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7期目录
2011年12月16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来稿请寄：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6期
（2011年 12月16日出刊）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维稳”杀人：从钱云会到薜锦波！！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
本刊声明一
“人权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零八宪章论坛”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声明二
释放刘晓波，停止一切人权迫害！
——写在“世界人权日”的庄严声明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声明三
关于薛锦波死亡事件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首发
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年终好歹探底回升
——简评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
作者：
秦永敏
《零八宪章》的纯理论价值：民间新思维超越性提升
——纪念《零八宪章》三周年
作者：綦彦臣
欧阳小戎：致宪章联署人的一封信
——以此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三周年
刘逸明：乌坎村成检验汪洋政治派别的试金石
《零八宪章》三周年
张祖桦：从宪章共识到宪章运动
波斯小昭：大哭一场，签上我名!
赵常青：《零八宪章》：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旗帜！！
——纪念《零八宪章》颁布三周年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三周年
刘沙沙：让大家慢慢习惯
吴义龙：我没有敌人
——写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暨世界人权日之际
杨建利：刘晓波是一面关不住的旗帜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公告天下
“维权网”：纪念“国际人权日” 关注人权捍卫者
王荔蕻、刘沙沙共同荣获第二届“中国良心奖”
2011年度“中国良心奖”颁奖词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国际人权日声明
胡佳呼吁关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
执政党观察
央视新头上任 “喉舌”语录火爆微博
官员“带病复出”引社会舆论强烈质疑批评
人民日报论宜黄官员复出：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
学者：被问责官员几乎100%复出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ews.sohu.com/20111214/n328919985.shtml)
新华社：“同一个城市，同一种待遇”
祝振强：118万颗裸官〝定时炸弹〞需不需引爆
选举观察
姚立法：中国政法大学组织非法选举是谁的耻辱？
山大孙文广教授竞选，家被抄房子被收
丁咚：作为选民，很羡慕台湾同胞
魏欢欢：党领导下的民主——北京选举观察
人权观察
胡石根等人风雪天为访民送棉衣
世界人权日，广州青年走上街头宣传人权知识
政治异议人士黄金秋（清水君）获释出狱
《贵州人权研讨会》被定性为“非法社团组织”
李昕艾：王荔蕻：一个公民的呐喊与行动
精彩时评
笑蜀：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
李承鹏：偈语
古川：中国外交部为何变为“援交部”
何兵：他们走在微博上
面对攻击，《南方周末》在坚持
持“大国观”的吴建民先生遭遇网友狙击冤不冤
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了吗？
信力建：“爱国贼”和“卖国贼”，究竟谁“贼”？
宪章论坛
徐昕贺卫方：关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对话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绑架
野 火：党权大于国威的虚弱政府
张辉：从公民到现代公民
徐友渔：谁反对启蒙，为什么需要启蒙？
好书连载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五章：注重政治策略》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六）
卷首语
“维稳”杀人：从钱云会到薜锦波！！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发生了寨桥村村长钱云会蹊跷死亡的事件，官方的说辞是:钱云会的死亡系一起正常的“交通事故”，但根据围绕“事故”而发生的种种疑点，以及相关维权背景，更多的网友相信这是一起有地方贪腐官僚参与的利益集团谋杀。
一年后的2011年12月9日，广东陆丰乌坎村庄烈宏、薜锦波、曾昭亮等五名维权代表被陆丰地方当局逮捕，三天后，便传出了薜锦波的死讯，官方的说辞是薜锦波系“心源性猝死”，但是根据看过尸体的死者家属对《东方日报》的控诉——死者尸身遍布伤痕，颈有勒痕，拇指被屈断，两颊瘀肿，腰身被践踏，再联系导致死者被捕的“9.21”维权背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薜锦波死于一场地方利益集团的报复性虐杀。
从钱云会到薜锦波，两个年尾的两条命案，尽管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不一样，但死亡背景却是惊人的一致。钱云会系民选村长，自2005年以来，就因为被占耕地补偿费用不到位而带领村民累年上访幷因此3次被地方当局拘留关押，钱云会曾在天涯论坛实名呼吁说：“如此强取豪夺，一手遮天的作为，是官还是贼？试问一个以农耕为生的村子，会自愿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出手转让，不拿分毫？”“为了解决寨桥村的土地问题，我钱云会和众村民为了讨个说法，奔波数载，却一直未被妥善处理，迫于无奈之下，只能上网公开事实，让更多的人了解此事，也希望人民的权益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而乌坎村薜锦波等五位被捕村民代表同样是为了维护乌坎村民被掠夺的合法权益。据报道乌坎村数十年来处于中共党支部书记薜昌团伙的专制淫威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薜昌团伙背着村民先后出卖了6000多亩村民土地，但村民们却见不到丝毫卖地收入，这才导致“9.21”数千村民捣烂村委会、掀翻警车的事情发生。之后，由村民民主投票产生了“乌坎村临时代表大会理事会”及“妇女代表联合会”两个村民自治组织。为了收回土地权益，抗议村霸薜昌团伙的专权腐败，薜锦波等维权骨干于11月21日还组织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打倒贪官”、“惩治腐败”的数千人大游行，第一次将中国乡村农民的维权活动提到“讲人权”、“反腐败”的高度。
但是，无论是钱云会的维权，还是薜锦波的维权都极大的触犯了地方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乐清电厂征用寨桥村的146公顷农地，按当时的市场价折合人民币至少有数亿元，但地方官僚们却只准备给村民们补偿一个小小的零头，这才引起村民的不满和钱云会的不断上访，这种上访自然影响到地方官僚们已经到嘴的肥肉，甚至会因上访牵扯出一长串的腐败犯罪问题，正是在此情况下，才会出现载重汽车碾过钱云会身体的惨剧。而乌坎村薜锦波们的维权也同样牵扯到巨额经济利益，6000亩村民土地的市场价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都到哪去了，村民们没有拿到一分，自然是流到薜昌团伙以及为薜昌团伙遮丑撑腰的上级党政官僚的腰包中去了——不用怀疑,薛锦波们的维权引动自然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弄不好，同样会揪出一长串腐败犯罪分子，这也必然招致地方官僚们的嫉恨和镇压。
但这还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所作出的分析。更重要的是维权上访——尤其是群体性上访直接触犯了中共维稳体制，不仅触犯了中共核心政治利益，也触犯了地方官僚们的核心政治利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最高指示”下，维权领袖不是被逮捕关押，便是送到精神病院，要不干脆想办法弄死——正如钱云会、薜锦波所遭遇的那样……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是通过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权而获得的。“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政权以当然的“老子天下第一”自居，从来没有通过真正的人民选票来建立自己的执政官僚体系，就如薜昌一口气在乌坎村“执政”了四十一年一样，共产党也在大陆一口气统治了六十多年。因为拒绝民主选举，这样的政权自然缺少执政合法性，缺少巩固的民心基础，尤其是当自己的执政能力因为多种错误而遭到人民的唾弃和抗议时，执政党便会祭出国家暴力，通过大棒、机枪甚至坦克的武装镇压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震惊世界的8964大屠杀便是这种强权逻辑的罪恶证明。
更严重的是，“64”大屠杀之后，执政党竟把“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氏谬论当作新时代的“最高指示”而贯穿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在整个九十年代，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任何批评与异议都一律“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前进步伐。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党主导的改革渐渐扭曲变形为一场与民争利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才导致民众自发的维权运动蓬勃而起，群体性事件四处开花，进京访民络绎不绝，官僚的压迫与人民的维权反抗正演变成为激荡中国大地的主旋律。为了维护官僚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执政党中央决策集团才搞出了一个严防死堵的维稳体制，要求各级官僚将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当作最高政治任务来抓，将越级上访事件看作是地方不稳的头等指标，幷将之与主政官员的政绩挂钩。正是在这样的中央吏治驱使下，各地方官僚才会严厉打击“越级上访”，围追堵截进京访民，处以劳教、逮捕的访民成千累万。这既是钱云会几次三番被捕入狱的背景，也是乌坎村民维权抗议遭遇报复性镇压的核心背景，还是钱云会、薜锦波被残酷虐杀的维稳制度背景。
但是，由于维稳体制只是一味的高压，它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公正、两极分化及人民主权问题，不仅不能解决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它还从相反的方向加速现政权的腐败和溃烂。各级官僚权贵的贪得无厌、利欲熏心，执政党寡头集团的鼠目寸光、集体无为使得权贵阶级还在继续进行对人民财富的瓜分、掠夺和抢劫。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官僚们的前途将是非常危险的。不要认为钱云会死了，人民就可以放弃权利，薜锦波死了，人民就宣布投降了。不，那是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钱云会的死，让更多的人民看到执政党的狰狞本质！薜锦波的死，让更多的人民看到维稳体制的凶残！
《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死亡不是解决办法，任何威胁人民的强权和暴政最终都会被人民踩在脚下。不仅法西斯纳粹党、苏联共产党、红色高棉受到人民的唾弃，就是北非中东伊斯兰地区的独裁专制力量也同样遭到人民的正义颠覆。中国人民虽然经历了六四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悲剧，唐福珍、薜锦波、钱云会、钱明奇这样的国家公民也一个接一个地在维稳高压下悲惨的死去，但，稍有眼光的人都会发现，2012年的人民维权运动会在更深、更广、更大的范围推展、进行。
我们认为，解决维稳困境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实行民主”！——民主，只有民主，才是解决执政党囚徒困境的唯一出路。现在进行政治改革，实行《零八宪章》所主张的宪政民主还来得及，还能比较体面、光荣地“退休”，若要一味维稳到底，若要逼迫更多的人民像钱云会、薜锦波那样不断的死去，未来留给执政党和专制独裁统治者的恐怕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6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本刊特评
“人权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零八宪章论坛”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2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叙利亚问题特别会议，以37票赞成、4票反对（中国、厄瓜多尔、俄罗斯、古巴）、6票弃权通过了一项有关谴责叙利亚当局的决议。决议对叙利亚政府大规模、有组织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给予了强烈谴责，幷敦促叙利亚政府停止一切侵犯人权的恶行，释放被捕人士，接受国际监督。”中国“零八宪章论坛”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这项决议表示高度的欢迎和支持！
我们认为人权保障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政治。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服务于人民的工具，保障人权不仅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责任，而且也是一个政府和国家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当一个政府偏离了“人权保障”这一最大的公共政治方向，当一个政府为维护一小撮专制集团的利益不惜对本国抗议民众制造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以包括武力手段在内的方式来进行干预——直到人权灾难的停止，直到侵犯人权的政府归正或解散！
2010年春天以来叙利亚阿萨德.巴沙尔政府正是这样一个偏离人权保障底线、以国家暴力制造大规模人权灾难的政府。面对人民的和平抗议，巴沙尔专制主义集团不仅使用警察力量进行暴力镇压，而且出动军队，使用机枪、装甲车和坦克等重型武器大规模屠杀本国人民，甚至命令政府坦克向平民区开火；更有甚者，叙利亚政府军竟然闯入学校屠杀一些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相关报告称，从三月份至今，因政府暴力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300多名儿童。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抗议人群被打伤和逮捕关押，甚至有诸多反对派人士被政府绑架“失踪”。
“零八宪章论坛”对叙利亚专制政府的上述累累暴行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宪章论坛”认为，叙利亚人民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努力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普遍正义法则，而叙利亚巴沙尔集团的暴行早已表明这个政府已经走向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对立面，走向了叙利亚人民的对立面。制止巴沙尔政府暴行、保障叙利亚人民的基本人权已经成为摆在全世界民主政府和正义人民面前的神圣责任！国际民主力量应当义无反顾地向叙利亚人民伸出道义的双手！因此，“零八宪章论坛”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谴责（叙利亚政府）决议表示由衷的欢迎，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民主力量和正义力量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叙利亚暴政，解放处于巴沙尔专制集团压迫下的2000多万叙利亚人民！
我们注意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谴责决议上，中国政府的代表投了反对票——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宪章论坛”认为，这不仅是对叙利亚人权灾难的无视和蔑视，而且是对同样渴望正义、同样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辱！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认清世界潮流——不仅不要与反人权、反民主的国际“一小撮”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而且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人权问题，意识到“人权问题”同样是今日中国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尽早启动政治改革，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团结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共同建设一个人权至上、民主宪政的中国，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3
释放刘晓波，停止一切人权迫害！
——写在“世界人权日”的庄严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2011年的12月10日，又一个“世界人权日”来到了！
1948年的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零票反对的光荣记录通过了著名的《世界人权宣言》。《宣言》正确的指出了对人类尊严和平等人权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人有权享有言论、结社、思想和良心的自由；《宣言》同时规定：人人享有不受非法逮捕和酷刑迫害的权利。
1950年，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联合国大会决定每年的12月10日为“世界人权日”——今年是全人类的第61个人权日！
在这美丽庄严的日子，中国“零八宪章论坛”谨向一切推动人类人权进步事业的各国先驱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永远的缅怀！
我们注意到，六十多年来，世界民主人权事业取得了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巨大进步——不仅欧美民主国家早已实现了人权保护，不仅苏联东欧国家基本实现了人权保护，而且北非中东国家也在努力追赶人类文明的脚步——“茉莉花革命”使得伊斯兰地区次第拉开了当代人权抗争和人权保护的序幕！也因此，在这神圣庄严的“世界人权日”，中国“零八宪章论坛”谨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光荣属一切为人类尊严和权利而奋斗的人们！
中国人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的国家公民也需要同样的人权保护，需要同样的人类权利和尊严！
但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和社会史，就是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尊严受到种种限制、破坏、侵犯和伤害的历史。不仅反右、文革、六四屠杀制造了大规模的人权灾难，而且执政党和执政府对法轮功同胞的迫害、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迫害、对上访人士、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打击和迫害都创造了全世界人权侵犯的最高记录——高智晟、廖亦武及诸多法轮功同胞有关人权迫害的翔实揭露便是对当代中国人权状况的最有力控诉！
不幸的是，这种人权迫害状况仍在继续。不仅劳教所、劳改营及遍布各地的监狱仍然关押着各类民主维权人士，而且强迫传唤、秘密失踪以及被送往“黑监狱”乃至于精神病院的人权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在高压维稳体制下，中国执政党和执政府俨然成为反民主、反人权的全球性“领袖”和“世界冠军”！
更有甚者，执政党不顾全世界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的抗议，不顾全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仍然将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幷荣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关押在深牢大狱中，为耻辱多多的执政党历史书写着更多的耻辱，幷以自身的耻辱记录来玷污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以自身的耻辱“创造”来玷污文明人类的历史——“零八宪章论坛”不仅对此表示抗议，而且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不仅对此表示谴责，而且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
我们认为，民主，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人权，是引领文明人类的最光辉旗帜！
我们还认为，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必将赢得中国的2010年代，幷将赢得中华民族的未来！
也因此，中国的人权悲剧该结束了！
在这美丽庄严的“世界人权日”，《宪章论坛》强烈要求：
一，立即释放刘晓波，归还他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幷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二，立即释放高智晟、刘贤斌、陈卫、王荔蕻、谭作人、朱虞夫等一切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归还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幷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三，立即停止对陈光诚、艾未未、姚立法等良心人士的人权侵犯，归还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幷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四，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同胞、对家庭教会人士的非法打压和人权侵犯，保护国家公民的信仰自由，幷对受伤害同胞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五，立即停止对上访人士和维权人士的人权迫害和打压，归还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幷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六，落实《零八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理念和相关人权规定，启动政改，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团结朝野各界力量建设民主、法治与宪政的新国家，共同为中华民族书写一部灿烂而又光荣的未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0
《零八宪章》论坛：关于薛锦波死亡事件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据报道，12月9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庄烈宏、薛锦波、曾昭亮、张建城、洪锐潮等5人因为带头组织村民维护合法权益而被陆丰地方当局抓捕，12月11日，当地官方通报说：曾参与“9.21”群体性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薛锦波在羁押期间突然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综合相关媒体报道——
长期以来，乌坎村村民的正当权益受到以中共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为代表的“红恶势力”的无限压榨和盘剥。自薛昌1970年担任该村中共支部书记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乌坎村没有举行过真正的村民选举。尤其，自九十年代初以来，薛昌等人背着村民出卖了大片村民土地，数千亩土地出让金被薛昌团伙蚕食鲸吞。不仅如此，村霸薛昌还豢养着一批流氓打手对弱势村民进行威逼殴打——就如华西村已经异化为吴仁宝帝国一样，乌坎村也已经异化为薛昌王国！
为了讨回被鲸吞的合法权益，数年前，村民庄烈宏等人便开始逐级上访。但少数村民的上访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到今年7、8月份，薛昌又将部分土地偷偷摸摸的出让给大地产商（碧桂园）。正是在此忍无可忍的大背景下，今年9月21日，乌坎村民集体出动捣烂了薛昌村委会，幷在9月24日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临时代表大会理事会”，此后不久，民主选举产生的“妇女代表联合会”也在该村宣告成立。
但乌坎村的自发民主选举幷没有得到陆丰官方的承认，相反，他们指责这种选举是非法的，而村霸薛昌在官方撑腰下，在今年9月下旬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再次弄虚作假，以自造的“85%得票率” 再次当选人大代表。薛昌的选举舞弊、专横霸道再次引起广大村民的严重不满。11月21日，4000多乌坎村民整齐列队，手执“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打倒贪官”、“惩治腐败”等标语，前往陆丰市政府广场游行请愿，要求陆丰地方政府解决乌坎村的长期腐败问题和土地问题。
乌坎村民的和平请愿壮举极大地触动了中共维稳体制，地方官僚于12月9日开始进行“秋后算账”，抓捕了带头上访维权的薛锦波、曾昭亮等5人，幷在3天之内，就让薛锦波“猝死”于官僚衙门……！
尽管官方报道说，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排除其他原因，但另有报道说，死者薛锦波死前身体一向健康，看过薛锦波遗体的村民发现薛锦波的“指甲被抽出来，骨头断了好几根”、“嘴巴被打烂、牙齿都被打没了”……
根据以上信息，“零八宪章论坛”认为，薛锦波的死亡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红色谋杀”，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维稳谋杀”。也因此，我们向中共陆丰地方当局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向中共广东地方当局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与此同时，我们也向死抱维稳体制的执政党中央表示同样的抗议和谴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以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高规定，“宪章论坛”就此恶性维稳事件严肃声明如下：
一，迅速成立中央特别调查小组，调查薛锦波死亡真相；
