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46期（下）

执政党观察

刘诚：温家宝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

温家宝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人民日报》（2012年04月28日02版）本报波兰４月２７日电（记者王莉、李增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7日专程前往波兰奥斯维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

　　温家宝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2012年04月28日02版）

　　本报波兰４月２７日电（记者王莉、李增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7日专程前往波兰奥斯维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

　　温家宝在现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我专程到奥斯威辛来悼念在这里死难的人们。这是人类历史刻骨铭心的一页，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奥斯威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它告诫人们，那些曾经发动过战争，对别国和人类造成灾难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人类！

　　温家宝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同日，温家宝会见了小波兰省省督米莱尔。

人民日报2012年04月28日02版

达赖喇嘛：温家宝政改让人看到希望

达赖喇嘛说，他从温家宝的讲话中看到了希望的征兆，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的领导人在认真思索一些变革，这是件有希望的事”。他认为，温家宝和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是务实派，作为领导层，让他看到了希望。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8日转载)

美国之音记者:杨明

*西藏自治区仍有枪杆子崇拜者*(博讯boxun.com)

达赖喇嘛说，西藏地区仍然有“枪杆子的崇拜者”，但他从温家宝有关不容文革在中国重演的讲话中看到了希望的征兆。

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在美国夏威夷说，西藏2008年危机的原因，是同样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卷土重来，那次事件导致数百人被杀或失踪。他说，现在是中国当局必须调查西藏抗议原因的时候了。

达赖喇嘛说，他认为西藏地方当局是“枪杆子的崇拜者”(worshippersofthegun),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幸的是，一些强硬派仍对此坚信不移。

*藏人自焚应怪罪于中共当局*

此前，达赖喇嘛在接受台湾电视媒体采访时，还就一年多来30多名藏区的僧人和尼姑以自焚的形式抗议中国的高压统治首次发表评论。他说，该责怪的不是自焚的人，也不是佛教，中国政府官员应探讨自焚背后的原因。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说，2008年以来，中国当局完全是靠枪杆子在整个西藏，整个藏区镇压抗议的藏人。

*中国维稳镇压只会适得其反*

他说：“他们完全把西藏所发生的所有问题，全部扣在所谓的达赖集团或海外的敌对势力头上，把这一性质演变成敌我矛盾或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讲维护稳定。维护稳定的办法，不找其他任何的途径，完全用镇压、用枪杀、用关押等手段来对付。但是，你越镇压，当地的反抗越厉害。越抓捕，并没有使当地的西藏也好、新疆也好，人民屈服。所以中国要必须认识到现在所实行的这种错误。”

*达赖喇嘛：从温家宝讲话看到政改希望*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人大记者会上说，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外界普遍认为温家宝此话针对的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熙来在温家宝讲话的第二天，就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此后，中共还停止了薄熙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对其展开调查。

达赖喇嘛说，他从温家宝的讲话中看到了希望的征兆，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的领导人在认真思索一些变革，这是件有希望的事”。他认为，温家宝和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是务实派，作为领导层，让他看到了希望。

薄熙来掌管的重庆，因“唱红打黑”引起全国的关注，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视察。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活动，不仅红遍整个重庆，也传到西藏。西藏各个县、乡、学校、机关全部都唱红歌，以歌功颂德的形式，感恩中共。一时间，比当年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唱红形式遍及藏区。他说，如果中国能进行温家宝所说的政治改革，固然很好，但极左的形式，极左的领导在影响着西藏。

他说：“如果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当然了，西藏也会获得一些利益。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少数民族地区党政的领导人，越左越强硬，对内屠杀的越严厉，反而会获得提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之下，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到温家宝所说的政改。”

何清涟：历史无情亦有情——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赵紫阳曾经创造过一次改变工人命运的机会，１９８８年年底赵将改革派中颇负盛名的朱厚泽推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一职，并从根本上恢复了工会的本义：明确规定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以后工人罢工，工会只许站到工人一边，而绝不准和党委、厂长站到一起。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在任何一轮利益博奕中中国工人这一社会群体都处于弱势状态，人们都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年赵紫阳的改革能够继续推进，今天的中国绝对不会是权贵们肆意掠夺公共财产的天堂。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这句话用于赵紫阳先生却不合适，这倒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等候中国当局为他做个结论，送上一堆“伟大的……”之类的美谥，因为那类美谥于活人的待遇有用，但于真正的历史评价却无太大的关系。人们纪念赵紫阳，是因为他曾经开启过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至今还未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人们拥有一件事物时，并不觉得这件事物有多珍贵，只有当失去它时，人们才会从对比当中感到失去的是多么珍贵。当年赵紫阳先生在位时，人们因胡耀邦去职而愤懑难平，这种愤懑无法针对逼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于是都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来，这也是赵紫阳至死都在背负的一个道德包袱。那段时期，人们还未感觉到赵紫阳于中国人民的珍贵，也不知道赵紫阳提出的以民主与法制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在１９８９年“**”以后，会与中国人民日行日远，最后竟然变成言论禁区。

随着继赵任总书记的江、胡陆续登台，尤其是近两年，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党务系统向左急转，政务系统则向右转，现任领导人表现出对毛时代统治方式（尤其是思想与意识形态控制）的迷恋，在解决社会矛盾与底层不断的反抗活动时，则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暴力的偏好。直到此时，人们方才感到赵紫阳先生的可贵。

人们在对比中发现，在中共历任总书记中，赵紫阳是唯一一位真懂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在做封疆大吏时，他就以解决民生、舒解民困见长，“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当时两句广为传颂的民谣。至今为止，对中国的改革，人们常会这样总结：８０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各阶层普遍受益的阶段，但很少有人指出，这一阶段，正好是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的时候。只有在中国陷入因权贵私有化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并由此引发种种社会矛盾时，中国人才会想起中国的经济改革迄今虽已长达２６年，但只有胡、赵时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自由和平的理想主义改革，也只有在那一时期，民众才真有改革的参与感。通过对比，人们才恍然悟出：赵紫阳的被迫下台，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还标志着理想主义改革在中国的终结。

也只有到了９０年代末期社会矛盾进入高发期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当局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暴力的迷恋，动辄使用武警、军队等专政机器对付养育这些军队的“人民”（这时候“人民”已经变成了“扰乱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或“阴谋颠覆政府”的罪犯）。对比之下，人们才知道１９８９年赵紫阳先生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和平抗议，在明知邓小平已经考虑使用军队镇压之时，还敢于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何等难能可贵。虽然赵紫阳的这一建议与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被邓小平的强人之手碎为齑粉，但这一建议承载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却历久弥新，与历史同在。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方面，赵紫阳也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如今的中国，国安部正对中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加强渗透，“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成了国家诬陷的常用手段。对比之下，人们自然会觉得当年赵紫阳先生尊重思想自由的作风是何等难能可贵。经历过８０年代中国改革的人士都知道，赵紫阳擅于策略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对西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１９８３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１９８７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人们记得，赵紫阳在非常策略地尽快结束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８０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如今已经完全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赵紫阳曾经创造过一次改变工人命运的机会，１９８８年年底赵将改革派中颇负盛名的朱厚泽推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一职，并从根本上恢复了工会的本义：明确规定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以后工人罢工，工会只许站到工人一边，而绝不准和党委、厂长站到一起。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在任何一轮利益博奕中中国工人这一社会群体都处于弱势状态，人们都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年赵紫阳的改革能够继续推进，今天的中国绝对不会是权贵们肆意掠夺公共财产的天堂。

回忆起赵紫阳当年的作为，纪念赵紫阳的意义就远远超出纪念一位政治历史人物的意义。因为在这位老人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历史沧桑，还体现了中国政治在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上所遭逢的艰难曲折与踣跌起伏。人们纪念这位曾经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第一步的共产党领袖，为的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重新引入中国的政治生活。

历史无情，因为历史往往并不将机会赐给那些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但历史也有情，因为历史并不全是以成败论英雄，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历史有时还会记住那些真正能够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物。

赵紫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中共党史那林林总总的领袖人物中，他与胡耀邦两人，将以富于人性的健康人格与“阳光形象”与他人有别。只此一点，就已经弥足珍贵。

本文作者：蒙山野逸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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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环球时报》批朝鲜的文章：

希望平壤不搞新的莽撞之举！

中国这样做很有必要。金正恩很年轻，其对中国的认识仍在形成之中。中国对朝鲜政权平稳过渡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世人对此有目共睹。但中国不可“哄”朝鲜新政权。中国需对平壤的各种作为坦率表达自己的态度，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中国视朝鲜为朋友，但朝鲜必须同样将中国当成朋友。如果朝鲜真以“绑架”之计谋对待中国，它一定会对此付出代价。

希望平壤汲取这次的教训，不搞新的莽撞之举。我们同时希望，朝鲜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中朝友好不断发展的过程，两国友谊在真诚的基础上历久弥新。

2012-04-17 15:29:44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安理会16日通过主席声明，对朝鲜发卫星进行强烈谴责。中国对该声明投了赞成票。声明呼吁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并表示，如果朝鲜继续搞发射或者核试验，安理会必将采取行动。

这是中国一段时间以来首次明确加入谴责朝鲜激进行为的行列。分析认为，这是朝鲜在发射卫星问题上对中国的劝阻置若罔闻的结果。这也是金正恩接班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平壤新政权公开采取严厉态度。

中国这样做很有必要。金正恩很年轻，其对中国的认识仍在形成之中。中国对朝鲜政权平稳过渡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世人对此有目共睹。但中国不可“哄”朝鲜新政权。中国需对平壤的各种作为坦率表达自己的态度，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中国要避免金正恩政权误判中国的对朝思维。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稳定，支持朝鲜的稳定，但中国是大国，中国对外战略的口袋里不仅只装着一个朝鲜。中国的利益面相当宽阔，朝鲜如果同样珍惜中朝关系，就应在中朝利益之间不断扩大共同面，防止两者的不协调。

外界常有一种议论，即朝鲜认为它已经成功“绑架”了中国。它可以随心所欲，无论做什么，中国都只能承受，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护着它。

不知道平壤是否真的这样想。我们希望这只是外界的误传。

中国视朝鲜为朋友，但朝鲜必须同样将中国当成朋友。如果朝鲜真以“绑架”之计谋对待中国，它一定会对此付出代价。

因为中国是绑架不了的。中国如此大，国力上升如此快，不可能绊倒在一个具体的外交困局中不可自拔。朝鲜一定要清醒自己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究竟有多大，切不可夸张之。

中朝友好毫无疑问有利于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空间。但中国不会为避免中朝关系的不和谐，就改变自己的核不扩散等根本性政策。中国一些周边国家近年来的对华关系发生了调动，但中国同亚洲国家关系的总态势没有变。

中国有足够的自生性力量确保自己在东亚的位置，中朝友好是对中朝两国互利的，不是单向的。

或许朝鲜应当对中朝关系保持更高的冷静和理性。朝鲜紧贴着中国和中国的强大与繁荣，是朝鲜政治稳定的最关键保障之一。甚至可以说，中国因素对朝鲜维护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促进意义，决不小于它拥有核武器和战略导弹。

由于金正恩初掌政权，中朝高层沟通尚需磨合。中国人民尊重金正恩，真心希望朝鲜在其带领下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金正恩在核问题上不仅考虑朝鲜的利益，也要考虑中国的难处。因为中朝的战略利益本应相辅相成。

希望平壤汲取这次的教训，不搞新的莽撞之举。我们同时希望，朝鲜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中朝友好不断发展的过程，两国友谊在真诚的基础上历久弥新。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温家宝：近十年我们有两件事做得比较出色

温家宝继而说道，近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两件事成绩比较大，做得比较出色，那就是：第一，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第二，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已形成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4月24日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斯德哥尔摩与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中新社发张朔摄

中新社斯德哥尔摩4月24日电(记者张朔)当地时间24日晚，正在瑞典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斯德哥尔摩下榻饭店，会见中国驻瑞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

温家宝说，此行是中国总理28年来首次访问瑞典，访问的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同瑞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明天，他将出席“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论坛”并发表演讲。

“我今天想给各位讲的，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9.9%。我们已经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位，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如果大家想一想百年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就会为中国今天的发展与强大感到扬眉吐气、感到振奋。而之所以取得这样重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温家宝表示，中央及全国人民头脑都是清醒的。在成绩和进步面前，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温家宝强调，我们必须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追求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此外，我们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温家宝继而说道，近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两件事成绩比较大，做得比较出色，那就是：第一，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第二，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已形成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的机遇期，也可能10年、20年。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10年、20年的发展，而是50年、100年，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语气坚定地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富强，才能够赢得尊严。她不仅依靠经济的增长，还依靠社会的进步、国民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是谁也战胜不了的。”

说到这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接着说道，当我们进入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时，充满的是忧患意识，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只有更加虚心学习别国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只有更加发奋努力地工作，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才能有国家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在国外工作的海外华侨华人，都一心想着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振兴，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振兴，是一个惠及所有老百姓的振兴，是一个为子孙后代着想并为他们创造条件的振兴。”

温家宝说，“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得起人民。”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本决定，教育自己的子女及配偶遵纪守法，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绝对不得利用关系进行违法活动。

　　最近，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现有不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这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也是严重的腐蚀。

　　为了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保证改革和开放工作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本决定，教育自己的子女及配偶遵纪守法，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绝对不得利用关系进行违法活动。

本决定由各级纪检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执行。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来源日期：1985年5月23日

 武大郎就老婆被西门庆强占答记者问

作者：转载网友创作的文章

记者问武大郎，最近你老婆被西门庆强占，有何评论？

大郎说:

自从娘子被霸占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众所周知，潘金莲自古以来就是我老婆，我对金莲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希望西门先生认清形势，不要做破坏武西双方世代友好的事情，尽快无条件释放我老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武大郎愿意通过友好、和谐手段和平解决这一事件。

本文作者：网友创作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蔡慎坤：中国巨额财政支出花在什么地方？

单纯以所谓的“官民比例”来看财政负担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而应该从财政供养人数来看人民的负担才能比较完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除了公务员，还有军队、武警以及数以千万的事业单位人员，我国的公务员不仅分党务、政务，还有人大、政协以及八大民主党派。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5年撰文表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

如今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乃至官民比例都不再重要，重要的201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了10万亿，仍然不够他们挥霍！如此惊人的财政收入是如何花掉的？究竟民用了多少？官花了多少？能否把这些数字也晒在阳光之下？

　　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亿元，增长14.7%。而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支出2411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亿元，增长33.6%。这些巨额的财政支出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财政收入越来越多财政开支却越来越不够挥霍？国家财政的负担有多重财政供养人数有多少？

　　近日，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表示，我国“官民比例”是1：194.3，这一数字证明我国的“官民比例”远远低于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说：“记得4年前公布的数字，全国有公务员600万人，现在公布的数字是1000万人，每年增加100万公务员，老百姓怎么养得起啊。”

　　而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认为，1000万公务员的数字不准确，据他们统计，2010年底全国公务员数字是689.4万人，比2009年增加了10.5万人。加上社团组织11.6万人、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的76.8万人，一共是777.8万人。

　　单纯以所谓的“官民比例”来看财政负担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而应该从财政供养人数来看人民的负担才能比较完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除了公务员，还有军队、武警以及数以千万的事业单位人员，我国的公务员不仅分党务、政务，还有人大、政协以及八大民主党派。

　　如果从“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来看，我国确实“官”满为患。据报道，2005年全国公务员定编700万，另外还有3000多万的事业干部；2011年狭义的公务员虽然是700万左右，但加上吃财政的其他人员，保守的数字早已超过6000万之众。如果再加上冠以各种名目的在编和非编人员，这个数字可谓达到“灾难”的程度。绝非象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宣称的1：194.3，而应该是1：19.43才靠谱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官民比例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任玉岭还摆出了一串数字：1979年，我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至少高达1316.2万人；当今（指2004年左右）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提供的特权实行自收自支。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5年撰文表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

　　当时所有的官民比计算分母选择的是全国人口总数，实际上谈官民之比应该说的是被纳税人供养的官员与纳税人口之比，这样才是最合理的。如果将纳税人口等同于全国劳动人口，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3年度中国就业人口合计74432万人，其中包括“官员”，如果按照这样的分母计算，应该是1：10左右了。

　　一份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4000万“事业人”的改革文件，昨天由新华社对社会正式公布，这意味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试点和探索整整20年后，正式开闸，也意味着国家财政供养人数渐渐水落石出。统计表明，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中新社2010年9月2日报通称：中国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已达1064.01万人，县镇以下中小学教师占到79.5%。其中，城市教师218.07万人，县镇教师372.99万人，农村教师472.95万人。而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校教职工总数从1991年的100.89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15.66万人，20年间增加了114.77万人。其中专任教师人数从1991年的39.0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34.31万人，增加了95.23万人。

　　据2005年6月27日的《第62531期军参》报道，中国武警总人数是1，233，708人，而同期的解放军总人数为2，296，861人（百度百科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两词条可佐证这个情况）。时过7年之后的2012年，中国武警总人数可能已超过150万，如果加上退休退养的军官警官，财政供养的军警人员不会少于500万！

如今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乃至官民比例都不再重要，重要的201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了10万亿，仍然不够他们挥霍！如此惊人的财政收入是如何花掉的？究竟民用了多少？官花了多少？能否把这些数字也晒在阳光之下？

来源:融资网

重庆观察

王德邦：重庆“唱红打黑”背后的言禁故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1.html

重庆近年来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外界真是雾里看花！有不少亲临重庆的所谓学者，原本应该拿出更多让人信服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以让世人看清重庆的真面目，然而，从目前披露的情况，他们也大多是为稻梁谋，替权者歌，而没有坚守一个学人应有的中立与客观。

今年初重庆发生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及其由此引发的更大政治地震后，至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庆故事才陆续被披露出来，然而这些迟到的故事究竟又是否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着昨天的重庆，这依然是值得打个问号的。因为任何事物在发生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全面公开的舆论监督，没有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事后再去评点，都难免不失偏颇。

重庆近年闻名于世的是“唱红打黑”，对此学界近来已经有了很多评点。应该说在打黑问题上律师界名之为“黑打”与老百姓的欢呼有很大差异，而在唱红上重庆民众的参与自愿性与红歌展现的群情高亢是否一致，仍然是值得调查研究的。在此本文所提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那些响亮的红歌后面，是否掩埋着不为人知的哭泣声。从目前网络已经披露的一些零星信息，我们可以管窥其中一些端倪。

据中国国内很有影响的天涯网在2012年2月6日网名叫王_鸿举的披露：重庆版被劳教的网友：“1.张某等三人，万州人，因为和其他朋友在天涯上谈论打黑期间刑讯逼供的话题被劳教一年三个月；2.王某，梁平人，厨师，2010年因为在腾讯网和天涯论坛谈论公安肇事车辆的问题被劳教2年，至今还在劳教所服劳役；3.杨某，王某等四名，重庆主城人，因在天涯论坛谈论交巡警问题分别被劳教1年-1年6个月；4.杨某（女）因谈论红色频道问题。被拘留三天，其它参与谈论的网友分别被拘留和劳教；5.重庆版某ID（xx亚洲)。因涉及6.4，反腐等敏感问题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劳教2年。以上举证也只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

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三千多万人的重庆所发生的几个因言获罪的个案，那么从重庆执法头领王立军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闻到一种浓浓的火药味，会理解清这种个案背后的必然，甚至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案子依然被遮盖着。据媒体登载，重庆公安最高行政长官王立军在市局党委2010年第22次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这短短的一段讲话，就透露出将政治问题法制化，而法制问题就是他们执法者掌握主动权，别人就只能成为观众了。这段话语的背后就隐藏着赤裸裸的执法者依照自己意志肆意造案的实质。这种“把事变成案子”，使得别人成“观众”的作为，昭示出执法工具化的本质。

重庆警方不仅严控民间一切质疑“唱红打黑”的声音，而且对警察队伍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也采取坚决清除出队伍并予以拘留、劳教等做法。从2010年3月9日，重庆公安局给下属单位所发的一则通报显示：

各分局，区县（自治县）局，市局直属各单位：

2010年2月以来，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在互联网“天涯社区重庆版”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攻击、侮辱、诋毁重庆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和党政领导，造成恶劣影响。为教育警示民警，有效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2月19日23时19分、2月26日23时06分、3月1日23时04分和3月1日23时23分，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蒋万渊先后四次，分别在互联网跟帖，发表不当言论，攻击、侮辱、诋毁重庆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和党政领导。

该事件发生后，市局领导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经市局纪委调查核实清楚，市局党委决定：给予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蒋万渊行政开除处分，给予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临时负责人成琦行政撤职处分，责令市局禁毒总队向市局写出书面检查。----

由这则普通的通报，我们可以看出重庆警察因为在天涯社区重庆版表达一点不满，结果就招致开除，直接领导被撤职。不仅如此，后来有网友披露，有警察因在执行“唱红打黑”过程中提出质疑而遭致劳教的。可见重庆在推行“唱红打黑”过程中，不仅容不得民间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对警察队伍自身敢于质疑的人也坚决清除，残酷打压。

如果说重庆“打黑”因为李庄案而显示出浓厚的“黑打”颜色，那么最近网络披露出来的重庆编辑“高应朴案”就见证了“唱红”背后言禁的严酷。据高应朴的同学、同事及他妻子通过国内著名的门户网站——凯迪网披露：高应朴，1963年生，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原《亚太经济时报》（原属广东省社科院属下）编辑部主任，后任《华商时报》（原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总编室主任，80年代末曾采访过两任国家最高领导人。2009年底仅仅因在自己QQ空间写过几篇日记，对重庆打黑问题提出批评，结果被判刑3年，如今已服刑1年半。 “高应朴案”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天大冤案。与众所周知的“李庄案”不同，“李庄案”毕竟是公开审判的，并且重庆方面无论如何还算给了李庄先生“申辩”的机会，而“高应朴案”的罪名却是一个莫须有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点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刀俎之鱼，任人宰割。大家不妨仔细想想：高应朴仅仅在自己的QQ空间写了几篇“日志”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言论与行动），也仅仅是对“唱红打黑”提出点个人不同意见。高应朴先生既无*****主义言论，更无*****主义行动。竟然获如此重罪，是不是非常荒唐可笑？高应朴先生案件的所有审判过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当高先生被重庆秘密判决有期徒刑3年后，不许其上诉、不许其喊冤。而高应朴先生本人也表示“服从判决”，为此，还向重庆当局书面保证“永不翻案”。高应朴妻子（重庆某重点中学英语教师）还按照重庆有关领导的要求，也特地写了书面《保证书》，保证不将此案透露给任何人。

“高应朴案”从抓捕、开庭到判刑，再到让高应朴保证“服从判决”、“永不翻案”，最后到让高应朴妻子写“保证书”，一个仅仅发表几篇网络日记的案子怎么需要如此严锁密封，唯恐外界知道？这种欲盖弥彰的行径，让人不得不相信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冤情。

上面一系列对“唱红打黑”提出质疑者的命运，从天涯社区重庆版版友被劳教，到警察被开除、撤职、劳教，再到高应朴案被判刑，我们看到王立军所言将政治问题法制化与“进入法制渠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的真实意图。

在这种重庆通过监狱构筑起言禁堤防的同时，据网络近日披露国内一些为“重庆模式”鼓噪的文人却获得重庆方巨额资金资助。重庆模式的鼓吹宣传客之一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微博承认，自己曾接受了重庆方面的一百万元人民币资助，并声称因此受到国安调查，已将款项退回。而另据网友爆料：为宣扬“唱红打黑”的政绩，重庆不惜巨资与女色拉拢社会知名人士来吹捧。多数著名左派文人，都曾接受重庆非正常财务渠道的巨资酬劳和女色。对于这种网络消息当然有待官方调查机构进一步核实，但某些文人的正常收入与送子女出国留学等等花费不对等情况，却是难以说清，而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并有理由提出质疑的。

从个别当事人公开承认的资助与有待核实的知情人披露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方面在推广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上所使用的金钱与监狱的软硬两手工夫。这些在“唱红打黑”后面潜藏的故事，使我们窥见一个真实的重庆面貌。

在这种以法制名义下的言禁与资助项目下的宣传中，重庆“红歌”的高亢与“打黑”的英武横扫了整个中华，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炫目的景观。以“唱红打黑”为内核的“重庆模式”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上升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必选路径上，就在这种时候，忽然发生了“王立军闯馆事件”。试想若没有这种偶然性突发事件，重庆的“唱红打黑”将会演进到什么程度？整个中国是否将复制重庆的模式？那又将有多少人要身陷囹圄？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通过近期陆续披露出来的各种重庆“唱红打黑”背后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昔日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通过监狱与金钱，即大棒加胡萝卜构筑起的集权乌托邦实质，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没有充分舆论自由监督的情况下，一言堂式的政教宣传与事实会有多大的出入。也由此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近年来官媒鼓噪的“中国模式”，在本质上与“重庆模式”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模式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值得世人警惕与探求的。

来源：民主中国

王锦奇：薄熙来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权力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地的领导俨然成为皇帝，政法合一、以整合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全面的、彻底的再度揭示了这个绝对真理，和这一真理的的绝对性！

……

薄熙来事件告诉全国所有想成为公民的人，不政改，就可能回到文革！

薄熙来一度在许多人眼中是中国的政治明星，是中国的希望。但结果出事了，他的陨落比他的升起更令人惊愕，举世瞩目，环球闻名！

出示的引起因是他最得力的干将：打黑英雄王立军，再往后，是他的妻子，在他眼中为他做出牺牲，不惜抛下辉煌的法律职业，甘为家庭主妇的人。王立军出事给人的印象是“伴君如伴虎”；谷开来的事给人的感觉是后宫乱政。薄熙来是什么，他的悲剧就是一个“皇帝”的悲剧。

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已经变成平的，要当皇帝的人势必自取灭亡！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虽然没有民主传统，但绝不是没有底线，况且，世界已经变为一个以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地球村。

薄熙来的皇帝是怎么当上的？这与近十年来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有关。改革先经济后政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优势和没有发生大动荡的原因。但十年前却出现停滞、在一些方面甚至倒退的迹象。

十几年前，人大代表很活跃，搞监督，提议案，个人参加选举，出现了几个著名的人大代表。

但十年前，人大部门却传达了文件，要求人大要配合和支持一府两院的工作，并且对人大代表的个人行为开始否定；不久又提出了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甚至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司法理念写进了教材，并作为司法考试的内容。

权力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地的领导俨然成为皇帝，政法合一、以整合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全面的、彻底的再度揭示了这个绝对真理，和这一真理的的绝对性！

公检法归其领导，他就可以“黑白颠倒”“指鹿为马”，他可以掌握生杀予夺大权！

新闻、舆论尤其做主，他就可以把自己宣传成明君、天子！

但上帝已死，谁也成不了皇帝，除非做梦！

薄熙来事件告诉全国所有想成为公民的人，不政改，就可能回到文革！

本文作者：王锦奇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纽约时报：王立军的庇护请求被美国国务院迅速拒绝

