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49期（下）

特别关注——陕西计生事件

编者按：安康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冯建梅，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当地政府计生部门强制引产。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普遍抗议和谴责。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则单刀直入，批评说：“这不是什么政策，不是什么官员犯错，就两个字，‘杀人’！”，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地一批官员受到处理，但是，事件并没有结束，镇坪地方当局甚至以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接受过外媒采访而公开指责他是“卖国贼”，并扬言要将“卖国贼”赶出家乡，在此情况下，受到监控的邓吉元逃亡到北京，正寻求律师界的朋友进行维权帮助。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杀人”事件的后续发展。

怀孕7月孕妇疑遭强制引产 官方称征得其同意

华商网讯 网曝安康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对此，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其官网回复，称该孕妇属于政策外怀孕。通过该镇干部反复做思想疏导工作，孕妇同意落实终止妊娠术，并与于6月2日15时40分接受终止妊娠术。

官方回应：政策外怀孕 在其同意下接受妊娠术

6月11日，网友“我不是飞贼”在华商论坛发帖称，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珐拒禁，野蛮残害7个半月胎儿，此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争议。6月12日，记者在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官网上看到了镇政府对此事的回应。官网上称，陕西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依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6月2日对该镇渔坪村三组村民邓吉元之妻冯建梅依法实施了终止政策外二胎妊娠术。

该夫妇基本情况：

邓吉元，男，汉族，农业户籍，1982年11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

冯建梅，女，汉族，非农业户籍，1989年12月25日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新兴路南平海巷东235号(经镇坪县公安部门核实)。

冯建梅同邓吉元于2006年9月1日领取结婚证(结婚证上登记冯建梅的出生信息为1985年1月21日)，于2007年1月24日生育一女孩。

曾家镇对冯建梅夫妇落实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

2012年3月20日，曾家镇计生站查出冯建梅已怀孕3月有余，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再生育子女的夫妻，持相关证明材料向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审查核实，并报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领取生育证后，方可生育”的规定，“三查”工作人员立即要求冯建梅迅速迁入户口，办理生育证，并将生育证的办理程序及所需资料一次性告之到位。为进一步落实责任，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先后多次登门督促冯建梅迁入户口、办理生育证的情况，并要求冯建梅及时提供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婚育情况证明等相关材料。但夫妇二人均以“正在办、正抓紧在办”为由推诿拖延。

为查实冯建梅的婚育史、户口性质、是否符合再生育条件等情况，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提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协查，协查结果为：冯建梅不符合再生育条件，不能办理二孩生育指标。

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内蒙古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冯建梅属政策外怀孕，不能再生育二孩，应当依法终止妊娠。通过该镇干部反复做思想疏导工作，冯建梅同意落实终止妊娠术，于6月2日15时40分左右在陕西省镇坪县医院接受了终止妊娠术。

　　来源：华商网

杨支柱：陕西镇坪计生受害者家属邓吉元逃亡北京谈历险过程

他们大概以为我逃跑的可能性不大，只派了个女人在后面跟踪。但是吃过饭回医院的路上，村领导被县领导电话叫走了，叫我自己回医院，于是我让摩的司机开快点，想摆脱后面那个跟踪的女人。因为车没人家的好，兜了几圈也没摆脱掉。于是我付了钱从公路往下跑到河床边，沿着河床跑，那女的跑不过，一会儿我就摆脱了追踪。

6月28日上午张凯律师来电话，告诉我邓吉元一大早已经到了北京。吃过午饭，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张凯律师住处。

张凯开的门，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邓吉元和徐凯。邓吉元身上穿的还是我们18日离开镇坪时那身灰黑色衣服。脸色当然不好，但眼睛依然有神，并不算困倦。这一点在晚上查经（《圣经》）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张凯一度睡着了，但邓吉元没有。因为我一直认为邓吉元失踪多日是被政府秘密关押了，所以一见面我就问他是不是从巫溪、重庆方向逃出来的。

邓吉元说：“不是，那条线路查得很严，安康、西安方向也不松，路上有许多关卡。我先在镇坪一个朋友家躲了两天，连手机卡和手机电池都卸载了，不敢睡觉，更不敢上街买换洗衣服，怕被他们发现抓走。然后，我在26日傍晚包了一辆车往安康方向的车，每到关卡附近就下来，沿着河床走，绕过关卡再上车，花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平利县的广佛镇。我想，到安康、西安坐车肯定有政府的人拦截，因此我在广佛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包了一辆车，经过十多个小时到了湖北十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今天一早就到了北京。”

我算了一下，从24日晚饭时间到28日早晨，邓吉元失踪时间跨越5天，但确切时间是83个多小时。

我又问邓吉元24日在镇坪是怎么摆脱跟踪的。邓吉元说：“24日我跟村领导一起去吃晚饭，或许是因为村领导答应了政府看住我，或许是因为我两天前挨了打，也或许是因为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他们大概以为我逃跑的可能性不大，只派了个女人在后面跟踪。但是吃过饭回医院的路上，村领导被县领导电话叫走了，叫我自己回医院，于是我让摩的司机开快点，想摆脱后面那个跟踪的女人。因为车没人家的好，兜了几圈也没摆脱掉。于是我付了钱从公路往下跑到河床边，沿着河床跑，那女的跑不过，一会儿我就摆脱了追踪。

下午三点多钟，邓吉元在张凯律师为他准备好的授权书上签字，委托我和张凯律师代理他们夫妻提出刑事控告和申请国家赔偿等事宜。财经杂志记者徐凯、财新网记者任重远和一家英国电视台（我约去的）见证了授权签字过程。英国电视台的人走后不久，又来了一家香港电视台。

我提醒邓吉元：“上次我们去镇坪你怕得罪政府，不肯委托我们。现在委托我们可比当初委托我们得罪政府要厉害多了。”

“当初主要不是怕得罪政府，而是错误地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现在他们失约在线，我又挨了打，还当了一回‘卖国贼’，我怎么敢再相信他们？”

来源：杨支柱网易博客

人民日报：陕西孕妇被引产给中国形象造成负面注脚

舆论环境的深刻改变，既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也可能造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不良影响。对于治理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以务实佐证理念、用事实赢得理解、靠行动维护形象，而不单是应对媒体的技巧、驾驭媒介的水平、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

这几年来，无论是六方会谈还是金融危机，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国家形象片，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民间往来，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多种国际事务，主动讲述中国故事，响亮发出“中国声音”。

在这样的“大合唱”中，参与者其实不仅有中央高层、外交部门、新闻媒体，更涉及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基层治理者。可曾想见，安徽芜湖一位副市长骑车送女儿的照片被网友“疯传”，展示着中国干部“平民化”的一面？又可曾想到，陕西安康怀孕7个月孕妇被强制引产，会给中国形象造成怎样的负面注脚？在日渐响亮的“中国声音”大合唱中，如何成为和谐旋律的参与者，避免成为噪音杂音的制造者，考验着各级基层干部。

这是治理者“世界观”极其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姑且称之为“舆论贯通能力”。毫无疑问，技术的划时代变革让信息传播打破了国家和媒体的界限，将一切置于一个四通八达的舆论平台上，舆论环境的深刻改变，既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也可能造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不良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贯通能力的重点究竟在哪里？面对舆论环境的复杂变化，或许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才能“把话说好”，如何优化“手中话筒”，甚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更好提升传播力？

所谓舆论贯通能力，首先应当是将舆论与实际对照贯通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贯通舆论场、统领话语权的能力。对于治理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以务实佐证理念、用事实赢得理解、靠行动维护形象，而不单是应对媒体的技巧、驾驭媒介的水平、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

有些例子颇能给人启迪，在汶川大地震中，及时有效的救援、公开透明的报道，极大提升了中国尊重生命的国际形象；而在利比亚战争前，中国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撤员行动，被赞誉为一次“鲜活的最佳国家形象宣传片”。

我们常说行动是最好的语言，第二性的舆论取决于第一性的作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对于各级治理者来说，要参与“中国声音”大合唱，并提高和谐的分贝，不仅要注重报纸上怎么写、电视上怎么说、网络上怎么评，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治理行动，把中国旋律谱写在中国大地上，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求各级治理者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要考虑“国际影响”。作为一个地方和单位，如果没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主动意识，没有行动前的“舆论前置”意识，就很难在纷纭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也很难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

这不仅需要提升话语意识，更要秉持执政为民的宗旨、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恪守民主政治的原则，以民众“好评率”的提高，壮大“中国声音”；以民众“幸福指数”的不断提升，塑造中国形象。

85年前，鲁迅曾在香港发表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并呼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从当年“无声的中国”到今天“有声的中国”，再到思考“如何发声的中国”，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行。如果说，当年鲁迅开出的药方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今天的中国各地治理者，又该有怎样的答案？

强制引产事件处理七人 陕西镇坪计生局局长被撤职

陕西省安康市昨日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认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并对镇坪县相关干部进行了处理。

孕妇未办二孩生育证

根据安康市政府的调查，被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当事人冯建梅实际出生日期为1989年12月25日，非农业户口。而她在结婚登记时提供的出生日期为1985年1月21日，农业户口，与其实际情况不符。

2007年冯建梅17岁时就曾生育一女孩。2012年3月，镇坪县曾家镇计生服务站发现冯建梅二次怀孕已3个月，镇计生办要求她迁移户口、补办二孩生育证，但她一直未办并准备外出生育。曾家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说无果，直到6月2日，冯建梅被强行送往镇坪县医院并实施了终止妊娠手术。期间，曾家镇工作人员曾向冯建梅及家属提出先交纳4万元保证金，待冯建梅迁移户口并办理第二孩生育证后再退还保证金的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均未予以回应。

6月4日上午，冯建梅丈夫的大姐邓吉梅在医护人员不在场时，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拍照，之后冯建梅的家人将图片上传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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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份引产实属违规

安康市政府认为，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元保证金无法律法规依据。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这起事件暴露了一些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水平低，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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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计生局局长被撤职

安康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决定对镇坪县政府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县长于延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江能海镇坪县人口计生局局长职务；撤销主持曾家镇全面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抨印副书记及镇长职务；对曾家镇人大主席袁昌勤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曾家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龙春来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曾家镇干部张学松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镇坪县医院院长潘益山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镇坪县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对冯建梅给予生活补助，帮助其解决困难。安康市政府已责令镇坪县政府做出深刻检查，要责成镇坪县医院进行整改，加强内部管理。

据新华社

知风：拿不出4万元，穷的只能“卖国”了

6月24日，网友在微博爆料，称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在被强制引产孕妇家门口挂横幅标语，称邓家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是卖国贼行为，还在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甚至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

6月24日，网友在微博爆料，称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在被强制引产孕妇家门口挂横幅标语，称邓家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是卖国贼行为，还在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甚至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6月26日《兰州晨报》）

“卖国贼”这个标签，在当前有关“国情”的观点交锋中，几乎成了理屈词穷时的“杀手锏”。其实，除了现代史上的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等日伪时期的“头面人物”，可以说，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卖国贼”。这笔“买卖”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更何况是一个连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也保不住的被强制引产的孕妇。

