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笑天下
国新办发布美国人权纪录：美国是独裁国家（节选）
2011年11月，美国各地为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举行抗议活动，又有数百人被捕。其中，仅纽约市就至少有276人被捕，多人被警察拖走时受伤流血。许多示威者指控警方手段残忍。有评论说，“美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裁国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回应美国国务院24日发表的《2011年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歪曲指责。
国新办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人权纪录从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利以及侵犯他国人权等六个方面揭露了美国糟糕的人权状况。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美国标榜自己是自由之地不过是自欺欺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遭受粗暴和武力对待，众多示威者遭到逮捕，这种肆意践踏民众集会示威和言论自由的行为，为美国的自由民主作出了真实的注解。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远非遭遇金融危机所能推卸，其种种人权问题正是美国长期漠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据新华社电
集会示威
“美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裁国家。”
人权纪录说，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美国标榜自己是自由之地不过是自欺欺人。自2011年9月，由于美国社会严重不公、经济严重不平等、贫富严重不均和高失业率等问题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且不论这场运动的深层原因，单就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遭受粗暴和武力对待，众多示威者遭到逮捕而论，这种肆意践踏民众集会示威和言论自由的行为，就为美国的自由民主作出了真实的注解。
人权纪录说，根据媒体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的两周内有近千人被捕。有的示威者被戴上手铐在大桥上一字排开，等待警方大客车运走。2011年11月，美国各地为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举行抗议活动，又有数百人被捕。其中，仅纽约市就至少有276人被捕，多人被警察拖走时受伤流血。许多示威者指控警方手段残忍。有评论说，“美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裁国家。”
圣贤之源：令人耻笑：美国是独裁国家，几个中国人相信？
美国是独裁国家？这个观点，大概只有某些人这么认为，而多少人相信，就不晓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40年代，毛泽东曾经热情地赞颂过美国的民主和民主制度，并且认为中国的未来也是要建立这样的民主。可是，几十年过去后，居然有人说美国是“独裁国家”。因此，这个说法，会得到几个中国人相信？
令人耻笑：美国是独裁国家，几个中国人相信？
此次美国因批评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引发某组织强烈反对，其抗议程度，似乎如勇士激情般——根本不思考，直接否定和对骂。因此，在5月25日公布美国批评大陆人权问题后，我们不断地看到中国大陆主流（即控制的新闻媒介）媒体转载有关方面对美国人权问题的反驳与批评，如25日的“美报告称中国人权极为糟糕”、“美国发表人权报告:中国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称中国专制国家歧视弱势群体][朝鲜控诉美国无人权]”、“[声音:评价中国人权状况不能违背基本的客观事实评]”，以及26日的“国新办：美国是独裁国家”、“中方：美涉华人权报告不值一驳”和“令人耻笑”.....
对于中国大陆人权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国民最有发言权，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有发言权的人都被代表了。因此，我们的人权，就只能是被代表的观点，也是最“经典”的标准说法。如我们前不久流行的前外长的主张，即“李肇星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与人权的一般认识、主权、主权，以及与人权有关系的话题，我已经在昨天的《没有互联网，没有美国，中国的人权事业会怎么样？》中有详细的分析。在此，本人不再对人权进行说明。此处，主要针对今天众多针对人权问题的说法，即我们所看到的“国新办：美国是独裁国家”和“令人耻笑”等话题进行分析。
美国是独裁国家？这个观点，大概只有某些人这么认为，而多少人相信，就不晓得了，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即使比较谴责美国的毛泽东，如果他在世，估计他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40年代，毛泽东曾经热情地赞颂过美国的民主和民主制度，并且认为中国的未来也是要建立这样的民主。可是，几十年过去后，居然有人说美国是“独裁国家”。因此，这个说法，会得到几个中国人相信？
对于“令人耻笑：美国人权报告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说美国的报告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这个依据是哪里？以及那些“国际社会”，主要是那些国家代表“国际社会”？而且，也应该再次问问，这些“代表的国家”是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根据民主原则，我们自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际社会”。
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到某些人对外说“美国攻击中国人权报告颠倒黑白不值一驳”，既然根本不值得一驳，为什么还派出这么多人专门写文章去批驳呢？
有道是“聪明人无须辩，糊涂人辩什么？”这个规矩，应该是最适合某组织，以聪明论，最好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争论去。因为你说什么，都是这么个“颠倒黑白不值一驳”。
让国民自己去爱信不信，或者说，大家自己瞎猫去吧....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是对某组织的良善建议，否则真有可能会在大陆引起“颠倒黑白，不值一驳”的效果。
本文作者：圣贤之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北京一中学老师骂外地生：你家无权无势无钱随时滚蛋
年级组长王靖老师“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冲言覃大吼道：
“第一，你户口不是北京的！第二，你是借读生！第三，你在校长那还是挂着名。而且，你们家无权无势无钱，就是一个三无人员，你随时可以滚蛋！”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尹安学 陈慕羽
网图：言覃手写的事情经过。
“你们家无权无势无钱，你就是一个‘三无’人员，你随时可以滚蛋！”23日，有微博爆料称，北京22中学初二学生言覃在学校遭老师辱骂。记者29日获悉，该校校长已当面向学生家长道歉。言覃今年13岁。
遭辱骂后被要求“走人”
2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发微博，贴出言覃手写的事情经过：5月10日，上政治课时，言覃与其他同学讲话，被老师罚站。罚站过程中，言覃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就蹲在地上系鞋带，被政治老师“狠狠瞪了一眼”。老师见言覃仍在系鞋带，走过来踢他，并将他踹至门外。
后来，言覃被叫到老师办公室，两位老师先后与他谈话。随后，年级组长王靖老师“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冲言覃大吼道：“第一，你户口不是北京的！第二，你是借读生！第三，你在校长那还是挂着名。而且，你们家无权无势无钱，就是一个三无人员，你随时可以滚蛋！”
见老师言辞激烈，言覃说：“老师你能把话说好听点吗？”王靖却继续说：“我到教室还可以把话说给全班听，你信吗？”
言覃的爸爸告诉记者，第二天，他就被叫到学校，收拾言覃的物品，言覃被要求“走人”，“不要在这里读了”。
他爸爸说，孩子回家后觉得好委屈，最后就回了湖南老家，在家休养。
校长向孩子家长致歉
同样身为教师，发微博的陈杰人很愤怒，他说，他不明白在北京，为何仍有老师如此侮辱学生，“不允许罚站，他们罚了；不允许辱骂学生，他们辱骂了，而且骂得这么难听，一点素养都没有！”
有网友查询发现，蔡元培是北京22中的首任校长。网友搬出前辈的话：“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网友说，“22中，你们惭愧去吧。”
陈杰人的微博发出后，24日，言覃的爸爸就接到学校电话，希望他能去学校沟通。打电话的校领导说，他至今还不知道言覃被开除了，“谁要你们自己不去上课，赶快叫言覃回来上课。”
25日，言覃的爸爸来到学校，校长高宇军亲自接待他，就老师的不当言行和对言覃的处理，向他道歉，并表示要对处罚、羞辱言覃的两位老师给予处理。高校长希望言覃快回学校上课。
言覃的爸爸说，他觉得政治老师体罚孩子，是为孩子好，但老师那么骂孩子，“我作为一个长期在北京打工的‘三无’人员，我接受不了。”
言覃的爸爸还说，他也劝孩子回北京读书，但这个事情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孩子无法回22中读书了，现在言覃还在湖南休息，“我想弄明白，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工，能否在北京给孩子找个好的读书环境。”
环球时报社评：中国适度腐败，民众要理解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作者:来源:深窗综合
导语：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人员被爆出腐败问题，常年来，中国屡禁不止的腐败问题仍然让人头疼，近日环球时报有社评称，要让中国适度腐败，中国民众要理解适度腐败，适度腐败的原意是别让大规模腐败成习惯，小量适度腐败是正常的。如此一评论，网友褒贬不一，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个适度腐败之后就能够一本万利了呢？宽松腐败让适度腐败畅行的结果说不定是更多人腐败，当腐败成了一个家常小菜之后，谈何而来打击腐败官员？适度体迅速蹿红网络。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侯秋水：环球时报是怎样给别人擦屁股的
说到底，环球时报的编辑无外乎要告诉人们，现在的腐败是有理的，是有据的，你们该担待的，还得多担待。总之，你们老老实实呆在那里，不要乱说乱动，任凭我们腐败好了，至于我们什么时候不腐败了，再告诉你们。
哎！蠢的，也没见过这么蠢的，这样的编辑，算是长见识了，真长见识了。
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专门为别人擦屁股的，原因是自己吃人家的，拿人家的，不擦不行。但既然是擦屁股，那就该把主人的屁股擦得干净一点，这样既为主人负责，也为过路者负责。或许世界上的擦屁股者怕熏了自己，擦屁股时往往随便支应草草了事的居多，结果是主人的屁股没擦干净，而让过路者把主人的屁股看了个正着。
刘志军，一个腐败分子，论职务算不上腐败分子中的老大，论腐败金额算不上腐败分子中的第一。面对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过路者笑笑过去，也就没事了，可偏偏有人跳出来，要把刘志军这块臭屎从别人的屁股上扒拉掉。正所谓丑事不能描，越描越黑，棒槌不能吹，越吹越棒槌。刘志军被开除党籍，如微风吹过海面，而环球时报一篇《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如十二级台风引得网络炸翻了天。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腐败的高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怎么不具备，现在不具备，那什么时候具备，况且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又是什么，根治腐败的条件是什么都不知道，何来根治腐败的条件不具备。腐败根治的条件不具备，那能不能不让腐败高发，环球时报的编辑，我们大众现在要求的并不是根治腐败，而是让腐败降那么一点点，使腐败不再高发，难道我们这点要求也过分吗！民主不能使腐败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但起码不会让众所周知的无毒俱全市长、局长继续呆在市长、局长的宝座上，不会让众所周知的卖官买官者继续呆在官位上。印尼、菲律宾、印度拿来说事，你为什么不和人家香港、台湾、日本比比，不和人家越南、朝鲜、泰国比比呢！印度、印尼你说人家严重，人家还说你严重呢！口头官司又能说明什么呢！
腐败痛苦感源于“为人民服务的官场政治道德”，这理由真够深刻的。而为人民服务又岂止是中国官场的政治道德，问问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问问法国奥朗多总统，问问他们是为谁服务的，估计你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回答说是为自己服务的，估计你卸掉他们一只胳膊，他们也不会说是为富人服务的的，或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腐败痛苦感，源于“为人民服务的官场政治道德”，环球时报的编辑，恕我不才，我把你这句话变动如下，以追根索源：民众的腐败痛苦感源于腐败的泛滥，腐败的无所不在，而腐败的泛滥又源于“官场为人民服务道德的缺失”，源于“官场利己主义的横行”，源于“官场等同于商场”。
腐败控制在民众允许的程度，高论，真是高论啊！坚决控制，控制不了是一回事！放任允许是另一回事。官员同志们，环球时报说了，你们以后可以继续搞腐败，不过动作要小一点，要隐蔽一点，最好不要让他人发现。民众允许，环球时报的编辑，你越俎代庖，什么时候你听说民众允许腐败啊！哎！面对如此编辑，如此高论，晕啊！
香港、新加波高薪养廉，美国富人当官，卸官后可通过其他渠道把积累变成现金捞回来，说来说去当官的目的还是一个钱字啊！中国既不高薪，罢官后又无金可捞，那只好在官位上多多捞金，多多腐败了，说来说去，腐败有理，腐败无罪啊！
官员的工资低吗！你和人家比尔盖茨比，当然低多了，但你和我们平头百姓高多了，你和我们下岗职工比，高到天上去了。环球时报的编辑，你是不是想让我们的官员都成为千万富翁啊！多亏你是一个编辑，让你当了官，不知道搜索多少民脂民膏呢！
潜规则，好一个潜规则，在全国上下潜规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为潜规则伸张正义鸣锣开道的。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病不治，更可怕的不把病当作病。医生怎么啦，教师怎么啦，他们就该潜规则。应许他们潜规则，何来责怪官场潜规则。收入，多少算个高啊！五万高吗！和一万比高，和十万比不高，十万高吗，和五万比高，和二十万比不高。既然什么时候都不高，那就大家一起潜规则，潜规则永永久久好了。
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看到了吧！腐败有理吧！中国只要落后，就一定要腐败，就一定要昏天黑地，但怎样才算落后呢。环球时报的编辑，你睡醒到大街上走走，那汽车一辆接一辆，还能叫落后吗？你当中国还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啊！
说到底，环球时报的编辑无外乎要告诉人们，现在的腐败是有理的，是有据的，你们该担待的，还得多担待。总之，你们老老实实呆在那里，不要乱说乱动，任凭我们腐败好了，至于我们什么时候不腐败了，再告诉你们。
哎！蠢的，也没见过这么蠢的，这样的编辑，算是长见识了，真长见识了。
本文作者：侯秋水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胡锡进：要允许老婆“适度”出轨，丈夫应理解
老婆被人强奸也决不找个说法的“坏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昨天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允许老婆“适度”出轨，丈夫应理解。再度引发坏球时报全体员工热议。
胡锡进：要允许老婆适度出轨丈夫应理解
老婆被人强奸也决不找个说法的“坏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昨天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允许老婆适度出轨，丈夫应理解。再度引发坏球时报全体员工热议。这究竟怎么回事？
昨天，在谈到丈夫或妻子出轨引发家庭破裂的问题时，胡锡进指出：中国显然处于夫妻出轨的高发期，彻底根治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夫妻出轨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夫妻出轨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夫妻出轨关注率”最高的国家。
胡锡进说，夫妻出轨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公妓制”，台湾和香港的男人，结婚后不管富人、穷人、官人，一般可以通过各种“公妓”解决性出轨问题。而这条路在中国是死的。
胡锡进强调：允许男人一夫多妻，允许妻子一妻多夫，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于是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男人流行“包二奶”，女人流行“养二哥”，而且很多夫妻都心照不宣，各取所需。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夫妻出轨较多的原因之一。
胡锡进认为，必须对丈夫或妻子出轨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出轨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官员必须以减少出轨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家庭推进反出轨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夫妻出轨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胡锡进最后说，反出轨是中国夫妻关系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夫妻很忠贞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时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教育所有准备和已经结婚的夫妻，特别是丈夫，要允许老婆适度出轨，这个家庭才能“共同前进”。
本文作者：九州欢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王德邦：政改不能是官方的自娱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这已经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民间普遍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开启政改，而官方却认为中国不仅早就开启了政改，而且成就斐然。对于政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形同冰炭、势如水火般相左的认识？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严重的裂变，民间与官方对社会的感受已经形成对抗，社会共识已经破裂，中国已经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一、官方的政改“成就斐然”论
二、民间现实感受与成就论的反差
三、转型陷阱与政改自娱
四、开启真正意义上的政改
来源：民主中国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这已经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民间普遍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开启政改，而官方却认为中国不仅早就开启了政改，而且成就斐然。对于政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形同冰炭、势如水火般相左的认识？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严重的裂变，民间与官方对社会的感受已经形成对抗，社会共识已经破裂，中国已经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一、官方的政改“成就斐然”论
目前对政改问题占居官方主流话语的是“政改成就斐然”论，集中反映这种认识的是今年5月14日《求是》杂志汇总了2009年以来官方对政改的一些论述，总归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基层群众自治，选举制度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改革，人权事业不断进步。
在5月14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中谈到：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健康发展，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府运行快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由5月14日《求是》杂志与《人民日报》同日发文，一个喊“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一个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可以看到代表官方最权威的对政改的定性：其一、中国早就在进行政治改革；其二、政治改卓有成效——“成就斐然”、“取得重大进展”。虽然从《求是》与《人民日报》对政改的论述中可以品读出些许不同的味道，但总体官方最权威的两大媒体肯定政改是一致的。
二、民间现实感受与成就论的反差
与官方高喊政改“成就斐然”或“重大进展”相反的是，中国民间根本就认为中国没有政改，这不仅从大量的时政评论中对“没有政改”论述比比皆是，而且近年来“改革已死”日益进入社会话语，也力证了这种对政改存在的否定。
如果说中国曾经探索过政改，那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为主导的改革时期，那是真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全方位尝试中国改革。然而，这种努力随着八九年那场屠杀，就嘎然而止，从此中国政改就成为雷区。从那以来，中国究竟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改革，对此被称为“三宽”部长的朱厚泽先生在2009年3月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精辟地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民间“改革已死”与朱厚泽先生“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就历史性地盖定了中国自从八九年后就根本没有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也是走到邪路上的。民间得出这种结论，并不是通过学理论证，而是来自切肤之痛。
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每年奔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上千万的上访民众；逐年激增，以致去年达二十余万起的群体事件；维稳上升为官僚首要任务，结果越维稳越不稳，致使经费日增，近年维稳经费更超过军费开支；每天全国各地因被公权力强拆强征或枉法而逼得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各种暴力事件，甚至屠童事件，投毒事件，触目惊心；各种毒食品、毒药品更是防不胜防；社会腐败公行，官权肆虐，民不聊生。整个社会真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在这种满目疮痍下，民间对官府宣称的“成就斐然”的切身感触就是：民主政治容不得百姓讲话，完全是官府说了算，事实是官主政治；基层自治是村民不知道村长与支书如何产生，几十年村长支书一肩挑；选举制度改革却将大批独立参选人监控、殴打，甚至拘留，将选举专家姚立法软禁、绑架；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就是劳教盛行，《刑诉法》73条、83条被广泛使用；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完全抛开法律，全面推行黑监狱、法教班、精神病，来打压上访，扼杀维权，禁绝异议；人权事业不断进步，就是强调中国人权的特色性，拒斥普世价值，囚禁陈光诚、重罚艾未未、重判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等等。一个自诩政治改革“成就斐然”的社会竟然容不下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一本《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书，这是对政改成就论的多大讽刺！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民间怎么会产生已经政改的意念？如果政改“成就斐然”，又怎么会如此民怨沸腾？
三、转型陷阱与政改自娱
中国官府与民间对政改的看法如此别同天壤，让人不得不追问官府怎么会视民瘼于不顾而能说出“成就斐然”的壮语？如果说官府完全是与民为敌，故意自欺欺人，与民间感受唱反调，那可能是偏颇的。说实在的，得出政改“成就斐然”应该更反映了官府的真实感受，可以说中国官府对八九之后的社会变化是发自肺腑地认同，是出自真诚地讴歌的。如果将近二十几年来中国官府近乎歇斯底里的歌颂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视同欺骗天下、愚弄百姓，那就是太不了解官府的实质了。
对于中国官府对政改得出“成就斐然”结论的原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所率领的课题组，最近发布的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做出了权威性的解答。在报告中，课题组阐述“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课题组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这个“转型陷阱”就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二十几年来的一切改革都最后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终结，也就是说一切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分权分利的变换形式，最后指向都是权贵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政治改革当然就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固化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保障。如果对此有人还有异议，那么只要看看官方公开宣示的政治改革目标，就一目了然。