《纽约时报》说，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由于王立军名声不好以及把他秘密带出中国的难度很大，国务院迅速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但有关官员允许他在安排安全前往北京的同时留在领事馆，而不是立即把他交给忠于薄熙来的当地警方。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据报道，美国驻中国官员把一名前重庆市官员保护了36个小时，使他能被交给北京当局而不是当地警方。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二晚间在其网站上报道了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短暂停留的详细情况。目前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失势。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是根据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行政官员、国会助手和外交官提供的信息撰写的。报道说，王立军2月6号抵达美国领事馆时情绪焦虑，随后美国官员开始进行激烈的争论，并将此事向白宫汇报。

《纽约时报》说，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由于王立军名声不好以及把他秘密带出中国的难度很大，国务院迅速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但有关官员允许他在安排安全前往北京的同时留在领事馆，而不是立即把他交给忠于薄熙来的当地警方。

《纽约时报》说，王立军到达美国领事馆时，身上带着指控薄熙来和他妻子谷开来的详细材料。王立军并没有把这些材料交给美国官员，但是他向美国领事馆官员零零散散地谈了在中国权力、政治和腐败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透露了大量内幕情况。

谷开来患骨癌活不了一年？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400.html

作者：泰迪

据报道，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目前身患骨癌，大概已活不了多久。

媒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也许就能解释现年53岁的谷开来，性格突然大变的原因。报导中还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自从她患癌后，谷开来的性格大变，她被指滥情和四处调情。

谷开来已活不了多久，也许一年或两年。

本文作者：泰迪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英国《泰晤士报》：海伍德与谷开来关系暧昧

来源：BBC中文网

转自博讯

英国《泰晤士报》周三（18日）报道说，去年在重庆死亡的英商海伍德和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有“暧昧关系”。

该篇发自重庆的报道宣称，消息来自“中国和英国消息来源”。

其中的一个“消息来源”是被该报道形容为“与多个薄熙来权力圈子内人士有往来”的王康。(博讯boxun.com)

王康说，谷开来绝对与海伍德有着“超乎友谊的关系”。

报道说，另外一个“消息来源”是谷开来在2001年到英国居住时的邻居。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泰晤士报》记者指称，谷开来与海伍德似乎在英国南部波恩茅斯海边附近的一栋公寓楼内同居。

为什么会那么确定呢？这位自称是同一栋公寓楼住户的人士说“从肢体语言来看，在一同走上楼梯的时候，一名男子会掐捏女子的后面……过于亲密”。

王康则是说，此一指称的“外遇”，是在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要求谷开来放弃自己的律师事业之后发生的。

王康还说在政治人物的“尽职的妻子”表象之下，薄熙来不准谷开来有任何的“正常情感”。

他说，海伍德因为“不明原因”结束了这段关系。

报道说，根据英国工商部门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的纪录，谷开来在英国登记的住址是城市波恩茅斯的基斯顿大楼KeystoneHouse。

《泰晤士报》说，谷开来和儿子薄瓜瓜就住在这栋大楼的顶楼。

报道说，“消息来源”告诉该报，海伍德是造访的常客之一，并曾经见到海伍德与薄瓜瓜在早上一起离开。

此一“消息来源”还描述说，海伍德住的是右边第一个房间，而且经常从窗户探出头来抽烟。

而谷开来则是一直都是在厨房，“消息来源”声称房间内到处都是文件，而且确定所看到的男子“绝对是海伍德”。(博讯boxun.com)

童之伟：一个法学教授眼中的重庆相关事件

薄熙来及其追随者一直在走的，是一条向文革极左年代倒退的路，他们崇尚和推行的是人治、个人专制，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是民粹。民主、法治和民本与民粹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主张依法平等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后者热衷于离开法律的规定和平等保护精神迎合“多数人”的感觉，不惜牺牲“少数人”的合法权利。

重庆相关事件是中国社会必须记取的一大教训。要完全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必须走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尤其要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应该从制度上解决好以下问题：在政治资源配置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包括实行人大代表和各级政治领导人直接的、竞争性的选举；建设独立和有权威的、有公信力的司法体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贪廉政机制；有效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形成全民受益的社会保障体制。

　　由于在薄熙来当权时发表过十余篇批评重庆唱红、黑打的文章和提出了《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我最近先后接受了许多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中国新华社、《新华月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英国《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日本《朝日新闻》、NHK电视台，等等。在与这些媒体记者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到国外记者虽十分关注重庆相关事件、信息非常充分，但对中国社会和官民各方对事件的反映多感困惑甚至有些误解。我希望借《中国日报》一角，向国外关心中国事务的朋友们谈谈我个人关于重庆相关事件的见解。

　　所谓重庆相关事件，是重庆原副市长王立军擅入美领馆被免去副市长职务事件、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被作为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和原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严重违反党纪被中央停职、交中纪委立案调查之情况的统称。重庆相关事件的核心是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因为，王立军擅入美领馆和薄谷开来转入刑事案件都与薄熙来的职位、职权有密切关系，都是薄不恰当地运用这些公共资源造成的后果。

　　重庆相关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体制上看，它们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域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结果。这种结果虽不是必然的，但却包含着较高的形成机率。现在地方上的党委书记，不论是省级还是市县级行政区域的党委书记，客观上差不多享有历史上节度使、总督般的地位和权力，尤其当其具有上一级行政区域党委核心成员地位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的时候。之所以会如此，有两个原因：1.地方各级党委书记与地方行政首长形式上平级，但实践中前者几乎制度化地成了后者的上级，至于地方党委书记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则不仅党委书记本人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事实上的上司，甚至地方党委下属的政法委的书记，都成了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上级领导人。2.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看，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对省级地方的监督控制力较弱，且省级地方的当权者可以利用司法上的两审终审制把几乎所有“敏感”案件都“消化”在地方。

　　重庆相关事件的发生与薄熙来个人特质也有很大关系。薄有特殊的家庭背景，私心较重、权力欲超强、作风霸道，习惯于独断专行、颐指气使。薄在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大员后，他唯我独尊的霸道性格和超强权力欲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促使他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疯狂折腾的动力。

　　在中国当今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地方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体制性弊病与薄熙来有重大缺陷的个人特质结合在一起，就造就了最近几年人们看到的薄熙来这个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不断折腾的“西南王”。薄熙来对王立军事件和他的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和连带责任，对党纪构成严重的违反。薄的行为给中国和中共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中共的国际形象。

　　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职务、对其进行立案调查，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共全党的利益、符合改革和发展的利益，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今天，我看到《重庆日报》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央继调整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之后，又决定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对尼尔·伍德被杀案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机关，“这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重庆之大幸，深得党心、顺乎民心。”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此举既充分反映了中共在反腐倡廉方面的坚强决心和立党为公理念，也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期待。

　　前几天我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已谈到，中共中央此举在中共党内和中国各阶层人民中不仅获得普遍支持，而且支持率极高。也许有人会说，你没有在全国做调查统计，何以做出上述结论？我要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有家人、亲戚、朋友、邻里，有历来的同学、同事、师长和学生，还有在生活和工作中常常有意见交流的其他人群，大家反对、讨厌谁，支持、认同谁，都不是秘密，相互之间十分清楚。老实说，在我认识、交往和接触的广大的人群中，我迄今为止还极少听说有哪一位不支持不认同对薄熙来停职和进行立案调查的，严格地说，不是完全没有，但只不过1-2%。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地区差异。确实，我在互联网上倒是不时能看到几个或明或暗质疑对簿停职和进行调查的合理性、正当性的微博，这很正常，因为人群的认识有多样性，不同意见的公民都有言论自由。

　　有的国外媒体记者问我：如果不是王立军向美领馆披露了情况和有关证据，薄熙来妻子这样的社会上层人士涉嫌犯罪在中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我得说，各地上层人士有犯罪嫌疑因种种原因成功逃脱了刑事追究的少数情况在我国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国家也都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在中国，除非没有被发现，凡被人发现的明显犯罪行为或线索，尤其是其中引起了中央领导层关注的犯罪行为，一定会依法受到追究，这与国外是否有机构和人员知情没有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犯罪，毫无疑问必须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她的合法诉讼权利应得到充分保障。我们是一个建设中的法治国家，办任何案子，侦、检、审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包括法院依法公开审理和被告依法获得充分辩护。

　　在与国外媒体的交往中，我发现许多记者把重庆相关事件理解为权力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主流社会和健康力量与薄熙来等人的斗争，涉及中国普通百姓的广泛现实利益，所以，双方有斗争是事实，但这不是权力斗争，而是应前进还是应倒退、法治还是人治、民主还是个人专制、民本还是民粹的斗争。这场斗争及其结果，会影响中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状况。回顾过去几年的历史，人们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薄熙来及其追随者一直在走的，是一条向文革极左年代倒退的路，他们崇尚和推行的是人治、个人专制，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是民粹。民主、法治和民本与民粹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主张依法平等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后者热衷于离开法律的规定和平等保护精神迎合“多数人”的感觉，不惜牺牲“少数人”的合法权利。

　　我想，国外记者和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之所以倾向于把重庆相关事件看成权力斗争及其结果，有其可以理解的多方面原因。但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们远离中国普通国民的实际生活，往往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和看戏的态度对待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事件。所以，他们的观感往往与中国民众的感受很不相同。

　　国外记者往往对重庆相关事件还有一种不理解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事态发展早已不正常，为什么不更早地加以制止？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重庆是一个有三千多万人口的直辖市，为了那里的发展稳定，不能一出现问题马上就更换当地主要领导人。此外，中央不立即更换地方主要领导人，也是要给其以自我纠错的机会。很多已经披露的信息表明，对重庆相关事件发生前已经显现的不健康倾向，中央实际上是有所监督和做过明显警示的，这点至少从温家宝总理的公开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毫无疑问，重庆相关事件是中国社会必须记取的一大教训。要完全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必须走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尤其要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应该从制度上解决好以下问题：在政治资源配置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包括实行人大代表和各级政治领导人直接的、竞争性的选举；建设独立和有权威的、有公信力的司法体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贪廉政机制；有效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形成全民受益的社会保障体制。

中国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受到了来自极左方面的阻扰和干扰。严格依法处置以薄熙来严重违纪为标志的重庆相关事件，将有利于中国消除改革道路上的极左障碍，启动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中央严格依法处置重庆相关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按语：这是我应约为ChinaDaily写的评论，英文稿发表在该报今日（4月19日）评论版头条。现将中文原稿与英文发表稿同时网发。】

注：本刊转载时略去英文稿。

叶荫聪：“毛左”与“中左”

原标题：“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对一群“毛左”与“中左”的观察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略）

　

来源:一五一十

蒙山野逸：为什么说薄熙来是文革遗孽

大张旗鼓清洗警队、震慑官场，整人扬名、杀人立威，堂而皇之把个重庆市变成了一人拍板千人拍马、一人定调万人同声的薄氏独裁天下；敢动辄对文人学士耍横动粗，吓记者、囚律师、整媒体、搞“双起”、批评就劳教……。他把重庆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薄氏独立王国。他自己俨然成为一方的皇帝。薄熙来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重庆化。

原文地址：[转帖]为什么说薄熙来是文革遗孽作者：勐龙老知青

[转帖]为什么说薄熙来是文革遗孽

薄熙来的被罢官，是胡温任上干的一件大好事。薄熙来不是邓小平，他没有机会“以观后效”以至“辉煌复出”的了，虽有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等这些动不动扣别人汉奸卖国帽子、经常讲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着强烈排外情绪、带有很强的法西斯冲动的左派知识混子天天揣着薄熙来复出的美梦上街唱红歌也无济于事。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重庆模式”已成昨日之星，这确凿无疑，正如温家宝所言，“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

说实话，薄熙来早就该下台了。让这样一个虽精明强悍却品行恶劣的“文革三种人”，靠“血统”上台，平步青云做到政治局委员，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让他由着性子在重庆违反科学发展观，利用部分穷老百姓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心理搞民粹，践踏法律，独断专行，折腾什么“唱红打黑”、“重庆模式”，这就很不正常。薄熙来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赌徒，敢随手花掉几千个亿的公帑，塑毛像，强迫几百万人上街大唱颂毛的所谓“红歌”，“唱红”占据了重庆人日常生活和生产的主要部份，不工作可以，不唱红就拿不到工资。把这无聊无耻之事当成头等正事来办；敢藉“打黑〞之名打富豪、分浮财，打掉了当地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用从民营经济那里巧取豪夺来的资金给效率低下的当地国有企业输血，其经济效益可想而知。重庆依靠财政拨款以及黑打私营企业主的财产收入来收买下层民众的做法，显然是无法持续的，私营企业主的财产终究有用完的时候，财富还是要依靠人们主动去创造。而不能依靠再分配来凭空变出。

有关唱红打黑后的经济成绩，都是在薄淫威之下弄虚作假的结果。实际上自薄入主重庆之后，重庆经济情况远不如前任。但是，市长黄奇帆递交给薄的有关经济数据的文件，均被薄驳斥为右倾，逼黄奇帆弄虚作假欺骗中央和重庆人民。重庆赤字5000亿濒临“破产”“重庆模式”实际上就是挖窟窿模式。大张旗鼓清洗警队、震慑官场，整人扬名、杀人立威，堂而皇之把个重庆市变成了一人拍板千人拍马、一人定调万人同声的薄氏独裁天下；敢动辄对文人学士耍横动粗，吓记者、囚律师、整媒体、搞“双起”、批评就劳教……。他把重庆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薄氏独立王国。他自己俨然成为一方的皇帝。薄熙来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重庆化。他的大政府的社会工程，运动式打黑和利用唱红提升精气神，完全是师法莫索尼里。薄熙来的经济实践，也带有强烈的法西斯色彩。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掌控，打击私有经济的老板。何以让薄熙来闹出这些个不着调的事情、做够了坏事的旁门左道之徒还能获得“共同富裕”的好名声？还差一点就把重庆变成延安，要以新科“红太阳”的架势“进京赶考”，成功挺进中南海呢？这需要我们深思。

黑社会必须打击，贪腐需要惩罚。但要通过法治，而不是人治。要依靠长久的制度，而非一时的运动。不能走文革的老路。暴力革命只会冤冤相报，循环不止。民主法治，方可长治久安。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光大国际副主席李学明因媒体报道其家庭背景辞职

来源：中广网

光大国际(0257)4月25日晚间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李学明已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并于2012年4月25日生效。

李学明表示，从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已经决定辞任董事会及其执行董事委员会职务，以尽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于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导可能对本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

相关资料介绍：

中国光大国际[3.578.18%]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光大国际”)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编号：00257)，是光大集团实业投资的旗舰公司。光大国际以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为主业，系集研发、基建、运营管理为一体的迅速成长的实业投资公司。光大国际已在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福建省、北京市等地投资实业项目50多个，涉及总投资人民币200多亿元。同时，光大国际亦在致力开展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的创业投资业务。

光大国际高层介绍(资料来源：光大国际官方网站)

李悔之：向顾全大局的“李学明”先生学习

还有一条介绍更吸引了咱的眼球：

“薄熙永，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熙X，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成，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薄熙宁，北京六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薄家四公子原来各自肩挑极重的革命担子！再想到远在美利坚的小瓜瓜，让人感叹薄老书记不但打天下功夫好生了得，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方面的绝招更令人叹服！

不过，很多见多识广的人告诉咱：其实，并非薄老书记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方面有绝招，其实，当今中国，无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改革开放的领路人”们，在这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的子女长大后，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呈现出“长征接力有来人”的喜人局面。用人民日报三十五年前社论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昨天，国内各大网站都转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光大国际4月25日晚间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李学明已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并于2012年4月25日生效。李学明表示，从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已经决定辞任董事会及其执行董事委员会职务，以尽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于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导可能对本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据香港联交所网站显示，李学明售出800万股光大国际股份，斩获2560万港元(每股3.20港元)。他还拥有1000万股。”

http://news.qq.com/a/20120426/000216.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看到这条消息，老李同志便是一阵激动一阵欣慰一阵自豪：咱李家英才辈出，又出了一位亿万富豪！而且，还特别顾大局识大体：为了党国企业的伟大前程，竟自愿辞去年薪170万的革命工作（天哪，那可是普通中国老百姓好几辈子的收入啊！）！李家人共产主义风格就是高！

然而，没有高兴一会，便感到有点不对：因为咱发现，这位“李学明”老哥与先前那位重庆书记竟像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再“百度”一下，竟然在“百度百科”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简介：

“薄熙永，薄一波的长子，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曾任北京油嘴油泵厂厂长，多年前化名‘李学明’出任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光大集团’的副总经理。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原来老李同志白自豪一番了——原来“李学明”竟是化名！唉，薄老书记薄书存“闹革命”时使用“薄一波”化名；薄长公子“闹钱”时也使用化名，真是“殊途同归”啊！

还有一条介绍更吸引了咱的眼球：

“薄熙永，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熙X，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成，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薄熙宁，北京六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薄家四公子原来各自肩挑极重的革命担子！再想到远在美利坚的小瓜瓜，让人感叹薄老书记不但打天下功夫好生了得，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方面的绝招更令人叹服！

不过，很多见多识广的人告诉咱：其实，并非薄老书记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方面有绝招，其实，当今中国，无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改革开放的领路人”们，在这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的子女长大后，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呈现出“长征接力有来人”的喜人局面。用人民日报三十五年前社论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这时，还有博学之士告诉咱：在汉末魏晋之时达到鼎盛时代的中国士族门阀制度，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制度事实上再次达到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鼎盛时期。如果这一“优良传统”继续发扬下去，则真正难免会“亡党亡国”了！

本文作者：李悔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李剑芒：中国需要“左派”吗？

中国的右翼实际上是西方左右的共同点；即在西方，不管是左右都反对集权专制的特权统治，都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只是各自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最佳追求方式有不同的看法。追求集权专制的特权统治根本不能算是左翼，他们是犯罪翼！

中国的右派要分裂成左右，不要给现有的左派留下空间。中国不需要左派重返舞台，中国只需要右派自己分裂成左右翼！

　　重庆的悲剧般陷落使得中国的左派们受到巨大的打击。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中国传统左翼的凶残。有一种声音出来了；中国不能没有左派。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中国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在中国，左右的划分与西方政坛的左右划分不一样。所以不能用西方的左翼来形容中国的左翼。西方的左翼是政治上对公平、公正概念比较激进的一些思想，而右翼则是对传统观念比较保守的的思想。可在中国，左右的划分正好相反；左翼要维护集权专制的特权统治，而右翼要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中国的右翼实际上是西方左右的共同点；即在西方，不管是左右都反对集权专制的特权统治，都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只是各自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最佳追求方式有不同的看法。追求集权专制的特权统治根本不能算是左翼，他们是犯罪翼！

　　中国在现有意义上的左右根本不可能共融，因为左翼（如张宏良，孔庆东等）很多是一群主张杀人，不择手段的亡命徒。你让他们得势，他们就要杀掉右翼。这就想二战前的德国，唯一组织纳粹的手段就是不允许他们掌权，因为一旦他们掌权，对立面死光光！

　　那么中国在这场政治地震后，思想领域如何平衡呢？这个很好办，右翼分裂！实际上，中国的右翼早已经不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中国思想界闹腾的最凶的不是左右之间，而是右派们自己内部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右派们不团结没出息的表现，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恰恰是右派走向成熟的特征。

　　一个危险的社会是那种万众一心的社会！这种社会最疯狂。风和日丽来自大气中每一个分子向不同的方向运动。有人做梦，如果分子都向一个方向运动，那可多好，多大的力量啊。呵呵，我告诉你多大的力量，比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还大几十倍！力量过后，一遍废墟！

中国的右派要分裂成左右，不要给现有的左派留下空间。中国不需要左派重返舞台，中国只需要右派自己分裂成左右翼！

来源:作者博客|

湘潭神女

湖南湘潭干部公示：90后女生拟任副局长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90_19.html

来源：华声在线

根据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4月18日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一位名为“王茜”的20岁女生将被提拔为该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并将“上派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科员，跟班学习”。据公示资料，该女生18岁即参加工作，文化程度为大学，按资料推算应系14岁或者15岁上大学。此外，该女的政治面貌系“群众”而非“党员”。

岳塘区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下列同志拟提拔任职。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举报、电话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凡来信或来电举报者，必须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对匿名信，公示期间一般不予受理；凡来访者要说明真实身份和单位，反映情况后要在来访情况登记表上签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2年4月18日至2012年4月24日

受理举报单位：中共岳塘区委组织部干部组

办公电话：0731-55568169

邮政编码：411102

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

2012年4月18日

湘潭90后女局长确系官二代 其发改委父亲及多人被免

新华网长沙4月28日电（记者刘良恒）28日，记者从有关部门和单位获悉，关于“湘潭拟任90后女副局长”事件已经查清，相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4月19日，湘潭市岳塘区通过其网站进行干部任前公示，其中拟选拔任用“90后”女干部王茜为区发改局副局长。此事引发网上舆论高度关注，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

据查，王茜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1991年10月出生，2008年从岳阳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学习，2010年9月从该校获“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证书（经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联系，该证书不属于其学历认证受理范围）。2010年10月，王茜被违规聘用为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重点项目办工作人员；2011年10月被违规登记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2011年11月调到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工作。2012年4月，湘潭市岳塘区委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研究决定其为区发改局副局长拟任人选并公示。

针对王茜被违规聘用、违规登记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以及被违规提拔的问题，邵阳市、湘潭市和湖南省发改委分别对王茜及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进行了如下处理。

一、取消王茜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资格；撤销对王茜拟任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

二、给予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映林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原局长霍杰彪（现城步苗族自治县湖南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处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城步苗族自治县人事局局长、党组成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肖志红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县人事局局长、党组成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职务，调离县人事局；给予城步苗族自治县人事局党组成员、人才交流中心主任杨年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县人事局党组成员职务；给予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理科副科长袁子能党内警告处分。

三、给予湘潭市岳塘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沈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岳塘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职务，调离组织部门。

四、给予王达武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

五、鉴于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在王茜拟提拔任用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目前湖南省纪委已立案调查。

(新华网)

气横秋: “神女”背后是“神父”

原标题：“湘潭神女”就是貔虎子精转世

　　“神女”背后是“神父”在操控一切，那么“神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就符合规定程序章程了吗？一展歌喉，玉体横陈，就能变成少将，傻大个毛博士都成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你说，在中国还有什么可以正常？人民把整个元素周期表都吃了N遍，还看不明白碳水化合物组成的公仆干部代表委员？

不过，也有“大器晚成”一说。李小琳在“湘潭神女”那个年龄，考试成绩也可能是300多分吧。可是现在呢，人家是功成名就，富可敌国，不仅“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而且还有静坐修禅的“神功”。这才是真正的“神妈”，给亿万人民节省了大笔蜡烛钱。要是早出生几十年，几代人都不用点煤油灯了。

　　大家对“湘潭神女”围观加围剿，实在是小题大做，徒费精力。就那个职位来说，如果换成一个糟老头子，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其花费岂不是更多更狠？老头子再有什么五婶子六大爷七大姑八大姨，全部安插进来吃财政饭，人民岂不要被抽筋剥皮吗？所以说，还是一个小女生好养活，无非是买个名牌包包之类。再说，就那智商，完全能做一回郭美美般的反腐壮举。超值呀，啥都别说了，这个小妮子，人民养定了！

　　

　　“神女”背后是“神父”在操控一切，那么“神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就符合规定程序章程了吗？一展歌喉，玉体横陈，就能变成少将，傻大个毛博士都成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你说，在中国还有什么可以正常？人民把整个元素周期表都吃了N遍，还看不明白碳水化合物组成的公仆干部代表委员？

　　扯远点。几年前，上海交通大学爆出一份“特殊考生”名单，全是“神父”们要求特殊关照的“神男”、“神女”，大部分都是400多分，最低者居然才370分。这些“神男”、“神女”混完大学之后，自然就成了新一茬的“神父”们，于是就有了29岁的市长、25岁的大学副院长、24岁的镇长，如今更有了90后的副局长……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山西长治有干部14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刘胡兰同志15岁就成了烈士。如今“神童官员”们都老大不小了才为人民服务，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应该从出生那天就开始吃空饷，一上幼儿园就戴“五道杠”，一上小学就入党，初中毕业后马上授予官职，就这样也勉强能赶上刘胡兰同志。看来，真的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还真是不易呀。

　　不过，也有“大器晚成”一说。李小琳在“湘潭神女”那个年龄，考试成绩也可能是300多分吧。可是现在呢，人家是功成名就，富可敌国，不仅“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而且还有静坐修禅的“神功”。这才是真正的“神妈”，给亿万人民节省了大笔蜡烛钱。要是早出生几十年，几代人都不用点煤油灯了。

　　

　　煤油灯下听瞎话，印象最深的就是貔虎子精：“吃了俺娘，连带着俺兄。”如今，红太阳照耀下的不足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不再讲瞎话了，只讲“神话”。“网络神兽”的故事也很精彩，但总比不上“神人”出世更引人入胜，韵味无穷。“神女”、“神男”、“神妈”、“神父”——到处都是“神人”，这才叫“神州”呀。

　　不过，它们再神也是人，总不能餐风饮露，吞花食草吧。那么它们究竟吃什么呢？某非都是貔虎子精转世，还要变着法子吃人不成？我们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看来也只有被“神人”吃得份了。

本文作者：气横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郎遥远：“神父”在“神女”还会再来

　 一个人脏，一个人丑，不是罪，洗心革面即可；但一个人脏、丑，还偏偏要扯张卫生纸蒙面，夸赞自己很圣洁，那就是厚颜了，无耻了。当官说：我廉洁；明星说：我清白；城管说：我和蔼；富豪说：我道德；二奶说：我自立；导演说：我正经；警察说：我打黑；银行说：我规矩；中油说：我亏损；医院说：我治病；法院说：我眼花；蒙牛说：我强壮；修正说：我良心；百姓说：全扯淡！

如果“神父”厚颜，“孔方哥哥”无耻，长此以往，教堂岂不崩塌，庙堂岂不危乎哉！

　　神州出“神女”。一个更比一个神。

　　早些年最出名的“神女”，出在石家庄，名曰“王亚丽”。她披着一身假衣，虽无白骨精的妩媚多变，却过关斩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子，一路平步青云，升迁至团市委副书记。她冠冕堂皇作报告，喜笑颜开搞剪彩，走马观花瞎视察，迎来送往谋权财。最后，被当地群众的雪亮慧眼识破，露出原形。她背后那些“神父”，不是不岸然，不是不威严，不是不明镜高悬，实在是像某法官错判一样，“眼睛花了”。