本来，“强制引产”事件已经用“严重违反了政策”下了结论，为何又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声讨“卖国贼”的闹剧？看来陕西镇坪政府还是对这起令人发指的惨剧心有余悸的，唯恐舆论的深究，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响。如果这出声讨“卖国贼”的闹剧真是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上演的，那么，这种拙劣的显得愚昧的手段，正好印证了之前“强制引产”的野蛮。他们是把一个地方政府当做独立王国了，所以“痛打卖国贼”的手段就是将其“驱出曾家镇”。一副山大王的嘴脸。

如果人们还在为当地会发生“强制引产”的惨剧感到吃惊，或者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感到不可思议，那么，从接下来发生的把一个被强制引产的孕妇称作“卖国贼”的“丰富联想”中，足以看出相关部门的基本素质。既然权力可以做这样的“丰富联想”，也容笔者对“卖国贼”这笔“买卖”做一个简单的联想。

说起来“强制引产”惨剧的发生，也是因了一桩没有成交的“买卖”。“冯建梅的公爹邓孝刚告诉记者，当时，镇上来了一帮子人，说要么交4万块钱，要么得强行引产，家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他们就强行将儿媳拉走。”原来，在当地相关部门眼里，所有官方或民间的行为，都是有关利益的买卖。如果说“计生”是国策，那么，这起“强制引产”事件，就是相关部门没有做成的卖国策的生意。因此，在他们的权力意识中，冯家现在的维权，也是一宗买卖。当有涉外媒时，这种“买卖”就成了“卖国”。可怜的冯家，因为拿不出4万元，没有能力和当地相关部门做“国策”的买卖，穷的只能“卖国”了。那么，当地相关部门是否已经查实，冯家“卖国”是否也得了“4万元”，抑或更多？

可惜，应了一句俗话“宁要虎一样的对手，不要猪一样的队友”。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对“卖国贼”的讨伐出尽了“洋相”。据散见各大媒体的消息称，“6月24日，网友在微博爆料，称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在被强制引产孕妇家门口挂横幅标语，称邓家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是卖国贼行为，并对孕妇家属邓吉彩进行人身攻击，称其不久将会以黑马的姿态打入日本AV市场。”这难免让人贻笑大方。您政府部门卖“国策”还可能得4万元，人家“卖国”这么大一笔生意，怎么就会沦落到AV的境地？看来这些“爱国者”对“卖国贼”的声讨，是和“强制引产”如出一辙的，充满了野蛮和粗暴的色彩。这既是对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进一步践踏，又将权力的蛮横、失控甚至愚蠢暴露无遗。

相关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120626/0004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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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大漠鱼：孕妇一家是卖国贼，那谁是爱国者？

现在一些人认为孕妇一家是“卖国贼”，那么谁是“爱国者”呢？是那些强制别人引产，扼杀生命的计生人员吗？这也太可笑了。连生命都不爱惜的人，却指望他爱国家，这不扯淡吗？因此我认为，政府你做得对，做得好，我就爱你，你做的不对也不好，我就有权利讨厌你、抵制你、甚至是反抗你。如果你要依仗权力制裁我，那你就是不说理的强盗。对于一个弑杀我的孩子，玷污我人格的强盗，却要我说爱你。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呸！

 “爱国、爱党、卖国贼、汉奸、五毛”等称谓因为陕西妇女被强制引产事件，再次成为网络热销词，或打趣凑热闹者、或义愤填膺者、或真诚爱国者、或民族大义者、抑或别有用心者闻讯之后，没来得及捂热屁股，当然更没有舀瓢冷水清梳一下鸡窝脑袋，就急屁火燎地赶往论坛大发感慨，好像他姥姥死了也没这事当紧。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敬仰他新颖的主张和别具一格的所谓超前意识。

比如，我在某论坛就看到这样的观点：计生人员将孕妇强行引产，是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尽管做法欠妥，但也是可以内部处理的，不必上升到民族立场上来。还有网民认为，超生超育给国家造成负担，就是不爱国行为。还有网民谴责孕妇家属，把家丑外扬这不是丢中国的脸吗？你让政府情何以堪？当然，更多的网民则认为，强行引产本身就是不人道的，而将“卖国贼”的标签张贴在受害人身上，更是荒唐的自残行为。

一起违规执法事件为什么能引起如此轰动，是什么人将“卖国贼”这顶巨大的帽子扣在了受害人头上？“引产”和“卖国”这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概念，是怎样扯到一起的呢？要想找到这些答案，必须要明白事发的背景，或许揭开这张幕布后，你会惊诧地发现，原来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引产事件”发生后，各方媒体很快就将事实澄清，随后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按说，这件事也就此结束了。不曾想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大的轰动，居然有当地群众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举行游行活动，要求驱逐受害孕妇一家。这就有些叫人费解了。

按理说，孕妇一家是受害人，理应得到同情和保护。特别是本地人，乡里乡亲的，山不亲水亲，怎么可能无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呢？原来啊，事情另有由头。据说是因为受害人的丈夫就此事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给当地人抹了黑，家丑外扬了，所以才引起了“乡亲们”的不满。因此谴责受害人一家是“卖国贼”。不是本人轻看我们的乡民，如果认为一生从事土地生产的农民都具备了“爱国、卖国”这等高素质标准，打死我都不信。所以我认为，祭出这样标语的人一定不是农民乡亲，而抛开乡亲这个群体，那么这一行为就只能是当地政府的作为了。

当地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还为了减轻计生工作人员的责任？显然不是，因为仅以此为目的，政府权力随时都可以操控，这样浩大的造势反而于己不利。所以我就想，这里的来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可曾记得不久前发生的王li军、陈guang诚事件？这一事件与前两起都发生在今年，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诉求都对外做了表达。王li军事件已被定性，陈G诚事件被控制，那么，一个村民孕妇居然也效仿而为，其结果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更何况，中国内忧外患，“西方反华势力”心怀叵测，图谋已久。可以想象，这孕妇一家是撞到枪口上去了。

但是，很有必要求解的是，中国公民究竟有没有对外的言论自由？我所知道的是“泄露国家机密”是违法行为，除此之外，言论还是被宪法赋予了自由的权力。而就此事件来说，孕妇家人只是对外表达了一个国内尽人皆知的信息，毫无隐秘可言，想来还达不到“卖国”的资格。所以把“卖国贼、汉奸”之类的标签加诸到他们身上是不贴切，也是不合理的。况且，据孕妇的小姑微博称，他的哥哥至今外逃，躲避执法部门的追查。所以我就想，如果在事发之后，政府能及时对受害家属作出具体说明，并诚恳道歉赔偿，受害人能将一肚子苦水向外倒吗？显然，当地政府的这一做法实在是有些不讲理和霸道了。

再来说说“爱国和卖国”的概念。很多人以为，爱国就是爱政府，就必须拥护政府作出的政策，其实大缪。爱国是爱家乡、爱人民，爱自家的风俗、传承等文化，这与谁来执掌政府挨不着边。本来肚子里好端端地怀着自己的孩子，政府却不让生，还要将他强行拿掉，这样的政府你会爱他吗？当然不会。我们能做的是，在现有政策下尽可能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尽管有许多无奈、许多不满也正好忍着。但这个忍受是有度的，7个月大的孩子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了，就算你政府再强势也不该说拿掉就拿掉，这样做就不是简单地执法了，而是涉嫌杀人。所以，受害人家属不管是对外媒，还是对任何人表达心境都是能够理解的。

现在一些人认为孕妇一家是“卖国贼”，那么谁是“爱国者”呢？是那些强制别人引产，扼杀生命的计生人员吗？这也太可笑了。连生命都不爱惜的人，却指望他爱国家，这不扯淡吗？因此我认为，政府你做得对，做得好，我就爱你，你做的不对也不好，我就有权利讨厌你、抵制你、甚至是反抗你。如果你要依仗权力制裁我，那你就是不说理的强盗。对于一个弑杀我的孩子，玷污我人格的强盗，却要我说爱你。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呸！

2012.6.27

本文作者：大漠鱼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气横秋：强制引产掉某一撮恶胎才是民心所向

某一撮恶胎才是社会的毒瘤，它们耗尽过多的民脂民膏，是中国最庞大的寄生阶层；它们一贯依靠谎言与暴力苟延残喘，是人类中最邪恶的祸乱因素。可以说，从地球上“强制引产”掉这一撮恶胎邪灵才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用张麻子的话说，就是“没有它们，对我们最重要！”

卫生部2010年统计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在1983年达到最高，为1437万人。2000年以来，每年都在700万人左右，其中2008年为917万人。请看下图：

堕胎是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备受争议的一种行为。道德方面，反对者认为胎儿的生命属于胎儿，所以其他人不能随意剥夺胎儿的生存权利；宗教方面，以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主导的国家（中东、欧洲及北非）认为，生命是神所赐于的，所以只有神才有权取回生命，而非人类。基督宗教在西元629年的君士坦堡会议决议中堕胎等同杀人。而直到现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不单只坚决反对堕胎行为，在不少以天主教为国家主要宗教的国家，如爱尔兰，任何堕胎行为皆属刑事罪行，不论要求堕胎者及执行手术的医生皆有可能被判处入狱。至于其他基督教教派，大多数都引用《圣经》内容而反对教徒接受堕胎手术。（摘自维基百科）

据网络数据证实，过去30年来，因计生造成的流产、引产2亿多例，拆除房屋4000万间，没收宰杀耕牛近3000万头，近两亿妇女被强制进行切割卵巢手术，有1亿妇女留有手术造成的后遗症，而这一数据中有近2000万为未婚妇女。在人类历史上，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以如此暴虐的方式推行一项与人类自身生命和生存如此攸关的重大事务，却如此缺少应有的社会讨论和监察，而执行者又是如此粗暴和教养低下的人群，这样触目惊心的事件，除了历史上的大跃进，何曾有过！可以不折不扣地说，不管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政策立意和立法目标为何，今日它已经在现实中演化为一种史上罕有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社会灾难。

人伦天理，天日昭昭，爱生命是文明和光明的，而灭绝生命则是蒙昧和黑暗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这一事件的实质，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对生命的态度已经到了如此残忍和无视的程度。这不是什么社会管理问题、法规执行问题，甚至关于人口政策与理论的讨论，在这一血淋淋的现实面前，都显得无比虚伪和无聊。这是一个要生命，还是忍受残杀的问题，是一个要维持我们的社会基本存续的最低条件，还是眼看社会沉沦到率兽食人、命命相搏地步的问题。每一个稍有良知和理智的人都应该驻足思考：是什么使中国社会沉沦到如此蒙昧、残忍、不道德和反文明的境地？是什么使这些以国家和政策之名残杀生命的人可以如此下手？（以上两段摘自赵楚博客，有改动）

某一撮恶胎才是社会的毒瘤，它们耗尽过多的民脂民膏，是中国最庞大的寄生阶层；它们一贯依靠谎言与暴力苟延残喘，是人类中最邪恶的祸乱因素。可以说，从地球上“强制引产”掉这一撮恶胎邪灵才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用张麻子的话说，就是“没有它们，对我们最重要！”

