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36期（下）

《零八宪章》

总第36期目录

2011年12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论坛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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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6期

（2011年 12月1日出刊）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援交部”的风光与底层人民的悲剧！！

——兼谈解决“援交部”问题的唯一良药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8013.html)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声明

严正抗议武汉地方当局——对秦永敏先生的长期威胁和迫害！！

本刊首发

千秋雪：民主化转型就是一场“革命”！

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王德邦：温家宝：用心灵的竖琴拨动善良人们的心弦

张  辉：就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綦彦臣：王岐山所见与我略同

——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与中国的黄金储备问题

爱德华：论中国式选举

刘逸明：暴力执法泛滥显示城管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8153.html）

公告天下

贵州人权研讨会第7届2号公告：告全省公民书

田奇庄:将11月16日定为民耻日

刘飞跃：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写给广大维权民众的话

241人见证了东师古的恐怖

焦点关注

官媒再批艾未未“我被祖国淘汰”爆红

艾未未被指“色情＂，网民＂爱裸裸”

艾未未反驳〝淫秽〞新罪名

北京观察：艾未未“色情照”与官员聚众淫乱

特别关注

秦永敏被抄家，人被国保帶走 

陈树庆：秦永敏先生的家门，防得了谁？

秦永敏：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三出拘留所声明

胡石根：请问当局拘留秦永敏的法律根据何在

纽约多家民运团体联合国集会声援秦永敏

执政党观察

人民日报：南海小国找错靠山会招致惨重损失

周敬青：中共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

陈迎竹：潜规则贯穿中共党组织

选举观察

姚立法：胡锦涛投票过程不符合选举法 

金永俊:北外的乔木君是胜利者

复旦生抗议人大选举恶搞选苍井空陈冠希

姚立法致山东大学学生和老师选民的公开信

吴玉琴：我的参选经历----撕下中共所谓民主选举的遮羞布

人权观察

古川被失踪期间，李昕艾与国保的一次对话

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胡佳

南都报控诉胡锦涛将信访局办成访民狱

广东陆丰数千农民举行反独裁大游行

成都30名独立候选人省委请愿要安全保障

贵州长田乡政府炸封尚在作业小煤窑致2人遇难

老丑司马南

北京观察：姑娘为什么“很生气”？

祝振强：如何看待司马南大学讲坛放厥词？

阿牛亭：司马南自绝于人民！！

孔庆东被“清场”，司马南被“砸场”谁最抓狂

菁菁远山：司马南的“引蛇出洞”在宣示什么

精彩时评

李宇：我愤怒——【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公民》月刊社论：华西村政治败象的启示

小红妹：与毛左朋友说穷人

五岳散人：维稳费用的“别名”——维稳费用的另外一个名字

左派急需“脱毛”复兴

李步云：宪政是自由的保障

孙乐涛：警惕民粹幽灵

易中天：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宪章论坛

王德邦：如何鉴别垄断权力与专制政权

张辉：再论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胡星斗：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萧瀚：什麽是中国的问题

茅于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谢光：民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好书连载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四章：构宪政政体》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五）

选举观察

编者按：今年和明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姚立法：胡锦涛投票过程不符合选举法 

作者: 杨眉

 

中国的县乡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继续在全国各地展开，选举活动将一直延续到明年年底，继北京之后，上海市本周四也举行了投票选举，虽然中国网民热烈关注此次选举，许多不能公开竞选的独立参选人纷纷在网上竞选，但中国官方媒体对此却反应低调。上周二北京举行选举时，中央电视台才出现了几个介绍选举的画面，其中包括中国主席胡锦涛投票的画面，介绍胡锦涛如何在西城区的一个投票站投上他作为公民的神圣的一票，这一看似正常的画面却激发了中国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的强烈批评。姚立法批评胡锦涛的投票过程不规范，揭露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他作为选民的基本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

姚立法：我们在电视画面上都看到胡锦涛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投票站投票，但是，带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中国政府的最高级官员、胡锦涛的投票过程却是不合法的。我们知道，中国的选举法从1979年制定以来到今年已经修正了五次，最新的修正法明确规定投票点必须设立秘密写票处，但是，央视的画面却显示胡锦涛所在的投票站没有秘密写票处，这就说明这个投票站的设置是不符合投票法的，这实际上就集中的反应了中国选举的现状，同时也起到了人一个不好的负面作用，因为这个老百姓都希望选举是真实的，是选民意志的真实表达，选举的结果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如果选举不按照法律规范来做，那么选举的结果肯定不符合民意，如此下去，什么和谐社会等等都是无稽之谈，因为他没有基础。

说到压力，曾经是中国首位独立人大代表、人称选举专家的姚立法因宣传中国选举法，帮助独立参选人参选而被当局软禁在家多个月，姚立法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被软禁在他所在的学校，晚上十点之后再被送回家，当局常年派专职人员对他进行监视，使姚立法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姚立法同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艺术家艾未未以及失踪一年多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人一同成为“中国特色”的典型代表人物。

中国独立参选人登上网络平台 

[韩国]金永俊:北外的乔木君是胜利者

来源：凯迪社区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910187&page=1&1=1#7910187

乔木是选票的失败者，他优雅地承认了失败，但是他是选举的胜利者，他在客观上形成了弱小的对权力的制约，只不过不是制度的体系，而是属于行动改良的层面。

中国政府赢得了选举，但是更不安全了；乔木落败于选举，但是在道义上更强大了。学生以各种途径感谢乔木参选，感谢选举。官僚个别人可以安心地退休或者升迁了，但是伤害的是中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政治合法性。

也许他们自己常常意识不到，他们周边的人正在行动创造历史，而更多的人围观历史，如同观赏一场电影，或者一场好戏。我常说，他们不是历史的嬉皮士，无权戏弄历史；他们也不是历史的隐居者，当他们沉默，他们自身的历史将被其它人所主宰。

北外发生的乔木事件，反映了私有权力与市民权力，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未来并行不悖的两驾马车。我们韩国人已经走在了中国的人的前列，我们从专制的蒙昧时代走来，开创了大韩民族的未来。也许中国人已经做好准备，也许更多的人还是懵懂，摆出一副明哲保身或者事不关己的姿态，那么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命运最终不过限于被其它人摆弄的结局，无法重新在急需变革的社会里获得自己的地位、权利与利益。

乔木是选票的失败者，他优雅地承认了失败，但是他是选举的胜利者，他在客观上形成了弱小的对权力的制约，只不过不是制度的体系，而是属于行动改良的层面。

成为挑战者，是这样一个曾经以女生为人数主体，以高干子女为精英主体的大学一直以来的内在精神线索。北外有这样的叛逆传统，文革时期，北京外国语学院出现了红旗革命造反团，还有著名的炮轰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事件，使北外在文革运动中以各种造反者的姿态享有一席之地。奥运会前后，北外也不甘寂寞，在沸沸扬扬的何奇新（音）绯闻之后，还出现了仿效芙蓉姐姐成名路径的妖妃娘娘自拍事件，更有以教育部为“伪箭靶”、希图以挑战教育最高权威为成名平台的“香水女生”事件，这个线索一直在向上演进，最终推进到了以民间独立候选人身份挑战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力革新阶段”，目标直指政权的核心组织：选举程序。

乔木提出的预案，是北外师生一直试图实现的目标，从食堂粗劣价高的饭菜，到在食堂昏暗灯光下就读的学生，这些问题从好平（音）时代的本科教学评估，一直到陈羽路（音）镀金一年的管理工作大会，还有历届的学代会、教代会，都是反映者铺天盖地，但都以雷大雨水小而收场。

对于我们留学生而言，更多地是从中国学生口中得到信息：好平（音）时期，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做管理的时期，而到了陈羽路（音）时期，已经嬗变为个别学术精英利用学校公共权力为个人出风头、聚拢好名声的工具，政客主导学术与教学，蜕变为“陈秀秀”的系列演出，与民众、教师作对的官僚学者通过自我展览高升一阶的政客升职路径，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陈羽路（音）主政的一年，发生了民工聚众讨薪和青年教师为住房请愿两大事件，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签名销售自己的个人著作，利用公共权力平台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

而他们将要选举的彭农（音），是集成独立董事、副校长、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身份，行政、经济、学术三重权力合体的利维坦。而这个官僚资本主义的怪兽现在试图获得海淀区人大代表身份，这种权力将获得立法资格，是“资本+权力+知识”进一步在个体融合的象征。

而乔木的参选和学生志愿者的助选，包括杨立民、吴青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声援，更是给乔木增添了草根代言人的形象。而公共安全部门的“美国大使馆保护”说，以及乔木个人的策略失误，使得学校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对乔木的预案紧急做出反应，紧急对教室资源配置、食堂时间安排作出有利于学生的调整，另外一方面对学生密切监督，软硬兼施，从就业、安全等多种角度迫使他们不能在投票时选择乔木。

这种“高度重视”使民主意识和对中国政府的独裁定位突然增强了影响力，似乎在行动和事实上证明了乔木的观点，这是一种将持续发酵的破坏力，中国政府选举的合法性和可信性进一步降低。中国政府赢得了选举，但是更不安全了；乔木落败于选举，但是在道义上更强大了。学生以各种途径感谢乔木参选，感谢选举。官僚个别人可以安心地退休或者升迁了，但是伤害的是中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政治合法性。

乔木以行动的方式客观上形成了弱的民间权力对公权力的制约，以外部势力暗中保护为安全支撑、以微博等新兴媒体为话语阵地、以年轻学生为新生代为声援主体的“反对党雏形”正在露出萌芽。

乔木的落选并不意味着选举就已经终结，更大范围内的“民意相背选举”已经展开。北外的执政者，不得不为权力稍微改变了一下为“权贵精英”服务的方向朝民间服务倾斜一下，讽刺的是，这正是胡锦涛“权为民所谋”的本来含义。广泛活动于各大网络媒体、学术界、理论界的北外三大著名新左派学者，阗晨山（音）、刘力群（音）、许梁（音），在本次选举风波中没有任何的建树。默不作声说明他们与中国官方合作的态度使得他们逐渐丧失了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这是一场行动与声音的争夺战，沉默与合作现在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其创造历史的领导权正在从弱小走向被彻底剥夺。

与新左派坚定地保护自己生存依托的外壳、在事实上与官僚秩序形成同盟的同时，支持乔木的学生表现得异常激进。也许这与他们在第一线接触到的教育体制性压迫更加直接有关，因而反应更加偏向非理性。选举日当天，几个学生似乎要刻意表现出对乔木的支持，选择在12点关闭前的10分钟来到投票现场，众目睽睽地在院系监督者的名册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还询问秘密签字处的地点，故意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意图。

在选举委员会宣布投票结束时，学生在投票大厅的门口等待，自发监督过程是否透明、公开。当选票箱被中国官方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护送到行政中心，已经有学生守侯在门口并试图全程录像，陪同他们的是早已经24小时不曾离开的便衣警察和国安人员。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在事后遭到低烈度的清算：基层的管理者当日24小时候命，以防备突发情况。

学生的行为同情民主、自由价值观教师的善意批评，大意是他们不善于保护自己，这番话似乎很耳熟，当政治教员劝说学生放弃对乔木的支持时，使用的辞令是：乔木有外国势力保护，当他离开你们去美国时，你们要到哪里去？学生的行为预言了一个现实，六四风波阻塞民主，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恶果发生后，新的自由派学生的出现，将使得非理性行为发生的次数、频率、程度有所上升，未来中国将突然发现一个剧烈暴力行为执行民主使命的新群体，非理性也许将把中国带入下一个动乱的冰河时期。

这场选举从表面的程序上看不出致命的缺陷：酝酿、推荐、集中候选人、得票最多的被推举人参加正式选举。中国的民主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工、农、学、商四大阶层缺乏独立的组织结构。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农会到1949年以后不复存在，其它三种组织形式都被架空。当农民工中的2个工头被选进官员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利益诉求基本上与权贵阶层别无二致。在没有自由公民联合体的后备独立智力支持下，任何孤立的身份参选，带来的都是“家丁提案”。

这涉及到民主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外国力量是否是某国积极民主进程的有效参与者，或者说是一个本国民主线性顺利轨迹的破坏者？在民族主义主导的中国社会，外国介入这个词语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何况，大部分教师受到了半胁迫和半游说的劝说，要求积极地支持权势阶层。理由是在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一个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是否有能耐实现他允诺的改良和进步？答案是，人民既然能够将他们选举上台，也会将他们选举下台。

人民继续支持权势阶层，更多的原因是体制性挟持，或者说是在独裁权力下对于中国政府的权力依附性，即对于人大代表权力的有限性有充分的体验和认知：人民对权力的质与量的判断来源于生活，因而具有无限的现实主义判断能力。正如马科雅维力在《利瓦伊史论》中说，人民可能在大的问题上受到某种误导，但是生活的细节会纠正这种非理性。人不能一下子掌握全部真理，精英与人民是互相学习和制约的，这个过程是康德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更是属于历史的时间哲学的。人民受到威胁没有继续支持乔木，正是生活细节对于最后决策的致命影响。

中国官方对于选举流程的监控以及半透明化，利用公共权力解决问题来在实质上拉票，逐个学生寓所收取乔木的宣传报纸，程序的严肃化正是乔木的胜利，以擦边球实验等民主形式参与民生问题，是自由知识分子与群众运动结合的先兆，而在这之前，群众运动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乔木的失败会导致官僚对于民主，对于民众的更加藐视？乔木本身的参选，就是公权力日加嚣张导致的一个产品，选票的暂时性胜利使北外的犬儒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更大的麻烦将在后面的等待着。历史人物也许将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民主的诉求将随着前人的步伐形成路径，一个脚印一个步骤地将民主推向前进。

乔木在微薄上对于选举结果的表态，已经显得纤细和退让，这种表现的让步无异于来自中国官方正式的或者是私下非正式政治压力，而这种压力对于生存和继续工作的威胁和剥夺，可能葬送一个民主斗士的前程——选举结束后，一个同情者说，“我想改变，但是我无力改变，我更无法相信自己的弱小身躯能对抗对于政权最高统治权挑战带来的危险”。

复旦生抗议人大选举恶搞选苍井空陈冠希

【新唐人2011年11月19日讯】中共地方人大选举又爆丑闻！上海杨浦区日前举行区县及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复旦大学本科生作为上海杨浦区003选区的选民进行选举，因学生弃权太多，两名官方候选人票数均没过半，加上有学生恶搞，填上日本AV女优苍井空和〝欲照〞主角陈冠希等，迫使选举要重新进行投票。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11月8日北京市隆重举行区、县及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共头头倾巢而出，每人投下了一票，向外界展示自己是民主国家。

人大代表选票上，事先印好的两个名字被打叉，被大学生另填〝苍井空〞。

新浪微博上有网友发贴称，复旦大学本科生作为上海杨浦区003选区的选民进行选举，然由于弃权票过多以及中途杀出了陈冠希、苍井空等〝代表〞，导致没有一名候选人的得票数过半，选举被迫重新举行。

〝复旦学子太会抗争了，顶！〞事件昨天（18日）在微博引起热议，网民同时还发出两张相片，一张是手机简讯截图，内容是转发复旦校方〝重要通知〞，称因选区两名候选人均未能获得过半票数，要求学生们按规定时间投票。另一张是选票上，事先印好的两个名字被打叉，另填〝苍井空〞。

《申江服务导报》转发此贴并呼吁复旦学生〝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据悉复旦作为四选区之一主要是本科生，学生除填苍井空，也有人填陈冠希。

复旦学生微博发贴说，当局提名的两位候选人是谁？背景全都不清楚，还不如苍井空和陈冠希，更有影响力！〞

不少网友表示〝力顶〞、〝给力〞：

密探：〝复旦学子太会抗争了，顶！〞

姚立法致山东大学学生和老师选民的公开信

尊敬的山东大学选民朋友们：

各位好！

据悉你们所在选区的选举才刚刚开始，就有“内部消息”传出，只能把赞成票投给选票上候选人中的“两男一女，且男的必须是中共党员”。

上述“内部消息”，在全国各地历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早已不是新闻。

1993年11月5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咨询“能否以女性代表、党员代表比例低为由，宣布选举无效？”

当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答复是：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如果符合选举法的规定，就不能以女性代表和党员代表比例低为由，宣布选举无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再强调，不得硬性规定代表构成和比例，搞指定选举。不能指定或者引诱某一选区必须选举某一特定的民族、性别、职业、成分的代表，更不准借介绍代表候选人情况之机搞保证选举。代表比例应通过宣传和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以利于选民对代表候选人的挑选，让选民真正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

山东大学的选民朋友们，不要被习惯搞假民主选举的那班人所欺骗。

选民联名提名代表候选人的权利，选民讨论、协商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权利，选民在秘密写票处填写选票的权利，选民监督选举全过程的权利，选民是选举主体的权利，选民联名提出罢免当选代表的权利是虚假的话，人民就不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山东大学的选民朋友们，我们不能做事后后悔的事情。

一个处处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与我们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使选举权的关系太直接了。

改变中国，离不开真实的一人一票！

盼山东大学的学生和教师选民们不要像刚结束选举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师选民！

湖北潜江姚立法（13986935587）

2011年11月29日

吴玉琴：我的参选经历----撕下中共所谓民主选举的遮羞布

来源：参与

（参与2011年11月25日讯）贵州的人权捍卫者在今年10月5日启动了贵州第七届人权研讨会，主题就是“选票里面生公义”。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3周年，迎接国际人权日的到来，贵州人权研讨会有4名成员决定在中国5年一届的区县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用自己的实际参选经历挑战中国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

10月10日上午，陈西、廖双元和我在我们居住所在地进行了选民登记，与选区负责人熊书记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我们明确告知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熊书记当即表示对我们的参选表示支持。

10月17日，我们夫妇因为一桩朋友的民事官司要离开贵阳，临行前我对陈西说，希望在18号放榜时，他能到社区去了解一下选举的情况。可是当我们24日上午回家时，首先接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的电话，问我陈西失踪了5天是怎么回事？由于我不了解详细情况，就把陈西夫人的电话给了记者，希望她直接问陈夫人。后来我与陈夫人的通电话后，才大约了解了陈西的情况。他是在我们离开贵阳后的19日，去社区了解关于选举的情况时，因在社区公开电脑上拷贝了选民资料。国保以此为借口，会同公安在19日的晚上把他的家抄了，并抄走了陈西及夫人和女儿的两台电脑主机与一部笔记本电脑、U盘及许多相关资料。而陈西在被强行带走之时，国保及公安并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

陈西夫人由于担忧丈夫的安危，就四处找相关部门了解陈西的情况。为了讨说法，10月24日，李任科与陈夫人一起来到了市国保支队，可门卫却借故开会而把他们拒之门外。25日，我与陈夫人一道来到了在抄她家时所开出“搜查证”的金阳分局。在金阳分局一位“国经文保”的王姓警官接待了我们（事后得知此人是王大队长），而直接插手的金阳分局张局长却借故开会而躲避我们。与王警官交谈一番后，最后我们留下一句话：“希望你们在请示了相关部门后给我们一个答复，这么多天了，不管你们是要检查什么，也该把陈夫人及女儿的电脑还回来了。”

最让人感动的是，就在我与陈夫人找金阳分局的途中，自由亚洲电台的乔龙先生及一些海外相关媒体都密切的关注着我们，打电话来询问情况。而我们身边的人权捍卫者们，更是随时随地都在打电话来问：“需不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将随时赶到！”忙碌了一天，表面看一切都是无果而归，可是在晚上9点钟不到，白天所见到的王大（队长）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亲自来到陈西的家里，对陈夫人说，陈西在吃完晚饭后就能回家了！其实在白天我们在与王大的交谈后，我就给陈夫人说：“从王大的谈话中，我能感到，陈西没事的，最多就是象以往一样被软禁。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陈西回来后，26日，在贵阳市二戈寨地区参选的幸清贤要求见我们贵州的4名独立参选人。我与他相约下午2点在贵阳市大西门邮局门口见，由于我们的电话是全监控的，致使小幸还未到，许多国保及公安就已把我们4人围住，在国保及公安的围观下，后到的小幸与我们简单的交流后离去。

我就在当天来到了社区，一看候选人名单已出炉，3名候选人，一是中共党员，贵阳银行市西分行的行长。二是中共党员，翔发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三是市西海文社区委员。我找到了社区鲍主任，我问她，3名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经过了什么程序？她说是选民小组提议的。我问她选民小组又是怎样产生的？她说是各居民小组的小组长组成的。我说既然是选人大代表，为什么没有普通的老百姓进选民小组？并强调说：“我既然是选民，就有权利来监督你们的所谓选举，我要求见3名候选人。”鲍主任说可以的，并说在候选人亮相时，她会通知我去的。但事情并未如她说的那样，而是我去找她们时没有人，而一旦找到人时就说已经见过了，是她们忘记通知我了。实际是对于我争取当选候选人的机会已经被他们用种种原因否决了。

想着在另选他人一栏里，有可能我们还可以争取机会。11月4日（周五）在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聚会的这天，我把我的处境和情况向大家说了之后。然后决定在星期天11月6日的上午10点，大家都来到我所居住的楼下，然后以助选人的身份帮我散发《竞选宣言》，期望得到社区选民的支持，从而让他（她）们将手中的一票投给我。

这个决定的后果就是，11月5日下午，黄燕明、李任科、田祖湘就被辖区派出所的公安带走软禁了。6日上午9点10分，莫建刚打电话来说，他已被河滨派出所的警察堵住，不准出门，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力争！9点24分陈西发短信过来：“我已被金阳国保带走。”9点29分陈西第二条短信到，是告诉卢勇祥也被辖区派出所的人堵在家里了。这时我向楼下看了一下，已经有10多个国保站在了院子里，我们夫妇考虑今天的事情有可能要黄，但又感到十分的不甘。把消息简短向海外媒体透露了后，门外国保、公安的拍门声是一直不断，我告诉他们说，别拍了，我们会准时10点钟出门的。中途莫建刚的儿子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略带哭腔说：“我爸爸被两个警察拖走了！