　　近些天，湖南湘潭又出“神女”，以90后之稚嫩履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官帽落上头，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发改局副局长”宝座，还被内定推荐到国家发改委挂职锻炼。调查湘潭神坛的历年修炼记录，都没有任何招录痕迹。那这个“神女”怎么会潜伏进神仙队伍，还被破格提拔为副科级的“神仙”呢？如果没有“神父”“神舅”“神叔”等各路神仙的庇佑，21岁“神女”无大学毕业文凭，无基层历练经验，无突出立功表现，按照明规则练九阴真经，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快修成“正果”。各地冒出的“神女”，出道一个比一个更年轻，一个比一个更挑战公众的智商和情商。三岁读小学不是奇谈，六岁大学毕业不再稀罕。背后的“神父”，早已撕破党纪，踩烂国法，毁灭人性，泯灭良知，权欲熏心，钱迷双眼，实在是“眼睛花了”。想当年，干部要“四化”，是响当当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而今，“神女”也“四化”，却是晕乎乎的“年轻化、少年化、婴童化、胎儿化”，一路向前，一路向钱。

　　“神父”腐败，几乎熟视无睹。虽然见怪不怪，但腐败不能太赤裸裸，也要尊重“神女”成长进步的客观规律嘛。望女成凤，如此猴急，竟至于毛都不刮就上锅蒸，完全不顾民众的观瞻感受，怎么可以这样急功近利呢？千万要牢记“扎扎实实走形式，一丝不苟走过场”的葵花宝典啊。不然，“神女”入魔走火，岂不火烧“神父”身披的锦衣华服？

　　当今的“神女”，不仅“竟然”，而且“公然”。不仅大有“婴童化、胎儿化”造型的趋势，而且大有“乾坤大挪移”变化的风格。坐火箭提拔的“神女”，屡见不鲜。学医的可以破格管工业区，教书的可以直升副市长，这些似乎还有“无知少女”明规则可循，暂且不提。此间媒体又披露，山西女商人王辉，20岁时进入山西文水民政局，22岁赴北京经商，此后15年没上班，但一直领工资。2007年底，王辉“弃”商从政。4年间，王辉一路升任县政协副主席，又改任副县长。不明真相的，还以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文水烈士刘胡兰回光返照了；悉知内情的，才知道山西出了“神仙姐姐”。不知她的背后，是“神父”还是“孔方哥哥”？

　　一个又一个“神女”坠地了，腾云驾雾、摇身多变的“神女”还有多少？这次湘潭“90后神女”，是脸先着地的，不知“神父”会心疼成什么样子？山西“神仙姐姐”，是尾巴被人揪出来的，不知又有多少“孔方哥哥”要装进“神父”囊中？

　　每次“神女”不慎坠地，有关部门都声称“展开调查”，责成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湘潭有关部门回应，是“工作不细、把关不严”，下文划上休止符。神父是绝对不会现形的。其实，民众更相信“眼睛花了”是一句真话。如果不出意料，山西文水有关部门也会是“眼睛花了”。法官都可以“眼睛花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神父”很累，亚历山大，难道就不能眼花一回？“神女”坠地，自然不会再是神女了，但背后的“神父”，依然还是神父，依然明镜高悬，依然主持弥撒，依然敬仰光明。民众用脚趾头也能想到，“神父”在，“神女”还会再来。

　　火眼金睛的鲁迅说：“中国向来就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所谓“会做戏”，也许是一番感人肺腑，也许是一招丢卒保车，也许是一出锯箭手法，也许是一枝鸡毛掸子，终究是归于虚无。没有硬后台的“神女”，败露了，就收走了；有硬后台的“神女”，没关系，稍安毋躁，风声一过，咱换个马甲再上来。

　　神坛之所以成为神坛，是因为故弄玄虚。“神女”角色之所以轮番登场，是因为“神父”醉心于潜水编剧，热衷于幕后导演。把权力请下神坛，把“神父”废了法术，才能让现代政治文明散发光辉。相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官员民选，“神女”怎能横空出世？“神仙姐姐”怎能摇身多变？如果照旧实行提拔制，就难免出现大量提拔重用马屁精、狐狸精、买官者、两面人、官二代、富二代、亲信二奶。“从严吏治”的香肠，恐被腐朽成“官本位虫蛆”。官场腐败蔓延民间，直接恶化和毒化了社会风气。于是乎，养二奶的越来越多，养奶奶的越来越少；出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耍手腕的人越来越多，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未婚同居的越来越多，婚后同居的越来越少；肚子大的人越来越多，肚量大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周迅的越来越多，知道鲁迅的越来越少。

　　一个人脏，一个人丑，不是罪，洗心革面即可；但一个人脏、丑，还偏偏要扯张卫生纸蒙面，夸赞自己很圣洁，那就是厚颜了，无耻了。当官说：我廉洁；明星说：我清白；城管说：我和蔼；富豪说：我道德；二奶说：我自立；导演说：我正经；警察说：我打黑；银行说：我规矩；中油说：我亏损；医院说：我治病；法院说：我眼花；蒙牛说：我强壮；修正说：我良心；百姓说：全扯淡！

如果“神父”厚颜，“孔方哥哥”无耻，长此以往，教堂岂不崩塌，庙堂岂不危乎哉！

来源:共识网

圣贤之源：“湘潭神女”背景曝光有“五大神奇看点”！

通过“湘潭神女”王茜的这一背景，笔者以为至少有五大看点：

一、“湘潭神女”很“低能”。

二、洋文凭是“假”的。

三、“官二代”曲线为官路径明了。

四、官不在于大，有权即可。

五、官场关系已成天罗地网。

文章系转载，原文出处：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13194628

按语：本事件自媒体曝光以来，一直缺乏有关部门的重视，特别是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比如，是否有中央媒体进行追踪？不处罚相关人，不足以给国民一个交代。在众多高校学子辛辛苦苦准备考公务员的地方，有这么“嫩”的小朋友作为发改委副局长候选人，真是对数千万大学学子的嘲讽！本人一直不支持大学生去考公务员，认为“公务员乃合法的诈骗”，大家没有绝望。当多数大学生还心存寄望而没有绝望，现实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重视。因此，大学生对此绝望之时，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希望之始。然而，当这么多人没有“绝望”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为众多从早到晚复习备战公务员考试的大学生说话，不要让“有辱斯文”再重现，敦请有关方面尊重知识，尊重多数大学生的艰辛求学经历。

据湘潭市委组织部介绍，岳塘区拟提拔任用为该区发改局副局长的王茜出生于1991年10月，2008年6月高中毕业于岳阳市一中，高考落榜，同年9月至2010年9月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金融管理专业学习，获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湘潭神女”在国外买了一个本科文凭回国后，未参加公务员考试就直接由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安排上班。她参加工作的时间也造假，实际不足一年。2010年9月参加工作后，本人申请并经原工作单位同意，继续脱产在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学习本科，但其本科学历尚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其父王达武是湘潭市发改委原主任、党组副书记，现任湖南省发改委省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凤凰网）

通过“湘潭神女”王茜的这一背景，笔者以为至少有五大看点：

一、“湘潭神女”很“低能”。

新闻中说，“湘潭神女”王茜，于2008年6月高中毕业于岳阳市一中。大家知道，湘潭市与岳阳市是湖南省两个不同的城市，对于生长在湘潭的“神女”王茜来说，她就读的高中，首选学校应该在湘潭，而不是在岳阳。可事实呢？“神女”却在岳阳市一中读完高中，这说明什么？不正说明，“湘潭神女”王茜没有考上湘潭市的高中吗？于是，其父干脆就将她搞到湖南省首批挂牌的重点中学岳阳市一中读书。有资料载：近年来，岳阳市一中高考一本自然上线率、二本自然上线率均分别达到40%、70%以上，教育教学质量稳居岳阳市前列。2009年岳阳市一中有929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学生人数为33人，居全市第一。一本自然上线率接近40%，二本自然上线率超过65%，衡量高考的各项指标均居全市的前列。排名湖南省第六名。从岳阳市一中的高考结果来看，“湘潭神女”王茜，并非优秀者。

二、洋文凭是“假”的。

报道中说，“湘潭神女”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金融管理专业学习。笔者查过，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创建于1952年(又译赫特福德郡大学)，是英国女皇亲自批准成立的大学之一，曾获得英国女皇奖，是英国最大的十所学府之一，是一所著名的现代化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在英国高等教育界处于领先地位。可见，就凭“湘潭神女”的水平，是不可能到英国赫特福德大学读大学的。实际上，“湘潭神女”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金融管理专业学的不是大学，而是属一种“职业培训”，类似于中国的职高或中专或大专。所以，在“湘潭神女”的简历中，有其“获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之说。

那“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英国的高等教育分两种：一种是英国推行的国家职业教育体系，BTEC职业资格证书是唯一覆盖英国全境的英国国家级证书。另一种是BTECHND“英国国家高等教育文凭”。若英国国家高等教育文凭BTECHND处于BTEC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五级，就相当于完成英国三年大学本科学习的第二年。也就是说，照此规定，“湘潭神女”的大学还没有毕业，还不能算作是大学本科的毕业生。另外，英国爱德思Edexcel官方也郑重声明：为了保证BTECHND课程的质量能够在全球一致，最大程度的保证教学学校和学生的利益。英国爱德思的BTECHND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运作由英国爱德思地区代表处独立进行质量监控，没有任何独家的合作机构。由此可见，“湘潭神女”不在中国“英国爱德思地区代表处”去申请英国国家高等教育文凭(BTECHND)BTEC职业教育体系的学习，却南辕北辙地跑到新加坡去申请。这不是假的又是什么？换句话说，“神女”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金融管理专业学习，获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职业资格，可能是花钱买的。

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招收中国本科生的学费每年是7500英镑，生活费费用：6000-6500英镑/年，两者加起来就是每年需要13000到14000英镑，想当于人民币13万到14万多。两年的学费最少要30万左右。可见，“湘潭神女”跑到新加坡去弄的英国国家教育文凭五级，就是花钱买的，就是假的，因为真的是要学习的，要花30万左右的学习费用的。当然，若是真的，可能会引出其父的贪污腐败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女的文凭也是假的。

三、“官二代”曲线为官路径明了。

“湘潭神女”花钱弄来的假洋文凭，对湖南官场来说是很“神圣”的，也是她曲线为官的有力借口。所以，“湘潭神女”回来后，不用公考，就可直接进入公务员队伍，因为，她是国外回来的“特殊人才”，采取的就是特殊的方式。这一点，在四平市副市长《美女高京燕：从待业人员到副市长只用了7年》的报道中可以得到证实。高京燕曲线为官路径是：2004年1月至3月，高京燕博士毕业（留学）后待业3个，随后到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担任主任助理、共青团郑州市委书记、四平市副市长等职。而“湘潭神女”的为官路径也是如此：先是在邵阳市找个单位落脚，制作假简历，然后再由邵阳调入湘潭岳塘区，洗出其“公务员身份”，然后再提拔为“副局长”。这样，就可以明正言顺地当官了。

四、官不在于大，有权即可。

从新闻中来看，“湘潭神女”的父亲王达武，只是湘潭市发改委原主任、党组副书记，现任湖南省发改委省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从级别来看，他只是个正处级或高配到副厅的官员。但是，从其职务来看，那是非常有权的，因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前，对各县来说，有重大项目、有资金，无疑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所以，掌握“项目”实权的王达武，就是非常牛气的。试想，如果不牛，他能凌驾于岳塘区党委之上吗？能让岳塘区党委为其违规提拔“湘潭神女”吗？可见，王达武被称作“湘潭神父”也是名副其实的。

五、官场关系已成天罗地网。

从报道中看出，“湘潭神女”在国外买了一个洋假文凭回国后，未参加公务员考试就直接由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安排去上班的。那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其父王达武湘潭市发改委原主任、党组副书记，现任湖南省发改委省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当地人都清楚，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与王达武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都是湘潭官场关系网中的人，都是利益集体的成员。这一点，大家只要看看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的简历，一切皆明了了。

肖克和，男，汉族，湖南省湘乡市人，195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书记。

　1977年参加工作，历任湘乡县东郊公社团委书记、党委委员、管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管委主任，湘乡县东郊区委副书记、区长，湘乡市于塘办事处党组书记，湘乡市于塘区党委书记，湘乡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湘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湘潭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代县长、县长，湘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成员，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湘潭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2010年8月起任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书记。

本文作者：圣贤之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李银河：重庆事件应当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

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制度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直到今天，政治体制的改革还停留在中央领导人大声疾呼的阶段，踟蹰不前，令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让我们以重庆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契机，真正开始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

重庆事件暴露出现行政治体制的缺失：

一是谋杀案一类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由于行政力量的干预而无法查清，证明刑法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而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刑事犯罪法的严格执行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起码保证。

二是贪污腐败一类的行为也可以由于行政力量的干预而无法查清，证明司法和党政监督机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监督机制的有效监督才能防止贪污腐败。

三是官员的升迁和政治抱负（或用贬义词：野心）只能通过暗箱操作，而不是像民主制度下那样公开透明，表现为一种古代帝王专制制度中权力斗争的险恶和残酷，当事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旁观者看得心惊肉跳。而如果政治观点的论争和权力位置的争夺能够公开化、透明化，情势就不会如此险恶。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用民主制度中的公开竞争（竞选制度）才能避免险恶的暗箱操作。

四是人民在这个事件中丧失了起码的知情权，最早发现问题的人们有多起因为在微博上提出异议而被判刑的，行政力量能够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法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和错误行为被揭发，证明公民发表和知晓事实真相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做法既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也使得犯罪和错误能够长期隐瞒，最后酿成大祸。

坏事变好事，重庆事件应当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即我们应当检讨从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良：

首先，所有刑事案件（也包括打黑）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防止英国人死亡案这类的案件侦破被行政力量阻扰，也要防止李庄案这样破坏基本法律程序的案件再度发生。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监督机制，独立进行调查，以防止贪污受贿的发生。

再次，要逐步建立对行政职位、立法委员职位的公开竞争机制，以防止暗箱操作和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这些职位。目前，我国此类职务的公开竞选制度只实行到村一级，应当逐步推进到乡级、县级、省级，最终达到中央一级（包括各级人大代表）。

最后，要有效保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传播和获得信息的权利。建立宪法法庭，纠正违宪判决。如果重庆事件中的知情人因为在微博上发消息被判刑后可以以违反言论自由权为名到宪法法庭起诉，得到公正的判决，就能越出一手遮天的行政权力的管辖范围，及时制止错误和犯罪行为的发生，也使自己的人身自由权利得到保证。

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制度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直到今天，政治体制的改革还停留在中央领导人大声疾呼的阶段，踟蹰不前，令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让我们以重庆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契机，真正开始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

本文作者：李银河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liyinhe.blogchina.com/1266601.htm

于浩成：悼方励之并论中国政局：改革已死

臭名彰著的《环球时报》一篇社论居然诋毁方励之"挟洋自重"，联系到一个月前的王立军投奔成都领事馆事件，《环球时报》给方励之加上加上这个"罪名"，其用心险恶。方励之被控当局"挟洋自重"，王立军为了什么投奔美国寻找庇护，说明了美国式的民主宪政才是世界潮流，逆之则亡。

胡（锦涛）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左，九年前上台之时就到西柏坡参拜，盛赞社会主义现有中朝越古，去年国庆还大搞毛泽东思想方阵，他打右极狠，手段一点段不软，如对刘晓波严判11年等，严禁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在中国发酵，态度的粗暴拙劣远超苏联当年，但是他对打左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次薄熙来风波，气焰嚣张到了这种程度，与胡的养痈为患有莫大关系。应该检讨的是他本人。

吴邦国的"五不搞"，加上温家宝的一个"不搞"，也就是不搞军队国家化，这一些不搞的对象，却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中央都不搞，还有什么改革可言，等于是宣布改革已死。

作者：于浩成 文章来源：新世纪新闻

4月7日下午郭少坤打来电话，告知方励之在美国图桑的阿利桑纳大学驾鹤仙去，我心中不乐。次日晨我打开电脑，从网上获悉，不胜悲痛。

方励之终年才76岁，比我小11岁。在我国大变化的前夜，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刻，未能避免比他们大十多岁，年龄与我相仿的王若望刘宾雁等客死他乡的命运，着实令人倍加痛惜。我在8日下午发微博一则：惊悉方励之先生突然病逝，万分哀痛，这里套用京戏《珠帘寨》中一段著名唱段，今日有个三大贤王、刘、方埋骨在异乡。略表通悼之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方励之就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美称，是将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他的卓越，超人一等之处在于：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严家其、高皋悼文中语），在八十年代上半叶，我们只是忙于人权问题展开论战批判邓小平"哪个阶级的人权，资产阶级的人权还是无产阶级的人权"等于谬论，但方励之在安微科大发动了"八六民运"，导致了胡耀邦被邓小平点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下台。王、刘、方也被开除党籍。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又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正是在他那里，我才认识到"坐而论道"远远不够，"起而行之"重要得多。我2007年在包尊信追悼会上也表扬了老包这一点，提出了我们应当参与维权的实际斗争，这比由于当局封锁而被迫只是天天著文演讲上书献策要有意义多了。这方面的重要性，显得突出多了。这次方励之去世，年轻网友中知道方励之大名的变得少而又少。八十年代出版的《1984》一书中所说的"真理部"（影射苏联中央宣传部）哪一些极端做法，某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名字在任何书刊，电视，网络中都会消失不见，好像世上从来没有此人，这种狠毒到家的手段正是他们最擅长形势的，乐此不疲并且傲笑世界，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后盾。最近更是大肆查封网站，追查"谣言"，将"传谣"者绳之以法。连公安部发言人都说，你不发布正式消息，难怪小道消息要大肆传播了。

在民间对死者的一片敬重中，总会传来来自当局的恶臭。臭名彰著的《环球时报》一篇社论居然诋毁方励之"挟洋自重"，联系到一个月前的王立军投奔成都领事馆事件，《环球时报》给方励之加上加上这个"罪名"，其用心险恶。方励之被控当局"挟洋自重"，王立军为了什么投奔美国寻找庇护，说明了美国式的民主宪政才是世界潮流，逆之则亡。

从清末民初以来，我国和许多外国革命家，受到本国专制政府的追捕，欺压，往往求助于先进宪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康梁孙章等民国先贤曾流亡海外。今年缅甸民主反对派昂山素季在美国支持下走出长期软禁，参加国会选举取得很大胜利，引领缅甸走向民主制，，包括王、刘、方，以及戈扬、司马璐，严家其高皋等在内的他们身上有一种宪政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伟大爱国者，也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我原准备述忆与方励之的交往，现在想来2006年出版的《风雨鸡鸣》一书中已有片段，这里就不多说。但是4月10号在《新世纪新闻网》读到方励之《毁谤邓小平案始末》一文，原是方励之给《纽约书评》写的书评《真实的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及中国的变迁》一书。方励之在这片书评讲到1988年8月曾在澳大利亚做学术访问，一次在给中国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时，有的学生问起北大的小字报，他如是做了介绍，说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存款，后面他回到北京，不少朋友都感到惊讶，说为什么你还敢回来，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因为诽谤案已经传开了。

下面一段写道，法学界的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商谈"邓小平毁谤案"的观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提请律师咨询毁谤案，党内已经传达文件，要对我的诽谤给予法律解决。

上面这段话，显然是方励之的误记。他写在这段话在1999年，我和他都在美国，他也没有找我查证。我记得在1989年初的一天，苏绍智请方励之和我到他家吃晚饭，要我对邓小平诉方励之毁谤案提供咨询意见，此时早已传开，我并没接到党内传达，记得我当时对他答复是，请他放心，此案很可能是邓小平撤诉，因立案对他更不利，外媒评论和民众反应对他实在不佳。

这件事情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毕竟是一件记录在册的历史事实，为了确保真实性，我仍有必要更正。

今年两会前后冒出了"薄王事件"，温家宝3月14日最后在答英国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发问时终于揭了盖子，4月12日央视播放了新华社关于薄熙来夫妻的处理决定，在这一个月内，还不断传出温家宝在党内多次提出政改，为"六四" 平反，放海外流亡者回国，网上热议不断，且大多联系到当前中国政局发展，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预测等等。

从他们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有人好似患了政治过敏症，一些人把重庆事件说成了全党左右派的角力，而右派似乎占了上风了。重庆事件确有路线斗争的迹象。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曾指出，重庆市委和政府必须深刻反思，重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但没有嘱说张德江到任重庆后布置检查，改正任何左的东西。继任的公安局长何挺说要继续"打黑"，重庆一座山顶山高高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当然也不会推倒。此种情况再一次说明之前有人将胡锦涛对重庆的态度比之为"郑伯克段于焉"，其实是不对的，胡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左，九年前上台之时就到西柏坡参拜，盛赞社会主义现有中朝越古，去年国庆还大搞毛泽东思想方阵，他打右极狠，手段一点段不软，如对刘晓波严判11年等，严禁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在中国发酵，态度的粗暴拙劣远超苏联当年，但是他对打左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次薄熙来风波，气焰嚣张到了这种程度，与胡的养痈为患有莫大关系。应该检讨的是他本人。

胡温之间关系真相如何，在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去有人说二人已经分道扬镳，最近有人说二人一直在演双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至于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二人合作默契，温不时装作要改革的样子，对胡的严厉是一种冲淡和缓，籍以收买收拾人心。终结党领导的政改是不可能启动的。人们大概没有注意到温家宝政府报告中居然说出军队要受党和中央的绝对领导，这话为何由温说得出来，国务院下面的国防部不过是块空招牌，实权掌握在中央军委的手里。我曾在微博上说，吴邦国的"五不搞"，加上温家宝的一个"不搞"，也就是不搞军队国家化，这一些不搞的对象，却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中央都不搞，还有什么改革可言，等于是宣布改革已死。

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盼望政改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人家给他一个棒槌就认（真）针。最近读到沙叶新的一文章，说温总态度诚恳庄重，何言表演？他把政治当做了抒情散文，不过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温家宝亮出舌头空荡荡，沙叶新们就满足了，不再追究了，歌功颂德了。还有一个叫做肖峰说什么"伪善亦善"，真是匪夷所思了。

还有一些党内民主派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实现党内民主，效仿日本自民党党内分派，他们提出这个方案完全证明他们对共党历史无知，苏共斯大林写过《论反对派》，把党内反对派看称最凶恶的，危险的敌人，斯酋把托洛斯基放逐海外，并派克格勃赴墨西哥，持利斧杀害。中共建党除，就有铁的纪律，将反对派人士终身监禁，是为最危险的敌人，如郑超麟这样品学兼优的老好人居然在其晚年才重见天日。毛泽东说，人民痛恨叛徒甚于敌人。有一位朋友说自己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我曾发微博批他，反对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以上算是我对时局的一点评语，写出来请大家不吝赐教。

江平：法治与透明是政改突破口

我们还没有做到以民为本，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老百姓的知情权还是太少。

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上而下。

　　现在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进一步分开，党管党，政管政。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公权力，公权力只能够政府来行使。

　　首先要政治透明，不仅是财产透明，政治状况也应该是透明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只有在政治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现政府权力民主化。如果没有透明度，实际上就影响了民众的民主选举的可能性。我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身体状况的好坏，我才决定选举这个人；如果没有透明度，对于选举人来说不公平，因为即使你有选举的权利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问题，不能再回到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从党政进一步分开、加强透明度开始

　　对于重庆近年来发生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重庆打黑中的李庄案第二季，他还以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挺身呼吁：警惕法治倒退。

过去30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改革停滞不前。82岁的江平认为，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问题，不能再回到搞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的老路，而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从党政进一步分开、加强透明度开始。

违反程序正义应纠正

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财经》：在重庆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中，法律界最关心的是李庄案。您曾是李庄案第二季的顾问团成员。现在李庄正在申诉，其助手马晓军也在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您怎么看这一申诉？

　　江平：我支持李庄平反。李庄来找过我，我同意做给他平反的顾问。我始终认为李庄案是冤案。李庄案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由委托人、涉黑犯罪嫌疑人龚刚模揭发的。在审理律师伪造证据案中，由被告检举其代理律师伪造证据，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龚刚模作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控制之下，他为了能够检举立功，愿意拿出这种律师涉嫌伪证的举报，作为自己减刑的根据。

　　第二，律师伪证罪，所谓伪造证据应该是书证一类的，比如说伪造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如果仅仅伪造口供，有很大的疑点。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师见面都有警察在场。在监视下，说李庄用眼神来暗示龚刚模，这不是一种确凿的证据。

　　第三，若以口供作为证据，应当当庭质证，单方面口供未经质证，显然不能够作为证据。

　　第四，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影像证据显示，龚刚模在委托李庄做律师之前，行走存在不正常情况，这说明刑讯逼供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李庄因伪证罪被判了一年六个月徒刑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第二季——后来虽然重庆检方自己撤诉——那又是另从上海找了他的当事人来检举，这是很荒谬的。

《财经》：李庄案造成了什么影响？

江平：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庆客观上是用李庄的案子震慑司法界，震慑律师。放出信号，重庆说龚刚模有罪，谁敢为他作无罪辩护，就有可能是李庄的下场。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在李庄案以后，代理重庆涉黑官司的律师都很少敢说话了。但问题在于，重庆方面没注意到，在律师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有很大的反弹的声音。在强调法治的今天，人们对于这种现象越来越反感，公然采取这样的办法践踏法律，是不对的。

《财经》：您怎么看重庆的“打黑”？“打黑”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江平：李庄案显然跟重庆“打黑”有直接关系。我们常常说“打黑”成了“黑打”，我觉得“黑打”倒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用词，准确地说应该叫“运动式打黑”。“黑打”和“运动式打黑”还是要区分开的。

　　“打黑”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因为这样一来，“打黑”就可能成为当时的社会的中心政治运动。作为政治运动来“打黑”，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泥沙俱下，搞得比较粗糙。为了实现目的，公安部门就可能不择手段，也不遵循程序正义，容易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

　　短短两年，重庆就打出了那么多个黑社会，几千个黑社会分子。现在看起来，显然出现了“运动式打黑”的情况。在这种运作方式之下，“打黑”成了管控社会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公安部门变成了政法工作的中心，导致公检法之间的制约越来越放松，从制约变成了相互合作，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重庆实际上恢复了“三长”（即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联合办案的形式。

　　政体改革应自上而下

对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财经》：有人担心“文革”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对此您怎么看？

　　江平：“文革”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文革”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在我思想里面的主要变化，就是转向从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看问题。

“唱红打黑”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的遗风。“打黑”必须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在脱离法律或者违背法治理念的情况下来“打黑”，早晚要出问题，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扎实，也就破坏了法治，造成法治倒退。

《财经》：法治倒退现象具体指哪些？

　　江平：从全国的法治状况来看，立法领域总的来说是在前进，中国的立法前进不能一下子跨很大一步。

　　但司法改革存在倒退现象。司法独立不提了，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个明显的倒退。一个国家真正法治化的标志应该是法院院长最高，因为它是作为最终的审判机关。现在公安局长往往是地方党委的常委，有的还兼任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常委的席位也应该增加法院院长、检察长。从党内的地位来说，公安局长高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这是个法治倒退的现象。有些地方政法委不仅协调公检法机构，还过度干涉个案，这方面应该有所限制。

