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46期（上）

让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陈光诚出逃前的生存处境。作为一个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因为揭露临沂地方当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胡作非为以及其它方面的违法犯罪问题而遭到当地执政集团的疯狂报复和打压。临沂官府不仅构陷罪名关押陈光诚四年，而且在他刑满释放后，又继续派出大量人员长期看守陈光诚，妄图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此外，陈光诚夫妇和陈光诚的老母亲还多次遭到官府雇佣势力的野蛮殴打和侮辱，他们的孩子也无法享有正常的学校教育——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官府力量践踏殆尽……，正是在这样地狱般的生活背景下，陈光诚才会不顾一切地冒险出逃。

再看王立军，与陈光诚“难民”身份不同的是——王立军拥有显赫的官方背景。他是曾经的重庆市公安局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打黑英雄”，出逃当天仍然顶着直辖市副市长的光环。与陈光诚的苦难生活相比，王立军长期呼风唤雨、威风八面。但是，这一切也靠不住，当他开罪更加威风的顶头上司薄熙来时，不仅丢掉了公安局长这一重要职务，而且还迅速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出于对生命的本能渴望，王立军只有选择逃亡才能保全生命，他闯入美领馆并通过谈判使自己最后落到“北京”当局手中。如果王立军被重庆追回，他的命运就只能是接受“休假式治疗”了。至于治疗的结果，要么死亡，要么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而无论对于陈光诚还是对于王立军来说，他们的遭遇和“出逃”都是一起十分严重的悲剧——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竟然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整天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出逃”——难道这里是“敌占区”？难道这里不是自己的家乡、不是自己的祖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既有他们的家乡，也是他们的祖国——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根源正在于中国建立的是一套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从1949年共产党开始治理这个国家时起，“自由”就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至于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更被当作西方国家的专利而受到长期的批判，新闻媒体则被视作“党的喉舌”而被操控在党国“真理部”手上。其结果，共产党成为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执政党的领导又蜕变为核心官僚的专制独裁。全国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与传统帝国并无本质不同的专制主义核心官僚统治体系。在这种专制体制作用下，人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专制政党、对官府、对官僚的批评监督权，更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制裁和制约。不仅人民对于专制力量只有服从的权利，而且下级官僚对于上级官僚、普通官僚对于核心官僚也只能溜须拍马、惟命是从，来自民间和“下级”的任何批评声音，都有可能被当作“敌对势力”或“异己力量”而遭到打压清洗。

正是在此制度背景下，勇于批评和揭露临沂官府违法犯罪情况的民间维权人士陈光诚才遭到临沂当局的野蛮打压并出逃。同样，在此专制背景下，掌握薄家劣迹的王立军——既就是贵为省部级干部——也会面临死亡威胁而不得不仓皇出逃……

问题在于无论是王立军的出逃，还是陈光诚的出逃，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特例——飞越疯人院、砸烂黑监狱的事件屡有发生。实际上，在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监狱。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由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现实的压迫和对未来的恐惧中。不仅人民整体遭遇执政集团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上级剥压下级，中央剥压地方，核心官僚剥压普通官僚，而独裁者则剥压一切并时刻担心手中大权会被“赫鲁晓夫”推翻或被“敌对势力”颠覆。

在此制度背景下，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美好希望和光明前景。也因此，凡有“能力”的人，都普遍的寻求出国、寻求移民、寻求“合法化”逃亡。这也是今日中国“裸官”越来越多的原因，当然也是权贵集团、暴富集团大量转移财富到海外并安排子女家属移民欧美的原因。而无论裸官、移民还是转移财富，说穿了，也是与王立军、陈光诚“出逃”行为一样的“出逃”，都是在逃离“东师古”一样的中国，都在逃离充满恐怖和危险的中国！

本来，祖先创造的历史是悠久的，文化是深厚的，国土是美丽辽阔的。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将自己建设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最美丽、最吸引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但是如今，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经过共产党六十多年的铁血统治，竟然布满大大小小的“东师古”和“黑监狱”。在祖国生活的王立军们、陈光诚们都在想尽办法要出逃——细想起来，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

4月27日，在波兰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特意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参观，并在中外记者面前强调了全人类都要牢记发生在奥斯维辛的悲剧，强调了要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而在同一天由海外媒体披露的视频资料中，逃出东师古的陈光诚也比较详细地陈述了临沂地方当局强加给自己和亲友身上的种种恐怖和暴行，并要求温家宝“依法惩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并“依法惩治腐败”。

我们不知道温家宝是否听到陈光诚的呼唤，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温家宝在奥斯维辛遗址前号召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时，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却正发生着种种来自政权的“恐怖”和“罪恶”——从唐福珍们的自焚、钱云会们的死亡到陈光诚们的逃亡，从武汉疯人院到各地黑监狱，无不折射出今日之中国和奥斯维辛的关系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

这种“奥斯维辛”式的悲剧还要继续上演下去吗？不，人民的回答是否定的，是斩钉截铁的。人民已经受够了这种“集中营”般的恐怖生活！执政党必须还我美丽河山，还我美丽家乡，还我人见人爱的美丽中国！因此，当温家宝在中外媒体面前宣布要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宣布要“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时，我们认为，作为中国总理，他首先应该反对的是发生在中国的“恐怖”和“一切罪恶”，首先应该维护的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说得再具体些，中国总理首先应该承诺的是铲除“东师古”式的黑监狱，免除“陈光诚们”的恐惧，维护“陈光诚们”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

但是，中国的“东师古”太多，中国的黑监狱太多，或者如前所叙——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类似于奥斯维辛式的集中营。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陈光诚们生活在国家和官府所制造的种种“恐惧”和“罪恶”中。在此情况下，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行动，必须标本兼治。治标，就是清理每一个陈光诚这样的人权个案，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并依法惩治来自官府的腐败和犯罪。治本，就是抛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一个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

我们相信，当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不仅东师古式的黑暗会消失，而且各地的黑监狱也会消失；不仅陈光诚们会免去恐惧、怀抱东师古、怀抱祖国，就是王立军们也不用担心薄熙来式的反扑——甚至薄熙来们也勿须杀人越货、策划宫廷阴谋，以至于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同样，当民主实现了，当各级行政长官都由民主竞选产生并努力服务选民、服务国家时，不仅广大人民会充分享有“自由、尊严、安全、幸福”，而且一切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都可以通过竞选平台光明正大地争取人民的选票；在这样美丽而又伟大的国度里，不仅各种“出逃”事件会“消失”，不仅“裸官”会消失，而且大量移民海外、远走欧美的中华同胞也会倦鸟归林、回抱祖国！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置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并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零八宪章》论坛

2012-5-1

本刊特评

关于陈光诚事件的特别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2012-4-28

据维权网、博讯等网络媒体综合报道，在民间维权人士郭玉闪、珍珠（何佩蓉）等人的大力帮助下，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已于近日成功逃离久遭围困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目前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相对自由的地方。对此“零八宪章论坛”向陈光诚先生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我们也谨向郭玉闪、珍珠等热心营救陈光诚先生的广大网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但是，陈光诚先生目前只是暂时逃离了迫害他的家乡，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离“自由”还很远，甚至他的前面会有更大的陷阱和危险——据悉，在他成功逃离家乡后，山东临沂当局恼羞成怒，已经派出大批鹰犬四处搜捕，并疯狂抓捕了陈光福、陈光存、陈可贵、陈华等多名陈光诚先生的亲友。此外，帮助陈光诚先生出逃的南京网友珍珠也被当地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而郭玉闪也被北京有关方面限制了自由——由此可见，围绕陈光诚事件，山东地方当局掀起了新一轮人权迫害狂潮。为了陈光诚先生的安全和自由，为了陈光诚先生家人和亲友的安全和自由，也为了中国人权和法治事业的进步，“宪章论坛”特作如下紧急声明：

第一，中央政府必须出面解决陈光诚先生及其亲友长期以来所遭遇的各种迫害问题。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因为依法维权并勇敢揭露临沂地方当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胡作非为及其他腐败黑暗问题，陈光诚先生本人遭遇了包括殴打、入狱、监禁等多种形式的长期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同样遭遇临沂地方当局的多次侮辱和殴打，他们的孩子甚至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而前去东师古“围观”的各地网友们则被一批又一批的官府暴徒打回。可以说临沂地方当局的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已经到了举世震惊、神人共愤的地步！在此情况下，非中央政府依法干预，陈光诚及其家人作为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我们希望大谈“公平正义”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还陈光诚先生及其家人应该享有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

第二，无论陈光诚先生现在身在何处，有关方面都必须保护陈光诚先生的人身安全。如果陈光诚先生已经进入美国驻华使馆，我们恳请美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和人类正义原则给予陈光诚先生以必要的人权救济和政治庇护。

第三，无论是陈光诚先生本人还是协助陈光诚先生出逃的网友们，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优秀公民，他们都在为人类正义事业而奋斗，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将他们视作所谓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因此，不仅陈光诚先生本人的人身自由应该得到保证，而且郭玉闪、珍珠等人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也必须得到保证。无论南京还是北京，都必须无条件地释放珍珠、郭玉闪，必须无条件的归还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第四，陈光诚先生的母亲、妻子、孩子及其他亲友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证。

临沂地方当局必须意识到，违法犯罪的是你们而不是陈光诚先生及其亲友。因此，所有被你们抓捕的陈光诚先生的亲友——包括正当防卫的陈可贵等人都必须立即无条件的释放，必须无条件的归还他们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我们警告临沂当局，如果你们仍然一意孤行，对陈光诚先生的家人和亲友进行疯狂报复和迫害，所有参与者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

最后，我们呼吁海内外一切良知人士、一切良知媒体继续关注陈光诚事件的后续发展，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给陈光诚先生及其家人以正义的声援和帮助！

《零八宪章》论坛

2012-4-28

“零八宪章论坛”相关阅读——

难道要打一场维权时代的“孟良崮战役”？！

——就陈光诚事件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1/02/201102151203.shtml

《零八宪章》论坛

围观“东师古”，“解救”陈光诚！！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_194.html）

《零八宪章》论坛

关于支持提名陈光诚先生

为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公告！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1/2012.html)

《零八宪章》论坛

“以法治国”，当依法治理“东师古村”！！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21.html）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什么是“人民”？

作者：陈伟（大学生）

l “人民”VS.“敌人”

l “人民”VS.“屁民”

l 法西斯群众心理学

l 僭主政治

l 人民的怒吼

我们的集会、静坐、游行示威、结社、出版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种种公民权利就像男人乳房一样。

‘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就是利用集合体的‘人民’一词来不断镇压、摧毁公民个人，使被害人不仅没有申诉的机会，而且还被绝大多数人仇视”。

我突然想起了“五不搞”们。他们说：我们永远不搞这个，不搞那个。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凡事有因阴有阳。既然有所谓“五不搞”，估计也应该有个“五要搞”吧。要搞哪几样呢？看现今社会现状，我总结出来大约就是：搞钱、搞权、搞女人、搞房子、搞海外护照。

其实，屁民就是人民，网民还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沉默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胆小的、没有主见随波逐流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永远是权贵、政客们的玩偶。有时候，他们也会用脚投票，他们也会发出怒吼。当他们怒吼时，大地将会颤抖。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人民”VS.“敌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这个词：人民。

什么是人民？在我国，这是一个政治性词汇。关于它，百度如是说：“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根据1982年《宪法》修订的内容，人民可理解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人”。

换句话说，“人民”这个极其诡异的词含义是不确定的，意思是可以变来变去的，一切皆由党国裁决。党国今天说你是你就是，可以享受“春天般温暖”的待遇，明天说你不是的话，你就成“敌人”了，要经受“冬天般冷酷”的对待（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雷锋精神的一部分）。即便你身居顶级高位，如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逃不掉一夜变为“敌人”的待遇。而周恩来和邓小平，当年其实也离“敌人”只差那么一丁点。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在暴政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在我朝的前三十年，普天之下大约只有那么一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敌人”，因为他掌握了人民的定义权。这叫做“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我朝宪法明载“人民民主专政”。这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已列为国之基石，公检法是专政工具的传统认识也受到肯定。“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似乎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人民”也好，“敌人”也好，它们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空洞，并不确切地包含任何具体的对象或个体，作为抽象的概念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确立一个实践标准才有用。显然，公检法不能专“人民”的政，只能专“敌人”的政。一旦有人犯了法，特别是政治罪，便立即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地变成了“敌人”。

朱家楔在其博文《人民——公民》中说到：“举个例子，一个人犯了法，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这个人能算属人民吗？过去人们会响亮地回答，不是人民，是敌人！属地、富、反、坏、右之列，是专政对象。现在不会有响亮回答，但心里当‘类敌人’也是肯定的。”

尽管什么是人民还是不大清楚，“敌人”的含义却是确切无疑的。“进了这个门，不打你个骨断筋折算你白来”是古代演义小说中的说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却一直高悬于公检法门内，“老实交代”也是大盖帽们的口头语。引自西方海洋法系的“无罪推定”论怎么着在他们看来都是那么的不舒服，过于异类。

其实，法院判决中“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云云，在一般人看来纯属画蛇添足的“公文尾巴”。我们的集会、静坐、游行示威、结社、出版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种种公民权利就像男人乳房一样。也许有某些男人经由特殊材料填充之后果然“波涛汹涌”，并借以在媒体前频频展示，还经常举办XXOO峰会来卖弄自己那傲人的双峰。但正常的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他们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自己始终不至于沦落成党国的敌人。

“人民”VS.“屁民”

用党和毛泽东最喜欢说的话来说，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民”在支持他们，所以政治体制是合法有效的。然而，“人民”是什么，究竟是谁？是拥护党的人。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如此狗屁逻辑居然在20和21世纪的中国大行其道，不可谓不是对缔造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智慧的巨大嘲讽。

对于“人民支持”这个问题，过去周恩来接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时候，有美国运动员就直接问周恩来，按照你们的说法，“那是不是说前不久美国选举的总统就没有人民支持了？”原话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一时无语，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由于“人民”一词被官方垄断，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发现：那些个挂着“人民”牌匾的机构，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银行之类，其实和我们是没有多少相干的。只有“人民医院”和我们经常打交道，不过那可不是我们愿意光顾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网友认为：所谓“人民”的概念太抽象，不过是当今统治者拿来骗人的。一个个具体的利益人群才是客观存在的，而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有时候是会有冲突的。因此，“人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实是不存在的。网友们发明了他们自己的词：屁民，以自嘲自己权利被剥夺，“和屁一样重要”的地位。

法西斯群众心理学

在官方语境中，“人民”一词还经常和“群众路线”一词相联系。毛最喜欢所谓“群众路线”。圣贤之源在文章《薄熙来的群众基础及其群众心理学分析》中说到：“

如果我们放眼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不难发现，他不断怂恿起来的‘人民’，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或当权者手中。怎么讲？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论，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只有毛泽东或当权者一人说了算。这个法官的终极裁决权，是我们发现后来众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毛泽东认为某人属于‘人民’，那么这个人就是安全的；如果毛泽东认为某人已经不属于人民，则这个人或一些人，就成为‘人民’的敌人，然后集合体的‘人民’就开始审判个人或某些人

圣贤之源的文章说：“群众路线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借助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以‘人民’支持为借口的政府，他们为什么不能放弃‘人民’支持这个借口？20世纪奥地利著名社会心理学学者赖希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一书给了我们答案。利用群众路线进行革命的组织，大多喜欢假借‘人民’的名义处决‘个体的人民’，而国民在接受这些组织（党）的不断意识洗礼以后，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集合体’的暴政。放眼20世纪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苏俄的共产主义，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存在共同的现象，即‘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就是利用集合体的‘人民’一词来不断镇压、摧毁公民个人，使被害人不仅没有申诉的机会，而且还被绝大多数人仇视”。

僭主政治

假借定义含糊不清的“人民”来证明统治者的执政合法性，这其实属于一种“僭主政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暴君、专制者为僭主（tyrant）。

刘军宁在文章《为什么僭主政治不能持久？》中假借老子与孔子的对话说：“亚里士多德发现暴政是短命的。暴政靠的是专横的暴力来统治，未经百姓同意就强行统治他们，而且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统治者手里。因为行暴政者的权力是僭越来的，是盗抢的，是用暴力手段获得并独占的。政权是天下的公器，僭主政治既是对天道的僭越，也是对公器的僭越因此，这种统治权的正当性是经不起质疑的，就像盗抢来的东西经不起追问一样。僭越者盗抢来的统治权，不论贴上什么政体标签，在本质上都是自封的，都是据公为私。因此，僭越者应对质疑其统治权正当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绝不让追问。不让追问，不等于民众私下在心里不追问。一旦民众发现了政权来源的秘密，并形成共识，暴政就岌岌可危、命在旦夕了”。