二，依法追究伤害薛锦波致死的凶手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成立善后委员会，由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出面慰问死者家属幷给予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四，立即释放被抓捕的乌坎村民维权代表庄烈宏、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等人，幷致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五，承认乌坎村民民选两个自治组织（“乌坎村临时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妇女代表联合会”）的合法性，幷支持他们开展相关工作；
六，立即开展乌坎村往届村委会以及薛昌团伙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收回非法出卖的土地，归还乌坎村村民被掠夺的合法权益。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3
本刊首发
编者按：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9月20日，本刊面向海内外广大读者、面向全社会发出了征文公告（公告附后）.非常高兴的是《公告》发出后，已经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幷有部分人士开始陆续向本刊投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关注《零八宪章》月刊，欢迎您的投稿幷希望得到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因为您的垂注和参与，不仅我们的月刊会越办越好，而且，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也将增添新的力量和希望！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12-16
本期我们选编了秦永敏、綦彦臣、欧阳小戎、刘逸明等四位人士的文章以飨读者，请阅读：
编者按：
2011年的中国无疑是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一年，从年初对茉莉花革命活动的打压，到年底的陈光诚事件、艾未未事件乃至于发生在广东乌坎的薛锦波非正常死亡事件都能说明人权状况的严重倒退。那么中国的人权状况为什么会倒退？有哪些具体恶化的表现，明年的人权状况走势如何？请看著名民主人士——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先生的长文分析——
秦永敏: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年终好歹探底回升
——简评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
昨夜，美国之音记者陆扬来电话，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叫我这个中国人权观察主席谈谈看法，我这才惭愧的想到，自己真像刚会驾辕的牛马——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
恰好在此期间，我已经从汉阳监狱被绑架出来一年了——我是于2010年11月29日被其副监狱长赵江利下令让几十个武警、特警抢走近两千万字的文稿后抬上武汉公安派去的警车强行抓出（！）汉阳监狱的。
一年来，自己虽几乎不出家门，却因为写文章发人权信息，又被抓捕了十余次，还被绑架和非法拘禁一次（五天），无理行政拘留三次（每次十天）。
不管怎么说，一年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演进和我个人的亲历是息息相关的，我自己在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的同时，深深感受了整个中国在这一年中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现实——也应承认，到岁末年终之时好歹开始“探底回升”。
一 今年人权恶化的特殊背景
在述评这一年的人权状况时，首先，我要指出，自从毛泽东作古、国家走出文革造成的回归野蛮时代的历史大倒退误区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总体上是在缓慢进步的，虽说每进一步往往也要退个大半步。从最近来说，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就处于持续倒退的状况。也正因此，我出狱后几十年的老人权活动同道李海就告诉我“你出来得真不巧，现在是控制得最严的时候”，但是他却没有料到，随后当局的人权政策会更加严重的倒退，以致连他本人也在这种倒退中被无端抓去一个多月幷受到非法虐待。
决定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变化的因素，除了一般的历史演进和近年的背景情况外，还有几个重要的特殊因素：
第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魁首还差一年就要大换班。就是民主国家，总统要下台之前一两年也被称为“跛鸭”，中国则还在沿袭帝制时代的历史规律——统治者更替之前夕，即使弊政重重也绝不改正。这样，以“维稳压倒一切”——包括压倒法律、压到正义、自然也压倒人权——为特色的2011年，出现各种骇人听闻的人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是世界上最为专制保守的政治板块中东——阿拉伯国家爆发了民主革命浪潮，为此海外一些异议人士在网上发起了“茉莉花”运动，由于对世界民主潮流的天然畏惧，加上二十几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尚令其心有余悸，当局立刻做出了极为强烈的过敏反应。
第三是今年为中国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之年，虽然当局早已从法律上被迫承认中国公民有直接选举区县级人民代表的权利，但出于对丧失独裁权利的恐惧，在上述背景下，对这个民主的滩头阵地当局的表现也和从前判然有别，表现出了对其1998年就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极大漠视。
二 今年人权恶化的几个表现
首先，今年人权恶化的最主要表现是当局置自己指定的宪法和法律于不顾，大面积的违法抓捕人权活跃人士。
人权人士，特别是人权律师的处境，是当代世界一切国家人权状况的基本指标，固然，他们的人权有保障幷不能说明整体人权状况的改进，但是，一旦他们的人权状况恶化，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则必然极其严峻。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权人士尤其是人权律师基本人权不保，那么任何公民的人权受到再严重的侵害也都没有人来加以揭露了，例如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时代就是这么个情况。
从今年二月份海外异议人士在网上发起“茉莉花”运动开始，不知所措的当局立即开始大量无理抓捕著名的维权人士，如范亚峰、李海、刘德军、艾未未，尤其是维权律师，如江天勇、滕彪、唐吉田、金光鸿、杨再新等等，幷且完全不顾当今中国的法律，连最基本的法律程序也不遵守，常常直截了当的告诉当事人，这次抓捕是不必遵守任何法律规定的，不仅对他们进行可怕的人身残害——带黑头套、直接殴打、闷气、长时间罚站罚坐，而且威胁他们可以对他们以私刑处死幷且不让外界知道。经过几十天极为恐怖的迫害认为已经令他们胆寒使他们屈服了之后，又要求他们做出不得向外界揭露真相的书面承诺后才将他们释放。
其次，今年人权恶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也和当局置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于不顾有关，那就是全面打压民众依法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
由于当局完全关闭了在中共18大之前进行政改、甚至完全杜绝了放松社会政治自由度的可能，按照不进则退的规律，今年的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中各级政权自然选择了比从前更加严酷的对策。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曾经当选人民代表，幷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参选的独立候选人、湖北潜江的姚立法，早在今年六月份就被地方当局无理的控制起来，每天几十个人开着车把他押着在各地乱走，当他深夜跳楼逃出虎口之后又在全国对他进行大搜捕幷从北京带回，带回后继续非法全日拘禁，不仅不给他看伤，而且长期饿饭，大热天不让洗澡不让换衣，折磨得他差点重病死去（急性胰腺炎），这才送回家两天，见情况有所好转，就又开始“走读”，每天早上七点接走，夜里十点才送回，以防他对全国选举进行指导，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姚立法还是一有条件（深夜回来后）就坚持开展指导全国区县级选举的工作。
今年区县级选举中，就民间而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现象，那就是大量公民尤其是妇女组团参加选举，仅在北京就出现了两个公民参选团，当局对此自然恐惧万分，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全违反中国当前法律的措施。例如，将北京第一公民参选团成员野靖环、何德普等十人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在他们的助选日把他们控制在家里，将独立候选人吴丽红非法判处十五天行政拘留，甚至在十五天期满后又非法绑架到成都拘禁直到选举之后，在选举前故意让独立候选人拿不到推选表格，到选举日又设法不让参选人到现场，选举后还不依法公布选举情况，如此等等，总之是全程阻碍独立候选人依法参选。
不仅对公民组团参选不遗余力的加以打压，而且对几百个以个人名义单独参加选举的公民采取了同样地压制措施，即使是从前作为独立参选人当选了的公民如许志永、吴青等人今年也受到了公开打压。自从1980年公布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法以来，每次选举中总会有几个主客观情况特别好的独立参选人被侥幸选上，当局也乐得把他们当做花瓶以显示一下“民主”，但是，就像晚清末年满人为了维持少数民族统治居然开始减少汉人官员数量一样，今年北京独立参选人数高于往年许多倍，但是，由于当局为了维持现状，已经丝毫不顾及法律脸面，在动用一切合法和非法手段的情况下，结果居然没有让一个公开参选的独立参选人当选！
第三，陈光诚问题本来就令举世关注，今年以来发生的情况更是登峰造极。
陈光诚作为盲人律师为了维权被判四年半重刑已经是世界法律史上的旷古奇闻，中国法律史上的永恒耻辱，他出狱之后，当局居然举沂南县之警力，在整个山东甚至全国警方的协助下，全力封锁他的信息，绝对禁止任何人和他接触，把一波又一波自发前去探望他的中国公民甚至外国记者进行抢劫、殴打、驱逐出境。
巾帼女杰刘沙沙、妙觉法师、刘萍等人出于爱心一次次前往却一次次被殴打抢劫后赶走，李宇等男同胞在前去途中甚至被打的死去活来。
以八千万党员、几百万党军的执政集团，举国家机器之暴力，以每年至少五千万元以上的预算，去对付一个双目失明的维权公民，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战斗，真所谓“王者之师必出万全”，面对这种打压，陈光诚哪还有半点挣扎的余地？
然而，迷信“枪杆出政权即真理”的执政党忘记了当今世界是正义至上的世界，当今时代是人权至上的时代，以举国之力打压一个维权盲人，其实等于是在造神——制造新时代的伟人！
相反，如此不遗余力的侵犯一个盲人的人权，如此荒唐的侵犯全国公民和全世界有良知的人探望一个盲人维权律师的人身权、财产权、行动自由权，显然只能给当今世界的人权纪录提供一个中国式的垘本，充分说明今日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劣到了什么地步。
尤其要指出的是，组团去看望陈光诚的人很多都是自己有冤屈的访民，他们都有着和陈光诚异曲同工的被侵权经历，显然，陈光诚的人权状况绝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今日中国人权状况的具象和缩影。
第四，说到访民，无疑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现代国家法律至上，制定法律的原则是正义至上，当今时代人权就是正义，所以任何人的人权受到侵害，都可以通过法律讨回公道。
中国却行政权力至上，行政权力又是执政党的附庸。
这样，执政党官员通过行政权制造的大量问题，只能通过向更高一级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反映才可能得到解决。
如此一来，“上访”和越来越多的访民就被大量制造出来。虽然绝大多数人不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但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这样，对通过上访找到“青天大老爷”抱有幻想的“访民”群体也就以加速度的方式积累起来，每天每日总有几万到十几万聚集在北京，就全国来说，总人数恐怕数以千万计。
访民对最高当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高当局对访民则抱有无法释怀的恐惧，因为这些满怀不切实际的希冀和绝望的悲愤的访民从全国涌向北京后，只要有对当局而言非常重要的场合，都会大批大批的赶去，希望以惊人之举震动统治者，从而迫使地方当局解决自己的问题。
应该说明，大量访民齐聚北京对今日中国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文革结束时的1978年前后同样如此，但那时人们的要求从现在看来太可笑，无非是争取一纸平反证明，“劳民之易于为仁”，所以邓小平、胡耀邦搞了个“平反冤假错案”运动立刻使大量积累问题被化解。
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几乎每个上访者都涉及被地方当局、贪官污吏掠夺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金钱，像2007年征集了一万多访民共同上书中共17大的黑龙江的刘杰女士（为此被劳教两年）就是家庭农场被农管局抢劫招致近千万财产的损失，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最高当局给了她公正，地方当局不仅得让许多官员坐牢，而且得赔大量金钱，对当局来说，这么做不仅是自毁墙基，而且哪来那么多钱赔呢？
这样一来，上层要维稳，下层要维护即得利益，上下结合的结果，就是对这个制度造成的几千万访民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压。所以，当局的处境越艰难，对访民的打压就越残酷，由于本文开头指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今年对访民的打压也就登峰造极，北京的马家楼、久敬庄作为关押访民的黑监狱早已臭名昭著，而各地的驻京办把访民抓回去之后则要么关精神病院，要么送进“法制学习班”。
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本人接到过大量这方面的报告和投诉，例如江苏无锡把强拆户关进“法制学习班”以恐吓、饥饿、毒打来迫使其签订不公正协议，甚至按照电影《白毛女》的教唆把人打昏后强按手印的事也不时发生（详见《无锡地方政府强拆致大量人员死伤简报（4——1）》。
第五，尽管中国已经有了堪称体系化的法律，也有了看似公正庄严的各级法院，撇开法律本身存在大量不公正不合理的内容不论，就是对现有法律当局也是权充玩物，对自己有利就执行，对自己不利就不执行，甚至不惜翻过来执行，如前所述，就连律师也可以大量遭受非法抓捕关押，何况平民百姓！
这样，举国上下希望寻求司法公正的人一再被非法打压。
如前所提及的吴丽红案，就是因为受到派出所警察的非法侵犯而提出了行政诉讼，当局却久久不予开庭，直到已经要过期时，才因为吴丽红宣布参加人民代表选举而匆匆开庭，开庭的目的却不是还吴丽红以公道，而是找借口把她关进监狱以进行恐吓，不仅如此，甚至把为她做辩护人的两名街坊也和她一起处以了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在处理过程中，甚至无端用电棍把她击昏，致使吴丽红关进拘留所后几天几夜昏迷不醒，就这样还不算，到期后因为引起了民愤，为了避开示威群众，居然在到期的当天凌晨零点把她从拘留所绑架出去送往外地！
普天之下，哪有这样反向执法，无端把原告抓进牢房关押十五天到期后又绑架到外地去的？
当然，司法过程中更普遍的问题是公民依法提起诉讼，法院却拒不受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像往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受害人就一直被中国全国的法院拒之门外，至于强拆民房的受害人提起的诉讼被拒的情况就更加普遍。
正因此，上海的著名维权人士冯正虎毅然发起了“我要立案”的活动，幷受到了广泛的响应，然而，他本人却在11月底被失踪。
这些情况表明，今日中国司法体系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是多么严重。
第六，以言治罪问题仍然突出。
今年以来，又有不少公民遭受以言治罪的厄运。
杭州的朱虞夫今年夏天被当局抓捕，原因就是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意见看法，为此当地的公安局检察院一再对他提出“煽动颠覆”的指控，却均被法院驳回。问题是，11月法院驳回后，公安一直还没有释放朱虞夫，这样看来，他被当局劳教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
湖南新化的罗美华因为撰写《讨共檄文》于10月被捕，关押中，家人积极“活动”（应其要求暂不披露具体内容）半个月后，意外的获得释放，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他能免于治罪的原因，其实是该省负责人针对他的案情说了不应再以言治罪。
云南昆明的曹海波也在那段时间因为同样原因入狱，他的情况是第一在网上搞了一个振华会，第二在电脑中存了些自命共和党领导人以及相应的党徽之类的东西，此外，海外有人给他封了什么头衔，但他幷没有理会，他可能就没有罗美华那么幸运了，目前仍然不能排除会被判刑的可能。
第七，不给刘晓波家属探视权，反而对其妻子进行软禁
不管刘晓波为什么入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明文规定，犯人有会见亲属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不容非法剥夺。何况刘晓波只是因为言论和思想入狱，幷且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异议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不仅不保证其家人的探监会面权利，而且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软禁在家不准出门，也不准任何人探视，此种做法不仅完全非法，也毫无人性，充分表明了当局对自己指定的法律的藐视，和对新千年的人类共识——普世价值的敌视。
鉴于历史上法西斯德国和前苏联也没有做到这么严酷的程度，当今中国当局的此举显然使其倒行逆施的记录增加了一个绝对不光彩的标识。
第八，网络控制仍然依旧。
互联网的发明使人类真正被完全连接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不仅一切人可以即时交流，而且为联合国人权文献规定的不分国界传播和接受信息提供了最佳工具。然而，中国今天却仍然存在着将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隔绝起来的网络“柏林墙”。
不仅如此，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被治罪的现象也极为严重，以上提及的朱虞夫、罗美华、曹海波都是例子。
第九，为茉莉花抓捕关押大量公民。
这个问题相对复杂，问题的焦点，应该说是中国究竟应该让茉莉花飞成选票，还是让子弹飞成人头。可惜的是，当局再一次选择了会重蹈罗马尼亚、利比亚之类国家覆辙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海外有人在网上发起一个散步运动，就大量抓捕可疑对象，甚至将完全无辜的公民抓去长期拷问（如安徽蚌埠吴乐宝），这种中世纪的做法是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中国宪法“国家保障人权”的承诺背道而驰的。当然，在压制住了茉莉花散步运动之后当局逐渐脱敏，因而陆续将绝大部分被捕者释放了，这是应该肯定的。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人继续被关在牢里，例如湖北咸宁的高纯练（理由是把第一批散步城市从13个加到14个，加了一个贵阳），四川的陈卫（理由是转发了茉莉花消息），幷且准备对他们处以刑罚。
以上关于2011年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表现只是基于本人关注的方面，其他关于宗教等大量问题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以上提到的方面也是挂一漏万。
三 当前中国改善人权的焦点问题还是“起点”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陆扬问我，当前中国人权问题的焦点究竟是什么。
对此，我的浅见是老子说得对：“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
今日中国，就人权而论，一方面是百废待兴积重难返，一方面是世界上近千年积累起来的人权观念和权利体系一起涌进国门需要我们消化。再从社会生活现实来说，不可容忍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统统需要尽快解决，否则必将形成一个爆炸性局面，这倒不是只指政治方面，而是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说白了，由于市场经济时代所需要的观念体系和规则体系建立不起来，中国必然全面陷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丛林法则主宰的状态，其结果，在强权尚存的情况下，就一切以权力背景大小为转移，当强权崩溃以后，则一切由拳头大小来决定，由掌握的暴力工具多少来决定，也就是重蹈20世纪覆辙，在军阀混战中“枪杆子出政权”！
这类问题，通俗的说就是中国如何才能尽快进入一个商业文明时代的“讲理时代”。
商业文明的社会逻辑起点是“公平交易”，也就是大家都能作为自己和自己财物的主人和其他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易。正因此，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两条关于权利的立法就是（男子）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它们由尼德兰共和国法庭于1581年确立。正因为欧洲有这样两个权利作为基础，其权利体系才能循序渐进的牢固确立。反观以上列举的中国今年的重大人权问题，往往不是纯粹的私有财产权问题就是纯粹的言论问题，即使是看似与此关系不大的方面，其实也只有在私有财产权问题和言论自由权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上才可能迎刃而解。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淤吏必慢其经界。经界即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也就是说，只要产权公正明晰，社会就可以安定
因此，私有财产权问题的解决是一切问题能够解决的前提，而中国目前的物权法不包括土地，这就使乱拆民房谋取巨额土地差价成为全国贪官污吏的共同选择，反过来说，土地私有权也就成为安定中国社会的前提，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一条是可能在政治民主化之前就做到的。
当然，在今天，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权，没有言论自由权，就没有道理可讲，至少不可能充分的讲道理，只能在强权允许的范围内说话，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而且，在一党统治下，无论其多么开明，也不可能给人民以完全的言论自由权。
然而，从西方、从世界来说，历史早已证明，私有财产权是人权之根，正是由它派生出了全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但是，与此同时这一切也是靠运用言论自由权才能取得的。
没有言论自由权，民众“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一切只能任强权宰割，哪还可能争得其他权利？事实上，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言论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的价值是等同的，如果我不能以言论坚持我的私有财产权，我还能从事实上保住我的私有财产吗？当然言论自由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坚持对自己财产的主张，其实，几乎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是建立在言论自由权基础上的。正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有力性充分认识到它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本作用。
当然，这么说幷不是忽视其他公民权利和全部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而是要说明：只有确保言论自由权，其他权利才可能争取到，也才可能充分获得。
言论自由权在当今时代绝不仅仅是一个让人说话、能够说话的问题。
第一，对一切人，包括被判入狱的犯人，包括未被处决的死刑犯，都应该拥有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权（眼下我本人就因为“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被当局剥夺了言论自由权，这就是我回来一年被抓十几次，幷且关押四次35天的原因）。
第二，言论自由权就是和社会沟通的权利，因此客观上包括了出版权和新闻自由权以及运用一切媒体不分国界的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
第三，也包括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信念的权利，尤其是拥护和反对政府、特别是要求更换政府的权利，更不要说反对执政党、反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第四，还包括了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其他任何主张的权利。
第五，尚要专门指出，言论自由就是发表错误意见的权利，不能因为人家的意见被我个人或者集团或者政府认为是错误的就不能发表，错误的意见只能靠公平的行使言论自由权本身去存优汰劣。如此等等。
简言之，只有严格充分确立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整个人权保障体系才可能牢固的建立起来。
当然，面对几乎一切权利都受到严重侵犯的严酷现实，我们也绝不能忽视那些当务之急，在由于共产主义大实验耽误了中国人权建设一花甲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即不能无视打好基础——全力确保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也不能不根据形势的需要关注其他人权问题，加强其他方面的人权建设。
四 明年人权展望
应该说，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况，当局的许多弊政已经走到了尽头，由于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对他自己来说他往往也不合法了，然而，通观人类历史，“作法不自守”的政权总是难逃“多行不义必自毙”结局的，所以，这个政权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或者说面对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局面，非改弦更张绝不可能长久维持。
但是，明年是中共领导班子的换届之年，由于中国的政治列车仍然在王朝循环的历史固辙中空转，每到一代统治者的末日又总是特别僵化，这样，在换届之前，中共的政策是不会有变化的。
这就意味着“稳定压倒一切”，包括压倒正义、压倒法律、压倒人权的局面在明年基本上不会改变，更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这样，对中国人民来说，明年仍将是一个言者有罪的一年，仍将是一个动辄得咎的一年。
但由于中国离世界已经太远，统治者为了不落下太恶劣的声名，在能够维持局面的情况下也不愿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所以，如果国内外不发生大的变故，那么回暖势头还可能继续。