10点整，我拿上《竞选宣言》首先开门出来，一出门一群人朝我一拥而上，情急之下，我反身将门关上并堵住，不让廖双元出门。就在这一瞬间，一高大个子的市国保人员用摄像机对着我就开始了录像，我手持《竞选宣言》对他说，你们对我录像，你们知不知道，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在《宪法》的框架下，理性并依法的参选，并且已经取得了“选民证”，我有权利监督并参加选举。一边说我一边把我的《竞选宣言》发给了这些人。两层楼梯上站满的都是30左右的男青年，全部穿的都是便衣。而当天实际到的人起码是上百人，有市国保、区国保、市局、区分局的人，还有派出所警员、巡防人员及社区居委会的人！

我对着离我最近的派出所的王教导员说，我从一开始就向你们明确的表示，作为一个公民，我要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此次的换届选举，而社区的熊书记对我们的此举也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可是现如今你们这样的做法，怎样解释？既然是今天这样的结局，为什么不能在当初坦率的告诉我，因为你是民主异议人士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不能让你参加选举。这样做，至少你们还显得光明磊落一点。可你们一开始所给我们展示的无非是要我们认为你们选举是开明和民主的，现如今你们装不下去了，要拿下遮羞布，不要脸了。你们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是准备将我生吞活剥了吗？王教的态度到是不错的，他一再强调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希望我能理解。

我被堵着不准下楼，而来给我助选的人又被堵在楼下，不准上楼。在我与相关人员争执的时候，糜崇标老先生居然奇迹般地冲了上来，在离我还有两层楼的时候，他大声呼叫我的名字“吴玉琴！吴玉琴！”我听到他的声音时，百感交集，我说：“老糜，他们不准我下去，你快上来。”最终老糜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家9层高的楼，他又是一路抗争着冲上来的，看着他满面通红，连脑门子都是红的，想他又是癌症病人，我在心中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汗。

有糜老先生在身边，我就对堵着我的人说：“现在我的助选人已经来了，我们要下去，我是理性的参加选举的。”说着我就朝下走，冲突再一次发生。糜老先生对着我大吼：“理性！理性！你去和一个流氓政府讲理性，没有这个必要！”然后他又对堵我的人说：“她是一个女人，我希望你们男同志不要对她拉拉扯扯的好不好！她是在行使她作为公民的权利，你们不能对她无礼哦！”

但是警察不仅对我堵，也对糜老先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劝阻，糜夫人在这时也上来了，上来后一会儿，夫妻俩又都被挤下去了。这时我就问堵着我的人说：“你们今天到底要把我如何处置，为什么要如此的不依不饶？”这时他们公开说要带我们夫妇到山庄去软禁。糜老先生又再一次冲了上来，我急忙对他说，国保和公安要把我们带走软禁。老糜说：“好啊！带走好啊！这样就说明了共产党的所谓民主选举是骗人的了！否则你伸张自己的权利，却为何还要遭受他们如此兴师动众的打压！”糜夫人担心老糜的安危，再一次来到楼上，这一次是许多巡防人员一同上来的，一会儿就把他们夫妇俩强行带走了。

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僵持后，我知道今天被带走是难免的了。在达成不准任何人进我家的前提下，我与双元一起随派出所的人到了“林城小碧度假村”，直到9日的晚上9点过钟回到家里，共被他们软禁4天3夜。

11月8日是选民投票的日子，而我们却被软禁着。上午11点过钟，社区的徐科长及两个委员抬着票箱来到了度假村，让我们投票，我们俩人在拿了选票后，明确的告诉他们，在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你们来希望我们投票，你们不认为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吗？为此，我们俩人坚决赎回选票以示抗议他们这种无耻的行为！

贵州包括在贵阳二戈寨地区参选的幸清贤一共是5名独立候选人，在中共的非法干扰和打压下，全部都失去了候选人资格。尽管我们不能当选，但也让中共的假民主、假选举暴露无遗。其实，法律明文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可是在中国，在一个无法的国度，一切都是中共说了算。强奸民意、一党独裁、以党代法，践踏和亵渎《宪法》的尊严，剥夺和侵害公民的权利，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他们表面上倡导民主选举，但是一见到真正的民主选举，就被吓得惊惶失措。全国各地的独立候选人都被打压，足以说明中共的所谓“民主选举”是叶公好龙及欺世盗名的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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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古川被失踪期间，李昕艾与国保的一次对话

李昕艾：你是国保，国保最坏！

王东：国保，国家保卫。

李昕艾：我没受到保卫，就受到骚扰受到欺负了。

王东：怎么欺负了，怎么不欺负别人呢？这小区那么多人呢，干嘛就欺负你就骚扰你？你也没得罪我，我欺负你干嘛呢！

李昕艾：看我们不老实当奴隶。

（参与2011年11月24日讯）郑毅报道：2011年2月19日，维权人士古川从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与昌平分局国保绑架走，并被抄家，4月22日获释，被失踪63天。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获释前一天被迫在悔过书、保证书上签字。古川回家后被噤声被禁止与其他朋友来往见面。

63天的日子里，古川妻子李昕艾曾多次向国保要人都不得而果，住处楼下亦每日有人监视。昌平分局国保王东多次登门找李昕艾谈话，这是3月中旬李昕艾与王东的一次对话录音。

王东：我今天过来也没别的。你说想知道消息具体什么的，肯定没有。上周不跟你说我们领导出差了吗，现在回来了，我把这事跟我们领导说了，领导周五（2011年3月18日）过来跟你见一下面。

李昕艾：什么意思啊？

王东：不是，你先听我说完。从2月19号到现在，马上一个月了，还有三天。我也来不少次了。从整体古川这个问题上，首先我给你提示一下，你得先摆正摆正自己，别张嘴闭嘴的就是你没事没毛病，要是真没毛病，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古川也不会被带走。你先摆正摆正自己。

李昕艾：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说他呢还是说我呢？

王东：我说你啊，你的态度也很关键啊。你这不是说给绑架走了就是失踪了，张口闭口这个的。

李昕艾：你们来的时候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了，然后也不告诉人在哪怎么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王东：因为他的消息我一直跟你说的很清楚：我不清楚。

李昕艾：你这话我肯定不信。什么叫不清楚！

王东：今天我来没别的目的。如果你就是询问古川的情况，我今天还真是没法答复，因为我真是不清楚。所以说既然我们领导也回来了，我把你的情况昨天跟我们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们领导说周五准备过来。我没完没了的来，但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咱们说话咱态度端正一点，别跟那炮筒子似的，张嘴闭嘴的……

李昕艾：我态度怎么了？

王东：我就是那意思，你多反思一下自己。不是说自己真没问题，我是这个意思。

李昕艾：不是。我的态度跟他（古川）有什么关系啊！

王东：我是说你们（李昕艾与国保领导）沟通的时候态度好一点，是这个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你说我今天处理完一些事情又跑到你这，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这些东西也没必要，这都是私底下的话。你确实有现实的困难……

李昕艾：你们什么意思，还要等到周五？我现在不管你们见不见面，但是要给我个古川的消息啊！你们是想一直软禁下去还是怎么着？

王东：我真不知道古川的消息。

李昕艾：你这话我不信。

王东：你不信就不信呗。

李昕艾：你的意思就是陈世杰负责古川那边，那陈世杰知道，你告诉我陈世杰的电话（手机号码），我问他。

王东：你不是有他电话吗？

李昕艾：我哪有他电话啊，我的手机都被你们拿走了，我哪还有什么电话，要是有电话我不早问他啦！

王东：其他的我也没必要跟你争执这些东西。

李昕艾：我手机都被拿走了，我还哪有电话啊。

王东：我跟你说的意思我希望你能明白。想好好过日子，现在你也知道你离开古川也肯定受不了，是不是？

李昕艾：我现在简直没法了，（小儿子）拉肚子快一个月了。化验大便没什么大问题，说是吃母乳的缘故，让我注意饮食，我怎么注意啊，我一顿三餐规律都保证不了怎么注意啊，没法注意。吃顿饭都跟抢得似的，还注意呢！

王东：古川的问题啊，我看如果你的态度老是这种态度的话，我估计你等……

李昕艾：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他怎么样跟我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他犯什么罪了什么错了（国保认为的罪和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难道把我的“过犯”加在他身上）？

王东：那他犯他的，你着什么急啊？那不一样的嘛。

李昕艾：（我着急）让他回家啊……

王东：那他犯罪了。我今天不跟你说这个。

李昕艾：2月19日那天你们上午来我家说不让转发（有关茉莉花）推特了，后来是我转发的，你们下午来（抄家）的时候，是我在用电脑上网呢。

王东：我不跟你说别的事，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给你提示一下。

李昕艾：如果是因为转发推特这事，你们弄他干嘛呀，那把我弄走，把他换回来吧。

王东：你崩着急，等着。咱说话别较真。有些情况你得问我们领导，我没法答复你，你看我们领导有什么说辞没。来了你就质问性的……你着急也没办法。

李昕艾：你说来跟我说一些情况，我还以为会带什么消息来呢。

王东：你看我这好心眼还让你误会，你说我昨天在电话里说这些有用吗？我不得当面跟你说一下。我就是想给你传达一个信息，我让领导跟你见一面，有些事我没法说。我把你的意思转达给领导，看他来能不能告诉一些你想知道的信息，这不就得了吗，我是表达的这个意思。你说我要是不负责任的，电话里就直接说了行了，我抱着一个负责的态度来跟你当面说一下。有些事我跟你发生争执也没用，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家古川的情况，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

李昕艾：古川的情况你不知道。那把我手机里存的号码告诉我，我得跟我的亲戚联系啊，这么长时间没联系过，他们又找不着我，有时在网上能碰见，现在电脑没了网上也碰不上了，电话也联系不上了（号码都存在手机上没有备份也没有记住），都一个多月了，让他们着急。

王东：你着急这事我也不可能给你解决。

李昕艾：你把手机里存得号码告诉我啊。

王东：我们不在一块，我根本就见不着他们（扣押手机的国保）。再说了我跟人家说你把电话给我就能给我？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民警。

李昕艾：你不是民警，你是国保。

王东：国保，也是普通的，我也不是领导干部。

李昕艾：可以去派出所调出我2月份的手机通话详单，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一些号码了（主要想查到陈世杰的手机号）。

王东：你干脆直接回老家得了。

李昕艾：我又不是找家里电话，我记得座机号码已经联系过了，我要找北京亲戚的号码。

王东：我也说不了啊，等领导周五来再说吧。

李昕艾：以前经常打电话，现在这么久了，亲戚没联系过肯定会担心，是长辈他们没来过又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住址。好像你们没有亲戚朋友似的。

王东：你以前要真是这么顾家就不会出这事。你要真正像普通人普通百姓的心的话，你们两口子也不会出这事。两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多好啊。

李昕艾：我们倒想踏实过日子呢，你们不让啊。

王东：我们不让？是我们不让还是你们闹腾找事啊。

李昕艾：转发推特就是找事啦？之前你还说什么转发推特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这不都是你们搞出来的嘛。赵连海本来是毒奶粉的受害者，要求赔偿什么的，这也碍着政府的事了，就把人家赵连海给抓起来了。

王东：今天我没必要跟你谈这些事。

李昕艾：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是被你们制造出来的。你说人家孩子受害了结石了找赔偿，你们就看不过眼了把人家抓起来了。

王东：那是简单的找赔偿的事吗？

李昕艾：怎么不是啊，人家受害了不给赔偿当然要找了。

王东：怎么不给啊，那不给了嘛，嫌赔偿数额少嘛。

李昕艾：一个孩子两千块钱够什么啊？

王东：那我不清楚，赔多少钱我不清楚。你说你要能像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似的……

李昕艾：什么都往那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靠，人家吃顿饭（庆祝刘晓波获得或贝尔和平奖的饭局）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给拘留了。

王东：我可没说吃顿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你俩那学历找份好工作，没事干嘛非找那事啊。

李昕艾：工作都被你们搞丢了，倒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王东：那是干什么工作啊，不也乱写东西么。

李昕艾：他（古川）在杂志社怎么乱写东西了？不就是他呼吁特赦杨佳，签名了，你们就把他工作给搞了嘛。

王东：那还签啊，再签还得搞啊！什么事不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别人的工作怎么不被搞啊。我没签名，我就是一普通百姓，是不是？反正杨佳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

李昕艾：你什么都不清楚。

王东：我就是不清楚。我刚来的。

李昕艾：行行，你刚来的，你刚到国保。

王东：杨佳是扎死警察那个吗？

李昕艾：是，杀警的那个。

王东：杀警的怎么了？

李昕艾：没什么。就是呼吁特赦他嘛。

王东：干嘛特赦啊，那警察的命不是命啊？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得，扎死那么多人不是命啊？就你们的命是命，我们的命不是命。

李昕艾：你这么大年龄还新来的，人家刚毕业的是新来的。

王东：年龄老点，参加工作时间短啊。

李昕艾：那原来的工作不干，干嘛来干这个（国保）。

王东：以前我是刑警，专门抓盗的窃抢劫的。

李昕艾：刑警还像回事点，干嘛来干国保啊。

王东：国保不是更像回事嘛。

李昕艾：国保清闲是吧？

王东：清闲什么呀，还不如我抓一杀人犯呢。

李昕艾：那干嘛干国保啊？

王东：都受过好几回伤了，还干刑警？刑警都是30岁以下的。我都干了十年刑警了，累死。我们也没少抓违法犯罪的，但从你们这理解，现在把我们警察都当成什么人了！

李昕艾：你是国保，国保最坏！

王东：国保，国家保卫。

李昕艾：我没受到保卫，就受到骚扰受到欺负了。

王东：怎么欺负了，怎么不欺负别人呢？这小区那么多人呢，干嘛就欺负你就骚扰你？你也没得罪我，我欺负你干嘛呢！

李昕艾：看我们不老实当奴隶。

王东：谁让你当奴隶了？你张嘴说话不符合实际，当奴隶，你有饭吃有房住，人家生一个孩子你一下生俩……等我们领导（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姓李）周五来了，你跟他沟通。

李昕艾：姓李的那个啊？就他一个啊？

王东：怎么着，还来十个八个的？开座谈会是怎么着啊？百忙之中能把我们领导请来已经不容易了。谁没有点事啊，都忙着呢，天天开会。

李昕艾：古川的事，他负责管吗？

王东：我不知道。你好好反思反思，别老说我们这那的……我看你光嘴上说想古川回来，但一点没表现出来，你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李昕艾：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我还行动呢，要是只有我自己早上你们昌平分局天天坐着去（要人）了。

王东：（去昌平分局）坐着能解决问题吗？

李昕艾：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待在那绝食了……你们有什么说不通的，让我来跟他说吧。

王东：我都见不着他（古川）。这不实际。古川这个问题上，你这种态度稍微有点欠缺。

李昕艾：跟你们态度好也没有古川的消息，那我还得强硬啊！

王东：你说你一吃饭的时候就想着对我们的愤怒，你这（态度）不到家啊，你得找找自己的问题。等着周五，好吧？

李昕艾：把陈世杰的号码告诉我吧？

王东：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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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胡佳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跟踪、监视、窃听、旅游、失踪、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非暴力行动。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今年六月从监狱回到北京通州BOBO自由城后，其“囚徒”式的生活有所改善吗？

请看刘飞跃与胡佳的对话：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您曾说是自己是BOBO自由城的“囚徒”，这种“囚徒”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佳（以下简称胡）：入狱之前，2002年圣诞节，因为在艾滋病乡村考察民情，第一次被北京和河南国保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渐成家常便饭。从2004年7月搬到北京通州的BOBO自由城起，我就时常成为自由城的“囚徒”。

刘：现在对异议人士来说，牢房是个小监狱，社会是个大监狱，今年您出狱时有这种感受吗？

胡：6月26日刑满释放，回到家后发现小区从800米外的路口，到小区大门口、楼下的院子口，都被大量便衣和制服警察把守。当局向我宣布了剥夺政治权利期的各项规则，及处罚方式。我被要求只要出通州区就得跟他们打招呼，出北京要经过批准。

因为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国事犯罪”，所以作为一个被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国家囚犯，虽然我现在回到了自由城的家里，法定自由刑执行期满，但还有一年的法定资格刑，即“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说我依然是国家囚犯的身份。尽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刑法“剥夺政治权利”是一套法定的更严格的枷锁套住公民，封住公民的口。

刘：能说说你出狱到现在受到监控的具体情况吗？

胡：出狱头两个星期，如果我外出都是五辆便衣车辆加一辆挂着警灯的车辆跟随。后来逐步减少，现在稳定在两到三辆。两辆车一般有8名便衣，三辆时是至少十名。他们有步话机，有偷拍机和摄像机、照相机。

来我家的朋友，要么被拦截驱赶，要么被调查恐吓，要么被扣押拘禁。所以截至目前，四个月来还没有国内朋友能进入我家。我们没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可能性。

刘：对这样一种无耻行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很愤怒吗？您和那些监控人员是如何相处的？

胡：以前我会对这种没有法律依据而强加的监控措施很愤怒。但现在更多的是怜悯。这些人选择不了是非，选择不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其实更不自由。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工具。

而且，说心里话，日久总能有些感情。我和他们之间朝夕相处，也不再是时时事事横眉冷对，而是当他们为生活的一部分。视而不见，或者当作影子，反正那是他们的工作，一种荒谬而可怜的工作。

我的车排量低马力小，但从前经常飙车，给他们增加跟踪难度，现在已经不这样了。我知道他们跟踪开车时是高度紧张的，而且为了跟踪到位总是不遵守交通秩序，我如果还是飞车或频繁转换车道，会对公共交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现在开车时给出他们跟踪的时间和空间量。我甚至觉得，别跟丢了，丢了他们还得受处罚。呵呵，是不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刘：对于长期的监控与野蛮对待，您心中有恨吗？

胡：这个国家暴戾和仇恨很深厚，但我们作为维权者，要知道人权不因你是谁而有所不同。做人权切记被仇恨所困。所以，我知道，待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我们也只能走真相与和解之路。

刘：您曾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您现在又勇敢地开始了人权工作，请说说您的想法。

胡：脱离社会三年半，亏欠了父母和妻子很多。刚回家那会儿想好好尽孝，恩爱妻子，养育孩子。尤其是和女儿培育父女感情是第一大挑战。现在能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正是我囹圄中梦寐以求的。我很知足了。

当这些逐步进入轨道，我便可以分出一些经历投入到我从前干的社会工作中，具体而言就是人权工作。我在监狱里学了一半大学本科法律课程。对法律和法治有了较从前多的多的认识。我特别想用这些法律知识实践。出狱后才知晓，我在三年半中并没有被遗忘，反而增加了社会影响力，那么我更应该用这些公民力量去攻坚一些难题。虽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我压力很大，但同时我承压能力也更大。我应该多承担一些。

刘：您对未来有怎样的预期和打算？

胡：我想未来依然从事我钟爱的人权和法治工作，但如何能扩大力量和效果，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公民维权者必须专业，而且要有网络化的组织相互配合。公民维权者不仅要关注个案，也要洞悉本质，在立法和修宪等大事上有所作为。我是因为言论而入狱的，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解决言论自由权的问题。所有的努力围绕着它，它是打开中国民主化的钥匙。言论自由也是所有自由的卫士兼看门人。

现在国保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很紧，开展工作方面有近乎绑缚的限制。我在家除了关心照料家庭之外，就是思考和安排未来工作的问题。当然，最近还是围绕着具体个案。比如陈光诚和艾未未的事件做一些呼吁和协调工作。

依据个案，发现规律。遵循规律，打通个案。这是主要的思路。其实，人权也包括要去敦促官员财产公开和家庭子女的就业申报等。加强监督制衡政府也是人权改善。好多好多的工作，我正在更新自己的知识，重建曾失去的人权行动网络。

2011-11-16

南都报控诉胡锦涛将信访局办成访民狱

来源：参与作者：洪深

（参与2011年11月17日讯）南方都市报昨日（2011年11月16日）以三大整版篇幅刊登长篇通讯《访民教化班》，通过湖北、山东、陕西、江苏等地将信访局成“访民狱”的报道，证实今日中国在伪和谐专制下，各地信访局已全面复辟文革手段，采取用办“法教班”、“教化班”等“学习班”的法西斯手段，强行将所来上访的访民集中关押——不写下停止上访的保证书就不许回家。

题为《湖北老河口：非正常上访者的“法教班”》、《山东平度：上访村民的被“宣教”之旅》、《陕西城固“法制培训班”被指饿死上访人》、《江苏响水县上访者被抓学习班后流亡8个月》、《江苏泗洪，钉子户的“学习班”梦魇》的多篇报道，首次揭秘了许多省市将信访局办成访民监狱的骇人听闻的惨象。

老河口市信访局副局长陈丰胜解释创办上访者“法教班”的理由是：“搞这个班，就是要规范非正常上访行为，让学员依法上访。”并诡辩说：“都是自愿的。不存在强迫、硬逼他们签字。而且出去后，还要保证他们的上访权，上访是他们的权利，我们要教育转化的是非正常上访。”

但老河口市“法教班”学员刘家英(55岁)、韩秀英(58岁)、张义文(74岁)、龚世华(71岁)、李延生(45岁)、邹淑云(48岁)等人揭露：信访局一见他们来上访，就将他们关进“三道铁门”内的一间小屋（“法教班”），强制“转化教育学习”，少则一个月，长则半年，“他们自己说那是法制学校，但我没见发过学习材料，也没人来讲课，就是把你‘软禁’起来，让你承认错误，让你签字。”访民在“法教班”里“不准串门，不准相互讲话，上厕所也有人跟踪，没有任何娱乐，只能捉蚂蚁、知了，看昆虫打架解闷。稍不注意就会被训斥毒打。被迫写保证书和在息诉罢访协议上签字。连监狱有的‘放风’都没有！”