中国官方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对于这个总目标，我们只要问一下社会发展究竟是为了某个制度还是为了全体公民的福祉，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即社会是为了制度，还是制度为了社会？
当一个社会的改革是为了巩固事先设定的某个制度时，这种改革就成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最后的旨归就是巩固统治权，就是维护既得利益最大化，而在此前提下，一切所谓政治改革就只能是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性架构。这样的改革不正是过往二十几年中国的真实政治改革写照吗？面对这种的改革，权贵集团能不发出由衷的欢呼？所以政改“成就斐然”论是他们发自肺腑的赞美，是他们自我陶醉的呻吟！由此可见，权贵集团在过往的政改中实在是享尽欢乐。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八九之后的政治改革不过是权力统治集团分权分利、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已，天下民众在这场游戏中只充当竭尽血汗被绑架着来奉陪的看客，是被权贵肆意把玩的戏偶，是被肆意用来渔利的对象。
当政改成为社会某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时，这种政改就是某集团的自娱自乐，自然也就无法得到社会民间的认同，于是民间的“没有政改”与官府的政改“成就斐然”的对峙就成为必然。在这种对峙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官民冲突日益加剧，社会整体性灾难如影随形。面对这种状况，社会无法延续发展。
四、开启真正意义上的政改
一个深陷于权力自娱下的政改社会，是只有裂变、冲突、灾难的社会，是没有希望与前途的社会，要想扭转这种状况，开启社会美好未来，就必须终止这种权力自娱式的政治改革，愈合社会裂痕，修复民众伤痛，重建官民共识，启动为社会普罗大众接受的造福于全民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就是“权力归位”与“还权于民”的改革。所谓权力归位就是将权力受限于宪法范围内，不使其泛滥、肆虐，危害民众。所谓还权于民就是落实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项权利，使公民能真正享有做人的尊严、平等与公平正义。
真正意义上的政改必须冲破小集团的自娱分权分利，让广大民众充分参与，以民众利益为旨归，以切实落实与保护民众权利为衡器，疏通各种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打破各种利益集团的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政改的热情，才能最大范围地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改革力量，开启中国希望与美好的未来。
2012年5月
闫和成：请别再打着“改革”的幌子来中饱私囊
房产医疗，教育土地，矿产资源以及文化领域等等，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大众的公共资源，现在却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改革”之名，统统揽入自己的囊中。而民众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来源：新华网发展论坛
改革并不是贬义词。但为什么现在有人听到这个词汇，就会觉得浑身毛骨耸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在利用“改革”之名，大肆盗窃本该属于大众的资源。正是由于这些人在利用了“改革”这件外衣，去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私底下干出了一件又一件无耻之事。他们这些人非但享受着纳税人给于他们的高薪厚禄，还拥有着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力和自由。
其实人民是最希望改革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淘汰旧有体制的弊端，社么才会有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改革是要改掉什么？又该革掉什么？我认为改革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体现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如果离开这一基石，那就不是改革了，而是历史的到退。对这几十年的所谓的“改革”，广大民众心里是最清楚的，更有切身的体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现在我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的加大，人民的幸福感在不断的消失。民主越来越倾向于强势群体，而法治则越来越瞄准弱势群体，我真不知这种“改革”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虽然表面上出台了不少惠民政策，但物价的上涨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行业的灰色收入，根本就抵消不了惠民政策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要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文革也好，改革也好，谁对谁错关键是看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否受益？国民需要改革的愿望是老有所依，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人有所居，基本就业，解决温饱，安定社会？反对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监督机制应行之有效，改革成果大家共享。而不是给一部分人为掠夺公共资产，中饱私囊成为“暴发户”的幌子和借口。
在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二十几年里，都是在以牺牲大众利益基础上，去获取小数人的利益。房产医疗，教育土地，矿产资源以及文化领域等等，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大众的公共资源，现在却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改革”之名，统统揽入自己的囊中。而民众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现在我们旧的社会矛盾非但没有丝亳的好转，反到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予盾。环境污染问题，转基因地沟油和许多有毒食品问题，正在日夜威胁着国人的身心健康。在经济领域方面，国民非但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反到让民众觉得在高通胀下生活，是乎压力越来越大。你们这些人，不仅仅只夺走了国民今天的财富，还抢走了我们昨天的财富。
现在中国官员的奢侈和贪腐程度，正在一次次地挑衅着国民的忍受极限，随这种局面的不断升级，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对立。由于在这几十年里，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人编造了太多的谎言，所以才会导致你们这些人的“公信”破产，一个只会靠谎言来维持运转的体制，她必将会被国人所抛弃。如果这种“改革”是以牺牲广大民众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少数人利益的话？那这样的“改革”，它必将注定会以失败告终。现在的中国，无疑就像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这也难怪，国内的精英都在加速移民，他们对未来不可预期的恐惧，竟然成了今日很多社会上层觉得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现在中国的所谓“改革”，其目的无非是把公共的大众资产，变成极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是一种杀贫济富式的“改革”。如果不下决心去改革权力体制所带来极大弊端的话，那所谓的“改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了！如果你们想要去效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话，那我告诉你们：历史上的所有贪官卖国贼，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本文作者：闫和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胥志义：人权保障是改革的突破口
一，人权保障是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核心和交集
二：维权就是改革
三：改革的歧途
四：威权体制下改革的路径
中国现在的改革要继续，要深化，甚至有人说要再改革，那么，改革的突破口在那里？人们见仁见智，有“顶层设计”，有“县级开花”，有“选举落实”，有“法治完善”，有“国企改革”，有“政府职能转变”，有“信息公开”，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人权保障。简单的说，或非理论化的说，如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诉求按照人权要求获得解决，中国的改革就成功了一大半。再具体一点说，如果中国现在每年上千万人的上访或权利诉求能够按照人权要求获得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制度化的解决机制，中国的改革也成功了一大半。为什么？
一，人权保障是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核心和交集
中国经济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代，是经济发展权力由政府手中转移到社会个体手中的过程。有人说，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这话没错，经济改革从本质上看，是把因实行公有制与计划体制被剥夺了的个人经济权力还给人民，核心是人权回归和人权保障。但我们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把市场当作代替计划的一种方法或手段上的变革。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主体。所以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
经济改革要深化下去，市场体制要最终建立，关键是人民的经济权力能否得到落实和保障，比如投资自由权不受各种有形无形门框限制，迁徙权不受户籍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财产权不在发展的口号下受到侵害，择业权不因体制的人事政策（比如编制等等）而被扭曲，等等。没有人的经济权力和权利的落实，经济要素特别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法形成，市场机制无从建成，市场效率不能体现。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改革分别称作政府职能转换，户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但本质上就是人权回归和人权保障。经济改革要突破要深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人权保障。
政治改革的核心是约束政府权力，如何约束？实际上有两个内容。一是减少政府权力，使政府权力限于处理公共事务，在此基础上，才有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内容，即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目前我们理论上实践上都混淆了，起码是模糊了这两部分的区别，讨论和实践的方向都是权力制衡，包括用选票去制衡。所以我们一说政治改革，首先想到的是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这些从促使权力运用的合理性角度出发是对的。但中国现在的体制，不单是权力运用不合理，最重要的是政府权力过大。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不仅权力制衡因为过于复杂而难以设计，而且由于监督过于琐碎而难于复盖。即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权力掌管者，对他的权力运用仍难实行制衡和监督。在权力过大并难于实现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民主选举，就有可能成为追逐权力的一场游戏。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减少政府权力，但如何去减少哩？
权利与权力，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大部分权力的扩张，正是以人权的缩减为前提，是建立在侵害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人权的伸张，同时也是政府权力的减少。比如，有了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就没有了民众的投资自由权，保障了民众的投资自由权，同时也就减少了政府审批权。再比如，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本身就意味政府或政府体系（包括村委会）土地处理权的减少，土地产权的私有和保障，就是政府权力的缩减。显然，通过公民权利的赋于和保障，正是减少政府权力的有效途径。公民权利不可侵犯，可以构成政府权力扩张的有力屏障。所以中国目前政治改革的核心，也是人权保障。
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社会的自我均衡机制。很多社会矛盾，是政府不宜也无力去处理的。比如，企业中资本与工人的矛盾，政府可以用一些法律来规范资本的行为底线，如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但劳资的主要矛盾，即利益矛盾（如工资的高低），政府便不宜也无力去处理。在企业中，由资本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资本手中，资本相对强势而工人相对弱势，所以赋于工人建立自已工会组织和抗议罢工的政治权利，可以弥补工人经济权利的不足，使劳资博弈更为平等，大部分的利益矛盾可以不通过政府的干预，而通过劳资平等的博弈得以不断的消解。所以赋于工人结社权和罢工权，就是建立企业利益分配的自我均衡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不是政府管理社会方法上的变革，也不是简单的社会事务由社会去办。核心是通过公民权利的确立，使社会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利的平等而相互制约，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利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只有当社会矛盾超出法律底线时，政府才进行干预。显然，社会改革是要建立社会的自我均衡机制，其核心也是人权赋予和人权保障。
我们把改革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是外表形式上的区分。从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核心看，都是人权的赋于和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或许所要求的人权赋于和保障，有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很模糊，比如自由迁徙权既是政治权利也是经济权利），但都是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内涵和交集。我们常说改革是系统工程，系统的联系点，其实就是人权保障。所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个先搞，那个后搞，难以也不宜进行先后顺序的区分。保障人权，既是经济改革，又是政治和社会改革。人权不能得以实现和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人权保障是改革的核心内容和突破口。
二：维权就是改革
我们总是把维权与稳定联系起来。比如，“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其思路是把维权当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维权是为了维稳。实际上，维权就是改革。
维权的胜利，就是改革的成功。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脱离集体走单干，是要求个人权利。什么权利？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已的劳动成果直接归自已所有的收益权，集体经济制度剥夺了农民的这些经济权利。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是放权，从农民的角度看，这是争权或维权。农村承包制的实行，既是改革，也是农民维权的胜利。自由的讨生活求富裕，是人天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斗私批修”的思想禁铟和富即罪恶的阶级斗争，压制了人最自然的权利。从“斗私批修”到“恭喜发财”，允许发财致富，保护私有财产，是人自然权利的回归和实现，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孙志刚死于收容制度，全国人民起来维权，不仅为孙志刚呜不平，也是为自已争权利，收容制度的废弃，是人民维权的胜利，也是法律制度改革的成功。乌坎农民争土地处理权和收益权，声势浩大，不屈不挠，在高层的理性回应下，不仅争得经济权利，而且争得民主权利，村民自治的真正实行，既是村民维权的胜利，也是基层民主改革的成功。
维权的深化，就是改革的深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冤假错案平反，仅是民众自我保护和政府主动纠错，摘帽子和恢复工作，就是平反的实现。现在的冤假错案平反，不仅要求摘帽子，还要求赔偿和追究责任，这是维权的深化，也是制度通过改革日趋走向文明的深化。垄断侵害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垄断利润来自对消费者的盘剥，同时垄断也是建立市场机制的大敌，是摧毁市场效率的杀手，所以反垄断是民众一种更高形式的间接维权，也是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要求思想自由，是民众维权的深化和发展，而思想自由是创新的基础，人们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之权利，就是打破束缚创新桎梏之改革。中国要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成功，甚至关键也不是进行所谓的科技体制改革就能成功——比如科究所是放在企业还是政府。创新的关键是废除权力和宗教式意识形态对思想的禁铟。人们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权利的任重道远，就是建造国家创新力的任重道远。
维权的艰难，就是改革的艰难。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是人民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表现，同时也是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独立”候选人的被压制，既是维权的失败，也是改革的失败。人们抗强制拆迁，是争财产权，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是争能够自由讨价还价的权利，而自由的讨价还价，是土地买卖市场化的核心，是土地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强制拆迁是强买强卖，所以拆迁户与政府的对抗，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抗。拆迁户维权的艰难，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律师的维权难，也是法治改革的难。法治不仅要有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平衡。律师通过查事实，讲法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正是权利平衡在司法实践领域的体现。律师工作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甚至受到打压，就是法治改革的艰难。李庄事件之所以成为标杆性事件，就是李庄维权的进退，便是法治改革的进退。
维权的停滞，就是改革的停滞。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得不到政府管理和制度变革的回应，当政府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截访和压制民众的权利诉求时，人权伸张走向停滞，改革也就走向停滞。如果吃了毒奶粉的结石宝宝的维权受到压制，制度化的责任追究无从建立和有效运行，改革已死，毒食品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武钢保卫处的官员，把一个不是精神病的人强送精神病院，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放人，而责任人没有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使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判例时，改革已死，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只是制订一个人事招录的制度，标榜如何如何公正，就谓之为改革，没有参与招录人员的维权，或这种维权并无效果，改革已死，制度只是好看却不中用的装饰，改革则变成一场文字游戏。如果工人的罢工不能得到合法性的承认，劳资的权利平等无法实现，企业内的利益均衡机制无从建立，改革已死，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只是一句空话。
维权的动力，就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从来就不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人民。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改革动力的不竭来源。农民进城打工，子弟不能上学，或上学有困难，政府提供给市民的服务不能惠及农民，农民要求平等，既是权利的诉求，也是对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诉求。自由的表达，根植于人的天性，“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思想和文化，而是所有人出于本性的追求，人民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与打压言论自由的“跨省追捕”和“以言获罪”进行斗争，既是维权，也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有人说，现在改革已无动力，是指官员已无动力，实际上，人民维权动力一直没有消失，改革的动力当然也就没有消失。维权浪潮的一波又一波，就是改革要求的一波又一波。
所以，维权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维权。改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改革设计和研究，也不需要浩如烟海的脱离实践的制度制订，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府在制度上管理上互动性的回应，就是改革过程。李洪林为所谓“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上书邓小平请求平反，邓小平回应指示胡耀邦办，并导致“公安六条”的废止，就是一个表面上没有称为改革，实际上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权回归的改革过程。
三：改革的歧途
一旦改革脱离人权保障这一核心时，改革便走入歧途。
比如，农村承包制本质上是农民经济权利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但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人权的落实，所以权利赋于并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户籍制度仍然对农民迁徙权构成约束。当农村承包制解除了行政式集体经济制度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束缚，并带来农业生产取得发展时，农村改革止步。不完善的农民权利，限制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力的自由流动受到压制，改革走入岐途。如果当初在实行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土地产权私有化，土地市场得以建立，何来现在因土地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强制拆迁，如土地腐败。如果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一进入城市打工，就能够取得与市民平等的权利，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就能与工业化的过程同步进行，何来现在“农民工”的称谓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如春运难题。特别是，迁徙权不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和土地产权私有，两者的相互结合，可以清除三大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力）中二大要素土地流转和劳力流动的潜在阻碍，土地劳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就可以建立。而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改革便无法成功。