相反，如果发生了可能令当局感到恐惧的变故，那么人权状况继续倒退也绝不奇怪。
与此同时，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改革开放”为意识形态代用品的效用也已经发挥完毕。
所以，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完成，人权状况已经不再由当局单方面主宰。
换句话说，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可以博弈的时代，劳工已经在和资本家博弈，消费者已经在和商家博弈，民众已经在和政府博弈，反对派已经在和执政党博弈。
尽管由于规则不公正，这是不公平的博弈，但民间维权力量已经全面登上历史舞台。
而且，这不是一个单一性的力量，而是一个由多个阶级、多个集团、多种意识形态组成的复合体。
所以，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在回归自然，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由此形成的争取人权的合力，是政府和执政党所不可抗拒的。
正是这一事实，决定着中国明年的人权状况应该稳步回升。
从长远说，更决定了中国社会必将回归世界主流文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必将在全民的争取下迅速向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的水平提升。
2011.12.8于武汉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的纯理论价值：民间新思维超越性提升
作者：綦彦臣
纯民间的道统思考与思想体系的建立，一个可考察的逻辑起点是张祖桦先生的自印本[8]《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以下简称“路文本”）。依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论，我认为这个文本是《零八宪章》的雏形，或者说，《零八宪章》是这个文本的精炼与改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小引：世界性事件
《零八宪章》的公开发表及参与者的签署活动被称为政治运动，是恰如其分的。当局也以政治理由进行了打压，以至于“促成”了《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进而成为一个世界性政治大事件。
这里面，有两点全面更新了中国民间政治思维：
第一，“有政治目的”不是先天性的罪恶，相反，表明一项社会行动的政治目的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
第二，中国社会无法摆脱全球危机，全球危机长期化[1]带给中国的政治考题是——技术官僚统治体系如何结束[2]以及何时结束，它超乎执政党内部的派系利益也超乎传统的庙堂与江湖关系。
一、 历史镜像与体用逻辑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民间自由力量告别统治体系革命观念的标志，即传统革命的地下党性质不再具有必然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说，“零八宪章运动”不是地下运动，而是语言清晰、行动坚决的公开运动。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大量的历史镜像来类比，比如中国晚清时期从洋务到立宪的无奈选择，但是，更准确的是波兰历史上的“四年国会”（1788-1792）政治表现。
勉强的基础性的改革来得太晚，以至于波兰在1795年被彻底瓜分，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处于被瓜分边缘的危局。正是如此，“零八宪章运动”才是1840到1860之“二十年觉醒”湮灭后的一个历史逻辑复兴，尽管在绝大程度上它与民族主义无关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禀赋。
关于波兰“四年国会”历史，尚不能在本文中展开来谈。不过，它有三点可以清醒地提示今天人们：
其一，作为一个欧洲重大国际问题也即事件，无法改革的波兰遭到瓜分之历史事实曾被一些启蒙思想家所赞同，被认为是“理性的胜利”[3]；
其二，欧洲现代性进程作为今日全球化的一个逻辑先期版本，更进一步地给出人类政治思想变化的世界性观念，民族国家与人民福利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出一致性；
其三，任何一项重大的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放诸历史平面，它都有逻辑资源。
在看待“零八宪章运动”方面，同样如此。通括地说：中国被动地进入世界的现代性进程，1840年以来有过大量的宪政主义思想产生，如魏源与徐继畲等人对西方宪政的工具性复制的愿望；1860年后，由于与世界的差距太大，尤其全民知识质量之差，中国不得不将现代性这么一个大问题转化为现代化之技术层面的实现，最后自我谅解式地产生了“体用思想”。
体用思想有相当效果，从洋务成绩到中共建立强大国防，它都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当现代化满足了物质、器物、经济层面的需求之后，民族国家必然还要面对现代性问题。
二、 和平演变与道统新资源
现代性绝对不是人类思想的“捏造”，更不是哪个民族国家设计出来的阴谋。作为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也不是阴谋，它是一个中国政治话语意义上的“阳谋”。为了这个阳谋的实现，美国的设计者们公开了他们的判断指标，其中最软项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建立[4]。自由企业制度在苏联没有实现，相反，在极力防止和平演变的中国却出现了。虽然说，自由企业制度的出现仍然是统治体系之“体用思想”的一个逻辑结果，但是，腐败作为和平演变的期待项目却不是“体用思想”的可控结果。
腐败作为这个思想体系的副产品，是它自己为和平演变提供了另一个要件。正如抛弃传统革命的地下党意义一样，和平演变在民间自由力量的视角下，也是积极促进民族国家政治现代性的成本最节省的路径。中国从现代化往现代性转变，或者回应全球化之现代性本质，是一个革命性的剧变。知识分子作为力量主体，是这场剧变的最主要标志。由此，也产生出了一个道统问题。
道统，这个词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置于现代化往现代性的转变进程，有两点是无疑的：第一，它绝对不是儒家体系的士大夫情节，尽管存在两者某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而是选择经典的自由主义政治还是选择宽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可狭义为法兰克福学派思路）；第二，道统可以是一种社会担当（如资中筠先生所云[5]），也可以是一种个体道德领悟（如胡泳先生所云[6]）。
应当说，社会担当与个体道德领悟幷不是相割裂的，幷且，个体道德领悟是社会担当的基础。上指资文之表述也是基于个体曾经的思想与个性之迷失历史反思的结果。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公共影响力不如资中筠的人，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做出了有益的反省。比如，撰写“放卫星”第一条新闻的方徨先生对一份史料的回应时，表示“对稿件引起的社会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 [7]，云云。
三、 张祖桦样本：构建体系的努力
纯民间的道统思考与思想体系的建立，一个可考察的逻辑起点是张祖桦先生的自印本[8]《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以下简称“路文本”】。依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论，我认为这个文本是《零八宪章》的雏形，或者说，《零八宪章》是这个文本的精炼与改进。更为专业性的政治史工作还是留给后来的专业学者来做，本小节只扼要涉及两大政治学术问题，以与体用悖论、新道统两大基点形成映射关系：
首先，路文本注意到了1840至1860之间的自发宪政思想资源，尤其引用龚自珍对1840年之前的社会危机累积状况的反省，即所谓乾隆嘉庆两个统治分段时期，中国经济状况与社会道德水平呈现出低迷与崩亡的态势。因此，需要全面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历史逻辑是“自古及今，法无不改”。
洋务运动，也逻辑地被归入这一宪政要求的初期思想范畴。而后，依次简要分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共建政大系要点。换言之，历史镜像与改革逻辑互相映照，也由于这个勾画，使得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纯民间政治阅读的同时，得出体用思想是现代化而无现代性的重要结论。
其次，对中共建政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逻辑关系清晰给定，也即给宪政运动一个最直接的动态勾画。可以说，在路文本的理论逻辑之下，《零八宪章》的出现就是新道统的表现。
在路文本里面没有出现严格的道统表述，但是对知识分子的史记式“点名”实质上等于完成了其内核构建。同时，至徐文立民主党事件为止的简要描述幷不意味着民间自由力量政治诉求的终结，相反，正是以后的事件陆续出现直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恰恰是本文界定民间新思维的基本依据。
小结：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不管官方对普世价值进行何样的批判，实际上都陷入了陈词滥调的窘境。就算我们从纯民间立场出发，完全技术性地排除了体制内开明派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或者利用，我们都能从自己这一翼的实质话语权力之构建，来证明自由主义再一次的胜利。
以纯理论来描述：正是民间新思维的产生，中国未来的宪政避免了“自由可能只是权利体系副产品”[9]的不利基因的产生。换言之，为了避免自由成为律治的副产品，所有的权利推进者必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或考量——打破宪法供给不足的境况，是否是《零八宪章》出现的“天命之所在”？是否是半开放社会里和平演变的重点之所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在过来的理论研究中，我将刘晓波因发起《零八宪章》而被判刑界定为社会主义的宪法悖论事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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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关于全球危机长期化，稍微通俗的论述参见本刊上期拙文，“王岐山与我所见略同——全球危机长期化与中国的黄金储备问题”。
[2]在“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一文中，袁剑写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生活方式。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参见《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24期（11.16-11.29），P68-71(在P71)。
[3]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中译本，杨烨等译），P252-252；杨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参见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P358；曹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5]参见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载于经济观察网站（www.eeo.com.cn）2010年 7月2日。
[6]胡泳在“为何要做一个政治学者？”一文的结尾，写道：“我们不必太为如何向权力说出真相而焦虑。对我们自己说出真相，就足够了。”参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5月3日，第47版<专栏>。
[7]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6期，钱江，“‘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附：方徨信）”，P56-60(在P60)。
[8]该自印本的后记日期是2000年6月30日。从史料价值上讲，它早于《零八宪章》的公布时间。特别说明：我手头的这个文本不直接来自于张祖桦本人，而是由王德邦先生赠予。时间为2009年夏。
[9]关于律治与自由的纯理论描述，可参见安东尼•德•雅塞《重申自由主义》（中译本，陈茅等译），P51-53；陈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准确表述为“宪法诠释纰漏事件”，参见拙文，“‘刘晓波问题’与中美关系”，载于《民主中国》网站，2010年12月23日。
欧阳小戎：致宪章联署人的一封信
——以此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三周年
我们所签署的《宪章》，不是在表达我们万余人自己的民主诉求，而是在表达着这个国家十几亿人的民主诉求。在今天，持不同政见者仍旧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为人民的现实利益代言，然而我们成为人民政治诉求的代言人，却是身为异见分子义不容辞之职责。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各位《宪章》联署人同仁，在此谦恭地向您致以敬意，感谢您为持有不同政见——以及我们政见所指向的那个自由的国度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在我们这个最需要良知的国度，和我们这个最需要勇气的时代，支持到《零八宪章》以及她背后那个更加博大而温厚的——为建设一个民选的新中国——而努力的事业中来。为那个五族同胞共有共享的福祉，诸多先辈已经献出了他们的全部生命和才华。因此在这《零八宪章》三年之际，诚请诸君一同向那些曾经以他们的生活和死亡为代价，换取我们今天和我们子孙后代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生存空间的亡魂们致敬。弃身于暴政车轮之下的林昭女士、张春元先生；半生颠沛、客死异乡的刘宾雁先生；壮心暮年、安然长逝的林牧先生；还有我们所不熟悉的，或者我们未曾念起名字的逝者。愿我们人生余下艰难的履程，可以作为献给他们在天之灵的一份礼物，换取他们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未来的道路之上，幷在我们死去之后，与他们共享天国的净土，然后一道目送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自由的光辉大道上行而远之。
回顾《零八宪章》这一运动走过的三年，很难断言她究竟是成功抑或不成功。持有拥护见解的人们认为她是非凡的，她为中国的未来指出了一条和平、理性的变革之路；她是未来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转型的纲领。而持有批评意见的人们，则认为她幷不具备现实的操作可能，不过是一些照搬的舶来之物，幷指出三年来她的联署者不过万余，之于全中国不足十万分之一。身为联署人中的一员，我谨向各位支持者和批评者们致以谦恭的敬意，幷将这些支持和批评当作将《宪章》继续向前推动的力量源泉。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否认：在过去二十年来，在中国还从未出现过一次持有不同政治见解，幷对中国未来构成建设性的社会活动，能够象《零八宪章》一样赢得上万人的公开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确是非凡的。
十二月的北京城笼盖在一片毒雾之中，象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这个巨大的拆迁工地蚕食着我们的呼吸。为了活下去而必须吞吐这些有害物质，最终我们的生命在其中消磨殆尽，有朝一日，我们将死于癌症或者其它不治之症。
这是活在这个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过去六十余年来，压迫在我们头上的那个专制政体，它总是在以各种方式剥夺着我们生命所需的土地和空气，以供给它自己的存在和膨胀。但生活下去的本能以及对活在一个自由的、属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向往，使我们得以走到同一条道路上幷努力相互支持，以试图向十几亿同胞敞开自己的胸怀。
尽管之于十几亿，我们这上万人，用“区区”二字来形容再确切不过，然而这表面上十万比一的数据，它所蕴藏的内涵远远胜过它的数据。《宪章》不是一封联名文件，也不是一场集体呼吁，她表达的是这个国家十几亿同胞们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公正、法律至上之社会的共同意愿。我们试以假设：当强加在《宪章》头上的种种压制及对她的种种敌意消解之后，她又会赢得何种程度的支持？
这样的假设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在我们这个古老而又灾难深重的国度，流传着“百姓只为稻粱谋”之类的说法。很多人认为，在中国，人民仅仅关心自己的生计和繁衍，而缺乏政治诉求，更缺乏民主意愿。
这幷不真实，至少，它有失偏颇。我们的人民有政治诉求，他们理解来自选票的政府和立法会之意义，幷清晰地明白正是民主的缺失导致了他们今天受侵犯与受盘剥的命运。因为民主幷不是少数知识分子或社会贤达们在书斋或者沙龙里的玩物，我们十几亿农民、工人、市民、士兵……他们对民主的渴望幷不亚于那些捧着书本研究洛克或者哈耶克的人们。在今天这个民主洪流已经席卷了三分之二个世界的时代，民主正不可遏抑地赢得越多越的支持。自然，从某个角度来说，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几乎愿意竭尽自己全部的生命力去表达我们的民主诉求；然而之于更多的芸芸同胞，想象他们象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那会显得荒唐。人民之所以未能表现出令人心醉的民主诉求，是因为对专制政体仍心有余悸，六十余年来的恐怖政治令这个国家战战兢兢。随着专制政体不可逆转地衰退，终有一日，对自由的强烈愿望会将我们整个国家的生活推向对民主事业的建设中来。
而今天，我们这万余同仁，所签署下的这份《宪章》，她所表达的，是我们这万余人的政治诉求么？若梁任公尤在，必曰：误！我们所签署的《宪章》，不是在表达我们万余人自己的民主诉求，而是在表达着这个国家十几亿人的民主诉求。在今天，持不同政见者仍旧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为人民的现实利益代言，然而我们成为人民政治诉求的代言人，却是身为异见分子义不容辞之职责。以《零八宪章》联署诸君的身份职业观之，在我们中，存在着农民、工人、小商贩、实业家、教师、律师、医生、学生等等等等，我们来自人民中的各个阶层幷且：
我们可以担负起人民民主诉求的代言人的使命！
至于人民是否愿意选择我们作为他们的代言人，那仍需你我诸君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而无论人民作出何种选择，你我皆有责将精神乃至实质的根基深植于人民的心愿及其利益之上，那会是我们赖于生存和死亡的土壤。
先辈们呕心沥血之后，如今，我们投身的，这场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已经渐渐远离了血腥和杀戮。自由的荣光在我们生命的对面等待，而在我们身后，站着数以十亿计的人们。念先人之亡故、念袍泽之期许、念子孙之福祉，你我此行，纵使百折，皆堪不虚。
再次感谢诸君！
刘逸明：乌坎村成检验汪洋政治派别的试金石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11月21日，广东陆丰乌坎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抗议非法征地示威，出乎人意料的是，此次游行示威活动幷未遭遇官方的镇压。结合11月18日广州花都民工示威时警察为其鸣锣开道的事件，外界普遍给予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汪洋在释放政治改革信号。
时隔不到一个月，乌坎村再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舆论之所以再度聚焦乌坎村，不是因为乌坎村民再度群体示威，而是因为村民薛锦波在被羁押过程中猝死。跟薛锦波一道被刑事拘留的还有村民庄烈宏、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四人，他们的涉嫌罪名为“毁坏财物罪”。
薛锦波在被刑事拘留三天后，也就是12月11日突然死亡。该消息通过互联网不胫而走，陆丰市新闻办在次日向媒体发表通告称，薛锦波之死属“心源性猝死”，幷已初步排除其它死因。当地官方的结论显然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该消息一出，网上顿时舆论哗然，公众纷纷质疑官方的这种结论。
从官方的通告看，5位村民被刑事拘留的时间应该是12月9日，被拘的原因便是他们曾参与陆丰“9.21”案件。“9.21”是怎样一个事件？据悉，在9月21日，乌坎村村民因不满土地出让及村民选举等问题，集体到汕尾市政府门前上访。
依照中国的现行《宪法》，集体上访和游行示威显然都无可厚非，在乌坎村村民11月21日的游行示威活动顺利进行幷得到部分媒体的较为客观的报道后，很多人都不曾想到官方会秋后算账，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警方要抓捕维权村民用不着等这么久。
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曾在11月22日报道了乌坎村村民9月21日和11月21的维权活动，虽然报道没有回避这两次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但是，在报道的言辞上幷不客观、公正，虽然描述了村民的不满，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村民得寸进尺，而对官方的描述则是完全正面的，让人感觉到当地政府的办事作风似乎可以跟民主国家的政府相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报道中，提到了汕尾、陆丰两级工作组在部署工作时决定，将“依法依规，严厉查处违纪的人和事”这一细节。这其实已经明确告诉公众，在那之后，是会对一部分维权代表秋后算账的。果不其然，虽然抓捕姗姗来迟，但最终还是来了。
古往今来，中国民间都流传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熟语，乌坎村的村民之所以集体上访和游行示威，显然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主动去破坏公共财物，因为谁都清楚，这种做法对维权会极为不利。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警方对村民有过激举动，导致村民反抗，在混乱中不小心损坏了公共财物。
纵观近年来的群体事件，很多时候，因为民众是和平请愿，警方没有理由动手抓人，于是，官员便让部分恶警前往现场打骂民众，让民众反击，然后就以“冲击政府”、“袭警”、“寻衅滋事”、“毁损公共财物”等理由对民众实施抓捕。
常言道：枪打出头鸟，乌坎村村民太多，要全部抓捕显然不现实，所以，警方只能抓领头的。薛锦波作为维权代表之一，于是便成为他们抓捕的一个对象。从乌坎村村民数度集体请愿的情况看，该村跟当年的东洲村一样，是一个觉醒的村庄，这里的村民有着一般地方村民不具备的公民精神。
在这个高喊“依法治国”的国度，法治水平正日益下降，人权状况也因此而每况愈下，从躲猫猫死开始，各种离奇死亡案例便层出不穷。只要不是弱智者，都能想得到在这些离奇死亡背后所发生的故事。薛锦波在被羁押三天便一命归西，显然不是“心源性猝死”所能解释得通的，薛锦波之死显然跟酷刑逼供有直接的关系。
据维权网的报道称，因为村民们经常性的大规模集体抗议，导致200余人的官方工作组进驻乌坎村，进行挨家挨户劝说，要求村民保持稳定，但长期被欺骗的村民幷没有积极配合。而官方所说的“村民的合理诉求全部得到了落实”也是赤裸裸的谎言。实际上，很多村民是拒绝与官方见面协商的，因为大家不敢再信任政府。
多数村民表示，为了自己的切身权益，一定会坚持抗争，不会妥协。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该村的村民应该不会轻易向官方妥协，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当地官员和警方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村民们的合理诉求。这样下去，乌坎村很可能会成为当年的东洲村。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常给外界以开明的印象，乌坎村可以说是对他是否是真正的改革派官员的试金石，如果他是，就应该悬崖勒马，从现在开始，释放被抓捕的村民维权代表，幷且重新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对该村的情况进行调查，归还村民土地或合理补偿村民，幷且督促警方彻查薛锦波猝死案。
2011年12月12日
纪念《零八宪章》三周年
编者按：
《零八宪章》发布已经三周年了。截至目前，总共有二十七批、总计近一万三千多名中国公民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中华大地兴起了一场伟大的引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宪章运动”。著名学者李凡先生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的迫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而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先生则认为：“在当今世界，《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它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他认为“《零八宪章》的问世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同纲领”。正是在此背景下，漂泊海外的中国民主党于2010年的12月10日讨论决定，将《零八宪章》作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纲领。
由此可见，《零八宪章》不仅成为中国化的《世界人权宣言》，而且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共同旗帜！我们相信，在《零八宪章》的指引下，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必将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为纪念《零八宪章》颁布三周年，我们在本期选编了张祖桦、刘沙沙、波斯小昭、吴义龙、赵常青等人士的有关文章以飨读者。
张祖桦：从宪章共识到宪章运动
一年前的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公民联署发布了震憾世界的历史性文件——《零八宪章》。宪章文本充分表达了中国公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共和的坚贞不屈的信念和申张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鲜明诉求，从而揭橥了中国人权与民主宪政史上的新篇章。
一年来，宪章在中国公民社会引发的反应空前强烈，参加实名联署的公民超过万人，签署人遍及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市民、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民主党人、共产党员、体制内的官员……，从风华正茂的中学生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家，覆盖面之广泛为多年来所罕见。至于虽未参加签署但表示认同、支持宪章内容的人则更是为数众多，难以计量。中国公民以各种方式在互联网（民间网站、网络社区、博客、QQ群、聊天室）和民间论坛、研讨会、沙龙甚至是公开的课堂上对宪章展开讨论，其热度为多年来所罕见。宪章发布后的第一个月就被超过30万个网站和个人博客所转载和引用。Google搜索“零八宪章”一度达到34万5千条，“08宪章”更高达100多万条。特别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宪章的影响正日益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公民延深，幷成为伸张权利，争取自由，要求民主，落实宪章的公民运动的政纲。
