候，面对一支其眼中“高级形式的游击队”尚不能取胜。而今深陷危机，内忧外患，连服役期刚刚过半的“华盛顿”核动力航母都打算退役的美国，能有多大能力和胆量实质性介入南海争端。更何况美国对自己的盟友也绝非像其口中所说的那么厚道。西亚北非之乱，美国轻易抛弃老友的行为，让其盟友都不由得哀叹“做美国的敌人危险，做美国的朋友更危险”。不智之三：打错算盘。小国搞大国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甘当别人枪使，拉大旗作虎皮，频频制造事端，妄图借机谋利，只会激化矛盾，失去回旋空间，进而触发冲突，最终受损最大的只能是自己。而且冤家易结不易解。
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邻里间闹些矛盾是寻常事，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量解决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实在一时解不开，不如像围棋棋经中所说的那样，下不好的棋不下，姑且放一放。激化矛盾不好，将问题国际化、扩大化更不好。
（作者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周敬青：中共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
党内潜规则是指存在于党内的，与党的规章制度相对立的，以隐蔽性、实用性、功利性、排他性为特征的，被一些党员认可并实际奉行不可名状的非正式规则或制度。
党内潜规则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原因。潜规则是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社会各种弊政和落后虚伪的道德因袭积淀，是中国人在进行利益算计与索求时带有取向性的官场内外的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潜规则成为以利益调节和分配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最终成为规章制度失灵的重要文化诱因和权力腐败的重要载体。当今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伴随着转型的阵痛，潜规则铺天盖地而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潜规则盛行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败坏政风和社会风气，最终导致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公平、规则等基本理念难以得到彰显，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变得脆弱，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助长了腐败的盛行，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这种几乎遍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潜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侵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肌体，这就是党内潜规则。一些党员对党内潜规则的无奈、容忍、理解甚至是羡慕追随，为党内潜规则的产生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内潜规则以领导者的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求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支撑，在党内民主制度的缺陷所产生的弊端的作用下得到巩固。
党内潜规则是党建研究中一个敏感的课题，从理论上讲，党内潜规则与党的制度即显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但在实践中却有存在的空间。党内潜规则潜伏在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在党内意识形态中、党内决策执行中、党内选人用人中、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内腐败现象中，无不有党内潜规则在作祟。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当前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鉴于党内潜规则的存在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根源，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分而治之。治理党内潜规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千万不可将破除党内潜规则当作一项孤立的政治任务，还必须与我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联系，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注意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有效防范和治理党内潜规则，遏制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趋势，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内潜规则与社会潜规则、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为党内潜规则提供了生存土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要通过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倡导制度文化、打破固定利益圈，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内潜规则的根源是利益使然，党内潜规则是党员干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标准。党员干部作为理性“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特性是党内潜规则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应从利益的基点出发破除党内潜规则：加大党内潜规则的运行成本；建立科学的补偿和惩处机制，使抵制党内潜规则的人受到保护，使遵循党内潜规则的人受到惩处；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剥夺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性特权，缚住“腐败利益集团”的攫取之手，割断党内潜规则的利益链条；推进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打破党内潜规则形成所依赖的固定利益圈。