刘军宁的文章中说：“暴政是一种本质上倒错的政治秩序。它有着永远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专制者不是不知道专制不好，而是更在意放弃专制对专制者的不利。暴政就好像是一条贼船，上了船就很难下来。暴君就算知道如何行善，也未必会照做。行暴政者总是觉得是被统治者在跟他们过不去。其实，这些行暴政者本身就直接威胁这个国家的安全。暴政的敌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暴政制造的。易言之，行暴政者制造了自己的敌人。暴政不断制造敌人，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安全感，只好用更严厉的手段来维持政权。然而，在暴政下，权力的膨胀不受限制。像气球一样，膨胀得越快，爆炸得也就越快”。

而根据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对暴政的定义：“一切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聚集于同一样的人的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也无论是世袭的、自封的或是选举的，都可以称之为暴政”。

不知怎的，看见这段话，我突然想起了“五不搞”们。他们说：我们永远不搞这个，不搞那个。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凡事有因阴有阳。既然有所谓“五不搞”，估计也应该有个“五要搞”吧。要搞哪几样呢？看现今社会现状，我总结出来大约就是：搞钱、搞权、搞女人、搞房子、搞海外护照。

他们搞得正欢，屁民们除了发发牢骚外也无可奈何。谁让你“就是一个屁”呢？那么，就且看五不搞们怎样搞下去吧。

人民的怒吼

1989年11月17日开始，近百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莱斯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的镇暴警察高呼：“把政府还给我们！”而当捷克政府指责抗议者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时候，百万民众愤怒地齐声回应：“我们才是人民！”

12月28日，捷共宣布交出政权。

1989年12月中旬，罗马尼亚西部的梯米苏拉爆发了群众反政府的骚乱，受到了军警的残酷镇压。21日上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向党组织精心挑选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谴责那些形形色色的敌人，从梯米苏拉街头的流氓恶棍到他们背后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过了8分钟，从广场最后面的人群中隐约传来了某种不和谐的声音，“呸呸！”和“嘘嘘！”然后他清楚地听见有人在高喊“梯米苏拉！”这种声音在人群中迅速弥漫开来，“把死者还给我们！”、“打倒杀人犯！”、“齐奥塞斯库，我们才是人民！”。阳台上的齐奥塞斯库张着嘴，不知所措地看着下面的人群。齐氏在电视直播镜头前尴尬地匆匆退场，旋即身死国灭，受到了和墨索里尼一样的待遇。

论“顶层设计”（上）

——威权主义阻碍中国政治进步

作者：綦彦臣（经济学家）

引言：巨大的精英冲突

一、顶层的非威权，有否可能？

二、特务统治强化还是削弱？

三、重庆模式的伪民粹本质

结语：新的平民主义潮流

当下的中国司法虽然是政治制度的必然派生，但其对底层社会的伤害是最直接的、最厉害的，它让百姓切身地体验了“衙门口向南开，有钱无理莫进来”的旧社会想象。

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顶层设计”也好，或曰“宪政社会主义”也罢，最核心的条件是去威权化。否则，只有顶层而无设计，只有新莽主义的新版本而无民主宪政的可能性。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引言：巨大的精英冲突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哲学贫血境地，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威权主义的冲突，其次是主导力量当中精英地位之争夺。之于“唯物”或者“威权”之主义放置，本质上是国家性质悖论的一个掩饰手段。假定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法定意识形态中起作用的部分，那么，人民创造历史也即推动现实变革就是不易的政治伦理；但是，中国在现实政治运行中采取的却是威权主义原则，不仅一党政治控制了国家政治命脉，而且金字塔式的党权体系有着传统的合法性。当然，合法性与正当性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历史唯物主义与威权主义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治理原则，均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不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至少没有创造主要的历史部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要“分田”给农民，也不知道邓会动用个人权威来发起“南巡”。然而，邓的改革无论“分田”的主动还是“南巡”的被动，都是对全球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兴起所做出的明确回应。威权主义没有遭遇“人民创造历史”的质问，却遭遇了网络科技的最严重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党政治集团要求继续推行威权主义以便有一个秩序性变化与适应外部变化的可能；而带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民间力量则要求不能给出清晰民主路线图的威权主义退位，即便前者不退位，体制外的精英也应该从民间找到自由的路径。

一、顶层的非威权，有否可能？

上述的两大精英冲突，在纯理论意义上，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创造了“五不搞”理论的吴邦国。一个是提出“中国未来自由的希望在民间”的刘晓波。在此，我无意于给后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书写预设一个课题，但是，吴的理论确实是刘的理论之逻辑性反应也即反对。

且不考虑今日之争如何形成历史，要看的是：顶层，是否可以非威权？

按着主张“顶层设计”的重要理论家高尚全的论述，“顶层设计”这个源自工程学的术语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是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其中有表述云“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1]。在这种宏大的设计中，“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党全国这一层”。

“一个最”和“两个全”是矛盾的，恰如本文引言中已经说到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威权主义的矛盾那样。属于最高层的顶层显然是威权主义的，而属于全党全国的顶层显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是这种矛盾才有表达本身的碎片化，尽管高尚全严厉批判了改革的碎片化[2]。

就现实的改革阻碍论，两大精英冲突在最技术层面上的表现终归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之解。但是，不愿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壳资源的威权主义为了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深刻挑战，更现实地选择了工具理性，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几有“霸权”之势的情况下。更何况，“阿拉之春”已成为尚未完结的全球民主第四波。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趋势，体制内推出了一种试探性的理论，名曰“宪政社会主义”。宪政究竟如何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名义性安放，以及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淡化符号如何与宪政衔接，“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未给出自洽逻辑。但是，它的变形的威权主义本质还是展示出来，即它反对普遍民主，担心出现“井喷式”民主参与，并认为“大量民众涌入，造成宪政工程事故，甚至导致亡党亡国”[3]。

在“威权—顶层”、“宪政—党法”的大构架下，实行渐进民主是有窗口期的，尽管窗口期未必就是一个，其中对威权个人影响的迷信、顾忌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比如，关于江泽民的健康与存亡那样的传闻[4]在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同样出现过[5]。稍为不同的是，江泽民是软威权或“后威权”的代表，而勃列日涅夫是硬威权或“前威权”的代表。

在党法关系未能体制性解决之前，威权主义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顶层设计”绝对不会出现“两个全”情形。换言之，非威权的“顶层设计”不可能出现。

二、特务统治强化还是削弱？

对于党法关系的忧虑也成为体制内开明派的一个重要表达选项，不过，他们基本上是选择“官大还是法大”的质疑，并且以1979年邓小平威权政治的一个理论性决策为参照，即称为“中发[1979]64号文”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之中共中央文件。这个文件虽然“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党大于法（至少是以党代法）的做法，但在江泽民时期，党权对法律的凌驾又成为常态以至于今。“突出强调‘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乃至把司法独立批判为‘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是从64号文件后退了一大步”[6]。

当然，威权主义政治并不一定与民主宪政完全对立，而成功转型为民主的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如韩国当今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菲律宾在东盟中的权重、巴西成为拉美的新政治典范（以及在金砖国家中的份量）、土耳其身跨欧亚的影响（特别在土叙伊伊敏感地域的影响）。在这四个国家成功地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中，当代政治史家们也不难发现其转型的社会代价是极为沉重的。涉及到党权与法权的关系突出地集中在特务统治的违法运行上。如韩国的中央情报部是朴正熙政权的重要支柱，其力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对政治家、社会活跃人士、宗教及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校园活动进行监视[7]。“（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它的网络规模达到近40万人。在有些情况下，中央情况部不惜采用绑架、暗杀等手段对付那些被认为是对现体制有巨大威胁的人”[8]

巴西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况与韩国相近，国家情报局是军政府时期重要统治工具。该机构确定敌对势力并对敌对势力采取措施，乃至于要求任何人与其合作[9]。但是，特务统治从根本上是无法压制民主诉求，尤其在政党现代化——它不仅包括强势执政党的统治结构现代化，而且包括应对最高国家理性的政治治理之价值现代化——那么一个大趋势下，威权主义必然会被消解。

完全以实证态度待之，不转型的威权主义或是形成彻底失败的国家（如不断的内战与骚乱），或是在“掌控外”被外力推动如阿拉伯之春者。为什么会有如此之状呢？这是因为威权主义存在两大道德缺憾：第一，违背新道德的分配不公，进而是权力阶层普遍的腐败，即经典的裙带资本主义；第二，特务统治本身是极权主义的缺乏人性的政治遗传，它与威权主义自我设定的终极价值相冲突，因为后者即便不明确给出民主路线图与时间表，它还是以民本主义为自己的政治正当性的。

以比较政治学方法衡量中国的现实，特务统治虽未有明显的消退迹象，但是，党权与网络力量的对抗状态无疑已成为威权主义持续的一个特征。它的一个突出的疑问性反映是：党权对司法有最终监督力还是舆论对司法有最终监督力，两者的阴影区域则是“民意判决”是否合理。事实是，在一个稳定的法系里，舆论影响判决是受鼓励的。比如，美国社会已经确认“新闻记者对审判团审判过程的监督使公众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更有信心”[10]。

三、重庆模式的伪民粹本质

尽管中国强势执政党体系没有明确地表示要转化威权为民主，但是，其缓解改革积累下政治矛盾的技巧之选择还是煞费苦心的。比如，对民本主义的标榜明显地发生在第三代与第四代的权力交接之际，以致倾向他们的香港媒体认为“‘七一’讲话（2003）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归纳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各级官员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1]。这种被称为新民本主义或曰新三民主义的东西可视为中国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开端。

在这个背景下，衍生出了不同版的民粹主义。仅仅在强势执政党高层内部就有第五代人物的两个路径：其一，习近平给新三民主义加了一条“权为民所赋”而为“四民”[12]，且亦有共同富裕之主张；其二，薄熙来从唱红打黑到共富的政治实施，以及党控法律操作。后者被学术界称为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由于带有强烈的左倾色彩而失败，但失败并不能证明民粹主义本身有问题。（——发现这个不等式没有为“四民”辩护的暗示！）

重庆模式未能构成一种“顶层设计”预想有其内在缺陷，即其历史常识致命的短缺[13]而导致的伪民粹主义。比之于中国历史，重庆模式不过是西汉末年“新莽主义”的翻版。它的本质有两点：其一，操纵个案反腐的政治化，为新领袖人物博取声誉，而后劝诱知识分子对其进行吹捧；其二，回避核心性质的改革，新莽主义不想触动土地过度集中问题，重庆模式不想触动司法严重腐败问题[14]。当下的中国司法虽然是政治制度的必然派生，但其对底层社会的伤害是最直接的、最厉害的，它让百姓切身地体验了“衙门口向南开，有钱无理莫进来”的旧社会想象。但是，重庆模式的主导者也即最大的政治受益人却在2012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上说：不能因为政法队伍里个别人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政法队伍[15]，云云。

一支强大且可控的政法力量是实行威权主义的基础，也是特种统治的要件。本文第二节的有关国家案例已是很好的说明。之于重庆模式，其巧妙之处就是操纵民粹形式而形成威权主义本质，并全面延伸控制欲望。在那里，最先进的技术被引进，用来监控公民。2011年下半年，重庆市决定建立一个有50万个摄像头的监控系统，称曰平安重庆。这个兼有“将不同政见者锁定为监视目标”[16]的系统。被《华尔街日报》网站的文章，“思科公司打算帮助中国监视国民”，指为：“这是中国——甚至可能全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视频监控项目之一。”[17]历史地看，具有威权主义追求的民粹主义即伪民粹也不是今日中国之所谓重庆模式的首创，十九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指出“即使那些为所谓的民主进步大声鼓噪的人，也只是想组织新的精英来掌握政权”[18]。

结语：新的平民主义潮流

整个世界是一个威权主义面临被消解的世界。这一方面拜赐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另一方面拜赐于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供给量的无穷大。前者推动了精英向平民主义转型，更使民粹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在这当中，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从未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自我革命性质即运用政府权力来限制政府获取收入的边界——无论新自由主义在何处运行，它都会以减税为改革目标之一，尽管这可能加剧国家的福利压力。后者（网络技术）迅速推进了基本价值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平民主义具有了精英色彩，这是“阿拉伯之春”具有“传染性”的原因之所在。

就全球趋势而言，一如布热津斯基在“全球政治新秩序”一文所言，“在当今时代，只能通过大规模合作而不是帝国统治来促进全球稳定”[19]。尽管布氏仍担心平民主义将会增加全球对策的困难，但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行的帝国统治在单个国家必然是威权的。既然威权仍然是“单个帝国”的顶层政治，那么，一个在平民主义潮流推动下的全球秩序也一定会找出一个项层设计。

假定全球化会促成一个在合作总原则下的框架，那么，“单个帝国”的内部统治必然是去威权的。因此，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顶层设计”也好，或曰“宪政社会主义”也罢，最核心的条件是去威权化。否则，只有顶层而无设计，只有新莽主义的新版本而无民主宪政的可能性。

注释部分

[1]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7期：“高尚全：中国改革亟需加强‘顶层设计’”（记者：王全宝）。高尚全论述的“顶层设计”源术语为“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

[2]同[1]，高尚全的批判言论说：“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

[3]参见华炳啸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P182；华著版本：西北大学出版，2010。

[4]香港《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综合大陆诸种民间政治分析后，描述道：“胡温希望江活著继续以饱受社会攻讦的形式偿还政治欠债，并由此为胡温失败的政治项目‘背黑锅’。而等二人交了权，江死而致天下大乱，那就全由习李二人艰难应付了。”（作者：何嘉峪）。

如果此说有相当的背景资料支持，那么，可以说今年三月份的“渝变”（薄熙来被免去兼职）则是威权对付民粹的基本手法。

[5]关于勃列日涅夫死亡的谣传，可参见唐修哲与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P82-86〈红场上的新冢〉；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2008。该节中描述道：“那年头，‘几乎每个人都在等勃列日涅夫死去’，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在P83）

[6]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2期文章，“64号文件：官大还是法大”（作者：崔敏）。

[7]&[8]参见尹保云著《民主与本土化——韩国威权政治时期的政治发展》，P151；尹著版本：人民出版社，2010。

[9]参见黄经胜著《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P057；黄著版本：世界图书公司，2009。

[10]参见《新交流》杂志2010年春季号文章，“新闻记者的作用”（作者：特德•格斯特）。此刊为美国驻华使馆赠刊。

[11]参见《凤凰周刊》2003年第24期文章，“从新威权主义到新民本主义”。（作者：特约撰稿员徐勇）。

[12]对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总结，源自张木生的“传话”，即其“四民”与共富形成坚定主张是张木生的个人理解。张木生的“传话”可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3期文章，“新春联谊会嘉宾发言摘要”（整理人：杜明明）。

[13]除了下面的正文论述中援引历史案例（新莽主义）外，在重庆模式最炽烈的时期，我曾以成语“倒行逆施”的典故批判之。参见我的博文，“重庆的仓促，历史的讽刺”，http://sihoen.blog.163.com，2011年4月23日。

[14]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见我的博文，“王莽的非正当性改革——有感于一则网络‘谣言’”，同上，2012年3月29日。

[15]参见网易2012年3月11日新闻，“薄熙来：绝不因个别人否定政法队伍”，原载于重庆华龙网。

[16]&[17]该文由新华社参考消息译介（2011年7月7日），译介题目：“美企参与重庆监控项目引关注”。译介另引述《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的消息说该项目“总投资额为24亿美元，其中8亿由当地财政划拔，16亿则由目前尚未宣布的投资商承担”。

[18]转引自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P190；林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9]《参考消息》2011年9月30日译介，题目：“全球合作塑造世界政治新秩序”。

重庆模式已成为改革时代的黄河

陈永苗（宪政学者）

我渴望朝鲜人民按照其社论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千万不要改革开放，否则又是三十年无边无尽的征地拆迁等苦难。

体制是无物之阵，凡是追求改革的，都会被排泄成为党外民主派，尽管他们以为还在党内。

在今天，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名声地位金钱美女），空喊改良立场，就是散布鸦片麻醉人。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