　　特别明显的是律师的作用在倒退，律师目前的定位比2007年律师法出台时“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的提法有所退步。

律师权，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1979年版《刑事诉讼法》时，还没有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后来随着社会进步的趋势逐渐就允许了。这个趋势就是尊重基本人权，我虽然抓你，但是你依然有辩护的权利。

《财经》：目前社会上对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存在各种不满，如何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问题？

　　江平：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相配套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计划经济转型为了市场经济，市场产生出巨大的利益，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启动，因此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扩大了权钱交易的空间。

　　要根除腐败，我们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否则不可能有突破。对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首先，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宪政体制，使得政府权力民主化，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落实选举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

　　其次，应当加强司法机关，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性。要保护私权，政府不能随意干预私权。一旦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应有运行良好的独立的司法机关为之提供救济渠道。

此外，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相互关系来看，我们缺乏舆论监督。这是中国腐败问题不能解决的关键所在。因此，让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保障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是下一步应该做的。

《财经》：几位领导人多次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今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您认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着重哪些内容？

　　江平：两个问题要重视，稳定的社会环境的确给改革开放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但是稳定与和谐需要顺应民众的合理意愿，尊重民众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堵压甚至操纵民意。另外一个是中国特殊国情论。每个国家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分强调特殊性，就忽略了人类的共同理念。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两种，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说来，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它跟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全可以自下而上的，可以做增量改革。比如邓小平讲了农村的土地承包，那完全是自发的从下面上来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想从自下而上来推动就相当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上而下。

　　现在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进一步分开，党管党，政管政。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公权力，公权力只能够政府来行使。

　　此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透明非常重要，也就是，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并在此基础上，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益。

　　在民主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之间的政见不同是透明的，党内有派，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跟总理的矛盾就表现为公开的形式，不同的观点在竞争的时候可以通过辩论表达。对谁都是“好好好”“对对对”，这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人总是有不同看法的。

　　首先要政治透明，不仅是财产透明，政治状况也应该是透明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只有在政治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现政府权力民主化。如果没有透明度，实际上就影响了民众的民主选举的可能性。我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身体状况的好坏，我才决定选举这个人；如果没有透明度，对于选举人来说不公平，因为即使你有选举的权利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我们还没有做到以民为本，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老百姓的知情权还是太少。

来源:《财经》杂志

蔡定剑：改革失误与民主改革的出路

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在中国，搞法治没有民主不行。所以，今天我更愿意谈民主的问题，我在过去的一年多写了一篇系统研究民主的文章叫《为民主辩护》，是因为现在不少人反对搞民主，而我认为民主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关键。我不是民主万能论者，但是，没有民主，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万万不行的。

l  改革最大的失误在于改革的方法失误

l  我们说改革的问题是缺少公众参与

l  民主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关键

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对经济改革进行检讨不是要回到改革前，清算改革，而是要寻求问题的原因所在，找到避免失误的方法。这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纠正改革失误的出路是民主，进行民主改革。

一 改革失误与公众参与的却失

　　我以为，1992年中国开始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性起点。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手。这次发动改革，好比一条在江河湖泊中航行的船，他把它推向茫茫的大侮，知道大海有丰富的资源，但不知道有多大的风险。他只为航船指出大概的方向，而没有给出具体的航线，更没有给出在大海中驾驶船只的方法。他对改革是否成功定了个标准，就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他制定的政策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要一部分人先富，又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他划出的改革成败的标准。

　　改革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没有人能否定。但改革不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部分人的先富并没有使所有人的状况都得到真正的改善，而使另一部分人的状况相对恶化。这就是改革引起争论的地方。改革带来的“两极分化”是明显的，即使这样，我们恐怕不能说改革已经失败。但按邓小平的观点，至少改革确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想说有严重的失误更含适。随着改革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众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间题也日益增长。这恐怕就是那些失误留下的。

我认为，反思改革重要的不是指出改革有什么失误，而是要搞清楚改革的失误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不认清原因，而是一味地指责失误是投有意义的，因为失误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改革最大的失误在于改革的方法失误。具体的改革政策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改革方法失误就会产生更深刻的改革问题。这就是改革政策和决策过程缺少公众参与。从现在暴露出的改革的问题看，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出现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一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在加大，他们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如生活、医疗、教育等更没有保障。二是部分人的先富的公正性常常受到质疑。不能否认，有一些人的暴富是因违法、政策失误或腐败等原因造成的，如通过钱权交易低价或无偿获得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三是改革使一些人的权利严重受侵害，相对来说，一些人的机会更少，如农民的问题根本是权利的缺失，农民在就业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歧视。不能仅仅是帮助其讨要工资，而且要消除那些歧视性的法律和给他们以平等的选举，教育、就业和分享经济成果的权利，并给他们维权的手段和途径、允许建立维权组织。这些问题都是在改革的辉煌成就和社会快速发展下掩盖着的导致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原因。这是改革的方法有问题造成的，它会使很多的政策都发生严重偏离。

　　我们说改革的问题是缺少公众参与.这需要从改革的过程中观察。我们考察一下改革的决策是怎么作出的。首先着大家争论很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制，决策是由企业领导、政府主管都门商讨、策划后，再由政府领导拍板决定。不好的企业被拍卖或者白送给了一些人，好的企业高额配股送给企业高管，职工只得到很少的补偿或等岗了之，职工对自己企业的产权等重要改革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不满的只有上访、抗议等。按《宪法》规定，企业职工有民主管理权，重大的决策应经过广大职工充分参与讨论，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转制都有一个正当的程序，能够听取涉及各个利益群体的意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可以避免。

　　再说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教育市场化、大学扩招、大学合并等，没有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讨，也没有事先征求社会或教育机关的意见和进行社会讨论，而是教育部门根据少数领导人的意见，一通命令下来就推行了。涉及这么大的教育改革问题，没有听取广大教师们的意见，更没有学生和家长的事了，甚至也没有广范听取学校管理者——校长们的意见。像大学合并创建国际一流学校的举动，如同当年搞“大跃进”梁食高产的决策，如同城市管理者摧倒老城建高楼一样，多少百年老校、富有特点的专业学院，像历史化名城中的街道和街区一样消失了。

　　还有公有住房的改革，1998年3月，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会上宣布（不是请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加快住房制度的改革，使住房商品化。在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番内部策划之后，住房的购房方案于5月初出台，北京市于5月中旬公布住房出售标准，要求各机关于5月底交完购房款。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市就把在京的各国家机关的买房款收了上去。从公布消息到房屋出售：只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中国政府第二大笔可能是数万亿计的资产（最大的资产是土地资源)被处理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决策的，每个级别干部的住房标准和每平方米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那些房子到底卖了多少钱，那笔钱用于何处这次住房商品化改革显然是那些占有住房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成了既得利益者。而购房得来的钱显然没有用于那些没有机会购得公家住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普通居民和广大农民。比较公正的做法应该是用这笔钱来建立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保障。

　　从这些重大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改节缺少一个公开公正的公众参与的程序。很少的人在决定涉及众多人命运的重大改革，而这些改革决策者本身往往是利害当事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决定重新分配利益的社会政策改革，怎么可能会有公正的社会结果。在缺少民主制度制约和公众参与机制的情况下，政策总是朝有利于既得利益方倾斜，或者通过钱权的交易，向有钱的一方偏斜。这有其必然性。因为，没有民众来制约权力，权力必然会喜爱资本。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出现恤民的君主：但权力总是投向金钱的怀抱，金钱总是献媚权力，这就楚“权贵”这个词的来源。所以，当下中国的改革，要使其健康发展，而不走向贫富分化的恳崖，就必然需要制约机制。这在议会民主国家，制约权力投靠金钱的机制主要是靠民众选票实现的。如果我们连公众参与的机制都没有，还有什么力量能限制权力与金钱的结盟有什么手段叮以防止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经济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法制建设、政府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等配套改革。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来解决改革发展问题。改革应该是政府和社会、富人和穷人、社会精英和公众互动的结果。

　　社会公正靠制度机制建立，而不是靠口号和政策。西方古老的公正原则：任何权力要对当事人作出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必须听取他本人的意见，这被称为自然公正原则。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制度上建立倾听公众意见的机制，那么在技术层面上，通过公众参与的途径保证社会政策的公正性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可见，过去的改革正缺少这种正确做事的方法，缺少公正的改革程序，才使改革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中产生严重的偏斜。

　　公众参与是正确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方法，它可以防止改革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反思改革，不是要讨论那个改革方案的对错，因为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能认可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利益和角度不同。我们认为，正确的结果应该在正确的方法和程序之中。只要找到了相对公认的方法和程序，按此方法和程序得出的结果，我们就推定必然是正确的或公正的。这是人类社会解决许多难以了断的纠纷的有效办法。比如司法制度就是出于一种程序公正的理论而建立的，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纠纷出现后，由于事实和证据的各种原闪，会得出一个大家一致认为公正的裁决结果。之所以认为司法是公正的，是因为找到丁一套普遍认同的程序，按此程序进行，作出的裁判就被认为足公正的。

　　所以，我们认为，反思改革最有意义的事是找到改革的正确方法。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正确的目的，就像找到船才能在水上行驶，找到了有轮子的车，才能在陆地上行驶一样。公众参与就是正确地进行改革的有效方法和机制。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涉及各种利益的调整，根据自然公正原则，作出对利益当事人有影响的决定，必须听取利益受影晌人的意见。公众参与这种机制，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改革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举一个简单例子。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劳资之间的矛后就一直是资本主义最主要，也是最尖锐的矛盾，困扰着资本主义、以致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革命。资本主义解决劳资纠纷当然有很多的制度，但是一种最基本的机制，就是劳工、资木方和政府的“三方协商谈判机制”。只要出现劳资纠纷，这种止方机制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纠纷，所以很少发生罢工现象。这就是有一种正确的做事方法。所以，国际劳工组织在全世界袱动劳资关系的改善，井不是去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而是促进各国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独立劳工利益表达机制。所以，反思15年的改革，最重要的不应是再争论哪一种改革政策的好坏而是应讨论怎么选择改革的方法问题，怎么建立一种改革决策机制，从而保证改革政策和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怎么参与现在时兴的听证是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说，涉及广大公众利益的改革政策出台都应经过广泛的听证，这是十分必要的。根据价格法规定，涉及公共事业服务价格的涨价都应举行听证会，难道涉及广大群众更重要的、更根本利益的改革政策还不应召开听会吗？当然，公众参与并不仅仅是听证，还有更多的途径。如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协商机制”：涉及企业和劳资关系政策的“三方协商”机制；涉及城市发展和规划问题，应当有开发商、居民和政府三方参与的协商机制；涉及公共卫生、医疗政策改革，应当有医疗单位、患者和广大民众以及政府参与表达的机制。相关利益方的“协商表达机制”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也是保证改革决策正确性的有效方法。这种制度发展到社会层面上就足社会协商对话。社会协商对话也是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我国，政府机关就一些重要政策、法律向题向全民公开征求意见和讨论，也是一种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在国外。街头示威抗议行动也被视为公众参与的途径，当然，尽管各国政府都不会太喜欢这种民主形式，但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去禁止它，它是正常公众参与不太畅通或有效的情况万的途径，法治社会也不用害怕它。

　　公众参与还有两个重要途径，就是入NGO组织作为不问利益的代表和媒体作为公众参与表达的途径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途径要在公众参与中发挥作用，需要有相当的自由和独立空间。NGO组织是有效的公众参与不可或缺的桥梁和渠道，NGO把社会民众的声音变成有组织的声音，它能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健康的社会特别是我们的改革政策制定应该重视和加强这个牛动。公共媒体在公众参与中承担重要责任。因为在实现公众参与时，老百姓个体的力量毕竟还很微弱，需要强势声音代言，有组织的行动代言是NGO发出来的，而某种声音代言主要是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发出来的。弱者组织起来才可以跟强势群体对话，在改革过程当中，在杜会有重大利益调整之时，我们需要有一种比较多元的声音通过媒体来说话，对社会政策无论是提出建议还是批评，都有利于政策的完善。

　　公众参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平台，就是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近年来社会对“两会”，特别是对人大高度关注，正说明了人民想参与的极大热情。这就需要人大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代言机制，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公众参与的主渠道。改革到了现在，利益阶层和利益分化正在形成，要使社会利益得到协调，促进社会和谐，就要让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表在人大这个层面展开对话讨论，让先富起来的和没有富起来的郁有代表发出不同的声青进行利益碰撞，通过谈判和妥协，从而起到相互制约和权利与利益的平衡。

　　改革背景下的公众参与，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其中对改革政策进行研讨也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当要进行某项改革时，通常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讨委员会)，吸收各方面相关人员参加，具体地研究政策和方认。关键之处在于，这个改苹委员会是一个公开的机构，要通过征询民意的方法来工作，从而提出具体建议：比如司法改革，应该吸收专门的专家组成司法改革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要寻找代表不同利益的法律界人士参加，要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土，长时问地进行研讨，对方案要反复讨论。最后要经过民主的方法决定。现在是需要政府理解井支持公众参与的时候了，它是涉及改革戒败的方法同题。

公众参与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可控制的民主方式，它与选举民主不同的是，它不会产生政治性风险。它只是政策层面上的民主，最多只能算技术层面上的民主。所以它很适合于改革，改革需要稳定，但又需要民主，公众参与式民主能把改革斋要充分吸取L}意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所以，公众参与是改革中发扬民主的最好选择。有人担心让公众参与会导致改革的停滞，甚至会剥夺富人，因为民众在改革中是保守的。我认为，只要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都足有序进行的。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的情况下，让穷人参与改革讨沦，不会带来无序和富人的合法财产受损，只会让改单更健康地进行：在一个法治社会，民众的参与是有益的、建设性的，而不是可怕的。

二 民主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关键

　　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前找们在这个会场谈依法治国，与会者都对法治充满憧憬。我记得找的发言是“依法治国，敢问路在何方？”当时对法治充满忧患，谈了一些中国法制改革的话题。可是今天，法制改革的话题都不能谈了，谈何法治。所以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在中国，搞法治没有民主不行。所以，今天我更愿意谈民主的问题，我在过去的一年多写了一篇系统研究民主的文章叫《为民主辩护》，是因为现在不少人反对搞民主，而我认为民主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关键。我不是民主万能论者，但是，没有民主，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万万不行的。

　　我一直在寻求以法律的方法推进民主。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写人了宪法。它是中国人民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人民今后长期不懈的奋斗日标。过去只是一些领导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但是，近些年，在我参加的一些会议上，一些学者对民主大加讨伐，说民主导致多数人或少数人暴政、民主容易腐败、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民主不利于社会稳定等，主张中国应该放弃民主的追求，只推行精英主义、威权政治、“唯法治主义”。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不能搞民主，至少现在不能搞民主，或者民主应该缓行。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民为了民主理想奋斗了一百多年，正在走向富裕、走向全球化、走向现代文明之际，要不要搞民主竟又成了一个问题！所以，中国需要重新讨论民主问题，非常有必要对各种抹黑、歪曲民主的错误理论加以澄清，以坚定中国走民主化发展之路的决心。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对民主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梳理，对民主作了全面的解释，并对民主与多数人暴政，民主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民主与经济发展，民上与腐败的关系作了辩正解释，澄清了一些谋解和歪曲。

　 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利会转型。社会转型向哪里转矛盾在哪里我认为，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的很多矛后尖锐化；腐败严重，导致政府权威的极大削弱和管制无力。还有一个问题是统一台湾的问题。这几个问题都与民主相关，只有民主才能从根木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问题产生源于权利的缺失利权力的滥用，而权利的缺失和权力的滥用根本在于民主的缺失。没有民主，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能真正解决，在对经济改革的反思中，我认为，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改革方法的失误。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送疗改革、教育改革，不在于政策的对与错，而在于方法上缺少人民的参与，在改革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改革利益群体没有发言权，企业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医疗改革中患者没有发言权，教育改革中学校和教授没有发言权，城市的改造拆迁和农村的土地征用中市民和农民没有发言权、这样的改革能有正确的结果吗？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劳资关系是社会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制度下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可以制约资本。主要有两种力量：一方面，选票构成制约抗衡资木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弱势的、分散的、个体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跟资本抗衡。而我们就是缺少这两样。腐败的问题也是这样，问题的根源也在于缺少民主。选举和公共财政、新闻自由等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它。统一台湾根本上也叮以用民主制度解决。这里就不多说了。

关于民主和民生问题，就是我上面说的意思，信教授概括得很好。民生问题毫无疑间是重要的，历来都要解决民生问题。我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报本的出路还在民主。在有些地方，以前由领导解决民生问题，但是领导解决民生问题，做再多的好事，老百姓不满意；现在，一些地方进行点点民主改革，民生大事由政府拿单子，人大代表根据单子投票，用民主的方式决定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老百姓就满意了。所以，光讲民生，以民为本，不讲民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诀问题的。

来源:共识网-作者专栏

陆德：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经济转型的瓶颈

什么经济转型迟迟转不过去？转不过去的最大受益者是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前基本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下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者”，他们阻碍改革，是因为它们不想失去即得的利益。

中国由于是集权制国家体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主要是由上到下的变革，这样的改革成本最低。

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讲，现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执政党要把握历史脉博，抓住主要矛盾，积极引领政治体制的改革。

既使到了革命的阶段，最终也是由共产党内脱颕而出的先进人物振臂一呼，引领革命。

改革、改良的变革成本低，而革命、动乱的变革成本高。

人类历史是始终要向前发展，不会停滞的。没有改革、甚至倒退，就会有革命来推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间在赛跑。

我们热切期望，党的“十八大”，将是我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盛会，将为我国的改革揭开第三个光辉的历史的篇章！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再度强调了中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我很敬佩温总理和他的勇气，因有人不喜欢提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点到了我们下阶段改革和转型的要害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矚目的伟大成就，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均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积累、严重，已经到了不可复加、必须解决的地步。

　　例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们一直依赖投资拉动，依赖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它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以2006年为例，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但消耗了当年全球40%左右的煤和炭，50%多的水泥，60%左右的钢和铁，70%左右的油和气，却仅仅只创造了全球5.5%的财富，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全球2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我国自已的资源，按2009年的消耗量评估，石油资源仅剩7.08年，铁矿资源仅乘16年，天然气仅剩39年了。请问：我国还剩多少资源可供持续发展？我们又给子孙后代剩下了多少资源财富？所以，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转型，没有时间再等了。

　　又比如：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并且变幅更大。我国90年代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又逼近0.5的“危机线”，是联合国中有经济数据统计的150多个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8个国家，而这8个国家中，除中国外，没有一个是前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99年庆祝建国五十年宣布的仅剩2000多万，增加到2011年的突破1.5亿人口(注：即使这样，我国的贫困标准线仍低于印度等国)。我国的城乡收入比，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公布的数据：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比大于2倍以上的仅有3个国家，而中国的城乡收入比是3.3倍，差距最大。我举这些数据时，希望同志们心中要有个“前缀”，即：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我们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

　　再加上党风日下和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全国共识。我仅亮一下“三公消费”和“灰色收入”两组数据：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2004年公款吃喝3700个亿，吃掉一个半国防军费;公款用车4080亿;公款旅游3000个亿。当年的财税收入仅3万多亿，1/3被吃喝玩乐掉了。经济学中有个“政府支出成本”，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高，它是世界“霸主”，哪里都要花钱，它的政府支出成本是9.9%，而中国的政府支出成本，据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数据是37%，这是美国的4倍左右。再看“灰色收入”，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但还有一部份收入是未统计进去的，那就是“灰色收入”。据有关研究机构透露，这部份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5%，以2010年为例，那就是有约6万亿的财富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拿走了。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不仅影响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积累起来也会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怎么改？中国当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为了阐述这一课题，我们用经济曲线走势或改革开放后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来分析之。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1978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改革，有文章说是类似“帕累托式”的改进，所谓“帕累托式”，即在诸多因素中改动某些因素参量而不影响原总体均衡的一种变革。这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植原有体制外的经济体发展，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社队企业等，而体制内原有的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及。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能量，获得了改革后的第一份增长红利。但到80年代未，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国企承包制改革效益下滑，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则因“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以及一些保守势力对改革提出质疑，认为“和平演变”才是当前的主要威胁，等等诸种矛盾，使改革一度失去了方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南巡讲活使全党统一了认识和方向。故此，1992年中国再度开启了进一步改革的航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又经历了一次高增长期。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愈来愈多，贫富问题、转型问题、垄断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愈来愈严重且积重难返。这一阶段发展的改革红利再度被吃完，采用经济体制改革方式来推动发展的改革空间亦基本用尽，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却愈来愈明显。从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总是经济改革先行，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经济改革“一条腿在前”的状况，时时受到体制改革滞后的拖累，只能在狭小空间“有限腾挪”，而始终创不出全新局面。

　　例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我们离此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国有经济、垄断企业阻碍和挤占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中央也有察觉，所以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仍主要是企图从经济角度去改革、完善，没有触及到深层次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等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至今，已过去10年，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并且，还有反复。

　　反复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这个问题提出已有近20年了，要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不是没有看出来，而是早已提出。但结果呢？从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起，到21世纪初就放慢了脚步，各地追求GDP高指标，加上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铁公基”项目，大量资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入，“三匹马”中又转而用投资和出口来维系经济的高增长，而不顾及经济的转型和提升消费等战略目标。到了“十一五”，中央又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其间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又是用“4万亿财政刺激”和“9.6万亿天量信贷”去搞投资拉动，造成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十一五”不仅没有转型，反而是向旧有增长模式倒退。到“十一五”未期，惊呼发现支撑旧有增长模式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力”已经近乎枯竭，又在“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转型“刻不容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

　　从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目标，为什么经济转型问题20年都转不过来，到现在没有多少空间了，还在走回头路呢？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转不过来，造成我国资源匮乏，环境破坏，超发货币，通胀压力增加，房地产泡沫，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拉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

　　反复之二，就是权力干预市场愈演愈烈。我们在《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现在却是在走回头路。权力干预市场，造成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催生了腐败漫延。而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结合，又要引起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刚刚开完“两会”，两会代表5000多人，据说会务服务工作人员是1：4，但是，大家知道各省、地、市自己派来的场外“维稳”干部是多少人吗？我不是说的会场内的工作人员，我是说的各地方自己派来围堵“上访”的干部，有几万人，光河北就来了近2000干部。表面看两会很“和谐”，但河北的干部对我说两会期间他们“累脱了一层皮”。我国当前的“维稳”系列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这还了得？！有些同志和地方的所谓“维稳”，实际是在压制和掩盖矛盾，而不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就象大禹的父亲鯀，在治水中不是象大禹那样去疏和导，而是去围和堵，结果水患越来越多，不得而止。

　　以上的变革过程告诉我们：在我们获得两次“改革红利”之后，再企图用単一经济改革的方式取得进展，其改革空间已经相当有限，改革效益也相当低下，经济转型20年来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经济转型迟迟转不过去？转不过去的最大受益者是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前基本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下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者”，他们阻碍改革，是因为它们不想失去即得的利益。而短短30多年快速出现的利益集团，是由于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比如劳动报酬问题，2002年以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但2007年已下降到39.7%，其余部份被政府和企业拿走。而在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中，又有相当大一部份被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有两组数据：一是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之多；二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的工资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所以，在国民收入中，收入分配问题急待解决。但为什么看着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一天天严重，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4年起草至今被修改5次，拖了7年也迟迟出不了台呢？说到底，就是利益集团的阻隔。这些问题，你不从体制上去改革分配格局，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再比如“三公消费”、“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权力泛滥，不透明，缺乏群众和社会监督，这些问题你不从体制上去改革，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然用经济改革方式推不动，那只有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它。汪洋同志不久前讲：“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即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汪洋同志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抓住了主要矛盾。

　　另外，我国《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进，而很多问题和社会矛盾又急待解决，所以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混淆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都是屬于社会和公共服务领域，而我国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领域，要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医疗本是公益事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要财政支出、补贴，仅少数私营医院是个人支付，而我国提出“以药养医”，把它推向了市场，让它自负盈亏，垂死病人躺在医院门口，“有病没钱莫进来”；教育亦是公益事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我国提出“教育产业化”，财政不管了，什么叫“产业化”？产业化的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是做买卖，不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全民素质，偏离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轨道，拖延至今17年，我国仍达不到对教育投入占GDP4%的战略目标。等等。

　　我们是共产党员，老祖宗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在生产力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应相应调整，以与之适应；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亦应是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的关系。什么叫“和谐”？这才叫和谐，没有一个在动另一个拖后腿的，那不叫和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据一些理论研究者统计，邓小平在86—87年间曾经76次提到此问题。小平同志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互相依赖、相互配合的。他并指出：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最近的数个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前两次改革的重心是“还利于民”，而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则应是“还权于民”，不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权要让位给市场，而且还要改善我国的民主政治环境。

　　改革给我们预留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懂政冶，是个搞经济研究的院士、学者，但从我对经济研究角度预测，如果我国在经济转型上不能获得巨大成果，如果“十二五”工资不能“倍增”，还在那里拖来拖去，那么，我国在2017年左右，经济上将会遇到重大冲击，有几条重要的经济曲线将会出现“拐点”，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有国情出发，应该是由上而下地进行政改。它不象经济改革，由于企业经营和管理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单元细胞，相对独立，所以它的改革和创新有较大和较自由的空间。而中国由于是集权制国家体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主要是由上到下的变革，这样的改革成本最低。有的专家学者称为“顶层设计”，即必须触动“顶层”的变革。只靠下层或个别地方从下向上进行政改，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中央放权或明确支持。当然，全国和基层的改革呼声及民意是很必要的，这是政改的基本力量源泉和政治保障。

　　马克思主义讲辩证法，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符合辩证规律的。在改革的辩证关系中，常提到一个“孛论”，即一些以前称为的改革者，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改革红利，而在进一步改革中，为了维护自身的即得利益，此改革者又变成了改革的阻挠者，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等民意都不滿时才被迫改革，那将是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的社会震荡了。那时的政改，就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触发，是不可控的。我在2011年《纪念抓捕四人邦35周年座谈会》上曾讲：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讲，现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执政党要把握历史脉博，抓住主要矛盾，积极引领政治体制的改革。

　　对于这两年社会上对“改革”和“革命”的各种讨论，我想亮明一下自己的观点：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后，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不是用革命手段、打碎国家机器，不是用“自毁长城”的方式前进，而是要采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不断完善自身的政权和体制。除非这个政权已经腐朽、变质，才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第二，既使到了革命的阶段，最终也是由共产党内脱颕而出的先进人物振臂一呼，引领革命。因为当前乃至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可以与共产党的力量相抗衡。只要共产党不变质，这一优势就不会改变。第三，改革、改良的变革成本低，而革命、动乱的变革成本高。第四，人类历史是始终要向前发展，不会停滞的。没有改革、甚至倒退，就会有革命来推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间在赛跑。第五，要相信历史唯物辩证法，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件好事。台湾的蒋介石施行了“土地改革”，导致台湾经济成为了四小龙；蒋经国进行了民主体制改革，使国民党获得了第二次重生。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两个光辉的历史时期：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第二个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当前，正象习近平、李克强等同志强调的：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阶段”和“攻坚阶段”。

我们热切期望，党的“十八大”，将是我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盛会，将为我国的改革揭开第三个光辉的历史的篇章！

　　谢谢大家!