本文作者：气横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李承鹏：逃亡的父亲

一种荒诞必演化成另一种荒诞。这样的荒诞浓缩在邓吉元身上是：相爱——怀娃——堕胎——叛国……这样的荒诞还包括：他的妻子在儿童节前一天被抓进医院，他的孩子在儿童节第二天被引产下来，他在父亲节那天发现被镇上骗了，而纪念爱国者屈原的端午节刚过，他逃亡在卖国的路上。

　　我是第一次听到邓吉元的声音，微弱得近乎渺小，这很难跟那个在大雨之夜穿了双拖鞋就逃出来，跋涉大山和河床，历经三天三夜跑到北京坚持要讨个说法的小镇青年联系起来。这就是沉没的声音，一个石子掉进汹涌大河，水面并不知情，可河床知道它的坚定。

　　我看过他那七个半月被引产的孩子的照片，身体成形，眉目清晰，躺在未曾见面的妈妈身边……那孩子离开了人间，那父亲离开了家乡。邓吉元告诉我，他原本没想到逃跑，想跑也跑不了，县上派出十几个人每分钟都对他盯梢，上厕所也不放过。24日那天村干部受命找他谈话，计生办的人见有村干部才让他出去。谈到午饭时间，村干部就让他一起去饭馆边吃边谈。中途干部出去接县上电话……他就说要回妻子被监控的医院，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计生女干部骑着摩托在后面盯着他。路过县里步行街口时，他忽然跳下车飞快跑过桥，那女干部的摩托车进不了步行街，这才甩掉了她。他飞快地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这座山，他们全家都躲过，妻子躲过，妻子肚子里七个半月大的孩子也躲过。

　　邓吉元告诉我，他躲到晚上九点，直到又饥又渴才悄悄溜到山下一个朋友家。朋友告诉他，现在全县城都在搜查他，所有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有岗哨。可是他还是想逃出去，找北京的律师。凌晨两点，朋友帮他包了一辆车送他上路……他一路在车里俯低身子，离岗哨远远的就提前下车，绕道大山和河床。那天雨很大，他临时出逃只穿了一双拖鞋，天黑路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十多公里。估计绕过了岗哨，他才小心地下山，一路包车开到湖北十堰。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从逃亡之时就关掉了手机拔出了手机卡，按照计划，他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火车票，怕有人认出来，他一路捂住自己的下巴……等到了北京站手都酸了。他也不敢马上出站，在站台遛达了一个多小时，确定没有熟面孔，才溜出来用公用电话给张凯律师打了电话。

　　这个过程惊心动魄，活像地下交通员翻山越岭送情报。可一切不过因为他和妻子想要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总被赋予悲凉的新意，有人不过为了同工同酬，就进了精神病院；有人不过想吃顿安全的饭菜，被逼成了化学家；有人不过是深爱着他的家，却走在了卖国的路上。所以这里的荒诞并不是荒诞，而是一种荒诞必演化成另一种荒诞。这样的荒诞浓缩在邓吉元身上是：相爱——怀娃——堕胎——叛国……这样的荒诞还包括：他的妻子在儿童节前一天被抓进医院，他的孩子在儿童节第二天被引产下来，他在父亲节那天发现被镇上骗了，而纪念爱国者屈原的端午节刚过，他逃亡在卖国的路上。

　　邓吉元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卖国了。我想告诉他，这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卖国贼，并不因为你真卖了国，而是他们需要你卖国，只有你卖国，他们所做的一切才显得正确。他想了想，就告诉我，镇上的人之所以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标语，是因为当地移动公司那个叫甘子宝（音）的经理在策划，想激他出来。我问为什么一个移动公司经理会参与到计生。他说，当初正是这个经理帮计生办查了通话记录，才从亲戚床下找到他的妻子，拖到医院进行了引产……听到这个尚需对质的故事，不要说他们联合执法变成了联合违法，其实群策群力和围追堵截符合我国基层干部的一贯路线，为把一个人确定成坏人，税务局是和公安局联合办公的，精神病院是和信访办合二为一的，妇联是和扫黄打非办雌雄同体。

　　我听了邓吉元一些故事，深知他到达首善之都后逃亡之路并没有完。他住在律师家，听到动静就觉得是县上派人来了。前天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而县上带话给他，说只要回去，一切都好说……他却要坚持打官司。可是这条路仍然漫长，他母亲身患癌症，一急之下，已从早期恶化成中期，而律师最担心的是北京司法局施加压力。这几天，邓吉元已知道一些人的说法。他要说，不是因为发现怀的是女娃才不交罚款，现在根本不给打B超，乡下人到哪里去知道怀的是男是女。他说也不是自己不及时凑够四万元，飞奔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央求再宽限一天，可干部说没用的，县上为了摘掉黄牌，这次就是要拿他开刀。他还说，乡下现在人口实际在减少，比如他小时候读的北河小学一共有三百多号学生，现在只有三十多个了。

关于邓吉元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我小时候看《超生游击队》时是理解计划生育的，还深觉印度迟早会因为人口膨胀而垮掉，我们多驻扎点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以防蝗群涌进来，是多么英明的。可渐渐明白，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最不光彩的一笔，这个计划经济国家计划油价计划粮食计划思想，连生育也计划了多年，并成功超越中石油、铁道部成为赢利工具，看，计生委刚刚超标收费2.07亿……就是把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可官员们从不计划自己的性欲，却要计划人民的生育，就是：一个被杀了孩子的中国父亲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国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学习……这画面实在说不过去。

来源:作者博客|

贻笑天下

环球时报：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范畴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民主被普遍认同，这是一个事实。民主的核心是“以民执政、为民执政”。但人民无法直接执政，故代议制即成唯一选择。而代议产生的方式，便是选举。但近年来一些学者过度夸大“选举”的作用，使“选举”被异化成所有政权道德评判的标准。这既是荒谬的，也是危险的。

有没有选举，特别是西方认可的选举，被这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引为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一个“道德”标准。凡有选举的政权都是民主的，反之则是专制的。于是，一切源于选举、归于选举。国家发达，是因为有选举。有选举的国家凡事皆佳。一选遮百丑。万一有选举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那是“选举还不够自由”；要是出现经济危机，那是因为“选举还不够充分”；要是出现犯罪，出现腐败，那是“选举还不够公正”……这些学者看来，在绝对正确的民主之上，还有一个绝对万能的选举！

然而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证明，选举制度仅仅是国家领导人产生的方式而已。对于国家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选举都无能为力。法国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可以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这两场重要选举结束后，法国产生了新总统、新政府和新的国民议会。从行政权到立法权，两大权力均将易手。这两场选举几乎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彻底。然而除了一些细节———如总统和内阁成员工资暂时削减30%、每小时最低工资将增加0.46欧元、将部分低收入家庭开学补助提高25%、让18岁便开始工作并连续工作41年的人可在60岁时退休———将发生有限变化外，在国家面临的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选举不可能给奥朗德带来一根魔杖。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曾坦白地说过：“选举不会抹去所有的问题。”

选举无法抹去法国1.7173万亿欧元的债务、选举无法改变法国不到1%的过低经济增长率、选举无法减少法国近10%的失业率……选举更是无法解决造成这一切困境的根源：金融资本所“创意”的“虚拟经济”掏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

选举甚至不能保证选出一位最佳执政者，而只是一名最佳参选者。西方民主已经为“选举异化”所扭曲。一切围绕选举。选举能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执政能力。奥朗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更令西方学者焦虑的是，选举核心是国内选民，法国及西方各国面临的却是全球化带来的困境。这一矛盾使得选举与治理国家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举甚至阻碍了国家为适应全球化经济而应该及时进行的痛苦改革。因为选民反对。因此，进行了931项改革的萨科齐狼狈地被选民赶下台。

有人认为，选举最重要的好处，是能够防止独裁者上台。也许吧。但我们如何理解巴黎第一大学哲学教授、《选举：愚者的陷阱？》一书的作者让·撒莱姆下面的这句话呢：“为什么德国人民会将希特勒选上台？因为多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正确！”

当然，应该批判的并非选举本身，而是“选举就是一切”和“选举能够解决一切”的幻想。选举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不能解决高速公路上的车祸问题……选举只能使统治阶层找到一件合法的外衣，并给予被统治者一种“自由”的感觉，即“我的统治者是我选择的”。这种感觉非常重要，这是被统治者得以接受有时甚至是非常不公正的统治和统治者的原因所在。这正是选举国家普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有一天也会通过选举来选择我们的领导人。只是，此前，我们首先要解决选举所解决不了的其他问题。

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因为只有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才会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如果将领导人上台方式视为民主与否的主要标志的话，怎么解释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被推翻？

所以，用西方那种选举标准来衡量，中国还不是民主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

山东原副省长黄胜卖官明码标价：县委书记30万

来源：南方网

山东德州一位官员曝自从2001年黄胜接任市委书记后，德州的干部们发现单纯靠政绩很难得到提拔了，得靠送钱，发展到后期，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码标价了，比如，县委书记30万，县里某个局的局长10万，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

时隔半年之后，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被“双开”。

6月25日，新华社报道说，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

“黄胜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黄胜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行政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报道未披露黄胜一案的具体细节。据本报记者从山东知情人士处了解，黄胜被查处的问题主要是三方面：涉嫌卖官、帮助亲属承揽德州重大工程谋利，以及生活作风问题。

主政德州卖官盛行

据悉，黄胜的案情，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他主政德州时期。

现年58岁的黄胜，山东威海人，出生在潍坊一个干部家庭。据山东省政府一位知情人士介绍，黄胜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位领导赏识，担任曲阜师院团委副书记，由此走上仕途。1984年又在这位领导推荐下上调到山东省委办公厅，任省委领导的秘书。

1995年，黄胜出任德州市代市长，从此主政德州达13年之久。

一位曾在德州工作多年的官员介绍说，在德州的前期，黄胜只是“二把手”。其时的市委书记是后来外调江苏，现任贵州省省长的赵克志，赵在德州口碑很好，对干部要求比较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都卓有成效，现在的德州民众对上世纪90年代市委市政府的政绩仍记忆犹新。黄胜作为当时的德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在这一时期也为市民干了很多实事好事。

“可是自从2001年黄胜接任市委书记后，德州的干部们发现单纯靠政绩很难得到提拔了，得靠送钱。”这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发展到后期，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码标价了，比如，县委书记30万，县里某个局的局长10万，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

据接近山东省政法委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黄胜此番出事即与此有关。在黄胜案发之前，德州就接连有重量级人物落马：2009年10月原副市长张如廷于被双规；2010年4月市财政局原副局长王德才被双规；2011年9月，曾任常务副市长的苗仲华被双规。

这当中，王德才与黄胜一案的关系最为紧密。2011年4月德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显示，王德才在任德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兼城市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期间，为一些房地产企业在低价竞拍土地、减免开发配套费、借贷和拆借资金等方面谋取利益，为一些县市区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在争取省市企业扶助资金、提供贷款担保、拨付城建工程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要贿赂合计1128.47万元。