官方对待《零八宪章》显得过度恐慌和手足无措，宪章尚未发布就抓捕了刘晓波，传唤了张祖桦幷查抄了他的家产。宪章发布后，当局把宪章的签署人一律视为敌对分子，幷动用大量警力进行打压，对签署人展开全国性的传唤、讯问、查抄、监控与软禁。刘晓波博士已被关押一年幷面临被起诉和判刑的前景。由于害怕宪章的传播，当局不仅严禁平面媒体报道《零八宪章》，而且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管制，凡是涉及“零八宪章”或“08宪章”的字眼一律在网上过滤掉。同时，在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瞭望》杂志上，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社论、评论的形式批判《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可笑的是，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明明是在批宪章却无人敢提《零八宪章》；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的原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钟哲明先生在内部报告中指名道姓地大批特批《零八宪章》，其观点虽荒诞不经，但勇气倒是值得肯定。此一现象足以证明官方御用文人和写作班子的底气是何等的匮乏。
《零八宪章》之所以受到中国公民的普遍认同与欢迎，幷非是由于它自我宣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不是由于它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它喊出了中国公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公民的真实诉求，描绘了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蓝图，是质朴无华的中国公民权利宣言。它将如同英国1215年大宪章、美国《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捷克《七七宪章》一样，在本国民主宪政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宪章在国际上同样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上各大主流媒体都对之做了专题报道。2008年12月19日，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七七宪章》的主要发起人瓦克拉夫﹒哈维尔在《华尔街日报》上以《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为题专门撰文声援《零八宪章》。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只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显示北京已经从《七七宪章》的经历中学到了教训。”
今年3月11日，哈维尔亲自将捷克people in need基金的Homo Homini人权奖颁予刘晓波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颁奖词中写道：“每年，我们（People in Need）都会将Homo Homini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08年度的Homo Homini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抗议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崔卫平教授、徐友渔先生和著名维权律师莫少平先生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参加了颁奖会。
今年11月14日，在美国注册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在美国旧金山孙中山纪念馆隆重举行，“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荣获该奖。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冲突与和解网主笔王光泽先生和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先生代表《零八宪章》一万多名签署人领奖。会后还举行了“零八宪章与维权运动前景展望研讨会”，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等人在会上做了精彩讲演。
《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和强大生命力必将会在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林培瑞教授在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今年是德国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零八宪章》是推倒中国‘柏林墙’最重要的武器，其历史地位可以等同捷克《七七宪章》。《零八宪章》的根源没有国界，这是最根本的国际普世价值。《零八宪章》的语言是借的国际普世价值观点，但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将来，是指导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纲领。”
从起草者和发起者的立意来讲，我们的愿景是：
第一、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
第二、鲜明地表达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坚定认同与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
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需要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
第四、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第五、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宪章虽然不是宪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宪章中阐释的宪政、民主、共和、法治、保障人权和联邦制的原则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的制宪原则与立法原则；
第六、在宪章共识的基础上逐步集结社会力量，形成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至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美国政治学大师享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民主化长波。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始于1828年，前后持续了约100年，其成果是3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使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建立，之后波及到拉美亚非诸国。这一波大约持续了20年，又有一批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波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政变，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而后希腊和西班牙也转向了民主。随后波及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拉丁美洲的威权政治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让位给民主。其后涌进亚洲，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开始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民主化浪潮已足够强劲，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有数十年历史看似非常坚强的斯大林模式被冲垮，这个地区纷纷转向议会民主；接下来，90年代初，多党民主风潮登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批国家采纳了多党民主制度模式。甚至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一向属民主的沙漠地区，也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从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虽然民主化浪潮高峰已过，个别国家还出现了威权政治的回潮，但民主化浪潮仍然保持着它的强劲势头，包括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伊斯兰教大国、不丹这样的封闭落后的喜马拉雅山中的王国，都走向了民主。前些年，在中亚和东欧，一批已经采纳民主制度的国家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进一步推进了民主。
经过这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扫荡，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已经根本改观。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都已经是民主的大陆，非洲的权威主义政权成为民主化浪潮中的若干孤岛，在亚洲也有超过一半的国家采行了民主制度，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反观曾经盛行于一时的共产党执政的红色阵营，只剩下可怜的“一大带三小”——中国和朝鲜、越南、古巴还在强撑着，但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人命危浅。
衷心希望《零八宪章》能够开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不仅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而且能鼓舞其它仍处在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统治下的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网上的一段评论写得很好：“《零八宪章》不只是一份藏在博物馆的历史文件，而是一个行动纲领，是一个凝聚共识的旗帜；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要把宪章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转化成源源不断的民主化动力，演变为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到把中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纵观历史，物竞天择，大浪淘沙，沧海横流，大江东去，不禁令人想起曹孟德的千古诗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文章来源：《零八宪章》月刊
《零八宪章》：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旗帜！！
——纪念《零八宪章》颁布三周年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三周年
赵常青（中国公民）
今天是12月10日。
63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以零票反对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鉴于各种非民主的专制统治对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世界人权宣言》具体规定了各国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思想与信仰的自由权利，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权利，集会与结社的自由权利，以及公正选举政府、免于非法逮捕的权利等等。自此，“人权”便成为一面最为神圣的世界性旗帜，引领着整个人类向着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经过战后六十多年的民主人权运动，今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民主或半民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到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毫无疑问，这是人类人权事业的伟大胜利。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的第二年，有着“亚洲第一共和国”美誉的中华民国政府便被共产党人成功颠覆，以马列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建立了苏式社会主义政体，从此，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与寡头集团的威权主义统治便笼罩了这个国家，执政党不仅垄断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而且先后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这样严重的人权灾难，数千万人在这些难以数计的红色灾难中悲惨的死去，伟大的世界人权事业在中国大陆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来自执政党和执政府的严酷打击。
但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和天赋良心，六十多年来，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抗争，既就是在最为严酷的毛太祖时代，依然有林昭、遇罗克等伟大先驱的拼死呐喊和斗争。
毛太祖时代结束后，鉴于“被开除球藉”的严重局面，执政党宣布进行“改革开放”，不但在经济领域加入WTO、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宣布要“以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民主和法治，使得这场开局良好的改革事业逐渐蜕变成为一场严重扭曲变形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不仅“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而且官场的腐败、道德的沦丧、社会的两极分化、对人权的侵犯正将这个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性的深渊。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代大背景下，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的发布纪念日，《零八宪章》横空出世。
《零八宪章》分析揭示了“新中国”“党天下”的丑陋本质及其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系列人权灾难，公开宣布了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和十九条基本主张，正确指出“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幷号召“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鉴于《零八宪章》的科学分析与光辉论断，卜一诞生，便引起了体制内外各界良心人士的高度关注。不仅在12月10号，有张祖桦、刘晓波等303位中国公民联署签名，而且此后又有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的连续签名跟进；截至目前，总共有二十六批、总计一万二千多名中国公民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中华大地兴起了一场伟大的引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宪章运动”。著名学者李凡先生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的迫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注1）而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先生则认为：“在当今世界，《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它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注2）他认为“《零八宪章》的问世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同纲领”。（注3）正是在此背景下，漂泊海外的中国民主党于2010年的12月10日讨论决定，将《零八宪章》作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纲领。
由于《零八宪章》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一经诞生便受到了执政当局的野蛮打压，不仅宪章主要发起人张祖桦先生被抄家、被长年监控，不仅数千名宪章联署人士被传唤调查，而且北京当局直接逮捕了《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幷置广大民意与舆论的不顾，公然于2009年的“世界人权日”开庭审判刘晓波，幷于同年的12月25日以“煽颠”名义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十一年……！
令当局大失所望的是，重判刘晓波不仅没有达到遏制“宪章运动”的目的，反而在更大范围扩大了《零八宪章》的影响力，海内外迅速掀起了提名刘晓波为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提名运动，这一运动成功推动诺奖评委会于去年的今天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还在狱中受难的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大在授奖演讲中指出：“他（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宪章》是在2008年12月10日发表的”，“《零八宪章》呼吁保护基本人权”，“刘晓波所获的严刑，使他不仅仅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非暴力运动在中国国内外的那个象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一次决定通过和平奖的颁发，来支持为我们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们。”
由此可见，《零八宪章》不仅成为中国化的《世界人权宣言》，而且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共同旗帜！
可悲的是执政党还在执迷不悟，还沉浸在“打江山坐天下”幷希求永远执政的幻想中。在“维稳”的破旗下，不仅继续将刘晓波等民主人士关在狱中，而且继续制造系列对抗《世界人权宣言》、对抗《零八宪章》的反人权事件。仅今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不仅数十名民主维权人士先后被强迫失踪幷施加酷刑，而且先后判处刘贤斌、王荔蕻等《零八宪章》联署人入狱，幷以各种借口打压艾未未、陈光诚，侵犯他们的人身权利和基本公民权利——甚至在全国范围打压国家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妄图将以《零八宪章》为灵魂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禁锢在“有中国特色的”官僚资本主义暴政体制下。
我们认为，执政当局恶意对抗人权的行径不仅是不科学、不理智的，而且将是非常危险的，有学者明确指出执政当局的死维权、死保守、不作为的状态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更有不少学者喊出“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当执政当局洋洋自得的沉浸在“世界老二”的GDP泡沫中的时候，殊不知，官僚掠夺体制、权贵分脏体制、强权维稳体制正为中国社会生产出天量人权悲剧——杨佳袭警事件、钱明奇炮炸政府大楼事件正成为中国底层社会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区域性信号弹！面对如此危局，执政当局如果还是无动于衷，一味“维稳”，一味沉湎于“这人肉的盛宴”的话，新一波“人民革命”不仅会“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而且必将“扫荡这些食人者”……！
这决不是恫吓，更不是危言耸听！
2010年代注定是大民主、大维权的年代，注定是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全面开花、全面结果的年代，注定是《零八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谛造中国大文明、大辉煌的年代！在此历史逻辑下，执政党当幡然猛醒、改弦更张，顺应《世界人权宣言》与《零八宪章》所宣布的普世人权法则，高扬民主大旗，高扬人权大旗，以积极政改宣示自己对民意的尊重和服从，庶几，可避免人民革命所带给自己的毁灭性灾难。
而对于各届民主维权力量来说，笔者希望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民间政治智慧，以各种创造性的形式稳步推进民主维权运动，幷牢固掌握属我们自己的“人民革命主权”，以箭在弦上的革命压力促使执政当局进行民主化改革，落实《世界人权宣言》，践行世界人权公约，深入推行《零八宪章》所宣示的普世理念和基本主张，如此，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方可实现朝野互动、和解双赢；如此，中华民族才能迎来自由、民主、宪政的未来；如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才会在海峡两岸获得最后的成功！！
赵常青（《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
2011年12月10日于西湖新村
注释：
注1：见李凡《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2011年7月印刷）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权运动
注2：见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零八宪章》月刊总36期首发
注3：见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零八宪章》月刊总36期首发
刘沙沙：让大家慢慢习惯
让我们血性而又理性，坚定而又温和，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野火春风、春风化雨、雨夜听潮：让人权的潮水慢慢地、慢慢地上涨，让“文明”的细雨慢慢地滋润万物，给各方时间去妥协、去学习，给政府时间让他习惯--习惯那点点野火一样处处冒出的党派，习惯那一次次游行、一次次请愿之后的谈判，习惯那罢工罢课之后对穷苦员工的妥协，习惯我这样，漫天里纷披而下的雪片传单。
《零八宪章》传单，四百份。洁白坚硬的纸页，放在面前。
决心走上街头之前，我烧毁了手稿，砸毁了硬盘，我这样做的时候，一次次心如刀绞。常常剧痛得做不下去。
倒不是要毁灭什么犯罪证据，我的政治观点幷不激进，硬盘里没有任何犯罪痕迹。可是--
我记录的“网友谈话”，某些网友，某时某地的愤激之语，说过就忘，风中消逝的愤激之语，如果将来在“政治犯刘沙”的记录中被查出，引起重视，将来，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这些妙语如珠的交锋，时代和思想变化的见证，如果毁掉，我心疼。硬盘里存的情感日记，那些美丽柔软的心事，如果毁掉，我更心疼！可如果不毁掉，天哪我不敢想象一群五大三粗的警察，横眉瞪眼来我家抄我硬盘，翻看我文件的场面！那份耻辱和痛苦，想一想就无法忍受！
可，这耻辱可怕的前景，让我痛苦，却不能让我退缩，而是让我激怒！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要我的子孙后代过这样的生活，仅仅是发表意见，仅仅是“表达”，就要遭受公权力如此的凌辱！
下决心走出这一步，还因为，被当局的重重封锁、种种猥琐而激怒。
“言论自由”已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常识。而中国的当局，却通过重重言禁，一再地侮辱常识、激怒常识。自由竞选、多党政治、让老百姓“货比三家”--这已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常识，而我们的当局，从“新青年学会”到“中国民主党”到“中国新民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抓人，诬以重罪、施以重刑，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常识、刺痛常识！
当新民党主席郭泉被诬以“泄露国家机密”之罪的消息传来时，我始而恐惧、继而激怒：一个文学院教授，文学啊，教授啊！无关理工，无关科技，你们竟然栽他个“泄露国家机密”刑拘至今，亲人也不让见、律师也不让见、连公开审判都得不到！泄露国家机密，这么宝贵的罪名，这宝贵武器，你们能不能留给“真正需要的人”？能不能留给靠点谱的人？弱智如此！无耻如斯！
我们公民，在中国的政治高压和惨痛往事的阴影下，刺痛、担忧、惊恐、激怒。可，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当局，难道不也是在全世界的民主包围和惨痛往事的阴影下手足无措、一夕数惊？这互相惊吓、互相激怒的死扣，还能不能解开？
还好，毕竟时代在前进，政府和民众都在学习，都在成熟--０７年的厦门６.２游行，郑州６.６事件，都奇迹般地以政府的让步而和平收场。贵州瓮安事件，重庆的士罢运，官方公开新闻同时，都有检讨让步。《０８宪章》传播至今，政府也只是扣了晓波一人，约谈各地“签友”，也尽量保持着礼貌，保持着交流、宽松。而贵州德江“龙灯冲突”之解决，则让人看得不禁莞尔--我们的政府和民众，都在慢慢意识到，没有什么你死我活，没有什么不共戴天，新闻公开，天塌不下来！出来见群众，也不是世界末日！ ~_~
我们能理解政府机关转变惯性的艰难，我们也能理解，如此庞大的机关在学习新事物时的要面子和手足无措。我们还能看出，政府是想“拖”，拖得大家对《宪章》都没了热情，是想用封锁和时间来考验《宪章》。如果“宪章派”们没能通过考验，被拖熄了热情，政府会在松一口气的同时瞧不起我们！而，这样一拖就烂的运动，也难怪人家瞧不起！活该国内外瞧我们不起！
想要人尊重你的理想，你必须为理想而战斗。“如果《宪章》对你们这么宝贵，你们为什么不起来为宪章而奋斗呢？如果言论自由、多党政治对你们这么宝贵、这么常识，得不到就痛，那你为什么不行动不战斗呢？”
还好，这个世界还是看到了，当我们的常识被侵犯时，我们的疼痛和反抗：宪章一直在各种渠道里扩散流传，各地的建党运动连绵不断，笔者曾一天之内见到了三个新组建的党！令人莞尔--这种几个人、几个人的小党，目前对政府还没有什么威力，然而，不停地在建党，这就是一种姿态，这就是常识的、韧性的力量！低调的、汪洋大海的力量！--
让我们血性而又理性，坚定而又温和，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野火春风、春风化雨、雨夜听潮：让人权的潮水慢慢地、慢慢地上涨，让“文明”的细雨慢慢地滋润万物，给各方时间去妥协、去学习，给政府时间让他习惯--习惯那点点野火一样处处冒出的党派，习惯那一次次游行、一次次请愿之后的谈判，习惯那罢工罢课之后对穷苦员工的妥协，习惯我这样，漫天里纷披而下的雪片传单。
转载自《参与》
（注：2009年4月4日上午十时，《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河南省南阳市中石化职工刘沙沙（刘琳娜），给朋友们传出两封信后，烧毁个人书写的文稿，幷将电脑硬盘砸碎，扔进江中，“破釜沉舟，一往无前，走上街头，散发《宪章》”。离开居住地前，她写了《让大家慢慢习惯》一文，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让人们习惯言论自由的政治常识。）
波斯小昭：大哭一场，签上我名!