本文为2012年4月5日作者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作者博客

改变公民意识，俄提出去斯大林化方案

作者：转载白桦的文章

俄罗斯最近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方案。这个方案提议禁止任何否认极权专制犯罪行为的人士在政府部门服务。方案还敦促针对列宁下葬问题做出决定。俄罗斯共产党已对这项方案提出激烈抨击。最新社会民调显示，俄国社会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出现下降趋势。

俄罗斯最近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方案。这个方案提议禁止任何否认极权专制犯罪行为的人士在政府部门服务。方案还敦促针对列宁下葬问题做出决定。俄罗斯共产党已对这项方案提出激烈抨击。最新社会民调显示，俄国社会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出现下降趋势。

*禁止拥护极权专制人士在政府工作*

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不久前向梅德韦杰夫提交了一份有关在俄国社会全面去斯大林化的方案。这项激进的方案建议采用总统命令或是立法的方式，完全禁止任何公开否认苏联共产党极权专制制度犯罪行为，或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辩护的人在政府或是国家机关中工作。方案敦促应该针对下葬列宁的问题做出决定。

*斯大林制度等同法西斯*

参加这项方案起草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主要成员拉钦斯基说，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权利。但如果某个人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个人公开表达立场必须应受到限制。

拉钦斯基说：“我认为，为斯大林，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镇压自己人民的行为辩护，这就如同为纳粹法西斯辩护一样，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某个人试图辩护，那这个人就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这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只能是他的个人观点。”

*反极权专制应成为国策*

去斯大林化的方案说，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应该通过专门法律，永远禁止悼念那些曾经参与过政治迫害，或是从事过反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人。方案还建议把反极权专制当作俄罗斯的一项国策。俄罗斯总统每年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发表演讲应该成为一个传统。

*树立纪念碑重新审查节日*

方案建议重新审查俄罗斯的各种节日。这些节日应同俄罗斯的所有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而不应仅涉及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时代。

方案还提到，应在俄罗斯的所有大城市竖立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碑。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和国家档案馆应向民众公开有关政治迫害方面的档案。

*对共产党犯罪行为下结论*

方案特别建议组建专门互联网站，用来公布有关共产党政治迫害方面的档案资料。

方案还提到应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犯罪行为做出法律和政治方面的评价，这可使今天的俄罗斯同过去的苏联专制体制划清界限。

*共产党犯罪历史应被写入教科书*

方案说，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以及苏共政权针对本国人民的国家恐怖活动应被列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作为必读教材。政府应该对有关共产党犯罪行为的研究工作提供财政资助。

*总统的反应*

有关去斯大林化的方案还有待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后批准。

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领导人费多托夫透露了梅德韦杰夫的反应。费多托夫说：“我们还需做很多工作。但重要的是，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而且总统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为我们获得好的结果提供了保证。”

*清除极权专制残余提法更恰当*

费多托夫说，他不同意使用去斯大林化的提法，因为去斯大林化的定义过窄，无法反映俄国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比较恰当的提法应是清除极权专制体制的残余。

*去斯大林化方案的目标*

费多托夫说，他领导的委员会提出这项方案的主要目标是根本改变俄国社会的公民意识，让俄国人感受到他们是自由公民，生活在自由的国家里，同时每个人也应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承担责任。

*共产党的反应*

俄罗斯共产党对去斯大林化方案提出了激烈批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说，这是挑衅行为，目的是想转移公众对俄国社会目前面临问题的注意力。

俄共认为，公民有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因此禁止在政府部门服务，那等于违反俄国宪法。俄共还警告说，把列宁下葬将造成俄国社会分裂。

*民调：对斯大林有好感人开始减少*

最新的社会民调显示，俄罗斯仍然有45%的人对斯大林拥有好感，2009年时持这一观点的人占49%。但从事民调的利瓦达中心认为，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出现下降趋势。

本文作者：白桦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涂子方：越南的政改

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

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

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竟选

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的职业化和普遍竞选产生。

越南还出现了政治上较为成熟并为政府所认可的反对党——越南民主党和越南国民党。

越南领导人潘文凯甚至宣称要把越南建成为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薄王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真改还是假改？

真改的话怎么改？

如果要真改，当年的老师中国现在得向原来的学生越南学习了。

越南和朝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民，对越南和朝鲜发生的事情，总会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越南和朝鲜咱都去看过，越南咱还去看过不止一次，作为一个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外国游客，感觉之一是这两个国家的女孩子都非常美丽：朝鲜的女孩子皮肤特别白嫩，直个是吹弹得破；越南的女孩子身材特别好，腰肢纤细，窈窕婀娜，亭亭玉立。感觉之二是朝鲜元和越南盾都不值钱，一大把钱在手上也买不了什么东西。感觉之三是朝鲜表面上与中国关系密切，友谊牢不可破，但骨子里朝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持批判态度的；越南虽然为领土问题与中国闹得很僵，但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二十多年来全心全意的在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

呵呵。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越南叫“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虽然起步比中国晚，但步子却迈得比中国大，如今这个学生早已走到中国老师的前面去了。

网上有文章是这样介绍的：

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

与此同时，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

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竟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出程度不同的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

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的职业化和普遍竞选产生。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选举，493名应选的国会代表中，中央推荐的代表为153名，地方推荐的代表为340名，代表年龄最高的80岁，最小的24岁，345名是首次进入国会的代表，164名具备大学以上的文凭，309名具备大学文凭，还有87名少数民族代表，127名妇女代表，43名党外代表，1名自我推荐应选的代表，138名代表是再次获选的代表。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越南还出现了政治上较为成熟并为政府所认可的反对党——越南民主党和越南国民党。

越南领导人潘文凯甚至宣称要把越南建成为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呵呵。

66我老人家想说的是：

薄王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真改还是假改？

真改的话怎么改？

如果要真改，当年的老师中国现在得向原来的学生越南学习了。

呵呵。

本文作者：涂子方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王占阳：政治改革为何比社会建设更迫切

——“先搞社会建设，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谬论

　　

首先，政治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保障。

其次，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

第三，政治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

第四，政治制度改革是满足人民民主需要的基本途径。

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无论是长期只搞社会建设，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长期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社会建设，都会使中国走向崩溃。

《环球时报》4月19日刊登邱运华教授文章《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以下简称“邱文”）。笔者想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对该文提出质疑和反对。

　　首先，“邱文”称19—20世纪的英国史是“先社会建设，再政治改革”的成功典型，这种说法是在系统地歪曲历史。事实上，英国建立完整社保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工党上台，实行战时承诺的贝弗里奇计划，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才成为西方第一个福利国家，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邱吉尔是英国公认的战时英雄，但战后第一次大选就落败了。因为英国选民认为，邱吉尔打仗行，搞福利国家就不行了。这种民主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事例非常多，比比皆是。它实际体现了一种历史规律，即社会事业主要关乎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获得应有的实现和保障，而公众参与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所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先进行民主改革而后才又走上社会改革之路，因而也都是先有民主制度而后才有橄榄型社会；所谓先有中产阶级占多数后才有民主制度，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邱文”还认为，英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极端，一个选择了社会建设，一个选择了政治革命”，并将苏联崩溃原因归结于“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邱先生还认为，1990年后，俄罗斯“回到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来”，才有了今天的复苏。

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根据。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的二月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目标同样是发展低度民主，这恰恰是英美法等国同类变革在俄罗斯的延续，并未背离世界范围的先政治变革、后社会改革的一般路径。至于后来出现“邱文”所述“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特权阶层”的现象，根本原因也不是所谓政治改革太超前，反倒是政治改革太滞后。如邓小平所说，苏联的政治体制不成功。它不仅导致僵化和官僚主义，而且更使得财富分配向权贵倾斜，致使国家最终崩溃。1990年的政治剧变和随后兴起的社会建设，恰恰是只有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其他改革的一个新标本。

　　把“政治改革”假定为剧烈革命是种欺骗

　　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的改革都搞不成。那种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搞所谓社会建设，实际就是要在现有基本利益格局不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触动的前提下给老百姓分一标羹，这在实质上就是伪善和欺骗！

邓小平自始就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大跃进，而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又有阶段性重要推进的民主化进程。“邱文”却将其说成“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突变性选择”，进而加以否定，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借口。

　　为什么政治改革更加紧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其中未来10年极其关键。如果在这10年中，通过有力改革扭转官场腐败、分配不公等危险趋势，中国前途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在未来10年内，仍没有足够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腐败、分配不公有时间、有机会、有体制支持地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就会出问题。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大，又紧迫，所以才应尽早启动，以使改革得以较从容地获得有序展开。

首先，政治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保障。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公平分配，但基尼系数却在不断上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公共参与。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缺少足够约束的权力和资本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自然会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公众利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分配改革还有某些推进空间，但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使利益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分配公平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分配制度不能再关起门来搞，而要有强有力的公众参与，否则它是不会成功的。

其次，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

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惟有进行有力的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治理腐败无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为它已显而易见地威胁到国家长治久安。

执政者需要明白的是，如果只给老百姓分点蛋糕，而不同时着力反腐败，老百姓就会看到，虽然自己也得到了点，但官员们贪腐得更多，他们利益更大，这就会使老百姓心里更加不平衡，使他们根本不领情，使众怒无法平息，而且还将继续熊熊燃烧。

第三，政治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

能否扩大内需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命运的最大关键，扩大内需又取决于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改革则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抓紧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将在未来10年爆发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危机。

第四，政治制度改革是满足人民民主需要的基本途径。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自由民主已经日益成为不同于民生需要的独立政治需要。现在这种要求主要还是体现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太多的实际表现，但这趋势无可逆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满足人民的民主需要，已是我国必须实现的政治进步，也已是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方面。

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无论是长期只搞社会建设，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长期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社会建设，都会使中国走向崩溃。

▲

　　（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精彩时评

红刀：“这个组织，随便拉出一个来毙了，都不冤枉！”

原标题：正因为"公开的秘密"才被组织选中的！

“市政府”里都什么人？绳上蚂蚱窝里恶棍，都体制中人，只要哪怕艳羡哪怕眼红哪怕心不有甘，他她只会想方设法玩不起“通奸”玩“包养”，玩不起“包养”就玩"自摸”，其乐融融着，谁谁谁会捅破这层纸毁特供基业？？除非是傻子！！

就算真有傻子，他能怎么着？电视报纸不是他家的，一只虾米掀不起风浪，到组织部反映？忽悠他！到中南海上访？精神他！

借用孔庆东那厮的话——这个组织，随便拉出一个来毙了，都不冤枉！

党员毛小平能几乎全票当上市长书记，不想而知，屁股肯定挂满一系列的荣誉，比如优秀党员、比如爱民干部、比如党员模范……，乎乎乎乎！

似乎，是因了政绩彪炳，得以通过伟光正们的世界第一考核，荣升堂堂书记！

在我看来，能被选上书记，如不是事出东窗，甚至还可能荣升中央，最大的原因是——”整个市政府是公开的秘密”！

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组织部考核考什么？就是考够不够黑、够不够烂、够不够赫赫、罪恶满满！狼族选领导，猎人断不可选上，这是天理！

要不，选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一个“蒋经国”，怎么得了，岂不反天？

“整个市政府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并不值大惊小怪，小到村干，大到中央，谁谁谁不臭名远扬？

“市政府”里都什么人？绳上蚂蚱窝里恶棍，都体制中人，只要哪怕艳羡哪怕眼红哪怕心不有甘，他她只会想方设法玩不起“通奸”玩“包养”，玩不起“包养”就玩"自摸”，其乐融融着，谁谁谁会捅破这层纸毁特供基业？？除非是傻子！！

就算真有傻子，他能怎么着？电视报纸不是他家的一只虾米掀不起风浪，到组织部反映？忽悠他！到中南海上访？精神他！

这个组织，谁谁谁不因“公开的秘密”才抱团同流？不抱团同流怎个“共产主义”？？

借用孔庆东那厮的话——这个组织，随便拉出一个来毙了，都不冤枉！

本文作者：红刀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田成：“就是强奸也得配合”？！！

 “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

——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长张国良雷语

谁让他们如此大胆，如此疯狂，如此无耻的呢？本性的恶只是一个方面，体制的弊病才是根本。台湾的官员是绝不敢如此嚣张的。对这样的公仆，台湾人民随时都可以让他下课。

4月27日的中国国际新闻联合社“曝光台”发表了一个帖子：

《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长张国良雷语》

帖子说：《我叫陈杰，是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的居民，我最初认识这位局长张国良的时候，是在2009年12月末。当时因为城市改造，我家的住宅也在改造拆迁之内，我家属于困难群体，母亲身患糖尿病多种合并症，姐姐精神病（二级），我离异带一未成年女孩，父亲于20多年前去世，我和姐姐都没有工作。在未搬走之前我家的煤气、水、电、暖气都被掐断了。为此，我妈妈去北京上访。

当时一起去的共有5人（刘洪兰、李春立、夏宗娥、蒋凤芹、王兰），市驻京办的告诉她们已经联系好了，让回到铁西区谈。回来之后我们就去了区信访局办找局长张国良。当时有的人房屋已经被强迁了，就说：“强迁不合理”张国良局长却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还说：“有多少女的被强奸之后，嫁给了强奸他的那个男的”。我们当时张国良吵了起来。

以后张国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让我单独去找他，我自己不敢去找他。2011年我家的房子解决了给的现房，唯一不好的就是楼下有三个大的厢式变电厢，最近的距离约半米，从搬来后我妈妈经常失眠、头疼、心慌。我多次去电业局、信访局上访，区信访局有人告诉我说：“你去找张国良”。

2012年4月20日早大约9点我去找张国良把情况和他说了一下，张国良脸子非常难看，话说得也难听，脏话连篇。我顶撞他几句，张国良从椅子上站起来，气势汹汹绕过办公桌、捋起袖子伸手欲打。被一位好心的大姐拦住，大姐对张国良满脸陪笑替我求情，说了很多的好话，我躲过一劫。在大姐劝张国良的时候我吓跑了，躲在大厅门外，看到了帮我求情说好话的好心大姐。我哭着问大姐叫什么名字，大姐告诉我她叫黄素娟。

实名举报: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的居民　陈杰：0412—4203346》

该社在帖子后面加注了编者按：:

自发稿前本社对来自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的居民陈杰等人的投诉函进行了核实，同时在网上搜索"辽宁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发现该帖已经在网上疯传了并且是实名举报。如果该帖完全属实，那么鞍山市政府必须对铁西区信访局长张国良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因为局长张国良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却公然对上访妇女说出这种低级无耻的流氓话，不仅有损党和政府声誉，而且极大伤害了干群关系。作为信访部门是化解群众与政府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部门，决不允许个别干部把信访部门当作制造矛盾破坏和谐稳定的平台。吁吁当地政府严肃查处此事给社会一个交待。

中国国际新闻联合社发表这个帖子，并且在编者按里呼吁对无良官员张国良严肃查处，指责张国良“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却公然对上访妇女说出这种低级无耻的流氓话不仅有损党和政府声誉而且极大伤害了干群关系”。体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媒体的责任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想象，如此无耻、无良的干部也不是张国良一个，还有王国良、李国良、刘国良…

谁让他们如此大胆，如此疯狂，如此无耻的呢？本性的恶只是一个方面，体制的弊病才是根本。台湾的官员是绝不敢如此嚣张的。对这样的公仆，台湾人民随时都可以让他下课。他的上级也不会容忍他败坏政府的名誉，假如他被查出，他的上级必须为自己的失察买单！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对此类害群之马定不饶恕。因为，台湾的权利是选民给的。

“别说强拆，就是强奸你们也要配合！”这句话的后面，代表了多么残酷的现实；

官员就是这样流氓？人民就是这样无奈？

面对此类流氓官员，中央政府情何以堪？

老百又情何以堪？

本文作者：田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人民日报评高音喇叭逼拆事件：穿上"马甲"也是强拆

江苏东台金北村村民最近有点烦。两个宣讲拆迁政策的高音喇叭，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据央视报道，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拆迁任务，东台市中心城区拆迁指挥部在金北村架起两个喇叭，天天向村民“宣讲政策”，晚上播到零时，周末24小时播，持续已有半个来月，居民生活、学生学习受到严重影响。而据记者调查，这一拆迁项目属于“先拆再补审批手续”的违规工程。

我们需要的社会管理创新，不是东台这种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

江苏东台金北村村民最近有点烦。两个宣讲拆迁政策的高音喇叭，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据央视报道，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拆迁任务，东台市中心城区拆迁指挥部在金北村架起两个喇叭，天天向村民“宣讲政策”，晚上播到零时，周末24小时播，持续已有半个来月，居民生活、学生学习受到严重影响。而据记者调查，这一拆迁项目属于“先拆再补审批手续”的违规工程。

一边是发展诉求，一边是群众利益诉求，拆迁之难，可以理解。近年来一些强拆事件引来广泛关注，出了问题往往会被“一票否决”，更增加了拆迁者背负的巨大压力。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少数地方挖空心思打擦边球，试图突破法律规范、政策限制的理由。像东台金北村拆迁工程这样，打着“宣讲政策”的名义对村民进行噪音滋扰，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软性强拆”。

近年来，对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为的管理和规范，一直在不断完善，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布实施，最高法最近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被拆迁者的利益，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然而不管多么完备的政策法规，也难以囊括实际运行中的一切情况，难以穷尽对有违群众利益行为的禁止。于是，面对日益规范的法律法规，少数地方开始琢磨种种“创新手段”，千方百计逼被拆迁方就范。

类似“软性强拆”，此前已有先例。有的地方，工商部门查执照、计生部门查超生、强制被拆迁方的公职人员亲属进行规劝……凡是有利于拆迁的“积极因素”，都被调动起来为拆迁服务。这些新型拆迁方式虽然比之强拆“文明”了些许，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强制性行为。

拆迁涉及利益的调整，涉及市场的运作，涉及公众的参与，尤其需要以社会管理创新来化解矛盾。近年来，山东德州、湖南江华等一些地方“阳光拆迁”的探索，让人们看到拆迁中的另一种实践样本。我们需要的创新，正是这种平衡各方利益、做好互动沟通的努力。而那些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应该坚决杜绝。

发展之路上，土地的征收、房屋的拆迁，肯定还会在不同地方进行。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兼顾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与被拆迁者实现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对于相关部门，这不仅是执政智慧的考题，更是对执政宗旨的检验。

秀才江湖：官方的套话、空话、假话、屁话

原标题：村民遭官员围殴致死，官方请不要说套话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官府与百姓发生冲突、造成百姓非正常死亡，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文字表述千篇一律，套话、空话、假话、屁话不厌其烦。如若不信，请看云南昭通强拆出命案、村民遭官员围殴致死之后的事态发展、官方通报，你是不是眼熟的要命？你是不是似曾相识？每次都是这几句！我真怀疑，是不是官方在写填空题？

4月17日，云南昭通巧家县老店镇政府在对村民丁发朝违章建筑强拆时发生命案。网帖称政府工作人员对丁发朝进行殴打，后又将其拖进政府办公室。18日4时，镇政府通知丁家属将其接回家，不久丁死亡。事后家属围堵了镇政府讨说法。目前，该镇党委书记已被停职（《云南网》）。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官府与百姓发生冲突、造成百姓非正常死亡，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文字表述千篇一律，套话、空话、假话、屁话不厌其烦。如若不信，请看云南昭通强拆出命案、村民遭官员围殴致死之后的事态发展、官方通报，你是不是眼熟的要命？你是不是似曾相识？每次都是这几句！我真怀疑，是不是官方在写填空题？

“事故发生后，（巧家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嗣斌任组长，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任副组长的“4.18”）事件专案工作组，要求县公、检、法、司各部门立即赶往老店镇开展调查处置工作，避免再激化矛盾。同时积极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慰问和善后工作。”——括号里的内容根据每次的时间地点人物而填写，其余都是千篇一律。每次都是领导高度重视，每次都是成立专案组，每次都是悄悄“和谐”，两年多前的贵州安顺警察张磊枪杀村民，不也是第一时间“领导高度重视”、不也是“成立专案组”，不也是悄悄“和谐”的吗！如果领导早点高度重视，老百姓还会死吗！

就算领导高度重视，他高度重视的又是什么？是家属的悲伤、死者的冤屈、凶手的严惩不贷、法律的尊严吗？不！领导重视的只是维稳而已，是“避免再激化矛盾”。为了“避免再激化矛盾”，他们对官方的丑事、恶行往往遮遮掩掩、掩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维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官府形象，不惜撒出一切谎言。躲mao猫死、洗脸死、喝开水死、睡觉死、摔跤身已经用过了，再整点新鲜的吧！我知道你们并不缺乏想象力。他们无耻却死要面子，要让他们承认“人民公仆”打死老百姓，他们的脸往那搁？他们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所以，他们一定会拼了命也要遮掩的、死也不会承认的。和以往一样，调查组，你的任务不是调查，而是研究合计一下，怎样编织一个和谐的谎话！然后再更多的谎言解释它！

“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死者家属情绪稳定，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巧家县将根据事件调查情况，进一步公布有关消息。”官样文章中，这一句必不可少，不管是相依为命的孩子沉船身亡，还是在家中‘顶梁柱’在衙门里被衙役打死，死者家属仿佛全无心肝，一律都是“死者家属情绪稳定”。为了维稳，官方说家属冷漠无情、禽兽不如，无耻也该有个底线！官府岂能对死者家属如此诬陷！如果你家的亲人被衙役打死，你“情绪稳定”一个给我们看看！

既然他们的套话、屁话、空话一成不变，‘和谐’的结果自然也会一成不变。云南昭通强拆命案，根据熟悉的官方套话分析，事件很可能依然会朝着熟悉的“和谐”方向发展，两个字——“拖”与“赖”。“巧家县将根据事件调查情况，进一步公布有关消息”，贵州警察张磊枪杀村民，两年多过去了，依然正在调查，天知道要调查到猴年马月还是世界末日！如果事情棘手、谎言不容易编，老办法，就拖呗！你看吧！下个月的今天、明年的今天，如果记者去问当地官方，一般情况下，永远是那一句“此案正在调查”。实在拖不下去就赖，临时工会按时出场、监控录像会识趣地按时坏掉、记者招待会上会答非所问并且按时快速结束。云南昭通强拆引发命案、村民遭官员围殴致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继躲mao猫、喝开水死、睡觉死等之后，最新的雷人死因即将诞生，你猜，这一次是“xx死”？

本文作者：秀才江湖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丁咚：“毒胶囊”事件的黑幕和真相

如此看来，国民才是此次丑闻的“罪魁祸首”，才应当为此次事件所包含的一切丑恶、卑鄙和肮脏担起责任。谁叫你们如此麻木、天真、善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呢？谁叫你们听任宪法、法律停留在纸面上无动于衷，听任恶人为非作歹，装聋作哑呢？谁叫你们在虚伪的官员和无耻的奸商面前总是如此哀怜、孱弱呢？

世界上最牛逼的官员在哪里？

在中国。

卫生部部长陈竺首次公开回应铬含量超标胶囊事件。他主要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药物胶囊的重金属限量早就有标准。2010年的药典就有规定，药典既是标准又是法律，所以我们现在要依法严加管理。二是服用胶囊药品一定要遵医嘱。三是企业家、科学家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但对企业家、科学家、药品，对医药卫生事业还是要有信心，有责任的企业家科学家一定是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的主流。

作为医药行业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医药市场理所应当的最高监管部门，没有对自己所应负责的领域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导致国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位老爷作为领导和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没有向公众表达一丝的不安和歉疚，更无须说表达一丝道歉之意，反倒将侧重点放在自我辩解上——国家早有药典，对药物胶囊的重金属限量制定了标准，并为医药行业开解——问题是极少数，多数是好的，而对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责任，对下一步监管的举措以及对涉案的企业的处罚措施只字未提。

世界上最牛逼的企业在哪里？

也是在中国。

目前共有十三家企业经公开报道证实药物胶囊生产存在严重问题，其他各地也在对相关企业进行检测，发现了更多企业存在类似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为此感到一丝的不安和歉疚，更无须说表达一丝道歉之意，他们也是极尽所能进行自我辩解和开脱，与卫生监管部门如出一辙。

这就是我们这个悲哀的国度。在医药行业爆发了如此严重的大面积的性质极其恶劣的对国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的特大丑闻，竟然没有人该为此负责，竟然没有人为此感到羞愧，竟然没有人想着怎么去杜绝此类现象发生，反倒是所有相关人等都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似的，对着公众诉冤，并将一切罪责指向莫须有。

的确，如此看来，国民才是此次丑闻的“罪魁祸首”，才应当为此次事件所包含的一切丑恶、卑鄙和肮脏担起责任。谁叫你们如此麻木、天真、善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呢？谁叫你们听任宪法、法律停留在纸面上无动于衷，听任恶人为非作歹，装聋作哑呢？谁叫你们在虚伪的官员和无耻的奸商面前总是如此哀怜、孱弱呢？

商人永远是以逐利为本性的，依靠所谓的道德和责任意识，就无法监督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堂堂的卫生部长侈谈企业责任，而对政府监管轻描淡写，这个人怎么能担当起医药企业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呢？

中国的市场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如今进入一个“五缺”的危险的阶段。即法律制度“缺”，企业道德和责任“缺”，政府监管“缺”，媒体监督“缺”，公众权利“缺”，这五“缺”导致今天频频发生损害公众利益的重大丑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不断有这样的事出现，如果不在这“五缺”上下功夫解决，它们将源源不断，永无休止的一天。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也出现了和中国目前相似的情形，企业家由着自己的逐利本性驱使，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残酷剥削工人，肆无忌惮损害公众利益，美国的政府监管也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在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下，通过社会的自我消化和清理，公众的权利意识被唤醒，逐步改变了法律制度缺失、市场失去监管、企业无视公众利益恶性无序发展的消极局面。

在强调企业的道德责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四道“防火墙”。顺便扯一句，某些人热衷于建立堵塞公众言论的“防火墙”，而疏于企业经营的“防火墙”，岂不是本末倒置？这四大防火墙，第一道是法律制度，就像上面高官所提到的“药典”即是；第二道是政府监管，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第三道是媒体监督，要放开新闻媒体的条条框框限制，它们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第四道是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没有权利，利益就无人重视，公众有了权利，任何人就不敢轻易损害公众利益。