网民纷纷怒斥：这一人间地狱铁证如山，说明胡锦涛早已以让文革在中国复辟了！因为不仅一个湖北省在将信访局办成访民狱，而是湖北、山东、陕西、江苏等省全都如此。如果只是个别地方出现信访局办“法教班”，还可能是地方官自主创新，而今是全国多省一致行动，就一定是“胡中央”有了统一部署。

2011年11月17日

广东陆丰数千农民举行反独裁大游行

【大纪元2011年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明报导）11月21日上午8点，广东陆丰乌坎村数千村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农民打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帜，游行队伍长达二公里，沿途吸引大批路人围观，他们途步二个多小时到达市政府，和平、理性地向当局表达农民的诉求。其中村民“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口号格外引人注目。

今天游行队伍声势浩大，走在最前面的队伍举着大量彩色标语，上面写着“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反对做假事”、“反对造假人”、“打倒官商勾结”、“打倒贪官”等等。

陆丰土地维权人士谢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乌坎村村民除老人小孩外，约3,500人参加了游行。村民五人一排，排了长达二公里的长龙，大家靠边行走，没有影响交通秩序。从乌坎村游行到陆丰市政府，沿途引起大量路人围观，也引起警察的注意，有便衣警察过来拍照，但没有强行制止，约早上10点半顺利抵达了市政府。

他还表示，明天，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地的记者也将抵达乌坎村进行采访。这次的游行已引起全社会的特别关注，现在全村处于罢市、罢工状态，类似的维权活动还没有结束。

另一位村民表示，村民在上次集体诉求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今天举行了这次大规模的游行。这是中共独裁的政治体制造成，中国民众没有民主，要惩治官腐问题、解决农民诉求问题，首先得解决一党专政这个根本问题，所以打出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

数千村民到达市政府广场后，村民有序地坐在地上等待，而进入广场的几条路均被警察封锁，包括媒体记者也无法进入。村民表示，早上11点10分左右，市长出来接了农民代表递交的诉求书，称会尽快解决农民关于土地被盗卖的诉求，最后游行队伍和平的散去。

民众“幽壹”在网上发帖表示，关于今天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的消息：1、这次游行，村民们事先已经向政府“申请”了（有无通过未知）；2、乌坎本村收了人丁钱，还有捐款的，游行的活动经费已达百万之多；3、乌坎前天还成立了维安队，主要职责是在游行中维持秩序。——多么英勇的海陆丰人民啊！

据悉，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四年前征地时，政府没有给予赔偿，村民怀疑村官私吞土地赔偿金七亿多元人民币。今年9月21日上午，爆发五千多名村民到市政府抗议示威事件，砸烂村委会及多处大型建筑物玻璃，并掀翻、砸坏多辆警车。22日上午，村民继续抗议，遭特警镇压，村民则投掷石块还击，有几十名村民被打伤住院。

23日，除乌坎村外，东海镇的龙光村村民，有二千人到市政府打横幅诉求和抗议，用推土机推倒圈地围墙。农民维权抗争运动还蔓延至乌坎村周边的崎砂村、白篮村等地。陆丰各地农民动向也引起网络和国际社会关注，成为外媒聚焦点。

今天陆丰乌坎村民的游行活动，引起了民众广泛讨论。有民众表示，陆丰村民游行示威，打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石破天惊！

广东居民“翁涛yt”说：“缠绕陆丰市政府两个多月的政府操纵村委选举和违规倒卖村集体土地的事件，终于在今天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此事政府和媒体一直对外耻于报导。事件就发生在我们镇旁边，我为我们的老乡敢于对抗强权感到自豪！”

“流放到菜园的阿龙”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在所难免，目前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来非要再发生一次天安门事变才能推动事情的解决，必须乱一次了，一味地打压是换不来民主的。”

“路边张望”表示：“终于觉醒过来并行动起来了民众！”

“r1lkt”表示：“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陆丰。海陆一小步，中国一大步。看到这些标语，全国人都得来佩服海陆丰人！”

名为王建国的民众说：“农民，只有农民，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成都30名独立候选人省委请愿要安全保障

【大纪元2011年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11月21日，成都30名独立候选人集体前往四川省政府请愿，要求省领导关注独立候选人在参选过程中的人身安全问题，并递交了相关的请愿信，一些访民也前往省政府声援。三位独立候选人代表与政府有关官员对话，他们陈述的情况被官方以“不可能”予以否认，双方会谈后无任何结果。大批国保和警察也赶到省政府欲对他们分别下手，在请愿民众的齐心下，对方未敢直接动手，请愿者跳上公车离开现场。

独立候选人陈茜女士向大纪元记者介绍了上午他们一行人前往四川省委请愿的情况。陈茜等三人作为独立候选人代表，进入位于省政府二楼的纪委信访办，一名自称姓陈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他们向他陈述独立候选人自参加竞选以来遭到严重打压的情况，对方以“不可能”予以否认。陈茜表示，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前来省政府请愿？他们在生命遭到危险时，还打了110报警，都有记录在案。陈茜说，就她本人而言，每天都有一群人监视她，不让她出门，极大地扰乱了她的正常生活。她说，尽管她这样跟陈姓官员说，但是对方根本就不听。

陈茜还介绍，今天除了三十位独立候选人外，还有一些访民也到现场对他们表示声援，现场大约有50人左右。官员要求今天所有请愿的人交出身份证登记备案。当他们从里面出来时，发现外面有国保和警察及截访人员和截访车，警力部署远超过现场请愿者。国保还对着他们不停地拍照，当他们也拿出手机拍摄回敬国保们时，国保将他们手机夺下删除有关图片才罢休。

陈茜说，看得出警方是有备而来，但请愿者们心齐很快离开现场，搭上公车后就分头行动，对方暂时没有立即抓人。

独立候选人遭严打 联名请愿

今年中国各地的独立候选人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仅成都一地就有三十位独立候选人，他们在参选的过程中遭到各种打压，包括被跟踪、监视、殴打、绑架和关押等。

由于打压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升级，三十位独立候选人向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提交申请书，要求他们对成都市所发生的多起绑架关押合法公民案件进行督办。

申请书介绍，从2011年9月起，四川省成都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开始，独立候选人胡金琼、幸国惠、李维国、干兴艳、周文明、何秀君、李昭秀、查素琼、赵先琼、庄富英等多次遭绑架、毒打，其中李维国至今仍在医院住院治疗。

他们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至今未有犯罪嫌疑人受到处理，且公安机关拒绝向公民提供报案凭证，亦拒绝向报案公民就案件侦破进展等问题进行通报。

目前绑架行为还在持续之中，幸国惠、胡金琼、王朝胜刚逃脱绑架，流亡在外。

公民运动的大幕正在成都徐徐拉开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政策问题专家、独立评论员蒲飞告诉大纪元记者，成都的独立候选人相当务实，挨家挨户拜访选民，收集相关的信息，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判断。

最初的维权运动是以经济权利为诉求，没有任何其它方面的诉求。蒲飞认为，没有足够政治权利保障的所谓经济权利，仅仅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公民运动是立足于公民抗争，有多方诉求的联合性运动。这次成都民众的参选，公民意识强烈，而且所有参选者都是和平理性、有理有节的完成自己的参选过程，可以说是当代公民运动的样本。

他还强调，在现今的维稳体制下，公民运动成败不能以结果来论述。“公民运动一启动就是成功了，这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说明当局的维稳措施失败。因此只要走出公民运动的第一步，未来必然会出现一个社会共鸣的局面。这也是可以期待的。”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也告诉记者，成都这么多人参选，也体现成都公民维权运动近期已完成实干性转化，这种转化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对抗产生地位，实力印证尊严。成都公民维权运动之所以在近年来一直遥遥领先于全国各地，成果出现蓬勃之势，正是成都底层维权民众多年来立足实干的结果。也是维权民众多年坚持抗争，拒绝妥协所带来的成果。由个人维权转化为群体维权，由维护个体经济权力转化为维护群体政治权力。中国公民运动的大幕，正在成都维权民众的努力下徐徐拉开。”

贵州长田乡政府炸封尚在作业小煤窑致2人遇难

来源:重庆晨报

(博讯boxun.com)

11月26日，惠水县长田乡政府组织炸封非法采煤窝点，导致在小煤窑内偷采的两村民死亡。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对炸封非法采煤窝点致两人死亡事件展开调查。同时，问责工作同步启动，长田乡党委书记、乡长被免职。昨日上午，惠水县召开常委会，任命新的党委书记上任。

　　炸煤窑采煤父子被封洞中

　　11月27日上午，惠水县多位村民致电本报24小时新闻热线96677称，惠水县长田乡政府组织炸封小煤窑，导致在非法小煤窑里偷采的两位村民死亡。

　　当天中午，记者迅速赶到长田乡，在村民的带领下，走过一段漫长的山路，记者到了事发小煤窑。这个非法小煤窑位于双庆村六祖一村寨旁半山腰上，洞口直径一米多，整个洞口已被炸垮，死者的衣服及用来偷采的锄头等工具尚留在洞口附近。

　　“当时我们听到剧烈的爆炸声，就跑到相距村寨400米外的炸封点，途中见到乡政府带队来炸封小煤窑的两辆车，经常带队炸封小煤窑的长田乡派出所民警韦传银就在其中一辆车内。两辆车开走后，我们来到被炸封的洞口处，见洞内还在漫出烟雾，靠近洞口时，洞口边的鼓风机电源插头已被拔掉，能听到已被炸跨的洞口内传出惨叫声。”死者张来友的弟弟张极说。

一位姓陶的村民向记者回忆，“看到现场的情况后，我们立即拨打110和120。为了避免洞口再次垮塌，七八个村民开始用双手刨开洞口被炸跨的泥土，最终在洞口内两三米处找到52岁的张来友和其25岁的儿子张正桥，张来友当时已经奄奄一息，张正桥还在惨叫，但说不了话，我们在现场进行人工呼吸等抢救。大约两小时后，惠水县医院的一辆急救车和多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医生确诊两人已经死亡。”

　　救人事件双方各有说法

　　据村民们介绍，26日下午，六七名工作人员携带炸药、电雷管等炸材来到双庆村湾河组。在发现有一根白色的电源线从村寨牵到半山腰，就顺着电源线到达半山腰。看到半山腰上的一个小煤窑洞口边有一个鼓风机尚在往洞口内鼓风，工作人员就将鼓风机的插头拔掉，见洞内没有人员出来，就开始在洞口内大约一米处装炸药，随后用电雷管引爆。

　　炸封该小煤窑后，几人就驱车离开现场。“到张来友家门口时，还告诉张来友的妻子，要求张来友等人以后不要私挖滥采。张来友的妻子王能莲当时就说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应该还在小煤窑内，但炸封小煤窑的人员还是驾车离去。”村民们说。

但对于救援一事，惠水县委宣传部给出的解释是，26日下午，长田乡政府组织人员到双庆村一带巡查非法小煤窑，当巡查到双庆村下湾河一带时，发现有非法采煤窝点，在采取相关措施后，实施了炸封。18时20分左右，当地政府部门接到群众反映，称还有两人在被炸封煤洞内，县乡两级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施救。在赶往现场施救途中接报，两人已经死亡。

　　问责书记乡长被免职

　　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组，对炸封非法采煤窝点致两人死亡事件展开调查，问责工作同步启动，长田乡党委书记、乡长已被免职。

　　26日晚上10时许，死者家属和村民们来到乡政府要求对死者作赔偿。

　　接报后，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妥善处置善后事宜。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黔南州委、州政府以及惠水县委、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事件处置，至27日凌晨2时左右，聚集群众逐渐散去，两名死者尸体运至殡仪馆火化，事态基本平息。

记者了解到，由于惠水县长田乡私挖滥采比较泛滥，乡政府曾多次组织人员炸封非法采煤窝点。就在一周前炸封小煤窑也发生过一次人员受伤情况：当时长田乡组织多名炸封小煤窑的人员，来到合心村某小煤窑执行炸封，一名炸封的人员进入到正在有村民偷采的小煤窑井内，被偷采的某村民砍伤。后来，这位村民已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

　　进展善后工作有序进行

　　昨日下午记者获悉，惠水县委县政府召开常委会，决定将本县羡塘乡党委书记白林贤调任长田乡党委书记，28日下午，白林贤已到位任职。

　　昨日下午，惠水县委宣传部部长陈宇在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目前，包括善后等各项工作尚在有序进行。

　　昨日，惠水县召开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就这起事件进行全县通报，要求全县各级干部，必须引以为戒，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加大对全县干部作风的整顿。同时要求相关工作组尽快走村入户，与广大村民进行交流，消除误解。

　　到昨晚记者发稿时，进入村寨的工作人员，已在长田乡双庆村、合心村与100多户村民进行友好交流和沟通。目前，有关部门已作出决定，将对该事件中涉及相关事宜的人员展开深入调查，查明乡政府或炸封小煤窑的组织及人员，如在工作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理。

_(网文转载)

老丑司马南

北京观察：姑娘为什么“很生气”？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25日转载)

司马南与某些组织或个人一样，总喜欢虚拟出敌对势力，像文革时抓革命内部敌特分子一样，任何正常的公民维权行为，他都认为背后有敌对势力在插手，而这些敌对势力居心险恶，通过培养陈光诚们，来搞乱中国，但陈光诚自己却不知觉，是被别人当棋子来用的。陈光诚自己不知觉，司马南却在遥远的北京，知觉到了

近日，中国公众人物司马南的讲座现场，被一名网名为"姑娘很生气"的女网友"砸场"，抗议其对陈光诚、艾未未的攻击。中国文化学者吴祚来撰文，分析司马南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特殊角色，违背基本常识虚拟"政治敌人"

司马南最近遭遇两件事，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一是深圳女网友"姑娘很生气"飞到北京，到司马南在某网站的讲座现场"砸场"，指责司马南胡说八道，这位女网友此前甚至用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司马南的愤怒，她在网上说"谁要是揍司马南一顿，本姑娘就陪他睡一次。"，另外的事件是司马南在青年政治学院讲座期间，遭遇90后学生的挑战。(博讯boxun.com)

"司马南的观点违背常识"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司马南胡说八道？甚至觉得他是中国最大的"五毛"？因为司马南在许多观点观念上，与政府有着某种和谐一致，一些观点甚至违背常理常识，而这种违背常理常识的思维、表达方式，也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话语有某种神似或契合。

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司马南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和超越基本常识的表达，实为个人利益下的选择："我感觉他很多时候，内心很清楚，普世价值是有的，但他故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反驳，甚至很离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可能是为了塑造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形象，象他这样'登峰造极'的人是非常少的，这样他在一个领域博取一个缺位或得到某一方面的认同，以此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

从表面上来看司马南在许多社会问题上，是直面问题；司马南主办讲座，并未前呼后拥、有荷枪实弹者来护卫；司马南对持不同观点者，也并没有删贴屏蔽能力。有鉴于此，我们应该直面司马南，"欣赏"司马南，甚至"佩服"司马南，因为作为民间人士的司马南，从常识角度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

"人们表达对陈光诚的支持，无需陈光诚授权"

姑娘很生气"砸场"事件之后，德国之声采访了我，我说"砸场"不妥，应该理性地对话辩论，后来我细看了视频，这位来自深圳的女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砸场，而是在司马南讲演完之后进行严正抗议，她情绪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对司马南的看法，以及对陈光诚的声誉的维护。

现场的情绪性，对于抗议是应有的，而对于论争，则无助益；对比稚嫩的"姑娘很生气"，老道的司马南的表现，却是色厉而内荏，在网站讲演结束时，司马南问台下为数不多的观众：你们谁代表陈光诚，我现在给你机会，不要说我不给你机会说话（大意）。当网友"姑娘很生气"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司马南问对方："你能代表陈光诚吗？"其实，人们来现场表达支持或抗议，并不代表别人，首先代表的是自己。代表自己发表观点，同情或支持陈光诚，并不一定要代表陈光诚，更用不着陈光诚授权。

"世界上与政治判断对应的是良知判断"

当晚司马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司马南说："对这些事情我有一个政治判断，象陈光诚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被有一些唯恐中国不乱，希望中国出现动乱的组织培养的，他个人可能浑然不觉，但是陈光诚是被作为'棋子'来使用的。"

世界上有一种判断叫良知判断，世界上还有一种判断叫政治判断，遗憾的是，政治判断很多的时候，与良知良心的判断相悖。司马南与某些组织或个人一样，总喜欢虚拟出敌对势力，像文革时抓革命内部敌特分子一样，任何正常的公民维权行为，他都认为背后有敌对势力在插手，而这些敌对势力居心险恶，通过培养陈光诚们，来搞乱中国，但陈光诚自己却不知觉，是被别人当棋子来用的。陈光诚自己不知觉，司马南却在遥远的北京，知觉到了，闻到了异样的气味，遥测到黑手阴谋。这些敌对势力如果存在，为什么有关部门到现在没有公开？陈光诚作为一颗棋子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不公开其幕后黑手，使更多的百姓不至于上当受骗？

陈光诚"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党和政府教育多年，是一个盲人，一个盲人与外界几次接触，就成为别人棋子，那党和政府几十年的教育岂不是做了无用功？唯恐中国不乱的人，又是哪些人，中国乱了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他能置身度外？

一些执政者或帮衬者最喜欢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泛政治化，通过泛政治化，使自己免受具体问题的困扰与压力，明明是一个侵犯具体人权的问题，将其泛政治化，认为某某与国外敌对势力有关，这样的就摆脱了具体问题受指责或责难，而使自己的违法行为得到某种子虚乌有的解脱。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中国学者、作家、时政评论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全国网络文化调研报告"负责人。主要作品有：《文化是一条河流》（东方出版社2008）、《数字-影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等。

祝振强：如何看待司马南大学讲坛放厥词？

司马南大学讲坛放厥词本身即为砸社会正义的场子

从司马南身上，我却深刻地感知到了“文革”中那套“高大全”的难能可贵——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就是獐头鼠目、斜嘴歪眼、薄唇如刀、兜齿下坠的鼠辈蝼蚁上蹿下跳，极度污染社会、污染人心、污染环境，且丢尽了一个叫“中国人”的名词的脸面!所有以“中国人”活着的人，皆倍感与此类“人”为伍的羞愧与无地自容!

　　作为“砸场子”男主角、正在接受“文革”后又一次大风大浪考验的旗手司马南，最近似乎颇有些失魂落魄。日前，大概是11月19日，他强颜作欢地发了条微博，言自己当晚要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演讲，还故作俏皮地言不能去的，可以看当晚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子娱乐节目。无疑，他是想向公众表明：我还在，好好的;阵地还在，还未失去。

　　但是，司马南自我感觉永远良好的心，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还是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砸场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群风华正茂、正直勇敢的90后大学生，再次给了他当头一棒!此番“砸场子”，是大学生理性为之，莘莘学子们没有骂出“装逼、满嘴喷粪”类粗话，而是从常识、知识到研究深度，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未来，从个人际遇到国家前景，从选举选票到公民社会，逐一对他予以驳斥。与其说大学生们是在和司马南探讨，不如说是在给他上课、在给他讲座;与其说大学生们是在为他上课、给他讲座，不如说是在告诉这个嗓音永远充满着煽动性、表演性色彩的中年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的脸皮有几层。

　　看过学生们提问司马南的视频，我一直在想，是谁给司马南搭台子、提供舞台供他大放厥词、贩卖他的说教?这些人和司马南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大学讲坛，尤其是流布社会的大学讲坛上的内容，是要教化社会、权威社会、促使社会和谐、进步的。而此番司马南的演讲，却使我们看到了其反面——大学讲坛、讲坛上的演讲者及其内容，成为挑起社会争端、破坏社会和谐、阻碍社会进步、尽情展示非理性狂热以及张目“文革”歪理邪说的阵地。质言之，实际上这样的演讲，本身就是在砸社会正义的场子。我们身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未能幸免被“砸场子”的尴尬与羞辱。

　　当下，一方面，社会深层次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社会面临着动荡的危险，此时此刻，急需变革以求摆脱困局;另一方面，包括90后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心急如焚，他们思考国家、民族发展未来，渴望中国社会能够有正常的秩序、走上正常的轨道。当此之时，却幻想用僵化、腐朽、全无合理合法性、且全无学术造诣可言的空洞说教来扭转社会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极少部分个人的政治目的，包括某些人为了获取到声名以及演讲费。

　　不知何许人，甚至不惜雇佣一个走江湖的术士，用类似于走街串巷、卖假药兜售狗皮膏药的招数，翻白眼跳大神，东拼西凑、装神弄鬼、阿谀逢迎、胡说八道，尽显投机钻营的社会投机客卖身投靠、口是心非、见风使舵的本性。这样的江湖骗子，缺乏起码的常识学识，丝毫不具备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之心，仅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拿腔拿调的语气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丑态，信口雌黄，造谣生事。这样的行径，不是砸社会正义的场子，还能是什么?