中共若能改良，所有的革命言论只会帮助改良，若不能，所有的改良言论只能促成革命的怒火。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按照民间说法，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是冤死鬼来找替死鬼，同一个地方2008年施工时发生事故7死21伤。这是一次错误地鬼魂复仇。我在想，将来如果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是不是过去被专制无辜牺牲的数千万冤魂来复仇呢。于权贵中产阶级，改革之美好如同红楼大观园，可是大观园的前身就是坟墓。改革是宪政的敌人，越改革中国距离宪政越远，将来付出代价越大。光吹冲锋号，没一个人冲锋。那种改良派认为民间力量增长倒逼政改，这是一个临时的、必要的谎言，以善意谎言的方式来为维权鼓吹统战。但是民间的力量增长，不会倒逼改革，只会成就高度维稳。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间的生长，只会是革命的预备，不会是政改的推动。因为政改需要党的自杀，可能么。

有重建公民社会的空间，却没有政改的空间，没有根本性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空间，没有政治改良的空间。为什么老把二者混为一谈呢。重建公民社会，只是为了你自己，做了良好公民，却不会导致国家政治变好，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怕的，一定要发生。往往是越想不革命，越会革命。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时势，社会政治矛盾的总体集中，是愚蠢与聪明都不能改变的。就像你整天不上厕所，到了非拉不可急死了，这时候你很愚蠢，或者你很聪明，能干什么用？告别革命的宪政只是一种例外而幸运的结果。告别革命，必须代替以革命的替代品，例如选举政党轮替，如言论、结社自由，如司法审查。汉密尔顿说，“替代”于政治科学中异常重要。目前民间政治有两个地震源:一个是受专制迫害，实现自我认同，找到“我方”。另外是一种改良派的倒塌，这种倒塌，是党内地位或者因专制缝隙而产生垄断性稀缺的话语权的倒塌。例如韩寒，另外一种形式的郭美美，通过自己的倒台，塑造出舆论风暴，这是“友的分化和统战”。

韩寒蜕变为“白色五毛”，引发的革命与改良争论倒是一个好事。固然与晚清比较一下，不过是茶杯里面的风暴，蚂蚁窝大槐国里面的战争。因为晚清能参与争议的人，如袁世凯，手上有兵，有资源，有地盘。思想路线的争议，就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今天的，有嘴巴，意味着争论很爽了一把，除此之外，nothing。思想和舆论，甚至中央政策，对体制性疾病的作用力，等于零或者负数。80后90后有政治意识，是因为受改革迫害，而不是受韩寒影响，是时局造就分赃体系破裂。政治意识先于启蒙。而党内民主派和韩寒的启蒙试图赋予虚假的希望，不是贩毒是什么。参与改革呼吁那叫吸毒。所有的争议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争论得烂透了。现在当改良派，就相当于炫耀我有一部跑车，你们没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郭美美。我们有钱有地位，所以想当，有资格当改良派，你们没有。之所以说他们是郭美美，是因为都从体制获益。郭美美不是也成了推动慈善改革者么。郭美美是分赃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罪恶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中的共犯，不分主次地承担道德责任。文革中受害者的无辜，但被专政模式，视为有原罪的。改革时期他们的翻身解放，不愿意自我为罪，没有原罪的意识，就像绝大部分贪官，不认为自己是贪官。整个中国1949年之后政治经济形成一个金字塔形传销压迫体系，下面做虾米泥土的，只有死的份。这一些翻身奴隶加入对更底层的专政，同时自己身体欲望的无限膨胀，塑造一种无政府主义，对民众的特权意识。

改革是宪政的敌人。如果转为宪政国家的话，尚僵化的北朝鲜，要比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更容易实现，因为其利益分化和特权渗透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能和中国比。不怕政治上的刚性结构，这个只要斩首或者摧毁就行了，更怕政治和社会团体的刚性结构，造成牵一发坏全身。体制的体重增加，惯性就增大，更难。2007年写作《改革之死》时，我们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要不是改革开放，文革之后的专制是不是早就完蛋了。当时推翻专制的声音很强大。就像92年，如果邓小平不放开市场，专制也可能完蛋了。所以我渴望朝鲜人民按照其社论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千万不要改革开放，否则又是三十年无边无尽的征地拆迁等苦难。近三年来，甚至十年来，除了想改良派需要启蒙之外，所有的人都已过河，就这一些想改良派还在摸石头，还以为别人都要模仿你们跪下来摸石头。改革有一种甘蔗渣理论，当某个领域已经被榨干了，没糖汁，没油水了，于是该领域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例如当城市户口已经没多少含金量的时候，于是就放开了。

这一些党内改革派都算体制外，其实党内民主派，都在党外，被排除在政治运作之外，只是这一些人比较牛逼，觉得自己是贾府的焦大，把自己命名为党内民主派，不外乎为了与社会人士相比而凸显优越地位。体制是无物之阵，凡是追求改革的，都会被排泄成为党外民主派，尽管他们以为还在党内。碎步走，在现有体制和党纪的强大约束之下，能突破一点点，具有极大的偶然，好像就是“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环顾落后的别人，觉得自己是神宠之人，特有成就感。可是莫将成就感当做了成就，而且还以为垄断了走向未来的真理之路。说真话很难，但是没屁用。那不叫转型，只是摇晃，摇晃可是体制的锻炼身体和维持。没法统治的时候，变个脸，欺骗收买一下知识分子，是唯一的锻炼，晃脑型。党内改革派 “奉旨政改”，全部发言是扭秧歌，身段拙劣，屁股乱扭，一半靠自己一厢情愿附加上去，一半靠猜测揣摩子虚乌有的圣意。这让我想起康有为臭名昭著的“矫诏”，骗钱唬人。他们嘲笑访民离不开清官，可是他们也离不开圣君。改革派才是愚民，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还不掉泪。党内改革派坚持体制内分赃的边缘立场。这一些人，将比他们的主子，更加捍卫分赃体制，林语堂说奴才最善于说主子的话。又必须阻挡民众参与分赃。他们的主子移民美国，是美国人，才不管中国民众呢，也不与民众争论，他们管的是美国政改，移民法案，如《环球时报》要求美国完善改革。有一天早上有朋友在msn上，想给我传《乌坎模式的样板意义》，他说是胡德平他们搞的座谈会什么。我拒绝了并骂道搞屁乌坎模式样板意义。改革派蛮惨的，只能像义和团求雨那样干巴巴跪着端着脸盆，汪洋好不容易下了一点水，还没落到地上，就挥发干净了。到处找还改革的证据，就像丁春秋的徒子徒孙竭力想出颂词。他们总是看到裸露的手指，就想到要上床了，以为有希望政改了，归根到底，他们是一批改革饥渴症患者，只要找到希望，他们就全力欢呼，病就好了，一切都ok. 乌坎事件有意义，但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变，这样的行动连抗争都算不上。我的意思是提醒人们在改革骗局中要保持对终极追求的自觉，对被当政者“合流”的警惕。快感还相当可疑、若有若无时就大声叫床的属于装高潮。压根就没有互动。在乌坎这里，只有柔性维稳和糊弄，还有拖延，秋后算账。一个小村庄的都没有互动，更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巨大的问题上。我们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沒有的。未来没有路，只有死路，要想侥幸活得过去，一个移民是办法，当然大部分人没法移民，很惨。在今天，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名声地位金钱美女），空喊改良立场，就是散布鸦片麻醉人。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的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受害。前者是受到已经过去的文革的威胁，将来尚未发生的群众暴力的威胁，但是受到体制保护，大把捞钱移民淫乐，嘴里叫着委屈。后者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却被当做过去文革的施暴者（其实都是太子党联动干的），将来的施暴者。过去当下未来，都是一身污水。既得利益会给党内改革派他们保护性幻觉。越多既得利益，越觉得安全。很显然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和特权越多，越阻挡这种认识的生成，正如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

后改革思潮否定自己可能产生的这样一种道德暴政，把自己变为一种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服从的道德立场，从而发现财产和特权构成对达到这种道德立场的阻碍，因此呈现无政府主义的绝对征服渴望。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与文化革命的特征。不需要有实质性的暴力，只要持革命立场，是对共同体关系的撕裂，废除效忠关系，这是告别国家被用来当做官僚专政手段的困境，就意味“无权力者的权力”产生。而改良立场，正是对专制的无形扩展和延伸，就像海底之下的大陆架，遮蔽官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真相，再次强化效忠，阻挡消灭民众涌上政治舞台，取消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代表权。空喊革命口号，就意味着从无物之阵突围。即便不采取激烈的实质性的举动，只要越来越多的鲜明的喊出来、鲜明的表明立场，它都已经会崩塌瓦解了。它是一种寄生关系，只要你坚决的“不合作”，它就已经寄生不住的了。按照拉.波哀西的观点，我们只要不给统治者奴役我们的权力，不自愿被奴役，不反对我们自己就行了。哪怕我们只发出萤火虫的微光，聚在一起，也将驱逐黑暗。也只有革命的大戏拉开的时候，个体在剧中。而改良或者改革中，即使是胡锦涛，也是在剧外，因为体制是一个空心的，没有人可以并且愿意负责和推动最为紧迫的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的处境，与1949年的中国人民一样。1949年的中国人民就像在婚姻中受苦的女人，说只要不是这个坏男人，任何男人都行，将来更坏的，再说。民众现实处境不是你们这一些人做梦能够解决的。中共若能改良，所有的革命言论只会帮助改良，若不能，所有的改良言论只能促成革命的怒火。

薄熙来窃听高层电话显示其官德败坏

作者：刘逸明（作家）

薄熙来被拿下可以说是胡温的顺应民心之举，不过，仅仅只是拿下薄熙来，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极左势力仍然可能重新抬头，到那时，胡温即使已经退休，也会面临危险处境。所以说，在处理完薄熙来之后，启动政治改革，于国于民于胡温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几年前，港产片《窃听风云》等风靡两岸三地，本片讲述了三面警察在利益诱惑下进行窃听交易并销毁证据，但最终难逃杀戮的悲情故事。很多人对该片的情节或许还记忆犹新，虽然影片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乏类似的情形。据海外多家媒体报道，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窃听胡锦涛等高层官员的电话。

薄熙来在主政重庆期间，高调打黑、唱红，虽然民怨沸腾，但是，其官位却稳如泰山。从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末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内容看，胡温对于薄熙来的打黑、唱红并不肯定，只是因为他是太子党成员，所以也奈何不了他。不过，因为突发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的秘密被高层所掌握，于是，在两会闭幕次日，胡温便将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免去。

官方媒体在当天虽然公布了此消息，但语焉不详，只是说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并未透露薄熙来的去向。不过，当时坊间却盛传薄熙来已经被中纪委双规，虽然官方未曾证实该消息，但从常理分析，薄熙来应该是已经被高层控制了，即使未被双规，至少也是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因为薄熙来的身份特殊，在政界和军界人脉甚佳，所以，在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之后，很多人依然认为他可以实现软着陆。不过，在4月10日午夜，官方的新华社和央视突然宣布，薄熙来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并被免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

自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后，重庆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和市长黄奇帆就在会议上三番五次地强调要维护重庆地区的社会稳定。薄熙来作为政治局委员，跟以前被免职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相比，级别是一样的，二陈被拿下的时候，动静显然不如薄熙来被拿下这么大，可见，胡温对薄熙来的人脉以及在重庆当地的民望仍然有所顾忌。

薄熙来在被免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后，不仅是重庆，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学校都为此而召开会议，与会者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军方在一开始虽然保持了沉默，但在几天之后，几位军头和《解放军报》也开始表态，对中央的决定表示支持。从当前的情况看，薄熙来已经身败名裂，绝无咸鱼翻身的可能。

熟悉薄熙来人都知道此人心狠手辣，而且野心勃勃，他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打黑、唱红，尤其是打黑，完全是他的一项政绩工程，为了完成这项工程，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从海外媒体的报道看，在打黑过程中被以黑社会身份抓捕的企业家不计其数。

薄熙来为了在十八大时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谓险招用尽。虽然胡温对其不满，在薄熙来到任后从来不曾去重庆视察，但是，因为薄熙来在没有明显政治问题的情况下，他的入常之路没有谁可以阻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铁定会在十八大上成为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并有望接替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一职。

中国有句熟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薄熙来虽然机关算尽，但是，他却最终因为王立军事件而政治生命终结。不仅没有做到软着陆，反而身陷囹圄，面临至少是无期徒刑的严厉惩罚。薄熙来为官这么多年，不仅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家族谋私利，而且还牵涉多宗命案，甚至有消息称2002年112人死亡的大连空难也系他一手策划。倘若传言属实，那么，薄熙来可谓罪不可赦，等待他的或许是死刑。

薄熙来为了上位，必然希望掌握高层的情况，因此，做出反常的事情来并不奇怪。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共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薄熙来在高级官员经常下塌的重庆国宾馆安装了窃听装置。虽然该消息未能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但是，从薄熙来的狂妄不羁表现看，很多人对此是宁可信其有。

据悉，在去年8月，胡锦涛用电话与一名在重庆的高级官员谈话时，特殊装置发现电话遭到窃听，而且是重庆官员所为。薄熙来的窃听活动被认为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为了了解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情况以及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薄熙来下令他那时的心腹、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架设精密的监听装置。路透社报道指出窃听行动令薄熙来引火烧身，犯了大忌。

其实，在史书和文学著作中，就有不少有关窃听的记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 宋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诗：“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水浒传》第一零三回：“ 王庆窃听多时。”巴金《家》三三：“他才回到家里，正要去见祖父，却看见祖父的窗下石阶上站着几个人，伸长了颈项在窃听什么。”

窃听的原意是偷听别人之间的谈话，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窃听的涵义早已超出隔墙偷听、截听电话的概念，它借助于技术设备、技术手段，不仅窃取语言信息，还窃取数据、文字、图象等信息。窃听的事情在当前非常普遍，很多贪官在落马之前电话都被窃听，而一些政治异见人士的电话也被24小时窃听。

薄熙来倘若真的窃听过胡锦涛等高层官员的电话，那的确是犯了官场大忌，即使他没有其他违纪和违法行为，这一点就足以让胡温对他高度警惕，并寻找时机让他告别官场。曾经因为打黑、唱红红极一时的薄熙来，如今已经是四面楚歌，不仅官方对他已经彻底否定，就连那些原本对他推崇备至的民众也开始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薄熙来在仕途上的这些年，凡事以个人私利为中心，虽然有能力，但品德败坏，这样的官员其实比那些道德品质良好的庸官坏处更大。薄熙来被拿下可以说是胡温的顺应民心之举，不过，仅仅只是拿下薄熙来，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极左势力仍然可能重新抬头，到那时，胡温即使已经退休，也会面临危险处境。所以说，在处理完薄熙来之后，启动政治改革，于国于民于胡温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公告天下

“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6.html

赵常青

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宝贵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为民主、为自由而奋斗抗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和多次发生的街头化民主运动使得“民主、自由”成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灵高地的最鲜艳、最光辉的旗帜！

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八九一代”当奋然崛起，团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时代的伟大旗帜，重新肩负起学生时代的光荣使命，重新唱响呼唤民主、呼唤自由的“国歌”和“国际歌”， 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策马扬鞭、勇敢奋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方励之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

伴随着方先生的去世，因86学潮而被执政党公开处理的四位民主先辈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全部驾鹤仙游——这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令人深感窒息的话题！我不知道中南海的政治达人面对方先生的去世会作何感想，但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而又在政治风雨中走向中年的我来说，是有许多心里话要说的……

一．批判方、刘、王的中学生

说起来令人惭愧……

第一次知道方励之先生的名字是在1986年冬。当时我还是山阳中学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当合肥、上海、北京等地发生学潮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反自由化”的问题，并要求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写一篇“批判‘自由化’”、批判方励之等人“错误观点”的文章，说要办“批判墙报”。我作为“优秀学生”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相信教科书和政治老师所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的，也相信“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决定。因此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写出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的文章，并通过查阅《人民日报》相关信息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观点，人云亦云的认为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居心不良、妄图搞乱中国，号召青年学生要分辨是非、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文章”交上去后，政治老师认为很好，稍作修改后便与其他同学的文章一起贴在外面的黑板报上，看到开饭时间有不少同学前去翻阅，心里还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在 “批自由化”问题上又在其他同学面前“优秀”了一次。

二．在方励之等人的精神影响下

1988年秋天，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我阅读了包括《文革十年史》（严家其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河殇》以及传统反思与东西方化比较方面的图书和文章，这种阅读使我的思想认识渐渐走出了“中小学时期”的“红色教育”陷阱。通过比较我发现，从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国家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赶不上南朝鲜，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也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台、港、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为期十年的悲剧？资本主义“垂死”了吗？共产主义会实现吗？伴随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89年春开学不久，校团委和《大学春秋》编辑部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全校范围举行“五四精神与现代化”的征文活动，我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应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思想第一次表现出对官方逻辑的彻底否定和反叛。我认为“西化”与“现代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仅作为“五四精神”的“科学”是我们应该追赶的目标，而且作为“五四精神”的“民主”也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审视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通过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的查找，我从86年12月到87年春的过期报刊中寻找到了许多碎片化的方、刘、王言论，再将这些言论碎片集中整理，我得出的结论便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对“民主”、“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类理念的倡导和宣扬是正确的。想到自己曾经对他们的批判，心里真是甚为自责和惭愧，好在是自己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走了出来，我第一次在自己书写的论文中公开表示：中国也必须走民主、自由和多党政治的道路。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成功，尽管当时尚是大一学生，但评委老师的评语是：“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多，可作毕业论文入选。”