来源：自由中国论坛
我哭了又哭，嚎啕大哭，声嘶力竭，肝肠寸断，泪如银河一泻千里。花若听见，花也溅泪；鸟若听见，鸟也惊心。
也许你觉得很好笑，仅仅因为一篇转贴的文章被删，我就哭了。是，我就是哭了，为我自身的命运，为整个国家的命运。希望的烛火被无情摁熄，所以我哭了。没有言论自由，所以我哭了。
在2008年12月14日的深夜，我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平静地作出一个决定：我要在《08宪章》上签名。
签名即表达。我完全同意《08宪章》上所说的那些主张，我希望民主制度早日确立，人们可以自由生活。对，我就要那种美好的未来。我不要现在这一种。
本文三次被删，现在发第四遍。上帝，你与我记住这数字。
12月14日深夜，关电脑之前，最后上一次自己的搜狐博客。惊讶地发现，我于13日01：33发的《中国各界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被隐藏了。这是个早已预料的结果。
我冷笑一声。你们下手晚了，此文被隐之前已经有400多个阅读率了。要看的都已看过，没看过的还能用google搜索到。删得完么？删得完么？删得完么？
当初看到沙漠风声转贴，所以我也转贴。最后都被“咔嚓咔嚓，手起刀落”了。搜狐删我文，它是封嘴锁喉之帮凶！但它让我文存在了两天、几百个读者看过，又似十分手下留情。想想新浪与网易，我还没发全文呢，仅仅发个链接，刚发上去便尸骨无存。搜狐不是不坏，只是坏得少一点儿。我对搜狐，不免爱恨交加。
删了就删了吧。我还能怎么样。关了电脑，准备洗漱安寝。
蓦地悲从中来。
第一眼看到那份宪章时，我就完全同意它的主张。但我没打算签名。
没人强迫我签名，签不签完全是自己的选择。不签，自然有我的苦衷，大家都会理解与体谅，我幷无对不起任何人。但，矛盾重重。手不签，心里早已狂签了几百回：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拉住我的手，不去签那个名。
北风在牛博网上发过一篇极短的博文：我坦承，我懦弱
北风懦弱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晓波被刑拘。我懦弱的原因与他不同。但归根结底，所有想签而没签的人，都只有一个原因：恐惧。我也愿意坦承我的懦弱。我们都是吃“政治三聚氰胺”长大的，恐惧成了体内的结石，时不时的来痛你一下，没死就算幸运。北风懦弱了，但他发了链接。小昭懦弱了，但她发了全文。看来，这些人的懦弱也还有限，没到直不起腰来的地步。名可以不签，话不能不说。
我可以“合理推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尽管自己没签名，却用转贴、链接、QQ、MSN、邮件等形式，把《08》的主张和晓波的命运迅速传播到了四面八方。我只在博客转贴，没使用别的形式，但我也收到了一封邮件，当时我还大笑说：不用发邮件，网上一搜就能搜到。
没觉得《08》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一篇小破文章嘛，重复着中国人一百余年不断说着的话。自由，民主，近年又加上人权，嗯，这就是无数中国人的梦，但他们盼了一百多年也没盼到。连区区一篇文章也要被删，写作者还要被刑拘。刑，你是用来缄口的吗？法，你是用来剿心的吗？你为何不维护亿万国民之权益，却要折磨遵纪守法之无辜？可耻，可恶，可恨！
但我亦没奈何。只好关了电脑，准备洗漱安寝。
在卫生间里，拿着杯子刷牙。想到我那篇被删的《08宪章》。忽然间，双眼潮湿。刹那时，泪如泉涌。
他妈的什么国家呀！别人家实行民主制度都几百年了，别人家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别人家可以说话写文章，别人家的官员用纳税人的钱须得纳税人同意，别人家的农民老了有社会保障不用到城市里“乞讨养老”，别人家的胎儿不会被计生办将之血肉模糊打出娘胎来……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民主与自由，享不到也罢，竟连说都不能说，说了就要被删帖，说了就要进牢房。这世界还有天理吗？！
天在哪里？地在哪里？倘若真有天与地，我愿与你同沦陷！海潮你起吧，把13亿人卷进海底！朔雪你下吧，把这个罪恶的国家掩埋了！天翻吧，地覆吧，我不愿意活在这个可耻的地方！
“阿洛依神，听我诅咒！”
我如那千年前塔什干城的玛琳娜皇后，向空中发出我的咒语。咒语只有三个字——去死吧！
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可怜巴巴地站在饭店的橱窗外，看着里面的人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烤鹅，她至少还可以说：“我也想要。”……而我们，眼巴巴看着那么多国家的国民吃着“民主烧鹅”，竟连一句“我也想要”都不能说，说了就是晓波的下场。
一霎时，怒从脚下起，恶向胆边生。我终于深深明白，为何有那么多网友为杨佳“杀六”而叫好了。连我这般知书识礼、遵律守法的人都发怒，而那些脾气比我暴、境遇比我差的人，他们胸中的怒火是怎样，自可想见；而他们压抑了多么长久，自可想见。
我们原该拥有的权利，就是无法拥有。那执掌了公权力的人原该改变这一切，但它们就是不改变。它们只喜欢折磨一些人，恐吓另一些人，将大好江山变成万马齐喑、死一般静寂的坟场。
我们不过是想讨论一下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将来的生活比现在好，可以活得自在些，不用听“哪里的拆迁不死人”、“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这种无耻话，不用年复一年眼观悲剧的发生、日复一日为惨死的无辜者写祭文。《08宪章》，就是我们的未来，看得见，可惜暂时还摸不着。我，全身全心，期盼民主的早日光临。
但竟连样一篇文章也要被删。但竟连“民主”、“人权”、“自由”这样的词汇也不准说。掌国权者不为国民服务，只会用警察来对付忧国忧民、憧憬未来的书生。
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死过无数回，只这一次，是彻底死了。我不愿意活，不愿意活在这个可耻的国度，如行尸走肉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我不愿意活，不愿意活在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没有自由的肮脏土地上。我不愿意活，不愿意活在从我呱呱坠地便笼罩我身、如今仍然笼罩我身的恐惧气氛中……
向前望，我要看到光。我要看到自由女神手中高擎的火炬，我要看到正义女神手中高举的天平。——可我如今看不到！
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中国？我瞧不起这个国家。我厌恶我夙命的出身，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最最遥远的国度，都难以摆脱“中国人”这耻辱的身份。我痛恨，我不愿意做“中国人”！在这个国家，所有国民被迫匍匐在地，如果你不肯匍匐，你会被打断脊梁骨。这个国家，它配做我的“祖国”吗？不配！
我死了。我的心彻底死去。
我哭了又哭，嚎啕大哭，声嘶力竭，肝肠寸断，泪如银河一泻千里。花若听见，花也溅泪；鸟若听见，鸟也惊心。在这寂寞阴冷的长夜，万籁俱静，只街上偶尔传来车过的声音。哭声显得格外突兀。如果四邻有人未曾入梦，听到暗夜里传来断断续续、凄厉悲凉的女人哭声，定会毛骨悚然，心中浮起“鬼夜哭”三个字。我不想去吓别人的，可我就是忍不住。
也许你觉得很好笑，仅仅因为一篇转贴的文章被删，我就哭了。是，我就是哭了，为我自身的命运，为整个国家的命运。希望的烛火被无情摁熄，所以我哭了。没有言论自由，所以我哭了。
在我们生而拥有的诸多自由中，“言论自由”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爱写。我要表达，要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不准表达，我就死了。你见过不思想、不写文章的小昭吗？没有。小昭就算做鬼，也是个爱写文章的鬼。
其他百般都可妥协，惟这一条，宁死不屈。
在2008年12月14日的深夜，我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平静地作出一个决定：我要在《08宪章》上签名。
签名即表达。我完全同意《08宪章》上所说的那些主张，我希望民主制度早日确立，人们可以自由生活。对，我就要那种美好的未来。我不要现在这一种。在民主的社会形态中，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专栏作家、记者或者律师；现在这一种，我整天担心自己会因言致祸，朝不保夕。这种日子我不想再过，所以我要签名。
我也曾经恐惧过。可我如今已经死了，呵呵，谁见过一个死人会害怕的？
我再也不会害怕什么了。所有加诸于言者身上的可耻后果，对我都已经失去了威慑的效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对恐惧的彻底超脱，竟然是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大哭之后。
15日忙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电脑前，先搜索一下有没有新的签名名单出来。然后打开信箱，向2008xianzhang@gmail.com发送了一封邮件。简简单单，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眼。我签名的时候，心情平静，精神状态正常，智力正常。没有任何人胁迫，也没有任何人煽动，完全自愿，是我真实的意思表达。以签名的形式对某种主张表示赞成或反对，是我的权利。我不放弃我的权利。我的行为绝对没有违犯中国的法律。如果这个签名给我带来什么非法的麻烦的话，我将坦然承受之。
吴义龙：我没有敌人
——写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暨世界人权日之际
《零八宪章》发表之时，我在监狱里没有赶上签字，所以去年11月底我和朋友们申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日子也即12月10日举行游行活动，一者表示我们对《零八宪章》的支持，一者也希望当局纠正罪错，释放刘晓波和所有在押政治犯。今年12月10日，又一个世界人权日到了，我还是希望当局抓住历史的机遇，尽快释放刘晓波和所有在押政治犯。
2010年9月14日，我在超期服刑（原判11年，实际服刑11年4个月17天）后出狱了，随着我对社会的了解，有三件事令我振奋：
第一件当然是出狱当天有超过40位朋友在杭州伍公山给我和树庆接风，且多新面孔，让我觉得当初组党的苦心没有白费。
第二件是艾未未非常有效的解构专政文化的行为艺术，一方面让我感到民主宪政运动已经由点到面，一方面表明艾未未们正在把民主宪政运动由边缘化努力推向社会主流。
第三件当然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意义尤其重大，或者说恰逢其时：为民主宪政运动从边缘化到社会主流接通了管道。可以肯定的说，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民主宪政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而不可逆转。
这里我要多说几句。1980年代，民主宪政运动的主要力量应该在体制内，即使民间的民主宪政力量也没有完全被边缘化，它表现在像陈子明、王军涛等还可以和体制进行合作；到1990年代（包括2000年代前期）体制内民主宪政力量彻底销声匿迹，而民间的力量也彻底被边缘化，我的一个经验是：在我1997年进行实质性进入民主宪政运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群为中国民主宪政努力的人们。
刘晓波虽然从1989年以来一直就是民运人士，但鉴于他在知识阶层中1980年代确立的声誉实际上他一直被知识阶层所认可（也正因为如此《08宪章》能够有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响应），再加上那些在1980年代被他影响过的人们现在正好是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所以大大加速了艾未未们开启的民主宪政运动从边缘化向主流社会迈进的进程。我有个人的经验：1998年我们在打字店打印我们的《在野党》杂志的文章被浙江大学人口所主任撞见而遭其举报，而我朋友则对我放弃教师工作很是惋惜；但今天，当然不会再有人举报了，我的朋友更是对我们的勇气佩服有加！
《08宪章》发表之时，我在监狱里没有赶上签字，所以去年11月底我和朋友们申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日子也即12月10日举行游行活动，一者表示我们对《08宪章》的支持，一者也希望当局纠正罪错，释放刘晓波和所有在押政治犯。今年12月10日，又一个世界人权日到了，我还是希望当局抓住历史的机遇，尽快释放刘晓波和所有在押政治犯。而且今年形势的发展更是微妙，国际上，既有中东被动的民主化浪潮，也有东南亚缅甸主动的民主改革。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缅甸的民主化。尽管这个民主化还有很多问题，但这个民主化已经在路上了，这个不容置疑。我觉得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是应该脸红的，一个军政府，既允许了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领取了和平奖，而且从软禁到解禁！况且，它还开启了民主化进程！我们呢？刘晓波仍然在监狱里！我们的民主化进程不仅没有任何开启的迹象，而且还有那个倒行逆施的“五不搞”！难道没有听见经国先生的那句“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么？难道没有看见国内矛盾迅速积聚么？既然知道经济发展到目前的情况下是矛盾集中爆发期，还一味打压而不抓紧开放报禁、党禁，难道非得搞烂中国直至不可收拾么？
扯远了，下面说我的正题。
1999年五月，我在浙江省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的时候，写下了“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法庭上宣读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我的文章那时发在《民主论坛》上（题目是：关于中国民主党行动准则），引起了一点争议，不过争议的焦点不是在“我们没有敌人”这个观点上，而是我们“和平、公开、理性、合法”四原则中的“合法原则”上。或许是因为人们以为我们提出“我们没有敌人”不过是一个政党的策略而已。而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尽管刘晓波已经做了解释。他说：
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
为什么提出“没有敌人”，刘晓波已经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我觉得把我自己在和刘晓波一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提出这个理念的思考和朋友们分享，可能有助于理解它。
其一，不能把它作为命题来对待，而是一个信念，一种价值追求。一谈到我们没有敌人或者我没有敌人，朋友们很容易告诉我，专制政府不就是人民的敌人吗？希特勒难道不是被屠杀了的犹太人的敌人？民主的敌人就是一切反民主的势力，比如专制，如此等等。作为命题它太容易被证伪了。但作为信念，就完全不同。你可以有敌人，我完全可以没有敌人。我不说“心里没有敌人，就无敌于天下”，但我或者我们是绝对有权利不把所有人，包括迫害我或者我们的人和组织视作敌人。这是我或者我们的权利。就如同你可以把所有的人或者你认为应该的人当作敌人，那是你的权利。刘晓波说得很清楚：“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耶稣基督叫我们：爱你的敌人！而魔鬼则挑起我们和亲人相互仇视、残杀，我们该做怎么选择呢？
其次，它是个体或者群体的体验。我是相信刘晓波有这种体验，因为我也有这种体验。在我的过往人生中，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记仇。我不是说没有被伤害过，没有和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是说，我这人特麻木，特迟钝。恰恰相反，我很敏感，发生于我的伤害，也会深深地印入心灵。但，我不仇恨，也不会把任何人当作敌人。至多我远离他。它可能是一种懦弱，但为什么不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呢。我没有敌人，绝对不是说，纵容邪恶，绝对不是要求我们放弃权利、放弃抗争。恰恰相反，我没有敌人，我有的只是平等的人应该有的天赋人权。在平等的规则下，我坚守我的原则。没有抗争，我们就不必公开挑战中共的特权，没有抗争，刘晓波也就不会成为被中共打压的对象，以致深陷囹圄。但，我们的抗争，是不把对手当作敌人而是当作博弈对手的抗争。我不必然合作，也不必然不合作；我不必然对立，也不必然不对立；我不必然对抗，也不必然不对抗。但，我们不是为不合作而不合作；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我们不是为对抗而对抗。我们是为了这个世界充满爱，为了人可以像人一样活着。
其三，说实在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理念，当然和我本人的性格有关，我不喜欢敌对的环境，我也害怕我有敌人。但，这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我没有敌人”或者“我们没有敌人”是针对中国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中国问题的根源之一，肯定和统治者把全体国人当作敌人有关！我搞学术或者从事政治活动，我有一个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有的放矢。在一个充满敌人意识的国度里，在一个因为敌人意识搞乱中国的现实下，屛弃敌人意识显得特别重要！我相信，刘晓波也是基于中国问题的根源而提出他的观点。我相信，在他看来，中国问题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至少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敌人”意识造成的（当这个意识上升为意识形态后必然获得制度的维护而成为制度本身）。他说：“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反过来说，不就是过去“敌人意识”阻碍了这些么？
其四，和我们要建立新的文化有关。我曾经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化，其中语言文化，我写过一篇《新话语初论》。我把中共建立起来的这套话语称之为暴力语言。它的特点是以战争词汇为基本构成，内核就是马列的敌人意识。我相信，如果我们希望建构新的文化，就必须摒弃这套语词。“敌人”显然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我希望朋友们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概念，解构某些概念，进而从本质上让文化从非人文化回归到人的文化。“我没有敌人”或者“我们没有敌人”是从观念上对旧的非人的文化的否定，当然也是对新文化的一种创建。
其五，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搅扰了我很长时间。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我看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竟然把一部分中国人（它的绝对数字可能比一些小一点的国家人口还多），排除在政权的保护之下，幷且要加以消灭——真正的从肉体上消灭。我就问：国家难道不是全体人的国家么？政权是国家选择来实现国家的具体目标的。如果政权不能保护全体人，那么这个政权就没有落实国家赋予的使命；如果国家要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全体人的国家，它仅仅是不包括这些被排除的人的国家。在我看来，国家和它的人民是同一的，而且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源。如果国家视人民为敌，不是人民错了，肯定错在国家：它不是这全体人的共同体！
其六，民主社会没有敌人。民主机制是建立在什么前提下呢？我们可以设想：敌人遍天下的社会，有民主吗？或者说如果不放弃敌人的信念，可以实现民主吗？大家只有把消灭对方的想法放弃掉，坐到谈判桌上来，达成共同遵守的社会机制——这个过程就是放弃敌人意识的过程，就是确立在规则下公平竞争的伙伴意识的过程。如果像1940年代，国共双方相互敌视，就绝对不可能形成民主机制。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事民主宪政的人们必须引起重视的。我绝对不相信：满脑子敌人意识的人，民主社会一到来，立即就没有了这个意识。而且，更可能的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是在区分敌我的制度！
其七，法治社会没有敌人。可能有人要说，法治社会也一样把某些破坏法制的人关进监狱，甚至执行死刑。实际上是不是等于法律视破坏者为敌人呢？我的回答恰恰相反，首先法律是包括可能被惩处者在内一起制定的，制定者就是承诺者，被惩处不过是兑现承诺而已。第二法律不是消灭对手，而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同等保护，这其中就包括保护每个人的特殊利益和独立信念。它绝对不会以利益和观念的分歧而视对方为被消灭的敌人。所以法治的前提恰好和敌人意识相对立。没有这个对立就没有法治。
最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是刘瑜女士写的《民主的细节》。其中有一章《敌人的权利》。我觉得有助于我们确立“我没有敌人”或者“我们没有敌人”这个信念。刘瑜这里仍然用了“敌人”这个概念。她介绍了美国前司法部长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的事情以及关塔纳摩的“恐怖份子”如何获得法律同等保护的权利。比如2004年联邦法院裁决关塔纳摩的这群特殊的人有权通过程序挑战被囚的困境，2006年更是做出决定：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审判犯人，哪怕他们以敌对行动挑战这个国家，审判只能通过常规法院或军事法院。它说明了美国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没有了敌人，而且也正在把国际政治中敌人演化为法律下的平等的人：法律是中止犯罪、保护权利的；敌人意识是要不惜一切手段消灭对手的。
刘晓波是一面关不住的旗帜
——专访异议人士杨建利
来源：参与 作者：赵晓瑜
（参与2011年12月4日讯）去年的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一年时间过去了，外界没有刘晓波的任何信息，就连他的妻子刘霞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一周年之际，一些机构将举办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刘晓波夫妇的遭遇，幷要求中国政府还他们以自由。曾于去年出席刘晓波颁奖典礼的海外异议人士杨建利先生将于近日赴欧洲参加有关中国的人权会议，与哈维尔、达赖喇嘛、艾巴迪等国际知名人士一起讨论刘晓波的救援问题 ，《参与》记者为此采访了杨建利先生。
记：刘晓波获奖一年了，你认为颁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杨：全面评估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而刘晓波的名字在中国十分敏感，我们不太可能全面了解社会各界对此的真实想法。但我相信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是历史性的事件，它使国际社会对刘晓波所代表的中国民主力量的认可大大提升，而且对民众的心理产生正面冲击，甚至在中共领导人及体制内官员心里也会产生微妙的影响，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刘晓波及其所坚持的的理念的价值。
记：但过去的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幷不令人乐观。
杨：是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对中国的促进作用要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中去看。短期来看，刘晓波的获奖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恐惧，去年10月份以后，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控制力度不减反增，很多朋友直接因为刘晓波的获奖而被限制自由，今年春天，在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中国政府更是展开了大规模抓捕，迄今为止，这次打压中被捕者中仍有陈卫、朱虞夫、王荔蕻等人身陷牢狱，中国政府对陈光诚、艾未未等维权人士的打压也显示中国政府没有改善人权的意愿。但是，人权和民主从来就不是靠当权者的赏赐，我们不能因为当权者的强硬保守就假设情势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民众的公民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规模逐渐增大而且采取越来越有效的方式。
记：请谈一下你所感受到和预见到的变化好吗？
杨：除了看到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一面，我们也要注意中国民间力量在艰难环境下的成长，在陈光诚、艾未未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间力量的参与更为广泛，也形成了更大的动员能力；另外，刘晓波的获奖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西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更为关注，这一点，我在过去的一年中感受较深，支持中国人权的国际声音在增加，这对中国未来的变革是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条件，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哈维尔、达赖喇嘛、瓦文萨、图图等世界人权领袖都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表示出极大的支持意愿，他们不止一次地和我讨论有关声援刘晓波的问题，这次去捷克参加会议，我希望和他们有更好的交流和讨论，美国国会近日也将就刘晓波问题召开听证会，由于行程安排的冲突，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出席这次听证会，但我想我们都会感谢他们为此所作的努力。这些国际支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此次欧洲之行，我也将会见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人权活动者，讨论如何更好地声援刘晓波。
记：刘晓波被关在监狱中，任何声音都无法传出，你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不会使刘晓波的影响力无法发挥？
杨：我不这么看。刘晓波作为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在中国长期坚持抗争，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他的人格魅力、政治理念和道义形象是中国政府无法扼杀的，关押刘晓波只会让人们更加看清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幷对刘晓波的遭遇更为关注。我还要说的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晓波不是一个人在抗争，他有很多的同道朋友，这些朋友仍在继续刘晓波的工作，当刘晓波的道义形象和旗帜作用与众多朋友的努力在未来实现结合的时候，是可以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刘晓波是一个代表，这是未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无法被否定的力量。
记：中国政府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你认为他有无可能提前被释放？
杨：这是我们的期望，而且我认为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刘晓波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继续关押刘晓波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极为不利。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记录极为糟糕，但我不太相信他们有能力一直强硬下去，当然这要看中国民间社会抗争的效果和国际压力的大小。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权贵经济模式也遇到明显的危机；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在很多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潜在冲突是难以根除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可能发生变化。我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审视其国内外政策的效果，它无法长期回避政治改革问题。中国的阶层分化和对立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社会需要团结而不是继续扩大对立和矛盾，刘晓波作为一个理性、温和的民主活动家，在中国未来社会转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正面作用，基于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我希望幷相信刘晓波可以早日出狱，这是中国必须走出的一步。我们也将为刘晓波的自由做不懈的努力。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