“王德才交代问题交代得最好，有关黄胜案的一些重要线索，就是由王德才供出的。”前述接近山东省政法委的人士说。

此外，苗仲华和黄胜的关系也很密切。据山东省政府一位官员透露，苗仲华与黄胜在省城工作期间就已熟识，苗到德州后，黄胜一手将其提拔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正是这个经由官位买卖构建起来的人事网络的崩解，将黄胜推上双规之路。

亲属公司包揽德州工程

知情人士介绍，黄胜走到今天，还与其祖籍上海的一名亲属有关。熟悉这名亲属的人都评价说：这个女人“有点爱财”。

据山东省委系统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黄胜被查办的经济问题，大多与这名亲属有关，“她找人成立空壳公司，几乎承揽了黄胜在德州能插手到的所有工程，除了市里的工程还有下面县里的，甚至小到市政工程中的路灯采购都不放过。”与这名亲属的空壳公司打过交道的人对其评价是：一方面是强买强卖，一方面倚靠黄胜的权势拖欠工程款，令官司纠纷此起彼伏。

“烟台一家公司承接了德州市政府一家宾馆工程，完工后这名亲属的公司拖欠工程款，烟台公司多次索要无果，一天夜间强行将宾馆两辆车开走，黄胜知道后一道命令封锁德州境内公路，将开走的车拦截在黄河北岸。”一位德州当地官员举例说，“许多年前就有人据此断言：黄胜早晚要出事。”

财产之谜

黄胜主政德州期间，是德州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开发区的设立和国内外企业的进入也提供了敛财之机。上述官员透露，德州一家新能源企业就在黄胜关照下，以低于当时地价三分之一的价格拿到大片土地。

黄胜出事后，德州民间给他送了个“黄三亿”的外号，意指其家财之巨。一位兼职古钱币鉴定的山东大学教师透露，就在黄胜被双规的前几天，他应邀到黄家鉴定了一枚价值高达80万元的古币。

据前述接近山东省政法系统的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黄胜大体的涉案金额可能上亿。不过，由于黄胜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掌握证据不易，其被查实的非法财产在审查期间“不断缩水”，最终能查实的涉案金额可能远低于外界估计。

黄胜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在当地也是半公开的秘密。据知情人士介绍，与包养情妇的其它腐败官员不同，“他喜欢玩弄陌生的年轻女性，在德州期间，每到下面县里视察，一天中最后一个节目十有八九就是到宾馆里和女性开房。”黄胜2007年出任山东省主管文体的副省长后，也不时传出绯闻。

崔永元怒斥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来源：人民网  作者：宋心蕊 赵光霞

崔永元微博截屏

人民网北京6月12日电（记者宋心蕊）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个人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称其：“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当天，崔永元参加以“乡村教师培训公益活动”为主题的微博访谈，访谈开始前，他在微博中写道：“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八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据媒体报道，2007年9月，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乡村教师培训”是该基金的重要项目，自2007年12月14日第一期开始，截至2011年8月，共举办了五期，“甘肃、贵州、四川、湖南、黑龙江等省共约700名乡村教师已接受这个培训”。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条微博已有三万余条转发，网友纷纷热议此事。

执政党观察

温家宝：领导者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

来源：中国广播网

温家宝：因为讲真话，听真话是民主科学决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领导者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汲取智慧，因为批评性意见可以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

中广网北京6月15日消息（记者侯艳）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15日）上午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座谈。温家宝强调，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第七次同参事、馆员座谈。在听取参事、馆员关于改革分配制度、建设集约型城市、西部大开发、改善宏观调控以及文化“走出去”等的发言后，温家宝说：“我高兴地看到，政府参事工作、文史研究工作越来越活跃，对推进政府工作民主化、科学化起到重要作用。”

在谈到进一步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时，温家宝强调，要鼓励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和创新；要讲真话、听真话，善于从各种声音中汲取智慧。

温家宝：因为讲真话，听真话是民主科学决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领导者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汲取智慧，因为批评性意见可以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

温家宝指出，要发挥网络新媒体在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中的积极作用。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还表示欢迎网络上的“拍砖”。

温家宝：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通百姓拥有如此便捷而广泛的表达方式。政府要完善网络新媒体管理政策，加快形成依法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传播秩序。

温家宝指出，要有效发挥专家和智库的作用，要加强对决策的监督和问责。

温家宝说，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不仅是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我们党之所以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就是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并使宪法和法律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建立一个有效制约权力、并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制度。

温家宝：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有的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甚至践踏法律。这是需要我们非常警醒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方面的教训作了非常深刻的总结，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温家宝希望各位参事、馆员和特约研究员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提高咨询国是水平，创作出更多的文化精品

人民日报社论：肩负人民期望引领社会进步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一周年

     来源：新华网

     神九飞天、蛟龙入海，纪念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党的十八大筹备工作顺利进行……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党的九十一岁华诞。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去年隆重庆祝成立90周年后，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从重视“四大考验”，到防范“四大危险”；从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我们党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个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追求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政党，正奋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

     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了奋斗发展的非凡十年。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格局初步形成，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了国家实力前所未有的增强，促进了社会民生前所未有的改善，成就了社会主义中国前所未有的辉煌。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十年的伟大成就再一次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人民的信赖与拥护，永远是我们党开拓奋进的根本动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我们的事业才能顺利推进；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党的领导地位才能巩固和加强。从“人民用小米哺育出来”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到“人民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全国解放，再到“适应人民愿望、根据群众创造搞起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人民的信赖与拥护，我们党才能在曲折中发展、挫折中奋起，保持着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进入新世纪以来，正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改善民生，积极推进民主，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办成一系列大事，办好一系列喜事，办妥一系列难事，始终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

     今天，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8000多万党员，从一个小党发展为引领13亿人民的世界第一大党，党的队伍不断壮大、面临的考验也更加突出。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也都更为繁重和紧迫。我们也要看到，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不正、为政不廉等问题，在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党治国理政的能力。身处这样的新方位，面对这样的新挑战，我们要切实化解“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在新时期新阶段继续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拥护。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胡锦涛同志的精辟论述，指明了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必由之路。只有始终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只有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只有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我们党才能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以自身纯洁性赢得人民信赖与拥护，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革中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党的宗旨信念，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造福人民的新业绩，以改革发展的新成就，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人民日报：因部分腐败现象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

2012年06月14日03:05

生活中，围绕一个具体事件，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的意见，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会“两头不讨好”。这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则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大多固守一隅而放弃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习惯性地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看问题，又下意识地遮蔽了其他角度、方面和层次，狭隘是其主要特征。在“极端主义”者眼里，一说到“文凭腐败”，似乎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是以权谋私的结果；一论证某人抄袭，所有寻常的细节、片语都被牵强附会成有力论据；说点本土实情为本土利益辩护的，则被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

在立场上，旗帜鲜明本没有错，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倡导坚持真理。但这并不代表一事当前，就能以自我价值判断为准，顺乎吾心便全盘肯定，不合己意便彻底否决。极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他们常常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认识。这样的极端思维之下，不仅思想观念难以交流，基本共识难以缔结，社会和谐也无从谈起。

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看到国企亟待改进，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指出国企问题不少，就是对公有制的“攻击”；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不管是哪个极端，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促成问题解决。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开放包容的观念，健康理性的思维，不仅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作为一种偏激的价值观，“极端主义”的判断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悖于行为的内在规律。作为一种片面的方法论，“极端主义”审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违背了事物存在的现实逻辑。作为一种情绪化的社会心态，“极端主义”的言行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大国，十分不利。

越是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维、健康的讨论。每个社会成员若都能以清醒的头脑、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公允持正，与人相处就会更为和煦宽怀，我们的社会必会少些矛盾、多些和谐。

六棱：中国的贪官为世界创造八大奇迹

——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实际上，己经改革失败。

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

也就是说，满清政府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多年里，一共向众列强赔付白银折合人民币712亿。

而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多年里，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有500亿美元之巨，合4135亿人民币。

这两个数字相比较：

清廷60年赔款折合712亿人民币

今日贪官20年转移4135亿人民币

后者是前者的5.8倍!

转自新华网发展论坛作者：林泰山2012-06-0115:15发表

下面提到的只是一些官方的硬性数据，实际情况更糟。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人性道德的沦丧，这些都已经破坏的无以复加。

1、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消息，国家负债已经达到二万亿左右，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全球之冠的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

2、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高达到4万多亿元，金融危机同样也在日益加深；城乡社会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从形成到急剧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仅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就有2800多万人下岗失业，到2003年底单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就高达2200多万人，已经变成为资本家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3、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l万亿元以上，约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4、“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每年达一万多亿元。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损失数额更是触目惊心，仅外逃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

5、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消费大大超过了教育经费与国防开支。公车消费接近国防开支。“公务员一天耗电量，普通百姓用19天”。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

6、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实际上，己经改革失败。

7、依靠出口的市场体系造成国家自然环境崩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自然资源被迅速采用的化学农业所毁坏。化肥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水系统，导致高度的土壤侵蚀和盐碱化，损害野生生物，并危及中国公民的健康。中国大约40％的可耕地退化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可耕地被重金属（镉砷铅等）污染。农业废水，和倾入河流的城市废水以及工业废水一起导致中国七大河流体系的60％的水不适宜于人类接触。

环境危机：“我们的原材料很稀少，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而我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城市在发展，但是沙漠地区也在同时扩大；可居住和可用土地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

8、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

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的卖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我们从两个方面，把现在的贪官外逃资金和当年的满清政府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相比较：一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初，在这60多年里，中国在大大小小的列强的威逼下，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几十个之多，跨的年头有60年之久，究竟一共赔款多少?第二是金银度量和今天公制单位作一个换算:

古代的，一两==约40克g按照2005年8月最新的国际市场贵重金属交易价格换算，每公斤白银kg==2080元人民币，每克g==2.08元人民币，一两白银=40克g=2.08x40=83.2元人民币

从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901年这60多年中的所有牵扯到赔款总合:85519万两

这8.5519亿两的白银值多少钱人民币？

8.5519亿两白银X83.2元=711，51808亿人民币，约等：712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满清政府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多年里，一共向众列强赔付白银折合人民币712亿。

而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多年里，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有500亿美元之巨，合4135亿人民币。

这两个数字相比较：

清廷60年赔款折合712亿人民币

今日贪官20年转移4135亿人民币

后者是前者的5.8倍!