也就在我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收听VOA、BBC，我知道了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心里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就这样，方励之等人在我心中取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对方励之等人的看法变了，自然的我对胡耀邦的看法也变了——既然方、刘、王因为搞“自由化”而受到批判，胡耀邦又因为“纵容自由化”而下台，那么，已经归心于民主、自由阵线的我自然认为“纵容自由化”的胡耀邦才是正确的，相应的，逼迫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我当时的逻辑。在此逻辑支配下，我不仅在自己心中为中国民主“四先驱”评了反，而且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还成为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心灵圣殿中的启蒙导师。虽然我没有王丹、刘刚等北大学生那样幸运，能够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教诲，但正是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了比较彻底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此心灵背景下，89年4月15日，当胡耀邦逝世，而且听说是被李鹏等人“气死”的时候，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迅速的投身于“悼胡”运动中。悼胡运动结束后，又积极参与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与其他系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五四”大游行时，我亲自制作了游行队伍的第一面旗帜，上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5月19号深夜，李鹏宣布戒严后，我辞去自治会职务，另组学生团体到达北京声援并参加“外高联”，“六四”后我被戒严当局赶入秦城监狱……

学生时代结束后，我开始探索中国民主化的可能道路，并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投身到民主实践当中，也因此我被执政党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两次判刑入狱。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对民主中国的向往和追求。2007年底出狱后，2008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并成为《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尽管近年来也受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打压，但结晶于1989年的民主中国理想仍象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照耀着我人生的前程和方向，我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三．“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什么是“八九一代”？

狭义的说，乃是指89年春仍在高等学校学习并积极投身于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其涵盖的范围大体包括85、86、87、88四届大学生和研究生。这四届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与过89学生民主运动（85级和86级的部分学生还参与过86年的学潮），都经历过街头化民主运动的洗礼，都曾有过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哭泣、歌唱、呐喊的青春记忆——毫无疑问，这四届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八九一代”。

广义的说，我认为，所有生于六十年代而在思想上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所有在八十年代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接收过方励之等人思想影响并认可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的中国青年都可以称为“八九一代”。

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宝贵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为民主、为自由而奋斗抗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八九一代”的思想养分上讲，执政党系统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检讨，学者群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方励之、王若望等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大讨论”名义开展的“民主启蒙”运动，都对“八九一代”的思想成长起到很大影响。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和多次发生的街头化民主运动使得“民主、自由”成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灵高地的最鲜艳、最光辉的旗帜！

六四之后，迫于形势，“八九一代”也有分野，部分流亡海外，在港、台、欧美为民主理想而呐喊，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部分坚守国内，继续为民主理想而努力，过着入狱、再入狱的生活，如刘贤斌、陈卫等人。但更多的“八九一代”则选择了沉默——甚至更多的“八九一代”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体制，在各行各业为生活、为家庭而勤勉地工作着。

如今，“八九一代”都已步入中年时期，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也早已跨越“不惑之年”，都从当年的“青葱”岁月进入年富力强的时期，“八九一代”大部分人在生活、家庭、工作与个人事业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无论体制内外、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工商界，“八九一代”都相当有力的进入到把控中下层资源的社会中坚阶层。

从思想层面和阅历上讲，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以血腥悲剧而收场，但世界民主运动却波澜起伏，好戏连台。借助现代资讯，“八九一代”不仅见证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民主化，也目睹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演进，不仅看到了台湾政权的民主化，也看到了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民主”正成为引领全人类阔步前进的理想旗帜！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八九一代”——曾经为民主、为自由而呐喊、抗争的“中国青年”，该重新肩负起青春时代的理想了，该重新肩负起属于我们的历史大使命了。

这个使命不是别的，那就是继续为二十多年前曾经选择的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中的“落后分子”，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是少数几十个不民主的国家之一，而在所有的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仍然奉行不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这样落后下去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由于缺少民主化改革和分权制衡，使得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渐渐扭曲蜕变为一场官僚权贵集团以合法、变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因此导致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社会失公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增大，腐败更象不治之症一样侵蚀着整个官僚体系和整个国家的健康。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怀抱这些病变和危机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由于分税制的错误设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由于民主法治的缺位，使得本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量的因征地、拆迁和人权个案而引发的群体性人民抗议事件，借助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陆续引起各地网友的围观和声援，这种“一方维权，八方支援”的公民维权运动正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现实祝福！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2010年代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黄金时代”。“国际大气候”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小气候”也渐趋成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已经山穷水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其造成的诸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角度讲已经完全陷入失败，“特色论”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社会中下层、知识界还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都在呼唤新的政治变革，就连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向表明了人民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求变心理”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意识洪流。既就是邓小平死而复生，也难以继续使用机枪坦克来阻挡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民主的渴望、对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正义的渴望！

“八九一代”还应该看到：执政党内依然存在着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袖已经去世，虽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曾经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去世，但中共党内的“好人”并没有死完，甚至还有包括现任“总理”在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努力推动着这个国家向着改革与民主的方向前进。尽管收效甚微，但我们不能无视“党内好人”的存在。更何况，对于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来说，能够挤进“权贵集团”的也不过是党员总量的“一小撮”，绝大部分中共党员仍然是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甚至许多中共党员也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变革”与“民主”同样是他们的诉求！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时代背景下，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八九一代”当奋然崛起，团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时代的伟大旗帜，重新肩负起学生时代的光荣使命，重新唱响呼唤民主、呼唤自由的“国歌”和“国际歌”，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策马扬鞭、勇敢奋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来源：民主中国

朱蓬蓬：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

据署名“疯舞长城”的一位先生，于2012-04-1506:28:59在“中华网”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以下是摘录转载有关的数字材料：

据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的公开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

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

据该报告还披露：

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另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大陆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

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宣传权力、教育文化权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朱蓬蓬转贴据署名疯舞长城的一位先生，于2012-04-1506:28:59在中华网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2010年4月初，由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两年时间过去了，情况也许发生了许多

据署名“疯舞长城”的一位先生，于2012-04-1506:28:59在“中华网”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是2010年4月初，由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两年时间过去了，情况也许发生了许多变化。什么变化我们说不清楚，但人民群众能体会到的是：物价涨了，贫富还在扩大……如果说2010年的报告是令人震惊的，那么现在又怎么样呢？

以下是摘录转载有关的数字材料：

据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的公开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

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

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

据该报告还披露：

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北京未列入)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

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另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大陆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这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大陆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大陆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买办权商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据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相比，大约为100：1。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官员花钱有严格的程序，政府官员要受全国公民和纳税人监督，贪污受贿谈何容易。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

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宣传权力、教育文化权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本文作者：朱蓬蓬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触目惊心的特权政治成为中国前进的羁绊　　

作者：罗修云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

　　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只有废除特权政治，中国才有希望，只有废除特权制度，才能建设崭新中国！

（来源：中华网论坛）

本文作者：罗修云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度北“民主宣言”：

将民主进行到底！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7599.html

编者按：这是4月17日，“共识网”发布的一篇文章，作者“度北”，这既是一篇讨伐专制制度的檄文，也是一篇激情澎湃的“民主宣言”，转载至此，欢迎阅读，欢迎继续转载。

不在呐喊中抗争，必在沉默里死亡！

我们将真理进行到底！

我们将民主进行到底！！！

自由是生命的希望，民主是生命的理想，自由民主，普世文明

民主是人人努力的结果。

中东北非民主革命是缘于民众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全民行动，点燃火种，燎原大地，熊熊的民主火炬将普照在世界所有的角落，民主全面降临人类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事了。

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千秋伟业

但是，当他们取得政权后，很快就走向了反面，成了专制统治者。不仅如此，他们这个暴政还变本加厉，集中国历史上专制之大成，堕落为空前绝后专制政权。这个政教合一的邪恶组织──中国社会乃至当今人类最大最黑最狠最毒的恶性毒素魔化了中国人，让华夏文明彻底沉沦，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

由于这个邪恶暴政反动顽固地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并不遗余力地对要求民主的人士进行暴力血腥的镇压，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一直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主运动，始于1979年的民主墙。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98年全国性的组党运动，把中国民主运动推上了新的台阶。当局把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三波民主高潮中，都有大批的民主志士被投入监狱。

任何扼杀自由、封杀民主都将注定是失败的。再封！我们再来！封杀我们一万次，我们就再来十万次，越封杀我们就越勇敢！越铿锵！邪恶封杀不了我们的坚持和决心！

尽管鹰犬无数次封杀我们的博客，却封杀不了良知和正义的中国人！封杀不了我们热血的中国心！也封杀不了我们坚定必胜的信心！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末世狂欢中国大觉醒，从生命红皮书开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近十四亿中国人做起，中华民族才有盼头之日！中国才能实现民主自由！中国人民才能当家做主人！

面对暴政累累、人祸频频、惨绝人寰和天怒人怨的中国；面对丧尽天良、卑鄙无耻、专横跋扈和流氓邪恶的权贵鹰犬，我们除了怒冠震天，呐喊中国，唯有奋力抗争，别无选择。

我们呼吁，所有的中国公民，共识团结，凝聚力量，众志成城，奋勇当先，共创伟业，以坚定必胜的信心去完成历史的任务：驱除西来邪灵，铲除专制暴政，重塑华夏文化，振兴中华大业。这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义不容辞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生命的呐喊，灵魂的抒写，生命红皮书，我们中国心！

不在呐喊中抗争，必在沉默里死亡！

我们将真理进行到底！

我们将民主进行到底！！！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在人类文明史上重重写上一笔民主瑰丽的篇章，世界第四波民主浪潮必定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民主自由，浩浩荡荡，深入人心，人民民主政治体制已成历史的必然。走进新时代，迎来新纪元，历史照亮人前行。暴权末路狂欢，天朝裂变在即，九州民主的曙光即将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

　　自由是生命的希望，民主是生命的理想，自由民主，普世文明。民主在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既是一种向往，又是一种思痛；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文化；既是一种生活，又是一种历史。民主是人们共识的民主，即民“作主”的民主，是民以一人一票在定期、有竞争、公平公开以选举程式授权予当选人的一种民主制度。由是，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生命之本，社会基石；民主是人心所向，众人所盼。民主是人人努力的结果。

　　当今世界，民主决胜专制的关键时刻，历史前夜，人心思变，这是一场势不可挡的辨是非、识善恶、正义性、压倒性和见分晓的正邪大战！中东北非民主革命的浩浩荡荡，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潮涌气势卷土而来，震撼世界，激荡人类，唤醒民心，鼓舞民众，让那些反人类反人民反人性的独裁暴政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这一轮世界第四波民主大潮滚滚而来，声势浩大，波澜壮阔，举世瞩目，从中再次印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是任何企图都阻挡不了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东北非民主革命是缘于民众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全民行动，点燃火种，燎原大地，熊熊的民主火炬将普照在世界所有的角落，民主全面降临人类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事了。

　　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千秋伟业，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算起，我们已经用了一百多年来追求它。这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史，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史。五四运动的一些热血青年，曾经也追求过民主，也为民主牺牲过。但是，当他们取得政权后，很快就走向了反面，成了专制统治者。不仅如此，他们这个暴政还变本加厉，集中国历史上专制之大成，堕落为空前绝后专制政权，成为一个地地道道赤祼血淋的暴权王朝。这个暴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残酷统治，把中国变成了一座黑恶大监狱。因此，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争民主的斗争，是在西来邪恶极权暴政统治的时代。这个政教合一的邪恶组织──中国社会乃至当今人类最大最黑最狠最毒的恶性毒素魔化了中国人，让华夏文明彻底沉沦，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它以一己之私别有恶心流氓邪恶暴政无遗的集党政军官僚裙带嫡系，以500家族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上层，撑控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新闻和出版等所有资源以及在30余年发展是硬道理的特色模式中靠黑箱、内斗、腐败、贿赂、投机、偷税、走私、剥削和抢夺等手段发家致富新型畸形庞大专横的权贵集权，狼狈为奸共同构成中国的制度性食利者阶层，成为中国最大专制官僚的寄生集团，从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对于这个寄生集团而言，稳固现有统治秩序，是它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对现有制度的任何民主化改变，都被视为对这个集团既得利益的挑战。由于这个邪恶暴政反动顽固地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并不遗余力地对要求民主的人士进行暴力血腥的镇压，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一直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

　　民主作为一种人类世界共识的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和谐文明，造福社会。然而，在信息文明的今天，我们中国人依然在专制暴政黑暗邪恶的社会里苦苦求生，绝活不堪，以及在漫长的历史中与专制进行无数次的生命博弈。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主运动，始于1979年的民主墙。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98年全国性的组党运动，把中国民主运动推上了新的台阶。当局把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三波民主高潮中，都有大批的民主志士被投入监狱。另有更多的民主志士被开除工作，拿他们的家庭作抵押，拿他们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当人质，逼迫他们每天为五斗米折腰，企图累垮他们，拖垮他们，消灭他们。但是，中国的民主志士并没有被吓倒，被压服，被拖垮。近年来，随着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民主运动又东山再起，随着世界第四波民主大潮奔涌滚来，随着信息文明促使人民开始觉醒的新纪元时代，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相辅相成，互为倚角；风助火势，火乘风威，风火燎原，已是大势所趋。

　　历史照亮国人前行，民主自由世人皆知，百年沧桑，清晰监照，然我神州却满目疮痍，我中华依旧沦陷危难。翻开中华百年历史，阅读国人民主之路，思沧桑之痛，叹步履维艰。在咱中国，民主的梦想与艰难，却令多少仁人志士苦思冥想，前赴后继，饱经风霜，含悲落泪。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今日的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都需要觉醒共识和凝聚力量，今日的中国比以往任何都更需要民主，今日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生命的生存权利和自由尊严。我们都想做一名堂堂正正的真正中国人！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当家的人民，民主是全民的民主。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只有民主，才令人民幸福美满，只有民主，才使国家繁荣昌盛。然而，在民主响彻云霄呼之即来的今天，我们的中国却连言论自由都不许，连高扬正义真理也不能；我们同胞的生命却连生存权利也没有，连生命的自由尊严都没有；我们还不幸在专制独裁的谎言、暴力和扼杀中凄风苦雨，悲催绝活……

　　民主中国，任重道远。民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代人能够完成的。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依然步履维艰，尤其是在历史巨变前夜，人心思变时刻，遭受到专制暴政变相残忍的践踏和蹂躏，倍受奴才走狗犬儒帮凶的重重阻拦，层层封杀。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中国民主车轮的浩气前行，所有一切都表明独裁走向末路是历史的必然，暴权末日狂欢坚定了我们追求民主的信心！

　　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文明使社会更加美好；自由让生命遨游畅想，思想令人民真正觉醒！世界正在让独裁者感到恐惧，世界也正在让人民看到自己！想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终究是徒劳的！历史从来都是由人民书写的，一旦他们看到自己，“在”在他们本应当“在”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创造在历史画卷上留下辉煌，独裁者在历史册页上留下的那些歪歪扭扭的描画，终将会被正义刷洗干净。

　　任何扼杀自由、封杀民主都将注定是失败的。再封！我们再来！封杀我们一万次，我们就再来十万次，越封杀我们就越勇敢！越铿锵！邪恶封杀不了我们的坚持和决心！尽管鹰犬无数次封杀我们的博客，却封杀不了良知和正义的中国人！封杀不了我们热血的中国心！也封杀不了我们坚定必胜的信心！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末世狂欢中国大觉醒，从生命红皮书开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近十四亿中国人做起，中华民族才有盼头之日！中国才能实现民主自由！中国人民才能当家做主人！

　　面对暴政累累、人祸频频、惨绝人寰和天怒人怨的中国；面对丧尽天良、卑鄙无耻、专横跋扈和流氓邪恶的权贵鹰犬，我们除了怒冠震天，呐喊中国，唯有奋力抗争，别无选择。权贵集团的奴才鹰犬无数次变本加厉封杀无数的爱国志士，赤祼祼狰露出其阴暗、卑贱、野蛮、心虚、害怕和变态的一面，也血淋淋暴露一个特色典型的利益集团欺骗蒙蔽卑劣残忍打压人民的文化鹰犬代表，是专制流氓团伙的犬儒帮凶，是与人民为敌的奴才走狗，是中华民族丧家败国的小瘪三，是漠视良知丧失道义的黑心狗，是被真理和正义遗弃的一堆臭垃圾。