　　大学生正在渴求知识、真理以及获取丰沛、健康的情感、智识的心灵以及高尚的情操之年龄段，他们已初步具备了辨别真假良莠、香臭好坏的能力。可以想见，他们渴望看到从知识到学理、从人格到操守、从心态到涵养、从人品到境界，能够真正打动他们、值得他们学习的楷模、榜样。而司马南的演讲以及如许表演，实际上，撕碎了他们对这个社会成年人的希望和幻想，他们的迷惘、冲动以及激愤，只能使社会矛盾更其复杂、社会管理的难度更加巨大——司马南如此砸大学生的场子、砸社会的场子，可谓危害巨大、罪不可赦。

　　我不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生们是否代表了当今时代大学生的全部，但是，他们的血气方刚、一身正气以及学识的深厚、涵养的动人，使我们看到了既往几代中国人赴汤蹈火、追求真理的影像重现——我们有必要重温111年前的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断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需要补充的是，由司马南之类的尽情表演，我想到了“文革”中的“高大全”——非常重视高、大、全的正面出场人物形象，非常重视浓眉大眼、正气凛然，非常重视仰拍、仰视等等。这一套技术，曾经被讽刺成可笑的小儿科程式。

　　从司马南身上，我却深刻地感知到了“文革”中那套“高大全”的难能可贵——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就是獐头鼠目、斜嘴歪眼、薄唇如刀、兜齿下坠的鼠辈蝼蚁上蹿下跳，极度污染社会、污染人心、污染环境，且丢尽了一个叫“中国人”的名词的脸面!所有以“中国人”活着的人，皆倍感与此类“人”为伍的羞愧与无地自容!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司马南自绝于人民！！

作者：阿牛亭

来源：

http://sns.juziyue.com/home.php?mod=space&uid=15652&do=blog&id=56979

王震当年说,共党的执政是2000万人头换来的,

如今,司马南说是3000万人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1000万人头.

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几个是共产党员的?

恐怕农民的更多吧?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当现在是封建社会啊?真把自己当皇帝了?

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三年大饥荒,4000万老百姓的尸体谁来还?

几十万右派的生命谁来还.

某个广场上的鲜血谁来还.

曾几何时本人对司马南先生留有美好的印象。因为他是反伪斗士，感觉他一定有着科学的民主思想。每每看到他情绪激动、慷概激昂在哪里教育人民，要有科学思想，辨别科学和伪科学的原本面目，不给伪科学者提供骗人的舞台时，我都心存敬佩之情。深感他在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幼稚、滑稽，他把反伪科学当作一个“噱头”，全国走穴、到处演讲，为的是骗几个零花钱而已！话又说回来了，这也无可厚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是你做的事有利于人民群众，群众都买你的账，你就坚持做下去好了。可不知是人民的科学思想提高了，有了鉴别能力，或是这行不好混了。这爷突然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关心起了政治，还出了本民主胡同四十条的书。一时激起千层浪，惊得全国人民目瞪口呆。他把民主人权这些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批的体无完肤，带着对民主的一知半解丑化歪曲民主。对追求民主的人们耍谩骂嘲讽之能事；用着“文革”式语言、颂圣阿谀之丑态，真让人大跌眼镜，原来人世间小人是这样蜕变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自绝于人民！

司马南没有一丁点民主科学的思想，满嘴的汉奸卖国贼，你谈民主他就给你戴个大帽子，诬蔑你是被外国豢养的颠覆国家的败类，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咋怎么多汉奸呢？我们所有的传媒都是国家管控的，教育了这么多年都教育成了反国家的汉奸？你这不是间接的批评国家的爱国教育是失败的吗？他从不触及中国今天存在的问题，还欲盖弥彰攻击诬陷那些有改革的思想者！推动者！满嘴跑舌、思维混乱，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怎么造就了这么一帮奴性犬儒。

司马南也承认今日之中国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老哥从来给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当人们提出是制度设计有缺陷时，他又大力鞭打。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腐败如此猖獗，就在于权利的制约机制跟不上，使权力的爪牙伸向了利益的各个方面，人民痛恨至极！基于此人们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建立制度的制衡机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原本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而且党的十七大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这些到他嘴里怎么就成了汉奸卖国贼了呢？令人可悲！

司马南在哪里赤裸裸地说D的政权是由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要想取代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你这不是置D于不仁不义吗？人民并没有说取消D的领导，人民只是要求改革弊政，落实宪法和法律精神、还原法制社会的原本属性。假如就是人民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就要拿三千万人头换吗？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永远的政权，为什么就不能在社会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给D在这个国家留下它的位置？我想对于热爱这个D的人们都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人民面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进则退、逃避推诿都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这本是一件高尚的、神圣的国家大事，怎么到了司马南这里就变成了篡党夺权这些文革式的龌龊之语呢？你自己在那里痴人说梦，自以为是拥护D，实在是给D添乱、抹黑，你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难不成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救世主。

如果你为了卖书你完全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办法！切不可为了一点利益自绝于人民！

孔庆东被“清场”，司马南被“砸场”谁最抓狂

作者：祝振强

　　北大的孔庆东教授一向口无遮拦、满嘴跑火车，且爹妈爷奶祖宗八倍乱操，此次他开创性的一句“三妈的”，生生把自己送上了煎锅，全国民众倒油的倒油、淬火的淬火、翻炒的翻炒、回炉的回炉，一出好戏方兴未艾、高潮频起。最具看点的是，北大同学发起了“倒孔”、“清场”、呼吁辞退孔庆东的运动。这个恐怕是最令当事人胆寒的，故一些杂碎走卒连夜加班，拼命刷屏，制造支持假象。其实，明眼人谁都不会对这个基本的判断犹疑：北大人才济济、天才汇集，拥趸毛左的臭硬死党、以毛左借尸还魂的，能有几个?而支持孔庆东这个动辄鼓噪发动“文革”的人，又能有几多?

　　而同样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每顿饭都要吞吃一次自己良心的司马南，遭遇到的是类似的结局。一个山东姑娘，突然出现在了司马南所谓“讲座”后的提问现场。春风得意的司马南鼓动如簧翘舌，风度翩翩地准备和年轻、美丽的姑娘过招。岂料，姑娘的一句“我就是来砸场子的”、“你胡说八道，你这就是装逼，你爹妈养了你，你不能没有良心”，令这个世间罕见的无耻之徒张口结舌、方寸大乱。被誉为“一个正派的‘女流氓’砸场一个卑鄙的政治流氓”。

　　我不知道这出同时上演的“清场”、“砸场”大戏何时落幕，不知道民众、网民此起彼伏的对这两个人“扒灰”的热情何时冷却，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这两个人继续“胡说八道、装逼”，相信民众、网名还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两个活宝的看法。

　　孔庆东、司马南之所以横冲直撞、浪迹中国社会，且泯灭基本良知、道义以及基本常识，“胡说八道”、“装逼”，就在于，他们拿捏准了社会及民众的心理——把坏事做绝、把坏话说尽、把坏水沁透，把爸妈都操遍，板不吝，混蛋到家，就能唬住几乎所有具有理性与恻隐之心的善良、正义人士，让他们丝毫不敢吱声。

　　他们惯常的做法是，你和我讲道理，我给你扣顶能让你即刻完蛋的政治帽子;你和我讲民主，我和说意识形态、说你颠覆国家;你和说讲良心，我和你说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说你“带路党”……他们拉大旗披虎皮，张嘴闭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造桃色绯闻，来制造看点、博取欢心，骗取在位高层的保护;他们整天捏造美国等国家随时可能进攻中国、攻陷北京的蛊惑性谣言，实乃对国家及政府的口头性、威胁性颠覆。诸如此类，总之是以极端卑劣、自私的方式，达到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利益目的。

　　敢于公开地靠近乎血腥、野蛮、泯灭良知、以人垫背讨巧上位的方式混日子，在当下，人数并不多;在日益开放的网络时代，更显得极其扎眼。

　　正如“正派的女流氓”所言：“我忍受你很长时间了”!可以说，这句话，代表了社会民众以及广大网民的心声——看看当下的网络论坛，对于这两人了无尽头的声讨，即可见端倪。可悲的是，孔庆东、司马南之流一贯老子天下心态自居，闭目塞听、无视民众、网民的愤怒。天天搬起石头威胁众人，最后只能是砸断自己的腿脚。

　　若说二人被“清场”、被“砸场”，最抓狂的是谁，无疑就是二位自己了，这一点，从司马南被“砸场”过后接受德国一家媒体的采访中，那拿腔拿调的、缓慢的、朗诵般的、故作正义、正派的语气、腔调中，即不难发见。暂且不论司马南就“国内事务”立刻接受境外一家媒体的采访是否属于里通外国，单就他专捡外媒放风而论，他就足以被试问、被追究。

　　其次抓狂的，无疑就是给二位搭场子、建场子的人了。据说，北大主要领导在教授被“清场”的紧急关口接受媒体采访称，孔教授很有才华，他的书我经常读。这位刚刚创造完《化学歌》的领导，还真把自己当成大领导了!撑腰属下，也都是大领导们经常采用的就虚避实的方式。

　　而人们想知道的是，“三妈的”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如何交代?是否应顺应民意，辞退骂人教授?难道，很有才华、经常温习教授的书，就可以把上述问题一笔抹煞吗?

　　孔庆东教授之遭遇“清场”，这恐怕已经是第二次了。与20年前第一次“清场”之政府行为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纯粹的民众、网民行为，是民众、网民的自发行为;躲过了上一劫，并不意味着没有下一难，正所谓在劫难逃。司马南之遭遇“砸场”，恐也是个肇端——忍耐了其很久的，肯定不止一个山东姑娘。有多少个男子汉，已经在勇敢的山东姑娘面前羞愧了，他们的出手，难道还要等很久吗?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在宣示什么

作者：菁菁远山

　　宣示效忠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它只须你表明立场即可搞定。尽管这种表达在形式上可能多种多样，但指向的目标必须明确。而有一种效忠就有所顾忌，因为它效忠的对象是强权，这种纠结的事情就很难搞定。因为强权早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回收站”，你再恢复它就与丑恶有关了。但大权在握者从不会承认自己拥有强权，总要把“人民主权”挂在嘴边行苟且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想效忠强权就是个技术活了。

　　司马南是个聪明人，尽管他是威权体制的崇拜者和捍卫者，但却不得不将自己伪装成“为民粹代言”的角色。用这种曲里拐弯的方式来宣示效忠强权，这是他一贯的伎俩。司马南终归是司马南，他的办法是在“维持强权的托词”和“唤起民粹的思想武器”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极端民族主义”，再用自己多年练就的嘴皮子来旁行征博引，这也就让效忠强权的言论和行为披上了正义的“羊皮”，达到了既为强权唱了赞歌，也为草民说了人话的双重效果，这个“一石二鸟”的技法已经让他玩得出神入化了。

　　司马南是个极权主义的歌唱者，他深知民族主义是“伤不起”的，也就顺势拉起了这杆大旗，不断放大“美国阴谋论”，从而为他的理论找到支撑。他的所有观点，其实质是排斥普世价值，不赞同中国进行民主化的改革，反对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出现在体制上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而“中国奇迹”则是“中国模式”的结果。

　　事实上，我从不反对“美国阴谋”的存在，国家利益至上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其实，美国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独裁专制的，与之相反，有时它还是独裁者的坚定盟友。冷战时，罗斯福就这样形容过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他也话是婊子养的，但是我们家的婊子养的。”

　　倘若说民主法制是美国欲搞垮中国的秘密武器，这是没有什么现实逻辑的。真实的逻辑有可能是这样的，当我们把“威权”当成自己的核心价值时，民意与官意不断冲抉激荡，美国才会顺势而为制造内乱来击垮中国。但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内部，是官意没有顺应民意的结果，何况一切主动权一直就掌握在我们执政者的手上?由此看出，“美国威胁论”现在已经被司马南们当成“绝不”的“挡箭牌”了，一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他不是抛出民族分裂，就是抛出国家动乱。但他丝毫不提腐败和不公将导向的结果，也不认为革命是绝不改革孕育的怪胎。当然，他并不是这一论调的始作蛹者。

　　披上了民族主义这个铠甲，举起“美国威胁论”这个“挡箭牌”，司马先生自以为就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战士了，居然学起了毛伟人“引蛇出洞”的把戏。11月15日，他发表了这样一个微博：“刚才西安交大的一个小网友问我，怎样理解北大教授孔和尚竟然‘骂人’?我答，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啊，很深刻，你的阅历不容易理解。请注意，这个理论体系有两个招牌，但其内核是一样的。”他故弄玄虚地将这两个招牌称为“三妈引蛇出洞”和“‘曲棍操’引蛇出洞。”，并补充说：“伟人说过：毒草只有出笼才便于铲除。”

　　孔庆东的“三妈的”被他美饰为“曲棍操”，其骂人行为被他理解为“引蛇出洞”，孔庆东的破口大骂就被他演绎成充满正义的爱国行动了。那么这个“蛇”和“毒草”也就不仅指南方的那个报纸和它的记者了。看来，孔和尚所谓的“汉奸”和“带路党”就是司马南要引的“蛇”，但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权力独大的当下，“汉奸”和“带路党”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岂不枉然?

　　孔庆东也在事后说，他的“三骂”不过是个火力侦察，有意让“汉奸媒体”对他“ 进行‘反革命围剿’”，让他们自我暴露。而遭孔庆东辱骂的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11月14日接受山东《济南时报》专访。曹林华表示，“我根本没来得及提问。我刚介绍完身份，他就来了句‘我不接受你们《南方系》采访，去他妈的!’然后把电话挂了。”据曹林华说，孔庆东在微博上炫耀的“三妈的”(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都是他意淫的。在微博“炫骂”两分钟后，孔庆东发短信请求谅解。看来，司马南和孔庆东的唱和确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引蛇出洞”是毛泽东在“反右”时使用的一大计策，1957年1月他的《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明了这种意图，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这一切已经表明，司马南已经将自己视为中国最高权力的代理人了，他们的做派俨然是代表一种势力来抓“蛇”的。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而其根本原因是民主少一“点”。在这种现实下，如果司马南们充当“警犬”来为主子守在洞口抓“蛇”，这洞里却不见得出来他意淫的“蛇”，因为这个“蛇”是他们虚构出来的。结果倒极可能出来个集真正的“汉奸”和“民奸”于一体的主子，当然还会飞出一颗来路不明的“子弹”。那么到时候，你做烈士的机会都没有了，充其量也就是个误打误伤。

　　司马南对孔庆东惺惺相惜，这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情了。他对孔庆东的骂人上升到了“讲政治”的高度，这倒沿习了我党的优良传统。但他无外乎是强调孔庆东政治正确，对此，他在微博上说：“讨论孔庆东骂人的问题，应该在‘政治阵营对决’的层面展开讨论。“‘骂汉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骂人’，汉奸是有所指的，就是当今以文乱国的买办文人。”

　　由此可见，司马南与孔庆东的想法如出一辙。至于谁是“汉奸”，他却没有指名道姓。我真对他的这种说辞感到无耻，中国目前已经到了“民奸乱华”的时代，何谓“民奸”，就是化国为家的窃国者们。我们知道，“人民主权”是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我们的人民在哪?而你们动辙拿“汉奸”的帽子乱扣的对象，却没有一个具备当汉奸的资本和权势。当然，如果按照司马南的逻辑，他这种阻碍实现“人民主权”并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的疑似“御用文人”，是不是应该叫做“民贼”?抑或是 “民奸”和“民贼”的最忠实朋友?

　　我承认，司马南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样本有很多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观点的正确。因为他早已经在表明态度前预设了一种立场，这以后的旁征博引不过是为他的立场服务的。他所选取的样本是个别的和局部的，也就无法支撑他的结论。但这种表演却有很大的迷惑性，这是激活民粹主义的最好方式。对此，司马南想必已经玩得很专业了。以下就是他的一个精彩的表演：

　　据最近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前美国驻华大使现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在CBS访谈节目中透露：“我们应联系我们在中国内部的支持者和盟友，他们是年轻一代，互联网一代。在中国有5亿的互联网用户和8千万博主，他们会带来变化，这样中国就会走向下坡路，而美国将有机会崛起，并重新赢回制造业。”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也不过是洪博培以曾经的驻华大使的身份向国民承诺，他有能力让美国崛起，让中国衰落。手段是利用“互联网一代”，将中国引向下坡路。当然，这是一种竞选语言，它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是一回事，美国是选票政治，他们的每一个参选人都会使出自己的绝招来吸引选民。另外，对于这一言论的解读，目前还莫衷一是。但司马南似乎已经将其所谓的“change”按照自己的意图替换成“reform”进行翻译了，这自然会变为他宣传“美国危胁论”的新武器。于是，他在11月17日连续发布了六个微博，揭示了陈光诚案件的背景及对艾未未的看法。看来，司马南还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或“改革”是不是在英语中能用“change”来表示，这本来就是个小儿科。我注意到司马南引用时将“change”翻译成了与“改革”相近的“变革”，这是有意而为之，那么把它翻译成“革命”又做何解读呢?是否可心解读为因当政者拒绝改革而引起革命?那么我们为何不早作打算呢?难道这不是你司马南们造成的么?当然，我一直强调我不反对“美国阴谋”的存在，但我反对一个人将“美国阴谋论”当成自己言语体系的骨架。司马南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美国阴谋”支撑，它的言论也就成为一地烂肉。

　　想了解司马南，一条微博足够。这就是他11月17日的一条微博：“2011年11月初上海地区演讲，节选137分钟。演讲中对‘毛左’被妖魔化作了澄清，对今天的文化现状提出批评，对党的十八大代表人选提出10条具体建议，对带路党的嘴脸做了揭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必然性做了充分阐释，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做出乐观预测，对‘马克思主义重庆化’的重庆模式给予具体肯定。”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司马南不过是个伪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他的一个面具和言论支点，他是现体制的忠实维护者，是对绝对权力进行顶礼膜拜的信徒，他的真面目应该是一个极权主义者。

　　当然，这种人普遍都有底层情怀，在言论层面充满道义，但却由于缺乏对理想实现途径的严格探究，从而否定制度和体制的决定意义，转而把理想的实现寄托给清官明君，用古典道德来替代制度和体制。其结果是美好的理想只能沦为一个口号，而当谎言被戳穿后，只能用暴力来维护统治，这样的人是异常可怕和丑恶的。但持这种主张者，在目前民粹化的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也是孔庆东和司马南们受追捧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它也是我们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的结果。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1月9日刊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制度是信任的基石》一文，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由此看出，这一文章是有广泛的针对性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司马南们“引蛇出洞”的结果。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是一种宣示，它宣示效忠的对象当然是强权。既然如此，他的主张往往会绕开现实权力，以“捏软柿子”来聚拢民意。这在他的“对党的十八大代表人选提出10条具体建议”中已经表露无疑。他的“司马10条”是针对党代表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党代表处在一种什么地位，在现在的体制下，代表不过是一种荣誉一种名份。而司马南唯独没有对中共各级官员的任命提出什么条件和建议，看来他的提议不过是在哗众取宠而已。当然，通过他的“10条具体建议”，我们也进一步地了解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马南的建议中有两个标志性的条目，一是“凡经证实‘公开诋毁毛泽东主席’者一票否决” ;另一个是“凡公开拥护西方普世价值者一票否决”。由这“两个凡是”可以看出，司马南确实要代表一种势力清理门户了，但他清理的原因和前提是，他对党已经有了一个性质上的判断，这就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党”或“毛主义党”。

　　由此看来，司马南宣示效忠的是一体两面：效忠强权与效忠毛主席的高度统一。我旗帜鲜明地反对司马南“坚决地站在强权的立场”上说话，但也誓死捍卫他表达立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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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时评

李宇：我愤怒——【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来源：参与

谁能代表真实的中国？是你们还是我们？你们在国内收刮民资民膏，在国际上“打肿脸充胖子”！谁赋予了你们这样的权力？

我愤怒！我出离的愤怒！因这是我从滴血的伤痛中爆发出来的愤怒！一辆辆准载几个人的小面包满载60多位小学生向地狱一路飞奔！这样的飞奔有多久了？也许上帝也愤怒了，她带走了21位可爱的天使。

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惊恐的看着外面的庞然大物擦身而过！他们在里面是何等的恐惧？我们不知！也许这21位天使的祷告让上帝知道了，但她又能怎么样呢？【不幸你们都出身在中国】！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带走他们！

对于众多的孩子来说，能坐上校车也许还是一种幸福。因很多孩子还只能早出晚归、翻山越岭的接受“义务教育”！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哪位小学生掉下悬崖了？哪位失踪了？这些都无法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没人为此负责，痛苦只有他们的父母慢慢忍受！

是啊，我们正在发展中，中国这么大，政府的教育投入也很大，资金也是有限的，一切都会好的。过去我相信了。

但是现在我不信了！

他们知道万里之外的马其顿孩子没有校车！而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我们的后代就这样上学？

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在割裂的中国，这些景象难入他们的法眼，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是GDP排行世界第二的、在他们“精心治理”下的中国的真实境况，他们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乘坐的都是从美国进口连悍马也不惧的美国校车！赠送几辆国产校车给欧洲小国有何错？

错！错得离谱！错得罪不可赦！

你们忽视国内民众的残酷的生存状况，忽视国内民众的各种政治诉求，背离普世价值而一路狂奔！你们如此慷慨，不就是因为马其顿在联合国也是一席，也是一票吗！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一个的相继倒下的今天，几辆校车就能换来在联合国的一票，对你们来说也许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操作！你们得到了你们想要的，我们又得到了什么？

谁能代表真实的中国？是你们还是我们？你们在国内收刮民资民膏，在国际上“打肿脸充胖子”！谁赋予了你们这样的权力？

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就从要回没有经过我们授权就赠送给马其顿的校车开始！不仅如此，我们还将继续要回任何没有经过我们授权而赠送或援助给国外的所有财富，它是我们纳税人的，任何馈赠未经我们纳税人的认可都是无效的！

我们不过河，我们是来看鳄鱼表演的！围观改变中国，公开、理性的抗争，才能获得我们本应有的权利。《角马俱乐部》就是我们公开抗争的平台，姓名、所在地、电话三公开，我们就是朋友！