记者：谢谢你接受采访。（赵晓瑜）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幷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幷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幷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公告天下
王荔蕻、刘沙沙共同荣获第二届“中国良心奖”
供稿：“我们大家”评委会
今天，2011年度的12月10日，既是中国《零八宪章》发布3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3周年的纪念日。在这美丽庄严的日子，“我们大家”评委会经过民主投票决定将第二届“中国良心奖”郑重授予两位杰出的中国民主维权先锋——王荔蕻女士和刘沙沙女士！10000元人民币奖金由两位女士共同获得！
对于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来说，2011年度充满了挫折和艰辛，从年初钱云会事件、茉莉花事件到年末陈光诚事件、艾未未事件，民间力量与执政当局在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拉锯战，但不管是经历着怎样的逼迫和打压，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依然勇敢的坚持在民主维权第一线，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书写着新的灿烂篇章。尤其是在诸多民主维权事件中涌现出像王荔蕻、刘沙沙、艾未未、江天勇这样百折不挠、勇于抗争的优秀公民，他们以自己的呐喊和抗争展示着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良知和良心——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杰出榜样！
“中国良心奖”是诞生于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人权奖项，它由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各界民主维权人士共同发起，幷以“我们大家评委会”的名义颁奖。第一届“中国良心奖”于2010年10月3日颁发给了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孙文广先生和陈光诚先生（注：“我们大家”评委会以“光明之子奖”的名义授予陈光诚先生“中国良心奖”）。
本次评奖活动仍由“我们大家评委会”负责进行。经过局部范围的多次讨论，决定推举王荔蕻、刘沙沙、艾未未、江天勇等四人为本年度“中国良心奖”的候选人。12月上旬，由北京、河北、山东、安徽、四川、陕西、山西、浙江、云南、福建、内蒙、河南、广东、湖北、广西等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主维权人士进行了网络具名投票。最终根据投票结果，“我们大家”评委会决定取前两名将本年度“中国良心奖”授予王荔蕻女士和刘沙沙女士！
在这神圣庄严的“世界人权日”，我们谨向两位获奖女士表示热烈的祝贺！
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评委会，也向荣获本年度“中国良心奖”提名的艾未未先生和江天勇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我们相信，因为你们的榜样示范和精神激励，必将召唤更多的中国公民参与到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当中，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必将因为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而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法则！
最后，在这美丽的“世界人权日”，“我们大家评委会”也向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却依然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先生及其夫人刘霞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向高智晟、陈光诚、刘贤斌、陈卫、朱虞夫等所有失去人身自由的民主维权人士及其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我们希望执政当局高瞻远瞩、洞悉世界民主潮流，以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迅速释放一切被迫入狱的中国良心人士，停止一切人权迫害，归还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在保障人权、厉行法治的轨道上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统一、繁荣的未来！
“我们大家”评委会
2011-12-10
附录：2011年度“中国良心奖”颁奖词
2011年度“中国良心奖”颁奖词
今天，2011年度的12月10日，既是中国《零八宪章》发布3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3周年的纪念日。在这美丽庄严的日子，“我们大家”评委会经过民主投票决定将第二届“中国良心奖”郑重授予两位杰出的中国民主维权先锋——王荔蕻女士和刘沙沙女士！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近年来，王荔蕻女士以其高度的公民责任感和良知感，奋勇抗争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最前线。无论是在邓玉娇事件、杨佳事件、结石宝宝事件、唐福珍事件、李淑莲事件还是“和平奖”事件中都有其慷慨奔忙的身影。尤其在福建“三网友”案件中，王荔蕻大姐以其卓越的智慧成功的组织了上千网友以街头“围观”的方式来争取“公平正义”，第一次将中国公民的维权抗争提上“讲人权”、“讲政治”的高度，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提供了难得的范例。最为宝贵的是王大姐的“不妥协”精神——既就是在黑云压城的2011年春天，她毅然顶着种种高压幷拖着带病的身体前往河南从事维权活动，直到被执政当局逮捕入狱！
刘沙沙，一位中原大地的普通女儿，近年来却以其凌雪傲霜的抗争精神连续奋战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第一线。自郭泉组党事件以来，近年发生的所有热点人权事件几乎都有刘沙沙呐喊抗争的身影。她不仅勇敢探望郭泉、上街宣传《零八宪章》、拉横幅声援公盟，而且曾率众怒砸聚源宾馆，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气撕开了中国黑监狱侵犯人权的罪恶真相。尽管在这些维权活动中，刘沙沙被数度拘押幷遭遇过多次绑架、殴打和伤害，但为人权事业而顽强战斗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她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尤其是从今年夏秋以来，刘沙沙带头与众网友勇闯山东临沂，发起前赴后继、波澜壮阔的“围观东师古、探访陈光诚”活动，为2011年度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
王荔蕻大姐曾在著名的《不做保证书》中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刘沙沙女士也曾在《让大家慢慢习惯》一文中明确表明：“若要人尊重你的理想，你就必须为理想而战斗！”，她们是这样说的，她们更是这样做的，他们以自己的呐喊和抗争展示着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道德良知——她们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光荣和骄傲，她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良心”！
我们认为，民主，正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性潮流！
我们认为，人权，正成为引领人类文明的光辉旗帜！
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未来的十年必然是民主转型的十年，必然是人权抗争的十年！也因此，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公民、更多的中国青年勇敢的站起来，积极参与到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当中——像王荔蕻那样、像刘沙沙那样，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做一个为民主理想而顽强“战斗”的人！
我们相信，伟大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必将在中华儿女的精诚奋斗中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我们大家”评委会
2011-12-10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国际人权日声明
作者:佚名
我们在此“世界人权宣言”获得通过六十三周年之际庆祝国际人权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所起草的这份文件，神圣载入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全人类都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今天克林顿国务卿重申我们的承诺，以支持那些寻求扩大人权保护的人们。
承认这一原则的普世性和我们共同的人性、促进人权和宗教自由处在美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外交的前沿。正如克林顿国务卿12月6日在日内瓦的讲话中所提到的，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平等----这些权力不是政府赋予的，但政府有义务对其加以保护。
我们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包括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定期对话。美国对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中国的支持，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即尊重法治、保护普世的表达、信仰和集会自由对于确保中国所追求的增长、繁荣和长期稳定以及实现其人民全部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中国无疑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限制其配偶刘霞的自由，非法让高智晟“消失”，非法拘禁中国公民如陈光诚律师，以及限制藏人和维吾尔人社群的宗教自由及行使宗教的行为，不会使中国更接近其所表述的目标。
所有政府都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以绝不辜负所有人都生来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平等的原则。今天，我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
来源：民主中国
胡佳呼吁关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
在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夕，中国的不同政见者胡佳通过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在声明中，胡佳表示，他最有力地支持仍在监狱中的刘晓波和刘被软禁至今的妻子刘霞。此外，胡佳还强烈要求公正地对待言论审查制度的受害者和那些言论自由被剥夺的人们。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虽然被释放后，胡佳一直被软禁，他仍勇敢地发出声音，这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也是对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发出的呼吁。该组织幷于国际人权日之际在其网站上登出胡佳的声明（以下是胡佳声明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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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我在北京向各位致意。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人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它又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日。这是属全体人类和为人类争取和平者的荣耀之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日子对人类尊严有这种双重肯定的意义。
首先，请允许我以个人的真实经历做一个与诺贝尔和平奖有关的简单回顾。12月08日，是上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被捕三周年纪念日。这是北京今冬最冷的一天，我本要前往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上访者们聚集地带，准备为他们提供抵御寒冷和饥饿的帮助。但是中国北京的政治警察们封锁了我的出路，阻挡我前往上访村。为什么？我无法理解专制体制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警察把人道主义也当作他们的敌人，那更何况更高标准的人权呢。
8月9日，我在前往医院治疗时，在政治警察的跟踪监视下前往刘晓波的家探望刘霞。被刘霞家门外被负责软禁她的保安粗暴拦截。我要求对方提供阻拦我访友和限制刘霞自由的法律依据，很快负责管辖刘霞的警察们赶到，将我扣押六小时。这就是自由公民看望自由公民的后果。9月，警方给我提出了三条底线之一就有绝对阻止我再前往刘晓波的家探望刘霞。而作为亲历者，在这里我愿意向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提供证词，证明刘霞确实处于被非法拘禁的状态，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甚至刘晓波的兄弟都无法与刘霞联系。中国的外交部关于刘霞的陈述皆属谎言。在中国，当一个人成为政治犯时，往往意味着他/她的父母、配偶和孩子也同时成为政治犯。应当对北京这些人权压制事件负直接责任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因为他们主导司法权和北京的地方行政权力。这些都被滥用于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
再向前追溯，2008年12月10日，中国政治警察一个月内第七次到监狱试图说服我，他们重申代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意思，让我公开发表声明，拒绝萨哈罗夫人权奖的授予，拒绝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作为“回报”，我可以在两个月之内以保外就医的形式获得“自由”，同时将得到所获奖金额两倍的金钱“补偿”。在监狱中常常手铐脚镣加身的我，多么渴望拥有自由，回到父母、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女儿身边。但这一切都不能以尊严为代价。我清楚，获奖和被提名的公民不是胡佳，而是这个国家所有争取政治权利幷受到压制的公民们。人格无可交易，原则不能打破，道义没有退让的余地。这段过程可以反映出萨哈罗夫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政府的道义压力，不论当局以什么方式表示轻蔑和反对，但他们实际上已经输了，他们很担忧这些奖项成为化开冻土的暖流。
2008年10月10日早晨，我突然从远离北京的天津潮白监狱，被押解到北京南部的北京市监狱。我母亲和妻子、孩子每月探视的距离缩短了三分之二，减轻了老人和孩子的劳累。一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是由于我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而那一天获奖者将揭晓。在这里，我想让全世界知道，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或获奖，给中国监狱中或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异见人士肯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保护，改善他们恶劣的生存条件。否则他们的境遇会更糟糕。在这里，我们可以期待刘晓波将来给大家讲述狱中与诺贝尔奖有关的经历。
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三年来《零八宪章》有一万三千签署者，这相对于中国人口，只占十万分之一。这源于中国统治者给社会制造的恐怖以及在互联网络上封锁。我今年出狱不久也签署了《零八宪章》，而我妻子曾金燕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签署时，我的感觉又回到了奥运会之前我们针对许多人权个案的签名行动。那时我们与晓波常常配合。但没有想到，温和理性的《零八宪章》，居然引发了对参与者刘晓波的牢狱报复。这其实不是针对他本人，而是要用他付出的牢狱代价来恐吓其他坚持倡导民主宪政的中国公民们。宪章中描绘了部分公民心中理想中国社会的蓝图，我们只是在重申普世价值。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权提出他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不应受到任何来自中国党卫政治警察的压力。我相信，零八宪章中所强调的那些普世价值，十年之内都会写进中国的宪法。幷且依此实施宪政。
去年的12月10日，世界面对着空椅子，见证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大陆公民刘晓波先生。和平奖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大洲的共同骄傲。它终于来到了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悠久的专制帝国。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选择中国异见人士。对于海内外若隐若现的争议，让我们回到自由至上的原则，事实是中国的每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公民都是无罪的，都应该立即无条件地获得自由，恢复名誉。如果你认为自己信仰正义和民主，那么我们就有道义责任为刘晓波和刘霞争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由生活和表达的权利。我们的对手是专制者的暴力机器，我们要抵抗和变革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被这个体制压制的异见人士、维权者。当局不仅从我们的恐惧中获益，而且从我们彼此的漠视和攻讦中获益。在专制者眼中，我们都是异见者，都是一样要被它压制的对象。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所谓英雄，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非凡的事而已。英雄往往是不断战胜自己的恐惧，坚持去争取自由的人。当我们准备批评别人时，请让我们先成为自己符合内心英雄的标准。面对暴政，我们的恐惧来自于我们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一盘散沙的状态更加剧着个体的恐惧。搁置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分歧，接纳人性的弱点，当我们相互凝聚包容时，就形成对专制者的制衡和压力。在寒冷的政治冬季，让我们相互雪中送炭。
当诺贝尔和平奖的网站在中国都被封锁，中国人可以感到共产党的“北京墙”要阻隔什么。现在的中国，如同曾经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且这里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战场。这里有刘晓波，这里也有盲人陈光诚、艺术家艾未未、维权律师高智晟……更多的是那些在网络上、在现实中为公民权利奋战的亿万中国公民。中国的民主化，是世界议题，中国的民主化是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的保障。也唯有中国理性渐进的民主化，能让这个饱经战争和自相残杀的国家和平转型。
今天我们庆祝阿拉伯之春，同时我们更期待幷准备着北京之春。再次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选择中国。感谢世界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支持。
胡佳
(全文<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633>)
“维权网”：纪念“国际人权日” 关注人权捍卫者
来源：维权网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3周年。同时，今年还是联合国通过《人权捍卫者宣言》13周年，《零八宪章》发布3周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周年。在此，我们向世界各国的人权捍卫者致以崇高敬礼和诚挚慰问！对中国政府继续关押刘晓波、刘贤斌、陈卫、谭作人、王荔蕻、朱虞夫等良心犯，侵犯陈光诚、艾未未、姚立法、冯正虎、孙文广、秦永敏、陈西等人权捍卫者的基本人权，大肆使用监控、绑架、失踪、殴打、劳教、“黑监狱”等手段打压维权人士和独立参选人，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努力实现的共同目标。这是有史以来就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达成的第一个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承诺的国际文献，标志着国际社会朝着建立文明规则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950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世界人权宣言》基于对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普世价值观，为此后制定的国际人权法奠定了基石。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成员，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世界人权宣言》提出的保护所有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责任。
然而，1949年中共建政后，因无视人权而出现“反右”、“文革”等殃及全民的浩劫，国家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公民权利受到肆意践踏。“文革”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1982年颁布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单列一章，写在“总纲”之后，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公民权利的重视。1998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支持通过了“承认人权捍卫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承认给予开展保护人权运动更好保护的”《人权捍卫者宣言》。 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中国《宪法》。2009年4月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也在自己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载入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中国人权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改善，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等诸项宪法基本权利仍悬置成空。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制造了一系列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与本国法律的侵犯人权、迫害人权捍卫者的事件，全国各地的大批维权人士受到残酷打压。
有“盲人赤脚律师”之称的陈光诚，因为揭露山东临沂计划生育严重侵犯人权的黑幕，于2006年被判刑4年零3个月，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陈光诚受到临沂当局的严密监控，被软禁家中隔绝与外界的联系。今年2月以来，更出现了陈光诚与妻子袁伟静多次遭到看守殴打，陈光诚身患重病长期便血无法就医治疗，基本生活用品均因被控制外出购买而没有保障等等严重情况。陈光诚作为一个公民，一个著名的人权捍卫者，被如此公然剥夺基本人身自由、通讯自由与获取信息、健康、人身安全等权利，他的亲人也因此受到株连。这激起了国际国内一批良心人士的义愤，大家纷纷前往山东临沂探望。结果无论是外国记者还是国内维权人士，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地近百看守的拦阻、绑架、殴打、抢劫，一年来400多名前往临沂探望陈光诚的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遭到严重侵害，当地警方居然坐视不管，有的暴行还公然在派出所中发生，有穿制服的警察直接参与。这种大规模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侵害事件，公然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地发生着，突显出中国人权极度恶化的现状。
在北京，人权捍卫者王荔蕻女士，因参与福建“三网民案”开庭围观及关注艾滋病、结石宝宝等等人权事件，今年3月被警方抓走，9月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9个月。国际知名艺术家、人权捍卫者艾未未，因组织对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中死难学生调查，围观谭作人案开庭，制作记录片声援维权人士冯正虎、胡佳等，今年4月3日被北京警方带走，直到6月22日取保候审，随之又被北京税务局以涉嫌偷税处以1500余万元罚款。而今年二月网传“茉莉花事件”后，全国更有上千人失踪；据一些失踪者在失踪几个月回家后透露，他们中多数人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至今因“茉莉花事件”仍被关押而面临判刑和处罚的还有四川人权捍卫者陈卫、浙江人权捍卫者朱虞夫和辽宁沈阳的网名“渺小”（本名梁海怡）等人。
今年因是五年一届的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全国涌现出许多人权捍卫者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结果他们纷纷受到当局的威胁、监控、绑架、软禁、失踪。如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在暑假被失踪两个多月后，至今一直还遭到潜江当局软禁；贵州陈西等多名人权研讨会成员因宣布参选当地人大代表也反复被当地警方绑架、失踪。可见行将过去的2011年是中国人权大倒退与更加恶化的一年。