　　这些狼心狗肺的奴才鹰犬，睁开你们被邪恶蒙蔽的双眼，看看今日的中国；掏出你们被狼狗吃掉的黑心，感受黑暗的九州：豺狼当道，狗苟蝇营；奸佞祸患，天聋地哑。今朝神州，专制暴政，恶贯满盈；流氓横行，鸡犬不宁。权贵集权，草民遭难；百年斗争，草莽霸权。民主黯然，主民悲苦；自由沦落，斯为咏叹。华夏长河，满目疮痍；神州悲歌，山河破碎。专制暴政无遗，国人生灵涂炭，国内民怒震天，国民抗暴不已，人心动摇不安已极，国将不国，家已非家，何处是归依，哪里是个头，生命如此悲贱，何来尊严之有？生何惧，死何哀！生为中国人，死当中国鬼！

　　专制走狗，独裁鹰犬，你们这些丧家之犬冷血儒狗的奴才，请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你们这样做对得起近十四亿同胞吗？对得起养育你们的祖国吗？不要认为人民是好欺骗与蒙蔽的，也不要低估人民的力量，更不要认为人民会在淫威之下屈就默从，历史见证，民族危难，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尤其是在信息文明和普世终耀下的今日，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而且正在彻底识清专制暴政流氓邪恶的本质，面对黑暗和邪恶，面对无数次欺骗和打压，当代中国人无所畏惧，你们越打压中国人民就越抗争到底，铿锵到底！坚持真理，坚守良知，高扬正义，是我们唯一的坚持和信念，生死关头，红心中国，我们挺身前行，昂着前进，中国人从此不会被邪恶所威慑而畏缩！任何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恶贯满盈，注定要失败的！注定被臭名昭著的！注定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

　　各路鹰犬，各位奴才，同流中华血液，同属中国人，你们应识时务者为俊杰，追随潮流，顺应民心，高呼良知，高扬正义，而不是打压正义与真理，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为所欲为地删除和封杀良知与正义的文章和博客，你们必须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的！历史将见证这一切！这笔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是战无不胜！

　　生命是息息不已繁衍的，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是不会停滞不前的。生命高于一切，只有捍卫生命的自由和尊严，方显价值与高贵。只有人民享有民主政治，我们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以我们最纯洁的爱国热情，以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情，追求自由民主，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挺身前行，不辱使命，无怨无悔，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呼吁，所有的中国公民，共识团结，凝聚力量，众志成城，奋勇当先，共创伟业，以坚定必胜的信心去完成历史的任务：驱除西来邪灵，铲除专制暴政，重塑华夏文化，振兴中华大业。这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义不容辞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生命的呐喊，灵魂的抒写，生命红皮书，我们中国心！不在呐喊中抗争，必在沉默里死亡！我们将真理进行到底！我们将民主进行到底！！！

　　1、参考资料，佚名的《将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2、参考资料，度北的《民主，释放生命光芒》

来源:共识网

焦点关注——陈光诚

编者按：

陈光诚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间人权捍卫者，因为揭露临沂地方当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胡作非为以及其它方面的违法犯罪问题而遭到当地执政集团的疯狂报复和打压。临沂官府不仅构陷罪名关押陈光诚四年，而且在他刑满释放后，又继续派出大量人员长期看守陈光诚，妄图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但是，4月下旬，在郭玉闪、珍珠等网友的帮助下，陈光诚成功逃离东师古，并发布视频讲话，要求温家宝依法惩治犯罪并保护其家人安全。有多个消息表明陈光诚先生已经进入美国驻华使馆。我们对陈光诚先生能够离开东师古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贺！如果陈光诚先生确实进入美使馆的话，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从人道主义和人类正义原则出发，给予陈光诚先生以政治庇护。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临沂地方当局因为陈光诚的逃跑而大肆搜捕陈光诚的亲友，我们对此表示谴责，我们希望最高执政当局能够本着人权和法治的原则责令山东地方当局迅速释放一切相关被捕人士，并以陈光诚事件为契机，解散各地黑监狱，保障人民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和自由。

艾晓明：飞跃东师古

来源：博讯

今天整个白天，推特上网友心悬着又落下来，热议的话题全是陈光诚。上午爆出光诚大哥家昨天发生血案，陈克贵哭诉录音；陈光诚尚不知下落；等到中午，终于看到了陈光诚露面的视频。各种消息来源证明，陈光诚暂时在安全的地方；千真万确地，他逃离出了东师古。

山东临沂东师古村，自网友勇闯东师古以来，真是声名远播。早些年，当时陈光诚还没有被捕，有高智晟、胡佳等人去探望被掀翻车；再后来有著名记者王克勤被轰出来，有光诚朋友梁晓燕探视连奶粉也送不进去。法律学者许志永曾在临沂被诬陷偷盗，李方平律师在去临沂的车上被打得头破血流。那时，陈光诚的名字还只是著名的维权活动家冤案中的一起。然而，自去年一月份南京网友珍珠前往东师古村探视以来，声援陈光诚的行动一波接一波地扩大；它成为钱云会事件之后一场持续不断地挑战强权的公民行动。

为什么陈光诚事件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认为，临沂政府借维稳为名肆意践踏法律侵犯人权，这种行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已经数不清自光诚出狱后发生了多少次暴力殴打陈光诚和关押、袭击探视者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临沂当局可谓是为非作歹，丧尽天良。我无法想象他们如何编派出有关陈光诚勾结境外势力的谎言，总而言之，不说成一盘很大的棋；肯定骗不到数额巨大的（传说是一年几千万）维稳经费。连续多少年地与一个盲人为敌，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挑战最基本的人伦底线，打盲人、打老人、打妇女……蒙着被子打，打到你骨折不许你外出看伤，打得八十老母哭诉无门。这种对暴力绝对的崇拜，这种一意孤行的意志，彻底蹂躏了公民对法律的信心。就不用说这块土地还是孔子故乡，孔子七十二贤徒中据说有十三人生长于临沂……祖宗八百代的人都被这些记录丢尽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冷漠。一年前，广东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深深地拷问人们，为什么无人救援。有很多理由让人们望而却步，但是，在陈光诚一家所受的虐待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说，这种强加于一个自由的公民及其家人的封锁、隔绝是可以接受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支持这种疯狂的施虐。陈光诚一家的遭遇，每每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犹太人。而有关犹太人遭受大屠杀，它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旁观者不能沉默。光天化日下看见陈光诚一家被剥夺自由，而且一次次遭受殴打，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常常会问道：整个文明世界，就这样看着他们一家受苦，就这样一直等到传出陈光诚死亡的消息吗？

我的问题是没道理的，因为把救援陈光诚的义务置于他人，而把自己放在了文明之外。但之所以会有这样一问，实在是觉得公民的力量太弱小了，非暴力者不敌暴力。我们看见打手们重重围困，看见珍珠一次次孤身前往，被抢劫、殴打、制造交通事故；东西南北的网友，被关黑屋子，蒙黑头套；被围剿羞辱。幸免于难者只能对着陈光诚家的方向，让烟花爆竹在天空传递希望。东师古就像是地球上的一个黑洞，像一块外星人扔下来的飞地，它重现了纳粹、种族仇杀者才能创造的让一家人与世隔绝的营地。

今天的消息彻底打破了我们的无力感，它让我们看到，英雄是有的，奇迹也是有的。临沂用几千万（如果几年加起来可能就不止几千万了）编制的那块叫做维稳的天罗地网竟然被一个盲人、几位勇士撕了个大窟窿，陈光诚被营救出来了。他在视频中向全世界举证，我们面对他依然年轻的面容，听到了他清晰理性的陈辞和愿望。面对陈光诚的这一刻，让多少人流下眼泪；这情景，只有2010年得知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可比。

我深信，今天人们所经历的愤怒、震惊、期待和激动，将深深铭刻入公民社会的记忆；尽管目前离陈光诚事件的彻底解决还很遥远，但救出陈光诚本身所启发的想象力却是无限的。从冲破鬼门关接走陈光诚，简直堪比一部大型劫狱片。而被破解的禁锢，更在于人们的心狱。为什么那么多罪恶可以大行其道，除了体制作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人们的沉默。声援陈光诚的行动打破了沉默，而救援的成功则显示了行动的可能。它标志着，勇气是在追求自由的行动淬炼的；智慧、筹谋和协力团队，也是在挑战恐惧的过程中赢得的。陈光诚能有今天，证实了珍珠、玉闪等英侠非凡的勇气和战斗力；而所有那些前往东师古找打的公民，也都起到破除恐惧的表率作用。那些在推特上、微博上呼吁的网民、那些自戴墨镜者和展示车贴的朋友，大家都曾经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而一旦在公益的目标下集结起来，就能相互给力。这表明，暴力尽管强悍，它对精神的控制却很有限；正义常遭挫败，它的能量却是源源不绝。正如珍珠在google+上的留言：每个人都发出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一部有关柏林墙的片子里，我看到当年向往自由的人们，用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方法肉身翻墙。有挖地道的，开滑翔机的；有飞气球的，滑板冲浪的；最绝的是竟然还有在东西柏林两栋建筑物之间走钢丝过去的。最感人则是一家人冒险混入开往西柏林的列车，而车上所有的西部旅客都不动声色。我也看过台湾的纪录片《牵阮的手》，在郑南榕出殡的游行队伍里，一团火焰燃起，又一位义士点燃自己追随前辈。在那一刻，我看懂了台湾人的今天是哪里来的。自由原本天赋，但被强权剥夺；惟人对自由的向往惊天地，泣鬼神。有了这样的人民，就有社会的改变。

陈光诚暂时是安全的，令人不安的是，珍珠已经被警方带走。更让人忧虑的是，沂南政府网站传出消息：陈克贵“畏罪潜逃”，“当地公安机关正抓紧追捕”。这一切表明，陈光诚一家的悲惨命运远未终结。在视频中，陈光诚向温总理恳切陈情期待救援。对此，我愿引用光诚的朋友翟明磊先生的一段推文作结：@engengpu:向协助合法中国公民陈光诚获得自由的勇士们致敬。光诚在视频中指证的临沂流氓犯罪事实清楚，中央政府应当不难做出理智的判断，使整个事情回到法制的轨道！中国公民陈光诚应当恢复理所当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我在病床上深深祝福正义必胜

陈光诚下落不明 传已进入美国使馆

27日早，《联合早报网》发出报导说，有消息人士声称，被软禁的失明维权律师陈光诚昨天傍晚进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为此，该报就此传闻已发电邮向美国大使馆求证，但直至截至记者发稿为止，尚未获得回复。

【新唐人2012年4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王海天报导）一直被中共当局无理软禁的山东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于27日凌晨突然传出下落不明的消息。同一时段，陈光诚大哥家亦遭到歹徒半夜翻墙入侵，其侄子陈可贵奋起自卫持刀砍伤入侵者。随后，有消息人士称，陈光诚于26日傍晚进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但迄今未得证实。

据了解，27日凌晨，微博上突然传出山东知名维权律师陈光诚“可能不在了！”的消息，顿时牵动大批网友关注。随后，江天勇律师在微博发文称：“刚与陈可贵电话得两个重要资讯：1、4月26日栋尸骨村突然来很多员警和干部样的，出入频繁，神色紧张，光诚母亲听说光诚没了，只有伟静，可贵说，叔叔可能不在了；2、陈可贵描述了刀砍张建等人的前因后果过程，完全是正当防卫！可贵已报警在等员警。请大家电话给可贵18264981827并录音。”

推特上消息：

aiww：据胡佳说，一个美联社记者半个小时前向美使馆证实：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

even5435：《题赠美使领馆》：花径不曾缘客（王立军）扫，蓬门今始为君（陈光诚）开。

据悉，昨晚带头翻墙入侵陈光诚大哥家的不法之徒系双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健，陈可贵怀疑对方如此狗急跳墙与其叔叔陈光诚的下落不明有密切关系。

据网友微博曝料称，26日晚11点左右，一伙人持棍棒翻进院墙见人就打，陈可贵为保护父母和屋内女儿顺手拎起菜刀砍翻几人，后认出受伤其中一匪是张健。混战中（陈可贵）头部挨棍鲜血横流，其气势也吓退了众匪，匪徒挟了张健抱头鼠窜。如今可贵重伤卧倒在离村五里的庄稼地里，他已报警，并让人帮他找律师！

另据海外参与网采访陈可贵的报导称，半夜时分，他听到有人翻墙进入并有撬锁的声音，之后听到母亲的哭喊声，立刻拿起两把菜刀冲出去。外面的人看见他说：把他抓起来，他拿着菜刀。接着就用木棍打他，打趴下很多次，并想要铐住他，他情急之下对着打他的人一通狂砍，之后自己拨打了120，并报警。

据了解，陈光诚下落不明已经引起各界人士极大关注，大批网友彻夜转发怒斥恶徒暴行并祈祷陈光诚平安，而陈可贵的现状也因情况不明而成为网友关注焦点。目前，江天勇律师的微博已经遭到封锁，陈光诚与陈可贵的相关讯息被删除。目前陈可贵与他的妻子刘芳的手机均显示关机状态。

本台将继续追踪陈光诚一家的进一步消息。

陈光诚视频现网络，喊话温家宝，提三点要求

我虽然自由了，我的担心随之而来，因为我的爱人、我的母亲、我的孩子还在魔爪之中，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对他们实施迫害，可能由于我一离开会实施疯狂的报复，这种报复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我爱人左眼的眶骨被打骨折，腰部被蒙棉被拳打脚踢，第五腰椎和骶骨的地方明显突起，左侧第十、第十二肋明显可摸到上面有疙瘩，打伤后惨无人道的不让就医，我的老母亲在生日那天被一党政干部掐着胳膊推倒在地，仰面朝天，头撞到东屋的门上，害得母亲大哭一场，而且母亲向他们指控，仗着你们年轻，行，他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是啊，年轻就是行，你老了就是打不过我们。何等的无耻，何等惨无人道，何等天理不容啊。

第一，依法惩治罪犯。

第二：依法保障家人安全。

第三：依法惩治腐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7日转载)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整理：吴雨

(博讯 boxun.com)

●4月27日，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证实已经逃离被囚禁的村庄，目前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内。北京时间15时10分左右，他逃出后的视频由“博讯网”对外公布，讲述被迫害经历及要求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调查此案并惩处山东政府官员的犯罪及腐败行为。

以下为视频文字实录：

敬爱的温总理，好不容易，我逃出来了，网上所有的流传，以及对临沂暴行的指控，我作为当事人，在这里向大家来证明都是事实，而且比所流传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总理，我正式向您提出如下三个要求：

第一，依法惩治罪犯。

对这件事情您亲自过问，指派调查组亲自调查，还原事实真相。对于是谁下命令，命令县公安，党政干部七八十人到我家里，入室强打加伤害且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一个人穿制服，打伤人不让就医，谁作出的这样的决定，你要展开彻底调查，并依法作出处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惨无人道了，有损党的形象。他们闯进我家里，十几个男人对我爱人大打出手，把我爱人按在地上，用被子蒙起来拳打脚踢长达数个小时，对我也同样实施暴力殴打，像张健，县公安的很多人员我都认识，像贺勇、张生东、在我出狱前后多次打我爱人的李宪力、李宪强、高新建等这些人员作出严肃的处理，还有其余的我不知道名字。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对所有这些违法犯罪人员做出如下指证，他们在入室强打的过程中，像张健，他是双堠镇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多次扬言说"我们就是不用管法律。不用管法律有关规定，不用任何法律手续，你能怎么着？"他多次带人到我家对家人实施殴打。

李宪力他是我们那里长期领着20多个人对我实施非法拘禁的，其中他是第一组长，这个人多次对我爱人实施殴打，曾追到半道把我爱人拖下来殴打，对我母亲也大打出手，凶恶无比。还有李宪强去年18日下午把我爱人打倒在地，他是我们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还是所长，当时把我爱人左臂严重打伤，在村口打贝尔的那个人据我所知叫张升和，是我们乡镇的工作人员，他应该就是网民们所说的"军大衣"，他在去年2月份还曾向CNN扔过石头，就是他没错，这个我知道。