再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工人权利没有得到赋于与有力保障，政府一声令下，几千万工人就下了岗，这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企业中，也很难想象。企业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工人权利的赋于可以构成对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其它权力（包括关闭企业的权力）的有力约束。而国企工人权利的赋于和保障，可以构成对政府权力的有力约束。中国号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却是政府的附属。当工人面临失业时，却没有保障自已权利的组织和手段。工人权利的丢失，不但使工人利益受损，积累诸多社会问题，还使政府作为所有者，在处置国有资产时，失去制衡。如果企业中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维权，可以迫使政府在处置国有资产时，充分考虑工人的利益，因而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这正如在土地没有私有化之前，一个不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有可能贱卖土地，而一个由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决不会贱卖土地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改革是要使国企摆脱行政控制，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本质上是赋于企业权力和权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层面的改革，它要求国企：一不受行政控制和庇护，二有自已的利益激励，三企业家的脱颖而出是市场的选择。囿于国企所有者缺位或模糊的特征，政府指令的管理层购买不单是这种购买不合理，有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而且不能使国企达到上述要求。首先，政府任命的管理层是官员而很难是企业家，或者只是政府指定的“企业家”。由于管理层是政府任命，企业既不能摆脱行政控制也会寻求行政庇护。其次，从利益激励的角度看，在所有者模糊的条件下，工人就业的利益比管理层的利益更接近企业利益。工人比管理层甚至比政府官员（因为官员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更不愿意企业倒台。所以，赋于工人选举和聘用管理者的权力，更能使国企接近市场主体的定位，更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也更容易切断企业与政府的行政联系。显然，工人权利的缺失，使国企改革全面失败，不但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国企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典型特点表现在与政府的关系上，经济上虽然独立，行政上却依然依附。国企改革是政府对国企既要甩经济包袱，又不想失去控制，因而从给钱变为不给钱而给政策。而政府政策对国企的倾钭，更使公平的市场秩序无从建立。
如果我们比较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明显具有政府放权，民众增权的特征，它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而九十年代至今的改革，民众增权明显停滞，改革多是政府管理方式上的变革。甚至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口号下，强化政府主导，民众权利有某种程度的缩减。比如山西等地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等。这与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不足有关。
从改革目的的认识上看，我们只把改革当作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改革虽然包含有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但加快经济发展并不是改革的全部目的，民众自由和权利的增进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征，甚至这种进步比经济进步更重要，只要经济发展，而不要民众自由与权利的增进，只是跛足的发展，并不符合人类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改革显然不能只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且即便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赋于民众自由和权利，是赋于经济增长以内生动力，因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由人民推动的。或许政府的强制推动（如加大投资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能带来短时表面的经济增长，却肯定会因为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而不可持续。所以，脱离了民众权利与自由的增进，改革走入歧途，即便经济改革也走入岐途。
从改革方法的认识上看，我们只注重政府主导，勿视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说法，所谓的首创精神，实际上是人民觉醒了的权利诉求。政府尊重人民权利诉求就是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当时不仅有这种说法，也真实存在这种互动，比如大规模的平反和农村承包制。所以那时的改革是健康和有效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越来越强调政府控制，以后的改革越来越倾向政府主导。而理论精英的参与，更使改革进入经院式的设计，过份的陷入政府内部关系和权力划分的设计以及某些制度的变革上，比如党委与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司法独立与职业化，廉政制度的制订与改进，责任追究制度的制订与改进等。这并不是说这些设计和制度制订毫无作用，而是说，没有人民通过维权活动的实际参与，这些设计与制度都可能变成空中楼阁。宪法不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吗？我们有漂亮的宪法，但政府权力限制了吗？公民权利保护了吗？我们有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而且不止一个，但实际上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平等了吗？所以，当前中国不是缺少制度，而是民众权利诉求不能按照制度得到管理上的回应。我以为，目前宪政学者帮助民众维权，并且取得成功，比他设计一个法律制度意义更大。因为人权不能得到实际上的保障，空洞的法律制度毫无意义。经济学家帮助民众维权，并且取得成功，比他天天呼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更大，因为民众自由与权利的增进，就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增进，当然也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实际转变过程。
显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改革，由于脱离了人权的赋于与保障，改革走入歧途。虽然因开放的力度加大，外资和外国技术的进入带来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社会文明进步停滞甚至倒退，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外因和外在动力，现在已经到了无法为继的关键时刻，所以我们必须改弦易张，回到增进和保障人权的正确道路上来。
四：威权体制下改革的路径
有人说，人权保障是改革的目的，如果不改革体制，比如，不实行民主选举，不建成宪政体制，不搞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保障，这话当然有道理。中国维权的艰难，正在使这种道理越来越占优势。也就是说，不用民主体制代替威权体制，即实行体制革命，人权无法得到保障，改革当然也无法深化。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也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就从极权体制的阴影中走出来，取得重大的社会进步。显然这与威权体制的“开明”有关。如果体制不“开明”，不能与时俱进的回应民众权利诉求，甚至压制民众的权利诉求，改革已不可能，革命必将到来。
威权体制是从极权体制走向民主体制的过渡，是社会转型避免暴力革命对生命财产破坏的体制选择，威权体制终究要走向民主体制。人权进步是威权体制走向民主体制的过程和方法。一个威权体制，如果“开明”，能够与时俱进改进人权状况，其存在的时间就可以长一些，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的体制，严格的讲，都是威权体制，由于人权得到保障，社会虽然也有民主诉求，但并不激烈。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赋于乌坎农民土地产权，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民主诉求在现阶段也会很微弱。中国现在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是因为体制“开明”程度的下降。
当然世界上也有先建成民主体制，再增进人权的路径。比如美国在建立民主体制的时候，还有奴隶制，还有种族歧视，美国的人权进步不是通过威权而是通过民主的方法推动的，这当然也是一种路径。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出发，通过威权体制的“开明”，实现人权的进步，并最终水到渠成的建立民主政体，仍然是一条避免动荡和流血的比较合适的路径选择。
但其中的关键是提高体制的“开明”程度。如何提高？本人一介草民，也非专家，本不应对其说三道四，而且人微言轻，说了也没用，但我还是提几点建议试试。
第一，不要把民众权利诉求的行为，如上访，表达，散步，游行，示威，甚至罢工看作不稳定，除了暴力和影响他人权利的行为外，一律允许。更不能去打压。上述行为，除了罢工之外，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我认为，罢工权也应写入宪法。只要这些权利诉求是个人或团体经济政治权利的诉求，并不涉及推翻现行体制，都不应视为敌对性的行为。有人担心这些行为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或国外敌对势力利用，但在政府诚心解决民众权利诉求的情况下，即便有别有用心的人，也无法利用。比如乌坎事件，如果政府一开始就诚心按照人权要求解决村民的权利诉求，任谁也利用不了，倒是采取压制的态度，则极易被人利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官员对权利受害者充满同情，有的上访者乘车住店都不用花钱，体现了体制的开明和诚意。体制本身就有意原解决这些问题，何人能利用其达到推翻体制的目的？
第二，由于我国后期的改革走入岐途，积聚大多人权问题，一旦民众的权利诉求不受压制，这种诉求便会集中井喷式的爆发出来，这是体制对民众权利诉求长期压制的结果。如果官员要维持现行体制，就必须直面这种爆发，欠帐总要还，还清欠账，可以延续体制的合法性。有人说，这么多的诉求，政府那有这么多的人员和精力来处理？这个大可放心，政府不干事或干意义不大的事的人很多，比如，那些搞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的人，那些政工干部，工青妇的干部，那些在人大政协拿国家工资的人，那些跑部进项目，进钱的人，那些截访，监视上访户的人，那些搞检查评比，和对付检查评比的人，那些制订这个规则那个规则，总结这个精神那个精神，玩文字游戏的人，那些争职级待遇，做调研员，任副职的人，那些搞经济规划比如五年规划或什么工资倍增计划的人等等，我估计，这些人占到了公务员的三分之二，把这些人员拿出来，都去了解民众的权利诉求，并一律实行大范围的异地工作，不是赋于他们解决民众权利诉求的权力，权力依然在当地政府，而是帮助异地民众维权，等于站在民众的角度审视当地政府的工作。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帮助民众维权，是真正为人权——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维权活动中，他们可能取得民众信任而被选为真正的人民代表，可能成为著名律师或维权人士，可能成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这正是一个综合而非单一的，实践而非理论的改革过程。
第三，当然关键是领导和领导的观念。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要有人权意识，要把解决现有的人权问题和增进民众权利当成是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总钥匙，包括经济发展，包括社会进步，也包括稳定。领导要做的事有三方面。一是在宏观层面上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增进保障人民权利为中心”上来，二是按照人权要求解决民众的实际权利诉求，这种人权要求既要与时俱进，又要把握尺度，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相符。三是高层领导也要关注具体的典型的个案，不是做“批示”，指示下级办理，而是发表文章，剖析个案，分析其中的普遍意义，通过个案指导工作。
第四，中国专家，政府智囊，除了那些纯理论研究的让其静心研究外，都应组织起来，清理我们现在政府的规章和制度，看其是否符合人权要求，是否符合宪法，凡是不符合宪法的，一律进行清理和修改，使宪法保护人权的条款能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得以落实。
“开明”的威权体制，实际上是人权得到保障，并通过人权保障约束特权，避免走向极权的体制。保障了人权，很大程度上就约束了特权。那些特权阶层是否同意？是威权体制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中国确实处在十字路口。
来源:共识网
蔡慎坤：唯有彻底否定文革中国才能平稳转型
唯有彻底否定文革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有可能平稳的转型。当务之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每一位法定公民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面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把各级政府的决策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按照中共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通过这份决议，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高层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并彻底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历史。
正是因为对文革反思不彻底，当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之时，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的呼声。以重庆为代表的势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全国各地乃至香港掀起一阵红色风暴，大唱红歌、打红色招牌，大搞个人崇拜，弘扬文革意识形态，将各种社会矛盾腐败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企图挟持民意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再次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是一场历史大浩劫，如今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三十年前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记忆，让中国新一代彻底忘掉那段历史。巴金在世时，一直到暮年还在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让后人知道文革的苦难，让经历的人学会反思！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空前的冷遇，现在巴金已走，愿意反思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中国出现了怀念文革的一股逆流，少数政客企图借助这股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
怀念文革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认为那个时代社会公平公正公开，也不象今天腐败横行，更激动人心的是可以随便将官僚打倒批臭，让官员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然而，要解决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差异问题，要解决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等等问题，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运动手段看似过瘾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结局只是又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取代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再一次演绎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
以暴力夺取的政权均以暴力来维持而最终又被暴力所推翻，中国应该跳出这样的历史怪圈，才会使人民免受过去的苦难。唯有彻底否定文革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有可能平稳的转型，回归文革或维持现状，都将把中国带进深渊。当务之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每一位法定公民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面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把各级政府的决策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只有多元共同参与公民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基本尊严才有可能得到充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才不是一句空话。
关于文革的悖论延续至今，我们看到一个怪异的现状：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代三缄其口，新一辈不求甚解。而那些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今天跛脚改革的设计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
在这种状况下，要中国人反思文革很难，要权贵乃至利益集团反思文革更难！因为，文革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似乎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中国的传统思维。于是，反右只是什么“扩大化”、大跃进只是“天灾”、文革不过是“动乱”……这些重复的历史悲剧因为反思的缺失而绵延不绝，中国一路走来气喘吁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信仰缺失世风日下腐败泛滥，也为今天中国人个体良知的泯灭和反省能力的匮乏创造了条件。
一个缺少自我反思精神的群体到处充斥着控诉，每当一场灾难过后，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控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我们控诉过八国联军、控诉过日寇、控诉过国民党反动政府，我们控诉过胡风反党集团，控诉过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我们也控诉过美帝、苏修乃至国际上一切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唯独只字不提当政者自己对国家和民族乃至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苦难，唯独不将每个人置于良心的天秤之上拷问。这或许才是中国历史上战难不止灾难不断的重要原因。
来源：凤凰播报
徐茂华：中国改革新出路——从官改到改官
改革陷入停滞，因为当前的体制对官员们最有利，他们已然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
要将改革继续下去，唯今之计，莫过于实现从官员主导到全民主导转变，从官员自利为主向全民得利为主转变，这就要打破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扩大人民的权利，让两者之间实现平衡。为权力和权利划清明晰的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大家有目共睹。中国的改革远未结束，需继续深化，尤其是完成政治改革的攻坚战，这也是共识。但近来中国政治改革只闻楼梯响，不闻人下来。政改的突破口到底在哪？
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不难发现一条隐藏的主线：官员主导，以实现官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八十年代的政改为何失败，因为它从根本上触犯了整个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历次改革的受害者从来就不是官员。以国企改革为例，无数工人下岗，被强制性的以象征性的补偿扫地出门，从此一无所有。而大量国有资产以改制名义进入了国企头头脑脑的腰包。国企改革是官员主导的，官员是人，人都有自利性，更重要的的是中国当下官员手中掌握着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
改革陷入停滞，因为当前的体制对官员们最有利，他们已然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中国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加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的经济模式，对官员们最有利。首先，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了极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完全，存在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像摆摊这样大多数国家，无官问津的小事，在中国却有专门的城管部门管理打击。在中国，搞企业必须要和政府打交道，经过一道道的行政审批手续，也就意味着一次次交钱。中国的行政管制几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受制约的官员权力给了官员们巨大的寻租设租，将权力变现的空间。
中国改革前景有两种。一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这样的话官员们手里有权，但市场没了，权力变现的机会大大的降低。再就是实现民主与法治，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各守其位。这样的话市场还在，但官员手中的权力受到无所不在的监督，寻租空间几近消失，也无法实现权力变现。经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不论往前走还是往后走都对官员们不利。三十多年来主导改革的官员集团已然失去积极性。
要将改革继续下去，唯今之计，莫过于实现从官员主导到全民主导转变，从官员自利为主向全民得利为主转变，这就要打破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扩大人民的权利，让两者之间实现平衡。为权力和权利划清明晰的界限。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参考。儒家社会能否实现民主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韩是儒家文化圈的一份子。也许有人说台湾太小不值得学，那新加坡和香港呢，而今在威权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大陆在不遗余力的向两地学习。
至于素质问题，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在香港台湾素质很高，秩序井然，在大陆就乱糟糟的；在母国很守法的跨国企业到中国来，就爆出种种丑闻，可以充分看出这是橘生淮北生淮南的问题了。这条淮河，名叫体制。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但是不能因为建造罗马很艰辛就放弃努力。建成之后，有条条大路。
来源:共识网
何三畏：改革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改革必须是面向社会主要矛盾的，必须是以社会公正和人民权利为导向的，任何跟这个导向不兼容的主张，都应该一票否决，无论它在道路和主义上多么“正确”。
有一种“改革没有共识”、“社会意识碎片化”的担忧。我倒是觉得，改革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必须改”。尤其是当前，民间自是强烈呼吁改革，官方也很少有不谈改革的时候。即便既得利益者，也不好意思公开反对改革的。
如果说“改革共识”是指“怎么改”的共识，我觉得这就有点难说了。相信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种官方和民间、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皆大欢喜的改革方案。不是说改革就是调整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方式么？利益和权力这两样东西，拥有的和没有的，合法拥有的和非法拥有的，态度不会一样。所以“怎么改”的共识不容易有。