清朝末期那些穿长袍马褂的狗官除了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一无是处，可是他们与今天贪官们比，后者的卖国腐败是以指数倍的方式增长!清朝狗官签订的那些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是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进行，就像遭遇抢劫一样，把银子掏给强盗实在非己所愿。而今天的贪官则是主动地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国外。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的卖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本文作者：六棱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张德江：把重庆的成绩与薄熙来“同志”违纪严格区别开来

张德江：“要把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和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艰辛努力与王立军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严格区别开来”。

来源：华龙网

6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开幕，张德江代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作报告。

【张德江】我们也要看到，重庆的发展和市委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特别是王立军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给党和国家形象带来很大损害，给重庆改革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市委先后召开常委会会议和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并进行了总结反思。大家认为，一方面，要把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和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艰辛努力与王立军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训，认真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切实改进工作。市委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决心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共同把重庆建设得更加美好。

蔡慎坤：《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出版有何深意？

哥德尔斯问：“那么，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乔石郑重的回答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新华网北京6月20日电《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乔石同志1985年至1998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有关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讲话、报告、谈话、文章共102篇，约44万字。书中还收录了一些照片和题词。编入本书的文稿，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做好政法工作，依法管理社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社会安定，促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下集主要内容是关于修订和贯彻实施宪法，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加强经济立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倡廉反腐，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十八大临近之际，退休后长期深居简出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推出新著《谈民主与法制》。引人嘱目，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最近十多年，是前进是停滞还是倒退，都成为学界敏感的话题。乔石此次高调谈论这个话题，尽管只是旧作，但方向所指有何深意值得观察和期待。

　　

在十三、十四两届政治局常委中，乔石是仅次于赵紫阳、李鹏和江泽民、李鹏的第3号人物。他在1983年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多项重要领导职务，一直被视中共的资深领导人，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乔石的评价是：有理论，有能力，党性强。

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年过七旬的乔石退出政治局常委，翌年更卸任所有党、政职务。据媒体报道，退休后的乔石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北京，回到故地浙江杭州，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使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北京奥运会这类重大的庆典活动，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11年12月8日在《南方周末》撰文高度评价乔石在任八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时所作出的贡献，呼吁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田纪云这篇文章绝非无的放矢。田纪云在《回忆与乔石同志相处的岁月》这篇文章中说：

乔石同志认为，要十分注意研究怎样把人大搞得更民主一些，法制更完备一些。他指出：“过去，我们对法制讲得比较多，对民主讲得少一些。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一讲民主就怕麻烦。要认真总结这次换届选举的经验，研究怎样使选举更民主一些，程序更完备一些。”“人大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越搞越民主，越搞越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千万不要把人大搞成‘长者的机关’。”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民主问题，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我始终认为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建国前28年的斗争，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有时甚至很残酷、很不容易，牺牲了几千万人，我们党一直高举起民主的旗帜，现在我们党执政了，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说到底，民主问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

乔石同志由衷地希望，我国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建设，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1992年12月5日，他在首都纪念当时的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贯彻实施宪法，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强调：“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继续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各项法律，从制度上物质上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保证。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制裁。”1994年9月15日，乔石同志在首都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按照宪法规定，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建设，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能够担负起宪法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为人民所充分依赖的代表机关。”这些论述，仍有现实意义。

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那年，著名记者哥德尔斯曾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乔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哥德尔斯事后提及过这次采访。说乔石谈了很多,就是没有谈到党的领导。哥德尔斯问：“那么，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乔石郑重的回答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来源：凤凰播报

秋风：如果让中共管理美国三年，美国官员比现在幸福

来源：维权中国网

链接：（http://www.wqzgw.net/zt/2012-05-27/2320.html）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党，据称拥有党员8000万，在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从北京一直到农村，所有政府机构、司法机关、民间社团，医院、学校甚至私人企业都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最大的特色，党员数量庞大，党的经济实力强大，农民党员、教授党员、局长党员、厅长党员、省长党员、司令党员、军长党员、士兵党员，工人、护士党员、医生党员、教师党员，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什么人都可以入其党。

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集中权利办大事，把民主集中起来，开起会讨论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发言后，基本都能通过，开会投票多是高票通过为主，想办一件什么事情，能说干就干，这些都是西方制度所无法体现的。

如果让中国共产党管理美国三年，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可能比现在高出数倍，首先在美国成立如蜘蛛网的收费站，提高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在美国实施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将一些人赶回农村去，土地全部划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然后限制他们进城，政府以此开始炒地皮，大发房地产之财，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在美国实施计划生育，想生孩子必须先办证，否则违法生子不给上户口，必须交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在美国成立中宣部，管控所有美国舆论，所有媒体全部转制，划归国有，社长、台长必须是共产党员，在国内很难再听到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声音，相反更多是赞美党和政府的声音。其次，共产党出钱将美国有影响力的党派按照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模式，让美国所有在野党经后不用为经济发愁，对所有在野党官员配备专车，甚至警卫和秘书，不仅免费医疗，级别高的还能享受到干部病房。

对于教育行业，学校全面成立党委，思想道德和政治课作为必修课，从幼儿园开始实施，教材进行统一严格审查，坚决禁止学术自由化。

在美国成立中纪委，对于司法机构，美国所有司法机关成立党委和纪委，并增加一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任何司法人员必须绝对忠诚党的事业，所有法院必须听党委意见，不配合者由纪委恐吓。

加大美国警察的权利，将中国劳动教养模式复制到美国，让警察有权对美国公民进行劳动教养式的羁押，无须通过法院审判！

对于异议份子，复制中国国保警察制度，随时可以秘密抓捕，窃听谈话，或者流放出国，不准其回国。

最后，对所有美国官员，从镇长开始配备专车和司机，并且一人签字即可报销招待费，吃饭、购物等费用都可以报销，让美国官员福利比现在好百倍，在美国农村成立村委会，书记工资政府发。用上三年的时间将美国所有市长变成拥有超过千万美金的富豪，局长变成拥有超过百万美金资产，谁说当官不能发财！

在美国成立人大和政协，将有钱的商人和知识份子以及其他社会名流，全部收编进入人大和政协，从此以后，社会和谐，美国某个党派只要能够执政上台，不用平凡选举，稳定持续30年！世界也变得安宁，没有世界警察，朝鲜、古巴等国家不会再有危险！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强大优越性和吸引力！

新华网刊文：政治新名词“顶层设计”反映改革路向

来源：新华网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复杂，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各种矛盾和风险增多。在这种形势下，深入研究和推进改革顶层设计，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的、重大的矛盾，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意义十分重大。

顶层设计：探索一个新的改革路径

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其在工程学中的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说，“‘顶层设计’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所决定的”。“这是在探索一个新的改革路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中国要超越以往侧重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创新的改革布局和改革战略。”

“顶层设计”有着现实针对性

“顶层设计”这个词是有现实针对性的。这些年,医改、教改、税改、车改等改革成绩不小,但在往深水区迈进时,总是遇到种种困难,有些困难又是中下层无法解决的,需要顶层推动。譬如,面对贫富差距加大,需要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改革；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三重门”,需要破除行政垄断；面对疯狂的房地产市场,需要理顺传统的财税制度……凡此种种,无不与顶层设计有关。

经济社会重要领域顶层设计呼声纷起、步伐加快

事业单位改革顶层设计致力破解体制症结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全文发布，围绕到2020年建成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战略、新思路、新举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改革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住房制度顶层设计显明：核心在于“适得其所”

持续的房地产结构调整，使“住有所居”住房制度顶层设计方向变得清晰起来。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治本之策驶入新的洋面。与此前不同，这一轮房地产调控不会再因“稳增长”而轻易转向。目前，支持调控的声音已形成共识：要完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要容忍经济增长速度适当放缓，适度消减房地产的经济功能，强化住房保障的社会功能和民生功能。

人社部官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目前最期待的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总体方案。“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有第三十二章“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四节内容。大的框架在国家意志的层面已经明晰，相关主管部门应该就贯彻、细化这四节拿出一套总体方案。尽快出台总体方案有利于各地区、各部门再相应地分头制定各自的配套政策，共同推动改革深化。当前，总体方案已到了“箭在弦上”、必须对“十二五”规划纲要有所细化以推动贯彻落实的阶段。

医改破晓：改革顶层设计将顺势而出

回顾三年历程，此次医改并不是针对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的某一个问题进行改革，而是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等五个大的方面，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与改变。

未富先老中国养老制须强化"顶层设计"

面对未富先老的窘境，笔者以为，中国的养老制度，确实有必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跳脱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思维和部门利益，从更大范围内通盘考量。单纯依靠延迟退休年龄，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减缓养老金不足的压力。

住建部牵头筹谋住房保障“顶层设计”

金融改革还需更多“顶层设计”

就金融改革而言，进入“十二五”后，改革步子在加快，可能出现的格局是：一方面，高层看准了的，有了清晰顶层设计的，就全国同时推开；另一方面，对于还没有看得非常清楚的，就让一些有优势的地方先行先试，比如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而非全面开花。

金融改革顶层设计两基点缺一不可

我国将加强制度顶层设计防止违纪违法官员外逃

记者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针对当前防逃工作面临的形势，我国将完善防逃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防逃制度建设顶层设计，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

顶层设计要如何“计”

顶层设计要抓住重大问题

有些问题属于日常的改革工作，属于短期问题，不具有全局意义上的“关键性”，对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不必列入顶层设计的内容。顶层设计主要是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抓长期以来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抓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纲举目张，为解决其他问题铺平道路。

顶层设计不应设思想框框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需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不能就经济谈经济。特别是搞顶层设计，就应从国家稳定发展的顶层和最高利益出发，实事求是，不设思想框框，碰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加强顶层设计要鼓励探索实践

加强“顶层设计”，必须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同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政策的生命力总是源于实践。从安徽小岗村村民探索“大包干”到深刻变革农村经济格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改革、经济体制转轨等重大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活力，关键在于改革领导者对群众意愿的深度关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基层探索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

中国公民：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

摘要:香港《动向》杂志5月曝光，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

香港《动向》杂志5月曝光，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直系亲属通常指指三代内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子女、孙子孙女和兄弟姐妹等。据“不完全统计及掌握的资料”，截至3月31日，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直系亲属在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已加入当地国国籍等状况如下：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187名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142名候补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5%；113名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8%。

有民众在网上调查，称吴官正的孙女和孙子KevinWu、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习近平的女儿都在美国学习或定居，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大利亚绿卡……

还有，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和孙子邓小弟（美国籍）、刘少奇之女刘婷婷（美国籍）、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美国籍）、刘华清之女刘朝英（美国）、宋任穷之女宋彬斌定居美国、张万年之子张建国定居美国……

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达到91%或以上。

http://cn.epochtimes.com/gb/12/6/26/n3621227.htm

本文作者：中国公民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王立军代表资格终止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一届〕第四十一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2年6月26日接受了王立军辞去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立军的代表资格终止。

现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77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6月30日

来源：新华网

重庆打黑明星么宁落选十八大代表

     来源：华龙网

    6月22日，重庆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42名。代表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正其 王亚非（女） 王显刚 冉元智（女，土 家 族）

    代小红（女） 向晓波 刘 伟 刘 英（女）

    刘 强 刘学普（土家族） 严克美（女） 杜和平

    杨大可 杨培增 何玉林 沐华平

    张 轩（女） 张德江 陈国齐（女，土 家 族） 陈和平

    范照兵 罗 莉（女） 罗成友 周 旭

    周 勇（长寿区） 周月华（女） 周亚平 周晓琳（女，苗 族）

    郑向东 夏祖相 徐松南 徐留平

    徐敬业 翁杰明 黄奇帆 黄蓉生（女）

    康厚明 彭瑶玲（女） 程志毅 谭家玲（女）

    燕 平 滕宏伟

    重庆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是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选举产生的。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推荐提名和代表的正式选举过程中，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代表的产生符合程序规定，结构比例符合中央要求。