我听说还有网民被一些女看守打，但我当时并不知雇佣有女看守，后来我知道这些所谓女匪都是从各村调来的妇女主任，也有是组长们的亲戚，但绝大多数是妇女主任构成，还有像高新建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员。但我知道他们是公安系统，虽然他们不穿任何制服，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但他们自己扬言说 "现在不是公安，现在是党叫我们来为党办事的"。这我是不相信的，他顶多是为党内某个不法干部做事的，从各方面信息显示，除了这些乡镇干部每组有八个人以外，还有最少是每组雇来20多个人，一共三组，总共七八十人。今年善良网友不断参与和关注下，最多时候雇佣了几百人，对我们村实施整体封锁，以我家为中心，我家里一个组，家外一个组，并分散在我家四个角上，以我家为中心所有路口都有组，一直到村口，甚至到邻村的路口也坐着七八个人，然后这些不法干部还命令邻村干部在那里陪着，还有雇来的一批人开车不断巡逻，范围达到我村外的五公里，甚至还要多，这样的层层看守，在我村里至少七八层，还将所有进村的路都编上号，据我所知，都编到28号路，到时他们上班时进行分配，所有的路口都是这样，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草木皆兵。

据我所知参与对我实施迫害的，光县公安、刑警以及县、双堠镇党政干部加起来就有九十多人到一百人，他们数次对我们实施迫害，要对他们展开彻底调查。

第二：依法保障家人安全。

我虽然自由了，我的担心随之而来，因为我的爱人、我的母亲、我的孩子还在魔爪之中，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对他们实施迫害，可能由于我一离开会实施疯狂的报复，这种报复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我爱人左眼的眶骨被打骨折，腰部被蒙棉被拳打脚踢，第五腰椎和骶骨的地方明显突起，左侧第十、第十二肋明显可摸到上面有疙瘩，打伤后惨无人道的不让就医，我的老母亲在生日那天被一党政干部掐着胳膊推倒在地，仰面朝天，头撞到东屋的门上，害得母亲大哭一场，而且母亲向他们指控，仗着你们年轻，行，他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是啊，年轻就是行，你老了就是打不过我们。何等的无耻，何等惨无人道，何等天理不容啊。

还有我几岁的孩子，每天上学有三个人跟着，每天还要接受搜查，书包所有东西要拿出来，书本挨页去翻，学校里看着她不让出门，在家也不让出大门。还有就是我整个家的处境，从去年7月29日断电，一直到12月14日才恢复，从去年2月份就不让母亲外出买菜，造成我家生活极度困难。因此我也十分担心，我也要求网友们不断关注，加大关注力度，以了解她们的安全情况，也要求中国政府本着捍卫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去保证我家人的安全，否则他们得不到保障。如果我家人出任何的问题，我都会持续的追讨下去。

第三：依法惩治腐败。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事情持续数年始终没有解决呢？我要告诉大家，地方上决策者、执行者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决策者怕自己罪行暴露，执行者在其中则是大量滋生腐败。我记得八月份他们对我实施文革式的批斗时，曾经说，"你还在视频里说花了3000多万，你知不知道这3000多万是08年的数字，现在两个3000多万都不止了，就这还不包括到北京、到上层去贿赂官员的钱，你有本事你再往外说吧"。他们当时曾说过这样的事，还有雇来的人说，"我们才拿多少钱，大头都让人家剥净了。"这的确是他们发财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我所知，乡里钱拨到组长手里，每雇一个人是一百块，这些组长去找人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说是一天一百元工资，但我只给九十，剩下十块我扣下了。在当地每天劳动一天也只有五六十，从事不需付出多大劳动，又很安全，一天三顿管吃，他们当然都愿意干。可是一组20多人，对组长来讲，一天就是200多的收入，那这个腐败是何等厉害。

另外据我所知，我在被关押期间，在家里看着我爱人的这些人，他们的组长要把土地全都拿出来，种下菜，然后他们需要菜的就从中拿，他自己买自己卖，从中谋取利益，这些事情民众都知道，但是一点也没有办法。据我所知，这个维稳经费，他们有次告诉我，县里一次性就能给乡镇拨几百万元，他们说："我们还能拿多点，带头的都拿了，我们顶多喝点汤。"可见这种腐败是何等的严重，这种金钱，权力是何等被乱用，因此，这种腐败行为，要求温总理展开调查处理，我们老百姓纳锐的钱，不能白白的被地区的不法干部拿来害人，去损害党的形象。这些人全是打党的旗号去做的。温总理，这一切不法的行为，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党委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还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你不久应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覆。如果咱们对此展开彻查，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继续不理不睬，民众会怎么想呢。

讲述者：陈光诚

（以上根据“博讯网”公布的视频整理，名字为音译，除双堠镇镇长张健等人，尚未全部核实。）

本文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本刊刚刚获悉的消息，长期被当局非法禁锢在家的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于本月22日由国内一直组织救援他的人权人士何培荣（珍珠）和郭玉闪从家中偷偷带出，藏匿在北京。据信，他们准备在利用中美第17次人权对话的机会，帮助陈光诚通过美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在山东省沂南县警察发现陈光诚从他们眼皮底下不见之后，当地中共官员、镇长张健恼羞成怒，昨天深夜带领一批歹徒翻墙闯入陈家，殴打陈光诚的家人，并抓走当天上午才从外地打工回来的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据称，还有较张健更高级别的官员随着他们到场。陈光诚的侄子，陈光福之子陈可贵从梦中惊醒，出来查看时被棍棒和铁锹打伤，在不得已用菜刀正当防卫的过程中，有入侵者被砍伤逃走，至于伤势如何还不明瞭。随后，陈可贵向公安自首后被捕。接着几十名武警公安再次闯入到陈光福家中，打伤陈光福的妻子任宗举。

与此同时，帮助陈光诚出逃的维权人士郭玉闪昨天中午被带走，珍珠也在今天中午11时左右被国保从家中带走。陈光诚情况不明，不排除仍在北京藏匿，或是已落入国保手中。也有消息说他已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但尚未能核实确认。也许是郭玉闪在被抓前已将陈光诚托付给可靠朋友，协助他进入美国使馆。

一直关注陈光诚，关注在国际上组织救援和关注人权对话议题的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对记者表示，他今天一直在与美国国务院人权委员会和一些长期关注和支持陈光诚的美国国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通报陈光诚事件情况。

杨建利已经就此事件连续接受了洛杉矶时报、自由亚洲电台、荷兰日德兰邮报、香港南华早报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他表示，陈光诚的安危、陈光诚的家人以及救援他的何培荣（珍珠）和郭玉闪等人权人士的情况令人担心。杨建利相信和希望，这次事件将会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通过中美人权对话的时机和国际关注的压力，能够帮助彻底改变陈光诚及其家人的处境，能够帮助推动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杨建利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机构、各国政府、媒体，一起关注和救援陈光诚和他的家人，以及因救援他而被捕的人权人士，大家齐心协力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切不要错过机会。

议报记者特稿

2012年4月27日

维权网：陈光诚出逃多名亲人被抓

由于陈光诚出逃，东师古村出现大批警察，开始疯狂抓捕陈光诚的亲人，继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和侄子陈可贵被抓捕后，他的堂哥陈光存和儿子陈华等多名亲人也被警方抓走。

（维权网信息员召天明报道）今天（4月27日）晚上，本网信息员获悉：由于陈光诚出逃，东师古村出现大批警察，开始疯狂抓捕陈光诚的亲人，继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和侄子陈可贵被抓捕后，他的堂哥陈光存和儿子陈华等多名亲人也被警方抓走。

今天早上7：00点多，陈光诚的堂侄陈华在家中被警方抓走，陈华家住在陈光诚前院，因从小和陈光诚一起长大，称陈光诚为五叔，关系比较密切，过去曾因帮助陈光诚被拘留过，近年因和陈光诚“从小关系好”经常遭受打压，几次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今年春节后才刚回家。

今天下午14:00点左右，陈华的父亲陈光存（陈光诚的堂哥）又被警方抓走，目前父子二人情况不明。

另据了解，还有几位陈光诚的亲人被警方抓走，具体姓名和情况不明。

陈光诚的家人透露：2006年当局曾疯狂抓捕过陈光诚的亲人，当时有陈光和、陈光聚（音）、陈华等多名亲人被抓，被殴打，被拘留3-6个月。当时因为和外界没有联系，被抓的人的情况外面都不知道，他们都遭到严刑拷打。

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22日陈光诚先生的确逃离了东师古村，在朋友帮助下暂时转移到了某个安全地方安顿。26日，有关当局了解到了陈光诚逃离的情况，故而发生了临沂当局深夜上陈光诚家门搜查与今天抓其亲人情况。

发贴者维权网

中国经济网：山东沂南县称东师古村民陈克贵砍伤干部潜逃

4月26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民陈克贵，持刀砍伤当地政府干部及工作人员。目前，陈克贵畏罪潜逃，伤员正在医院抢救，当地公安机关正抓紧追捕，并将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7日转载)

来源：中国经济网

博讯转载者按：陈克贵是陈光诚的侄子（有的说是儿子）。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经济报》和临沂沂南政府网站并未提及事件背景。

本文来源：转自博讯

吴国光：陈光诚比薄熙来更能考验温家宝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8日转载)

（新世纪特稿2012年4月27日）关注老乡陈光诚很久很久了，事态的最近发展似乎到了一个关头。刚刚传出的陈光诚的视频讲话，真诚感人，催人泪下。我希望温家宝总理能对此作出及时的、有效的回应。

首先，陈光诚的要求合情合理、合宪合法，与温家宝近年来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温家宝常讲，公平和正义就像阳光。现在，身处中国一个角落的公民陈光诚，呼吁公平和正义的阳光能够照到山东沂南东师古村。就全国来讲，温家宝讲的话做不到，也许可以理解，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而以一大国总理的权威，如果不能解决本国一个村子里的问题，那恐怕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东师古村再牛，也牛不过重庆市吧？

其次，温总理本人应该很了解在中国要下情上达是多么困难，对于一个普通民众更是如此。最近的王立军事例显示，像他那样身为重庆市副市长的高级官员，为了向中央领导层反映重庆的真实情况，尚不得不借道美国驻华外交机构。一介村民的陈光诚，不仅身体上不便，更兼多年被当地官员监禁在家，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个机缘直接向总理反映情况，应该得到总理的特别重视。像陈光诚这样不惧艰险而向总理反映底层政情的作为，应该得到中国政府的鼓励和保护。

第三，陈光诚长期受基层政府官员的迫害，但他还没有丧失对中国政府首脑的信心，选择了总理温家宝作为呼吁的对象。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公民对总理温家宝所做的最有力量的肯定。从法律上讲，总理应该为政府的一切作为负责；但是，陈光诚显然理解温家宝的苦衷，他看来相信他所受到的迫害不仅不是总理的责任，而且实际上尚不为总理所了解。现在，总理应该了解到了，那就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认为陈光诚不过是一面之词，那么，温家宝至少应该派出一个负责任的小组到沂南了解一下情况吧？

第四，陈光诚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小问题。按照温家宝的说法，重庆提出了"文革，还是改革？"的大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东师古村更是提出了"权利，还是权力？"、"法律，还是官员意志？"这样的更大的问题。解决薄熙来的问题，看上去事关重大，似乎并不容易；但是，解决陈光诚的问题，却意义更大。不少人说，在解决薄熙来问题的背后，有权力斗争的考量；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是，我敢说，解决陈光诚的问题，不涉及权力斗争，只关乎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我认为，民众的基本权利应该比高层的权力斗争更为重要。从温家宝近年的言论看，也根据中国政府一贯的宣示，陈光诚的问题应该比薄熙来的问题更能得到关注并得到解决。是不是这样？这要看温家宝和中国政府的行动。

最后，我想强调一个我多年反复申说的观点：基层官员的为所欲为，是中国官民矛盾持续、急剧并严重恶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当务之急。这不是说高层领导没有责任，也不是说中国目前的权力制度不是问题，更不是说中国政治变革不需要宏观视野和宏大动作。恰恰相反，基层公共权力是所有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直接关乎每一个公民每日每时的生活的政治体现。"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根针"的问题，"千条线"怎么彩色、怎么编织、怎么"改革"、怎么"亲民"，可以说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目前，中外舆论都在跟踪关注有关薄熙来的种种令人眩晕的信息或谣言。对此，我想到的是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句话。他强调，看历史，不能被种种事件的浮嚣泡沫所迷惑，而要看到泡沫下的水流。我认为，陈光诚的问题，就是中国这条大河的水流问题。

根据这种认识论，我愿意再次呼吁中国那些具有开明思想、务实态度和变革意愿的各方面精英，包括政治领导人和自由知识分子，在你们讨论所谓"顶层设计"、"路线之争"、"文革还是改革"、"下一个十年"之类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分一些目光到基层事务上来，给底层民众多一些关注，最好能够把解决普通民众与那些每日每时介入他们生活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思考中国治理与变革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进步的症结，也许和薄熙来问题有关，但更多地在于解决陈光诚问题！

此外，我也愿意向那些大大小小的基层官员呼吁：要你们良心发现也许很难，我甚至也理解你们不得不为政府的恶政而作恶的苦衷，但是，也请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命运――被逼急的民众一旦挥刀，首先面对你们的头颅，而不是你们背后的什么国家政策和"维稳"大计。官员再多，多不过民众；稍高层次的官员可以调离、升迁，他们的家人甚至已经移民国外，而整个恶政的后果一旦结算，你们将无可逃避地是民众愤怒的箭靶。我想你们也都看到过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在清算旧政权的过程中，国民党高官转身成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继续高举庙堂，而国军的排长、连长们和各地的保长、甲长们，则纷纷被就地枪决。撇开对于这种举动的道德评说，从今天官民矛盾的恶化想象当年的情景，我感觉比较容易能够理解那样的事态发展了。我不愿意看到历史重复这样的场景，我也相信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但是，无论愿意不愿意，我们却没有力量决定未来的发展。决定权在你们手中，在你们的领导手中。

2012年4月27日，急就

陈光诚出逃：“良心”看守上网发现真相 事后入狱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30日来稿)

（编者按：博讯无法核实）

本文根据接近山东警方专案组的多位知情人员口述凭记忆按时间顺序整理，尽量按真实还原，但略去一些私人信息。 (博讯 boxun.com)

我是去年九月经亲戚介绍来上班的，来的时候领导讲了工作任务和工钱，当时觉得是个不错差事，看管一个里通外国的间谍特务，还离家不远，即使外出打工也挣不了恁多钱。

....

在这上班事不少，几乎天天有情况，不过还是比较满意的。

干了一段时间后，越来越发现有很多不公平，队长组长及和他们有关系的小圈子里的人，拿的工钱和奖金多我不说啥了。他们偷懒，指派我们干辛苦差事，他们躲后面打牌喝酒。抢了外人不少钱，手机等东西，都要交给他们。后来知道很多被他们私分了。我们在一线的啥也没有。

.....

后来我开始把抢来的钱和东西偷偷留下一点再上交，有一次我截留了一个新款手机，被组长发现了，又追回去，还打骂了我，威胁再发现要让我滚蛋。

干时间长了，我知道这些外面来的人都是在网上联系的，后来还知道组长发现我截留手机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有一次我下班后来到了网吧，找到了传说中他们联系的微博网站，看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信息。

......

我迷上了上网，有空就往网吧跑，后来学会了翻墙，上推特。以前对陈光诚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越来越感到自己干得是件伤天害理的事。

同时对队长组长他们小圈子里事知道也多了，克扣我们工钱，把自家的蔬菜粮食高价卖给公家，抢外人的钱财拿回家......

在又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我被组长打骂后，我气不过，但知道我向上举报只会使自己失去这份差事，上面和他们都有着各种关系，官官相护。于是我想到了网上几个关于陈光诚的网站。我要举报他们。

......

那是十二月中旬吧，我利用一个轮休的日子，坐车到了邻近的镇上，观察了一下旁边没有认识的人，走进了一家网吧。把知道的他们小圈子的黑幕发给了我早已记下的投稿邮箱。

......

接下来三天我没有上网，每天注意他们的动静，却没有什么异常。我有些失望了。

下班后，我又来到了网吧，打开了那个网站，仔细看了一遍，没有找到我曝料的内容。我没死心，又想起打开当时我发邮件用的海外邮箱。激动地发现这三天每天都有邮件，我用颤抖的手打开邮件，内容都差不多，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希望能和我取得联系，提供进一步情况。我当时就回了信。

......

经过一段时间的邮件联系，我们在一月初见面了，地点是当初我发邮件的镇上，他送了我一部手机，正是当初我私下扣留被组长打骂的那款。他详细教了我用法，里面有卡，可以上网，还装有网络通话软件。他叮嘱我用这个手机每天和他单线联系，随时有人在线。我和他谈了陈光诚家周围的看守情况。走时他又给了我几千块钱。

.....