中国政府如此公然践踏人权，迫害人权捍卫者，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强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必须共同地、分别地履行其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庄严义务”，“承认在促进有效消除对各民族和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切侵犯方面个人、群体和社团能作出宝贵的工作”，“强调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个人、群体和社团有权利和义务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识”，“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时还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也与中国政府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国策相背离。
值此“国际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维权网”强烈呼吁：
一、立即释放刘晓波、刘贤斌、谭作人、王荔蕻、陈卫、朱虞夫等一切因践行公民权利、维护人权而被关押、判刑的人权捍卫者。
二、立即停止对陈光诚、艾未未、姚立法、陈西、冯正虎等人权捍卫者的软禁、骚扰与政治迫害，切实履行《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捍卫者宣言》的有关条款。
三、尽早启动政治改革，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与人的自由，俾使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真正得到制度和法律的有效保护。
维权网
2011年12月5日
执政党观察
央视新头上任 “喉舌”语录火爆微博
作者: 萧雨
焦国标认为，中国缺少的是超党派的媒体；只有允许自由地创办媒体才会引发竞争，才能带动对真相的探究和追求。在他看来，新媒体的兴起使得民众能相对开放地表达言论，最终会推动党营媒体改变自身的行业伦理，否则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报道只会沦为公众的笑柄
一个多星期前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台长在微博上火了。他的一番“新闻工作者的定位应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语录被广泛传播。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1月24日公布了中央任命原光明日报总编辑胡占凡出任中央电视台新台长的消息。
胡占凡1953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新闻学专业研究生班，曾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幷两次当选中国记协副主席。
*新台长语录：新闻工作者=党的宣传工作者*
胡占凡走马上任不出一个多星期，他的两条有关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定位的语录就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争论。
一天之内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1万多次的一条胡占凡语录说道：“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另外一条语录说 ：“一些人认为强调党性和喉舌作用会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会影响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十分片面的”。
这些话其实是胡占凡今年1月在光明日报举办的一次“杜绝虚假新闻”的学习班上所言。今年5月，他也发表了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胡占凡说，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政治家办报”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他说：“我们的舆论阵地，我们的报纸，要永远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的手里，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
胡占凡舆论引发众多网民讨论和质疑，担心这是当局言论收紧的又一迹象。
*高瑜：中国媒体无法匹配大国实力*
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胡占凡的这番话是典型的“工具论”。她说，毛泽东早在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新闻更是被纳入政治的一部分。高瑜说，解放后，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高瑜说：“做驯服工具，就是不能批评监督，不能自由发表不同的看法，不讲思想自由，对新闻的最大危害就是跟着党犯错误。”
在高瑜看来，做驯服工具就是放弃了舆论监督的责任，帮着党犯错误，制造谎言。她举例说，大跃进时期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可是别说当年，就是现在中国大陆也几乎没有媒体认真反思过这段历史。
高瑜说，到今天，央视的这位新台长依然沿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派生出来的宣传理论和方针。这样下去，新闻永远脱离人民，中国的媒体也永远不可能形成一种与大国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
*焦国标：公众呼唤媒体多元化*
中国新闻学研究学者焦国标则认为，胡占凡说出这样的话不足为奇，甚至不能说指责他讲错了话。他说，光明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就是党的喉舌。一个政党的党魁对党员的要求肯定是这样，黑社会对它的成员的要求也会是这样。
焦国标说，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本就不是中立客观的媒体，胡占凡说出这样的话幷没有脱离他的角色。至于网民的讨论和质疑，焦国标说： “公众对这种嘲讽也好，批评也好，实际上是对一种信息真实性的呼唤。真实性来源于媒体的新闻自由。现在中国实际上需要的是媒体的多元化，而不是让共产党的媒体变成一个全民媒体。”
焦国标认为，中国缺少的是超党派的媒体；只有允许自由地创办媒体才会引发竞争，才能带动对真相的探究和追求。在他看来，新媒体的兴起使得民众能相对开放地表达言论，最终会推动党营媒体改变自身的行业伦理，否则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报道只会沦为公众的笑柄。
来源：VOA
官员“带病复出”引社会舆论强烈质疑批评
作者：田大校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编辑部
据南方都市报率先披露，因去年“宜黄事件”被免职的江西宜黄前县委书记、前县长均已复出，其中前县委书记丘建国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前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均属平职安排。此消息随后也被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证实。当地回应说，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复出的最低期限应是“一年”，而此次复出任命也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但社会舆论却对此回应强烈不满，普遍认为免职是“假问责”、复出是“真伤人”，使社会公众“满腹狐疑”，强烈呼唤“阳光政治”、“理性政治”，从而把从严治官方针真正落到实处。为了帮助各位网友了解有关情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收集整理了相关评论，与网民朋友辨析思考。
一、“带病复出”暴露的是“假问责”。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从舆情的反馈来看，公众对丘、苏两位责任官员的复出幷未感到惊奇，而是更多表示出“意料之中”。因为此前，公众已看过太多“官员复出”的闹剧。评论写道，2010年9月10日，发生在宜黄某拆迁现场的自焚事件造成三人重伤，后一人不治死亡。9月16日，拆迁户家属钟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媒体采访，时任宜黄县委书记的丘建国率队在机场拦截，引发舆论哗然。9月18日，事件的一位伤者去世，时任宜黄县长的苏建国率人在医院抢夺尸体，幷打伤钟家人，舆情危机再度达到峰值。当天，抚州市方面发布消息，丘、苏二人对“9•10”拆迁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分别对两人立案调查。但当舆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趋冷却后，曾经的“立案调查”也就没了下文。去年10月10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对外发布消息，只宣布对二人免职，幷无调查结果。由纪委立案，还是检察机关立案?不知道。立案后是撤案了，还是认定两人无违法行为因而无需追责?不知道。免职是临时性的处理措施，还是定论性的责任追究?不知道。评论认为，从丘、苏两人的“复出”来看，免职幷不是“问责”。两人根本就没被究责。所谓“免职”，是不再担任该项职务，官员调离工作要免职，官员升职也要免去原职，离退休或因病等等，都要免职。而且，免职幷不免职级待遇，于官员个人的正当利益来说，基本没有损失。形式化的“免职”很可能只是给责任官员放了一年的带薪假期。或者说，在一些所谓的“潜规则”中，暂时“免职”因为让当事人政治失分，失去了重用、提拔甚至可能腐败的机会，这或许被当作一种实质的“责任承担”。这种一年后的“复出”，甚至也合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里说，“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一年后的“复出”，其实是自然而然的。评论指出，丘、苏两人的“复出”，其实幷不是“复出”的问题，而是问责的问题。没有真问责，被免职的官员当然会“复出”——责任官员一直享受带薪假期，公众也不会答应。要避免这种应付舆情的假问责，就得先问责监督部门。问责不看“免职”，而是要看对责任官员的法律评价——是违法，还是犯罪?应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应承担刑事责任?这应由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来说了算。西安晚报发表文章说，宜黄事件是必须问责的，党纪国法说得很清楚：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紧急通知,“对采取‘株连式拆迁’和‘突击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但诚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相对于撤职而言，免职的过错程序要轻一些，只是现在已不适于继续任职而先行免职。宜黄县委县政府顶风强拆，且又拆出了人命，按照国务院的“紧急通知”，先行“撤职”恐怕才算基本的问责。遗憾的是，当时的处理决定却是语焉不详。只有“宜黄县委书记丘建国已被免职，县长苏建国也被提请免去县长一职”等寥寥数语。这样的免职决定恐怕是难以服众的。诚如论者所问：既是“行政问责”，难道不应让公众知道其咎由何处，所负何责，所据何证吗?如果说对党政官员的免职处理仅仅与拆迁事件“有直接关系”，那么谁又来为拆迁自焚之后发生的丑闻负责?如此问责难道只是想忽悠民众?文章指出,遗憾的是，在网上搜索“免职、原因”，出现的新闻中居然大多有“未公布、未透露”的字眼。可以看出，“免职原因语焉不详”幷不仅发生在宜黄的书记县长身上，而是当前官场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官场陋习。免职有多神秘，复出就有多神奇。
二、“假问责”不过是糊弄公众的障眼法。红网发表署名文章说，官员违法，有法律制裁，官员违纪，有纪律处分，然而现如今的官员问责几乎等于是一次升迁的机会，至少是一次平调的机会。那么，这种“一年后复出”现象，又怎么可能不是一把“痒痒挠”呢?文章质问道，问责等于升迁，问责等于一把“痒痒挠”，令天下人百思不得其解，是组织部门再也考察不出新的人选了，还是就是这两位被问责的县委书记县长就是响当当无人可以替代的“能人”?舍问责县长县委书记其谁?真有如此气概与能力吗?那又为什么制造出一场“抢尸”的绝活，又制造出另一出机场拦截到北京接受媒体采访的自焚者家属之绝活呢?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复出者的上级、上级组织部门，幷不认为这是一件违法之事，也不认为是违纪之事，而是平平常常的一件撑不起眼眶子来的小事一桩。甚至，某些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认为，时任宜黄县委书记的丘建国率队在机场拦截，是“正义”的举动，时任宜黄县长的苏建国率人在医院抢夺尸体，幷打伤钟家人，通通都是县委书记、县长的“必修课”，没有这点儿抢夺尸体与拦截赴北京接受采访者的“本事”，那还算什么合格的县领导、县太爷?文章指出，因此说，假问责源于上官认同、上官默许、上官的直接庇护，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假问责。不仅书记敢“拦”县长敢“抢”源于上官的默许，甚至“拦”书记与“抢”县长，恰恰可能接受了某些更高级领导的直接批示与授意。那么，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被问责的官员反而“挪窝”后活得更滋润。上级组织部门、某些上级领导根本就不认为这些制造轰动拆迁自焚事件的官员犯了错犯了罪，而是一种“强有力”的维持拆迁治安秩序的正当履职行为，那又怎么可能真正“打板子”呢?给你一个“痒痒挠”，挠过了之后舒坦了，公众舆论也就“消气”了，官员也就可以复出了。就这么简单，其实不过是一种“问责障眼法”。西安晚报评论质问，如此问责难道只是想忽悠民众?遗憾的是，在网上搜索“免职、原因”，出现的新闻中居然大多有“未公布、未透露”的字眼。可以看出，“免职原因语焉不详”幷不仅发生在宜黄的书记县长身上，而是当前官场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官场陋习。免职有多神秘，复出就有多神奇。
三、官员正当复出呼唤“阳光限制”。西部商报发表评论称，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问题官员的复出引起过公众的质疑。比如07年因“华南虎照事件”被免职的陕西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两年后又以“省林业厅领导”的身份出现，就曾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而对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悄然复出幷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不少网友更直言不讳地表达过自己的不解与愤怒。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固执地要“一棍子打死”问题官员幷不是我们提倡的，这既有悖于人性伦理，也不符合法律逻辑。而当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相关规定是：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可见，无论是从人性的角度推敲，还是从法律程序的考量，容许问题官员复出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如果这种复出没有任何限制，则问责毫无意义。因为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而言，权责从来是统一的、对等的，有权就有责，有多大的权就有多大的责。而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落实措施，目的之一就在于“有什么责问什么责”，体现规则面前的平等。问责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在追究责任之外，更好地预防问题、解决问题。在各种事故发生后，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既是为了惩戒当事人的渎职或失职，也是要让更多的人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促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为民众服务，真正对群众负责。可事实是，在问题官员免职的这一两年里，工资照拿，级别照享，相当于带薪休假，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惩戒，更看不到多少责任的担当。而问题官员复出时，既不见权力责任的自觉，也没有任何的教训表达，就连向民众道歉、知错就改的最基本姿态都很难被发掘。从这个角度而言，问题官员要复出就必须要有限制。一是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通过监督和制约迫使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聊胜于无的免职;二是在官员复出时，公开其复出理由和程序，幷征求公众意见。否则，问责的作用就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沦为一种官场公关方式和官员规避责任的工具，不仅容易让民众产生审美疲劳，也有损政府公信力。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但显然，这一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人们注意到，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的责任人低调履新，都曾起公众引的“满腹狐疑”，背后所折射的制度、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耐人寻味。要增强干部复出的说服力，消解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就必须打消来自公众的各种疑虑，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今天中央要求政务公开做好“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的应有之义。就“宜黄事件”来说，“立案调查”的调查结论和销案情况如何?有关责任人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问责期间官员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这些是否也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进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但这种培养必须是阳光下的培养。离开了透明性、缺少了能见度，于组织而言，会招来各种猜疑，对干部来讲，也难免不明不白。遗憾的是，许多干部的复出，往往是被偶然发现的，结果自然是引起习惯性质疑、反面性猜想。我们对普通干部的任命都有严格的公示程序，那些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干部，因其社会关注度高，复出更应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行政问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干部复出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问责的成效和初衷。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不仅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培养“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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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论宜黄官员复出：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范正伟
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去年9月，因强拆自焚而引起轰动的江西“宜黄事件”，牵动着人心。时隔一年，有消息称，因“宜黄事件”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前县长均已复出。此消息最近刚被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证实。
根据当地回应，无论《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复出的最低期限应是“一年”，而此次复出任命也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但显然，这一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人们注意到，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的责任人低调履新，都曾引起公众的“满腹狐疑”，背后所折射的制度、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耐人寻味。
不是所有舆论指责都合理合法，但反过来，要增强干部复出的说服力，消解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就必须打消来自公众的各种疑虑，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今天中央要求政务公开做好“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的应有之义。就“宜黄事件”来说，“立案调查”的调查结论和销案情况如何？有关责任人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问责期间官员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这些是否也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进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但这种培养必须是阳光下的培养。离开了透明性、缺少了能见度，于组织而言，会招来各种猜疑，对干部来讲，也难免不明不白。遗憾的是，许多干部的复出，往往是被偶然发现的，结果自然是引起习惯性质疑、反面性猜想。我们对普通干部的任命都有严格的公示程序，那些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干部，因其社会关注度高，复出更应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行政问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干部复出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问责的成效和初衷。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不仅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培养“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学者：被问责官员几乎100%复出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来源：法制日报
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规定，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难分青红皂白，导致了问责制度出现信用危机
拆迁问责第一案，在一年之后，给了当时为舆论的胜利、正义的伸张以热烈掌声的民众一记意外的耳光———两“建国”复出了。
去年10月被宣布免职的江西省宜黄县县委书记丘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证实最近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现行法律中幷没有明确规定官员复出的条件和程序，导致现实中官员复出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呼吁完善相关程序的声音由来已久。经过多年探讨和争论，许多意见也基本达成一致，只待立法予以吸纳。
问责制度出现信用危机
许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曾引起民意哗然。
例如宜黄拆迁事件中的两名官员，又如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复出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再如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在悄悄复出之后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还有黑砖窑事件中被处分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
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虽然颇多微辞，无奈被一句“复出符合相关规定”回应给噎得无话可说，因为这些纷繁复杂的种种规定，没有几个人能摸得着头脑。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包括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8年《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2009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10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
通过对上述文件中零散的问责复出规则进行梳理，沈岿发现，问责官员复出问题尚未在制度上有系统的应对，既有规则不仅短缺，相互之间还存在冲突，而且，这些规则丝毫没有体现对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尊重。
“没有完整规范，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既然难分青红皂白，也就容易触发一律质疑的怀疑，这是问责制信用危机的根源所在。”沈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对官员复出规定的模糊与笼统，一直以来也屡受诟病。
例如被引述得最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除了官员复出的时限要求是一个硬性规定之外，其他条件都非常模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直指，上述规定未就“说明复出理由”有任何精细规定，而“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等似是而非的表述，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给人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
他表示：“笼统模糊的规定，是出于政治考量上的刻意安排，还是立法技术的失当，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规定的不足显而易见。”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也极具争议，即官员问责后的复出，到底是一种原则还是一种例外?