李宇居住地：中华民国沦陷区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陕西馆巷31号附3号

电话：18608388964

邮编：6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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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月刊社论：华西村政治败象的启示

本刊特约评论员

华西村的衰败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衰败。这种衰败其实早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华西村的存在本来就是对那些尚存幻象的老旧灵魂的安慰，如今这种安慰符号也不再可靠，对现实，人们必须重新作出解读，对未来，人们必须作出选择。

尊重个体权利，回归主流价值，培育公民社会，才是制度演变的良性路径。痛定思痛，我们不能第二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过去一段时间里，最揪心的悲剧无疑是发生在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的校车交通事故，一辆核定座位只有9个的面包车里竟挤进了63个幼儿和老师，造成交通事故导致21人死亡，其中18名为幼儿园儿童。这起事故表面上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只要把现场事故的惨烈照片和正宁县政府的豪华大楼和公务用车照片进行对比，就明白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政支出错位，公共职能混乱和落后的教育发展水平，而这些因素又更深层次地和目前的政治制度有关。无辜的孩子们，像花儿一样早早地凋谢了，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年公民，面对一个不断吞噬无辜生命的庞大体制，却不知从何反抗，不知何去何从。正如民谣歌手周云蓬歌词中唱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父母都是一群懦弱的人。

当然，这个社会中的成年人，不仅需要分担懦弱的耻辱，很多人还需要为他们的无知承担后果。在中东和非洲展开的第四波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演进的历史时刻，很多被蒙蔽的，受害于官方洗脑的人群，总是念念不忘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编织的幻象，把普世价值贬损为西方阴谋，把推进新闻自由的有追求的媒体贬损为汉奸媒体。发生在山西太原的所谓太原群众火烧南方报系一事，就是这种无知的最新表演。这个事件在网络上所遭遇的冷嘲热讽说明了经过多年信息自由的冲击，公共理性毕竟已经大体确立，不可能再被简单的情绪所裹挟。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虽然历史演进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共理性已经有了显著的成长，但是有关政治演变的路线图，还充满着各种歧途和陷阱，粉饰过去，遗忘历史，正是某些权贵集团的利益所在，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人们对此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近有关华西村的媒体公开报导，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镜鉴版本。长期拥有天下第一村政治美誉的华西村，日前迎来了所谓50周年建村大庆，一栋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也拔地而起，一些在位的和退休的政治领导人出席为华西村奇迹背书，官方媒体也滥情的对华西村进行吹捧，似乎这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共同荣耀。

幸好还有《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追求新闻理想的媒体，提供了对华西村奇迹的另外一种描述，还原了华西村的真相。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其实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可持续，华西集团旗下诸多产业板块，原来的成长更多倚靠的是政治资源的转换，而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政治资源的耗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的表现已经差强人意。而华西村新建的328米摩天高楼，虽然外表壮观，但却是一个成本黑洞，将不断的侵蚀华西其他产业本来就有限的利润。大邱庄和南街村的衰败过程并没有被人遗忘，华西村是否步其后尘，眼下虽然还不能定论。但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严重褪色，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华西村的内部治理，也不是像官方宣传机构所描绘的一片和谐画面。由于吴仁宝长期的家族式统治，内部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对周边村庄的利益掠夺，华西村内部不同村庄之间关系已经剑拔弩张。就在华西50周年大庆期间，华西五村的农民戴进兴以《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为题，通过散发传单揭露华西村的不公平真相，为此戴进兴还被拘留了10天。面对挑战性的声音，吴仁宝在11月18日动员召开所谓万人大会，试图把任何挑战势力妖魔化为“黑恶势力”，这些颇具文革遗风的做法表明了华西村内部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华西村的大家长，中心村村民，周边村村民和外来打工者们分别享受的不同的利益和自由尺度，是现代动物庄园里秩序格局的真实再现。

经济奇迹已经失去内生动力，各种政治符号编织起来的偶像已经开裂，这个村庄的实际掌舵者也已经年迈，从公共舆论的吹捧中心走到公共舆论的对立面，华西村的光环注定要破灭。本来，华西村的故事，只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并不具备额外的表征能力。但是在吴仁宝这个粗俗的政治符号大师的塑造下，华西村的经济成就，一度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最佳符号，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贴牌产品。同样的道理，华西村的衰败就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华西村的衰败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衰败。这种衰败其实早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华西村的存在本来就是对那些尚存幻象的老旧灵魂的安慰，如今这种安慰符号也不再可靠，对现实，人们必须重新作出解读，对未来，人们必须作出选择。

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对于普通的华西村村民来说，不见得是坏事，起码他们可以重新获取对财富的支配权，获得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利用他们既有的财富和能力，创造他们自己版本的繁荣故事。对于公众来说，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任何通往乌托邦的道路，都将通向动物庄园。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也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一次警示。那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公平和共同富裕幻象的人们，其实应该从华西村的故事得到警示，那些通向过去的道路，从来都不存在。任何人为树立的样板，终将被雨打风吹去。尊重个体权利，回归主流价值，培育公民社会，才是制度演变的良性路径。痛定思痛，我们不能第二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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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妹：与毛左朋友说穷人

今天的中国，哪些阶层的利益应该被剥夺?小红妹觉得，权贵资本主义、贪腐阶层、野蛮资本主义，才应该是剥夺的对象啊。“三公”消费，其中不合规、不合理的那些，才应该是剥夺的对象啊。而且小红妹还想说，仅仅说“三公”消费，貌似还少了几“公”啊。那些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建筑，也应该是被剥夺的对象啊。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应该被改革啊。

　　“毛左”，这个原来有一点儿贬义的词，现在貌似已经“中性”啦。它的全称应该是什么?“毛泽东左派”?不过小红妹倒是觉得，毛左朋友们热心的，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所以小红妹想，如果称这些朋友是“毛泽东社会主义”，也可以啊，可是就不能简称“毛左”啦。

　　小红妹觉得，“毛左”思潮所反映的，是今天中国劳苦大众中，最不幸的社会底层啊。这个阶层受剥夺最重。社会无论进步或倒退，他们常常最吃亏。这个阶层生活最困难、最没有文化、最没有安全感、最被社会边缘化、最愚昧、最没有前途。这是穷人中的最穷的人啊，因此也是最值得社会同情、最应该得到社会帮助的人啊。

　　正因为如此，所以小红妹觉得，毛左朋友们为这样的阶层呼吁，是天然合理的道义诉求，小红妹当然支持啊。小红妹作为社会的一员，帮助穷人，为穷人呼喊，也是她的责任啊。

　　但是另一方面，小红妹想，毛左朋友“为穷人呼吁”的道义诉求，为什么得不到社会同情呢?就连小红妹，对毛左中一些极端的朋友，例如乌有之乡、常来“选网”发言的毛左先生，常常也是“有同情、没感情”啊，有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烦啊。

　　小红妹觉得，毛左朋友们的“道义诉求、无人同情”，究其原因，也许有这样一些?

　　首先，小红妹觉得，经常在乌有之乡、选网上讲话的毛左朋友，常常把“穷人诉求”无限放大，好像别人都应该服务于穷人的诉求，这怎么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呢?

　　相应地，这些毛左朋友被无限放大的利益诉求，设想的实现方式，小红妹觉得，就是“劫富济贫”的利益再分配、剥夺其他阶层利益啊。这怎么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呢?

　　小红妹当然知道，一个社会关系的改变，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说到底，都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的再分配。而在今天的中国，穷人的利益太少啦，他们被剥夺得太多啦。在社会利益增长的总量中，穷人占的份额太低啦。而且听说，还是逐年走低啊。这就是人们说的“两极分化”吧?因此毛左的朋友们呼唤有利于穷人的利益再分配，小红妹赞成啊。而且她还敢说，不仅小红妹，而且所有右边的朋友，对此都是赞成的啊。

　　可是小红妹觉得，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啦。也就是说，“利于穷人”的利益再分配，第一，利益应该从哪里来?第二，利益应该怎样来?

　　为穷人争取利益，那么，这些利益应该从哪里来?小红妹觉得，无非是“微观、中观、宏观”3条路吧?微观，就是穷人要自己努力;中观，就是从其他社会阶层获得;宏观，就是来自国家的利益分配。小红妹觉得，有利于穷人的利益再分配，这3条路都要走啊。

　　微观再分配，就是穷人要自己努力。毛左朋友们别误解小红妹啊。她不是说，穷人要更多地干活，要多接受教育、要寻找更好的机会啊。小红妹知道，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哪怕是欧美、日本等等民主国家，就整体的“穷人阶层”来说，如果只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就能改变境遇，那也只是个童话啊，如今全世界都懂这个道理啊。

　　可是小红妹为什么还要说，穷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呢?这可就是“中国特色”啦。试想，咱们工人如果能有自己的独立工会;毛左朋友，你们如果能自由地办报纸;劳动者如果可以自由地建党;如果普遍选举、把劳动者的代表选进人大;如果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那些黑心的老板、贪污腐败的官员、强占土地和强拆房子的恶棍无赖、农村连“小学生午饭”都解决不了的领导，还能那么嚣张或无能吗?

　　哎呀，小红妹忘啦，这可是朋友们拼命反对的“普世价值”啊。朋友们，你们想为穷人说话，却不赞成这些对穷人最有力的“保护神”。亲爱的毛左朋友，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呢?

　　中观再分配，就是穷人从别的阶层获得利益。可是小红妹觉得，这要有个前提啊。就是要看看，哪个阶层获得的利益是不义之财啊。对来的清白，更不必说，来的光荣的财富，例如工人农民的劳动收入、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创新，嗯，还有那些文明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收入，可都是清清白白啊。他们只要交完税，就谁也不应该再向他们分肥啦。他们如果愿意为社会做好事，例如优秀的企业(嗯，就是文明资本家)建设希望小学，那只是他们自己的良好愿望啊，别人可不能强迫啊。

　　那么，今天的中国，哪些阶层的利益应该被剥夺?小红妹觉得，权贵资本主义、贪腐阶层、野蛮资本主义，才应该是剥夺的对象啊。“三公”消费，其中不合规、不合理的那些，才应该是剥夺的对象啊。而且小红妹还想说，仅仅说“三公”消费，貌似还少了几“公”啊。那些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建筑，也应该是被剥夺的对象啊。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应该被改革啊。这虽然谈不上被剥夺，可是小红妹觉得，从“对穷人有利的利益再分配”来说，这也是中观意义的利益分配啊。

　　对有利于穷人的宏观利益再分配，例如社会保险啊、医疗制度啊，人们说的已经很多，政府也在努力去做啦。小红妹不熟悉宏观经济，她说不出更多的啦。

　　说了这么多，就是因为小红妹觉得，毛左朋友希望为穷人说话，这是好事啊，可是应该走正路啊。俗话说“车走车道、马走马道”啊。毛左朋友如果认清社会规律，积极主张法制与民主，多与社会沟通，朋友们“为穷人说话”的良好愿望，社会怎么会不同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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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费用的“别名”——维稳费用的另外一个名字

作者：五岳散人

来源：经济观察网

    维稳经费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硬性的维稳，包括强力的警察、准警察机构，以及各类喜欢动武的机构，在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或者平时的对付上访者时应用。还有一种时软性维稳经费，包括用于赎买因为不满而闹事的群体、个体，赔付突发事件的赔款。动车事故的高额赔偿主要是花钱买平安，这钱难道就不算维稳费用?上海大火，民众自发纪念，而那些如临大敌的警察的花销，难道就不是维稳费用?这种软性维稳的费用，比起硬性的支出要多得多，全算上的话，军费还真没多少。

    财政部在这两天集中回答了一些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年底突击花钱、宏观税负到底高不高，以及到底维稳费用是不是存在等。有意思的是，官方网站新华网在做这条新闻标题的时候重点突出了财政部坚决制止年底突击花钱这个表态，而民间的门户网站则各显神通，标题主要关注在维稳费用与宏观税负的辩解上。看来官民两种思维已经越发的南辕北辙，大家算是很难说到一起去了。

　　宏观税负这件事我想还是就不说了。一般人不做企业，大概就是对个税有感觉，我很不幸的突发雄心想做个实体，马上就发现税负这东西令人相当痛苦。高还是不高怕是不由财政部说了算，是要咱们这些做生意的人说了算。至于说拿其他国家来对比，相信有统计局的那种手艺与他们之间共同的血脉，把宏观税负调整到世界倒数第一也没什么。

　　至于说维稳费用是不是存在，倒是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原本有新闻说，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财政部则明确表示，其所谓中国2011年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并首次超过军费，渲染所谓中国社会“不稳定”、“维稳代价高昂”。事实上，在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外媒所称“中国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其实是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它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将其称为“维稳预算”，根本是偷换概念。

　　另外，财政部的官员还表示，另外，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法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军费开支。因此，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略超过军费非常正常，用不着大惊小怪。

　　其实对此说法我早就已经不大惊小怪了，要是不这么说才能让我觉得奇怪。另一件让人奇怪的事，倒是财政部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出来以正视听，虽说这是他们神经过于粗大的一贯表现，但还是让人觉得这那里是政府部门，纯粹属于尾巴被咬了一口，走出两公里才反应过来的恐龙嘛。

　　财政部的这个辩解真是挺不高明的，就说这是公共安全支出，居然到了2011年才超越了军费，您这不是明摆着说咱这里穷兵黩武么?以后我个人建议任何政府发言人都要先考一下逻辑学才能上岗，免得总是说漏嘴。

　　这个所谓的“公共安全支出”也并不靠谱，只是一个真正偷换概念的词汇。维稳经费并没有列支在财政支出的事项上，其实并不是没有这宗支出，而是分散在其他项目里。用公共安全支出来归类，是典型的混淆视听。

　　维稳经费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硬性的维稳，包括强力的警察、准警察机构，以及各类喜欢动武的机构，在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或者平时的对付上访者时应用。还有一种时软性维稳经费，包括用于赎买因为不满而闹事的群体、个体，赔付突发事件的赔款。动车事故的高额赔偿主要是花钱买平安，这钱难道就不算维稳费用?上海大火，民众自发纪念，而那些如临大敌的警察的花销，难道就不是维稳费用?这种软性维稳的费用，比起硬性的支出要多得多，全算上的话，军费还真没多少。

　　命名是一个具有为所有事情定性权力的政府所最喜欢做的事，是不是有维稳支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问题是这个费用到底叫做什么。其实你就是管它叫“小甜甜”都行，就是这个费用的性质是改变不了的。顺便说一句，我们有这么多财政供养的人员，构成了整体分肥机制的基本盘，也是稳定最大的来源。这些用财政、也就是民脂民膏供养的人之收入，难道就真不算是维稳费用的一部分么?我看这也应该算吧。

　　(五岳散人)

左派急需“脱毛”复兴

作者：佚名

我认为，左派必须告别毛泽东，脱去“毛左”的印记，拥抱宪政民主。只要如此做了，左派的复兴将如星火燎原，并引领中华民族的最终复兴!

左派的唯一出路，是另组左派政党，积极要求民主、制衡，依靠选票实现自己的主张。北欧左派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能?

　　当今中国社会，一则“官权独大”，二则“左衰右盛”。使社会失衡越来越接近倾覆的临界点。“官权独大”使民间趋于相对贫困，“左衰右盛”更使已不多的民间财富向资方倾斜，“双重失衡”使民间消费急剧萎缩，国家投资、资方投资膨胀，生产严重相对过剩。一场巨大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已经露出了端倪。

　　谁来拯救中国?民主的左派!因其民主，则可以压缩官权、增长民权，实现藏富于民;因其“左派”，则可以节制资本、协助劳工，增消费而减投资。

　　中国左派的复兴是历史的需要!左派如何才能复兴?

　　我认为，左派必须告别毛泽东，脱去“毛左”的印记，拥抱宪政民主。只要如此做了，左派的复兴将如星火燎原，并引领中华民族的最终复兴!

　　我对毛泽东的基本评价：一、毛泽东是左派，而且是极左;二、毛泽东用错误的方法追求左派的理想，是一个空想左派;三、毛泽东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左派。

　　毛泽东是左派是无疑的，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一个左派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毛泽东为什么搞革命?是代表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右派专政的国民政府斗争。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是因为他觉察到，解放十几年后，执政党和官僚体系已经“变修”——变为代表上层利益的右派势力，他搞文革就是要“反修防修”。毛泽东为什么是极左?因为他搞左派专政，实际上，马列主义都是要搞左派专政，不给右派生存的空间，不讲规则，只求干掉右派。

　　毛泽东为什么是空想左派?因为马列主义就是空想左派：想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左派专政)，进而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也就是消灭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在上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它是一种空想：消灭私有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带来的是共同贫穷;阶级斗争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变修”为“权贵专政”(也即右派专政)，即便毛泽东以绝对权威发动“文化大革命”，想继续革命，百年之后，依然是右派得胜，至今演变为极右专政。况且，阶级斗争本身造成了各种人权灾难，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列宁的预期。

　　为什么毛泽东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左派?第一，私有制是消灭不得的，绝对平等也是不可行的。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成了公有，对公有的东西是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的，注定了它的低效;绝对平等造就绝对的懒汉，傻瓜才愿意苦干，大家都不干，结果只能是大家受穷。第二，无产阶级专政(左派专政)“变修”是必然的。专政就是独裁，无产阶级那么多，不可能人人当官，只能是其先进分子当官，这些先进分子当官久了，又没有权利制衡、又没有民主选举，自然就变成了“新贵族”、变成了贪污分子。这时候，他们就不代表底层的利益了，反而代表新贵族的利益，变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不断地发动运动，甚至不惜与昔日同僚决裂，打倒这些新贵族，但是，他不过是一个“唐吉可德”，没有成功的可能。百年之后，烟消云散，甚至一切变本加厉。可见，专政必然右倾，哪怕它刚开始是左派。其实，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农民起义都可以看成左派革命，成功了几十次，可那一次不是变成了新的权贵专政呢?

　　左派继承于毛泽东的只可以是左派的理想——为下层民众争取最好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可能好过上层的生活，只能接近)。需要告别的是他被马列主义误导的方法：一、不能消灭私有制，只能利用私有制创造财富的动力，搞福利来“劫富济贫”，而且，“劫富济贫”也不能搞到平均主义的程度，免得没有人努力;二、决不能搞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左派专政)也不行。一定要搞民主、搞制衡。实际上，中下层人士在人数上远远多于富裕人士，只要真正搞民主，同时提高民众的素质，不再那么容易被精英忽悠，民主对左派有利是不言而喻的。三、放弃对永不变色的幻想，或再变回去的幻想。一党专政必然变修，变修了的政党也不可能再变回来。以毛泽东开国元勋，得到民众的空前拥护，拥有绝对最高权力，依然阻挡不了“变修”。试问当今，谁有何德何能做到他都做不到的事呢?左派的唯一出路，是另组左派政党，积极要求民主、制衡，依靠选票实现自己的主张。北欧左派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宪政是自由的保障

作者：李步云

来源：财新网

李步云警告，当前，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博爱的观念已成为国人共识。市场经济不可逆转，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年青一代更有知识，历史包袱也少。如果大方向不走错，中国前途光明。

　　【财新网】（记者杜珂）“必须看到，宪政是自由、平等、富裕的制度保障。”“如果在言论自由、宗教信仰上缺乏宽容，就很难实现社会和谐”。

　　11月20日，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在“蔡定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如此强调。

　　在他看来，必须客观评估中国宪政的进展，必须对法治进程抱有忧患意识。宪政学者只有对现实有清醒的估计，勇于建言，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

　　李步云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为个人和自由“松绑”，公民自由度大为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今后中国更应在扩大自由度上有所作为，而不是放弃既往的成功经验，加强控制，收缩自由，尤其是在司法和言论领域”。

　　他在讲话中引述恩格斯的话指出，社会主义是个人自由、社会上一切自由的条件的共同体。“发展生产、以公有制为主体，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李步云指出，权利平等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源头，人人富裕，也是社会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自由、平等、富裕，必须推行宪政。只有宪政才是自由的制度保障。

　　他认为，中国决策者提倡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民本是相对于官本位而言的，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宽容。“如果言论、宗教上没有宽容，就谈不上和谐”。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宪法至上就是宪政。

李步云警告，当前，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博爱的观念已成为国人共识。市场经济不可逆转，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年青一代更有知识，历史包袱也少。如果大方向不走错，中国前途光明。

警惕民粹幽灵

作者：孙乐涛

来源：时代周报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民崇拜”，民粹主义鼓吹人民的利益，但又拒斥宪政民主，民粹主义的目标是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采用宪政民主的技术、方式，人民就不能被具体化为一个实实在在选民团体，人民的意志不能被体现为代议制民主体制之下的选举结果，于是，人民、人民意志就逐渐走向抽象化、有机化、浪漫化，“人民”被等同于劳动者、贫民、下层阶级、无产阶级等无法明确计量的对象，人民意志被说成是一种永远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神秘力量。最终，人民只能从领袖那里得知这个意志是什么。于是，民粹主义就进化至极权主义。

　　近日，孔庆东在微博上短短的一条“炫骂”，引起舆论哗然，按孔庆东的说法，是某报系纠合80多家报刊对他展开了“反革命围剿”，而在北大学生中，“倒孔派”与“挺孔派”也就此事展开激烈争论，许多人吁请校方解聘孔庆东。在笔者看来，这并不仅仅是一起言论自由事件，它的深层问题是激进民粹主义的复兴，这是一种危险的社会趋势。