众所周知，现实中政府监管之所以不到位，一是法律制度的缺失或者漏洞，有的是没有顾及到，有的可能是有意识缺漏，为一些不法企业创造机会。二是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关系，“合谋”侵害公众利益，前述法律制度缺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不去监管企业，或者在监管中睁只眼闭只眼，这些情况大量存在。于公，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是各地官员“升官”的主要依据，没有企业，他们就没有机会往上爬，没有企业，当地的税收上不去，日子也难过；于私，中国国情之一是一个企业要想在某地生存，必须与所属区域官员分享利益，对之行贿赂，在此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去监管同在一个利益链上的输利者呢？反过来倒会成其保护伞。三是政府的监管没有任何制约因素，人大政协都是橡皮图章，公民“被代表”了无权监督，媒体又是喉舌，就在他们领导和管辖之下，如何去“揭黑幕”？

这就是为什么屡出类似事件却无法制止，反倒越演越烈，对公众利益损害越来越大的根源。如果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国民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本文作者：丁咚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章文：比谣言更可怕的是禁止谣言

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

既然是未经证实的信息，那么整顿谣言之前就得先经过一个判定真假的程序。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民主社会里，由于信息公开、言论自由，谣言往往很快就会被证实真伪，如果被证明是真的，谣言就会变成消息，如果是假的，那么它一定走不远，会就此中断传播进程，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社会效应。

总之一句话：谣言是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对待谣言的恐惧心理；谣言不可怕，可怕的是用强力禁止任何谣言。当谣言不证真伪就被禁止，那么真话被锁喉也便顺理成章了。

　　自从温总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诉说自己饱受“谣诼不断”后，中国大地上的谣言似乎变本加厉了，当局针对谣言的整治手段也空前严厉起来。

　　3月中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42家。前段时间因为“军车进京”的传言，有六位网友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我看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犹如韭菜，割了再长；犹如野草，春风吹又生。如果不了解谣言的本源，不从根本上采取遏制谣言的对策，那么谣言就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

　　既然是未经证实的信息，那么整顿谣言之前就得先经过一个判定真假的程序。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而如何判定谣言的真假呢？首先当然是信息公开，拿“军车进京”来说，假如当时有政府权威部门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网上传播的照片进行公开说明，就公众疑惑的焦点进行释疑，而不是保持沉默，那么该条谣言绝不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其次则是言论自由。如果不是出了“谣言”就死命地删贴，给人欲盖弥彰的不好联想，而是放开言论让各种意见相互交锋，那么“谣言”也绝不会俘获那么多的人心。

　　谣言几乎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经验的缺乏、情感和偏见导致了谣言的滋生、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集权国家，都会有谣言存在。人们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那么了如指掌，尤其是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事件，个人更是无法了解事件原貌，很可能都是二传手，“三人成虎”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区别在于：民主社会里，由于信息公开、言论自由，谣言往往很快就会被证实真伪，如果被证明是真的，谣言就会变成消息，如果是假的，那么它一定走不远，会就此中断传播进程，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社会效应。

　　云南省前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说，我们要从捂盖子的思维向揭盖子的思维转变。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壶烧开的水，如果我们还始终捂着盖子，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将壶底都烧穿；但是我们只要把盖子一揭开，可能沸腾的民意也就像这壶烧开的水，慢慢的就变成蒸汽，逐渐的消散了。在揭盖子的过程中，是有可能烫着一点手，但是不要紧，我们最终是让民意能够得到化解，能够得到疏导。

　　其实，伍皓所说的这些道理并不复杂，就像生活常识一样简单，且已被不少事件所验证。但奇怪的是，很多地方的宣传部门并不是如此行事，相反，他们依然遵循旧的一套，欺瞒、限制和打压勇于传播真相的媒体，并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无限广阔的互联网空间，去和亿万匿名网民做斗争，设置过滤词、删贴、封网，甚至按IP地址网下抓人。

　　他们搞的一套也是在“和传言赛跑”，不过不像伍皓那样是以公开的手段，而是采取隐瞒的方式。因为网络的无远弗届，注定了他们即便疲于奔命也将失败的命运。

　　古语云，谣言止于智者。但其实不太确切，因为如果没有公开，仅凭个人经验就可判定谣言真伪的“智者”是罕见的。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谣言止于公开，唯有公开信息，使得各方说法能够在一个平台上交汇，才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智者”。

总之一句话：谣言是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对待谣言的恐惧心理；谣言不可怕，可怕的是用强力禁止任何谣言。当谣言不证真伪就被禁止，那么真话被锁喉也便顺理成章了。

来源:财经网

郑和朋：红楼几时成权色交易会所“始祖”？

对现今的国人来说，红楼的权色交易是不是“始祖”，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现今所存在会所权色交易，又该如何打击呢？平日里，街道边一些为生活卖淫嫖娼，常常被警察赶的四处流窜。而平日里那些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权贵阶层，在所谓高级会所里扮演着流氓、娼妓、嫖客进行的肮脏勾当，又有谁去揭发，又有谁去披露呢？

　　

　　当年，赖昌星的红楼案，可谓是震惊中外，里面牵涉到的社会名流，政界官员，更是让人目瞪口呆！然而，这却是符合中国真实的国情，因为历来，吾国权贵阶层所玩的游戏，享受到的服务，必定要与常人不同，或则就显得身份很低微！尔等小民看不过眼，但顶多只是发一下牢骚，只要官方任意为之，必定会天下太平，万无一失。红楼案发生之后，许多对社会名流，官场官员的所做所为，叹为观止。然而，熟知中国的人一见，只是微微一笑，原因为何，这些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存在，因为小民们总希望我们的官老爷，社会名流个个都是道德的模范，社会的楷模；然而殊不知，忘了人性是自私的，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私欲，可能会不顾一切代表去争取！特别对拥有权力在手的中国人，更是如此，在权力无人监督之下，或则说是狼狈为奸的情况之下，这些权色交易是无处不在的。而赖昌星的红楼案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最近，有一则报道说：“红楼可谓是中国早期私人会所的雏形。当时的红楼已经具备了现代会所私密性的宴请、娱乐等高档接待功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很多高官都去过。赖昌星将红楼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当时并不被外界知晓直到案发后才臭名昭著。”李纪周案侦办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厅原厅长李保唐向记者回顾说“查办李纪周案时我们就隐约感觉到会所以后在中国很可能会成为推助官员腐败的新温床值得警惕”。

　　很显然，这则报道，把红楼定性为会所权色交易的“始祖”，仿佛是说现今中国会所的淫乱，皮条客，淫棍，淫妇的存在，皆是因红楼演变而来。要知道，当年的红楼会所，也不过是当时中国会所的一个缩影而已，只不过它走了背运，成了牺牲品，而很多隐藏着的红楼依然还是遍布在祖国各地。赖昌星可恶吗？他是可恶，但比他更可恶的人，则是在背后支持他开办红楼之人，诸君不是忘了，在红楼案中，给赖昌星送礼多半都是达官贵人，据说那张虎皮，便是当年手握重权之人所送。可想而知，红楼的权色交易，只不过是一帮达官贵人的交易会所。

　　会所，原本是供社会特殊人群聚集之地，并无过错，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会所，聚集在一起交流，是符合人类思想交流的发展。然而，现今会所在中国成了权色交易的场所，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思想在改变而已，因为一群自认为是高级人类的人群，在会所里进行肮脏的交易，还自认为行为开放，地富商、政要、名流云集交际生活的私密空间里，为了满足各自的私欲，进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这些进去的时候，个个都风光满面，精神饱满，但一到会所里，人类的本性便全都展现出来！露出的便是一张张狰狞的面孔！

　　会所为何在中国成了权色交易的场地，主要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在作怪，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很多国人一旦拥有权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满足自己的私欲，不管你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在商界，各自都在为自己内心的小九九打算，什么回报社会，造福人群那些堂而皇之的话，多数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以前有个笑话，某位高官，在舞台讲话的时候，要人们如何遵守纪律，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可是一讲完话，自己便往情妇家跑去了。不久，东窗事发，被情妇揭发，锵铛入狱了。对深知中国现状的诸君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笑话，而笑话的本身便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艺术加工而成的。所以有些笑话，看似简单，实则已深刻揭露了社会的弊端！

　　赖昌星的红楼是权色交易的会所，但它只是其中的一所而已，并非是权色交易会所“始祖”！因为会所权色交易的存在，红楼绝对不是第一个，只不过它案发事件很大，对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因此想用红楼来抹杀其它会所权色交易的罪恶，转移视线，显然这如意算盘是打不通的。

其实对现今的国人来说，红楼的权色交易是不是“始祖”，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现今所存在会所权色交易，又该如何打击呢？平日里，街道边一些为生活卖淫嫖娼，常常被警察赶的四处流窜。而平日里那些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权贵阶层，在所谓高级会所里扮演着流氓、娼妓、嫖客进行的肮脏勾当，又有谁去揭发，又有谁去披露呢？

本文作者：郑和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秦岭雪飞：中国军队是不是“一条纸龙”？

试想，一个贪污一亿六千万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的高位将军何以不能瓦解军心？一个仅凭唱唱歌、跳跳舞就能摘取将星的人，岂能让万万苦练报国杀敌本领的将士服气？要让别人不称为“纸龙”的士气何来？

过去，我们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今天，人家说我们中国军队是“一条纸龙”，想想蛮有意思，可这意思不能光含着“轻蔑”胆气豪壮地吐出“毫无”。

4月26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英国专家指中国军队是“一条纸龙”的说法询问中方看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称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耿雁生将军的原话为“关于英国某些专家诬称中国军队是‘一条纸龙’的说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仅此一句，别无下文。

中国军队到底是不是“一条纸龙”？英国专家的说法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但我等小老百姓并不认可耿将军的“毫无根据”，至少从公开资料还能找出一些根据来。

1、目前解放军的真实战力并不乐观。

自从上个世纪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国军队已经30余年无战事。须知，军队战力来自于真枪实弹的浴火拼杀，没有实战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的演习无不是场面宏大，敌人无不是最终失败，这种建立在自我感觉良好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陈旧观念的导演、编排，除了赏心悦目外，对强军鲜有助益。此前的反映军旅电视剧《突出重围》、《DA师》、《垂直打击》让我们看到了军队的部分真相：部队经商、人浮于事，过家家似的穿帮镜头让人捧腹。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国军队已非外人所能想象，可想象换不来强大，想象换不来和平，中国周边的环境一天天地走向险恶。不错，我们是和平主义者，军事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建设大局，可我们的一再忍让换来的是今天印度对藏南变本加厉的占领，菲律宾、越南等小国对南海岛礁的狂妄叫嚣，国家领土和主权在受辱，我们的军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军队是真龙吗？

2、军队贪腐的冰山一角。

200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前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一亿六千万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在接到其包养的情妇蒋某的举报信后被中央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是解放军目前为止公布贪污赃款数额最高且职务最高的军官。难怪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军在前不久一次对600名将领进行的新春讲话中这么说：“我即使丢官也要与腐败斗争到底。”他说：“无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或后台有多硬，我都不会善罢甘休。”他还警告说，腐败在军队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广为蔓延，已经威胁到了解放军的生存。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还有没有李守业、赵守业、张守业，蛀虫于内，大厦难支，可堪一战？

3、文艺将军鸠巢雀占。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世所称赞，但近年来军队文艺团体不降反升，总政、海政、空政，各大军区文工团、武警文工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人员扩张，而且将星闪耀，刺人眼目。请看这样一个帖子：

中国文艺将军龙虎榜

刘大为中将----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著名军旅画家　

张道兴中将----著名军旅画家，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理事、西泠印社社员

李启科少将----原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社长　

刘　敏少将----我军最年轻的女少将，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

彭丽媛少将----总政歌舞团首批“国家一级演员”　

李幼容将军----总政歌舞团著名诗人、词作家　

杨洪基少将----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陈宝田少将----总政歌舞团二胡专家　

李双江少将----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付庚辰少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耿莲凤少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员　

马玉涛中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

臧东升少将----全国著名作曲家，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

韩静霆少将----空军文艺创作室主任，专攻二胡、琵琶。

克里木少将----总政歌舞团维吾尔族表演艺术家，享受正军级待遇　

陈耀星／陈军父子将军----二炮文工团二胡表演艺术家／总政歌舞团青年二胡演奏家　　

古　月少将----原名胡诗学，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已逝世）　

王　涛少将----中国军人运动员中的第一名将军，八一乒乓球队总教练　

叶　瑾大校----中国游泳队教练，在十运会上为海军夺取两枚金牌，按照规定，能获一等功，就能晋升为少将。　

宋祖英：大校。25岁的时候就是国家一级演员、正师级军衔，副军级待遇　

郑海霞：总政八一军体大队大校　

蔡国庆：正师级待遇　

林若卿：总后勤部计划生育办公室大校主任，三优公司大校总经理。　

王维滨：武警计划生育办公室大校主任。　

陈招娣：总政治部文化部部文体局大校局长。　

文艺兵的军衔：

正军级：李双江、马玉涛、克里木、耿莲凤、杨洪基、程志、彭丽媛　

副军级：阎维文、董文华、郁钧剑（已转业）、宋祖英、黄宏、刘敏、范琳琳　

正师级：刘斌、吕继宏、梦鸽、佟铁鑫、蔡国庆、于文华、郭达、魏积安、沈培艺　

副师级：王宏伟、谭晶、刘小娜、李丹阳、陈红、白雪、吕薇、甘萍　

正团级：祖海、陈思思、索郎旺姆、刘和刚、王莉、麦穗、雷佳、王丽

将军头衔，乃国家之重器。若非驰骋疆场，岂可轻授于人？而这样的怪事，就偏偏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国度里。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数字化的空天一体战，特种兵怎么也不会“特”出一个“文艺兵”来。

试想，一个贪污一亿六千万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的高位将军何以不能瓦解军心？一个仅凭唱唱歌、跳跳舞就能摘取将星的人，岂能让万万苦练报国杀敌本领的将士服气？要让别人不称为“纸龙”的士气何来？

根据不止此几端。

灭敌人威风，涨自己志气固然一片和谐，然而兵凶战危，落后挨打则是国家之危，民族之耻。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精神原子弹炸不死敌人。

过去，我们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今天，人家说我们中国军队是“一条纸龙”，想想蛮有意思，可这意思不能光含着“轻蔑”胆气豪壮地吐出“毫无”。

本文作者：秦岭雪飞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宪章论坛

潇湘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与中国民主转型

著名宪政学者、《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张祖桦先生更是精辟地把这种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概括为“新三民主张”——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新三民”主张集中回答了公民力量的发育、成长与实现社会民主变革的关系与路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政治的唯一选择，舍此没有其他成功的捷径。

八九民运后，民间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出走海外，以致很久以来中国政治反对力量一直以海外政治人物的主张为依归。刘晓波获奖无疑是中国民运史上的分水岭，它导致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它也必然导致以维权运动为主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

随着中共派系斗争的日益公开化，中国社会变革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中国走向何方成为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的共同话题。

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模式

在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世界各国中，已经出现的无外乎下面几种模式：俄罗斯模式、韩国模式、台湾模式和阿拉伯之春模式。而对于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以上几种模式都有可能出现。

一党独大的俄罗斯模式

倘若中国的民主转型朝着俄罗斯曾走过的方向走，那就意味着与二十世纪初的宪政民主运动一样，中国民间几代人、几十年的争取宪政民主的努力将化为泡影。而现在的中国局势确实存在着步俄罗斯后尘的巨大可能性。俄罗斯模式的危险在于，一旦中共体制内有一个野心勃勃、分量足够的政治人物跳出来扛起政改的大旗，以普世价值理念号召民众对抗中共，那么中国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很快会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力量就会成为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挑战的政治巨无霸，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所谓民主的一党独大替代中共的一党独大。而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更大的危险在于，俄罗斯的权贵集团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而中国的权贵集团则早已存在，因此这种一党独大很可能只是中共换一个招牌出现而已。

民间强大政治反对派存在的韩国模式

韩国之所以民主转型成功，与韩国民间力量始终有金大中这样坚忍不拔的政治领袖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在韩国民主运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金大中以一己之力在对抗整个专制体制。而当其他民间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合流时，也是金大中的坚持才导致韩国朝着宪政民主制度的良性发展方向前行。韩国模式的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民间力量还非常脆弱，虽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但民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公认的领袖人物。

历史巨人主导民主转型的台湾模式

不管台湾的民间力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多大的力量，蒋经国对台湾民主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蒋经国不但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党禁，还极具历史眼光挑选李登辉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也正是在蒋经国与李登辉有意而为下，才导致台湾两党政治的宪政民主体制在短期内得以成形并迅速巩固下来。台湾模式虽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转型模式，但中国已错过了它最好的历史时机。倘若毛泽东死去之后，邓小平初掌大权之时能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民主改革，那么中国就会朝着台湾模式演进，邓也会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历史巨人，但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没有这样的历史高度。

草根动员带来变革的阿拉伯之春模式

2011年以来在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政治变革也许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民间力量最好的参照。倘若中国草根民主力量足够强大，中国权贵集团及时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就会出现突尼斯、埃及这样的转型。而如果中国的权贵集团象卡扎菲、阿萨德一样冥顽不灵，那么利比亚、叙利亚的今天就可能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民间精英的目标

暴力夺权还是改变制度？这个问题是二十世纪初社会转型的老问题，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夺取政权为唯一目标，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频仍的灾难深渊。而今天对于中国民间力量而言，这一问题似乎又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真问题。

毋庸置疑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民间有很大一批人的政治目标直奔中共政权而去。就象一百年前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们除了驱除鞑虏以外，不知革命目的何在。而今天与历史何其相似，更多的人以夺取政权为唯一考量，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民间一直不能形成变革合力的主要原因。任何人如果仅以政权为唯一目标，那么无论从动机到行动都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天然地阻止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趋势。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这种力量以外，中国民间还存在着一种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培育公民社会为使命的政治力量，这就是零八宪章运动。

正如《零八宪章》所宣示的那样，《零八宪章》运动以追求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为目标，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她所主张的是制度的改变和公民社会的真正建立，而非以政权转移为唯一目标。

在今天，《零八宪章》的主要表现即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一方面是民众自觉捍卫自身权利的“维权”，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对没有边际的专制权力进行限制的“围权”。正如著名的民主维权人士王德邦先生在其《全民维权的时代已然来临》一文中所言：维权正是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护权利行动的综合表现。通过维权，公民可以更真切地认识权利，了解权利，珍惜权利。同时，在维权中会使公民不断结成团体，加强社会共同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培育起各种社会组织。……公民权利被侵害势必导致公民奋起维权，而维权源起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这必然相伴对公权力边界的划分与设防。而对公权利划分与设防，这就是现代宪政民主。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普遍的侵权，正是中国社会政治设置上缺失权力界定与防范机制。

中国公民每一项权利的维护，势必促成对权力触角的限制，这样一项项权利的保护机制的建立，就是使不受约束的权力之兽最终被关入笼子中的方式。不受约束的权力走向被约束，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成果，是权力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根本性变革。所以维权必然促成社会政治转型。

而著名宪政学者、《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张祖桦先生更是精辟地把这种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概括为“新三民主张”——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新三民”主张集中回答了公民力量的发育、成长与实现社会民主变革的关系与路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政治的唯一选择，舍此没有其他成功的捷径。

刘晓波获奖的当下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民间力量分歧巨大。尽管实践和时间都将证明张祖桦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张”是目前我们能选择的正确道路，但民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共识以积极投身维权运动。在此局势下，《零八宪章》应运而生。更加幸运的是，2010年，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中国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这一颁奖对于当下处于社会转型复杂局势的中国而言无疑意义非凡。

中国民间的民主运动时间悠久，自1979年民主墙开始到现在已整整33年。其间又历经八九六四民运，九八组党和现在的民主维权运动，可以说中国民主运动已形成几十年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历史局面。这样也必然导致中国民间力量政治主张众多，派系林立。八九民运后，民间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出走海外，以致很久以来中国政治反对力量一直以海外政治人物的主张为依归。刘晓波获奖无疑是中国民运史上的分水岭，它导致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它也必然导致以维权运动为主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刘晓波获奖能促使中国民间力量真正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从而加快中国民间力量整合的速度。尽管维权运动开展的时间在中国并不算很长，但维权已呈现出从个体到整体、从自发到自觉、从维权运动到宪政运动的趋势。维权运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广东乌坎民众的维权行动为标志，中国式的公民维权运动已进入宪政运动的阶段，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也必然导致中国民间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民间力量的壮大，就能够抵御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政治野心家对体制内外民主力量通吃局面的形成，从而使中国的民主转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宪政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权保障制度，只有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确保宪政民主制度的长久存在。在这种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没有捷径也不存在侥幸，也缺少暴力夺取政权再回头建设宪政制度成功的历史案例。中国社会转型已到了每一个民间政治精英必须做出自己抉择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一己之私利而使中国重蹈一百年前的老路。

来源：民主中国

钟道：访谈胡石根（节选）

原标题：

钟道：国度性的福音化和国度性的民主化

——对胡石根的访谈

编者注：

本文为钟道先生对胡石根先生的采访录，原文很长，《零八宪章》论坛曾作全文转载（链接：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767.html），这里节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胡石根（1955年11月），江西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入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曾任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的讲师。

1991年，胡石根与王国齐等人秘密组建了地下反对党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还与康玉春、刘京生等人组建了“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等组织。

1992年，胡石根打算在当年的6月间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派发传单以抗议六四事件的镇压和纪念六四死难者。结果在1992年5月27日因被人举报计划在天安门广场用航模飞机撒传单而被捕。

1994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判处胡石根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服刑期间，曾经传出胡石根狱中病危的消息。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获得减刑，最终在2008年8月26日，服刑16年3个月后获得释放。

出狱后，胡石根参与了恢复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活动，并在2010年8月受洗。胡石根还参加了访民维权律师团，因而受到多次传讯和经常性软禁。至今，胡石根还处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其公民权利也相应地受到限制。

以下是根据现场访谈所作的录音稿，记录了胡石根先生的个人见证，以及从基督信仰来反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对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认识。

对于政教关系，特别是对于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受到的打压，以及18大前如何从中国政局来看上帝之手的作为？如何从1989年之后中国20多年的变化来看待上帝的作为？胡石根先生都有其独到的看法。

特别是，在自有永有的上帝面前，个人、民族、国家的作为处于什么地位上？对此胡石根先生也有一些特别的见解。

一、信主耶稣基督的三个片段

二、监狱生活的深刻感受

三、基督教是洋教，与中国人没有关系吗？

四、如何评价这样两种人？

五、中国人的狂妄和基督徒的作为

六、20年时间的掐头去尾

七、对守望事件的看法

八、家庭教会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之前景

九、小牢房和大监狱

十、北大精神与北大人

十一、会有殊途同归吗？

十二、天路客的伴侣？

十三、中国福音化的重要意义

十四、个人参与福音事工的愿望

十五、胡石根先生在访谈结束时的祈祷：

转自博讯文坛

原载：对华援助协会 链接：www.chinaaid.net/2012/04/blog-post_13.html

二、监狱生活的深刻感受

钟道：您在监狱里面，坐了16年的牢，从1992年进去，到2008年出来，在这样漫长的过程中，监狱生活对人的摧残，是一般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当时判的是20年，坐了16年，在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中，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手一直在引导着您，我们为此也感谢上帝。但是一般人和普通人对监狱生活都很陌生，我还是想请您谈谈对监狱生活最深刻的感受，特别是心灵上的切实的感受。

胡石根：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16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16年零3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从过去能跟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变成与亲人、与朋友、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绝；从过去能在大街上自由行走，变成想看一眼大街都看不到，都成为一种奢望。这个时候，人就非常、非常地痛苦。

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

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

所以我说监狱也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我希望我是一块好钢，愿意让自己成为合乎主心意的一个工具。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至于要谈一些具体的监狱生活的话，咱们要专门找个时间再谈了。

六、20年时间的掐头去尾

钟道：刚才谈到了一些中国政局的震荡，因为薄熙来毕竟是政治局委员、地方大吏，他在18大前的倒台，可以说对今年（2012年）18大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办法确切地估计。而您把这个过程，这些事件，都归结为上帝之手的作为，是超出了我们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我们人手所能做的，更是超出了我们人脑所能设计的。想请您就上帝之手的作为来谈谈个人的感受。

因着我们人的有限性，只有把时间空间尺度拉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上帝之手的作为有一个确信。而放在短期内，我们往往会看不清楚，会感到很迷茫。因此，请您从大尺度时间上来谈一谈，特别是1989年到现在23年了，在这23年的时间中，您有16年多是在牢狱中度过的，我们掐头去尾，从1990年代初，到2010年末，在这20年的时间跨度中，请您对中国的现实做个比较，是如何能够看出上帝之手作为来的？

胡石根：23年前，在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称为“89六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那次事件之后，很多共产党员要求退党，很多干部要求辞职，也有很多当年广场的知识精英们纷纷流落到海外，因为受到通缉和迫害。

那些留在国内的人，像我们这一批人，冒着当时所谓的红色恐怖，开始了中国民主化转型中的第一次组党活动。我们总结“89六四”的经验教训，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民主政党，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当北京还在戒严，我们很多人还在受到追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秘密的联络、聚会、讨论，组建新的反对党。就是我们这一拨人。

而更多的人，因为血腥的镇压，使他们看清了执政党的本质，进而抛弃了主流意识形态，使得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所谓的精神危机、思想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等等，在90年代更加深刻，更加严重了。

很多人思想上非常苦闷、彷徨，所以有人学气功，有人进教堂。教堂挤不进了，所以家庭教会，就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当时的袁相忱老前辈，带领的白塔寺教会，一个礼拜要开四堂，每一堂都有几百人，都挤不下了，所以他就让很多人寻找新的聚会点，成立新的团契，我们的圣爱团契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时候，很多人找到了基督教信仰，使得家庭教会蓬勃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高声赞美主，赞美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时刻，复兴了中国教会，开始做祂的大工。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两个礼物，一个是家庭教会，一个是互联网。

当年我们搞民运的时候，我们面对两个很难克服的困局。一个叫言禁，共产党这个言禁，非常的严密，不要说民间办报，就是要散发像现在小广告这样的传单，都非常困难；一个叫党禁，不要说我们要搞一个像样的反对党组织，就是要搞一个小型的民主沙龙，也都非常危险。

但是，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送来了家庭教会，送来了互联网。家庭教会实际上破了它的党禁，互联网破了它的言禁。而且这一破，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我们看到，家庭教会像一股汹涌的大潮，在地底下汹涌奔流；而互联网真的是横空而来，强劲的电波在全世界、全中国穿越，使得各个角落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什么东西都可能在网上曝光。专制用了各种办法，都没能把这个家庭教会和互联网给弄掉，说明家庭教会和互联网的强大生命力是无法扼杀的。