回想“文革”结束时，中国是最有“改革共识”的。当时官民双方都觉得“必须改”（那时的中国，官方和民间就是全部了，没有其他分层）。一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官民都点头：再不改，老百姓没饭吃，政府机构也不能运转了。而清除“四人帮”后重组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一时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到今天，中国又堆积了新的“改革共识”：社会矛盾“倒逼”得紧，底层感到被剥夺，利益阶层也感到不安全。各界都认识到，矛盾的深入就是危机。多少有点令人惊异的是，连官方都同意，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阶层”。就在今年，有两位省部级干部有过这样的表述。
这意味着这一次改革比30年前更不容易了。李克强副总理在2012博鳌论坛上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既得利益阶层和权势阶层是同一主体或者是表亲，让他们来主导改革，改掉自己的利益，就像扯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一样。
出路只有一条，即把改革当成全体公民的事业，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必须是在高度开放的前提下，充分表达民意，形成各阶层的妥协——“怎么改”的国家意志。我想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话来说，也是比较贴切的：“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事实上，前30年的“幸福道路”中，有许多关键的步子是“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而后被官方“尊重”的结果。
可是，今天，有人认为“探索幸福道路”不是人民群众的权利。甚至非关意识形态的国家职能部门，也表示“理直气壮”地反对，还把“国有经济”比例的多少，悬挂到政治敏感的高度。这已经抛弃了“改革总设计师”当时的训诫：不要把计划经济的多少当成姓资姓社的教条。
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的区别还在于：30年前的改革，到处都可以作为“起点”，哪里开始都可以释放出能量；今天，当然，也是很多地方都需要改，但是，哪里都“不方便”先改。30年前，不知道改革的目的地，“摸石头”的同时就可以开始了；今天，似乎应该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构建改革。30年的改革过程，利益充当了实际的导向；今天，要破除不公正的利益格局，又能以什么为导向？
在这样的“攻坚阶段”，显然需要的是务实地面对具体的社会矛盾。可是奇怪的是，却有人又开始把“道路”和“主义”前置了。
道路和主义不是不重要，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问，有什么好的道路和主义是主张不监督官员权力，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尊重宪法和法律，不为弱者伸张正义……的吗？应该没有人好意思说有，说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却一定有人会绕来绕去地说，那是“汉奸”的主张，那不是中国的一套！然而，如果你承认那样的道路和主义是不好的，中国不需要那样，那么，就应该停止在那个方向滑行，就应该为不公正的、让人民失去权利的社会漏洞打上补丁。而这，就是改革！
同时，这也是检验改革的“顶层思维”是否造福人民、是否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和世界文明潮流的试金石。改革必须是面向社会主要矛盾的，必须是以社会公正和人民权利为导向的，任何跟这个导向不兼容的主张，都应该一票否决，无论它在道路和主义上多么“正确”。
实际上，抽象地谈道路和主义，只能是反对改革、为既得利益阶层代言的潜台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熊飞骏：“新闻自由”是中华民主变革第一步。
中东那些由专制骤然转轨为民主选举的国家，为何容易选举出极端势力？
埃及人民议会选举为何伊斯兰政党取胜？
巴勒斯坦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为何选出了哈马斯？
这不是民主体制本身的过错！
而是“被强奸的民意”造成的。
官僚专制国家因为实行严密的新闻管制，鼓励对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极为有害的“极端民族主义”、“狭隘国家主义”和“排外意识”，绝大多数民众除了不明真相外，还普遍浸染了“极端思维”，只有极少数例外。
官僚专制国家没有真正的民意，只有“被强奸的民意”。
因此专制国家不但官僚集团是不可靠的；民意在多数情况下一样是不可靠的。
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来自相对“独立自由的民意”；而不是“被强奸的民意”。
“独立自由的民意”来自理性的公民；而不是拥有“极端思维”的公民。
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化社会里，一个国家告别专制并不需要漫长的血腥搏斗。多数看似铁桶样坚固的专制国家倒塌不过是挥手之间，连专制力量最为强大，仅核力量就可把地球毁灭N次的红色苏联，专制大厦的轰然倒塌也不过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一个国家告别专制也许能在顷刻之间；但告别“被强奸的民意”则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被强奸的民意”基础上骤然举行“一人一票普选”，则很容易把“极端势力”和善于忽悠鼓动民众的大骗子推上领导岗位。
“极端势力”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会利用掌控的国家资源为“极端思维”推波助澜，同时打压真正有益于国家的“自由意识”，多数民众依旧被“极端思维”的毒汁浸染。
这就是典型的“伪民主”国家！
“伪民主”国家多数继承前朝的“新闻检查”制度，民众除了“一人一票普选”国家元首和中央议会外，并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
在“极端思维”和“新闻检查”的政治框架下，民众就算有权“一人一票普选”国家元首和中央议会，也习惯把选票投给前任元首或他的代理人；把极端分子选进中央议会。
这就是“中东民选”的悲剧！
…………
那些长期生活在专制黑夜没任何民主经验的国民，很容易在推翻他们痛恨的官僚集团，争取“一人一票选举”的政治层面上达成共识。
一个专制国家推翻官僚集团，实现“一人一票普选”不等于就真正“民主”了？
一个因偶然突发事件导致专制大厦轰然倒塌的官僚专制国家，多数民众并没有在走出专制大厦时同时走出“极端思维”。
“极端思维”则是专制复辟的最肥沃土壤。
让多数民众告别“极端思维”构建“民主意识”需要普及“真相、常识和逻辑“。
还原被专制掩盖的“真相”至少需要半年时间。
仅仅还原真相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让多数国民拥有基本的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一个国家在民众中普及“真相、常识和逻辑”的前提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还能对官僚政府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力量，是反贪反腐的最有效武器。
所以“新闻自由”是中华民主变革的第一步！
没有“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骤然实现“全民普选”中央政权往往事与愿违收获伤心果。
各位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今中国突然决定“全民直选”国家元首，哪一位最有可能被选出来？
不用飞骏道出此人的名字，各位懂的！
“极端势力”一旦主宰中国政局，无论是通过“文革式权斗”还是“伪民主直选”途径，中国都将在劫难逃。前朝官僚集团将被无情清算，广大民众接下来也朝不保夕，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因为“极端势力”有如大蛇，大蛇不但吃老鼠也爱好吃人，在吞食完国家粮仓里的硕鼠时必定要拿人来开胃。
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肃反就是前车之鉴。
台湾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1995年才全民直选台湾总统。
所以台湾成为民主最为成功的地区，在同时期走上民主的诸多国家中遥遥领先，把领先四年直选国家元首的俄罗斯远远抛在后面。
台湾民主就是从“新闻自由、县官直选、司法独立”开始的。
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国家，民众的民主生活历练也是必要的。
所以“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是中华民主变革的第二步！
“地方自治”就是“基层政权直选”，在中国就是“县官直选”。
当今中国的民主幼稚人士常常选择在错误的方向努力，不是争取“新闻自由、县官直选、司法独立”等“有限但有效”且朝野双方坐下来有可能达成共识的民主目标；而是致力于争取“一人一票普选”等看起来振奋实则前途难测的目标。
中国的民主人士现阶段努力争取的目标应该是“新闻自由、县官直选、司法独立”；而不是全民直选国家元首。
我们在谴责专制一错再错的同时，八字还没一撇的民主人士一样不能犯原则错误，更不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
二０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来源：天涯社区
精彩时评
胡思升：我是薄熙来的研究生导师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薄熙来没有逃脱这一规律，一切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令人担忧。我的这篇回忆短文，也有点弦外之音，权力必须受到强有力的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否则，走了薄熙来，还有厚煦来。
中国大陆好像有个反贪局，也好像没有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独立办案和无上权威。近日被告知，才知道大陆还有个“国家预防腐败局”，足见我孤陋寡闻。机构不在多，贵在执法严，天皇老子都不怕。下笔至此，耳边响起了多么熟悉的提醒：不符合国情。也是！如果连领导干部申报财产和收入这么一件简单明了的事，都“没有楼梯响，更不见人下来”，何论其他。
我的新书有一篇题为《薄熙来，我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一位友人提醒我：“是不是弃掉这篇为好？”
我没有接受他的沉甸甸的好意，因为我认为：今日的大陆，已非昔日的古土。我的文章与“王立军事件”无关，与“薄煦来事件”无涉，只是记录了30年前，我被中国社科院院长周扬聘为新闻研究所国际新闻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之时，曾经担任过薄煦来的毕业论文的研读和批准。
抚今追昔，震惊之余，不胜感慨。30年前，薄熙来32岁，青年有为，既无官职，也无钱财，只是憧憬于学成做一名国际记者而已。后来的发展是，他弃文从政，踏上仕途，从金县的小官做起，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长、，2007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官运亨通，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头脑不断膨胀，忘乎所以，终于跌进万丈深渊。30年前，我不可能预见，这位当时风华正茂的高干子弟，他的人生海浪的最后一搏，会如此悲惨激烈，如此富有色彩。这不仅使人记起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艾克顿(LordJohnActon)的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Powertendstocorruptand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薄熙来没有逃脱这一规律，一切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令人担忧。我的这篇回忆短文，也有点弦外之音，权力必须受到强有力的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否则，走了薄熙来，还有厚煦来。
中国大陆好像有个反贪局，也好像没有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独立办案和无上权威。近日被告知，才知道大陆还有个“国家预防腐败局”，足见我孤陋寡闻。机构不在多，贵在执法严，天皇老子都不怕。下笔至此，耳边响起了多么熟悉的提醒：不符合国情。也是！如果连领导干部申报财产和收入这么一件简单明了的事，都“没有楼梯响，更不见人下来”，何论其他。
本文作者：胡思升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顾志坚：张丽莉老师被优秀，临时工喘气了
张丽莉老师被优秀，唯一欣慰的是，以后，无论哪个单位出事了，再也不好随便用临时工来蒙人了，不管如何，张丽莉老师可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工不是可以随便栽赃的群体，从这一点看，临时工是不是可以喘口气了？
2012年5月8日20时38分，在佳木斯市胜利路北侧第四中学门前，一辆客车在等待师生上车时，因驾驶员误碰操纵杆致使车辆失控撞向学生，危急之下，教师张丽莉将学生推向一旁，自己却被碾到车下，造成双腿截肢，骨盆粉碎性骨折，另有4名学生受伤。事情一发生，有关当局欣喜若狂，如同抓住救命稻草，通告全国。最美女老师的美名不胫而走，有谁知道她是工作五年，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一个月才拿1000多元？
在中国，临时工不是一个褒义词。派出所联防队员强奸女性，惊诧是临时工。税务部门横征暴敛，也是临时工干的，医院里护士对病人冷若冰霜，没错，她也是临时工。银行员工监守自盗，没错，还是临时工作案。临时工，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事件的替罪羊，大众只有无奈和冷笑。如果有人不信，我随手到网络上找几个案例。
2012年3月28日，哈尔滨市政府通报，备受关注的“314”强拆案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宋立强26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向哈尔滨市公安局派出的抓捕组投案自首。据其交代，他挂靠东成拆除公司后，为尽快得到拆除款，临时雇佣21人进行了强拆。目前，22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按照哈尔滨市政府的通报，宋立强只是临时工，强拆与拆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010年，河北邢台拆迁铲车碾死人后，当地警方称铲车司机直到听到喊声方知有人伤亡。实情是因一年轻司机不敢碾人，另一名年纪大的司机上了铲车，然后直接开向孟建芬，孟建芬当场死亡，没错，这也是临时工干的。
江西修水县一女子到派出所为孩子办户口，与户政人员有所争执，办事女警竟然发怒拿起台面资料砸向办事居民，周边众多警务人员围观却无人上前阻拦。昨日，一条名为“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民警发飙打人”视频火爆网络，公安窗口单位的服务态度，引发众人热议。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义宁派出所户政员蒋某予以辞退，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
这些新闻随处都是，我就不列举了。这些单位为什么要把不好的事情全部推给临时工？在他们眼里，临时工不是正式在编人员，素质一般比较低，出点事情，可以归结为个人素质。凡是正式在编人员，都是经过思想政治和专业技能考核，是信得过的，这些在编人员组成了冠冕堂皇的单位。这些单位都是党领导下的社会细胞，绝对是崇高和伟大，光荣与正确的代名词，他们的光辉形象不能被抹黑，如果黑了，就拉临时工来垫背。
如果政府公开承认强拆杀人是拆迁公司主导的，拆迁公司会说是政府在背后要求抢时间抓进度的，这会让政府情何以堪？如果顺藤摸瓜，发现政府领导在拆迁中的利益关系，你叫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员如何睡得着觉？凡事有临时工顶着，官员们护着拆迁公司，才有狗腿子为自己效忠，自己才可以既做裁判，也做运动员，钱权运作，赚的钵满盘满，还能腆着肚子上台做报告，大谈为人民服务的苦水，接受鲜花和表彰。这些年，全国劳动模范，有几个是一线工人？如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姓钱姓富了。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压榨和代言，荒唐的组合，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想想，江西修水那女警够惨的，没有得到体制的关照。如果不是有她打人的视频，修水县公安局肯定会说网民造谣，否定打人说法。在中国，老百姓被欺负，要一个说法很难，上到刘少奇，下到顾志坚，有几个人遇到困境，真的能要到一个说法？特别是面对体制的时候，民众常常感到无助无奈。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胡说八道，不承认有错，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低头。面对视频这个铁证，修水县再一次毫不客气的把责任推给了临时工。其实，临时工，很多就是云南巧家县送水工赵登用那样的人，靠打临工度日，即使在单位做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所谓临时工，工资很低，生活并不好。一出事，他们往往是牺牲品，当然有些临时工为虎作伥，值得谴责，可是，指挥他们的不仅是正式工，往往还是领导的干活。
临时工已经成了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代名词，我个人虽然穷困潦倒，可是，我不止一次拒绝了某些单位合作的邀请。五毛也是临时工，哪天风向变了，五毛的文字历历在目，下场可不好呀。我还是做点茶叶生意，混混生活吧。无论如何，我即使有一天实在耐不住了，学习晚清英雄，我也不会被说成临时工，更不愿意被说成送水工。那个位居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错字先生，把责任推给临时工，我骨子里瞧不起他。连小学生的口袋也不放过的红十字会把发放万辆劣质自行车的责任推给临时工，我不知道身为全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的领导人是何感想？上梁不正下梁歪，临时工哪怕再坏，也是坏在高堂之上人的手上，临时工被冤枉，高堂之上能说不知道？
如今，张丽莉老师勇于救人，成了中国教师无私无畏爱学生的典范，张丽莉老师的利用价值出现了，有关部门争先恐后来消费张丽莉老师。突出中国的老师群体是高尚的，然后推导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伟大的，中国的道德建设成绩是突出的，中国的各级领导居功至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必将再次唱红全中国。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20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20日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张丽莉。刘延东向张丽莉转达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刘延东说，张丽莉奋不顾身勇救学生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不愧是高尚师德的典范。
反是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弘扬主旋律的英雄人物，哪怕他们是临时工，党和国家也不会忘记。卫生部部长陈竺听说张丽莉的事迹后，要求举全国医疗系统之力救治张老师。张丽莉老师最近受到的表彰很多，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些天大的荣誉一个个来了，张丽莉老师受之无愧。但是，我要问的是，张老师作为临时工，教学五年，学校领导为什么不同工同酬？好的，就算学校领导心有余而力不足，黑龙江省领导，中国大陆教育部长，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难道不知道中国存在庞大的临时工老师群体？
那些穷困山区的代课老师，一个月不到一百元的工资，如何养家糊口？他们也可能成为光照党国的英雄，为什么不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一把，非要他们高位截肢，付出生命，才能享受到关爱？说实话，这种关爱很残忍，很让我愤怒。临时工老师们向学生日复一日灌输爱党爱国的思想，与在编老师不分秋色，党和政府怎么好把他们当临时工，用很低的薪水打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和一些血汗工厂的无良企业主有何不同？想到很多五毛，两面人，我虽然不耻他们的言行，也对他们的处境有深深的同情，希望他们早日醒悟。
张丽莉老师被优秀，，唯一欣慰的是，以后，无论哪个单位出事了，再也不好随便用临时工来蒙人了，不管如何，张丽莉老师可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工不是可以随便栽赃的群体，从这一点看，临时工是不是可以喘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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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志坚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萧夏林：座谈会椅子上吊着王实味的冤魂
看到100个作家艺术家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得不想起65年前在延安被延安座谈会悲惨虐杀的王实味。王实味是第一个被延安文艺座谈会无情批判了5年，最后被肉体消灭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座谈会的椅子上系着作家翻译家王实味的冤魂。作家出版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里无数冤魂里面第一个冤魂就是王实味。
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后来，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为减轻负担，王震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也有人说是康生口头批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来，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看到100个作家艺术家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得不想起65年前在延安被延安座谈会悲惨虐杀的王实味。王实味是第一个被延安文艺座谈会无情批判了5年，最后被肉体消灭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座谈会的椅子上系着作家翻译家王实味的冤魂。作家出版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里无数冤魂里面第一个冤魂就是王实味。
作家出版社、官方投机文人政客和100个作家艺术家跪在地上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的时候。人民不会那个带刺的野百合王实味，历史不得不重讲一遍王实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里被消灭的悲惨故事。
1923年，17岁的王实味1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4年因经济所迫考取邮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他说：“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因经济所迫辍学，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与北大同学刘莹结婚。两人向往延安，因刘莹堕胎未成功，1937年10月王实味只身抵达延安。在延安，王实味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津贴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王实味是暴露黑暗的作家。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冲撞了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
1942年3月23日《野百合花》刊发完毕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以言论为主题的壁报《矢与的》，副院长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范文澜陪王震看壁报的时候，王震很不满意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当晚，王震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挑灯来看壁报，意识到延安思想文化领域内斗争已经尖锐，而且波及到更深的层次上。他很严肃地对陪同的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教育教材。我们的思想斗争有目标了”，“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在《野百合花》刊登完毕的半个月后，《解放日报》开始连续发表蒋南翔范文澜艾青丁玲数篇文章批判王实味。丁玲在自我批判之时，第一个说王实味反党的人。毛泽东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说他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王实味桀骜不驯，是带刺的野百合，对于毛泽东丁玲等人的批评拒绝接受。甚至向组织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在这场对王实味的围剿中，只有两个人为他说话。温济泽说王实味是思想问题，非政治和反党问题，结果被康生讽刺为温情主义。与王实味不认识的萧军是公开站出来，为王实味打抱不平。萧军还到毛泽东那里为王实味求情，毛泽东不让他管。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萧军与反王实味的人进行激烈论战。后来，还进行过6个小时的论战，大骂围剿王实味的人。
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又给王实味扣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黑帽子。