　　孔庆东近年来已成为北大最具社会知名度的教授之一，这种名声当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非凡的学术贡献，而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些娱乐性很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公共言论。孔庆东非常擅长运用生动活泼的俚语、段子，他又是搞现代俗文学研究的，这使他很“接地气”，据说许多群众运动领袖就喜欢阅读不入文人雅士法眼的通俗文学，来揣摩群众心理。可以说，不论是语言能力、知识偏好，还是外在形象，孔庆东都很容易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孔庆东当然没有辜负自己拥有的这些一般学院知识分子不具备的优势条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热”中，他成为“草原部落”的“精神界战士”。这股自由主义热潮退去后，他又在“金庸热”中声名鹊起，上百家讲坛讲金庸武侠小说。近些年，政改滞步，利益集团崛起，贫富分化、社会公正问题日益严峻，曾经貌似自由主义者的孔庆东也不知不觉间进化成一位民粹主义的旗手。

　　有人把民粹主义的信条归纳为：人民是伟大的，精英是卑鄙的，富人是有罪的，政府是无能的，西方是亡我的，民族是万岁的，道德是至上的，法治是第二位的—这简直像是为孔庆东量身打造的。孔庆东大力抨击社会不平等，反复强调自己“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的”，他认为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时代”;他说“微博不是来自于民间的，微博是美国有意策划的，微博就是美国用来颠覆它认为不好的国家的政权的”，因而“微博是一个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平台”;他还呼吁中国应该保卫阿拉伯，保卫伊朗，因为它们是中国西部的“万里长城”，替中国抵挡英美侵略者疯狂的进攻。

　　孔的这些言论，非常情绪化，逻辑上经不住推敲，甚至可以说是很荒谬的，但它很能博眼球，它的“正义的愤怒”确实打动了很多人。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民崇拜”，民粹主义鼓吹人民的利益，但又拒斥宪政民主，民粹主义的目标是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采用宪政民主的技术、方式，人民就不能被具体化为一个实实在在选民团体，人民的意志不能被体现为代议制民主体制之下的选举结果，于是，人民、人民意志就逐渐走向抽象化、有机化、浪漫化，“人民”被等同于劳动者、贫民、下层阶级、无产阶级等无法明确计量的对象，人民意志被说成是一种永远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神秘力量。最终，人民只能从领袖那里得知这个意志是什么。于是，民粹主义就进化至极权主义。

　　孔庆东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而北大有此作为，与蔡元培先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宗旨有密切关系。因为兼容并包，民国时代的北大，有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有辜鸿铭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群贤毕至，活力充沛，缔造了北大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民国时代的大学都是程度不同地秉承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其时的大学教授，个性鲜明，头角峥嵘，比孔庆东狂放得多的人物比比皆是，不仅骂人，打人的也有。现代大学不是宗庙，不是修道院，它是个多元的知识共同体、文明实验室，因而没有必要要求大学教授都成为四平八稳的道德楷模。民国时代的大学对一些狂放、怪异的教授也多采取尽量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不触犯法律。事实上，不论什么怪异言论，既然心中真的这么认为，就有它的合理性，应该被说出来，加以讨论、解决，当然这种言论应以不触犯法律为限。禁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逼迫人们说假话，才是文明的天敌。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才在现代国家逐渐趋于绝对化。孔庆东显然不应因为发骂人的微博，因为经常冒犯一些人而被去职。

　　孔庆东骂人事件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民粹主义的复兴，并日益壮大。

　　作者系大学教师

易中天：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〇所谓“妥协”，就是“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

　　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弄清楚，中国教育能把人的脑子，搞坏到什么程度。这可是需要想象力的。比如前几天，我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庆报告会上，说了句“学会妥协”，马上就遭人痛批，道是“与大学的独立精神相悖”。哈哈哈，妥协就是“放弃独立”吗？拜托了，那叫“投降”。甚至就连投降，也未必就等于放弃独立。二战时，日本最后是投降了的，难道就不再是独立主权国家？

　　事实上，妥协是有前提的，也是有原则的。妥协的前提，就是独立。比如美国制宪会议期间，与会者所代表的各个State（现译为“州”），都有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民选的政府，相当于独立主权国家（因此应译为“邦”），谁也不从属于谁。也就是说，他们是独立的。因为独立，罗德岛甚至连代表都不派，一副爱谁是谁、想咋就咋的架势。同样，也正因为独立，其余十二个State的代表，才能在会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最终达成“伟大的妥协”。独立才能妥协，不独立就只能服从，这不是常识吗？

　　这样的常识，只要稍微过过脑子，就能明白。试想，如果当时美国那十二个State的代表，是咱们大清帝国的地方官，会怎么样？也只能磕头如捣蒜：皇上圣明，臣等死罪！请问，这叫“妥协”吗？对不起，这叫“臣服”！

　　臣服决不是妥协。臣服的前提，是人身依附关系；妥协的前提，则是独立平等关系。因此，妥协往往是双向的，即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让到哪儿为止？底线。比如美国人的底线，是公权力绝对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当时不少人提出：如果没有《权利法案》，那就宁肯不通过宪法。

　　至于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宪法文本不再修改，但立即增加十条“修正案”。也就是说，主张修改宪法的，和反对修改的，都让了一步。修正案，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这是一个智慧的方案。这种智慧，就是“妥协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我们很早就有。因为讲“中庸之道”，就不能走极端，也就必须既坚持原则，又学会让步。后来，我们的脑子被搞坏了，不会妥协。于是要么屈从，要么死犟。屈从的结果是底线尽失，死犟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值得提倡吗？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妥协”了。那就是：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只有这样，才叫“妥协”。我说的“妥协”，正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妥协，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何悖之有？

一事当前，不过脑子，只想当然，然后大发议论，此为中国教育失败之铁证。

来源:作者博客

宪章论坛

王德邦：如何鉴别垄断权力与专制政权

 

作者: 王德邦

 

通过对权力的属性进行比较衡量，就很容易发现，那些权力的所有权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必须有严格的民主授权仪式，所有权与使用权有明确的界定，行使使用权的团体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并得到定期的更换，且权力必须是始终服务于民众。如其不然，这个国家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垄断权力、颠覆了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专制政权。

在这个世界上，公开宣示自己垄断政权的统治者几乎已经绝迹，然而高调标示自己“开明民主”的却大行其道；但事实上世界仍有若干国家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极权专制的魔掌中，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承受着“民主”的喧嚣而沐浴不到民主的阳光。面对这个纷纷换上民主面具的世界，我们该如何来鉴别那些垄断权力的专制政权呢？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世界上的物体大都具有四个方面的权属：其一是所有权，即为谁所有，回答物体的归属问题；这是物体权属的最根本属性，影响甚至决定着物体权属的其它属性；其二是使用权，即谁能使用与谁在使用；这是所有权的延伸或者派生出的属性，是有时间、地点、主体的变换与限制的；其三是处置权，即物体权属的让渡、废止、变更、代理、委托等等；其四是收益权，即物体权属产生收益的对象，归谁受益，服务于谁。

在这四种权属关系中，所有权是其它权属的前提与基础，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它权属，其它权属是由所有权演化、派生、延伸出来的，但它们各自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分离，在权利的天秤上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保护与尊重的。如所有权拥有者不一定是使用权行使者，而同样处置权与收益权也可以在一定时期或条件下与所有权、使用权相分离。但是，不管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与所有权出现何种分离，它们均属于一物的不同权属表现，其中所有权最终与根本上会决定其它权属，且在通常情况下处置权与受益权都应该依附于所有权。

物体的这四种权属在一般事物上是容易理解的，但人们通常忽略或者并没有注意到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权力事实上也具有这四种属性。

政府权力首先要回答的是权力归谁所有的问题，即所有权，这是权力合法性之根，也是权力来源问题；其次要回答权力由谁行使，如何行使的问题，即使用权；再次需回答权力的委托、让渡、废止、变更、收回、设限、监督等问题，即权力的处置问题，即处置权；最后还要回答权力行使的目的，归谁收益，为谁服务的问题，即收益权。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对国家政权的权属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人类早期的（母系、父系）部落时期，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人类抵御自然侵害能力的弱小，人类不得不拜倒在自然力下，这样个体天然力量强弱就特别突显，因而产生各种自然力崇拜（如力量，生殖等），出现各种能主宰某方面事物的偶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部落中某人经验积累的多少与天生体力的强弱就自然形成了他（她）在部落中的位置与分工，那些天生体质好、力量强且因活得长久而积累经验较多的个体，就自然成为部落中管理、组织、处置事务的首领，因而自然获得部落中的权力。这种权力是由自然条件下演化而成，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也就是说部落中的权力来自天赋的条件。这个时期中权力的四种属性应该是高度集中于自然筛选出的部落首领中的。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类应对自然能力的提高，社会组织性加强，个体力量在面对各种问题中日益弱化，社会管治权力不再是完全凭借自然天赋形成，而是出现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状况。这样政府权力究竟来自哪里与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日益成为人们求解的对象。

在历史的自然力崇拜基础上，经过文人们的构想与加工，在政权拥有者的认同与推广下，“君权神授论”成为权力来源的注解。中国到汉朝时经过董仲儒的系统阐发，形成了一套天神主宰世界，世俗社会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是受天之命来治理人世，即政权来自天授——“君权神授”论。这套理论系统性地回答了权力的所有权——归上天所有；权力的使用权——皇帝是受上天之命来行使权力；权力的处置权——权力如何行使与归谁行使，君权的更替等，是要接受上天的选择、监督与约制，其中明显的表现于“天谴说”中；权力的收益权——主要是皇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随着社会发展，一些知识分子不断看到天下百姓的意愿决定着王朝更替的趋势，于是有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舟论”。民心与权力更替也与君权神授嫁接成“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天民相应论。

这种君权神授在基督文化中也明确为权力来自上帝，上帝的权柄主宰支配世俗的权力，政权所有者属于上帝，而世俗国王只是上帝抟选出来管理人世的工具，由于权力来自于上帝，所以基督徒也要顺服权力，而权力的处置也掌握在上帝之手，权力的收益归于信奉上帝的基督徒。

随着人类进入近代文明，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人本学说盛行，个体的价值与权利日益被发现与重视，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日渐为人所认知与接受。伴随着人类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在血腥毁灭的危机中最终形成了凝聚世界各民族智识的《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地宣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尊重，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同时明确：“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宣言》进一步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及条款明示了：政府权力的所有者是人民，即人民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而政府只是人民投票选举出来行使权力的机构，政府更替取决于人民定期的投票选举，且权力必须提供起对人民权利的有效保护。

自从《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各国宪法也多秉承其精神，明确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即权力的所有者是人民，政府只是受人民通过选举形式的委托来行使权力，权力的处置也决定于人民，同时权力服务于人民。如中国《宪法》就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世界人权宣言》与各国公布的宪法来看，政权的四种属性是有明确界定的，即所有权上的权力属于人民，使用权上的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处置权上的权力更替来自人民的投票，收益权上的权力服务于人民。

既然政府权力属性是如此明确，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就应该非常协调、顺畅，然而现实中我们却常常看到政权与民众屡屡出现冲突，甚至导致水火难容的情况。分析这种政权与民众关系不顺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权力的属性出现异化，即权力背离了自身应该充当的角色，丧失了应该承当的责任。

在一些国家，政权虽然口头宣称其所有者是该国人民，但作为被授权行使权力的政府却不安于充当行使权力者的角色，而是有意地将自己对权力的使用权上升为对权力的所有权，将权力不是看作一种人民的选择与委托，而是认为可以凭自己的强力抢夺。进而他们公开宣示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将枪的拥有与权的拥有等同起来，顽固坚持以枪抢权与保权。这事实比封建时代君权神授要野蛮，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封建时期权力行使者尽管也多通过血腥搏杀而获得，但他们从来不敢公然宣称自己皇族就是权力的所有者，他们对权力保有一份敬畏，只是认定他们接受上天的授命，而行使对世俗社会的管治权。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堂而皇之地成为所谓“真理”时，权力就堕落成暴力的婢女，成为可以肆意抢夺猎取的对象。 当一个政府僭越其职份，而将对权力的使用权膨胀、扩张成所有权时，这批权力行使者事实就成了强盗，他们盗取掳掠了权力所有者的所有权。当一个政府将权力所有权与使用权集于一身时，它不仅是厚颜无耻，而且必然是暴虐无度，那样人类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甚至想象不到的罪恶都会横行泛滥。

当一个政府僭越权力的使用权，而盗取劫掠权力的所有权时，权力的处置权与收益权也必然为他们所摄取。而当权力的四种属性被垄断于某个统治集团时，政权就蜕化为屠宰天下的凶器，权力就成为小集团强取豪夺的工具，天下民众就必陷身于权利无存、灾难不尽的苦海中。

放眼当今世界，我们似乎很难直接从字面看到公然宣示自己是对权力实行独占和垄断的统治者；相反一个个统治者都高调标榜自己的先进与文明，在权力上的民主与开明。面对这种情况，究竟如何鉴别那些垄断权力的国家政权？我们只要从权力的所有、行使、处置与收益属性上，就会清楚看到权力统治的本质。

其一、在理论上那些宣讲要“坚持什么什么主义”，将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永久封杀在某个主义的窠臼中，以他们赖以获取权力的理论作为人类终极理论，这就是权力垄断者的精神挟制。

其二、在法律上公然规定“坚持什么什么领导”，完全藐视天下民众的选择权，公然宣示要永久霸占权力的所有权。这从形式上延续着秦始皇企图一世二世千万世使天下姓秦的梦想，骨子里视天下为某集团永久承袭的私产。

其三、在社会制度上恐惧仇视民主，视天下民众为愚蛮，强行“代表”天下民众。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他们不得不祭起民主的大旗，但他们却将一切不是权力所安排的人统统扼杀，将一切试图独立参选的路径全部堵死，将权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嫁接的纽带全部斩断，让权力的使用权属性隐藏起来，使民主成为他们肆意欺骗天下的玩物，以掩盖他们垄断权力一切属性的实质。

其四、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一切敢于批评政权的公民投入大牢。从权力的四个属性来看，国家政权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因为政权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政权怎么变换都改变不了这种所有关系，因此这是谁也无法颠覆的。只有政权的使用权在为某个集团所有后，而这个集团强奸民意，僭越法制，公然将权力所有权也据为己有时，那才是一种颠覆。所以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就是行使权力者不安分守己而霸占公民对权力的所有权，颠覆公民在权力中的主体地位。

其五、权力的处置世袭化。政府权力完全由权力集团自身世袭，只是由传统的一族一姓变换成某一权贵团体，民间没有了正常进入权力的通道，社会阶层钢性化。

其六、权力的收益集团化。权力成为权力行使者谋利的工具，由权力垄断走向资源垄断与机会垄断。这样直接结果是社会物质上两极分化，精神上隔裂对峙。

以上几方面立足于权力四属性的对照，就可以鉴别一个国家政权是否被某集团劫掠垄断，即政权是否被颠覆。通过对权力的属性进行比较衡量，就很容易发现，那些权力的所有权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必须有严格的民主授权仪式，所有权与使用权有明确的界定，行使使用权的团体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并得到定期的更换，且权力必须是始终服务于民众。如其不然，这个国家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垄断权力、颠覆了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专制政权。

张辉：再论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来源：《公民》月刊总第57期

自由主义的哲学及其底蕴在“人”，是人的哲学，它主张把人当做人来看待，主张人的本性在人自身，人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所在，人就是自己的最高目的。自由主义的哲学是人的哲学，它注定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哲学。……人的立场是什么？人的立场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些现代核心理念必须用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其合理性。自由主义的哲学与哲学的自由主义，其中的交会点就是人。为庞大的自由主义体系建立哲学，或者用哲学确立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都要从人出发并归结到人。

（一）

    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而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乃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后才有的事情。自由和自由主义也并非没有关系，当人们有充分的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更容易流传，也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当人们缺少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则极易被统治者以集体利益和纪律的名义进行限制、扼杀，甚至被打成异端邪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个人自由逐渐被剥夺，至毛泽东统治后期达到极致，这一时期主张、宣传、甚至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都被关进监狱，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潮当然也最终被打入地狱。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开辟的改革事业蓬勃日上，中共的宣传政策虽然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调上，但社会舆论空间在胡、赵两位总书记的主导下相对宽容一些，所以体制内的知识阶层就曲径通幽地引进了一些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理论大肆宣扬，并予以积极挖掘，其主要目的和动向是企图修正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占领中国改革的话语阵地，以思想为主导将邓小平的改革事业推向西式的民主制度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直接了当地谈自由和自由主义，而是谈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是人性和自由是想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想通的，这就必然在中国大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推导出了自由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不断的交锋，并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九年进行了两次死掐，在这两次死掐之后，中共御用理论家挟专政机器之威基本上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彻底打死，此后，硕果仅存的自由主义者只好赤裸上阵，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在萧瑟秋风中惨淡图存。再然后，中共执政当局基本上不再继续张扬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突出其大众色彩和民族色彩，这样，自由主义者自然将矛头指向了新左派。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所谓新左派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之后，依靠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终于在血与火中屹立起来，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不再巧妙化妆、不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大陆就算是成熟了。这大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你是谁？”“我是人。”----这是王若水先生《为人道主义辩护》中的两句话，理论界人人皆知。但是很快，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锤定音，挟专制工具之威风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一棒子打死。于是，“你是谁？”“我是人。”这貌似简单的一问一答又成了一个大的悬念。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消迹之后，自由主义者又向新左派进行了交锋，最后自由主义者依靠时代大潮和互联网基本取得了完胜。但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旷新年先生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一个质问至尽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站在潮头做完美的回答。旷新年先生说：

    “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我们把所有的话语都搬了进来，用了一遍。每个人都振振有辞，理直气壮。有时候，我真的想问他们一声：你们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他们滔滔不绝，玩了一圈语言的游戏：从呼唤主体，到取消主体；从呼唤人性，到践踏人性；从呼唤人道主义，到抛弃人道主义。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学者，大胆地假设了‘经济人’，大胆地假设人性是恶的，他们在‘人性恶’这样一个并不牢靠，并非没有疑问的预设上面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然而，他们却不想想，‘人性’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还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

（二）

    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才是一切社会现象存在的基石，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解释历史有很多方法，但归根结底要用“人的本性”说话。“人的本性”关乎“人是什么”，不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就难以彻底地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一个思想体系不能合理整合人性，并以此出发解释社会现象，那它注定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失败的。人在本质上究竟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什么？答案早已是众说纷纭。几千年来这样一个最高的哲学问题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这正是人类最愚笨的表现之一。以往的人性论对人性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不同假设的基础上，这也是各种文化难以建立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孟德斯鸠认为人性本恶，一切有权者都容易滥用职权，要避免权力的滥用，就必须根据事务的安排以权制权，实现三权分立。此后，很多自由主义者都以“人性恶”为假设来推论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因为“人性本恶”，所以统治者不可靠，必须实行民主，定期选举；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必须互相监督，权力分立。以上说法颇为流行，但“人性本恶”做为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真的靠谱吗？事实上，“人性本恶”的说法很多人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端详真实的世界后，发现善恶都是存在的。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质，本质是此物与别物的根本性不同。如果一口咬定说“人性本恶”，那么恶的人性怎么会在监督下催生出善来？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另一角度，如果一口咬定说“人性本恶”，那么人与狮子有什么本质不同？难道就是因为人比狮子更恶？ 以“恶”来区分人与别物的不同，这显然说不过去。

人性肯定是不完美的，具有恶的倾向，但要断定人性是恶的，那就不对。如果说“我”的本性是恶的，那么这只是和“你”相比得出的结论，“你”这个结论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真的比你要恶。但是，要确定“人的本性”不能把人们相互比较后得出结论，因为这无论如何不是正确的方法。谁也不应该把两个苹果相互比较后，果断地说：“左边这个是苹果”。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理论，都是人们相互比较而假设出的结论，这就和以上比较苹果的结论一样荒唐。如果人的本性需要确定，就务必和别物相比较，只能这样。

    人的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善者是人，恶者也是人。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所谓善恶的背后还是另有原因的，它们都不是人类演进的第一驱动力。人趋向作恶，是因为他需要作恶才能满足自己，人趋向行善，是因为他需要行善才能满足自己。这就说明善恶背后还有人的需要，还有利益的问题。“人的需要”是更本源的东西，人与利益的相关性是更为本源的东西，所以，人的本性更有可能是人的“利益性”。科学已经证明，人身上所具有的元素，泥土中都有，就人之元素来源而言，人确定无疑是泥土的产物。再比较人和泥土的区别也能发现，人有人的“利益性”，而泥土没有“利益性”。那么可以说，关于“利益性”的推断，就更接近人的本性了。人就是人的需要，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这是人的本质与核心意义所在。社会就是利益的社会，历史就是利益的历史，不同的利益相互角力后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讲，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类的利益诉求，才能解释一切社会历史问题，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枝节而已。

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就是利益性。在人的本性需要中，有为我的需要，就是人的为我性，也有为他的需要，就是人的为他性，这就是人的本性的两个部分。为我性是原生概念，为他性是次生概念。就为我性和为他性的关系而言，为我性是为他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我”的些许存在，“为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人的为我性是最终目的，为他性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如果人性中“为我”的部分和“为他”的部分发生不平衡，最终就会导致人性的异常，或者叫人性的异化，继而又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一切追求自由的斗争，都是以回归人性为目标，都是以克服人性的异化为目标，这才是自由的旗帜可以引领人类的根本原因。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必须用人的本性去解释，而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人在什么时候表现成为我，什么时候表现成为他，需要了解二者相互之间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转化。了解了这些问题，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现象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

人是什么？人当然首先是自然人。自然人来源于自然，是老天爷用泥土造就的。就人的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来说，人的存在表现攫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人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但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这就确定了人必须要接受自然法则和各种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人不能孤立地存在，他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互之间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按维系方式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按社会领域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而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都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正是人类全部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的本性是利益性，利益性有双重特质，一重特质叫为我性，另一重特质叫为他性，与此对应的是，人的自由中也有双重特质，一重特质是权利，另一重特质是义务。