七、对守望事件的看法

钟道：您从家庭教会和互联网，这两个上帝给中华民族的大礼物上，谈到了这20年时间中，中国的变化，这也是最根本性的变化，为此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中国，我们也从中看出了上帝之手的作为。

在去年4月10号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个可以说是在全球都产生很大反响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守望教会因为建堂，受到了非法的对待，全额支付2700万买的房子，合法的商业行为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地方聚会，被迫到户外开展敬拜，受到了国家机器各个层面的打压。在这种境况中，守望教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您也很关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主内互为肢体的弟兄姊妹们的困境，因为一个肢体受苦，就是众肢体都在受苦。特别是守望教会治委会和其他同工带领人，都处于被监禁在家居住的状态。您认为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守望教会是典型的家庭教会，对于守望教会这样的付出和摆上，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胡石根：守望教会受到这样的逼迫已经是1年了，这1年中，牵动了所有主内肢体的心。我同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多次的在一起祷告，求主加添守望弟兄姊妹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经受住这样的熬炼和考验。

事实上，这1年，守望教会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守望教会没有被打垮，守望的弟兄姊妹没有屈服。不仅为中国的家庭教会、为北京的城市教会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的主争得了荣誉，见证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在公开化、合法化的发展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页。守望教会坚持的是纯正信仰，维护的是合法权益，这种持守和抗争对于成长中的家庭教会具有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我确信，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当局想把守望教会打掉是不可能的，尽管守望教会可能还要经受一段时间的逼迫，还要坚持一段时间的抗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通过查经、祷告来坚固自己的信心。

尤其是教牧同工，要能在主的心意里合一；一些查经小组，通过查经学习，能够达到在主里的合一、合作、协调。这是我对守望教会的一个期望。

以耶稣为头的教会合一，是魔鬼撒旦无法拆散的。当然，海内外的主内肢体要给守望弟兄姊妹更多实质性的关注和帮助。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教会的事情。神的儿女要共同彰显神的荣耀。

九、小牢房和大监狱

钟道：我刚才在来您住处的路上，从小西天往东，走到功德林。功德林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的50代，就是很著名的地方，在一些文章和历史书里面，谈到功德林的时候，都知道在50年代初，是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关押过许多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末代皇帝之类的。我从这走过来的时候，从您的小区门口，看到了高墙，看到了电网，看到了墙头的玻璃片，走路时心里想，胡老师坐牢16年，出狱了，住的地方，怎么还是这种高墙电网啊！心中感受挺不是滋味的。您现在的生活、居住等等各个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并脱离牢狱阴影的方面。

每天出门面对这个居住环境，走过小区胡同高墙的时候，就会想到监牢的岁月，心里会不会投下很多的阴影？

胡石根：是的，你的感觉非常准确，很真实。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功德林监狱，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是关押政治犯的，再往前推，30年代是关押一些抗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所以，你到这里，你能看到高墙电网这样的东西，仿佛又看到了监狱。确确实实，我自己刚到这里，就到这来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刚一出狱，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监狱，这也确确实实是公安局找我原工作单位特意安排的。我本来住在大学校园里，现在他们合谋把我安排在这里。

我总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监狱的阴影的笼罩之下，区别无非就是，坐牢，是坐在一个稍微封闭的小的圈子里头；不坐牢呢，是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圈子里头，仅此而已。

所以，出狱这三年的生活，还不光是大监狱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比在监狱里面生活还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在监狱里面，一天三餐，虽然伙食很糟糕，但总还是会有。在这里呢！有时候连一日三餐都保证不了。

为什么？因为我回来这三年多，户口一直没上上，身份证也没有，所以我是无工作，无身份证，无收入，他们有意让我成为社会边缘化的三无人员，让我的生活就经常陷于困顿之中。有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到街道办事处去，到派出所去，找他们吃饭去。有困难找政府嘛！

要是在20年前，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不能想象自己会是这个样子！但是，经过监狱的长期磨练，我感觉到生存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我就经常在想，专制下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监禁中。即使像王立军那样的副部级公安局长也会莫名地感到恐惧而逃往美国领事馆。普通人的恐惧就更不用提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监禁状态，这是一；第二，即使是有人意识到他处在这样的监禁状态中，他有改变这样状态的愿望吗？第三，如果他有改变这种监禁状态的愿望，他会付诸行动吗？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呀，真的是对中国人陷入了绝望。所以，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叫“中国孬种”。很多人听了会不太舒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过了将近100多年的奴役，中国人把过去所仅有的一点刚强、勇敢、骨气，都给消磨了。尤其是经过这60多年的奴化教育，上上下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服服帖帖的奴隶，而且甘心于做这样的孬种，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非常的绝望。觉得不仅个人没有希望，整个国家都没有希望。但是出来以后，看到家庭教会的发展，看到很多弟兄姊积极的传福音，看到那一张张洋溢着神的荣光的脸，我又慢慢的从绝望中消解了。我感到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上帝正在我们中国做工。

刚才说到个人在这样浩瀚的世界里头，总会找到自己各种各样与上帝联系的方式。确确实实是这样。我在坐牢的时候，由于有很长时间可以用来思考，电光石火之间常常会有一些感悟。我有的时候就想，我们经常做梦，各种各样的梦，有噩梦，也有美梦，我觉得梦境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通道，可以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梦境的方式，跟神发生联系。神有时通过梦来教育我们，来启示我们，来警戒我们。

十、北大精神与北大人

钟道：您1979年就读北大中文系，入大学时已经是24岁，77、78、79是中国刚恢复高考的前三年，当时能够考入大学，特别是考入北京大学的，都是那个年代的精英。在您的同学中，在体制内一直走过来的，现在做官也有做到很高的位置，即使是离开了体制，经商出国的，其社会职位状况也都比您好，您是如何看待北大和同学之间关系的？

胡石根：在中国历史上，北大将会作为一所伟大的学校，记载下来。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北大确实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用北大精神来概括，可能对北大更为重要。

当年的北大，有两个先生，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科学和民主的北大精神，正是因为有了北大精神——科学和民主，才使得一代一代的北大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受了艰苦卓绝的磨练，林昭就是这样的北大人。再往前推一段时间，像陈独秀、李大钊，甚至是毛泽东，都跟北大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尽管今天的北大受到了商业大潮的冲击，受到了党文化的扭曲，但是我相信北大精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挺立着，放射着理性的光芒，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要继承的精神资源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北大人要深刻地反思：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代表社会良心的北大人，不应该让老百姓失望。

坐牢这么多年出来，同学之间的生活状态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有的同学当了大官，有的成了大学者，我却是一无所有。但非常幸运的是，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受到同学的欢迎。回到同学这个群体中的时候，我没感到有什么隔阂。同学依然像以往一样关心我、帮助我。你看（注：胡石根用手指着10平米左右的单身住房，那些简单的床铺，书桌，书柜对我说），我房间的所有这些用品，几乎都是同学送的。最关键的是同学之间的那种同窗手足之情，我能从交谈中那样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感觉到30多年的同窗之情，依然是那样的亲切，让你感到人间真情还在。

十五、胡石根先生在访谈结束时的祈祷：

亲爱的主：

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和赞颂都归于你！感谢你带领楚延庆弟兄来做《归正》杂志的事工，我非常荣幸的参与了这样的一次采访。我们在主爱中，彼此受到了主爱的光照，在这里有了非常美好的交通。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还要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祝福我们的团契，能在你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当。感谢你祝福我们北京，祝福我们中国，让我们在福音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主啊！我们知道，单单靠我们卑微的能力，我们确确实实做不了什么，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求你加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任您交托的工作；也请您用您大能的手，来为您的仆人做工，因为我们本是您的工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把我们全部的追求，都交托在您的圣手之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就是要符合你的心思和意念。如果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不符合你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心思意念跟你的心思意念完全一样，我们就在主里头完全合一了。只有这样的完全合一，我们才是无往而不胜的。胜过这个世界的，除了主，还有谁呢？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请求你祝福中国，祝福中国人，让中国人享受到您普照的光芒，享受到你无边的大爱。

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于2012-4-7初稿

2012-4-10修改

深圳老鬼：“彻底清算毛泽东历史上的一切罪错”

极左派还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在网上炒作。公然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甚至提出“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还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极左派们俨然进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行动阶段……

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的“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极左作家魏巍竟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虽然在场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予以回答。

而同年九月，极左派在延安举办的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的、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参加的追思会上，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所以，彻底清算毛泽东建国后犯下的一切罪错，范畴应包括彻底清算毛泽东的极左政治思想。否则，国人就不能真正从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来。而中共当局如果对毛泽东建国后所犯下的罪错仍然遮遮掩掩，对毛泽东的极左理论仍然采取暧昧的态度，不但其所谓的“解放思想”最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毛泽东就必成为其肩上的一个沉重历史包袱，因而落入极左派和盲目崇毛派的双面夹击之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和极左政治势力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灾难。然而事隔三十年后，一部分极左分子却重新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民众对当前现实的不满，公然大肆攻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同时，他们故意颠倒黑白，大肆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刻意隐满毛泽东时代所有的痛苦灾难。为此而迷惑了相当一部分对历史真相不明的民众。

不但如此，这些年极左派甚至公然对“胡温新政”大肆攻击，极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国务院发展中心原顾问马宾2005年5月15日在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就攻击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污蔑当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新的执政理念的思维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

不但如此，极左派还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在网上炒作。公然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甚至提出“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还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极左派们俨然进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行动阶段……

当今中国，仍然存在着极左政治势力的深厚社会基础--由于长期受官方的意识形态教育，不但仍有相当一大部分底层的、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对毛泽东怀有一种盲目的崇拜情结，在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情况亦表现十分严重。

这股巨大的群体一直成为极左派政治上的利用对象，一直是他们力图东山再起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极左派为了在政治上形成气候，这些年来，每逢毛的诞辰和忌辰，他们都要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组织一些大型活动大造声势，企图借助广大崇毛民众的力量，破坏改革开放事业，将历史拉回极左时代。

而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的“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极左作家魏巍竟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虽然在场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予以回答。

而同年九月，极左派在延安举办的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的、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参加的追思会上，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近年来，由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不力，政府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社会贫富悬殊的不断拉大，极左派更是借题发挥，不断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结。每有机会，总是不忘搞“借毛还魂”的勾当--这种居心叵测的崇毛风，在信息传播渠道最为流畅、影响力巨大的互联网上，尤为猖獗。为此迷惑了更多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与及一些臣民情结和驯民意识思想严重的人士。

毛泽东在当今中国仍有为数众多的忠实拥趸，愚昧、臣民情结和驯民意识是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扫除愚昧，化解民众的臣民情结和驯民意识，已经成为当今中共执政者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何谓现代化？国民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才是重要的现代化--如果不注重国民的公民意识培养和教育，不注重传统文化的反思，不注重上层建筑的反省和重构，更将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视作禁区，纵然将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越了美国，但是，国民综合素质却仍然停滞在“类人孩”时代，那么，中华民族也将是一个三等民族！我们的国家也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化国家！

事实上，如果不重视人的思想现代化，超越西方将永远是一句空话--我曾多次指出：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还比不上二千多年前的雅典公民和罗马共和国的公民。

国民的臣民意识、驯民意识还相当普遍存在。这些年愈燃愈烈的崇毛风，就是这种意识的典型反映。

而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很难想象一个国民素质处于中世纪的国家，能在经济上超越思想现代化的国家。

事实上，一百年前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百日维新无疾而终，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后者忽视了公民思想意识现代化的培养和教育。

日本明治维新却能够一举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十分重视培养国民的现代化公民意识。

当前国人的盲目崇毛情结，与传统的臣民情结和驯民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与现代化的公民意识是格格不入的。而极左派正是充分利用这些民众的盲目崇拜情结大做文章，企图从中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所以，彻底揭穿他们的阴谋，是一切热爱民主正义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揭穿极左派的罪恶企图的最锐利的武器，就是让国人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彻底将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犯下的一切罪错公诸于众。

事实上，清算毛泽东的罪错，不但是令国人彻底摆脱臣民情结和驯民意识的须要，以及是回击极左政治势力猖狂进攻的须要。而且是中共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须要--毛泽东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一直成为极左派向中共改革派进步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共改革派真正思想解放的重要拦路虎。同时，还一直是相多一部分国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思想抵触的重要羁绊。

所以，彻底清算毛泽东建国后犯下的一切罪错，范畴应包括彻底清算毛泽东的极左政治思想。否则，国人就不能真正从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来。而中共当局如果对毛泽东建国后所犯下的罪错仍然遮遮掩掩，对毛泽东的极左理论仍然采取暧昧的态度，不但其所谓的“解放思想”最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毛泽东就必成为其肩上的一个沉重历史包袱，因而落入极左派和盲目崇毛派的双面夹击之中。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杜导斌：把参政党拿出来竞选怎么样？

现在的所谓八大民主党派，没有人民授权，也不对人民承担政治责任，政治上只是应声虫，经济上完全是寄生虫，其形象丑陋，声誉极其不佳，对这个体制大体已是可有可无，对纳税人完全是负担，解散其中任何一个，或者全部换新的，既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不成威胁，对国家稳定大局影响也极其有限，为什么不能拿出来选一选？

说共产党的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参政党们可没付出过鲜血和生命吧。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宪法依据，哪些党派可以参政，哪些不能参政，宪法没有规定吧。说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颠覆国家政权，挑战参政党地位不算颠覆国家政权吧。说执政党，国家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实行直选可能爆发混乱，让参政党实行直选不至于爆发混乱吧。现在的所谓八大民主党派，没有人民授权，也不对人民承担政治责任，政治上只是应声虫，经济上完全是寄生虫，其形象丑陋，声誉极其不佳，对这个体制大体已是可有可无，对纳税人完全是负担，解散其中任何一个，或者全部换新的，既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不成威胁，对国家稳定大局影响也极其有限，为什么不能拿出来选一选？

本文作者：杜导斌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梁晓声：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n  不差钱的“富二代”

n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n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n  农家儿女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

　　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

　　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

　　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

　　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来源:摘自《郁闷的中国人》

袁刚（北大教授）：冗官庸吏构成食利阶层

改革的手术刀可以指向各处，唯独不敢指向干部官僚特权阶层，冗官问题于是成了长期困扰着中国改革的老大难。拥有国家干部编制者既均由国家财政开资，于其单位财政是只有进而无出，只有利而无害，于是乎就有人长期休病假，工资照拿。有人未到年限就提前办退休，不行就开假证明办病退，不干活由国家包养。

　　2011年“两会”最后一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例行的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总理明确点明腐败是当今社会最大危险，同时也隐隐点到制度、体制是营造“腐败的土壤”，亟待改革。

　　干部官僚腐败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作奸犯科的贪官污吏，不仅法理难容，就是其自身也怕见阳光深自潜藏。然也有人钻制度法律的空子，依靠制度漏洞长期侵吞国家资产，吃体制饭堂而皇之地腐败，人们看在眼里也不反感，反正是吃“皇粮”吃国家的，腐败者自身并不感觉是腐败，吃冤枉也不脸红，政府对他们也百般呵护，此即为隐性腐败，亦可谓体制性腐败。

　　隐性体制性腐败的危害，一点也不比显性腐败为小，甚至更难清除。2011年2月媒体揭露重庆市万州原区长的女儿李某在驻京办吃空饷，两年不上班工资照拿。一个80后小姑娘，随夫出国却凭借父亲的权位保有干部编制，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典型的不正之风搞特权。经揭露后李某退还了工资3万余元，其数不多，人们也未往贪污上去想。但这一事件曝光后提醒了更多的人，人们发现象李某这样吃空响的人其实很多，很普遍，自己周边就有，早已司空见惯。因其反正是吃国家的“皇粮”，只是拿一份工资，而从未被视为贪污，见怪不怪制度允许，是体制问题。

　　有学者列举了吃空饷的17种现象，除干部外，中小学教师中也很普遍，凡有“国编”者，都有可能钻空子吃到空饷，在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有。如有的单位官位有限摆不平，为照顾“退居二线”的老资格，就专门安排吃空饷，或挂副职不干事，或搞个人大、政协衔享受某级待遇。又如改革开放之初各单位曾鼓励干部“下海”，为免除其后顾之忧，搞了“保编”留后路，待遇不变，经商失败还可回来，但回来己无事可干。有人停薪留职，有人停职留薪，20多年下来，不但未作清理，而且形成惯例，其后更不断有新的保编者，凡能保有“国编”，不干事也可拿工资，造成冗官无数。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破除“铁饭碗”，但其破除者仅是对准国企工人，拥有干部编制的“铁饭碗”却少有破除者。改革的手术刀可以指向各处，唯独不敢指向干部官僚特权阶层，冗官问题于是成了长期困扰着中国改革的老大难。拥有国家干部编制者既均由国家财政开资，于其单位财政是只有进而无出，只有利而无害，于是乎就有人长期休病假，工资照拿。有人未到年限就提前办退休，不行就开假证明办病退，不干活由国家包养。对此甚至有些领导也很关照，团体内是互助照顾，反正都是国家开支，吃点空饷无人眼红。有人估计在中国坐吃空饷的人，其数有上千万。

　　吃空饷的形式还有很多，大大小小都与官僚特权有关系，造成冗官冗费。除此以外，还有数目巨大的庸吏，他们成天上班，看似吃正饷，但上班并无正事，有正事他们也干不了。相当多的机关作风懒、散，上班就是扯淡看报喝茶，有的干脆上网玩游戏、聊天，衙门虽大却效率低下。所谓庸吏，即碌碌于位而不作为的官员，或靠关系上岗却无才无能什么也干不了的官员，这种人各单位都有，而有些清水衙门，就是专门安置享有特权的庸人的。我亲眼所见的大学工会就是如此，本来已有教职工代表大会，大学中已没有多少工厂工人，要什么工会？他们十多个干部，除了从我们教工工资中每月扣收“工会费”，一年下来给我们发几桶食用油外，并未见为教职工作什么服务，也无须工会提供什么服务。而工会组织各大学各“国编”事业单位都有，还有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是清闲衙门，由国家开资，各单位能力较差的干部或享有特权的人都归编工会妇联，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大批庸吏。

　　冗官庸吏看似不是贪官污吏，所得工资不一定很高，清水衙门福利也不一定好，但他们不劳而食，较之辛劳的工人农民是食利阶层，如万州李某等多是有权力关系背景的，相比于公勤实务人员其地位相当优越，是拥有特权的人。且其数目巨大，“事业单位”的干部编制到底有几千万人，一直是个未知数，财政上是无底洞。冗官庸吏们耗费的国脂民膏其实并不比贪官污吏少，为“维稳”政府明知其弊却百般优容，不敢向他们开刀，生怕他们“上访”，而特别是害怕军转干部上访，对庸吏不敢得罪。三十年来有过十多次机构改革，却连保编坐吃空饷这样明显的弊政也革除不了，养了一大群寄生虫没有办法清除，以致于积重难返。另外，还有数量巨大没有编制却仍由国库拨钱发“补助”的准官吏，如农村的村支书，国家转移支付扶贫支农的钱，很多先被他们吃掉了。冗官庸吏充斥却革除不了，论其实质就是体制性腐败。

　　用纳税人的钱豢养冗官庸吏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是一种恶劣的隐性的腐败。干部既由国家财政供养，不管是有编还是无编，都应公开透明，经纳税人同意，不劳而食或无事找事碌碌于位者，应统统清理。这本是行政改革的基本要义，是早就该做的事。但我国的行政改革总是在精简机构上做文章，改来改去就是不敢涉及到人，工人可下岗，但干部再冗庸也不下岗，宁愿包养起来吃空饷也不解雇。这对纳税人来讲，是极不负责任的。所以，要进一步深入改革，加强编制管理，强化考勤考核，一个萝卜一个坑，岗位要问责，财务政务要进一步公开，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对各单位各类吃空饷的人来一次大的清理。当然，治本之道是深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许多冠以“事业单位”或“群众组织”名义的单位，应剔除其“国编”，破除冗官庸吏吃冤枉的寄生单位，真正建立起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我国当前官场腐败形式多样，有贪污受贿的高官，也有吃吃冤枉的小吏，吃空饷吃冤枉不仅本身与贪污性质无异，而且因其人数太多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像蝗虫一样吃光社会的积蓄。为保有既得利益，冗官庸吏不仅拼命反对改革，而且因其群体性成为腐败的土壤，造成顽固的制度性腐败。我国当今反腐形势十分严峻，贪官污吏胆大妄为，不仅腐败高官如前铁道部长、前深圳市长等犯贪污受贿数额可达上亿元乃至更多，连江西鄱阳一个贫困县的股长，论其级别仅称得上是“吏”，也能卷走一个亿！这些还只是显性的腐败，而隐性的体制性腐败如养千百万庸吏，又要国家财政拿出多少钱来填补呢？所以温总理说当今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国之命在人心”，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既要反贪官污吏，也要反冗官庸吏，既治贪也治庸，既要反显性的腐败，也要反隐性的腐败，反腐败要从体制上突破，“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作者系北大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

刘亚伟：超越“崛起”“复兴”的价值神话

中国是个大国，也许在未来不久还会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但崛起的不应是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的“天朝上国”；复兴的也不应是中华文明天下至尊的传统地位。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目的应该是以人为本，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福祉，其核心内容应该是每个人能够享有自己的权利，是自由、平等、博爱，其途径应该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宪政民主的实行。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三根不可或缺的支柱。

西哲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一般理解是，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也有人理解为：通过思考而意识到或确认自己的存在。我在这里继续引申为，我如何思考就如何存在，或者是，我的思维方式，决定着我的存在方式。

承上面几篇文章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谬与偏狭，其实都可以在观念和思维模式上找到最后的根结。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首先需要走出前面谈到的那些观念迷障，实现从传统思维模式向现代思维模式的转型，然后才有如何用现代思维模式看待和继承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无从谈起。在传统中谈继承传统，犹如在传统中反传统一样荒谬可笑。

就像我们每个人反思反省自己时的情形一样，一个民族在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让人感到不快的事物，一些令人难堪的结论，往往还会伴随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这时，我们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理性的指引，以及宽容之心、谦卑之心和平等相待之心。

前文提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成为支撑现代中国人的唯一信念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成为一切理论探讨和政治行为最后的归结点。在这一点上，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陷于某种迷茫：谈到民族复兴，谈到国家强盛和国家利益，谈到传统文化，似乎就触到了底线，不容置疑，不敢再往前跨出一步，成了新的思想的禁区。“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胡适先生60多年前留下这句名言，直到今天还不能为大多数国人所认同和接受。国家、民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似乎占据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似乎成了最高价值，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在“国家”“民族”面前似乎成了婆婆面前胆怯害羞的小媳妇。

其实，这个禁区一直都在，过去只是一种隐性的存在，被救亡图存这样更为急迫的议题遮蔽了。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若要继续前进，对这个禁区已经到了非碰触不可的时候了。

思考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我们会发现，专制集权者正是打着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旗号，以号令挟持广大民众。他们往往都会把其私利、把其小集团的利益包裹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下，或者与国家民族利益捆绑在一起，为他们种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不义行为，寻得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或招牌。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血缘和家庭，个人权利往往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个人主义也往往被看作一种自私自利的观念。其实无论从当下的现实还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看，国家都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正如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在《政治学的邀请》中所说的：“我坚信个人创造出了人类最重要的现实，从这一现实中派生出了国家及其他机构，而反过来则是不成立的。”

若想推进社会变革，必须破除和超越“崛起”“复兴”是最高价值的民族神话和观念迷障，拨开这些观念对现代性的遮蔽。我们应该明白，今天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目的应该落实到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权利和幸福上，而不只是为了崛起和复兴，更不是与其他民族一较短长。其实只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互依存在这蓝色的星球上，利益休戚与共，并没有终极意义的胜负论。

正如秦晓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乃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其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至于“崛起”“复兴”不过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个大国，也许在未来不久还会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但崛起的不应是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的“天朝上国”；复兴的也不应是中华文明天下至尊的传统地位。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目的应该是以人为本，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福祉，其核心内容应该是每个人能够享有自己的权利，是自由、平等、博爱，其途径应该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宪政民主的实行。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三根不可或缺的支柱。

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转型走过了170余年的历程，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关口。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民族全体成员的理性和智慧，需要冷静、平和的心态，需要超越传统的国家情感，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超越传统文化的制约。而实现上述超越的前提，是实现传统思维模式的现代转型。

博主注：此文是《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五，其他还有：

之一：《中国式世界地图与思维定式》

之二：《中日两国为何在近代同遇而殊归》

之三：《从悲情到炫耀，国人心态何时能淡定下来》

之四：《奉劝国人：适应学生新身份，别再做春秋大梦》

本文作者：刘亚伟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qflyw.blogchina.com/1265071.html

《公民》月刊社论：旧体制腐烂触底 弃旧图新正其时

上面叙述表明，无论从政治理念、政治伦理上，从官僚群体的职业操守上，还是从公共治理、政策监管角度来看，这个体制都已经失败了，已经烂透了。政治家变成了杀人犯，官僚群体变成了犯罪工具，这是一个群氓统治的国度。

旧体制的腐烂，才为新制度的登台腾出了空间。体制腐烂已经触底，但是政治不会无限度地堕落，因为人性中毕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伴随着现有体制的不断腐烂，是对民主政治认同的主流化，宪政民主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的替代性方案。

    本刊特约评论员

   

     四月，薄熙来事件继续发酵，伴随着一些惊人的历史巧合，更多出人意料的传闻，正在网络上流传。薄熙来事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还有什么样的魔鬼会跳将出来肆虐，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迄今为止劲爆出来的消息，已经是一部让人瞠目结舌，让好莱坞大为失色的政治权谋大片，谋杀，叛变，情色，腐败，舆论裹挟，路线之争等情节，不断地在考验着国人的想象力。微博上知名ID冬眠熊先生评论道，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其整个肌体都患上了血癌，正在坏死。其黑其恶其谎无以复加无可救药。一言以蔽之，薄熙来事件充分表明现行体制已经烂透了。

    如果说薄熙来事件的主要线索还是高层权力斗争的话，在权力意志的裹挟下，多年以来曾经向职业化和规范化演变的官僚集团，尤其是公检法等强势官僚集团，完全背弃了其职业伦理的要求，而堕入到邪恶的深渊。李庄先生在微博上对重庆打黑运动的归纳是：1、所有人员进去先过老虎凳这一关；2、无论轻重戴黑头套、手铐、脚镣；3、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轮番审讯是常态；4、在法定审讯场所之外刑讯逼供；5、查封、没收全部财产；6、检、法两院看不到财产，自始至终由公安掌控。

   