出席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杨瀚之：因李旺阳先生惨死“论革命” 

面对这一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世人昭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二十年前死难同胞所献身的事业，我们将永远恪守心中的良知，我们绝不与暴政进行妥协，我们也绝不向暴力屈服。我们将大声疾呼，我们将勇敢战斗，我们永远是一切暴政最坚决的敌人，我们将在革命的旗帜下以《零八宪章》为宗旨，勇敢地推进祖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事业。

今天，李旺阳先生的惨死昭示着祖国所面临着危急的局面，革命党人绝不能懈怠与暴政之间的战斗，只要中国还存在独裁专制、存在奴役压迫、存在政治迫害，那么，革命党人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

祖国在亟切地呼唤着一批坚韧不拔、天下为公、志愿为中华民族之福祉而献身、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党人。只有他们才能以大无畏的勇气引导我们的种族与邪恶的“黄俄”暴政进行决然的战斗，只有他们才能以革命手段回击暴政的压迫。

一、没有暴君与暴政就不会有革命

二、革命不是暴乱，革命党人不是暴民

三、革命与反革命

四、我们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五、非暴力是革命的理想 

六、革命党人的抉择

本文来源：民主中国

导言：李旺阳先生不明不白的“被自杀”在海内外激起了极大的愤慨，香港同胞更是万人游行示威表达强烈的不满、质疑和愤怒。国内同胞纷纷行动，朱承志先生因关注李旺阳之死竟然被当局悍然拘留，湖南维权人士均被限制自由，各地维权人士纷纷被警告威胁。当局是用李旺阳先生的死，再一次向世人赤裸裸地展现他们肆无忌惮的邪恶、残暴、狂妄和无耻！他们在践踏我们作为人的底线。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革命，这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对邪恶暴政的必然抉择。

李旺阳先生的惨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刻，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我们是继续忍受“黄俄”暴政无所顾忌的压迫和欺凌，还是用决然的勇气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对于我们种族和国家而言，是一个关乎生存与毁灭的命运抉择。

一、没有暴君与暴政就不会有革命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承受了许多的灾难，暴君与暴政经常占据我们的历史。而所有之暴政以今日之“黄俄”为甚！“黄俄”独裁者都是暴君。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任其奴役的草民、贱民；在他们心里，人民根本就不是人，根本就不配享有人的权利。所以那些视自己为天之骄子的暴君们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人民从来都是穷凶极欲、为所欲为，遭战乱驱百姓为炮灰，享太平则役人民为牛马。

一方面对人民残酷剥削与压迫，另一方面又要人民称颂他是“伟大、光荣、正确”万世的圣明。这就是“黄俄”暴君的嘴脸。暴君是万恶之源，他们造就了人世间的所有不幸、痛苦和灾难。暴君酷爱暴力，常常炫耀暴力以恐吓人民，常常实施暴力以维持统治，他们使得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暴力的血腥。

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就是暴政。即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文明，暴政依然肆虐无度，与以前唯一不同的是，暴政学会了伪装。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暴政在公开横行。二十世纪，人们目睹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罪恶暴政的惨象。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屠杀了俄罗斯民族的所有精英；希特勒在“雅利安人种至上”的叫嚣中几乎灭绝了犹太民族；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残酷地杀戮了难以计数的无辜同胞；波尔布特对自己民族的灭绝竟是为了进入“共产主义”......面对顽固而凶蛮的暴君，一切哀求、呼吁、改良都将徒劳无功，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人民才能从压迫和奴役中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革命不是暴乱，革命党人不是暴民

暴君造就了无数个暴民，暴民必然是未来的暴君。杀人放火、当或想当皇帝者就是暴民。驯顺的“贱民”们在做奴隶而不得时，他们就会揭竿而起，以暴易暴，做放火杀人的暴民。暴民造反的成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安宁、自由与民主，他们带来的只是改朝换代的血腥和夺权后的片刻狂欢。

成功的暴民还会同他的前任一样肆无忌惮地奴役人民。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那类暴民上台前不管怎样沽名粉饰也掩不住上台后暴君的骨子和嘴脸，他们演出的都是中国历史中最常见的场面──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专制轮回。难道我们的种族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悲惨的宿命吗？难道我们的人民永远只能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无耻而血腥的游戏中默默地生、痛苦地死吗？

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打破这种轮回与宿命。真正的革命绝不是“肚皮”（活不下去）引导的农民造反，也绝不是“屁股”（要当皇上）引导的宫廷政变，而是“头脑”（人类的理想）引导的变革制度的社会运动。革命党人不是暴民，不是阴谋家，他们是自由民主的战士。

   

三、革命与反革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辛亥革命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那场为共和、为民主、为人民的革命，高尚而无畏，惊天地泣鬼神，它彻底地终结了中国两千年延续不绝的帝制，建立起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从此皇帝就成了被中国人民永远唾弃的称号，那些天天做着皇帝梦的暴君们也决不敢将索命套往自己头上带，因为袁世凯以自己灭亡已经为他们实践了一次。这就是那场真正革命的伟大意义，它在中国从根本上建立了共和体制，并明确了人权自由与宪政民主是中华民国的永恒目标。

革命党人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用道义的铁肩承担了一个民族的苦难，由此“革命”一词在中国就拥有了无以伦比的感召力。从此中国大陆就出现了许多光怪离奇、荒诞无耻的假革命、伪革命和反革命。他们借革命之名攫一己之私，行专制独裁，革命只是他们披到自己身上的外衣，看看他们的行径哪一宗不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袁世凯的窃国称帝、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个人崇拜，他们的行径和宫廷政变、暴民造反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们比以前的阴谋家、暴民更狡猾、更残暴、更善于伪装而已。独裁者必然是革命的敌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我们蔑视、唾弃那些打天下坐天下、共别人家产成自己家业、当官做老爷的所谓“革命”，它们都是对革命的亵渎，那是不折不扣的伪革命、反革命。我们需要的是──华盛顿、杰斐逊的革命；是孙文、黄兴的革命；是制度的彻底变革，而不只是统治者的更迭。

四、我们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我们的革命是一场“顺乎天意、应乎人道”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共和革命的继续，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要驱除黄俄独裁者，建立起符合人类共同价值标准、捍卫人权与自由的真正民主宪政制度。相对于独裁专制的旧体制，我们的革命就是要使奉行“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权在民”、“权力分立制衡”伟大原则的民主制度得以根本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革命通向自由与民主、安宁与幸福，它坚决拒绝一切带给人民痛苦、不幸与灾难的专制制度；而革命党人则是一切独裁者的最无情、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敌人。

   

五、非暴力是革命的理想 

千百年以来，人们在向和平文明迈进的途中一直在与野蛮与暴力进行着艰难的斗争。暴力一直是暴君们最为钟爱的武器，暴力能使帝王的野心、荒诞的幻觉成为现实，这就是暴力的魅力。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人性和良知是不会为暴力所灭绝的。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圣雄甘地引导印度人民进行的伟大的非暴力主义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观念，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甘地的胜利展示了人性与良知的感召力，表现出非暴力的强大的生命力。在民众的觉醒、支持与参与下，非暴力开始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甘地为人类所开启的这扇非暴力之门正在将人类引向自由、和平、幸福与宽容。从此非暴力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指引着人们。

公元１９８９年，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爆发了一场追求民主的伟大的非暴力运动。中国学生与民众以高尚的良知勇敢实践着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原则。那场彰显天理民心、弘扬人性良知的非暴力运动最终遭到了独裁者的坦克与机枪的血腥杀戮。二十年多来，独裁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刻意将屠杀手无寸铁同胞的人间惨剧包装成镇压所谓“反革命暴乱”的无耻闹剧。在墨写的谎言下，中华民族的心智被愚化、弱化、恶化与丑化。当那些刽子手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不了解他们在二十三年前杀戮自己手无寸铁同胞的暴行时，阴暗猥琐的犯罪感转化成自欺欺人的窃窃自喜，人性与良知再一次在暴力与谎言下被公然地蹂躏和强奸。

面对这一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世人昭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二十年前死难同胞所献身的事业，我们将永远恪守心中的良知，我们绝不与暴政进行妥协，我们也绝不向暴力屈服。我们将大声疾呼，我们将勇敢战斗，我们永远是一切暴政最坚决的敌人，我们将在革命的旗帜下以《零八宪章》为宗旨，勇敢地推进祖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事业。

六、革命党人的抉择

对于这个腐败、霉烂、黑暗的“黄俄”天朝，假如我们仍没有勇气突破自己种族的怯懦与惰性，那么我们注定就要承受被奴役与失败的宿命。委屈求全、抱缺守残、忍气吞声、任人凌辱一直是我们种族的常态，这使毛贼等“黄俄”暴君敢肆意妄为，把人民碾在泥里、踏在脚下，而所有的苦难均来自我们自己的懦弱、自私、无知与短志。祖国在亟切地呼唤着一批坚韧不拔、天下为公、志愿为中华民族之福祉而献身、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党人。只有他们才能以大无畏的勇气引导我们的种族与邪恶的“黄俄”暴政进行决然的战斗，只有他们才能以革命手段回击暴政的压迫。

今天，李旺阳先生的惨死昭示着祖国所面临着危急的局面，革命党人绝不能懈怠与暴政之间的战斗，只要中国还存在独裁专制、存在奴役压迫、存在政治迫害，那么，革命党人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

革命党人是绝对厌恶暴力的，即使面对最残暴的敌人，革命党人也不轻言暴力，但是革命党人并不害怕流血，也绝不会放弃自卫与起义的权利，有什么样的暴政就会爆发什么样的革命。

当独裁者阻绝了一切通向和平的非暴力的出口时，当人民一切善意的呼吁永远只能面对监狱与屠杀时，革命党人就会用自己的鲜血为人民的正义呼声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以决然的手段进行一场消灭暴政的革命──这就是革命党人的必然抉择！

   

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中国革命党人别无选择！

卫志民：腐败、改革与革命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放弃真诚的改革，就是选择了腐败和革命，也就是选择了暴力、动荡和毁灭。在革命和暴力面前，逻辑再好，再正确，都将一点用都没有，和蛛丝一样无力。

昂山素季有句名言，民主不是上帝送给西方人的礼物，民主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中国也有句古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著名的革命者孙文还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政府官员腐败在中国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无新意。真的不想谈腐败，要谈就谈改革和革命吧。谈腐败谈现象，谈革命是谈结果，谈改革是谈原因，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在里面。