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后来，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为减轻负担，王震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也有人说是康生口头批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来，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反右斗争中，1957年9月周扬发表文章批判王实味丁玲萧军反党，因为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心结，引起毛泽东共鸣。
19581月，毛泽东亲自指示发配丁玲到北大荒。接着发起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延安时代文章的大批判。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1978年的一天，刘莹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被处决。守候了41年，72岁的刘莹，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人事不知。
1979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写信申诉，多次到北京上访。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建议，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1982年2月2日，中央为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平反，并未为王实味平反。1991年春天，公安部派人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为王实味平反，并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已经85岁刘莹。刘莹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旗帜下，延安最著名作家翻译家王实味最悲惨的人生故事。
王实味的肉体永远留在那个枯井里，但是，他的冤魂永远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每把椅子上。无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直如何精美，纪念活动如何隆重，所谓的作家艺术家如何真诚或者口是心非地美化座谈会，都盖不住王实味冤死的那口枯井，相反，倒是让历史再一次为我们揭开这口中国文学的枯井。
五月野百合花盛开。延安埋葬王实味的那口枯井上面野百合一定在迎风盛开。我在想，当铁凝和王蒙们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与他们相遇的是延安的野百合花王实味，还是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2012年5月24日
本文作者：萧夏林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蔡慎坤：谁在为孔子学院的潇洒埋单？
孔子学院一年要耗费中国人多少血汗钱？现在看不到权威的统计数字，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近些年应该是一年更比一年多。
希望工程搞了20多年，才募集到50多亿。而政府却很慷慨的大把撒钱到国外去办学，其数额远远超过了希望工程的善款，这叫纳税人情以何堪？更不可思议的是，2010年，被誉为“史上最贵网站”的网络孔子学院进入公众视线，采购人国家汉办的中标金额高达3520万元的网站运营费用让人大跌眼镜。据媒体调查，中标的“五洲网络”法人代表是王永利，而王永利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汉办副主任。国家汉办自己招标、自己中标，3000万元就进入了个人腰包。如果不是财政部网站公布这个中标消息，天价的维护费永远无人知道。
有个老外曾让小孩去学汉语，小孩学了一段时间，总是在孔子、老子、儿子、孙子、桌子、椅子、筷子中打转，迷惑于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子”。2002年，中国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提议以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的名字命名为“孔子学院”。
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仅美国就有81所孔子学院。为了更好地运作孔子学院，2006年还在北京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政府向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体现。《华尔街日报》报道阐述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话题时，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中国在美国仅有不到10所孔子学院，如今在美国拥有近百所孔子学院及类似的孔子课堂，在其他国家还有数百所。
与《华尔街日报》只是强调“孔子学院”的政府资金支持背景相比，孔子学院“扩张速度过快”也引发海外质疑，2010年，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重里俊行甚至称，“孔子学院”为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
孔子学院致力于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也为那些在中国寻找商机的人出谋划策。与法国语文学院和德国歌德学院的独立定位不同，孔子学院由中国汉办监督，表面上是非政府机构，但事实上由中国教育部控制，一向由政府支持。《经济学人》杂志曾引用一位高官的讲话称：“孔子学院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宣传机构。”
根据官方报道，每所孔子学院建设费用50万美元，每个孔子课堂6万美元。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估算，在美国建一所“孔子学院”起码要几百万美元。孔子学院不但提供文化课、太极课、汉语水平考试，甚至提供带补贴的“中国之旅”。学院和课堂建成后还需要运营，国家汉办会为每所孔子学院提供5-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据估计，这方面的总投入达到了2500万-5000万美元。此外，还有4000名专职教职工和每年3000名外派志愿者的费用。每位志愿者国家都会补贴1000美元/月，通常任期一年，国家每年在志愿者身上投入约3600万美元。最后，尚有金额不明的专项活动经费。孔子学院一年要耗费中国人多少血汗钱？现在看不到权威的统计数字，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近些年应该是一年更比一年多。
希望工程搞了20多年，才募集到50多亿。而政府却很慷慨的大把撒钱到国外去办学，其数额远远超过了希望工程的善款，这叫纳税人情以何堪？更不可思议的是，2010年，被誉为“史上最贵网站”的网络孔子学院进入公众视线，采购人国家汉办的中标金额高达3520万元的网站运营费用让人大跌眼镜。据媒体调查，中标的“五洲网络”法人代表是王永利，而王永利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汉办副主任。国家汉办自己招标、自己中标，3000万元就进入了个人腰包。如果不是财政部网站公布这个中标消息，天价的维护费永远无人知道。
真不知有多少人打着“孔子学院”的幌子在疯狂敛财？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
学者赵进斌是这样看待孔子学院的：按照中国的作法，欧洲国家完全可以满世界建耶稣、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学院；美国更是有资格建华盛顿、林肯学院；俄罗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尔斯泰学院；印度建释迦牟尼学院更是名正言顺。然而，我们看不到这些。赵进斌由此得出结论，教育部鼓吹的“孔子学院海外热”是无中生有的骗局，是又一次荒唐的文化大跃进。
本文作者：蔡慎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梁晓声：多余的话
我一向认为——中国之现实问题虽多，却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加以改造。从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根本找不到什么有希望的中国的依据的。一两句针对今天的“文革”言论，并不能实际改变什么。
我理解的“革命”者是勇于善于改革现实的人，而非“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中国之希望断不在那些当年极凶恶的人身上！
我虽然不上网，也没有微博——但对网上言论的不负责任，早已有知。
太多的朋友打电话问我25日究竟在搜狐读书会上说了怎样一番话，故我以下话是回答朋友们的询问的。
当时话题不知怎么谈到了现在和从前；我的原话基本是这样的——80年代以降，中国调动了极大的思想力，才终于结束了造神时代，结束了10年“文革”恶梦，倘有人以为回到从前中国才有前途，并且真那样了，那我只有选择移民或自杀。我毕竟是过来人，对“文革”是怎么回事有切身感受。倘“四人帮”晚被粉碎几年，我在复旦的下场亦悲惨矣。倘那样的时代又卷土重来，我这种人断无好下场。移民语，自杀语，乃对那样一个时代之嫌恶语耳。
一个听觉正常的人，断不至于将“如果回到从前”误听成“如果还是现在”这种错误是令人惊讶的！
我曾给邀请我的张耀杰打电话，问他怎么会出那种“错误”？他说认得对方，会要求对方删除。而朋友们告诉我，竟没有。
我也很奇怪，那么多人听到我的原话，居然没一个人说我的原话不是那样的。
当然，这些话，确实多余。
我一向认为——中国之现实问题虽多，却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加以改造。从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根本找不到什么有希望的中国的依据的。一两句针对今天的“文革”言论，并不能实际改变什么。
我理解的“革命”者是勇于善于改革现实的人，而非“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中国之希望断不在那些当年极凶恶的人身上！
李光东：永城强奸幼女案必须大白天下
当地官方应当及时发布信息，披露案件进展情况、公布起获的有关信息，把所知情况充分告知公众，这样才能让公众感知当地政府决不会姑息庇护。
“河南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奸淫幼女数十名被抓捕”的消息，连日来在各大网络论坛不胫而走。内有受害者“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的绝望哭喊，有受害者家属的悲怆哭诉，有李新功作案的令人发指的具体细节，有公安机关在李新功办公室及车中查到与案件相关的工具和信息。这一消息终于得到当地官方证实，然而全文却只有122个字。
来自河南永城市政府网站的消息，只是确认了主要事实：原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被刑事拘留。在这则官方消息中，网传“常务副秘书长”没有出现、“数十名”变成“十余名”。而在其他诸多关键信息上，同样留下了巨大的公众需求真空。显然，100余字的消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信息渴求，微博对消息进行了大量转发和评论，质疑和愤怒成为主要舆论情绪。
在一般情况下，官方发布消息讲求准确、真实，因而在未弄清事实之前会惜墨如金。然而，尽管李新功作案非一日，但案件进入公共舆论场却是突发，因而是舆论突发事件。显然不能按一般事件进行消息发布，而必须在信息发布的节奏、内容披露的程度等方面合乎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规律，合乎突发事件面前的公众信息需求。
因此，面对这样一起涉事受害者众、影响十分恶劣、社会关注强烈的舆论突发事件，当地官方应当及时发布信息，披露案件进展情况、公布起获的有关信息，把所知情况充分告知公众，这样才能让公众感知当地政府决不会姑息庇护。若以“案件正在侦查”为由不及时发布信息，则会白白失去与公众进行良性沟通互动的时机。
近年来，性侵幼女案并非孤例，此案涉及受害者之多则属罕见。面对此类案件，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适用罪名上。强奸幼女罪与嫖宿幼女罪，在作案的表现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但量刑却有很大差别，以致废除嫖宿幼女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呼声十分强烈。因此，在此案的具体情节侦查和事实确认上，务必严细深实，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勿使“嫖宿幼女罪”成为一些犯罪分子轻易逃脱严厉惩罚的外衣。
来源：京华时报
情感驿苑：耶鲁前校长说：中国教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我们国家办教育，就像是办工厂一样，根本不懂得真正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这就是说，所谓的“教师”和“学者”，都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智慧而从事这项职业，他们只是把“教师”当做一个混饭吃的职业来做，跟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所以，中国肯定不会有真正的教育。）
“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就是说：中国学校里的校长和各级教育官员们，与国家的其他官员们没有任何区别，所谓的“校长”，并非他有何等人格魅力，懂得何种教育思想，懂得如何办学，而是仅仅代表他是政府任命的一个官员而已，与教育无关）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了，可是，在别人的眼里，无情地看破了我们暴发户的嘴脸，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悲哀）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我们的某些“权威机构”，以为自己搞一些排名榜就可以欺骗世人。在别人看来，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在“自己家里加冕的皇帝”，缺乏公信力的小丑伎俩）
“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大约这就相当于山西的煤老板，自以为有了钱，就一定懂得“品味和文化”，但是在别人眼里却是大笑话。这是无知和狂妄的象征，也是教育精神的彻底失落）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中国的教育缺乏心与心的沟通，师生之间是“知识交易商人”的买卖关系，当然会造成师生隔膜。其实不仅仅师生隔膜，我们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孩子与亲人之间，都是非常隔膜的。外国人评论说中国人非常冷漠无情而又自私残忍，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根本没有教育我们怎样做一个“人”，而只教会了我们作一台机器）
“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园丁”这个我们认为美好的专用于教师评价的词语，在西方教育家看来，就是一种可怕的教育理念：骨子里就是不把学生当人，而是当成一个没有感情和意愿的“物件”，可以被“教育者”随意修剪或任意“改造”的对象，缺乏彼此间的人格尊重。所以中国最善于制造“病梅”。外国人说：中国人从来不懂得尊重的概念。其实从他们进入学校的那天，就没有得到过尊重，而只是“修剪”，所以，他们长大了，也只会去“修理”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在内。还会加上一个很光辉的理由：“我都是为了你好！”，就像是“园丁”一样）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这是国内有些明眼人早就说了的中国教育四大绝症之一：教育行政化！）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关于中国文科教育的问题，可以参考我的文章【千万不要读文科】系列，他们为什么不敢有理想？我的文章中也有说明）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中国教授们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只要目的是为了“争面子”，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学术追求和交流，别人也很给面子（出于礼貌），这就够了。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这是西方教育精神的要点：教育不是职业培训，而是提升学生的精神品质，而是培养学生对于真理和智慧的追求。这当然是中国专门培养打工仔的“教育体系”所不能理解的了。）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如果教育变成了商人的交易，而并非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出现这些行为，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如何用最低成本来获得文凭或者职称，就是“教育从业人员”的选择）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说得好，缺乏追求学术理想的教授，只是一个知识工人而已，而且，还是一个喜欢糊弄人的知识工人，当然不值得尊重。当然，我们的教授也会反击：谁要你耶鲁校长的尊重？尊重到底值几个钱？）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美国学生和美国校长，可能永远也弄不懂中国学生对于“权利”和“财富”的追求热情有多高。而更不了解的是：后者得到了政府和整个社会的认同和鼓励，上面这句话，是这些追求权利和财富的人看不懂的）
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民办教育，所谓的“民办教育”，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钱，玩国家规定的教育游戏。所以，投资者都不是教育家，而只是一批与官员们沟通的奸商而已，当然就是“考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了）
作者：MindHealing日月
清哲木：潜逃13年成张家港党校副校长戏剧人生谁荒唐？
13年前，他叫史宝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843万余元，是轰动全国的“金华税案”嫌犯，案发后潜逃。13年后，化名“高山青”的他，已经成为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党校副校长，身披各种荣誉，仅全国性的奖项就有50多个。
13年前，他叫史宝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843万余元，是轰动全国的“金华税案”嫌犯，案发后潜逃。13年后，化名“高山青”的他，已经成为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党校副校长，身披各种荣誉，仅全国性的奖项就有50多个。
荒唐，确实荒唐，这种戏剧人生如果在社会上演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事实是残酷的，如此荒唐的一幕竟然发生在干部考核机制健全的组织内，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此“马”被何种伯乐相中？党校应是不正之风的"净化器"想不到张家港市党校校长竟然是一匹“潜伏”的“黑马”。副校长竟然是逃犯，这种黑色幽默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在“高山青”的履历中，他是江苏武进人，今年43岁，新闻专业本科学历，高级编辑，博士在读，拥有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证……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假的。就是靠着专业证书是假的、干部履历是假的、连名字都是假的，这样一个“三假干部”竟一路靠着并不高明的伪造手段发迹起来；并且在张家港市做到了党校副校长，党校是深化干部培训，让党的最新理论武装自己的大脑，在政治思想上提升一个境界，让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用理论武装大脑，用行动付诸工作，做党最忠实的捍卫者和人民最忠实的公仆的地方，而这样一个地方竟然是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逃犯在传授党纪国法，在向党员干部讲深明大义，实事求是，这真是滑稽。
史宝月的戏剧人生，如果从一开始，用人单位能够严格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干部考察，抑制用人腐败玩忽职守，那么史宝月就没有机会混迹于国家干部之中，正是因为张家港市用人方面存在的诟病导致“南郭先生”在张家港坐享其成，一个通过伪造的学历证明，当上党校副校长，这说明我们现行的选拔任用领导人员的制度、机制中存在着某些缺陷。如果我们的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机制健全，有严密的程序以及互相约束的纠错机制，像史宝月这样一个逃犯，能从伪造假身份，学历开始，一直伪造到假职称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这些伪造证件，都是在所谓上级考察、提升他的过程中畅通无阻，如果不是此次清网行动相信史宝月还会继续潜伏下去，甚至还会前途无量。
逃犯戏剧人生的背后，折射用人中存在腐败。如果有效遏制住了选人用人中的腐败渎职现象，类似史宝月这样的荒唐事就不大可能得逞。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击社会上的伪造、制假行为固然重要，但是相比之下，从严整治选人用人中的腐败更为重要，从这段时间媒体披露出来的问题，我们看到社会转型期党内干部中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害群之马，所有这些现象如果不加以自查，将严重影响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和公信力，用人失查只能说明渎职恶果。逃犯13年后成长为张家港党校副校长，这戏剧人生恰恰说明当前反腐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一个侧目也可向人们警醒那些披着光彩外衣的腐败分子，更要人们擦亮自己的眼睛，让他无处隐形。
本文作者：清哲木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杜导斌：人权有进步，但这是“被进步”
——简评《中国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国际论坛）》
1、“中国人权事业进步扎扎实实，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杜评：中国人权确有进步，但缺点正在过于“扎实”——改进速度太慢，有进步，不是掩盖存在问题的理由。这就好比得了20分的孩子，考了个25分，有进步没有？有！但仍然处于及格线以下。当然，这只是比喻。中国现在别忙着吹什么“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把自己该做的本国的事做好就不错了。这些年，中国执政党一直与世界上人权状况最差的政府如卡扎非、朝鲜金氏王朝等结成联盟，为迫害人权的专制独裁政府作辩护，甘作无数巴沙尔等大大小小的专制独裁者在联合国安理会里的后台，是国际国内都知道的事实。无视这些事实，说些假话大话，不会改变事实，只会损害中国政府在国际国内的诚信。没必要。
总体而言，中国人权有进步，但这是“被进步”，是被国内涌起的民权和国际人权组织及舆论推着进步的，不是执政党发善心施舍才进步的。执政党这些年值得称赞的一点是没有坚决地极其顽固地拒绝改进。人权的任何点滴进步都伴随官权的后退，所以，非常恋权的中国官方对人权进步是不情不愿的。现在官方把它说成是主动积极要求进步的，这也不能说是坏事，向好向善总不坏，但就是给人不诚实之感。
2、“首先，中国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理论上涵盖着尊重和保障人权。”
杜评：中国政府这几年确实在注重保障人权，但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感觉就有些过了，有夸大的成分。中国政府现在在人权领域面临的最纠结不清的问题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维持一党统治地位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当人权与党权的矛盾没有突显出来的时候，政府是愿意为保障人权做些积极工作的，但一旦人权与党权，甚至只是人权与地方某些政要的权力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权就退居次要地位，党权，官权就主导了一切。对民众的生命、尊严、人身自由、房屋土地等，党权官权都有剥夺和侵犯的事例一再发生，就是证明。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正如将这种观念称为“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人本观”所示，正如它是第四代领导核心所提出，而没有经过全民辩论和投票表决是否把科学发展观树立为国家价值观，其所强调的是科学至上，是党中央意志决定国家根本大政方针，是人得遵守科学规律，按科学规律办事，是民众得尊重和接受党的领导，而不是科学为人服务，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得交由人民票决。
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决策常常以科学为旗号，其实是握有科学话语权的权力寡头，以必须尊重和服从科学规律的名义，要求缺乏科学话语权的普通民众服从，忽视或压制了民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握有科学话语权的上层代替没有科学话语权的普通民众当家作主。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保障“科学权”——保障握有科学话语权的权贵的决策、执行、监督等诸项大权，它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科学”为本的。
3、“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丰富民主形式，不断保障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新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了对政治权利的平等保护。”