春节前，他又约我在邻近镇上见面，交给我一封信和一部手机，要我趁春节期间看守人员少，在值班时候把这些东西送入陈光诚家中。临走时又给了我几千块钱。

......

最后一层看守在院子里面，是组长他们小圈子里的人，送进去并不容易。大年初一时，院子里只有两名看守，他们出来在院子门口找我们玩牌，这时候陈光诚母亲从外面回来，我主动站起来过去搜查，趁那两名看守没注意，我把手机和信塞进老人口袋。

...... [博讯来稿]

莫之许：光诚奇迹难以撼动维稳体制

http://www.canyu.org/n47714c10.aspx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一个令人惊诧而又欣喜的消息传出：陈光诚已经逃离东师古村，现在位於北京一处安全地方。随即，陈光诚向温家宝总理陈情请愿的视频也出现在网上，再次证实了上次消息。

中共中央的政治背书

陈光诚事件由来已久，数年来，陈光诚不是处於被软禁，就是在监狱的状态.对此，许多人都很不理解，或将之归咎於基层政权的横行霸道者，或将之归咎为图利维稳经费，也有的将之归咎於李群（前市委书记）为个人仕途的一意孤行。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并且在陈光诚服刑完毕之后变本加厉，离不开最高层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背书，尤其在国际压力和国内网络舆论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陈光诚的境遇竟然也没有丝毫好转，更加证实了这一猜测.

来自最高层的政治背书。即通过批示或文件对陈光诚本人的定位是什么呢？对此有两种猜测，一种认为，陈光诚因计生维权於二○○六年当选《时代》周刊影响力百大人物，而计划生育又正是中美人权对话的核心话题，陈光诚因此被看作是被美国利用的反国策异议人物。另一种比较少提及的解释则认为，陈光诚参与了二○○六年二月由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接力运动，该运动被中共看作是与法轮功相结合的政治颠覆活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如高智晟、力虹、严正学、陈光诚都相继被判刑。陈光诚也因此被看作是敌对分子。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陈光诚都被看作是这个体制的敌对力量，这种政治定性，应是是临沂市、沂南县和双堠镇三级政权严防死守的最有力后盾。

因此，尽管光诚已经暂时获得了自由，但只要高层维持其政治定性，其在中国大陆获得完全自由的机会依旧相当渺茫，即使想避难出国，也依旧会遭遇到难以踰越的障碍.

超法制暴力的受害者

陈光诚这次逃离，在网络上掀起很大波澜，用欢欣鼓舞来形容这种情绪也一点不为过，那么，何以一名盲人的遭遇会遭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并投入如此热切的情感呢？

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地长期软禁陈光诚夫妇、进行殴打虐待等等，看上去不可思议，其实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贯做法，所谓“对於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但是，为了经济发展，中共也形式化地搞出一套法制，形成法制其外政治其内的执法格局，由於长期的政治压抑，超法制的强制或暴力更多地用在少数民运或异议人士身上，加之新闻封锁，而不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感知。近几年来，随民众维权意识高涨，维稳体制也因之日益扩张，超法制的强制或暴力也变得愈来愈普遍和不加掩饰，截访黑监狱、对异议人士的软禁、法制学习班等等竟然有成为家常便饭之势，加之网络平台的兴起，这种超法制的强制或暴力也被愈来愈多的民众所感知，并理所当然地遭到广泛抨击。

而陈光诚一家，则是这种超法制的强制或暴力的最极端的受害者。时间之长、波及无辜家人、动辄使用暴力，阻止送医……无一不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光诚一家的遭遇不仅是他们家的遭遇，而成为了维稳体制下受害者的象徵，激起了广泛同情。也正因如此，光诚的逃离激起了网络上的一片欢欣鼓舞，许多人甚至将之看作是维稳体制走向终点的一个信号。

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一次奇蹟并不可能改变维稳体制与民间的力量对比，体制的压倒性优势也没有发生动摇，与乐观的想像相反，这一事件反而可能会刺激官方进一步强固网格化维稳，超法制的强制或暴力也因此会运用得更加广泛和肆无忌惮。在为光诚逃离欢呼的同时，也要警惕维稳体制的进一步反弹升级。

注：莫之许是《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是维权人士刘晓波的朋友，内地时事评论员。

陈光诚或将被送往美国就医 妻儿随行

( BBC) 星期日（4月29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说，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朋友表示，他是于4月27日下午到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的。

《星期日电讯报》的文章说，上周日，40岁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从山东临沂被软禁的家中了不起地逃脱。 (博讯 boxun.com)

报道说，陈光诚逃走后，前往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前夕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美两国将于星期四（5月3日）在北京举行战略和经济对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将出席。

文章说，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抵达北京，这说明美国和中国都急于在高端会谈开始之前解决陈光诚的事件。

报道说，尽管另一位活动人士胡佳对《星期日电讯报》表示，陈光诚想要留在中国继续就人权抗争，但是这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行的选择。

文章说，陈光诚逃脱后在网上发布的视频中唿吁中国总理温家宝依法处理多次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施暴的人、保护他的家人，并要求行动起来结束中国的腐败。

报道说，中国领导人接受陈光诚这样着名异议人士的要求是难以置信的；与此同时，陈光诚也不太可能接受中国当局的任何意见。

文章说，人权观察组织香港办公室的高级亚洲研究院林伟（Nicholas Bequelin）认为，只有中国当局同意陈光诚在视频中的要求，他才愿意留在中国。

林伟表示：“陈光诚不可能同意政府提出的任何协议；如果留下意味着他继续被软禁，那他肯定不会留下—在中国，软禁可以持续一生”。

报道说，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很了解，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而把陈光诚交还给中方将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造成灾难性的舆论后果。

文章说，林伟说，对美国来说，在没有陈光诚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交给中国在政治上将是非常困难的。

报道说，以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多次要求中国释放陈光诚；而今年11月美国大选在即，奥巴马总统已经被指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硬。

文章分析，一种可能的妥协是，华盛顿可能要求在逃脱过程中受伤的盲人陈光诚被送往美国接受治疗，像1989年六四事件后曾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方励之那样。

报道说，被送往美国的还可能包括陈光诚的妻子和女儿。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纪念林昭

编者按：

1968年4月29日，中华圣女——林昭被执政党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飞机跑道上，这不仅是执政党制造给林昭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民族永远的伤口，若干年来，“林昭”这个话题几乎被执政党尘封，也因此，80后、90后的中国青年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在争取自由的历程上，我们的民族竟然还有林昭这样伟大的先驱——甚至许多走过那个时代的中老年人也都对林昭一无所知，学者赵常青两年前在北大未名湖畔有关林昭的采访便是这一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的又一次见证……

所幸时代在前进，今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终于推出一篇纪念林昭女士的文章，我们特将这两篇文章编录于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胞能够了解林昭的悲剧，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并从林昭们的身上汲取献身真理、献身自由的力量，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谱写出无愧于先驱的精彩华章！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林昭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林昭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

中国青年报：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忘记

——纪念林昭逝世44周年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决，今天是她逝世44周年。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作者：江菲

人物简介：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

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何与怀：中国圣女——林昭

　　一

　　……那时，她多么意气风发！她简直心比天高啊。

　　这位原名彭令昭的苏州姑娘林昭，才华出众。早在1954年，她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大，她成为校园内公认的才女。她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后又担任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

　　可是，正当她要像鲜花般迎春开放之时，厄运之神降临了。那是1957年。她一个热烈拥抱社会主义事业和理想的充满活力的青年，天真地投身大鸣大放，以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出现她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关于“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斗得不可开交。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仗义支持被批判的同学张元勋。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中传来，问她是谁，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林昭大义凛然。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那天深夜，她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结果，果然是个悲壮的祭坛！林昭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刚烈的她像牛虻一样无法接受这个猝然打击，她疯狂地吞服大量安眠药，以自杀对抗。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作为唯一一个拒绝检讨的北大右派学生，她最后落得在系资料室“劳教”（“劳动教养”）三年。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数据室。她因心情郁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

　　林昭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上海也常去图书馆、公园走走，结识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等人。他们怀着赤子之心编辑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陈述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他们甚至将一起议论的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1960年10月，林昭等人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了。林昭父亲对女儿的冤情痛苦万分，于她被捕后不到一月便仰药自杀身亡。

　　1962年，林昭被准许保外就医。家人相见时问她为什么坐牢时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原来，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在狱中，林昭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呼喊口号、蔑视法庭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为此，她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曾被反铐达一百八十天，并经常组织女犯人对她毒打，进行凶狠残忍的斗争，她满身伤痕，长发被一绺绺地拔掉。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

　　在保外期的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件带到海外发表。

无疑地，林昭是步步走向“深渊”。

　　二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

　　林昭一如既往，在狱中抗争。她多次绝食，自杀，申诉，写血书，不屈不挠，异常刚烈。以下是其中一些记录：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

　　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卒施暴。她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此信附有一封要求外转的呼吁书，希望引起国际力量对自己的事业和案情的关注。

　　1965年3月6日，林昭向狱方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直到5月31日，绝食共80天，此间她天天写血书。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

　　1965年3月至5月，足足一个半月，林昭没有张口说话。

　　1965年5月31日，再次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份〈判决后的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对所谓“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特别凝然驳斥，批注道：“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1965年7月至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戏称为“楼梯上打架”的理论）和极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十万字。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一半已是白发，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林昭对张元勋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见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当天林昭惨遭处决。公审大会上，林昭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林昭的脸发红发青，眼中燃烧着怒火。（见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林昭这样被处决了：

　　……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林昭是年还不满三十六岁。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一个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的楼房下面。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他拿了钱后一言不答，扬长而去。

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下昏厥过去……此后，她逐渐神经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上海长街上，在茫茫人海中，到处游荡，嘴里喃喃着，仍在呼唤寻觅女儿。半年之后，她被人发现死在街头，有说是自杀，有说被“红卫兵”打伤致死。

　　三

　　1980年8月22日，事过十二年后，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但竟以林昭为“精神病人”为由承认是一次“冤杀”而已。林昭的校友和老师于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礼堂为她举行了平反追悼会。灵堂中有一幅挽联，没有字，只见上联一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号“！”。

又过了二十四年，2004年4月22日，一座小小的林昭坟墓在苏州灵岩山立了起来。实际上这是一座空冢，据说墓中只有林昭的一缕发丝、一套旧衣和一张照片。林昭的墓碑正面锲刻着林昭的肖像。碑文为：

一九三二.十二.十六－一九六八.四.二十九

林昭之墓

苏南新专、北京大学部分老师同学、妹彭令范敬立

背面红字所书：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林昭一九六四年二月

林昭思想卓荦，才气横溢，性格刚烈，拼死写了数不清的文稿，包括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特别是在狱中墨写和血写（不少是用鲜血和发卡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林昭在狱中如此以自己的鲜血书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至今她绝大部分文稿尚未见天日。有关她的专项的材料当局封存了整整一房间。她的档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据说要封存五十年。

但林昭是无法抹杀的。林昭思想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林昭精神不会灰飞烟灭。正如她一首血诗所说：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林昭针对毛泽东那首七律〈占领南京〉，在狱中写下〈血诗题衣中〉，充满大勇无畏而且深刻独到的批判意识：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林昭在监狱里投给《人民日报》的血书中，居然能够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对极权统治作出了感天动地的凄烈的控诉：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的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林昭早就有言：“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林昭就曾对“五一九运动”的骨干之一的谭天荣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桂冠的分量。无论如何，这一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回忆林昭〉，收《走近林昭》）。

林昭在写于1960年的长达三百七十行的诗篇〈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发出这样的呼唤：

　　……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

　　这些激情滚烫的诗句，像一把卓然艳丽的自由之火，闪烁着神性的光辉，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林昭身上极其珍贵地充满着批判、控诉、呼唤，但还远不止这些。钱理群教授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曾经指出：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和“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和“自由”的概念。这一点，钱教授强调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钱教授后来在他的〈“殉道者”林昭〉一文中补充说，在1964年、1965年，毛泽东正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试图将他的阶级斗争的治国逻辑和路线推行到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极端，来解决中国党内与社会的矛盾；林昭对“人权”与“自由”的呼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早在此之前的1962年，林昭和她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战友，就已经竟然能够提出了另一种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治国路线与目标。在他们的纲领上，赫然列出“八项政治主张”，即“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三，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收入《走近林昭》）。

　　令人格外悲愤和痛惜的是，惨遭极刑的林昭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与和平主义者，信仰的力量使她始终保持着人性的高贵和不屈的意志。即使在惨受非人迫害的血雨腥风中，她还在思考着：

　　“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要诉诸流血？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然则深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期望去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有时可以甚至还必须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这些话语，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啊！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事实上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她的精神历程，昭示了中国自由精神的复兴。

　　钱理群教授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气质的学姊林昭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这位“中国的圣女”，唱出了一首最悲壮、最坚韧、最决绝、最动人的“天鹅之歌”。

一位无名氏，写了一首〈十字架下的圣女〉（《文革九歌》之七），以祭林昭：

　　是自由的化身

　　是不化的贞烈

　　是红楼碧血诗魂

　　是太湖剑胆孤月

　　苦难雕刻的灵魂

　　灵魂站立的圣洁

　　让时代苍白地拒绝

　　让人性巍峨地选择

　　哦，你就是你

　　一袭白衣的殉道者

　　一尊无需基座也

　　不屑以浮云和桂冠

　　来烘托凄美、博爱和执着的

　　圣女

　　在中国的十字架下

无声呼唤着“人”的世界

来源:共识网

林昭论1957

——录自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原稿（复印件）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凛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情使可能产生的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厚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的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恨得牙痒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或害怕认错更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就可以比较出息了！……

每当想起那惨历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呵！多少次我于早晨起来怀着比较殷切或比较淡薄的希望伸手拿起贵报，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我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等到——大约是当年十月间某日罢，我早上一起身又习惯地伸出手去拿**报纸，一拿起来只见劈头一行大字通栏（社论标题）赫然道是：“为什么右派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或者诸如此类的罢？反正主旨不会错的。）也再不用往下看了，我顺手把报纸往桌上一抛，而人也在强烈的眩晕里默然扑到在床上！从那天以后有很长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再也不看包括贵报在内的一切报纸——一切“党报”！……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时开始，而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责备之处！“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你们——找寻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一个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重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已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之地步。那么……话要说起来呢也不费多少辞藻，而且以往对着人们也不是没有说过：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之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地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所属原也十分清楚！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走上反抗者之道路既是官逼民反而被逼上*梁山，则林昭纵要负责至少全无值得责备的过失！而所说这负责首先也仅只是对于自己的却不是对于他人的！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先生们，把牛虻被捕以后在地窖里忍受着非刑虐待时对蒙泰尼里主教说的一句话引来安在这里还是比较合宜，尽管我已经口头或书面*引用过了它好多次，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仍不稍见减弱——我是不好指望人们来拍拍我的头的！据谓刘胡兰当年赴死以前的壮语是：怕死不当共产党！然林昭以及我们同辈战友们走上反抗道路时的初志其悲壮程度较之前人应无愧色！虽然由于形势的改变需要更动其中一字即：怕死不反共产党！所说我绝不害怕而且永不害怕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其首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首先在此，而不在别处！

当然，既有首先，必有其次。其次则是：我不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并无过失！关于这一点既已反复而系统地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作了论证就不必再多费篇幅，况乎早在三年以前于《我们是无罪的！》那份书面答辩中已经把这一点发挥得很清楚了：天下者人人之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政治斗争从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还想如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可是行不通也！假如再缩小一些，那末如我在给柯氏的第二封陈诉中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以下更无论矣！我辈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于此就发挥得更其直截了当，虽然也许不大中听。他道：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这么地，政治态度的大账结到反右为止，正如我们这一辈苦难深重的青春代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样，林昭个人也同样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无论是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后，在中国内政问题特别是青年参政问题上的应该受到责备甚至应受严历责备的都只是中国的执政者而绝不是中国的青年群！而比较起来，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不，管得先生们跳不跳得出你们靠以吃饭抱以殉葬的那个楼梯上打架之观念也罢，无情的客观事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不必说歪曲！犹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三年之前就在给与你们那伪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所指明了的那样：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
也许应该浅浅地唱个无礼喏，确实，词句可能是比较火爆了一点。但反正总是处在于这么个楼梯上打架的地位矣，在先生们总也不会指望反抗者在这样一封古怪的读者来信里附寄些玫瑰花瓣的罢？……监狱可也不是什么培植或采撷玫瑰花的合式地方呢！……

