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缺乏政治智慧来面对国际问责

德国之声：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昨日在“五四运动”101周年之际，在一场演说中告诫中国政府要提防平民主义的反扑。您认为现在中国国内的氛围，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章立凡：五四运动发生至今已101年，当时中国的情况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难做出类比。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当时北洋政府体制内的一些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提前把巴黎和会的消息透露给学生，才引发了这场学潮。当时他们利用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来进行这场政治斗争。

但现在来看，我觉得中国目前不具备这样的背景。现在网络上确实弥漫着一种激进的爱国主义论调，体制内的官员，包含一些外交官所采取的策略，也被称为是战狼式的外交。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不大可能发生类似“五四运动”这样的事。

现在的状况倒是有点像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但如果官方想搞一场这样的运动的话，很可能会颠覆自己，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真的搞起来。不过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有很多原本拥护主流的这些人，现在也开始离心离德，大家互不信任。

所以我觉得现在发动这种义和团式的爱国运动，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利用爱国主义来加强对于主流的向心力。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他们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大可能出现像“五四运动”这样的事件。

德国之声：中美两国之间过去几周也因新冠疫情而展开激烈的口水战，而中国同时也面临多国问责所带来的压力。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采取什麽样的策略来应对？

章立凡：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应对，这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现在包含美国在内的多国政府对于中国疫情失控，导致病毒传播到全世界这件事，也出现问责的情况。由于美国将在今年底将进行大选，所以中国处理疫情的情形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话题。

我认为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各自都有自己的需要，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但我觉得从中国的方面来说，他们可能缺乏很清醒的意识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毛泽东式的作法。现在我们看到民间媒体在大骂，很像是文革式的口诛笔伐的再现。他们用的也都是文革的语言，让我想起毛泽东当年发表的“520声明”，来藉此反击国际的“反华大合唱”。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的索赔，唤起的可能也是领导人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能也是热血沸腾的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他以为这场东西到现在还能用。

德国之声：您认为国际社会有可能透过问责达到他们想达成的目的吗？还是中国有办法透过其国际影响力来降低问责带来的冲击？

章立凡：现在的中国政权比毛泽东时代的政权还有钱，他们可能也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军事与科技的实力跟世界第一大国相比，差距还非常大。尤其是如果中美脱钩的话，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就无法得到西方科技技术的支撑，中国会因此走上一条跟世界主流文明脱钩的道路。

这个路相当于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我觉得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中共的决策者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意识到了，但他们现在只是为了保住政权，必须做出这样强硬的姿态来寻求体制内丶党内丶军队及老百姓对自己的支持。有时候强硬给对手看也有用，因为他们可以宣示：“我们不怕，你们不要吓唬我们。我们最终还是要坐在一起来谈。”

现在国际索赔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所以短期内各国也不太好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双方现在仍是以口水战的方式来恐吓或要胁对方。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方面如此，美国特朗普总统为了下一届任期，也必须这麽做。

德国之声：中国国内目前疫情似乎普遍得到控制，但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便以高压的方式在控制公民社会。您认为这样的趋势会持续多久？

章立凡：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放松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因为他们没有回头路。一旦他们缩紧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再放松就可能导致自己崩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体制会变得越来越刚性，手段也会越来越强硬。

因为一旦强硬之后放松，很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权稳定，他们可能也不敢放松。他不是不想放松，因为维持高压态势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但是维稳对他们来说，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实际上，他们这次很好地利用了防疫的理由，透过大数据丶人脸识别技术与网格化管理的手段把社会控制强化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这点我觉得中共做到了，因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官方的监控之下。

章立凡，中国历史学家丶公共知识分子。"八九民运"时，章立凡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参与调停学潮。事件结束后，章立凡受到压力，脱离体制成为独立学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丶《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等着作。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这次因为新冠疫情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他们也面临急需复苏经济的压力。您认为在新冠疫情持续笼罩全球的前提下，中国今年的经济表现会如何？

章立凡：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所以当中国疫情扩散到全球时，全球市场必定受到影响。现在全球市场疲软，很多消费都停止了，所以我想中国制造的市场还会继续萎缩，这种萎缩的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另一方面，各国也在反省以往一些产业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审视这种依赖性是否有风险。他们在这次的抗疫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的医疗设备的生产都在中国。当他们想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发现受到中国的制约。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供应链都会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