人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必须把自由切割开来，分成权利和义务，以求得合情、合理、合法权利之实现。在这里，自由与人性对应，权利与为我性对应，义务与为他性对应，然后，自由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与人性论的基本概念就实现了对接。具体化如下：一，如果没有“我”的些许存在，“为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同理，如果没有权利的些许存在，义务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二，人的为我性是最终目的，为他性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同理，权利是最终目的，义务是手段；三，如果人性中“为我”的部分和“为他”的部分发生不平衡，最终就会导致人性的异常，或者叫人性的异化，继而又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同理，如果自由中为我的部分和为他的部分发生不平衡，自由就会受到威胁和扭曲，继而导致人与人的相互矛盾。

为我性是原生概念，为他性是次生概念，为他性的根源在于为我性，权利是原生概念，义务是次生概念，义务的根源在于权利。当“人”延伸为“公民”，为我性就延伸成了权利，为他性就延伸成了义务。就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权利是最终目的，义务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公民首先是自然人，他们是一些以“我”为特征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我”，才与众多的“他”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这样的自然人偏离了“我”，是变相的奴隶；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这样的自然人无视“他”的尊严，是变相的奴隶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利和义务是密切相联的。任何权利的实现总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例如根据合同法规定，成立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自由找到了人性，权利找到了为我性，义务找到了为他性，然后再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推演民主的合理性、法治的合理性、宪政的合理性，公民社会的合理性，那么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

    每一种庞大的思想体系都应该有哲学基础，都应该在世界观方面有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历史上那些影响至今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影响至今，都是因为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有深入人心的独到之处。自由有什么错？民主有什么错？法治有什么错？宪政有什么错？公民社会有什么错？现在的统治者除非朝鲜金氏王朝之外，一般都不说这些是错的，自由主义者也就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坐享其成，在过去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大树下免费乘凉。自由主义者又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是对的，所以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促使自由主义者去探讨自由主义的哲学根基。当有人质问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会说：“人人生而自由”，所以自由主义是不容质问的，但是这个说法确实强词夺理。按照旷新年先生所抨击，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只在“人的本性”问题之解决，只在自由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自由主义在其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它从自由出发，经历了民主的特征，然后又加上法治的特征，然后又以宪政为主要口号，最后走上了公民社会的道路。可以说，自由主义一直是在向上发展，逐渐完善自己，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了一套几乎无可挑剔的理论体系。但是正如旷新年先生所论述，它缺少向下的支撑，就是包含着人性的哲学。

    自由主义是一种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就象马列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一样，其博大精深不限于哲学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层面，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由主义是信念，也是价值观；是游戏规则，也是制度安排，是手段，也是目的，于是，有政治自由主义，有经济自由主义，有文化自由主义，等等。

    更主要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为本位的主义。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著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列宁主义和其他各种极权主义相继在全球遭遇了空前的失败，自由主义则逐渐大行其事，截止到目前，自由主义已经成了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

    自由是人的自由和人性的自由，自由主义是人的自由主义和人类的自由主义，那么人能不能成为哲学的最高探幽之处，人性之学能不能成为最高的哲学？按照我这么一说，似乎人性之学完全可以成为最高的哲学，起码可以成为社会历史哲学的核心学问，似乎自由主义的哲学根源也只能到人性之中去寻找。事实上，人性的研究也确实曾经被知识界诩为最高的哲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也曾经到处都是人学的口号，完全摆出一副不把人性挖掘出来誓不罢休决战架势。但是很遗憾，短暂的喧嚣之后，中共内部的左倾宣传家很快认识到人性挖掘之风险，挟专制强力迅速将此“精神污染”从公众视野中清除。专制主义的逻辑就是这样，人性最好不要去琢磨，人性琢磨透了就会有寻求自由的欲望，而知识界和文学界表面上是在独立思考，但是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摆脱利益格局的影响，最后也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专制权威的潜移默化和熏陶。于是，此后的中国哲学也就彻底放弃了对人学的研究的探讨，它们驯服于统治者的意志，在“人”之外去做高屋建瓴的工作去了。

    自由主义的哲学及其底蕴在“人”，是人的哲学，它主张把人当做人来看待，主张人的本性在人自身，人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所在，人就是自己的最高目的。自由主义的哲学是人的哲学，它注定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哲学。从自由主义的哲学来看，人并不仅仅是企图从客观的眼光去解释世界本身是怎么样的，它还要站在人的立场问这个世界好还是不好，还要对这个世界做出立足于人的价值判断。人的立场是什么？人的立场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些现代核心理念必须用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其合理性。自由主义的哲学与哲学的自由主义，其中的交会点就是人。为庞大的自由主义体系建立哲学，或者用哲学确立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都要从人出发并归结到人。

（五）

    造物主造人，并不妨碍人认识自己，但是人长期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并把它系统地刻画出来，这是有深刻原因的。人不能认识自己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只在与人类自己的利益取向，只在于人的本性之内。在专制社会里，做为统治者来说，如果人性被认真地刻画出来，那么人性本身就会否定专制统治的秩序；做为被统治者来说，如果人性被认真地刻画出来，则会因为社会对人性的悖逆与异化而加剧他们内心的苦楚。于是，人性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被搁置起来了。

    历来的专制统治者都回避人性，因为他们的统治是不符合人性的。君权神授，他们的权力是上天给的，这就是统治者一贯的逻辑。在共产党国家，专制统治的权力是马克思加列宁给的，只要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不容怀疑的，马克思成了神，这时，共产主义专制和其他专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个神。毛泽东否定人性的存在，只承认阶级性的存在，这是有利益上的原因的，在毛泽东之后，号称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先生也坚守这个底线，将人性问题的讨论一棒子打死，这也是有利益上的原因的。利益上的原因就是人性中的原因。

    当人们相信人是发源于自然的时候，应该相信自然赋予人选择的自由，也应该确定除了遵守与自然的约定之外不能放弃神圣的自由；当人们相信人是发源于上帝的时候，应该相信上帝赋予人选择的自由，也应该确定除了遵守与上帝的约定之外不能放弃神圣的自由。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有关艺术、文学、自然科学和建筑等各方面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并结束了欧洲黑暗时代，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现代的分界。文艺复兴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从神到人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的近现代社会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发生巨大变革，就是因为人类行为的根本惯例将会战胜那些试图限制和管制他们的事物，人类行为的根本惯例就是自由，它出自人性。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宣扬民主？因为我们认为公权是由于人的需要而设立的，它应该听从于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人根据自己本性需要制造的东西不能违背人的意志，民主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胡星斗：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来源：法广中文网　作者：古莉

   

    在中华近代百年史上，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印记，但对他的评价却说法不一。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蒋介石日记后，让世人更加了解蒋介石其人。最近，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微博上撰文说“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本次人与社会节目为此采访了胡星斗教授。

   

    胡星斗微博：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超过他的老师王阳明、曾国藩。他终身写日记，反省邪念淫欲，最为光明磊落；他领导打败日寇、废除了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他参与组建联合国，使得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中国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他制定了堪比美欧的第一流宪法（此宪法如今在台湾还在实行），宣布实行宪政；他抨击苏联暴政，预言其崩溃；他倡导民生、均富，甚至成为提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人（其著作《中国经济学说》，倡导“中国的经济学”）。

   

    蒋介石虽为武夫，却至为尊重文人，其内阁、省市县长官多为大学者、留学生、博士，其时教授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二十多倍。那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处战时，但成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时期，那时大学一流，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直追先秦百家争鸣。蒋介石亡命台湾之际，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保存中国学术文化的种子，指示要把一流的学者抢到台湾。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后，在那岌岌可危、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仍然相信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救中国。1950年他就开始进行民意代表、县市长直选，三十多年的民主训练后来终于结成硕果，用事实证明了中华文化并不与民主相悖离。1966年他对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至于现在新儒家的中心在台湾。正如他的诗所写：“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

   

    蒋介石的道路：从军政权威到宪政民主、从在大陆时的官僚国有市场经济（此经济一开始成功，有助于集中资源抗击日本，但到后来腐败不堪），到台湾时痛感官僚国有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主动转型为民营市场经济、文化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除个别事件、个别时期外，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复兴传统文化、建立公民社会、自由社会（1949年前，中国的民间组织、民营慈善、慈善医院多如牛毛；他废除了户籍制度、人民迁徙自由、那时中国人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免签证、与美欧国家建立友好而平等、独立的关系）是中国通向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

   

    尊重历史，重评蒋介石，重新审视未来中国的方向。

   

    深切悼念蒋介石！怀念蒋介石！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萧瀚：什麽是中国的问题

注：本文为萧瀚老师《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结语”部分

   

结语：什麽是中国的问题

    大陆中国人一大可悲，是62年来，普及教育才刚刚开始，国人就接受了一套全面洗脑的所谓教育，这套洗脑教育中存在著大量严重错误的价值观以及思维剧毒。

   

    革命话语是洗脑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数代人都被这套剧毒物所毒害——包括我自己。今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与极为重要的革命话语混乱相关的是思维的严重混乱，这种思维混乱一方面来源于刻意的愚民教育和愚化宣传，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人们自己缺乏思考习惯，以及思考能力。

   

    就革命话语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基本取向是否定革命（思想界最初否定革命，是对官方革命话语体系的一种反动，但这种出于逆反心理的反动并没有经过理论的深刻检验，一股脑儿囫囵吐枣式就全扔了，而其实89之后官方自己就已经讨厌革命话语了，因为他们深知那会是他们的坟墓）。

   

    包括影响极大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以及最近李泽厚先生再度用轻蔑甚至轻佻的口吻谈论辛亥革命。轻易否定革命者都对革命这个基本概念没有下过真正的功夫，他们既没有能力区分政府与社会，随之也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包括李泽厚先生在内，这些政治学、法学（尤其是公法学）的外行知名人物，仅仅通过想像而不是建立在深入求知基础上的思考，就轻易地对革命问题发表意见，我甚至敢断定，他们连人民有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都是不敢承认的——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无法否定政治革命是任何一个奴役制度下人民的正当权利。告别革命，是一种奴性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而言，与动辄倡导社会革命的极权话语两极相通。

   

    无数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都表明，政治革命要彻底，社会改良要耐心，政治革命的彻底成果要全心全意地维护与巩固，而社会改良要谨慎、节制、渐进。智慧的革命家如美国国父们严守自己的界限，不越雷池，让真正的选择归于人民自己；愚昧的革命家则热衷于当救世主，妄图用权力实现一夕成就天堂的社会革命美事，而对于政治革命却不下功夫，潦草对待，维护不力，甚至破坏有方。 （可参考拙作《辛亥成败百年回眸》对孙中山后期的分析和评价

    http://xiaohan.blog.caixin.cn/archives/25427）

   

    我在《简议改良与革命》一文中说：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集权走向分权是革命，从伪共和走向真共和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宪政是革命，从统治走向自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被称为转型时代的当代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

   

    这段话所指的革命，是以制度变革为目标的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当代中国需要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它是社会改良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至于「社会革命」——这个伪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虚假概念、伪概念早应该扔进垃圾桶了。

   

     刊于《阳光时务》第四期，http://www.isunaffairs.com/。

茅于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来源:作者博客

谢光：民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u   “稳定压倒一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u  “稳定压倒一切”已经严重被行为短视和违法异化

u  “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压倒的是民权和民生

u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u  “稳定压倒一切”背离法制并给腐败带来成长空间

u  “稳定压倒一切”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需要

u  民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稳定压倒一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稳定压倒一切”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稳定压倒一切”在邓小平同志的心中也是由重要条件之一到非常重要再到压倒一切重要的发展轨迹，之所以能够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要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以及大约同时发生的苏东剧变应该是主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了稳定，发展可以放一放，改革可以停一停，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短暂放弃发展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策略，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已经超过二十年，也该有些革命性的变化了。

　　稳定压倒一切已经严重被行为短视和违法异化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腐败泛滥、贫富差距增大、征地拆迁、失业下岗、劳工权益、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等等，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一些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让当局压力倍增，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当局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不择手段简单压制刚性维稳的应对方式。

在稳定问题上的扩大化简单化趋势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为了稳定不思进取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所谓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为了今天的稳定，可以放弃明天的爆发，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我国每年有上千万人上访，如果这些人都到北京去，北京难以承受是一方面理由，可能潜伏着大规模政治风波的危险，则是深层焦虑，虽然有的上访者表示不暴力，但当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是出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指示和政策，推出了信访一票否决制，而很多上访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侵犯公民权力造成的，指望地方政府解决访民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有了地方政府保护北京中央，保护上级就是抓打访民，围追堵截，设黑监狱，送精神病院，办法制学习班等等，种种非法非人性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们的灾难首先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滥权，次生灾难则源于维稳制度，而且次生灾难比之原生灾难，因为维稳迎合上级需求，官员可以不用担心处罚，行使权力表现出更无人性，更没有道德和法律底线，也更凶残狠毒，而且正在呈现出明显泛滥的趋势，于是有了专门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者为主业设立黑监狱的“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据舜网-济南日报2011年7月15日报道，陕西城固“法制培训中心”被指关押饿死上访者，......“影响社会稳定”，有多少罪恶假借汝之名而行之?此话看来不假，抓访民防止了北京可能的不稳定，地方政府却在人民的心中成了黑政府，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不稳定，从历史上看，北京的稳定不可能独立于全国之外，北京王朝的颠覆往往源于地方矛盾的爆发，辛亥革命源于武昌起义，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源于云南发起，由于过分的言论行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

　　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压倒的是民权和民生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所谓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牧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在这些因素中，都是因利益的问题而引起的，绝大部分是社会发展必然遇到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的诉求是合理的正常的，也是一些基本的民生和民权问题，这些的诉求是完全通过建立一个健康的利益表达和代言方式以及司法制度去解决的，假如我们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一定的谈判、妥协、讨价还价以及公正判决裁定的方式解决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一些矛盾和所谓不稳定因素是正常的，再说矛盾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敏感，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曾经有上百万人上街反对布什的对伊政策，但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要天下大乱了，即使现在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还是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天下要大乱，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会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是我们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改革本身就是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满足日益增加的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要求，我们如果不让老百姓去说，那我们又怎样知道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老百姓的正常合理诉求，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压制，而是应该建立一种社会次序进行疏导和满足，简单压制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简单压制更多的是把暂时的小问题积累到将来的大矛盾。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吴敬琏先生的话还是比较客气含蓄的，实际上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有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手段，于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和期盼，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腐败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

但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对于社会动荡不确定性判断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过于敏感的心理夸大了改革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我个人认为，社会目前还不具备颠覆性大动荡的社会基础，第一，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政府只要依法行政公正一点，完全可以超然其外。第二，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使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三，比较稳定的户籍土地制度成就了相对稳定的城乡人口机构，我们的城市没有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出现大量群居的失地农民，农民还是有土地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社会虽然对中共执政不满大为增加，但能够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社会力量还不存在的，中共还是有能力领导和干预整个社会的进展。当然，由于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中共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一般性社会动荡因素还是存在的，怎样化解这些矛盾，还是需要些政治智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适度捐弃一些过敏的旧思维，抓住历史机遇，大胆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稳定压倒一切背离法制并给腐败带来成长空间

　　有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为了稳定可以压制公民最基本的合法表达和对话权利，如果稳定可以压倒法律压倒法制，那么我们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建立法制社会的目的就是要用法律公正有序地去解决调整这些矛盾和冲突，让社会运转有序而充满活力，法治的理念最早由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应该说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开始，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以前那种完全是靠人治执政的方式，转变成完全依靠法律进行执政的方式，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初，我们提出来的法治的目标是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最近年来，对于稳定的过于敏感，在法治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明显倒退，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上也带来权利滥用的情况，例如好几个省都曾经发生以维稳为名进行的跨区域追捕，像2009年河南的王帅案，2010年陕西谢朝平案，2010年甘肃省王鹏案，或者山东一些地方因为所谓维稳而出现的“被精神病”个案，随后的新闻报道都显示出，在这些案件中，维稳扩大化或者被过度滥用之后确实给真正的法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2011年深圳市政府借着大运会期间“维稳”的旗号，先是“清理八万高危人群”，接着深圳市住建局4月27日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通知其中规定“在严肃处理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政府法规竟然禁止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讨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这还是号称改革前沿的深圳，侵犯人权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痛心无语。在这些事件中，何为“稳定”本身就是一个千人千解的话题，既没有法律基础也不能依法判决，而是由掌握了权力的人决定的，在现在的体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些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几百万的各级官员各不相同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将是怎样一番混乱景象，这无疑也为人治也为腐败创造了基础，如果有这样的人认为某人或某事是违反了稳定的原则，包括因为侵害了他们个人或部门利益，也可以假违反稳定之名，把相关的人和事都往靠后，甚至打击报复举报妨碍腐败之人，如果地方领导人认为立法或司法判决妨碍了稳定，那他完全可以让已经通过的法律不实行，让已经通过的判决不生效，这本身就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变成人治复辟和腐败成长的一个土壤。

　　稳定压倒一切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老百姓当然不愿意乱，更害怕战争，乱会带来灾难，这谁都知道，但当“稳定”和“一切”被置于对立的位置时，“稳定”其实就已经不成其为稳定，就如狼群扑向羊群，却要求羊群保持稳定一样，这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悖论，这时候，少数人的稳定要求正是大多数人不稳定的根源，他们希望剥夺人民对稳定的选择和表达权利。

　　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把绝对的稳定当成追求目标，有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其实是一种交流和沟通，如果婚姻里出现了绝对稳定，那可能就是冷战开始，而冷战几乎意味着婚姻将走向解体，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抗争活动。审视“维稳”的口号和做法，也不难发现它同样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词义来看，“维稳”有“保持事物当前状态”的意思，也有“苟且”的意味，给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东西要防止它倒塌下来，从心理上就带给人不稳定和惶惶不可终日感。其次，稳定有积极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稳定和消极的、死气沉沉的稳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内因驱动的稳定，才是积极的、动态的、有长久生命力的稳定;靠外加强力“维持”的稳定，虽然暂时掩盖了许多矛盾，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死水一潭，但深层次的矛盾此起彼伏、波涛汹涌，随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在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管理工作，包括经济，教育，司法，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等，都处于政治即维稳的统领之下，没有那个工作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大局，考虑稳定的。但问题接踵而来，用维稳来决定如何管理，必定使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它或许能解决官员眼中的某一不稳定问题，却肯定会因为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而产生另一种不稳定，这些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教育行政化，是政府为了控制学校，防止某种不稳定的出现，但现在教育行政化和低效率却招来全民的声讨，已经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司法政治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在维稳政治的统领之下，而律师却要按司法本来的规则办事，无形中冲击司法政治化，所以打压律师也是一种维稳政治，但打压律师激起律师的反弹和民众的愤怒，也成为一种新的不稳定?如此等等，我们不断的维稳，同时又不断的因维稳而种下了新不稳定的根源，我们解决了短暂的稳定，却带来了长期的不稳定，我们解决了小范围的稳定，却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能是一个科学的治疗原则。

　　稳定压倒一切持续这么久说明问题一直没有有效解决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于是出现了公民维权政府维稳的对立，难道全体公民已经成为政府的公敌。同时，思维狭隘眼光短视，只基于任期短时利益考虑，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不树立法治权威，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已犯有限的错误，只求实现一时之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更高层次的如居所、安全、劳动报酬、教育、尊严等诉求是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的。什么是和谐社会?任仲夷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地说法，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和”字可拆成“禾-口”)、个个能说话(“谐”字可拆成“言-皆”)”。这就是说，人长着嘴巴有两个功能，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利益的冲突是理性可调和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难以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司法审判等理性方式解决的，通常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和代言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大大增加成本，而且会严重破坏全社会的法制观、是非观、公正观等极其宝贵的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和堕落，党和政府失信社会失德，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冲击社会稳定，”，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另据(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中国财政部公布2011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以及超越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支出也充分说明了这些。

　　结束语

　　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和现实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相反其社会冲突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大问题，持续这样持久还在延续的错误，我认为更多的是缺乏决断力，也说明我们的执政者改革精神不足，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即时反思更正，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和三十多年前的“两个凡是”从僵化性上看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稳定可以压倒民生民权的主张，但稳定却不能压倒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要长期稳定压倒一切只是一些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违法腐败巧取豪夺的遮羞衣，我们要清晰认识到，规范化、可控制的、有代言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可控制的、无代言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建立必要的代言人制度，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并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敢于创新和开拓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主体之一，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我们先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今天应当怎样实践我们的复兴，已经刻不容缓摆在我们的面前，历史不会无限制地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去选择历史，历史就会选择我们。

放眼未来，只有建立健全以民主为基础公正高效的的法制管理体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本文原标题：

《“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沦落为执政惰性的“告白书”》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好书连载（欢迎转载）

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张祖桦先生作为前中国共青团高官，本来有机会置身共产党高层甚至最高层的官僚序列。但8964大屠杀使他看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残忍性和悲剧性，从而果毅退出中共官场，听从良心的呼唤，开始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转型实践活动。经过九十年代的理性思考，2001年终于结晶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简称《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很好地回答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张先生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那么怎样从现实出发完成这种转型呢？张祖桦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之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经历“体制改革阶段”、“低度宪政化阶段”和“高度宪政民主阶段”。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则是一件众人添薪捧柴的事，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及体制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推动，从而扫除官僚权贵集团对民主宪政事业的阻挠，并最终完成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上一期我们编选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第十三章：开发政治资源，本期我们编选的是该书的第十四章 建构宪政政体，本章内容基本架构如下：

第十四章 建构宪政政体

一、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

二、内阁制与总统制结合

三、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l  立法机构：

l  违宪审查：

l  司法机构：

l  行政机构：

四、国家结构：从单一制逐步过渡到联邦制

以下是本章正文，请阅读——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作者：张祖桦

第十四章 建构宪政政体

（连载十五）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30.html）

在进行宪法设计或改革的时候，需要对目标、风险和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三者之间作出判断，以实现一种可接受的平衡。