杜评：像前面批评“扎实”一样，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有所推进，但缺点同样是过于“稳妥”，改的全是皮毛，没有一项政改内容触及根本。“丰富民主形式”之说，如果解释为“中国民主是十分丰富的形式化”，就与事实相符。《选举法》修订有进步，但仅限于形式上的进步，这次全国人大宣布的解放军、澳门、香港等地的全国人大代表数占其人口比例远高于湖北等省份的事实说明，“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目前并没有做到。这个都没做到，其它的，《选举法》里根本没有改变的，比如说人民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就更不谈了。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代表由执政党领导核心决定，而不由国民决定，政治权利平等从何谈起呢？
4、“中国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问题放到首要地位，取得巨大成就。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消除了约2亿多贫困人口，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杜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不是国权，是国民自主选择的内容。国民要生存，是生物本能，与国家何干？不在中国生存，移民到美国就不能生存了？难道也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成绩”？国民他不想生存了，要自杀，你国家如何解决？所谓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危害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源之一，许多地方政府以发展为名，任意强制剥夺国民的土地、房屋、矿产，任意污染河流，是导致民众对政府，对执政党不满的深刻原因。
发展是硬道理的命题是中国这三十年来最大的误解，发展不是硬道理，人民自由地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才是硬道理，也才是尊重人权。国民不愿意发展，他就愿意按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比如某些藏民，国家、政府、执政党对此就应该尊重，无权强迫要他发展。
把发展权等所谓的集体人权误当人权，是中国人权与世界不同调并被视为半野蛮的原因之一。政府份内事是尊重个体生命和自主选择，不阻碍、鼓励并给予国民实现人生梦想提供制度支持和法治保障。
把减少贫困说成是政府的业绩，忘了政府不创造财富，这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所说的相反，他说政府和执政党不是人民幸福的施舍者。他的这句话是广受好评的。再说了，减少贫困受益者是中国人民，到联合国去报什么帐表什么功？什么叫“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像下级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似的奴才语言，这样的语言用于国际舆论，好象中国政府是联合国的下级机构似的，简直让人笑掉大牙，没出息的东西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来源：作者博客
宪章论坛
《公民》社论：打破政治无力感，伸张公民权利与自由
本刊特约评论员
陈光诚先生终于携家人到达美国，他的传奇经历表明，一个坚定的意愿，加上有目的性的行动和广泛的支持网络，是完全可以和庞大的威权体制相抗衡，并最终获得自由。
陈光诚追寻自由的传奇将会是同侪们无尽的激励之源，同时也是打破民间流行的无力感的最好例证。面对现实，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民间社会被某种普遍的无力感所笼罩，民间如何能够组织推动变革呢？如何能够说服更多的人站出来为权利而抗争？
事实上，更多的人群是无法被说服的，我们需要承认，人性在大多数时候是软弱的，当他们无法想象未来的政治变化的时候，他们更愿意过着犬儒的生活。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是会选择搭便车的。期待动员大多数公众来参加这个进程，从而提高民间力量的人们，恐怕要失望了。没有连贯的政治参与意愿，这是社会力量疲软的最重要的原因。真相其实往往比这个更让人心酸，那些长期参与社会抗争的群体，往往很容易被社会主流所边缘化，被主流人群所隔离，因此他们的呼吁，他们的倡导，他们的努力，哪怕很符合公众的期待，但是因为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因此倍感无力。
不过对于立志推动政治变革的人来说，无力感不是放弃的理由，无力感也不是不行动的借口。捷克《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说，“历史并不在我们之外，我们也不在历史之外”。既然选择了参与政治过程，我们就要按照理念所预设的逻辑，进行表达，参与到历史过程，随着时间的进程，人们的努力，都会开花结果，都会逐渐汇合各种社会力量。只要有这种信念，那么每一个选择都是自我赋权的过程，都是力量凝聚的过程。无力感是一种放弃过程参与，过于在乎结果的功利主义心态在作祟。
从纵向比较来看，民间社会的现状应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备更多空间，拥有更多资源。回头看看89年屠杀后的情况吧，在那一片肃杀之气笼罩下，坚持抗争的人们应该多么无力，多么绝望，任何对民主自由的呐喊，在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回音，可是他们一样坚持下来了。今天的社会环境依旧凶险，不过和过去的凶险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人们依旧以无力感来让不行动，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让人欣慰的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被无力感所笼罩的，绝不仅仅是民间社会。其实留意中国政治发展的人们，一个共同的感受是最近这些年来，当局在政治议题上毫无建树，把这种现象归因为他们的思维能力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开明声音，此起彼伏，说明执政党内并不缺乏思考能力。另外，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说明体制内并不是没有内在的张力。但是给公众的感觉是，各派政治势力也都无法有效的推动他们的政治议程。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由于现在的权力结构，相互制约，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采取有风险的议题，一个没有统治合法性的组织，一个缺乏道义支撑的权力结构，已经失去了其必要的内聚力，失去了应对和拥抱变化的组织文化。因此哪怕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拥有巨额的物质财富，享有人们接受其统治的惯性，党国依旧是一个十分虚弱和脆弱的政治组织。可以明确的是，后威权时代的政治家，已经成为政治侏儒，完全不能指望他们来推动社会进程。
民间力量的特点是高度分散，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层出不穷，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民间力量发生核裂变的方式。不过，民间力量肯定更加自觉，因此变化的动能只能来自民间。从最近数年民间的各种呼吁来看，民间已经不再期待，不再怨尤，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民间。民间社会的结构化，民间社会对社会议题的理解和设定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社会的动能逐步导向政治领域，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克服政治无力感，借助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和信息网络，展开有目的的行动，民间力量就会逐步自我赋权，成为主导政治变迁的最重要力量。
自由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公民权利逐步扩张的过程，民主化的过程则是一个打破政治无力感，逐渐深化公民政治参与和伸张公民政治权利的过程。千千万万个中国公民逐渐觉醒，积极参与到扩张公民权利，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进程中，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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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民：“右派”怎样推动中国前进？
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走公众路线，打响社会监督的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公众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时候太多，引领舆论关注具体问题还有很大空间。任何变革离开广大公众的参与都是无力的，路线永远是对的，只是“群众”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别扭，“公众路线”庶几近乎？
一、“右派”需要明确自身定位。
二、“右派”需要明确目标取向。
三、“右派”需要明确主要矛盾。
四、“右派”需要明确根本问题。
五、“右派”需要明确认识“左派”。
六、“右派”明确社会基础。
“右派”主张自由、主张人权，符合民众需要，有利民族富强，顺应人类发展趋势，但二十多年来未能发扬光大，不仅没有成为国家意志，在民间也没能成为社会共识，这是值得反思的。总从正面叙述还不够，要推动中国走向正义、文明、强大，找找自己的问题，进行自我完善是必要的前提。笔者不揣浅陋，简要做一点分析。兹事体大，抛砖引玉，高明之士鉴之。
一、需要明确自身定位。
众所周知，左派和右派的称呼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会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从历史渊源看，左派应代表“变革进步”的力量，而右派则代表“守旧保守”的力量。在片面强调“斗争”、“改造”、绝对服从政府的特定时期，把质疑当局的政见人士称为“右派”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错误，今天继续使用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要知道，当年“第三等级”是归入左派的，教士阶级（抱残守缺的原教旨主义者）、贵族阶级（当局中的拒绝改革派）才是原汁原味的右派。提倡自由、民主、理性，倡导建设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崇尚社会文明道德，就是当前主张广大民众权益的进步力量，不是什么“右派”，而是“正义派”。不可否认，对“正义”的界定是有分歧的，为了不纠缠于枝节，可以叫“公民派”以区别于对福利制度更感兴趣的“大众派”。“右派”应该自我正名，这样才能避免无意的混淆以及刻意的毁谤，也才能进一步凝聚争取社会正义及公民权利的各方力量。“占领华尔街”的标语让我很感慨：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中国不论，看看相对文明的泰国的红黄撕裂，美国之霸不亦宜乎！
二、需要明确目标取向。
“右派”提倡自由、民主，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呼吁启蒙与思想解放，无疑具有最大的正义性。问题在于，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公民派对自由及民主内涵的阐释是不够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下，民主选举究竟是不是民主权利的根本。民主至少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愚见以为，民主监督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比如发达国家民主的原则其实就是制衡权力、限制权力，全民选举只是操作层面的具体实践。幻想选一位德才俱伟之士福荫天下本来就是前现代社会的萌态，发达国家制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公共权力的警惕，又何必全力执著于枝节的全民选举呢（在中国推行全民普选制阻力极大，不赘述。即使实现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缺乏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可能演变为民粹政治。二是如何避免权势阶层的篡夺。即便侥幸得到了“民意公平实现”，还有一个社会撕裂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突破口放在充分实现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力方面，也许可以直取捷径，而且避实击虚。有人怀疑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执政者的变革意愿，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有担当、有头脑的秉国者不会不想变革，只是难以推进。至少在当前，公众的话语权利是比较有保证的（极端话语除外），问题只是社会监督的效果还非常有限，怎样把话语权利变成话语权力，使社会监督像在发达国家中那样坚强有力，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前最缺少的是正义，那么最急需的就是一部让公众有效监督公权力的成文法。这样政治精英与公众可以真正达成互相信任（前者不必顾虑，后者不再无力），可以有效形成合力，中国的面貌将日新月异。
“右派”同原教旨左派的最大区别应该是理性。一味认为“当政者之所以不愿意采取普遍适用的民主良制，完全是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激进主义，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二十年前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激进民主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密切相关。这不仅存在操作上的问题，也存在理论上的问题。
三、需要明确主要矛盾。
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阻碍发展和进步的关键问题。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国家行政优势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强势控制的做法由于缺乏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实现国家引导式的转型与发展轻而易举，成本极低，于是会不断自我强化，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怀。
国家主义既有文化基因又有近代以来的历史因素，当前仍有极大的影响力。“新民主主义”不能说没有合理性，一个强大的政权对于中华的发展是必要的，问题是容易造成领袖凌驾于民族之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公职人员凌驾于民众之上。中国当今的问题绝大部分根源于此。愚以为，当前可以是中央对官僚系统实行军政，令行禁止；执政党内实行训政，整肃风纪；国家对社会实行宪政，互不僭越。美国总统集大权于一身，美国的执法人员权力也很大，但是没有损害社会，而是有效震慑犯罪。所谓“国之大政，惟祀与戎”，什么必须管，什么必须地不能干，是很值得反思的。
四、需要明确根本问题。
封建文化是国家主义的重要根源，逐渐清除流毒任重道远。独裁只是国家主义和封建文化的维度之一，很久没有对封建文化的系统反思了，“右派”的批判能力退化了么？
文化保守主义近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无疑有合理性。自近代以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来加以批判与拒绝，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与中产阶级的底蕴。正因为如此，从传统文化中获得营养，就成为时代的重大问题，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问题在于，抑制负面因素的危害是主要的。
尊孔之风有盛行之势，这是必须要警惕的。孔圣的确伟大，儒学有历史合理性，在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儒学道统对皇权的制约是有正义性的，甚至近代以来，官僚系统对独裁的限制作用也相当重要，大家都懂的。但是当代社会不需要一个官吏阶层，不肖儒生以“礼”治国，以官尊民卑为纲，以官吏管制为要，从根本上就是违反现代文明的。封建文化非常愿意用道德主义说事，余波荡漾，几乎每天在新闻里都看到小浪花，呵呵。提倡道德有必要，但只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小问题，喧宾夺主就是路线问题了。
五、需要明确认识“左派”。
“左派”至少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是毛派，这个更多还是情绪性的，其实他们不懂得毛老先生。毛前主席还是了不起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这在当前也是关键问题。不过他把重点放在了打击“资本主义”上，而且大打“反资”牌，这就有问题了。自古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资本家，只有几个官场买办。根本应该是打击封建主义，封建流毒不除，必有官僚主义，必有一切资本主义中最不堪的官僚资本主义，一个私营企业不会有什么危害，跟公权力勾结才会羊吃人；封建流毒不除，社会羸弱，根本不固，外敌才有觊觎之机。当前的“毛派”只是情绪性的，至少毛前主席还有平民情怀，现在则欺世盗名者多，很遗憾。至于所谓“极左”根本是幻象，除非无政府主义。打着“极左”招牌的其实基本都是“极右”，企图独裁统治。二是新左派，他们从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看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恶果，把本应该用改革发展解决的现象与问题，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不赘述。三是激进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甚至“汉奸”呵呵。泛道德主义还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
对左派应该区别对待，对原教旨主义者，能消除记忆的只有时间。对危害社会的才需要斗争；对蒙昧不明者，以启蒙为主，主要是让他们明白“公平”与“平等”的区别，有一句话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误导。效率跟公平不冲突，跟平等倒有点矛盾，公平是社会的根基，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放弃，一味追求平等则有问题，这是不思进取和社会堕落的根源，应该是坚持程序平等，鼓励进取精神，救济弱势群体。对偏执型民族主义者，应该喻以理性，特别是让他们懂得骂不骂美国跟是否主张普世价值无关，如果缺乏正义、自由，即使复台湾，收琉球，拒美于关岛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泥足巨人何以强大？别的不说，现在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中国要是自由正义了，用省下来这一摞摞的钱不就把菲国砸沉了？呵呵
六、明确社会基础。
公民社会的觉醒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关键，拜信息文明所赐，当前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迹象。顺便提一下，当前有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很有建设性的提法，问题是，宪法中的一些文本明显是难以落实的，政治建设比公民社会建设要艰难得多，效果却未必更好。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走公众路线，打响社会监督的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公众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时候太多，引领舆论关注具体问题还有很大空间。任何变革离开广大公众的参与都是无力的，路线永远是对的，只是“群众”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别扭，“公众路线”庶几近乎？
笔者每见正义难彰，谬论渐嚣，不能无憾；不揣浅陋，做野人献，唐突之处，谬误之处大约不少，惟供智者参谋，与志者共勉。
来源:共识网|
秦晖：荒唐的问题：“农民该不该上楼？”
最近，一些地方的政府提出了“农民应该上楼”的主张，把组织农民大规模搬迁，腾出宅基地，住到公寓楼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大力推广。这种做法引起了议论。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民该不该上楼？”
农民该不该上楼？如果这是某一农民家庭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作为这家人的私人朋友我也还可能就这个问题，根据我所知的利弊向他们提点建议。
但是由政府部门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似乎是要把它的答案作为以国家权力来推动的一项“公共政策”，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如果“农民该不该上楼”应该由政府来决定，那么农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种了卖给谁是不是也要由政府来决定？“衣食住行”是生活几大要素，如果怎么“住”要由政府决定，那么政府又是否要决定农民应该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走路，乃至讨什么样的老婆，嫁什么样的丈夫？
实际上，整个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从由官家决定农民“该不该”如何，到农民可以自主决定“该不该”如何的过程。而几十年来“三农”的一切进步，也并不是体现为过去政府认为农民“该”这样而今天又认为农民“该”那样，而是体现为农民有了“该不该”如何的自主性。
当然，由农民自己做决定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政府作为“公仆”，有责任为“主人”提供其所要求的服务。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过去“公共服务欠账”甚多，因此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增加服务内容，乃至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是必需的事。但是既然是政府为农民服务，并非农民为政府服务，居于主动、提出要求的自然应该是农民方面。这本来应该是常识，也是一般发达国家公共福利制度的基本规则。可是在我们这个习惯于说官员“为人民服务”、做的却是老百姓为官员服务的体制下要实行这个常识却非常不易。好在这些年来常识还是在逐渐苏醒，例如过去我们习惯于到处抓捕“盲流”，孙志刚事件后就有了改变。有些地方的说法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意思是流浪汉如果要求救济收容，政府不能拒之门外，但是他们如果想离开，政府无权扣住他们。从政府对他们行使“强制收容”权力，到他们享有要求救助的权利，政府有责任应他们的要求提供帮助——这就是“公共服务”的本义了。
对过去通常视为负面的流浪汉尚且需要尊重他们的权利，对于普通农民住什么地方，难道可以反而不尊重他们的权利，甚至滥用官员对他们的权力吗？对流浪汉可以实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农民住房为什么就不可以“想上楼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正常情况恐怕应该是：政府无权要求农民“该不该上楼”，但农民如果希望改善居住条件（无论是上楼还是下楼），可以反过来问责政府“该不该”提供某种服务。
其实农民想不想上楼肯定不会有一致的答案。有的农民想上楼，有的农民不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什么必要由政府来一刀切？这些年来农民自己盖了大量的自住乃至出租的楼房，但政府一直贬为“小产权房”而极力要取缔。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卖地财政”的需要或为了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又打农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主意，“逼”农民上楼给政府腾地。如果“农民该不该上楼”的讨论是为了这个，那就太可悲了。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农民该不该上楼”是农民自己的事，农民如果希望上楼，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农民如果不希望而政府要赶他们上楼，那就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即为了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约束公民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在严格的民主法治条件下（公共利益的认定、自愿交易的尝试、替代方案的考虑、独立的价格评估和不低于市场标准的补偿等各个环节都要有所规定）才能考虑。
当然，土地商业化开发收益即所谓“级差地租”的分配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认为“级差地租”不应该全归农民，在自愿交易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进行调整，这比直接对农民进行强制剥夺要好得多。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网
刘军宁：民主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性？
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政府若能够通过制度上的保障始终与柔弱群体为伍，始终用柔和的手段管理公共事务治理国家，这样的国家反而是最强大的。自由民主的国家、顺应天道的国家，必然伴随着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的柔和”，“情感的能量和柔和征服了民主最凶暴的敌人”（第135页）。而貌似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东欧集团无不落败于柔和的民主国家阵营。此所谓：守刚反弱，守柔则强。