账算到此地——到反右为止，林昭还只是将自己置于稠人之中而作为我辈群体间的一分子在说话，而在这以后却需要更多地从个人这方面——需要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算算了！……这封古怪的读者来信拖得太长了！而且，上帝知道，我写得有多么累呵！如同过去对人们所说那样：这颗一次次在剧痛中麻木却又一次次苏醒于剧痛的悲愤的心是如此疲倦以致它每每情不自禁地渴望着休息！……惨历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如上所述，作为反抗者且又反抗着如此一个充满罪恶沾满血污的不义的暴政，本来可谓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之局。年青的反抗者们包括林昭个人在这一点上毫无幻想：泾渭分明，灭此朝食！然而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酷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过去在《思想日记》里乃至在其它地方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在义无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所想的内容——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足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响往所追求的东西呢？……这么地早在被捕以前许久，我就和自己的一些“亲密战友”们抒论①过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权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去考虑政权问题那还太早。从我们本身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形势综合考察，更必须对这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即使来日在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环境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恐怕也只是应该考虑作事，而不是应该考虑作官！

说这些无非是指望多少或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根深则蒂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我们艰苦的战斗生涯中已经越来越确证了：所根由的这些是颇为确实而更牢固的，因之也遂使这个青年所持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牢固至于不可动摇！仅仅是如此而已。若然说到对于共产党之那一份儿天真而善良的幻想，那是早已像肥皂泡似地被灭得连影儿也没有的了！而且还不光是幻想的破灭而已，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引自《牢狱之花》）

所以，请共产党不必再对林昭存在幻想，因为林昭对于共产党是早已不存丝毫幻想的了。之所以还只深沟高垒而不坚壁清野者也无非只是本着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仅是如此，别无其它。

然而，即使仅是如此，作为一名反抗者林昭个人也便已经告①了无所亏负于共产党！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就是这样，一切公正明达的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治态度与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上，苦难的中国青春代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作为这青春代的一分子，林昭个人同样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且又得说了：谁个能够，谁个配来指责我们呢？陈腐无能至不能维持民国法统于不隳的国民党人吗？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共产党人吗？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吗？怅吟“式微”潜歌“黍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吗？平时处士横议恣谈忠孝一到考验临来面前便噤若寒蝉肃如金人惟愿苟全性命的“学界先彦”吗？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之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吗？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历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奋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了呀！

附录林昭生平介绍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基督教徒。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林昭在1957年发表支持张元勋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因“态度恶劣”在1960年末起被长期关押，在狱中一直以书写血书与日记对当时政府的控诉与表达自己的信念，但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家世

林昭进大学后改名为林昭。父亲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参与进步革命，大舅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

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年轻的林昭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进“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1]。

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期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

北大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2]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批判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3]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4]，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她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5]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1958年6月起，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

上海

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6]。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7]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告人类》。

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8]

1965年7月至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事件在1981年在打倒四人帮的报道“历史的审判”一文中提到）。

尾声与平反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一个月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据《苏州市志》第三册1222页）。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Sandy, Utah, 享年59岁。[9]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但其档案仍被中共绝密封存五十年。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安息公墓。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2003年，胡杰把过去五年寻访认识林昭本人的80人，更透过特别途径拍摄到林昭狱中文稿，成为《寻找林昭的灵魂》；其相关的采访并成功刊登于2004年8月11日《冰点》，其后访问被“团中央青年报刊阅评小组”评为“以大篇幅报道敏感事件与人物，值得商榷，也不客观”。

谁是“林昭”呀？！

——4月29日未名湖畔采访记

赵常青

作者按1968年4月29日，中华圣女林昭女士为寻求民主自由而被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为了表示笔者心中的纪念和缅怀，2010年4月29日下午——也就是在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我去到了燕园，去到了林昭曾经读书和生活的未名湖畔，对匆匆而过的“北大人”做了一下随机采访，遗憾的是，在我采访的将近20位人士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北大才女和中华圣女的事迹，我的心情也因此很郁闷，一直郁闷到今天……现将全部采访内容照录如下，所提问题也许很单调，但读者诸君也许会从这些采访里看到中国高校乃至整个中国的一个小小剪影。

第一对受访者：于同学，女，数学系08级硕士生

李同学，女，1988年出生，数学系09级

？（？代表本人，下同）：你们好，能打搅两分钟吗？

于同学：什么事？

？：你们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于、李：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呀？

（我向她们简单介绍林昭的事迹，并向她们递上有关林昭生平的文字材料）

？：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她为寻求自由付出了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代价，请问你们如何评论？

李：因为不了解，没办法评论。

？：你们对“自由”是如何理解的？

李：“自由”就是我一天想睡多少觉就睡多少觉、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笑）当然这是办不到的，随心所欲并不是自由。

于：我对“自由”的理解不是很深，但我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信息自由是受很大限制的，好多该公开的都没有公开，互联网也有许多信息是经过过滤的，或者是被刻意屏蔽的。

？：知道《宪法》35条有关公民六大自由权利的规定吗？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于：这些我们都背过，还考过试，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里你是很难享受这种自由的。

？：北大自建校以来，为中国社会贡献了诸多的精英人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在北大人身上有着一贯的体现，请问面对42年前殉难的林昭，你们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李：我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想将来找个好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说实在的，我对人生的意义很迷茫，而且国家这么大，民众素质又那么低，要改变这个国家很难，不过谁愿意出来带头去改变我也不反对。

于：关键是民众素质低，工作不好做，但因为我们是学数学的，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很深的思考。

？能留个信息吗？

（两位女同学报出了自己的姓）

李：若我给你签个名你能挣多少钱？

？：…………

第二位受访者：北大中文系09级苏姓女同学

？你好，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代表苏同学）不知道。

（简单介绍林昭生平并递上相关材料）

？请问你是哪个系的？

：中文系。

？中文系，如此说来林昭还是你的师姐呢，对于这样一位师姐，请问你现在有何感想和评价？

：因为我以前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不好评价，但单纯从你介绍的这些内容看，林昭应该受到我的肯定和尊敬。

？林昭是为自由而殉难的，请问你对“自由”是怎么理解的？

：自由的价值很高，但也不是绝对的。

？你觉得《宪法》规定的六大自由在现实生活里实现了多少呢？

：折扣很大，这些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里很重要，但做得很不好。

？你觉得中国和英国、美国、法国、朝鲜、古巴这些国家相比哪个国家更自由？更让你向往？

：（她扶起眼镜把我瞅了半天）我对你很戒备，咱们不要谈了。

？……

第三位受访者：工学院08级男生

？你好，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

？（介绍，递材料）

：对不起，不想听，（转身走了）

第四对受访者：付雪（女生）数学系08级

童蕾（女生）数学系08级

？你们好，知道林昭吗？

：不知道。

？（介绍，递材料）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一位为自由而殉难的前北大学生，也是你们的校友，请问你们对她有如何评价？

：因为不了解，不好评价。

？你们对“自由”是怎么理解的？

付：自由就是能够在不影响他人幸福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自己的幸福。

童：应该是在不影响他人自由的情况下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你们生活在林昭的年代，面对打压言论自由的反右运动，你们会做如何选择？

：不知道，看情况吧。

？你们觉得《宪法》规定的六大自由（解释哪六大自由）你们都享受到了吗？你们现在喜欢上网，觉得网络自由做得怎么样呢？

童：我觉得我们已经很自由了。

付：谈到网络自由，我觉得我们的自由还真的存在很大问题，因为许多信息需要“翻墙”才能看到，而且有时候“翻墙”能“翻”得过去，有时候却根本翻不过去，翻不过去的时候那才叫急人呢？你有好的“翻墙”软件吗？

（我笑了……她们也笑了，然后说她们要上课了，便走人了）

第五位受访者：生物系09级一女生

？你好，知道林昭吗？

：不知道。

（我正准备介绍并拿材料）

：对不起，我还有事。（走了……）

第六位受访者：法学院09级一高姓女生

？你好，你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

？（递材料，介绍）……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对于这样一位为自由而殉难的前校友你有什么想法呢？

：“自由”本身是非常值得追求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说的关于林昭的事迹是真实的，那她是非常值得我的尊重和敬佩的，我向她表示崇高的敬意！

？请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法学。

？法学系学生一定知道“法治”的含义，我想问的是如何将林昭追求自由的精神与你自己的专业及人生理想结合起来呢？

：“法治”就是以法治国，而且是“良法治国”，而不是“恶法治国”。我想我呢将来毕业后如果做律师我会为穷人、为弱势群体多出一点力；如果做法官，我会努力寻求公平和公正，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法官贪污腐败，他们审判的案子当然是很难公平公正的。

？感谢你有这么好的想法，真不愧是北大学生，祝福你！

第七位受访者：法学院09级章姓女生

？你好，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

（介绍，递材料……）

？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站在42年后的今天，请问你对林昭有什么评价？

：很了不起，很伟大，我想不到。不过那个年代很特殊，人们很纯洁，追求理想的人也很多，林昭作为追求自由理想的学姐我很感动。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平庸，大学生都很现实，功利色彩很重很浓，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心这些宏大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大学生群体里是出不了这样的英雄的。但是就我自己的内心而言，这种英雄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我希望出现这样的英雄，尽管我自己做不了。

？89年的学潮你了解吗？

：了解一些，听说当时的学生很厉害，都上天安门广场了。

？如果你赶上89年那样的学生运动，你会站出来为民主自由呐喊吗？

：我会站出来，但就我的个性而言，我可能只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而不会是在前方拿起小喇叭进行指挥的（说完嫣然一笑……）

第八对受访者：一对恋人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们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谁是林昭呀？

（介绍，递材料）

？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请问你们对于林昭当年的行为会做什么样的评价呢？

？你是做什么的？

（我递上印有“中国公民”的名片）

：是这样，你所做的介绍也只是一面之词，当年国家和政府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但现在国家和社会都在进步，而且进步很大，我们都觉得挺好的。

？林昭的事件网络上会有的，你们回头可以到网上查阅一下。

：我们会查阅的。

？我知道你们二位现在正在恋爱当中，很幸福，但林昭当年被打为右派后连恋爱这样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请问作为北大人，你们会怎样理解你们现在所能享受的恋爱自由以及你们现在还不能享受的某些自由，如出版结社自由呢？

：对不起，我们不想回答这些问题。（转身，相牵相挽，走了……）

第九位受访者：医学院09级女生

？你好，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

（介绍，递材料）

？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请问你对林昭为自由而殉难的行为有何评价？

：觉得“生命”应该比“自由”更重要、更宝贵一些吧。

？中学课文里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难道你不认为这首诗关于“生命”、“爱情”与“自由”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吗？

：我认为首先是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去进行其他的追求，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么你活着会去为自由而奋斗吗？

：我是学医的，只知道治病救人，请不要问我这些政治问题（一笑跑了）

第十位受访者：一位打伞的女学生

？你好，知道林昭吗？

：不知道。

（介绍，递材料）

？听了我的介绍后，能不能简单的对林昭做个评价呢？

：（有些犹豫）应该向她表示敬意吧。

？你是哪个系的学生？

：这个不方便说……（匆匆走了）

第十一位受访者：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

？您好，请问您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

？请问你是北大的老师吗？

：对不起，我不是（匆匆走了）。

第十二位受访者：一工学院男生，正等待自己的小恋人

？你好，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

（介绍，递材料）

？听了我的介绍后，能否对林昭做个简单评价呢？今天是她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

：每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与那个时代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林昭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而且……（话还没说完，看见他的女友过来了，就“拜拜”了一下，走人了）

第十三位受访者：物理系07级黄姓女生

？你好，听说过“林昭”这个人吗？

：没有。

（介绍，递材料）

？今天是林昭殉难42周年的纪念日，作为林昭的一个晚辈校友，你会如何评价林昭呢？你觉得她为自由、为真理付出生命值不值呢？

：……（沉默）

？请问你是哪个系的学生？

：物理系。

？哦，学物理的，在当代中国，学物理的出了好几个寻求民主和自由的人呢？知道方励之吗？

：不知道。

？你们北大物理系曾经有一位叫“刘刚”的人，听说过吗？

：没有。

？（我热情的为他介绍方励之和刘刚）请问你会像他们一样站出来寻求民主自由吗？

：现在已经很民主自由了呀。

？你认为现在已经很民主了吗？

：是的。

？你觉得现在的人民代表及各级行政长官包括国家主席都是由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好意思，还不是。

？想入吗？

：想，很想……

第十四位受访者：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自称是北大老师

？您好，能打扰你两分钟吗？

：您好，请问什么事？

？您听说过林昭这个人吗？

：没有。

？请问您是北大老师吗？

：是的，但我不认识这个人，没有和她交往过，也没有她的电话。

？…………

第十五对受访者：两位到燕园游玩的对外经贸大学商贸英语专业的07级女生，

一姓杨，一姓洛

？你们好，知道林昭吗？

：不知道。

（递材料，介绍）

？1968年的今天，林昭为寻求自由而殉难，能否听了我的介绍后简单的对林昭做个评价？

：因为太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不好评价。

？不了解没关系，你们如何理解“自由”的，认可“自由”的价值吗？

杨：当然认可了，生活中没有自由是难以想象的。

洛：不过自由没有绝对的，再说我们现在已经很自由了，自小至大，我好像没有受到过什么拘束。

？你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很民主、很自由了吗

杨：我认为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民主，基本是虚的。现在每年都要开什么“两会”，我觉得开会的那些代表委员什么的很难代表民意。而且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比如说，在互联网上，有好多东西都看不到，他们说“被和谐”掉了，《蚁族》的作者就公开说他的在网上发表的《蚁族》有好多内容被“网管”“和谐”掉了。

？你愿意为自由事业做努力吗？如果现在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你们会参加吗？

洛：说不上来，听说以前好像发生过一次大的学潮，叫什么“7.5”事件吧？

？“7.5”事件发生在新疆。

洛：不对，我想起来了，是“6.4”，就是邓小平镇压的那件事，如果是这样的学潮，我就不会参加。

？为什么？

洛：太恐怖了，听说坦克都出动了，死了好多人呢。

？你们认为，政府出动坦克镇压学生对吗？

杨：当然不对，但是学生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白白挨打。

洛：请问你是做什么的，记者吗？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说的拿去发表呀，那会给我们惹很大麻烦的。

最后两位受访者

（采访了那么多人后，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林昭这个人，我心里确实有些悲伤，考虑到那些被采访的人大多属于80后甚至90后，故我决定去采访年长者，于是便在北大西校门附近的一颗大树下采访了两位老人——他们一位是年届82岁的吴老先生，一位是年届76岁的马老太太）

？你们好，老师，能打搅两分钟吗？

：你好，有什么事，请说。

？你们知道林昭这个人吗？

：不知道，没听说过，她是谁呀？

？请问你们是北大老师吗？

：是的，我是XX系的，她是XX部的。

（我大吃一惊，他们竟然也不知道林昭，我赶忙介绍并递出相关材料）

吴先生：哦，林昭是右派呀，想当年我也被划为右派呀。

？哦，先生也曾经做过右派？

吴先生：1957年夏天我从巴基斯坦回来，赶上反右运动的后期，我由于也提了意见，最后被打为右派，劳教三年，这一劳教就一直劳教下去了，三年期满后，他们就把我放在劳教场所让我继续接受教育和改造，总共坐了十三年牢。唉，那是一个不敢回想的年代，被整死的人太多了……

？那么您认为林昭当年作为北大的学生，站出来说良心话、争取民主自由可取吗？

吴先生：怎么不可取？！北大是什么地方，中国民主的发祥地呀，五四时期，陈独秀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什么？不就是“德先生”、“赛先生”吗？知道“德先生”是什么吗？就是“民主”，就是“democracy”，我们现在不是还要争取这个吗？

？马老师，请问您对林昭之死有什么评价呢？

马老太：我说呀，林昭死得太冤枉了，不光她，还有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呢，都死得很冤枉、很悲惨。国家应该向他们鞠躬，好像巴金说过应该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吧，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悲剧博物馆”，将这些历史悲剧都陈列在那里，供后人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再犯那些错误了。

？我想冒昧问一下，争民主、争自由在我们今天还有意义吗？你们还记得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吗？

马老太：争民主、争自由太对了，你看现在贪污腐败多少呀？贪官不仅多，而且大量卷款跑到国外，不争民主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应该继续争民主。至于89年，学生上天安门反腐败非常正确，只不过学生也有做错的地方，给李鹏下什么跪呀，他算什么东西呀？不应该跪，应该堂堂正正的争民主！

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多为这个国家考虑考虑，要想办法改造这个国家，要让社会变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来源：民主中国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零八宪章月刊第46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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