　　目前大家在口头上，在语言上对政府官员腐败这个问题的批评自然还是很多，但与二十年前相比，感觉上是越来越缺乏源于价值观层面的激情和义愤了，可能大家已经审丑疲劳，身心俱疲，加之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对政府官员的种种腐败行为越来越麻木了。如果一个腐败官员没有贪污几个亿，如果他的情人没有达到两位数，似乎很难引起已经见多识广的中国公众的兴趣，这类新闻很难登上中国门户网站的头版。即使大家在虚拟世界痛骂腐化变质的官员，给人的感觉也似乎是作为羡慕和嫉妒的更高级发展阶段出现的，而非基于政府公开宣传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大家恨贪官是因为自己没有用，祖坟选址不当，或先祖坏事做多了，导致自己今生没有机会做贪污受贿这样的坏事。如果有机会，到底有多数人能够洁身自好，读者诸君可以先在心里问问自己。

　　在行动层面上，大多数人从各自的私人生活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止这只红苹果逐渐腐烂下去了，批评它是无济于事的，是有害于自己的身心健康的，也是不利于改善自己和家人物质生活质量的。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接受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试图改变它。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个人能够改变的只能是他自己。在现在这样的乱世中，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适应它，利用它，资质平平的人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大一点的生存空间，豪杰或枭雄则是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一展抱负，适者生存，劣胜优汰或优胜劣汰。

　　记得是2009年9月，记者在广州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对学生进行采访，在问到长大后最想做什么工作时，一位6岁小学生很认真地的回答说想做官。“官”也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自然可以把它定为人生理想，但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人生无疑是可以私下这么规划的，但似乎不可这么大张旗鼓地明说。这样的新闻显然不符合我们官方的舆论导向和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于是，记者进一步追问道，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小女孩思考了一下很认真地说，想做一个贪官。记者当时一定大吃了一惊，这孩子怎么这么实在。记者继续追问到，为什么要做贪官呢？小女孩说因为贪官有许多好东西。

　　这样的社会新闻让我悲喜交加，悲的是一个小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仅有短短的六年，在思想上就已经“腐败变质”了，心灵的保质期何其短也，我们的社会环境何其丛林啊。喜的是她坚持到六岁还没有变为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还没有道貌岸然，还没有完全失去童真，还没有变为五道杠。

　　我们每年百万大军报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也是怀抱那个小女孩一样的梦想，准备豪赌人生，拼命一搏，加入到竞争激烈的贪污受贿竞争中来呢？如果年轻人越来越觉得只能通过追逐权力来改善个人生活品质，只有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样的犯罪活动才能比较可行、快捷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我们中国人时下生活的这个特殊环境是多么的残酷啊。

　　我们经常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党员是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不管多么艳慕贪官，连给贪官送上谄媚笑容和身体的机会都没有，更是没有机会犯罪了。

　　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如果你从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干部”这个词汇的话，如果你从行为角度而不是动机这个角度去理解“好”的话，也是不错的。毕竟想想贪污受贿，想想欺男霸女，想想耀武扬威，想想前呼后拥，被窝里意淫一下，似乎并不犯法，顶多境界不高罢了。可是境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毕竟在失控的汽车前勇救学生、并且幸运地成为一个能够引起高管注意的著名事件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问题是谁又敢说绝大多数有机会、有能力腐败的官员是好的呢？虽不能有幸腐败，但心向往之。

　　我们今天中国人遇到的政府官员腐败，就其发生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来说，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心里悄悄地做着当大官、发大财的梦。但还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官员腐败问题目前还处于一个寻底的过程中，远没有到探底回升的阶段。

　　中国这只红苹果的表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腐烂斑点，至于切开以后它的芯里是个什么状况，读者诸君只能各自猜测了。

　　世界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是，中国今日所遭遇的腐败是系统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系统性的腐败，必定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既然是制度性的腐败，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而非源于一个能够基本完好运行的制度所存在的瑕疵，那就只能依靠制度的彻底变革，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彻底变革来解决。

　　变革的具体路线可以讨论，但变革的终极指向必须首先通过全社会充分的讨论形成基本共识，那就是只能是在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且已经经过长时间运行被清晰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什么有国别特色的市场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身边明明有通衢大道不走，非要披荆斩棘地在乱石荒野中艰难探索。河上明明有坚固的大桥免费通过，却非要率众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过河，好不辛苦。但累死也没有人可怜，因为这是自寻苦吃。

　　我们目前选择的这个半政府统治半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滋生系统性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之一。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无所不在的经济管制，迷宫一般复杂的税收优惠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自由裁量权，政府官员手中所控制的巨量经济资源，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共同创造出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这样的制度安排简直就是在刻意怂恿、诱使、放纵党员干部犯罪。

　　许多人都喜欢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的开篇语来形容地下的中国社会，这段话似乎是为今日的中国量身定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能够自由地在某些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去追求财富，去创造财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天然就是不彻底的，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目标含糊的，不断修订改革目标，缺乏整体规划。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敏感性的，不是一般人物可以随便谈的。即使是温总理谈，在国外谈的尺度都要比在国内大许多，都要有很大的顾忌，何况我等草根。这个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话题。

　　在这种新旧杂陈的制度环境下，令人瞠目结舌的政府官员腐败，空前不绝后的贫富差距，断子绝孙式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全民相互戕害的食品安全问题，只顾掩盖眼前问题的货币政策，泛滥的流动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巧取豪夺，明火执仗，黑红难辨，纸醉金迷，道德沦丧，信仰缺失，黑白颠倒，无不昭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解决这种系统性的、体制性的官员腐败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也许有人纠缠于目前在许多国家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究竟应该和哪种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和哪种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接轨？月饼有广式的和苏式的，但这不等于说你可以把麻花说成是月饼。桃子有89号的和76号的，但你会因为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而放弃吃桃吗？大米有东北大米和南方大米，有一季稻和三季稻，你会因此而搞不清“吃米饭”的含义吗？

　　还有人以种种荒谬可笑的借口来论证现代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人，如中国人素质低。作为个体，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素质低，低到无法区分好歹对错，低到无法正确行使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力。但在宏观层面上，许多人却接受了这种“种族低贱论”。70年前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字不识一个的偏僻乡村的农夫素质高得都可以用黄豆进行民主选举，现在中国人的素质怎么反而倒退了？况且香港的中国人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大陆的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为何我们这边就素质低下了呢？全然忘记了我们在另外的场合喜欢强调的五千年灿烂文化。

　　还有人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寻找辩解的理由，如好人专制、开明专制、强人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姑且不论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低下的效率，巨大的成本是不是断子绝孙、涸泽而渔式的，是不是可持续的，官员的权力那么大，又没有什么约束，人口那么多，不是一个像新加坡一样的城市，不腐败变质才是不正常的呢！怎么可能好人专制，都专制了还能是好人？

　　经济学中的盗贼统治模型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腐败的盗贼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积极性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繁荣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以供盗贼统治者们盗窃。高层统治者们甚至会压制较低级别官僚的腐败行为，以确保更多的资源能够留给高层的盗贼统治者们。

　　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培训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枪决腐败的官员同样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只能制造几个倒霉鬼，这样的反腐行动还极易沦为官场权力斗争的手段。只打苍蝇蚊子，不填臭水坑，显然是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活动在主流价值观的武装下，在政教人士和各类干部培训讲师的循循善诱下，在红色旅游的熏陶之下，在秦城监狱这类基础设施的威胁之下，愈演愈烈。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违纪官员越来越多，人均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高，腐败变质的官员级别也越来越高。中国作家韩寒有句名言，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和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智商之间的矛盾。这句调侃非常不幸的找到了统计学方面的证据。你可以思考一下，当前中国犯罪率最高的群体是哪一个群体。

　　聪明智慧的中国人从长期来看，在同样聪明智慧的先进国家人民引领的人类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自然会最终融入世界主流社会，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从容不迫的、体面的生活。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目前先民主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国家的人民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才能尽快地回归世界主流，尽快地建立起已被证明切实有效的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难道我们还要经历一次社会剧烈动荡和民族灾难才能够毁灭掉旧制度，建立起新制度？管理层若有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打算，中国就真正的危险了。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非无解，管理层和草根大众都不要过于悲观。精英们更不应该持有倒计时心态，忙于赚快钱，做短线，捞一把是一把，怀揣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

　　在改革和腐败的赛跑中，在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和军事斗争一样，首先不能丢掉士气和军心，否则必败无疑。放弃胜利的希望，失败自然就会接踵而来。用行动而不是空谈为改革加油，战胜腐败和革命。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放弃真诚的改革，就是选择了腐败和革命，也就是选择了暴力、动荡和毁灭。在革命和暴力面前，逻辑再好，再正确，都将一点用都没有，和蛛丝一样无力。

昂山素季有句名言，民主不是上帝送给西方人的礼物，民主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中国也有句古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著名的革命者孙文还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来源:共识网|

秦晓鹰：改革与腐败正在赛跑

针对腐败、瞄准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改革；是最得人心、确保社会稳定的改革；也是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改革。……根据中国国情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放利让权、藏富于民、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对这两大权力进行重新界定与严格监督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也是最急需的内容。

　　最近，关于“赛跑”的话题，议论不少。是因为伦敦奥运会临近吗？当然不是。人们时下说的这种“赛跑”，压根与体育无关，它只是一种比喻，一种对形势对时局的判断与评估。那么，既然是“赛跑”，其竞技的双方又是谁呢？

　　早在几年前，内地的一位老经济学家就认为正在“赛跑”的是改革与革命。老先生的这番言论无非是想提醒诸公，如果不主动不果断地实行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被动式的接受“生产力的造反”(毛泽东语)。而所谓“生产力的造反”其社会学上的意义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这种“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提法和阐述虽然非常醒目，但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人们的一般认知水平与理解程度上说，都存在着语焉不祥的模糊之处。因为中国自30多年前开始的大规模的改革，从深刻触动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传统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讲，也完全可视为一场社会“革命”。如果我们承认“改革也是革命”(邓小平语)，那么，尽管改革与革命有着造成社会不同裂度的差别，但毕竟只是数量级的差别，并没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赛跑”的双方并无根本差别，“赛跑”的提法岂不成为了无的放矢的警示了吗？

　　最近出现的新一轮的“赛跑”说，则把“参赛”双方做了根本性的区别。对手一方仍为“改革”，而另一方则变成了“腐败”。在不久前召开的达沃斯年会上，一位中国学者把他过去提的看法完整地做了表达。他的这一观点，简言之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腐败与改革正在赛跑”。在这场“赛跑”中，如果改革获胜，中国将步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坦途，国家幸甚、百姓幸甚。相反，如果让“腐败”获胜，不但国家危如累卵，就连我们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乃至生存环境都会受到巨大的侵害。

　　也许有人会问，在我们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真的存在“腐败与改革赛跑”这样严峻的现实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中国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来加以举例说明。

　　众所周知，政府，是一个国家内最大的单一消费者，购买力非常大。政府采购，就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为了节约和有效使用资金、买到真正物有所值的物品与服务，同时引领和扶持自主品牌的企业，中国自本世纪初开始，经过周密酝酿筹划和试点，正式开展了以非盈利性、公开性为特点的规范化政府采购。事实证明，这一行动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布局以及公众生活环境都在产生着愈来愈大的积极影响。应该说，实行政府采购，是中国财政事业的重大改革，也是中国改革总格局中一个亮点。