孔子：在我的观念中，一个人、一个国家应该刚强，守刚才强，刚强胜柔弱。我的后学孟轲更是高扬强势人格，男人要做大丈夫，要至大至刚。但是，最近缅甸发生的事情，让我有些震惊。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居然拿昂山素季这个五六十岁的文弱女子没有办法，最后以让步告终。军政府这一方看上去是那么强大，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另一方看上去那么弱小，孤身一人被软禁在家，连上山打游击的可能性都没有。最后居然是一个人的队伍赢了，而且还带来了缅甸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呈现出民主的曙光。柔弱与民主，难道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吗？
老子：最近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翻译出版了，你不妨找来看看。书中强调的一个见解与我不谋而合。书是法国著名学者马南写的，名为《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其中的一章标题，给我印象深刻。这个标题叫“民主的柔和”。“柔和”是文学艺术的专用词，很少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巧合的是，在我的《道德经》中，柔也是一个关键词。我甚至认为，守柔曰强。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大。昂山素季的胜出是必然的。这不是我有多正确，而是天道的必然。柔弱胜刚强，乃是天道的法则。
孔子：您既然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天道，顺应自然，可是，在自然界，我看到的总是弱者肉强者食。上强下弱，上欺下，强凌弱，自古如此。
老子：在人类社会之中，表面上，统治者当然是强势的，他们及其统治集团貌似一国中最强势群体。民众是弱势的，也被称为弱势群体。的确，前者常在后者面前逞强好勇、横蛮霸道。然而，刚强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刚强的。难道没有什么比刚强更刚强的了吗？当然有，这就是柔弱。柔弱胜刚强。比如说，水至柔，却无坚不摧。
孔子：我不理解为什么军队强大了却会走向灭亡？
老子：有谚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灭亡的原因是，在不道的社会里，统治者建立强大的军队主要是为了对付人民大众的反抗、维护其统治地位。表面上看，民众是社会之中最柔弱的群体，也就是强势者眼中的“弱势群体”；实质上，民众又是最“强大”的群体。没有一个强势王朝不败于这样的柔弱群体。因此，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政府若能够通过制度上的保障始终与柔弱群体为伍，始终用柔和的手段管理公共事务治理国家，这样的国家反而是最强大的。自由民主的国家、顺应天道的国家，必然伴随着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的柔和”，“情感的能量和柔和征服了民主最凶暴的敌人”（第135页）。而貌似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东欧集团无不落败于柔和的民主国家阵营。此所谓：守刚反弱，守柔则强。
孔子：如果当政者过于柔弱，手段过于柔和，民众欺负执政者怎么办？
老子：执政者上台就是来让民众“欺负”的，不然凭什么选你上台？让民众可以自由欺负执政者的制度才是合乎天道的制度。只保障统治者任意欺负民众的制度必是无道的制度。
孔子：这个倒是。那再请问天道秩序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性格？
老子：天道之下人人是平等的，守柔意味着平等待人。伙伴关系导致柔和，君臣关系导致冷漠。统治者用强力迫使每个人服从其统治，就会积累怨气与怒气，暴戾之气，国民性格中的柔和就消失了，最多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还残存一点。
所以，文明的社会主张男性做绅士，而不是刚烈威猛之士。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并不以出产勇敢的武士著称，而是以英伦多绅士闻名于世。所谓绅士，所谓gentlemen，是指那些顾家的人，温柔的、富有教养的、和颜悦色的、彬彬有礼的、举止得体的、不仗势欺人的、不动辄用强耍横的男性。简言之，绅士就是温文柔和的男士。男子要温文柔和，才强大。
孔子：您这么说，让我想起了我们儒家的君子观念。“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表面上看，一个君子一定是一个柔弱的人，他要温文尔雅，要温良恭俭让。但是，我们也主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君子要守住外表的柔和、内心的强大。
老子：你注意到你跟孟轲的不同没有？你讲君子，孟轲讲大丈夫。君子文质彬彬，大丈夫顶天立地；一个柔和，一个刚强。我倒是更能接受君子的观念。真正的绅士和君子，都应该是内心强大的人。恰恰是匪盗那样的人，貌似强大，动辄使用武力、用专政来威胁别人和他国，反而是内心虚弱的。天道社会秩序下，需要君子、绅士等守柔则刚的国民性。在天道之下，权力是柔和的、法律是柔和的、政策是柔和的、程序是柔和的。法治的强大来自法律本身的柔和。严刑峻法，守刚以刚，反而使法律失去威信威严。国家要放弃专政的铁拳才强大。在天道秩序下，民众的社会权力日益增加，国家权力变得日益柔和。如果民众之间不用相互用强，那么政府对民众也要示弱守柔。这样的政府才是强大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
孔子：谢谢您肯定我的君子观念。君子人格，就应该是国家的人格。不论男女，都应该争做君子，应该为人坦率，做事诚实，重信用爱体面，做一个举止得体的人、一个高尚人格的人、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一个谦和的人：所谓“温良恭俭让”。
老子：对，没人愿意跟“烈恶傲奢争”的人交往。如果君子、绅士的人格能变成整个国家的国民性，这个国家反而是强大的国家。如果武夫性格成为国民性格，这样的国家反而因失败成为弱小的国家。古有暴秦、黩武的斯巴达，现代有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纳粹法西斯，当代有苏联等专政国家。全民尚武，反而是虚弱的象征。民主社会是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在民主社会中，柔不仅在个体之间打下印记，而且在政治权力与个体间打下印记。法国人托克维尔发现，正是身份平等的伙伴关系，导致了民情的柔和（第102页）。这个柔和不仅存在于作为伙伴的公民之间，而且存在于政治权力与普通公民之间（第104页）。托氏甚至认为，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其法律的强大，不是来自于其严峻，而是来自其柔和本身（第105页）。这真是了不起的洞见。刚强的政体及其特征，如绝对的权力、大一统、专政机器、中央集权等等，这些强力之器，象征的不是强大，而是强权者的心虚与不自信。守弱才强！
天道章句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人活时身体柔软，
死后则坚挺强直。
草木生长时柔脆，
死后则又枯又槁。
因此，
逞强斗坚者必死，
既柔且弱者该生。
所以，
穷兵逞强者遭灭，
树木粗强者该折。
凡是坚强的必处于下，
凡是柔弱的必居于上。
来源:东方早报
涂子方：走了陈光诚，还有冯正虎
虽然同是维权人士，但冯正虎与陈光诚不同，陈光诚是要走，冯正虎是要回。
当年冯正虎归国不得被迫滞留东京机场时，曾有很多国家主动找到他，同意给他庇护，但他坚决要回国，如果咱的记忆无误的话，冯正虎应该是在东京机场候机楼的坐椅上睡了一百多天，直到最后中国政府妥协，不得不让他回到上海。
陈光诚是条汉子，冯正虎更是条汉子。
与陈光诚相比，66我老人家更佩服冯正虎。
昨天，陈光诚一家四口在北京首都机场乘美联航班机去了纽约，美国一所大学的法学院给他奖学金，让他做访问学者。
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驻海外的使领馆是不接受驻在国的难民庇护申请的，所以此次美国政府以留学的方式安排陈光诚赴美，而访问学者在美国是不能申请绿卡的，当然，因为陈光诚已经进入美国，他如果想留在美国，以后就可以申请庇护了。
陈光诚走了，体现了中国政府灵活务实的一面。象陈光诚这种人，只要有哪个国家肯接受，立马放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在杀、关、放、去（国）四种处理方式中，去（国）似乎是陈光诚和中、美三方的最佳选择。
走了陈光诚，还有冯正虎。
凯迪网“猫眼看人”消息：“冯正虎3月1日被抄家，抄走二台电脑、显示器二台、手机四部、打印机一台、扫描仪一台、照相机一部、网络设备及书籍文件等物品，至今未归还。4月26日星期四冯正虎又遭五角场派出所警察抄家，警察问冯正虎：有什么人给你寄来信件？还告知冯正虎，窗下有人喊你，不要把头探出去。冯正虎被囚禁其家中至今已有两个多月，访民多次探望冯正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拦阻……”
中国政府老是以这种方式处理民间维权人士，真令人哭笑不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不知要玩到何年何月为止。
虽然同是维权人士，但冯正虎与陈光诚不同，陈光诚是要走，冯正虎是要回。
当年冯正虎归国不得被迫滞留东京机场时，曾有很多国家主动找到他，同意给他庇护，但他坚决要回国，如果咱的记忆无误的话，冯正虎应该是在东京机场候机楼的坐椅上睡了一百多天，直到最后中国政府妥协，不得不让他回到上海。
陈光诚是条汉子，冯正虎更是条汉子。
与陈光诚相比，66我老人家更佩服冯正虎。
呵呵。
本文作者：涂子方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刘植荣：“双轨制”会让中国社会分裂
根据《凤凰周刊》2011年第9期的报道，黑龙江省企业退休高工目前的丧葬补助费为6000元，加上一个月的养老金，总共7300多元，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丧葬费补助费4000元，另外还要加上20个月的养老金，以及600元的补贴，高达11万。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双轨制”的存在显然已经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的难题。公务员队伍成为了“特权群体”，也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
一、扩大贫富差距的“助推器”
二、“双轨制”缺乏法律依据
三、“双轨并轨”难在哪
四、国外养老金制度值得借鉴
五、多管齐下促成“并轨”
每年“两会”期间，养老金“双轨制”都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之一。十几年来，普通劳动者总是翘首盼望养老金能够实现“并轨”，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2012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把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2012年的首要任务，并努力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全覆盖”。希望这次酝酿中的改革可以促使养老金“双轨制”尽快实现“并轨”，让全国人民搭乘同一列车，奔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一、扩大贫富差距的“助推器”
每年“两会”前，《人民日报》都会联合人民网推出“两会调查”，对网民最关注的问题进行调查排名。在2010年“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障”跃居榜首，养老金“双轨制”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网民评论道：“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待遇低三倍，何以论公平”。在2011年“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障”仍居十大问题榜首，94%的网民认为，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呼吁取消“双轨制”。在2012年“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障”再度蝉联榜首，89%的网友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上调幅度和速度表示不满，废除“双轨制”呼声鼎沸。
不仅如此，养老金“双轨制”似乎还成为了扩大贫富差距的“助推器”。《羊城晚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让人看了心酸。72岁的邹鸿照退休前是华南无线电厂的高级工程师，1999年退休后，有34年工龄的他与同在本厂退休的妻子养老金加在一起才1200元，邹鸿照老人不得不四处打工。直到2010年，养老金连续涨了几次后，邹鸿照的养老金也仅有2800多元，而广东省人事厅退休的公务员每月养老金8000多元。余佩霞在政府机关工作28年后，以副处级平调到阳春市钢铁集团公司，1999年退休时，有36年工龄的她养老金只有469元，现在也仅有1500多元。养老金的“双轨制”，真可谓使“富的能冒油，穷的能抽筋”。
同样作为普通劳动者，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本来差别就非常大，好容易熬到了退休，养老金却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最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是，公务员在职期间，不交纳养老保险金，而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却由财政统一划拨（纳税人出钱），而且是交过养老保险金的企业退休职工的数倍！可见，“双轨制”本身，已经与社会公平发展背道而驰，成为阻碍缩小贫富差距的又一障碍。
二、“双轨制”缺乏法律依据
近年来，由于养老金的“双轨制”，尽管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连年看涨，却赶不上公务员退休金的暗涨一次。从党纪国法看，养老金“双轨制”是个极其不公的分配制度，与法不容，与理不通。
先来看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序言里写得清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我们在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成就自豪的同时，不能忘记工人、农民，因为他们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必须让他们优先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公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制定分配政策优先保障自身的利益，把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甩在了一边，这显然有违《宪法》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公务员退休后由财政全额拨付养老金，让纳税人供养退休公务员，也是一种侵占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双轨制”的存在显然已经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的难题。公务员队伍成为了“特权群体”，也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
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要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四条原则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价值尺度。普通劳动者已经对“双轨制”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不答应，可见养老金“双轨制”的不得民心，应尽快实现“双轨并轨”。
三、“双轨并轨”难在哪
2011年“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网友关于养老金“双轨制”问题时曾表示：“（双轨制）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也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同样的学历，甚至是高工、高学历，退休工资都比自己在机关的同学、同行要低，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当时不少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呼吁，强烈要求废止“双轨制”。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指出：“现在国家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职工，是不交五险的，养老保险是财政在支持的。而且他退休之后，退休金还比企业更高。随着养老‘双轨制’的运行，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社会就业平衡和人才合理流动的严重影响逐渐显现，改革已经很急迫。”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也坦言：“当年同一体制的劳动者，因分隔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而享受着差距越来越大的养老金待遇，这有违社会公正。”
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表示：应尽早统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再在事业单位、机关与企业职工之间分别设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既然“双轨制”已经如此“不得民心”，而这个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那么“双轨并轨”究竟难在哪里呢？
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曾表示：“如果给企退人员增加一块钱，就得5个亿；如果每人增加100元，就得500亿。”言外之意是“差钱”，掏不起这笔费用。笔者认为，这种解释难以服众。给公务员涨工资为何会如此慷慨，一涨就是几百元几千元，还有“三公消费”每年近万亿元！这些钱拿得出来，为什么给企业退休工人涨点养老金就“差钱”了？
2012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在做客人民网时表示，“双轨制”是历史遗留问题，要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一步到位。笔者同样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当年国企改制，一纸文件就让那么多工人下岗，企业养老金改革，又是一纸文件就让所有企业职工自己掏钱养老，而改变养老金“双轨制”却成了“历史遗留问题”，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逻辑，更是缺乏事实依据。
还有一些官员动不动就拿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搪塞。其实，这样的办法是在“培养特权思想，制造新矛盾”，更是为将来制造新的“历史遗留问题”。“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绝不应该成为解决养老金“双轨制”的出路。
不仅是养老金的“双轨制”，“特权通吃”也已经成了一种制度广遭诟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根据《凤凰周刊》2011年第9期的报道，黑龙江省企业退休高工目前的丧葬补助费为6000元，加上一个月的养老金，总共7300多元，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丧葬费补助费4000元，另外还要加上20个月的养老金，以及600元的补贴，高达11万。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指出：“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双轨制”显然是特权思想作祟，在现有的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者把自己划入一个“特权群体”，为自己捞取了更多的利益，到嘴的肥肉怎会轻易吐出？
四、国外养老金制度值得借鉴
养老金属于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很多国家的社保制度都做到了老有所养，公民到了退休年龄，不管过去工资高低，也不管是否交纳过养老保险金，都有权利领取到基本养老金。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都会派出众多官员出国考察，而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却几乎“颗粒无收”。其实，很多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在美国，交纳社保税的人，不但自己可以享受退休金，如果家庭收入低、负担重，即使从未交过社保税，配偶和子女照样可以领取养老金，领取的最大额度为交纳社保税的配偶或父母退休金的50%。如果社保税纳税人去世，没有收入的家属还可继续领取这份养老金。
在法国，不管是公务员还是私营企业职工，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工作期间交没交社保摊派金，也不管交了多少，所有法国人到了60岁（从2011年7月1日起为60岁零4个月）都享受相同的基本养老金，而且单身老人的最低养老金要比老年夫妇每人的养老金还要略高一些。
在英国，交纳30年国民保险摊派金的退休人员，不论在职时工资高低，也不管交纳的国民保险摊派金是多少，均领取相同的基本养老金。英国对贫困老人还给予特殊照顾（即使过去从未交纳过国民保险摊派金）。2010单身“低保户”每周发放97.65英镑的生活费，与国家基本养老金一致，夫妇“低保户”每周发放202.4英镑的生活费，高于国家基本养老金，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所以，领取的“低保费”反而比交纳国民保险摊派金的人略高，这就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了社会公平。
一些国家还设有养老金封顶制度。2012年，法国交纳社保摊派金的工资上限为每月3031欧元，任何人退休后的养老金不超过工资上限的50%。2012年，德国的养老保险金交纳上限是年工资67000欧元。设置养老保险金上限的目的，就是防止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差距过大，因为大部分养老保险金由雇主和纳税人承担，如果不设置上限，无疑会增加雇主和纳税人的负担。对国有企业来说，高管工资非常高，如果不设置养老金的上限，就意味着所有纳税人为高管购买天价养老金，这显然不公平。
五、多管齐下促成“并轨”
“双轨制”的极大不公，社会各界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在执行改革层面却举步维艰。正如国务院参事袁伦渠所言：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提出改革机关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但总是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因此必须抛弃部门利益，痛下决心破除养老保险待遇的双重标准，实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和统一，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其中，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者是影响养老金改革的首要和主要因素。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晚改不如早改。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宜一拖再拖，而应“一步到位”。郑功成也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表示，不公平格局必须改变，不赞同这种状态（养老金“双轨制”）长期持续下去。此事不能等待，应当尽快积极行动起来，而分步推进制度变革，可能不失为可行之策。否则，再过五年也恐怕都很难有所进展。
机关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从2008年在5省市试点，至今未有任何消息，试点成功到全面推广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狠下决心来改的问题。只要有了决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笔者认为，既然问题已经非常明确，就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试点改革”，而应该直接拿出方案，直接执行。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中采取统一政策，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养老金。与此同时，一次性提高企业退休工人工资，达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的平均值。双管齐下，一步到位，其他的细节及遗留问题再随后逐步解决。（本文发《人力资源》2012年4月总第342期，发表时的题目为《养老金不应上演《双城记》）
本文作者：刘植荣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杨瀚之：2012：冲破改良主义的现实迷雾
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避免暴力和流血这种历史轮回的和平变革之路。这条新的希望之路决非改良主义宣扬的那条置广大民众基本人权于不顾的贵族式的消极等待之路。新的希望之路是积极的、主动的、以广大民众基本人权为基础的理性之路。良知与人性是其行动的基础，理性、非暴力、公开是其行动的原则，自由、民主是其行动的目标。这条新的希望之路就是《零八宪章》所指出的民主宪政之路。
引子：
近来，随着中国大陆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加之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不断成功，围绕渐进改良还是彻底革命的争论空前激烈，以至韩寒《论革命》一文出笼，《人民日报》等官媒亦刊文参与讨论。虽然，一是民间，一是官方，但其鼓吹改良主义的着眼点却是完全一致的。
此刻，是以常识击碎谬论的时刻了。其实，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变革究竟是以改良的方式完成，还是以革命的方式完成，这完全取决于统治者，而与民间毫无干系。改良完全是统治者的专利，台湾民主转型是蒋经国的抉择；革命也是统治者的选择，人民只是被动地应战，利比亚革命则是卡扎菲的抉择。人民有的只是被迫革命的权利。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绝大多数革命，都是民众在走投无路的时刻被动的别无选择的选择。所以，改良还是革命？这不是民间的问题，而是统治者的抉择。