——[美]罗伯特．达尔

本世纪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人类不需要发明自己生存的制度。我们无需在深夜谈论哪种政府形式好些，更无需从君主们手中乞求公正，我们只要从我们自身中去召唤它。

——[美]乔治．布什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在我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我们还论述了，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同阶段所要进行的工作，以及初步宪政民主阶段与高度宪政民主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本章的任务是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进一步探讨建构宪政民主政体的一些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以期为我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我们将分别讨论与建构宪政民主政体关系密切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问题；内阁制与总统制问题；权力制衡机制问题；国家结构问题。

一、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此很有必要把它讨论清楚。直接民主是指公民们亲自掌握国家权力，作出政治决策，而不通过代表的中介。间接民主或称代议制民主是指公民选举代表掌握国家决策权力，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利上。在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中，有一部分人鉴于在现行体制下，公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实现，因而主张以实行直接民主为政治诉求。而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学者）则明确地主张在中国实行间接民主。例如刘军宁、王焱等人编辑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指出：“作为国家体制层次上的选择，唯一合理可行的只能是间接民主。”显然，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果拿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进行比较的话，间接民主制——代议制确实具有难以替代的优越性。许多经典作家早已对此作过明确地论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道：“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55）在密尔看来，代议制是大众参与原则与精英统治原则的完美结合，是平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高度统一，因而是最理想的政体形式。托马斯．潘恩指出：“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体制；而这种体制在效力方面也胜过世袭政府，”“代议制一经推行，立刻就能在那么广大的国土上和利害圈子里奏效，再要设计出一种象它那样的政府体制，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领土有限的国家中，代议制也比简单的民主制可取。”（《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246）密尔先生和潘恩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不仅在规模巨大、人口众多的大型共和国里实行直接民主制，成本太高、弊端很多；即使在领土有限、人口较少的小型共和国里，间接民主制也要比直接民主制更为可取。尤其是在现代国家，社会事务越来越繁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事事都要付诸公民讨论、投票、表决，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只有61平方公里面积和2万多人口，它的政府架构仍然是采取代议制形式。直接民主的发源地——希腊，也早已改行代议制民主。托克维尔认为：政治民主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大众民主，其最大弊端是可能导致“多数暴政”，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另一种是建立在社会多元基础之上、体现分权原则、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这种民主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且是提供社会凝聚力、提高公民道德的必要制度。显然，他所主张的是第二种民主，即代议制民主。

我们说间接民主制具有许多优越性，并不等于说直接民主制就一无足取。直接民主制强调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只有从民主政制之中取得合法性，是有正当理由的。主张直接民主制的人希图不断拓展民主的领域，扩大民主的影响，争取公众支持，推进民主实践，同样是合乎情理的。尤其是在缺乏民主传统、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国，要打破政治垄断、培育公民意识，在一定场合有针对性地提倡直接民主，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认为在建构中国的宪政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即在国家层级的体制上实行间接民主制——代议制，辅之以最终决定意义上的全民公决（如涉及改变国家体制和宪法秩序、解决宪制危机或决定国家元首的地位）这种直接民主制。在地方和基层的政治体制上，实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在基层的社会组织中，发展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社区自治，实行直接选举，自主管理。在此基础上，乡镇、县、市（包括现有的县级市、地级市和省级市）的行政首长和人大代表（议会议员），都应逐步实行直接选举（省级建制的改革方案：“实省”、“虚省”拟或“废省”，可留待以后详细研究）。这样做的社会条件已基本具备，技术上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台湾几十年前就这么做了，也没有出什么大事。在立法、政府架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则以间接民主制为主。

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有助于发挥它们各自的优点，弥补它们各自的弊端和不足。这样做当然会有不少困难，好在民主国家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足以为我们所借鉴。近几十年来，先进的民主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半直接民主或参与制民主。所谓“半直接民主”就是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即公共决策一部分由公民选举代表制定，一部分由公民自己直接制定。在代议制民主时代，有三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在西方国家与代议制民主并行：即公民投票、公民创议和罢免民选公职人员。近几十年来，这几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至于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地方层面的民主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同时在逐步向上发展，在中央层面上对重大事务实行公民公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无限广阔的前景。自1974年以来，“电子投票”、“电子市政会议”问世，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新技术正在扩大和重新定义直接民主。（参见丛日云著《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374—387）针对美国哥伦布市郊区的居民利用电子通讯设备对本地区的市政建设进行投票表决的事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书中写道：“这是明天可能实行直接民主的一个最初的迹象。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以及其它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P533）“我们可以创造许多有想像力的安排，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9）这种情况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们国家来说，显得有些超前。但是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会有助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则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只要努力实践、积极探索、不断修正，就一定能够在不太久的将来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的先进的政治体制。

二、内阁制与总统制结合

内阁制与总统制是宪政政体的两种主要的政府体制。内阁制又称议会制，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议会具有最高权力机关性质，享有立法、组织、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由议会中拥有多数议席的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联盟组阁，并对议会负责。议会对政府可以通过不信任案推翻内阁。内阁制总统由选举产生，只具有“虚位元首”的性质，没有实权，不负实际责任。现代世界上多数民主国家都采用内阁制（或称内阁共和制、议会共和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印度等。总统制与内阁制有很大区别。在总统制下，总统是国家政治活动中心，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掌握最高行政权。总统直接任命领导政府，政府不是由议会产生，也不对议会负责，只对总统负责。总统的权力受议会立法的制约，但不对议会直接负责。总统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将总统解职，除非对总统弹劾并加以定罪外。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国家。历史上受美国影响较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和亚洲、非洲新独立的一些国家有不少是总统制，俄罗斯实行的也是总统制。有的国家如法国，实行的是一种介于内阁制与总统制之间的政体。其共和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拥有很大权力，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主宰行政大权，并可以解散议会。同时，共和国又保留了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形式，国民议会拥有对政府投不信任案的权力。这种政体，在总统掌握重要权力这一点上具有总统制特点，但是在政府须向议会负责这一点上又具有议会制特点，因而被称为“半总统制”。

内阁制、总统制、半总统制三种政体各有利弊。一般来说，内阁制奉行议会至上，重大决策概由议会作出，较能体现民主的原则，经过议会充分讨论后作出错误决策的概可能性较小，也有助于防止个人专权。其主要弊端是容易造成多党纷争，决策效率较低。总统制则以总统为国家政治中心，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由总统作出，因此决策效率自然较高，应变能力相对较强。其主要弊端是过于倚重总统个人，总统的品质、性格乃至身体状况，都可能对国家政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样，作出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就会高出一些，纠正错误的难度也要大一些。半总统制结合了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特点，并承袭了它们的优点和弱点，因而使其适用范围变得较窄。诸葛慕群在《宪政中国》一书中指出：以法国为代表的半总统制政体的确认过程，反映了法国这个国家独特的宪政化道路，半总统制反映了法国强大的行政权与国民渴望自由的妥协。也许它暗示了建立半总统制政体需要满足类似法国那样的特定条件，这一点为当今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作了注解。这表明，这种政体的实行还不具有普遍性，即使实行这种政体，其长短之处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提供的政体样本数量有限，其证明力度是不够的。相对于选择其它政体而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宪政化转型期间的国家而言，选择半总统制政体可能遇到的风险要大一些。因此，我们考虑政体选择时，将以内阁制和总统制为主要参考对象。中国宪政化肩负着两大任务：建立宪政体制与巩固宪政体制。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保障自由与保持稳定。之所以要进行宪政化，就是因为在传统的威权政治体制之下，缺少自由。但如果缺少必要的政治稳定，其结果是可能或根本得不到自由，即使得到自由，也将转瞬即逝。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诸葛慕群主张中国未来的宪政政体选择内阁制（议会制），因为内阁制最有助于保障自由和保持稳定。（《宪政中国》，加拿大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P154——155）

诸葛慕群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对中国的宪政化而言，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须充分考虑到中国非常欠缺宪政民主传统的现实）：如果一开始就选择内阁制，则在体制改革与体制转换阶段，新旧交替，众法待立，而议会却因党争不断，难以达成协议，就可能出现贻误时机、耽误要事，甚至于混乱不止、难以收拾的局面。而如果选择总统制，则可能出现总统权力过大，过于专断，难以制约以至于新建立的宪政民主体制失去平衡，导致政局动荡的局面；处理不好，还可能导致旧体制复辟。思虑及此，笔者反复考量，觉得应把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特点结合起来，采取一种类似于半总统制的政体。这种政体应赋予总统较大的实权，如重要人事任免权、主持内阁会议权、签署法令权、国防权（总统是军队的统帅、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外交权（派遣大使和特使、接受外国大使和特使、参加国际谈判、缔结国际条约并批准国际条约——法律规定须由议会批准的国际条约除外）、召开临时议会权、公布法律权、法律复议请求权、发布咨文权、举行全民复决权、解散议会权、采取紧急措施权和赦免权等。总统不需要经过议会投票表决就可以直接任命总理；根据总理提出的政府辞职要求解除总理的职务；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免政府其他成员。总理和内阁既要对总统负责，也要对议会负责，并依法享有充分的履行公务的职权。由于中国人口太多，直接选举国家总统在短期内恐难以操作，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仿效美国的作法，进行间接选举，先由各选举单元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总统。同时，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政府要对议会负责；要接受议会的监督；议会有权弹劾总统和通过不信任案；议会有倒阁权；议会还拥有修宪权。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既可保证行政权的统一和有效；又可保证议会拥有较大的制约总统和内阁的权力。在进行相关的制度建构时，应充分参照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和俄罗斯联邦的经验教训。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初期，为了降低党争的消极作用和提高行政效能，以保证政治体制的顺利转换和新制度的确立，可以在制度安排上向总统制适当倾斜。待宪政民主制度得到确立、国家的民主生活走上轨道后，再逐步向内阁制靠拢。以上设计是一种较为理性和理想的建议，是否采行，还要看届时的总统人选。如总统人选具备较高的民主素养，就可以实行这种政体；如总统人选具有较强的专断倾向，就决不可以授予他太大的权限。此处事关重大，一定要审慎把握，不可出大的差错。

三、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宪政的要义就是限政和控权；宪政民主政体的实质就是制约政治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为此需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和具有权威性的违宪审查制度的设立。

立法机构：

宪政民主政体下的立法机构在国家体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宪政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而立法机构就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机关。世界上宪政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绝大多数都是采取议会的形式，差别主要在于议会是实行一院制还是实行两院制。一院制是指议会由一个议院行使其全部职权；两院制则是指议会分设两院共同行使其职权。议会是实行一院制好还是实行两院制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主张一院制的人认为：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可能导致分裂国家主权；容易使议会内部发生矛盾，导致议会失去牵制行政机构的能力，甚至被行政机构所操纵；而实行一院制工作效率高，容易通过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法律，同时可以加强议员的责任感，避免互相推诿，可以简化机构，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而主张两院制的人则认为：立法机构由两部分组成，可以通过相互的反对权彼此箝制；两院制可以缓和议会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议会中的一院与行政机构不能协调时，另一院可以从中斡旋，不至使双方陷入僵局或卷入激烈斗争；单独一个议院不足以负担起现代国家繁重的立法任务，需要另设一个议院分担其工作；社会发展和职业团体兴盛的结果，在实行地域代表制的同时，还应该采取职业代表制，因而有必要分设两院。一院制与两院制各有利弊，到底采用哪种体制，应视实际情况而定。从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机构的情况来看，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实行集权制的国家多实行一院制；规模较大的国家和民主国家多实行两院制。我国是规模超大型的国家，采用一院制恐怕难以胜任繁重的立法任务，也不易平衡各个方面的关系；因此，在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之后以实行两院制为宜。其中一院可称为国民议会，相当于下议院，按一定人口比例分配给各选举单位由公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另一院可称为参议院，相当于上议院，各省名额一样，亦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两院各有分工，彼此相互制约。国民议会的议员人数以500—600人为宜；参议院的议员人数以100—150人为宜。两院议员均为职业化，不得兼任它职。

立法机构的主要职权是立法、决定财政和税收以及监督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立法就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决定财政和税收是指由议会审议、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拨款法案和税收法案。监督与制衡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方式很多：（1）通过立法权来制约行政与司法；（2）通过财政权来制约政府，议会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某项政策，可以否决拨款案或预算案；（3）行使质询权，对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及官员的公职行为进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4）拥有弹劾权，当总统、副总统、法院法官和所有文职官员违法犯罪时，议会有弹劾权；（5）掌握调查权，议会有权对各级官员的守法情况进行调查取证；（6）享有人事批准权，凡是法律规定须由议会审查批准的公职（包括法官和检察官），都必须征得议会的同意；（7）批准条约权；（8）宣战权；（9）决定实行紧急状态或戒严；（10）决定设立特别法庭；等等。立法机构的组成和权限须由宪法明文规定。

行政机构：

宪政民主中国的行政机构主要由总统办事机构、内阁级各部和各独立的委员会、局、署所组成，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与公共管理。由于现代国家的各类事务总的来说呈现出越来越繁杂的趋势，所以国家的行政事务越来越繁重和复杂，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呈现扩大之势，举凡内政、经济、外交、国防、安全、教育、科技、文化、通讯、交通、卫生、体育、环保、建筑、就业、社会保障等等，都要由行政机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府部门）统筹安排、组织施行、周密管理。行政机构通过征税拿了公民的钱，就要为纳税人提供尽可能周到细致和令人满意的服务，否则就是失职。行政机构要依法行政，不得违法乱纪，更不得滥用职权、渎职和与民争利；要接受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监督与约束。同时，行政机构也有权制约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行政对立法的制衡主要是对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行政对司法的制衡主要表现为总统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上。

司法机构：

司法机构在宪政民主政体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它是拱卫法治原则和保证法律实施的主要防线。这个防线一旦被突破，宪政民主政体也将难以生存。司法机构的基本职责就是捍卫宪法，严格执行法律，确保司法公正。司法机构本身也要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制约。为了使司法机构能够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就必须确保司法独立，这一点在民主国家是通例。如德国“基本法”规定：“司法权赋予法官；它由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本基本法所规定的各种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行使之”。“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法律”，“法官不得听从联邦法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以及州有关机构的指示”。司法机构对立法和行政的制约主要是通过违宪审查（又称“司法审查”）制实施的，由宪法授权的司法机构对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制定的行政命令进行审查，并裁决其是否违反宪法。（关于西方主要国家的权力制衡可参见孙丙珠主编《西方宪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违宪审查：

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存续，一定要有违宪审查制度的保障。美国当代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司法审查成了宪政制度的一项既定特征”。(《宪政.民主.对外事务》三联书店1996年版P115)印度最高法院高级律师索利.J.索拉布吉认为：“如果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容易接近、能实施这些权利的司法机关，那么，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词丽句”。(《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P135)违宪审查是指由特定的司法机关或具有司法性质的国家机关（如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宪法委员会）履行对一切法律文件与政府、社团、公民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进行权威性的审查。它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审查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而宪法规范的特点之一是原则性。它往往需要由普通法加以具体化。如果普通法背离了宪法的原则精神，而又让它发生法律效力，就会损害宪法的权威，妨碍宪法的贯彻施行。所以，审查法律及法律性文件是否合乎宪法，便成为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第二，审查全体公民、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各政党组织的行为是否合宪。宪法规范的另一特点是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体公民和一切社会组织的基本的行为准则。如果在立宪国家中发生了背离这个准则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出自个人还是出自政府、社会组织，都会损害宪法的权威、妨碍宪法的贯彻施行。因此，审查全体公民和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宪性，也是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

从国家强制性的角度认识宪法的法律，就很容易明白：宪法可以而且必须由一个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如同法律也必须由国家机关――法院适用一样，宪法作为法律也必须由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适当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运用宪法审查立法和行政活动，进行合宪性判断的过程，就是适用宪法的过程，其目的在于监督宪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因此，宪法适用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司法审查制度。这里所谓“适当的国家机关”，是指适用宪法的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必须相对独立，作出的裁决必须是公正的、有效的，也就是说应具有司法性质。宪法是否由相对独立、公正的国家机关加以适用，是衡量宪法是否具有法律性（估且不论它是最高级的法律）的主要标准。从各个立宪国家的实践上看，以美国为典型的一类国家是采用普通法院裁决宪法争讼的模式。据不完全统计，在120多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准宪政民主国家中，有60多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是以宪法法院专门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推广。世界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专门监督宪法实施、履行违宪审查职权的宪法法院。法国创立的宪法委员会模式也颇具特色，同样有效地履行了违宪审查的职能。不管这几种模式有多大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宪法作为法律，在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都得到了具有司法性质的国家机关的适用。

为什么要由独立的具有司法性质的国家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履行违宪审查职能，而不是由立法机关或行政执法机关来履行同样的职能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历史选择的结果；实质上具有深刻的内在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如果由立法机关或者隶属于立法机关的机构承当违宪审查职能，就成为自己监督自己，实际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立法方面的违宪审查就难以落实。如果由行政机关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行政机关的违宪行为将很难得到有效地审查和纠正。由此可见，违宪审查只能由具有司法性质的国家机关来承当；换句话说，违宪审查只能是司法审查。同理，宪政民主国家只有确立以司法审查为保障的原则，并且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建立适合本国实际的违宪审查机构和违宪审查程序，开展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护宪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才能确保宪法的最高权威，才能使人权和人的自由得到切实保障。

我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作为履行违宪审查职权的专门机构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一可以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权威性；二能保证违宪审查机关的独立性；三能实现专业化；四能有效地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不受侵犯；五能提高违宪审查的效率和质量；六能捍卫宪政民主政体和宪法秩序不被破坏。

四、国家结构：从单一制逐步过渡到联邦制

国家结构即国家的组成方式。它决定着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现代国家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国家结构类型。复合制主要包括联邦制和邦联制。单一制国家以普通行政单位或自治单位划分其内部组成，其主要特点是：（1）全国只有一个宪法，一个中央机关体系；（2）各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均受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权力；（3）不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达到何种程度，地方的权力均由中央以法律文件规定或改变，地方权力缺乏宪法保障。而联邦制国家是以成员国（有的国家称“州”或“邦”）形式划分其内部组成，其主要特点是：（1）联邦和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中央机关体系（也就是说联邦制是一种双层体制）；（2）联邦公民同时也是成员国公民；（3）联邦权力依照联邦宪法在全国行使，但联邦和成员国之间的权限划分亦由宪法规定，联邦无权任意改变。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1911年以前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912年3月8日，制宪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后经历了袁世凯专权、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几个时期，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中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颁布过1954宪法、1975宪法、1978宪法和1982宪法，都规定中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全国设立一个中央机关体系，实行统一政令。自1978年以来，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施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一，为解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的统一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办法，并经过1982宪法的确认；之后全国人大于1990年、1993年相继颁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主权回归中国以后“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合作关系，并签订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定。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保持财政独立，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政府。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政府还享有货币发行权，可以自主发行货币，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1999年回归祖国，上述两个《基本法》均已生效。使得香港和澳门在某些方面享有权限（如终审权、不向中央政府纳税、自主发行货币和外交方面的权限）比某些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国还要大。其二，中国大陆近二十多年来实行分权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一方面使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很大释放，国民经济随之取得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从经济层面到地域层面及至政治层面都开始出现“联邦化”的趋向，地方对扩大自主权的渴求日益强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谈判机制和博弈局面业已形成。其三，台湾和西藏、新疆、内蒙问题日趋突显。台湾政界与民间人士大多数不接受“一国两制”模式，两岸关系不断出现一触即发的危险情势；西藏、新疆、内蒙不断出现要求独立的运动，给中央政府带来很大麻烦；西藏宗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多次提出用联邦制解决中国和西藏的关系问题，并要求在西藏也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他的上述主张在国际上赢得了不少同情。其四，愈来愈多的海内外华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各界人士主张用建立联邦制的方法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和民族和平共处问题。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的国家结构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革。

宪政民主政体是一种奉行和平主义、富于改革精神的政体，它主张用和平的、人道的、民主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当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国家变化的形势甚至阻碍国家发展时，联邦制自然就成为宪政中国的替代性选择。因为联邦制可以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海峡两岸关系和西藏、新疆、内蒙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富有弹性的制度架构。而且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共和国（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大都实行联邦制。所以，笔者主张在建构中国的宪政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在国家结构上，可以考虑逐步从单一制转为联邦制。当然，我国的国家结构如改为联邦制，也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怎样合理地划分联邦与成员邦的权限？联邦与成员邦的国家机构如何设置？联邦与成员邦的法律体系如何建立？联邦内部的经济合作与统一市场怎样发展？怎样建立有效行政？联邦与成员邦的安全怎样保障？怎样确定联邦与成员邦的行政区划？怎样缩小成员邦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怎样消解联邦内部的离散性与分离化倾向？等等。但是不用担心，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都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从实践上来说，国际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从理论上来说，海内外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进行了长期周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建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并草拟了《联邦中国宪法草案》。著名政治学家严家其先生于1992年就发表了《联邦中国构想》一书，对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必要性、联邦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港台问题、西藏问题和走向联邦中国的道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论述。笔者也曾在1996年写过《中国国家结构：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一文，对我国国家结构的现状、改革思路和建构联邦制的若干主要问题（立宪原则、权力划分、国空机构、法律体系、财政制度、安全体系、国际关系与外交、统一市场、成员邦的设立、行政区划）作了一定研究，提出了一些初步构想。

我相信：在建立了宪政民主政体的基础上，只要充分集中有关各方的政治智慧，以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就一定能找到避免战争、为各方所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和联邦制的中国终将会以雄健的身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