    重庆“打黑”运动中普遍采用的刑讯逼供绝不是重庆一地的特例。对中国司法环境有所感知的人们都知道，最近数年网络流行用语躲猫猫，洗脸死，发狂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背后，都是大规模刑讯逼供和滥施酷刑的反应。日前媒体上爆出了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被刑讯逼供的消息，消息说谢亚龙受到刑讯逼供、侮辱和非人的折磨，专案组人员还以其妻儿的人身自由相威胁和要挟，其违法行为令人发指。一个拥有广泛知名度的高级官僚，也不能免于刑讯逼供的命运，这似乎嘲讽性地表明，“在刑讯逼供面前人人平等”。

    

    4月15日，CCTV曝出国内9家药企13种产品采用了铬超标的空心胶囊。事后公安部指挥各地警方查封非法生产线80条，查扣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7700余万粒。这事件背后，不仅是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更是政府机构的逼良为娼和监管体制系统性的失败。纳税人养着最庞大的最昂贵的最低效的官僚群体，而得到的却是最劣质的服务。这怎能不让人愤怒！愤怒无法排遣，谩骂和嘲讽因此流行。其中一个流行的段子是：一个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是这样的： 早起，买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来杯香精勾兑的假豆浆；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买瓶含氯的可乐，难受了就吃几粒毒胶囊，在黑心棉被上沉沉睡去。

   

    上面叙述表明，无论从政治理念、政治伦理上，从官僚群体的职业操守上，还是从公共治理、政策监管角度来看，这个体制都已经失败了，已经烂透了。政治家变成了杀人犯，官僚群体变成了犯罪工具，这是一个群氓统治的国度。

   

    烂透了，意味着什么？从民生和社会的角度来看，烂透了，当然意味着社会承担了巨大的代价，民众生活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没有安全感，没有合理的预期，恐慌和焦虑广泛流行。而从政治变化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果失去了自我改善、自我更新的能力，那么日益腐朽，直至烂透，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旧体制的腐烂，才为新制度的登台腾出了空间。体制腐烂已经触底，但是政治不会无限度地堕落，因为人性中毕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伴随着现有体制的不断腐烂，是对民主政治认同的主流化，宪政民主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的替代性方案。当然，从一个烂透了的极权体制切换到一个新生的民主体制的道路，依赖于觉醒的公民们的自主抗争和建设性、创制性行动，这条路可能很快捷，也可能很漫长。但是只要我们不接受继续腐烂的现状，我们就得挺起胸膛毅然决然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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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紫：消失殆尽的五四精神

五四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演变，比较官方的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我个人的理解是，精髓是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

五四的灵魂、五四的精神、五四的图腾，在当今中国，早已消失殆尽，居无定所。

在这个五四即将来临的时刻，我想真正切切地呐喊一句，魂兮归来！

　　五四青年节快要来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节日和妇女节、儿童节、重阳节没什么两样。有些公司单位，或许会象征性地为青年放半天假，这也是青年们唯一在意的。报纸上也会充斥着诸如青年要更多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观点，一副对青年拳拳之心、切切之意的大好氛围。

　　很少有人去反思，1919年的5月4日到底对民族、对现在的中国，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当下，一些学者回顾起五四来，先扣上激进反传统的帽子，指出五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间或还穿上国学的袍子，指指点点，俨然大家风范。

　　这种面孔，就像是隔岸观火的人，反倒淡定地点评救火的人慌乱与狼狈。

　　殊不知，山河破碎，一群热血青年，面对着牢牢盘踞着国人头脑达上千年之久的思想巨物，如果春风细雨地去和这头巨物谈判，潜移默化地去感化，等巨物感化了，说不定国已破，家已亡。

　　战斗的、不妥协、不退让，激情甚至冒进，是五四最鲜明的特点，最外在的表现。一群热血青年，用夸父逐日的精神，去对抗这个世界。作为后来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指点前辈的不自量力。

　　这恰恰是他们身上最大的气节和风骨，最值得我们继承的风骨。

　　一群热性青年，在近百年的春夏交际，到底带来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革？我认为，五四的最大成就是什么，在于推翻了文言文上千年的统治。

　　文以载道，言说的最根本的载体变了，一切的革新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破坏与建设往往是并行不悖的。文言文之后的白话文，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文言文的统治土崩瓦解之后，无数新思想不断交汇、碰撞，成就了五四时代思想史上的无比辉煌。

　　这些思想，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所反对的，所弘扬的，所抛弃的一切，以暴风骤雨的速度全盘托出，让我们既猝不及防，又欣喜万分。

　　那么，五四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演变，比较官方的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我个人的理解是，精髓是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

　　这两大特质，直指当时国情世情所需，直指反封建的要害，直指中国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道路的前进方向。

　　这两大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最致命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变革。

　　如今，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民主和科学，远远没有深入国人的骨髓。相反，科学，早已在假丑恶之中迷失自我，早已沉醉在与权力媾和中不能自拔；民主，更不要提了，多少中国人引之为笑谈。

　　一切进步终究是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五四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批足以影响思想史的知识分子，他们铮铮傲骨，有着民族不屈的脊梁。他们为中国近代、现代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养料，让他们的真正的继承者哪怕是旁观者甘之若饴。

　　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他们要么被打倒、被管制、被异化，永远地沉默下去，要么被招安、被收买、被转换，永远地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前辈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作为他们的继任者，如今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全球化、商业化的如泉水般奔涌的财富面前，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氛围面前，早已褪去了知识分子的外衣，换上彰显身份的御用马甲，成了民众眼中的的砖家、叫兽。

　　而五四的灵魂、五四的精神、五四的图腾，在当今中国，早已消失殆尽，居无定所。

在这个五四即将来临的时刻，我想真正切切地呐喊一句，魂兮归来！

来源:共识网

王锦奇：成为贺卫方这样的流氓，是我等读书人的理想！

原标题：中国独缺贺卫方这样的“流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贺流氓也有意气用事之时，但瑕不掩瑜，如果贺卫方是流氓，茅于轼，吴敬琏也逃不脱。

中国独缺的这些赤手空拳，满腹经纶，不媚权，不媚众，不食人间烟火的“流氓”。

成为这样的流氓，是我等读书人的理想！

如果真说贺卫方是流氓，有句话到适合：我是流氓，我怕谁！

在中国博客网读了闲言的文章《政治流氓贺卫方》，感觉新奇，新在一还有无权无知的政治流氓，二在文质彬彬的贺卫方有了新标签，三在支持的人虽然少于反对该文的人，但支持该文的人近两万。

第二反应是：中国独缺贺卫方这样的流氓！

贺卫方一个单纯的法律学人，没有任何职务，不具备任何权力，他因短文《反对转业军人进法院》名声鹊起，因西山会议的发言，再度引发争议，因被浙江大学聘请，后被拒而现弱势的无奈；因被贬石河子大学执教，反衬当政者心虚！

若果贺卫方是流氓，那他的特点如下：

一、不媚权

无论何人，何官，无论其权力多大，只要按照法律的标准，他违背了法律的精神，贺流氓就奋不顾身，有堂吉诃德班的勇气，口诛笔伐，一绝死战。不厚书记如日中天时，贺流氓就一展流氓本色，持续鞭挞！有人提出三个至上，贺流氓不顾吃着人家俸禄，竟不知天高地厚，指出其逻辑错误！此等事件在贺卫方身上屡屡出现。

二、不媚众虽千万人，我仍往矣。

在提倡废除死刑问题上，贺流氓不遗余力，利用各种场合，多角度，结合多案例，屡屡呐喊！

司法为什么要独立，法官为什么不民选，就是因为法律代表了人类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司法不能附和民意，因为民意常常丧失理性，附和民意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

现代法律作为几千年人类经验的总结，用理性的血泪书写的法律时时防治者人类感性肆意。

三：时时站在法律的立场，用法律逻辑，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贺流氓也有意气用事之时，但瑕不掩瑜，如果贺卫方是流氓，茅于轼，吴敬琏也逃不脱。

中国独缺的这些赤手空拳，满腹经纶，不媚权，不媚众，不食人间烟火的“流氓”。

成为这样的流氓，是我等读书人的理想！

如果真说贺卫方是流氓，有句话到适合：我是流氓，我怕谁？！

本文作者：王锦奇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robustbrother.blogchina.com/1265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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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反对民粹，请不要指鹿为马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9049.html

一、 民粹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

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像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

与其他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人们对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对此也是各执一词。民粹主义这个汉字词本身带有精英色彩，用来翻译 populism 是非常容易误导视听的。就民粹主义的汉字解读来说，民是平民，粹是纯粹，世界上哪里有纯粹平民主义这么纯粹的东西？在我看来，民粹主义本来是一个偏中性的政治概念，但它与精英主义对立后，成了非中性的政治概念。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般人所谓的民粹主义，大概就是过度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根据平民和大众的意愿、依靠平民和大众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平民和大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达到控制政权的目标。

是否极权统治，与是否民粹主义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但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必然是独裁政治。左倾的独裁者，如列宁，他曾著文批评过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但其实他是成功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毛泽东，他是列宁的好学生，但他也是一个成功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家。毛泽东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最有名的口号之一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至于右倾的独裁者，比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是一度成功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家。但这些并不能证明民粹主义者必然是独裁主义者。在美国的建国时期，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俄罗斯，开创民主的叶利钦总统也被指斥为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总是声称自己在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或许都是“民粹主义者”。

在当今世界，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其理念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升华，其基本特性就是侧重平民化，反对社会精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垄断。民粹主义主张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这与精英主义还是有显著的不同，精英主义者也许不反对大众，但就是主张精英治国，主张精英主导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精英主义者看来，他们自己才是理性的、克制的和负责任的力量，把政治交给他们才是合适的，才能避免极端民粹主义的暴民政治。

有些人并不是精英主义者，但一样厌恶民粹主义，其实乃是厌恶极端的民粹主义，因为极端的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往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较为蔑视的态度。但是，“人民”这一概念并不天然具有专制主义特征，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在用“人民”来表述政治立场，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里都有“人民”的身影。如果因为反对专制，就自命不凡地去反对“人民”，那也会落入统治者的话语陷阱。“人民”就是人民，是所有人积极因素的综合。不能因为专制统治者喜欢借用“人民”这个词汇就敌视之。

极端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又有显著不同。极端的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这是他们的特点。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样的话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屡见不鲜，习以为常，它就是极端民粹主义者的宣言。但是，俄国极端民粹派的言论并不是民粹主义的典型主张，相反，它是一切专制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二、当今中国不具有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土壤

是否极权统治，与是否民粹主义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但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必然是独裁政治。那么，中国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会不会因为极端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出现而出现新的专制呢？不会的。纵观民粹主义政治的历史和独裁政治的历史可以发现，极端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力量大概产生于以下条件：一，有基本封闭的、非多元化社会环境存在；二，有联系相对紧密的、善于掠夺的精英集团存在；三，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强势的平民领袖存在。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极端民粹主义就会被限定在社会思潮的范畴内，而不会成为即成的政治势力。以下逐一做简要分析：

第一，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邓式改革”和全球化的洗礼后，再经过互联网的强力推动，已经成为一个半开放的和半多元的社会，统治者在这样的社会中依然还能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主导，但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是并存的。这种半开放和半多元的社会环境即会为精英主义思潮提供传播的空间，也会为民粹主义思潮提供传播的空间，但也正是这种半开放和半多元的社会环境限制了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空间。底层社会一元化的狂热政治信仰没有了，极端民粹主义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它就不会作为一种主要政治力量主导中国的未来政治。千百万人步伐一致，喊着一样的口号前行，这样的狂热政治景象将不复存在。

第二，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邓氏改革”还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另一番景象，就是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的相互结盟，他们处在一个庞大分赃体系的顶端，而且自诩为“精英”。正是这些人在鼓吹精英治国，也正是这些人在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狂潮。你们看，身处政治核心的“精英”正在搞经济，身处经济核心的“精英”正在搞文化，身处文化核心的“精英”也正在搞政治。有权力的人，子女们搞企业都很成功；搞企业很成功的人，能买到各种文凭，还能去做官，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这里完美地沟通在一起。甚至......婚姻也成了分赃体系的一部分，普通百姓的儿子即便再优秀，也难以娶到局长们的女儿做媳妇。这那里是什么“精英”啊，纯粹就是特权集团嘛！正是这种以特权为纽带形成的“精英集团”的存在促成了它的对立物的存在。也就是说，“精英集团”的存在才是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扎根发芽的根源。但是思潮毕竟是思潮，仅有这一个条件并不能使极端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势力。

第三，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邓氏改革”，虽然专制权力还无所不在，但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持续下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毛泽东思想到村里，邓小平理论到县里，三个代表到省里，科学发展观连中南海都出不了，就是明证。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统治当局内部今天已经没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强人，今后也不会出现号令天下的权威人士，胡锦涛、温家宝和薄熙来以及后来者都没有掀起政治狂热的能力了。就中国民间社会来说，多元化、多中心和多秩序的态势已经在逐渐形成中，也很难出现一个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群众领袖。既然运动群众已经不可能，那么即便出现群众运动也不会是极端民粹主义的。

前文已经说过，极端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力量大概产生于以下条件：一，有基本封闭的、非多元化社会环境存在；二，有联系相对紧密的、善于掠夺的精英集团存在；三，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强势的平民领袖存在。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极端民粹主义就会被限定在社会思潮的范畴内，而不会成为即成的政治势力。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一和条件三是不存在的，只有条件二的存在并不能使极端民粹主义从社会思潮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惯用的说辞是：“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主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否则天下大乱”；而另一些人惯用的说辞是：“我反对专制，但你们江湖政客也许比统治者更坏，没准你们带来的更加血腥”。仔细辨别，你会发现对江湖政客的排斥，对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的警惕，这两者背后暗含着类似的逻辑。

三、谁在恐惧极端民粹主义

当局者之所以坚定地实行独裁专制制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控制能力的坚信，他们相信暴力能够压制所有可能发生的反抗，他们相信对人们的洗脑教育是成功的，人们会跟着他们步伐前进。通常来说，专制统治者根本不忧虑极端民粹主义出现，即便出现了他们往往也能很好地利用所谓的“民意”摧毁反抗阵营，从而保持自己的统治。列宁、希特勒、毛泽东和卡扎菲等人都是曾经的利用“民意”的高手，毛泽东甚至利用“民意”摧毁了国家机关并把国家主席囚禁致死。当然，专制统治者惯用这样的说辞教育国民：“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主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否则天下大乱”，这只是统治者惯常的洗脑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政治家的真实认知。与此相反的是，在公共知识界确有一些人热衷于防范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狂热。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权贵分赃体系，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已经相互结盟，他们处在一个庞大分赃体系的顶端，而且自诩为“精英”。身处政治核心的“精英”正在搞经济，身处经济核心的“精英”正在搞文化，身处文化核心的“精英”也正在搞政治。有权力的人，子女们搞企业都很成功；搞企业很成功的人，能买到各种文凭，还能去做官，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这里完美地凝聚在一起。是什么力量把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凝聚在一起？就是特权和特权所依托的体制框架。中国所谓的“文化精英”统统都在这个体制框架之内，就连大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细数一下那些有公共话语权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你不难发现他们的公共话语权大部分是体制赋予的。如果专制体制想要排挤一个人，他很快就会从公共视野消失，很快就会被大多数人遗忘，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大部分异议知识分子不为人所知，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也有极个别异议知识分子是有些公共话语权的，这要拜谢互联网的产生，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极个别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原来大多就是从分赃体制的顶端反叛出来的，所以才名声大震。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地和体制脱不了干系，那些活跃在传媒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依照自己的良知和知识结构为苦难的国人说一些公道话，也很被人尊敬地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因为屁股坐在这个体制上，就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

与异议知识分子一样，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热衷于谈论社会转型，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公民社会。但是很显然，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不是依靠高谈阔论所能走得通的，也许会有很多人锒铛入狱，也许会有很多人血洒街头。说白了，民主化就是对现行体制的解构，它包含着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这就对原先依托于体制而存在的“精英集团”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冲击，身处特权集团里的人必然会对这种冲击产生逆反情绪。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依托体制存在的，那他们在这一点上很难例外，他们在欢迎变革的同时，也会有适量的防范情绪。这并不是说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会成为民主化的敌人，而是说这些人往往会对自己有个定位，他们或者是希望与现行体制进行合作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希望在不损害自己“精英地位”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结构。于是乎，人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反抗事件，鼓吹民主的人们也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一部分人击掌相庆，另一部分人开始质疑反抗者：这是不是江湖政客搞得鬼？会不会是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要登上台？等等。

不可否认，无论朝野上下还是体制内外，这个社会有太多喜欢自由和民主的人，但很多人受到身处“精英”地位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优势话语的影响，迷信精英治国论，处处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狂潮。屁股决定脑袋，公知也不例外，还有很多自诩有独立见解的人一到这里就特点全无。于是乎，人们又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稍微和体制沾一点边，就敢为循序渐进的民主化道路做鼓吹；稍微和特权沾一点边，就敢大胆预言暴民政治的发生。你说那些喜欢自诩的“高明人”希望这个社会改变吗？是的，他们希望。但是他们更希望社会改变的时候，自己不被抛到“精英”之外，所以他们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各种反抗，并不时地给别人挂上一个“江湖政客”或者“极端民粹主义”的标签。这是实际。所以我说，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对极端民粹主义的恐惧是多余的，或者是被误导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中国社会知识界对极端民粹主义的防范确实又是存在的。试问，当今世界已经转型和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几个走上了极端民粹主义道路？再问，在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中，何曾有过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从未有过！所谓反对多数主义的暴政，根本就是炮打空气的指鹿为马。

有人喋喋不休地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名义高调防范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狂潮，用不可能出现、也没有出现的事情抨击已经出现的社会抗争情绪。这是我对部分“公知”反感的根源。中国是一个半开放、半多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不会掀起极端民粹主义的狂潮，而事实上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极端民粹主义狂潮。某些人对正在发生的惨剧熟视无睹，却对还没有出现的事情产生恐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高明？ 更重要的一点：平民倾向的社会运动必然导致多数专制吗？

从概念上讲，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对立；多数专制和少数独裁对立。而多数主义或者平民主义本身并不必然和专制主义关联。同时，任何主义都可以和专制主义联姻而成为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学说。我们的现实危险是多数专制还是病入膏肓的少数专制？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极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

来源：民主中国

许志永：为了自由中国，为了这个伟大国家世世代代光荣与骄傲

原标题：理想主义者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3908.html

　　今天教育平等志愿者去青龙湖公园植树，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温和最友善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可是公园被临时封锁了。我也失去人身自由，就像过去两年中很多次教育平等较大的活动时一样。无论我们多么真诚和善意，都不能融化这个体制根深蒂固的戒备和恐惧，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你什么动机》，可这个国家阴谋论的传统如此深远，七年后我不得不重复这个话题。

　　每月去教育部请愿，扩大签名支持团队，起草随迁子女高考方案，给人大代表寄信，组织研讨会……两年多来很多很多努力只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所有纳税人的孩子，不分户籍、贫富、地位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中国正在现代化，数以亿计的人口必须来到城市从事其他产业，他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可是，无论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没有一纸户口，他（她）就永远是外地人，即使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到了高中也要告别父母回到陌生的户籍地参加高考，数千万留守儿童的家庭温暖、数百万随迁子女的人生前程被这吃人的户籍教育体制断送。我们的社会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必须有人站出来呐喊了。

　　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问。我有北京户口，这和我的现实利益没有关系，但和我们的使命有关。

　　2003年4月25日当我在电脑前得知他死难的那一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背后“昌平挖沙子”的故事，知道1999年国庆节很多人被警察当面撕掉暂住证然后强制带走，也知道更漫长的苦难1958年城乡间户籍高墙筑起后成千上万进城寻找生活希望的人们死在收容遣送的路上。这一年6月18日，我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听到国务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即将废除的消息，禁不住在日记本上写下“我爱你，中国！”

　　但历史伤痕的愈合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本来可能被随机抓捕的“流动人口”解放了，流浪乞讨者也更为自由了，但那些曾经在收容遣送站里被归为“病号”的上访人群常常被任意拘禁殴打。2005年我们开始做信访问题调查，我本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和上访者一起挨打，后来围观黑监狱也和他们一起挨打。

　　2006年北京发生强拆打工子弟学校风潮，我和其他几位海淀区人大代表质疑教委，之后公盟立项开始研究户籍歧视问题，发现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共有19种附加在户籍上的歧视政策，而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孩子教育问题。

　　2009年6月，我们注意到不仅打工子弟学校，大量北京公立学校的非京籍孩子也受严重歧视。秋天开始的调研中，我见到了从园园，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国子监中学年级第一名，市三好学生，爷爷当兵转业到北京，奶奶没有北京户口，爸爸妈妈也没有，她作为这个城市的移民第三代，初三毕业不得不回到完全陌生的户籍地，她姐姐本来和她一样优秀，回到户籍地由于身边没有亲人生活不习惯成绩已滑落到中下。还有从园园的邻居章旭东，他父母八十年代因为亲戚关系来到北京工作，他在北京出生长大，在班上前几名，但初三毕业不得不托关系到了张家口一个中学，在班上成绩倒数前几名。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到张旭东，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变得又黑又瘦，先前的青春朝气完全消失了，坐在小凳子上一言不发，母亲在一旁流泪。想起2004年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那个非法移民的聚居地，我曾和当地华人聊起非法移民问题，那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故事。

　　当然，选择教育平等作为一个项目，不只是因为我们对个体命运的感伤，更重要的，这是两亿多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困境，仅在北京这样的“二等公民”就有700多万。2010年1月，王功权先生提议，公盟例会讨论通过正式作为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三年，在当时看来多么漫长，尤其是对于一个随时可能遭遇打压的民间组织来说。可是很快两年多就过去了。

　　这是中国，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同时呐喊，声音足够强大领导者才能听到才能重视，也才有希望推动改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征集签名等方式扩大团队，两年多时间这个团队从最初4个人壮大到近10万人。而人多，不可避免面临维稳部门的压力，第一阶段争取小升初平等过程中，每次和大家见面最常说的话题是如何坦然面对警察。经过和教委八次“协商”，志愿者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2000多人，到6月小升初大体实现了平等，7月我们开始第二阶段努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如何发出强大的声音但又足够温和理性不至遭受太大挫折，这是整个维权道路上我最常忧虑的问题。2010年9月，签名支持人数过万，媒体大量报道，11月给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长回答“正在研究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但直到6月23日那次较大规模请愿后qq群和网站没有被关闭，我才基本放下心来，这个群体已经足够庞大能够代表新移民的声音，政府也保持了理性克制。2012年清明节大家去植树，这是公民行动的第三阶段——在北京，爱北京——我们以最温和最友善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可是很遗憾。

　　两年多了，我看到志愿者团队已成长壮大，已能独立组织活动，政府也已明确承诺将要出台新的政策，作为一个项目，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说还留下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可能还有一些误解，比如有家长害怕在qq群和网站上提及我的名字。看着这个团队在公盟颠沛流离的办公室从无到有一天天成长，当有人刻意回避这个团队和我们的关系我也会有难过，但我理解大家面临的压力，即使有一天不得不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也能理解。但是，面对一直以来的刻意挑拨和恐吓，我还是想再一次跟大家解释，我们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钱？2月23日自称人民日报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胡瑞说，当家长们在教育部门口冒着巨大风险，我这个“臭名昭著的维权律师”大概正在家里数钱呢，我看到后淡淡苦笑，从2009年公盟税案到去年竞选人大代表，一直有人说我“身价千万”，如果真的为了钱，我没那么愚蠢选择这种对抗特权的方式。推动教育公平的收支是透明的，大家曾经给我捐一台电脑我立即退回作为办公用品了。对于我个人而言，生活来源是北邮的工资，如果有一天为了服务社会而失去学校的工作，我可以坦然接受大致相当于现在工资的社会捐赠。生活过得去就可以，尽力把上帝赋予的智慧服务社会，这是我的信仰。

　　为了名？如果一个人舍弃了很多物质利益获得了声望，就像比尔盖茨，这应当是人类的追求。可我天性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过自己的生活，从小就木讷内向，我喜欢自由，不被打扰。然而上帝也赋予了我另外一种天性，那就是对正义的渴望与执迷，它驱使我走上了一条追求公义的道路，从心灵的角落里被赶到公共领域，分担弱者的遭遇和不幸，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误解和谩骂……只因这个社会需要，具备一定影响力不是目的，而是无法逃避的责任。

　　为了权力地位？公盟做什么的你知道吗，有警察恐吓志愿者。是的，公盟不只推动教育平等，我们还帮助三聚氰胺奶粉患儿寻求赔偿，为被判死刑的无辜村民寻求正义，围观黑监狱解救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推动人大大代表选举，就动车事故赔偿标准提出批评和建议……可这一切基于良心和正义的阳光行动在某些人眼中都是自私贪婪邪恶的，在一个强权无处不在的国家，这一切都和“政治”有关，而“政治”是自私贪婪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政治”被如此的妖魔化，这是我们民族至深的悲哀。如果说政治就是为权力不择手段，那我此生注定和政治无缘，可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在丛林政治泥潭里挣扎，必须有人坚守美好政治的理想，恢复政治应有的样子——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我们从不隐瞒政治理想——这应当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一个真诚简单的社会，强者有制约，弱者有保障，没有那么多特权、猥琐、愤怒和绝望，每一个人脸上纯真的笑容。这理想当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它和我们在此世的世俗利益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它和我们个人，其实和13亿中国人的关系一样——为了我们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到这世上有自己的使命，我不在乎权力地位，只在乎生命的意义。如果非要说我利用什么达到个人目的的话，那就是修行——我利用这个社会实实在在的痛苦，改变痛苦为幸福以达到在此世修行的目的。其实这样说也不准确，我只是顺应天命，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任何目的。当有一天取消了高考户籍限制连那最偏远山村的留守儿童也能来到城市和父母团聚，当有一天司法实现了独立公正多年奔走呼号的人们得来哪怕是迟到的正义，当有一天这个国家终于实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先辈们追求的民主自由之梦，当骄傲的时刻来临，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感恩上苍。

　　我知道有的人永远不会相信，他们生活在丛林法则太久患有严重的警惕恐惧强迫症，职业病就是满世界寻找敌人，他们不相信梦想，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人”，不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甚至说我绑架了家长群体利用这个群体。我不在乎他们是否相信，他们有自己命定的角色，我曾当面怒斥他们，但平静下来只能表示深深地悲哀，救赎这群绝望的灵魂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可是我想让你们——和我同行两年多的志愿者们以及所有我们曾经努力帮助的人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需要任何人感到害怕，这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并且已经拥有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活着不为世俗利益，而是为了使命，为了人生而平等，为了陌生人的自由和尊严，为那命定的生命终极意义的荣耀。

　　很多年来我们被命运驱使如此执迷，在自由公义的道路上不断承受压力，被误解，被殴打，被监禁，办公室一次次被迫搬离，一次次失去人身自由，请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做正确的事，我们顺应良心和正义的方向，顺应上帝指引的方向浩然前行，为了自由中国，为了这个伟大国家世世代代光荣与骄傲。

来源: 一五一十部落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8153.html）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来稿请寄：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