问责依据不清
2008年2月20日下午，昆明市市委礼堂，昆明市招商引资的专题讲座刚刚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坐在主讲人旁边、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发话："第一排第二个，睡觉的那个起来!"
一位干部随即躬着身子站了起来，神情疑惑。
"你是哪个单位的?"
"呈贡县投资促进局。"
"你是来睡觉还是来听讲座的?!"
很快，这位蒋姓副局长被勒令辞职，局长也被要求作深刻检查。
由于是《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实施后官员受到处理的首例，当地媒体大肆报道。
"官员开会睡觉问什么责?有纪律处分条例，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与问责无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摇了摇头，"现在的问责有点乱。"
这种乱，不仅体现在该纪律处分的人问了责，也体现在违法应负法律责任的最终也问责了事。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竹立家坦言，现在有种不好的倾向，即凡是官员犯了错，都以问责开刀，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比如一些明明背后涉及贪污腐败的，最终却只是问责事了。
"问责与违法之间的界限弄得很混乱，其实法律规定是很清楚的，哪些情况要追究法律责任，可是没人追究，也就了了。"竹立家认为，制度的漏洞和监督的缺失是造成这种混乱的直接原因。
与普通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感不同，一般将严格的官员问责依据责任的分类有所不同，即政治问责、道德问责、行政问责和法律问责各有不同，由此导致的官员问责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免职等，一般认为对应于官员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理论上讲，各种问责的依据应有所不同，各依其法，但在我国，这几种类型的问责法律依据之间幷没有明确的界限，往往相互混淆，层位不清。"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鄯爱红指出。
竹立家认为，目前我国的问责不仅比较乱，而且用得也过于宽泛。
他介绍说，根据国际惯例，问责一般属政治层面的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的官员才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如果随意扩大问责的范围，就可能造成问责混乱和不严肃的后果。
因此，这些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行政责任时，必须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至于那些胡作非为而触犯党纪国法的官员，则应该按照相关的纪律处罚和法律法规处理，承担法律责任或纪律责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军鹏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干部定责仍有许多难题，例如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等。
但竹立家也承认，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问责被滥用，但其实中国的问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现在往往是干部出了事才来问责，像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多、情妇多，道德早就败坏了，却迟迟没有被问责。
而据报载，德国某市有规定要求乘坐公交车必须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让座，但该市市长某次乘车时由于专心看报，没有注意到身边站的一位老妇人，结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电视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满，最后引咎辞职。
市民认为这样没有爱心、没有道德的人当市长，不能指望他照顾好公众利益，因此他必须为自己身为市长的行为负起"道德责任"。
被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被问责的官员是否还可以复出，虽然实践已经用无数的事例征服了学者喋喋不休的辩论，但出于对未来制度设计"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负责任，这仍然是目前讨论热火朝天的一大话题。
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就认为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可能性非常小，他撰文分析了其中的几个原因，一是目前的情况下，要官员自缚手脚幷不现实;二是培养一个干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不能出了问题就弃之不用;三是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就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
即便有上述种种现实的考量，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仍然重申了他的观点："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被问责的官员)政治生命基本到此为止，复出的可能微乎其微，要重新取得公众的信任很难了。"
他指出，现在问责的官员大面积、几乎100%的复出，伤了民心。
许多人也认为问责官员极其轻易、闪电般的复出，使得问责本身没有足够的威慑力。
毛昭辉就批评说，现在一年期满还可以提拔任用的规定有可能成为压垮问责制有效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样的规定下，问责制可能成为平息公众不满情绪的"避风港"，而官员免职则成了"带薪休假"。
让官员复出"晒太阳"
如果不是网友曝光，宜黄的两名官员复出至今不会进入公众视野;如果不是在某些官方宣传报道中出现的官员名字令心细记性好的人偶然得以发现，许多官员的复出就会毫无波折，官员复出也不会成为今天的一大公共话题。
去年9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被拆迁的钟家三人烧成重伤，其中一人入院后医治无效死亡。此事因钟家姐妹使用微博求救，幷直播维权过程，受到全国关注。
其间，丘建国率人阻拦钟家姐妹赴京接受媒体采访，上演"女厕攻防大战";苏建国则率人到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抢夺受害人尸体，幷打伤家属。
宜黄拆迁事件中，在引起举国关注成为公共事件之后，抚州市委决定对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立案调查。
随后抚州市委、市政府发布情况说明，坚称拆迁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全程未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再之后就是江西省委宣传部对外发布消息称两"建国"已被免职。两"建国"后来成为因拆迁事件被问责的首批官员。
直到现在两人复出任新职，公众也不得而知当初对两人调查的结论是什么，两人到底犯了什么错，根据什么规范被问责，现在又得以复出原因何在?
"拆迁出了人命，县长带人抢尸，这样的官员问责后还能复出，而且是担任公路局局长这样的肥缺，征求了意见没有?人大批准没有?"竹立家质疑。
对官员复出的条件和程序，由于现行规范性文件中幷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现实中官员复出形式五花八门，对立法完善相关程序的呼声也由来已久。
经过多年探讨和争论，许多意见也基本达成一致，只待立法或政策予以吸纳。
例如，对于官员复出的条件，学者就提出，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对待，经问责调查确定有重大过错幷造成公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原则上不予重新任用;复出的时机选择也不应当是现在采用机械性的一年标准，而要综合去职的期限、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个人能力和职位的空缺情况等考虑。
还有目前政策文件中提到的各项标准，例如何为"实绩突出"，什么叫"符合提拔任用条件"，都应该进一步有精细化的规定，便于操作，官员的复出也容易令公众释然。
接受采访的学者都呼吁，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也非常重要，须审慎设计。例如复出提名、复出的考察、复出的讨论决定、复出的公示等等，都应当予以明确，官员复出得正大光明，民众也看得清楚明白。
同时多名学者还提到，必须加强人大在官员问责和复出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的官员问责，绝大多数是上级问责下级，党委问责政府，而真正对官员的选举任命有决定权的人大幷没有能够发出应有的声音。
本世纪刚刚开始起步的中国官员问责，随着一轮又一轮问责风暴的展开，已渐入正轨，而与此相伴的官员复出也正跟在后面蹒跚学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竹立家所言，在现代民主国家里，重大的言论失误属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要被问责的，而我们那些叫嚣着"老百姓怎么不公布财产"的官员，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新华社：“同一个城市，同一种待遇”
新华社称这一愿景正在上海逐步实现：百姓无论户籍、城乡都获得同等尊重与空间
上海正在实现同一个城市同一种待遇
新华社昨播发通讯回眸今年上海民生事业
据新华社电公平两字，润无声，重千钧。如今的上海，无论是有当地户籍还是无当地户籍，无论是城市中心还是郊区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保统筹、保障房建设等方方面面，百姓物质精神和自身发展的需求正在获得同等的尊重与空间，“同一个城市，同一种待遇”的愿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解决好民生问题，关键要靠发展。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创造出新的举措，推进民生持续改善。
医改教改：
公平为先，惠及全体
嘉善菜场的蔬菜摊贩王井醒来自山东，是一个6岁男孩的母亲。“来到上海后，我很担心儿子在哪看病打防疫针。是这里社区的医生主动找到了我。原来外来孩子和上海的孩子一样，有卡有档案，免费接种疫苗。”她说。
上海市卫生局今年10月宣布，凡是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市民，包括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都可免费享受十二大类42项86小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同时，上海优质卫生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向农村倾斜，卢湾、崇明两大区域医疗联合体今年内先后成立，让社区、海岛居民能踏踏实实在“家门口”看病，郊区县三级医院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让每一个孩子都站上公平的人生起点，是百姓的期望，也是教改的重要任务。今年以来，上海大力推进以常住人口为基数配置教育资源，缓解城郊接合地区教育资源紧张局面，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权益。9月1日，市、郊区(县)又有53所新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门迎新”。目前，全市50余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的民办小学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已超过七成。
普遍提高办学水平，既化解择校热，更在优质中促进均衡。今年秋季开学后，上海市政府从全市范围内遴选出品牌学校、教育中介机构，由政府“做媒”，经双方“自由恋爱”，对46所农村中小学校实施委托管理，助推农村中小学走上内涵发展之路。
社会保障：
着力跨越“身份坎”
上海从2011年7月起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幷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以缓解企业和个人的实际负担。其中，城镇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险种和缴费规则与上海市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完全一致，非城镇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目前按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外来从业人口正逐步融入全市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中。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此次政策调整涉及人群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且企业和个人的实际负担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为实现平稳过渡，上海市对非城镇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设定了过渡期。按照过渡办法缴费的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缴费基数实行5年过渡。且在过渡期间，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缴费基数也可按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上海将严格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保障劳动者依法参保的权益，“上海的社保工作将着力跨越‘身份坎’，不再受制于户籍等因素。”
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企业职工养老补贴适时发放，高温津贴由按日改为按月发放，社保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正积极研制……未来几年，上海将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分层次、可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整合衔接，加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全覆盖。
住房保障：
确保公平加快供应
今年是上海保障性安居工程不折不扣的“大年”，保证质量前提下加快建设，确保公平前提下加快供应，一系列工作全面“提速”。年初，上海确定了保障房开工及筹措1500万平方米、26.6万套的目标。新开工和继续施工房源之多，使今年上海保障房建设任务之重堪称历年之最。虹口“彩虹湾”基地、宝山罗店基地、闵行马桥基地……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保障房首次成为上海房地产开发格局中的主角。至11月底，上海顺利完成全年开工目标幷“略有超额”。而全面保障房的开发建设量将达到全年房地产开发总量的七成左右。
大规模离不开高效率。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上海市规划和土地管理、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工商管理、金融服务等多部门采用“多部门会审”、“幷联审批”等方式，加快土地落实、项目核准、规划审批等“全过程手续”。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推进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优化流程之后，不少环节可以缩短50%以上的时间。
资金方面，上海银监局等部门联合建立信贷支持保障房建设的“名单式”管理制度，由各商业银行对符合要求的大型居住社区土地储备贷款和保障房开发贷款予以优先支持。原则上，今年各银行保障房贷款增量占其全部住房开发贷款增量的比重，不低于60%。
上海高度重视保障房基地的设施配套。据介绍，各大保障房基地的公建配套设施包括幼托、小学、初中和高中，社区行政、服务、卫生中心，综合交通枢纽，菜场，商业等，各项目与住宅同步开工建设。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下更大力气推进“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祝振强：118万颗裸官〝定时炸弹〞需不需引爆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2010年的两会上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出现了118万名裸官！这意味着，平均每个省有近4万裸官，按照2000多个市县来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名裸官。令林教授忧心忡忡的是：对于这些人的监督管理，除有地方规定〝裸官不能当一把手〞外，其他方面几乎还处于一种〝良心〞和〝自觉〞上。也就是说，这118万名裸官，根本不需要〝潜伏〞，他们不仅自由，而且自由得很！另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人民币，人均卷走约1亿元赃款。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可谓其中的翘楚。
把子女、家属安顿到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各级官职官位上逍遥，这样的裸官，想必是早已积累了足够几代人、无数代人享用的财富之后，才出此既保全家财、又随时视情况开溜的良策——这样说幷不过分，刚刚被抓捕的裸官、曾任山东德州一把手的山东省黄副省长，被传竟然贪腐90亿美金！请注意，是美金！是90亿！我查了一下，去年，德州的经济总产值是170亿元，也就是说，这位一把手把德州5年的经济总产值洗劫一空。而这位黄副省长在德州当市长、书记的时间刚好也是5年！5年时间，一个地方的所有产值，竟然一个子不剩地收入囊中！你说这位黄副省长的权力够不够大、胃口够不够大？选取他做裸官的形象代言人，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
要说这裸官该不该抓?为什么至今不抓?抓裸官有没有难度?裸官的背景有多广、多深?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我等之人姑妄言之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抓裸官——注意，只是抓了这百十来万已然暴露的、明面上的裸官，估计孩子们的校车不成问题，全民医保不成问题了，退休金不是问题了。
显然，当下对于裸官的治理、管制不是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一直就是、根本就是放任自流、任其自然蓬勃壮大、如火如荼的问题。1997年1月31日，曾印发有关领导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近10年后，小修小改，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
2009年9月，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去年，最高部门〝强调〞了〝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公职人员管理〞。今年3月5日，监察部官员表示，将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表面上看，这样的治理、管制档隔三差五就出一个，像是很重视。但是，可惜，从未见到实质性的举措出台——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若痛下杀手，再腾出监牢，把这百十来万裸官悉数抓捕，会不会出现哪怕一个冤假错案?这是个除非装聋作哑者、连呆傻弱智都能够立刻给出答案的问题。所谓〝汉奸〞、〝里通外国〞、〝卖国求荣〞、〝吃里扒外〞，难道还用寻找吗?可悲的是，除个别省份规定裸官任一把手受限外，其他省市皆无此规定，就是说，裸官们还在堂而皇之地担任着一把手！
退而言之，对这118万裸官，全部清查一遍行不行?清查出一多半、一半乃至一少半贪污大蠹，对自己、对国家、对民众，好歹也算是个交代。现在倒好，任凭这118万裸官逍遥自在、进退自由，且极有可能继续在任上贪污腐败、蛀食国家，就是按兵不动。
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吗？
直白了说，此情此状，只能让人觉得，所谓忠诚党忠诚国家等等、所谓讲原则、讲法制、讲道义、讲民心乃至讲江山社稷、发展未来等等，都不能尽信、不能具备起码的说服力——这上面任何一条拿出来，都可以足够支撑抓捕118万裸官。甚至只是忠诚职业、忠诚名义上的月工资，都足以支撑抓捕裸官、采取行动。进而言之，这让人看到了所谓的反腐败，充满了选择性、随机性甚至径直说，所谓反腐败不乏逆淘汰、本身就是腐败式的。看多了众多贪官被抓捕后，耿耿于怀、不服不份之情形——其实，公开的事例即能完全做出判断，任何被抓捕的贪官，都谈不上最贪、谈不上大贪，进而让人怀疑，其是否最该被抓以及为什么被抓。
不知道不抓捕裸官、对裸官姑息养奸的原因，是害怕冰山崩塌、满盘皆翻，还是自身就胆气不足、底气虚脱、根子不硬。身在朝中走，哪家没裸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好我好大家好，国家、民族、民众好不好关我屁事！果真如此吗？
不说所有的贪官污吏，仅就这118万裸官而言，其实就是埋藏在、甚或暴露在国家、民族、民众中的定时炸弹，且极具要胁国家、民族、民众的〝智慧〞意味。与其害怕定时炸弹自然爆炸伤及无辜、有辜，莫如积极主动、勇敢无畏地引爆之！装聋作哑、掩耳盗铃、击鼓传花、击鼓传炸弹、击鼓传118万裸官之定时炸弹，以最终不落在自己手中为目标、为侥幸——此心态做派，与同谋同案，有什么两样？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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