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上来看防疫，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17年后，中国染患新冠病毒肺炎的确诊人数至今已累计至少8万人、3,158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程度相当于当年SARS的9-15倍。
反观台湾，当年的SARS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但17年后，台湾截至目前为止，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1人死亡，可以说，将疫情控制在只有当年的七分之一。
地狭人稠的台湾怎么做到的？几乎所有在台湾的防疫公卫专家、包括副总统陈建仁都会说，是从SARS惨痛的防疫经验中学到的教训。
但与其问台湾学到了哪些教训，不如问，为什么一样有过惨痛的SARS防疫经验、世界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却没学到教训呢？
中国在这次防疫中，为何重蹈覆彻、又犯了那些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呢？
错误一：政治挂帅
台湾的防疫专家都无法理解，为何这次新冠病毒会“人传人”的这个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来、也已经知会WHO，但官方却迟至1月20日才愿意公开承认并提高防疫规格呢？
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的类似SARS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也因此她自称是“发哨子的人”，有了她，才有了1月初眼科医师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的事，但其实，艾芬自己也受到医院内纪委的严厉斥责和封口，让她自觉“整个人都垮了”，而且整整三周内只能偷偷要求同仁把防护衣服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院方说谎、以免引起民众恐慌。
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她，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说出真相。而她的这篇近8,000字、勇敢说出一切真相的专访在发刊数小时后，却还是被中国官方封锁下架。
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涂醒哲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而为了配合政治，让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让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
“这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他说。
涂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都把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让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居家隔离的实施等，这才让台湾能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场战役。
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次防疫要“顺时中”、不能“逆时中”，其实，不是在造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陈时中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
错误二：料敌从轻
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于3月11日记者会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部分端倪。
当时，陈时中才刚处理完两岸二次包机，接载回滞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面对记者询问，他道出两岸主事者对防疫规格的认知落差。
他说：“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像是，我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是觉得说，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但我们觉得，这样的防疫(规格)恐怕不够。所以，认知上面的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时中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是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他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愿事后生憾才来检讨防疫漏洞。
如果病毒是两岸的共同敌人，那么，从陈时中的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是部分官员习惯性的料敌从轻。
错误三：稳控手段过激
人权律师吴魁明说，中国在防疫上，倒也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钟南山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也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说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
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8位被训诫的吹哨人医生都明白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也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当年SARS的(军医)蒋彦永那样避开国内，把情况(泄漏)给外媒…不是他们比SARS年代的专家们的认知、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他说，
武汉今天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吴律师说。
错误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场
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也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SARS疫情总指挥的李明亮说。
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SARS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说到哪，坏到哪说到哪”，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也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
当然，防疫的配套也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
李明亮说，当年SARS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噗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
台湾这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也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他说。
李明亮表示，台湾自SARS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
不过，即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也有其负担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避免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也会乱了套，他说。
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SARS的中国，至今还是有做假的官场文化，很无法理解，他透露，SARS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把SARS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深植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
错误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百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张裕泰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作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red zone)、准污染(gray zone)和安全区(green zone)，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中国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另外，他也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着冬奥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着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也曾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生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峻涵说。
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也普遍难以伸张，但陈峻涵说，从中国副总理孙春兰上周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本周二，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作用，但本质还是不脱政治秀，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秀。”
涂醒哲也说，习近平的政治秀，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国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有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发展，也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也会是缓慢地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让人合理怀疑，中国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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