（一）
改良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出现。它以对历史歪曲性的阐述来论证保守主义之于当今中国的合理性。它以素质论、国情论、文化论、经济论等种种看似合理实则荒诞的理由来否定一切革命，实际上，这也否定了一切真正改良。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和孙中山引导的共和革命都成为它攻击的对象。它振振有辞的质问：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不顺着慈禧老佛爷的性子，等她龙颜欢悦之时，再鼓吹变法呢？慈禧不是最后也赞成了“改良”吗？孙中山为什么要顽固坚持革命，而不与满清王朝合作呢？满清王朝不是也进行立宪改革了吗？今天此种对历史无知的论调得以泛滥，自然有其“深刻”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并非来自于民众，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
改良主义的历史观究竟想要给现实中国一个怎样的发展指向呢？一句话，就是要维持专制而腐败的现状！
（二）
改良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迟早会推进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的改革。由此，改良主义进而推理：变法改良的鼓吹者不顾最高权力者的苦衷，贸然宣扬改良，导致最高权力者的反对扼杀了改良，责任在改良者；革命者又不顾统治者必然会推进改良的“事实”，盲目进行革命造成了混乱和内战，责任在革命者。随之改良主义得出结论：“无权者”绝对无革命之权利，他们宣扬革命造成天下大乱，他们就是民族的罪人；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等待最高统治者没有“苦衷”之时，再推进改良，以使社会“稳定进步”。
改良主义的逻辑起点是荒谬的，它的推理是混乱的，因此，它的结论必然是反动的。 在中国未尝闻哪一个末代统治集团不是面对饥馑遍地的民众而仍横征暴敛、淫乐无度？未尝闻哪一次革命不是在统治者对和平改良者穷凶极恶斩尽杀绝之后才风起云涌？未尝闻哪一次改良不是在屈辱中进行而仍摆脱不了被扼杀的命运？未尝闻哪一个民众不是在生存权被彻底剥夺之后才拥护、支持、参与革命？
革命的确会对旧社会体制和现状产生巨大的冲击与破坏，然而，革命前的社会又会让人们产生多少留恋呢？要从历史上寻找避免革命的因素，就应该首先从那些置民众的痛苦、贫穷、生命于不顾的丧心病狂的统治者身上去寻找。
真正的社会革命是无可指责的。失败的革命不应是指责革命正义性的理由。压迫、掠夺与腐败永远是导致革命的根源。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将压迫、掠夺和腐败彻底铲除。它和改良一样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请记住孟德斯鸠的名言：“人民既然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用选举影响立法机构的变动，那么，当不满和愤怒逐渐积累起来时，就只能依靠暴力和鲜血为自己的正义呼声开辟道路。”
（三）
我们永远无法要求一个这样处境的人放弃他革命的权利：当他的父母、妻儿、朋友和他自己都在遭受强权的压迫和暴力的屠杀时，任何一位有起码良知的人都应该对他的革命表示同情。我认为，要求人民象狗和猪一样永远生活在强权淫威下的人，无论他出于何种目的，毋庸置疑地已成为了强权的帮凶。
反对革命、助纣为虐的理论绝对是令人厌恶的理论。
（四）
人是有感情的生命。由人组织、参与的社会运动也必然是带有情感的运动。我们不能要求民众和草芥一样没有情感。
压迫使民众产生痛苦。痛苦产生不满和仇恨，反抗与革命就是必然之举。压迫是产生革命的根源。避免革命首先要消灭压迫。
（五）
鲁迅尝言：“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正是由于这种心态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悲剧。这种心态使改良无法平和的生存；使建设性的变革异常艰险；使强权扼杀改革成为合理。是的，它曾使我们民族濒于灭亡与崩溃的边缘。每一位改良主义的鼓吹者是否应该首先反思一下这种严重贻害我们发展的阴暗心态呢？
（六）
的确，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避免暴力和流血这种历史轮回的和平变革之路。这条新的希望之路决非改良主义宣扬的那条置广大民众基本人权于不顾的贵族式的消极等待之路。新的希望之路是积极的、主动的、以广大民众基本人权为基础的理性之路。良知与人性是其行动的基础，理性、非暴力、公开是其行动的原则，自由、民主是其行动的目标。这条新的希望之路就是《零八宪章》所指出的民主宪政之路。
新的民主启蒙是我们迈向希望的第一步。它会将民众的理性和觉悟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未来的一切社会运动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以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运动是我们迈向希望的决定性一步。它将奠定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人权的普遍尊重将使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公民运动的主体是民众自身。不要奢望所谓恩赐的人权，那些是带着铁镣的权利，是“精神贵族”的空言臆语，是掩饰暴力的虚伪谎言。民众的自觉抗争、参与和争取是公民人权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对民众权利的漠视是改良主义的最大误区。
一个保障基本人权和促进个性充分发展的自由社会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将建立在民众自觉而共同的抗争基础之上。所有对人的枷锁都将在民众的觉醒中被彻底砸碎。
（七）
抛弃弥漫着恐惧与消极的改良主义，将有助于我们自我的觉醒和解放。我们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希望与勇气的行动去争取我们渴望的目标。
哈维尔曾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了《无权者的权力》一书：“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早已到来了，只是因为我们的麻木，我们的懦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中间的未来，并使我们无法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的，我们该怎么办呢？的确，自由与民主就在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地方！重要是起而行，大家一起来争取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制，彻底铲除专制暴政的土壤！
蔡仁赐：谁才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本博的判断：历史以来，中国中央及其政府雄居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之位！
中国人民的第二号敌人，非俄罗斯莫属
至于第三号及其以后的敌人，目前俺无法判断，也无心去判断。中国人民先要解决头号敌人和第二号敌人吧。
要谈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就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重要的概念：人民是什么。
谁是人民？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古今中外，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定义是：人民是指一个国家中政府人员以外的所有人的总称。现代政治理论发现，政府是代理人民管理国家的组织，对人民来说，政府就是职业经理层，人民是股东。当然，有些国家中的政府，不是在代理人民，而是像黑帮社会那样压迫着人民。但不管怎么说，政府确实是一个管理着国家的组织，人民正是它的对立面，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无可置疑的。在中国，人民也可以说是权贵阶级以外的所有人的总称。
1、谁抹黑和污辱了“人民”俩字
然而，在极权政治笼罩下的中国，在这个极为缺乏科学精神和人类良知的国度，中央及其政府的思想教育，一直篡改“人民”的意思，特别是毛主席们更是如此，大大地抹黑和污辱了“人民”一词，人民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中，遭到了无可估量的破坏和误会。权贵阶级（包括毛主席们）或者把人民当作敌人以外的人，或者把人民当作不喜欢剥削压迫的人，或者当作是拥护社会主义或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其中的特点却是一致的：模糊了人民和权贵阶级的界限，煽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掩盖极权政府的权贵阶级本质，进而掩盖政府是万恶的社会之根源这一事实。于是，只要权贵认定你是敌人，你是政府的麻烦者，那么你就不是人民，你就是敌人，就是汉奸走狗，就是国家的叛徒。但其实，你或许只是政府的叛徒，但却是国家的栋梁，是人民的英雄。
2、你以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谁？
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强烈建议你先搞清楚一下——什么是敌人，并罗列一下你所认为的敌人的罪状，再下结论。否则，你可能导致欺骗了自己，还可恶地欺骗了别人，叫做自欺欺人。
到目前来说，敌人还算不上一个学术术语，那就当作一个普通用语吧。根据汉语的意思：①企图使某人或某事受到损害，或企图推翻使某人某事遭到失败的人。②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这么说来，敌人基本意思可以概括为：是指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人们总是倾向于反对敌人、损害敌人的利益、窃取敌人的权力，甚至想推翻敌人或压迫杀害敌人。我们总是根据这些事情，来定义敌人，来设立敌人。那么，如果你把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划为敌人，你就得列出根据，即对方的罪状。另外，敌人有大有小，记住这点是很关键的。
于是，这给我们一个根据，以判断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谁。这里有几个选项，目前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政府、欧盟、印度等。如果就在这几个选项中，要求选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你会选谁？请记得列出你的证据对比一下，你不妨可以排一下序。
3、本博的判断：历史以来，中国中央及其政府居然雄居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之位
历史来到发稿的今日为止，比来比去，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居然非中国政府莫属，上面所列的其它参考答案，都难望其项背。这是连我也难以相信的结果。除非中国发生反转性的政治改革，否则，这种规律继续不变。虽然这话说起来伤感情，但事实不容误会。
历史以来，中国政府给中国人民制造的灾难，罄竹难书。中国人民的历史是活生生的血泪史，读罢常常听到哭声不断，凄惨断肠，让人泪如泉涌或拍案而起。而这一切，都无可争议地拜中国政府所赐。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的罪状如下：
（1）杀害中国人民最多，导致的不正常死亡最多；（当然除了真正罪有应得的犯人、和在对国外战争中死的中国人，甚至可以除去镇压已成事实的武装起义中死的中国人）
（2）迫害为中国人民请命的人最多；
（3）以各种方式把中国人民的财产据为政府人员个人所有最多；
（4）压制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强；
（5）让中国人民最为害怕受到报复，导致中国人民说话行事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最强；
（6）一直通过科举、宣传和学校欺骗、误导和奴化中国人民最为严重，培养了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形象。
（7）在中国人民面前，最为高高在上。通过所谓的游行示威法，实质性的剥夺了人民聚会抗议政府的宪法权利。
（8）在中国人民面前，认贼为友最为严重。（和美国比较，俄罗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的贼，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现在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并策划了蒙古独立，俄罗斯对中国人民的狠比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扩张成性的邻居对中国领土和人民的威胁总体上绝对超过美日）
……都不想再写下去了，有兴趣的朋友补充吧。
中国人民的第二号敌人，非俄罗斯莫属，当然希望俄罗斯国内更加自由民主，这样对中国人民的威胁只会小而不会大，极权邻居是最狠最可能邪恶的邻居。
至于第三号及其以后的敌人，目前俺无法判断，也无心去判断。中国人民先要解决头号敌人和第二号敌人吧。
情感驿苑：国家一旦没了正义，就沦落为最大的匪帮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正义时，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小国家。”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正义时，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小国家。”
当代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其所著的《法律智慧警句集》一书中，引用了奥古斯丁的名言——“国家一旦没了正义，就沦落为一个巨大的匪帮”，将其看着是法律智慧的体现。
在奥古斯丁看来，国家和法律是与正义不可分离的。他提出，在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国家也会沦落为匪帮。
国家的基础是正义，而这种正义只能凭借法律来体现。如果国家丧失了正义，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法律，因而国家也就丧失了真正的特征，与强盗无异。
王贵秀：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会政治危机！！！
原标题：“左王”、“左顽”
有些习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不妨称之为“左王”、“左顽”）常常故伎重演，把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用过的“姓社、姓资”的大帽子，又动辄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企图以此来阻止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研讨。这些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很适合决策者的口味，或最容易被当权者接受，其影响不可小视。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种权贵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和压制；极左思想及其指导下构建和固化起来的集权体制的禁锢。
1.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而不是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2.这种危险的具体的突出表现。“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
3.“左”的可怕之处在于以“革命”的名义吓唬和打击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被他搞掉了。”
4.总的结论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基本经验，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历史上只反右不反“左”，越反越“左”的惨痛教训
只反右不反“左”或名为反“左”实则反右的思想和做法，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此这般反对错误倾向，必然会越反越“左”，以至达到登峰造极，而造成难以收拾的可怕局面。
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仅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开展过多次所谓路线斗争，而每一次几乎都是反右，实际上没有真正反过一次“左”。而所谓反右，往往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正确的当作右的来批，甚至“左”右颠倒，把“左”也当作右来批。有时也不得不表示要反一下“左”，但最终变着法子还是归于反右，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极左理论和做法：以反“左”开始而以反右告终（如庐山会议）；有的名为批“左”而实为批右，如“四清”中有所谓批“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又批其“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批了一阵子“假左真右”。这就是说，明明是“左”的东西或极左的东西，往往硬要说成（当成）右的东西来批、来整，这就使人谈右色变，患上“恐右症”，而“左”和极左却成了“革命”、“进步”的代名词。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奉行“‘左’比右好”以及怕右不怕“左”，“宁‘左’勿右”，患有“恐右症”者，以往不在少数；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乏其人。
即使是在反对极左比较得力，推进改革比较顺利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干扰，而造成一定的曲折和反复，也时有发生。如屡有利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西化”、“分化”以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等等情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无限夸大，拒绝借鉴资本主义中所蕴含着的合理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主义”或“模式”都不能照搬，但这不等于不能借鉴，汲取其中合理的东西。
“左”右概念可否弃之不用
有人认为，随着“革命”的淡出，“左”右问题可以不必管了，其概念也可以淡出，以至弃之不用了。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把“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不仅需要牢牢记取，而且需要结合新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它们的认知。再试想，在“左”右问题上长期形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以及错误做法，在现实中仍然这样那样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人往往继续用这些理论工具来分析研究当今许多现实问题，并用它们来表达和争论。如果“左”右概念一旦被废弃，那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工具与他们对话、交流、沟通呢？
“左”右概念或“左”右问题本身异常复杂，加之长期错误地开展反右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造成了许多难以厘清的混乱，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基于此，当前和今后，围绕“左”右问题、反“左”反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很多，如“左”右概念的由来（为什么通常我们在“左”字上加引号，而在右字上则不加引号）；“左”倾与右倾的区别和划分标准；“左”右倾与左右派的区别和联系；反对“左”右倾向与两条战线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左和右（或左派和右派）与我们所说的“左”和右有何区别；等等。要研究这类问题，非使用“左”右概念不可。
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几乎都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归之于改革开放。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诸如公权滥用，市场扭曲；权钱结盟，贪腐成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加剧，伦理道德沦丧；等等，在极左眼光看来，都是根源于改革开放，根源于放弃阶级斗争，背离“继续革命”，使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回到“文革”时期那种极左的一套，甚至比那时更“左”。
当前，“左”的、极左的干扰和阻挠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冲破极左阻力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给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实现重点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习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不妨称之为“左王”、“左顽”），常常故伎重演，把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用过的“姓社、姓资”的大帽子，又动辄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企图以此来阻止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研讨。
他们对我国原有（或现有）政治体制（即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给予全盘肯定和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最优越的政治体制，既突破和超越了我国传统的集权专制（“集中”）体制，也突破和超越了西方民主体制，美其名曰“集权（集中）与民主相结合”的体制。其基本政治逻辑和路径是：在非常时期，把党国一体化（一元化）的高度集权（极权）动员体制发挥到极致，大搞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实现全民动员，不惜在全社会范围冲击和打破（打乱）正常秩序，从而取得别的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轰动效应。以此来证明我们的体制无比优越。其“有力例证”就是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特殊事件。有的高层领导者，为了使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持续不断地得到充分发挥，竟然扬言要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非常之举“常态化”，真是匪夷所思。有的政治学者为了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证明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无比优越，竟然不顾起码的逻辑常识，硬说北京奥运会与此前和此后的奥运会“完全不同”。请问：北京奥运会与其他所有奥运会“完全不同”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奥运会”吗？！那它成了什么呢？！把这种逻辑用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上，那就是说，我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与古今中外的其他所有政治体制都“完全不同”，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体制”，而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了吗？！以如此“左”的思维方式来评估和维护原来的极左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当前，深化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但议论的几乎都是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偶尔有人提到，也是一带而过，大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用大帽子吓唬人的极左思潮和势力，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之势，使得“识时务者”只好在这方面不吱声。这从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但是，从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考虑，这就很令人担忧。因为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且有越来越滞后之势。这已经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到各级领导机关的民主科学决策，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更加严重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和深入，等等。再不从实质上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有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加剧，从而引发社会以至政治危机。
本文作者王贵秀，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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