二是发挥党内显规则对党内潜规则的约束功能。党内显规则与党内潜规则是此长彼消、此存彼亡的对立关系。必须铲除党内潜规则的生存环境，重视“软环境”的意识保障，通过彰显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显规则的权威，强化党的显规则的教育，加强全党的显规则意识的培养，促使党的显规则内化为党员的内心信念、行为模式，从而自觉抵制党内潜规则。党内潜规则是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必须用完备的制度来破除党内潜规则。只有真正表达党情、贯彻党意的党内显规则硬起来，彰显党内显规则的权威，那些隐藏的、私下约定的党内潜规则就会在合法性的拷问声中消失。必须改进显规则，弥补党内制度的漏洞和破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改变潜规则蔓延的生态环境。要坚持党内显规则创新过程的民主性和公开性，党员才能对党的制度产生强烈的认同心理，党内潜规则才会失去影响；要关注党内显规则创新的系统性、配套性、关联性，实现无缝隙连接，党内潜规则才会无隙可钻；要注重党内显规则创新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党内潜规则才会无处施展。
三是强化党内监督。党内潜规则在党内监督机制弱化条件下才有生存的空间。由于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导致握有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成为强势力量，对其违纪违法缺乏有效的监督，代表权力拥有者绝对利益的党内潜规则自然有了市场。对党内潜规则监督的核心是要建立内外结合的全防卫、全过程的监督机制，把党内监督和各方面的监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党内潜规则才会失灵。因此，要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力求党内监督规范化、制度化；要理顺党内监督体制，保证党内专职监督机构拥有独立监督权；要在党内建立适当的分权制衡机制。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针对目前党内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通过不懈努力，探索建立一个完整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有效的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能够自行运转的而不是依靠外力推动的党内监督机制，使党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样，党内潜规则的生存空间才会得到打压。
陈迎竹：潜规则贯穿中共党组织
来源：联合早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之年，各地陆续召开党代会。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周敬青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潜规则贯穿中共党组织，必须依靠制度的强势才能彻底治理。
周敬青三年前大胆选择“党内潜规则”这一课题组织团队做研究，课题组近期已完成20万字的书稿。她近日在接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属下的《小康》杂志专访时表示，党内潜规则潜伏在中共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无论意识形态、决策执行、选人用人、政治生活和腐败现象中，无不可见潜规则作祟。
根据周敬青的定义，党内潜规则是指与党章制度相对立，以隐蔽性、实用性、排他性为特征的非正式规则或制度，并被一些党员认可并实际奉行。
周敬青在9月12日的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已发表《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一文，指出潜规则研究是中共党建研究中的敏感课题。她忧心忡忡地说：“当今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伴随着转型的阵痛，潜规则铺天盖地而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封建主义未完全消亡
在专访中，周敬青也说：“在我国被推翻的只是封建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但观念心态上的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消亡。”
她说，封建主义中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网等等和党内潜规则直接相关的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时出现，压倒了党纪和国法，是潜规则盛行的根源。而一些党员对“以领导者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取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支撑”等现象，感到无奈、容忍、理解甚至羡慕追随，则对潜规则的产生提供蔓延的土壤。
在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情况下，潜规则于是盛行。周敬青认为，作为中共根本大法的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她说：“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
制度缺位与个人思想都和潜规则的盛行有关系。道德滑坡、价值降低和思想庸俗化，都使领导干部失去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仰。
周敬青强调，必须让党内“显”规则硬起来，才能使潜规则消失，包括加大潜规则的运行成本，使抵制潜规则者得到保护和补偿，遵循者受到惩处;此外，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党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媒体舆论监督、制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倒查机制”以杜绝违规选拔干部等等。她相信这都有助于彻底治理潜规则问题。
曾在德国做研究的周敬青表示，越是文明发达的国家，政党本身的制度越健全，越不会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
党内潜规则一览
◆意识形态：不认主义认实惠。
◆政党认同：不认组织认个人。
◆党内决策和执行：百鸟朝凤型，只唯上不唯下；糊涂型，如三拍干部(事前拍脑袋决定、事中拍胸脯保证、出事拍屁股走人)；玩程序型，计算现实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党内用人：少数人独掌用人权；唯钱、唯亲、唯顺；平衡派系关系；带病提拔(指涉嫌腐败照升官)； "唯政绩论”。
◆党内政治生活：小团体利益优先;家长制、一言堂;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腐败与反腐败：公家钱不花白不花;抓大放小、放水养鱼;挑肥拣瘦。
◆民主选举过程暗箱操作。
◆干部考评“唯GDP"原则”。（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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