　　然而，令人有些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样一项充满希望，造福国家泽及百姓的事业，就是这样一项公开透明有着严格招投标要求，被喻为“阳光工程”的事业，仅仅全面开展近10年，就不断传出负面的“变味”消息。一些法律盲区的存在，为一些“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阳光采购”不“阳光”，还不断滋生出腐败。一些厂商对媒体说出了个中原由“一些地方政府搞的采购竞标，其实比的根本不是价格、不是质量，而是关系！买的东西次一点，供应商赚一点，回扣拿一点是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三点’规律。少数负责采购的公职人员甚至还和供货商‘共谋’赚取差价。”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点轻描淡写吞吞吐吐，但在这战战兢兢的言谈背后却是对这一新兴事业中“潜规则”的无奈与愤怒。难怪，近年来政府监察部门和党的纪检部门都会把政府采购与工程建设、金融服务、房地产等一并列入了“最易发生腐败行为”的几大领域之一。

　　一项好端端的改革竟被贪腐者搞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一项充溢着阳光本该沿着公正公平大道发展的改革举措竟被引向了黑幕重重的潜规则。只要想想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难道不是俯拾皆是吗？

　　与之相“媲美”的还有那些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国家事业单位。它们的所谓创收，说到底就是变相地利用权力揽钱发财。通过行业考试、业务培训、质量评估、开会研讨、资格认定、出书发证等等花样翻新的手段，获取高额收益。人们对这种貌似服务实为敲诈的聚财敛财之道，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谁都知道，这些所谓的事业单位实际上是主管部门的藏金库、摇钱树，是头头脑脑们获取巨额灰色收入的主要渠道。谁截堵了这条“创收”之路，就犹如断了领导们的活路。谁有这般胆量？！至于说到这些事业单位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自然更是心照不宣。行政主管部门之所以把一部分行政权力给予下属，除为了“五马分肥”之外，难道真有“服务基层”的作风转变和改进工作的真情实意吗？

　　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最现实版的改革与腐败的“赛跑”。对于这种“赛跑”，孰胜孰负，诸公能够立即得出结论吗？即便是能够做出某些判断，其结论恐怕也不会太乐观。是的，如果当我们在各大网站搜寻当日新闻时，扑入眼帘的总是大大小小贪官被查处的消息，我们还能够乐观吗？当我们几乎每天都耳闻目睹各种无奇不有的腐败现像时，我们还能舒展眉头吗？当我们看见那些薪酬有限的公职人员，却心安理得享有着比所得收入高出数十倍的贵族般的生活水准时，我们还能感到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吗？

　　事实上，官场的这些显形或隐形的腐败具有极大的弥散性。它毒化着社会风气，颠倒了是非标准，腐蚀着道德底线，扭曲了做人准则。拜金主义与权钱交易一旦受到社会无奈的默认，“官腐”就必定迅速扩展为“民败”。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公众会因为对腐败的痛恨进而转向对以往一切改革的怀疑与否定。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但改革开放的成果难以为继，改革开放的进程也会出现局部或整体的逆转，就连国家政权的基础也会出现沉降甚至瓦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腐败的汹汹来势和它所造成的深层次的社会危机。

　　然而可悲的是，就连一向走在反腐一线、充当反贪先锋的新闻舆论界也出现了反腐疲劳症，甚至出现了为腐败开脱的“必然论”或“适度论”。主张“腐败必然”和对其应“适度容忍”的奇文与奇谈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大规模“腐败现像”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有腐败，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都有这么一个腐败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数量多数额大也就可以想见。目前世界上那些在廉政排名榜靠前的国家，都是一些发达国家，这也说明发展与腐败的长消同步。令人惊愕的是，持这种论调的人竟然还对当前中国公众对反腐败的强烈呼吁做出了极为荒谬的解释。他们认为，腐败现象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痛苦感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过去把公职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标准定得太高了，无形中抬高了老百姓对清廉为官从政的期望值。而期望愈大失望愈大，由失望引来的痛苦感也就愈强。按照这种逻辑，人们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反腐不力多有不满，并不是因为腐败本身的存在，而是因为人们抱有错误的评判标准和近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是由于人们对腐败的必然性和适度存在缺乏理性的认识与容忍。腐败“必然论”和“适度论”之所以荒唐，其基础就在于炮制此观点的人认定：在今日之中国，“根治腐败的条件并不具备”。

　　这种为腐败公开辩护的言论，尽管说明了今天思想界的混乱甚至堕落，但也从一个角度证实并警示着人们，反腐败的斗争将会多么艰巨、尖锐与复杂！

　　因此，笔者以为，一切对国家对民族负责，其实也是对自已和家庭负责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白：在“腐败与改革赛跑”这种大背景大形势下，我们必须护卫改革、助推改革、力促改革，增强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节奏与速度，使改革在这场“赛跑”中拔得头筹、取得完胜。而这里所说的“护卫”“助推”“力促”“增强”“加快”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应针对的靶子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不受公众监督，缺少权力制衡，任意挥霍国家财力，无限加大社会运作成本，并且为中饱私囊者客观上提供了可乘之隙的体制缺陷与制度漏洞。

　　针对腐败、瞄准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改革；是最得人心、确保社会稳定的改革；也是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改革。官场腐败的基础是权力的支撑，是对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依靠。根据中国国情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放利让权、藏富于民、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对这两大权力进行重新界定与严格监督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也是最急需的内容。而要实现这一基本内容，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执政党和国家的决策层要进行坚决果断周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就是要努力推行更加广泛的社会民主和更加充分的舆论监督。社会公众强烈的反腐诉求，正是中国的改革可以乘势而上突破瓶颈的有利时机。上下通力，可以断金。只有加速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才能遏阻腐败，也才能护卫住以往的改革成果。笔者相信，在合理科学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下，在不断扩大和完善的现代民主所拓展的巨大的自由空间中，中国社会生产力依然具有继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广阔天地。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改革事业还将会披坚执锐，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走向复兴的活力之源、腾飞之翼。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关于“赛跑”的话题。归根结底，在这场腐败与改革的无形的“赛跑”中，改革(我这里说的是“真”改革)能否胜利其实就意味多数公众是否能够胜利，是否能够享有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如果让腐败取胜，则是极少数人的获利，是中饱私囊者的饕餮盛宴，那无疑会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哀。温家宝总理近日说过这样的话__“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这是细语，也是雷鸣。笔者相信，真正的改革者，就是真诚而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维护多数利益的人。

这样的改革者必会完胜。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学习时报：改革的关键几步应是暴风骤雨式

在某种意义上，总体渐进的改革需要激进开辟道路。就整体与局部而言，通过局部率先突破，从而推动全局的变化。就长期与短期而言，渐进改革进程漫长，但起关键作用的往往只是几步。关键的几步是暴风骤雨式的，其余则是和风细雨式的。关键的几步走对了、突破了，整个改革才会比较顺利。

　　中国改革的基调是渐进的。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文献中也常用“稳妥”、“渐进”、“逐步”等词形容这种改革。然而，中国改革中也有激进的因素。

　　第一，在长期渐进中包含短期的激进。渐进改革意味着变化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中国30多年的改革速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多数时候比较慢，而有的时候比较快。中国曾经历过几个改革速度比较快的阶段。比如，最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两年的时间内就几乎完成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国家，速度不能不说是很快的。

　　第二，在制度渐进中包含体制上的激进。在某种意义上，渐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坚持，激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在制度层面上，中国改革的性质当然是渐进的。然而，在体制层面，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尤其是经济体制。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几乎是180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激进的。

　　第三，在整体渐进中包含局部的激进。中国改革的全局是渐进的，但这不排斥某个时候在某个领域、某个部门、某个地区采取激进方式。通过一些领域、地方和部门的突进，可以发挥带动全局的作用。中国改革在不同时期都有相对的重点，这些重点相对于其他方面，改革的速度就比较快。

　　以上分析表明，在中国总体的渐进改革中，激进因素不可忽视，并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顾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国在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所推出的举措都是果断而有力的，有些政策的实施力度远远超出了渐进的含义。更周全地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以渐进为基础并与激进有机结合的道路。

　　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对比有些国家走激进之路所遭遇的曲折，中国所取得的成功更为显著。然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模式，中国的渐进改革也产生和沉积了一些问题。中国改革之初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解决。一些改革拖而不决，渐而不进。渐进改革中的先易后难路径，容易改的先改了，留下的都是难改的了，似乎改革的成效在递减，改革的难度却在递增。渐进改革选择阻力小的路线，一些困难的问题起初不敢轻易触动，到后来有可能积重难返。

　　中国从基本上选择渐进式改革有深刻的原因。中国改革不改变基本制度，所以与渐进方式是相适应的。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改革急不得，要做长期的打算。中国的改革是与稳定和发展紧密关联的。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考虑到稳定因素，避免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并且力求在改革中保持发展势头，因而选择“不停车检修”的渐进方式比较适宜。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渐进改革的摸索前进，有助于避免犯大的错误，并在总结经验中把握规律。

　　中国从实际出发所走的渐进改革之路，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辩证地看待改革的渐进与激进。

　　第一，渐进与激进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渐进和激进的表述并不足以完全概括改革的复杂性。现实中的改革，渐进与激进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改革在长期渐进中包含短期的激进，在制度渐进中包含体制上的激进，在整体渐进中包含局部的激进等。就具体改革而言，一项改革措施多少时间完成算渐进，多少时间完成算激进，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第二，渐进与激进取得成效都是有条件的。无论是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都能在历史和世界上找到成败的事例。中国选择渐进改革是基于现实国情的考虑。但是也要看到，现实情况不是凝固不变的，改革路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看实际条件和适用范围。渐进或激进都不是唯一的路径，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路径，都不是永远有效的路径。

渐进和激进都只是服务于改革目的的手段。中国未来更要重视改革手段的综合运用。当今中国要稳中求进，既要“进”还要“稳”，渐进仍然是基本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要我们把渐进当作万灵丹，在何时、何地、何事上都搞渐进。改革中渐进与激进这两手，要很好地配合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总体渐进的改革需要激进开辟道路。就整体与局部而言，通过局部率先突破，从而推动全局的变化。就长期与短期而言，渐进改革进程漫长，但起关键作用的往往只是几步。关键的几步是暴风骤雨式的，其余则是和风细雨式的。关键的几步走对了、突破了，整个改革才会比较顺利。

来源:学习时报

廖保卫：改革不要把人民逼上绝路

最近有几个热点，一个是人保部的延迟退休到65岁的方案，一个是陕西省安康市因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大月份引产事件。有网友总结：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而循此追问下去，那么2015年会喊什么？网友代为回答：再老也得养政府！

对于网友的总结，我觉得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计划生育并没有错。实际上计划生育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搞，不过是提倡自愿而已，而不是今日小平同志的搞的强制性的且超过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毛当时的口号是：“一个也好，两个最好，三个最多”，且强调自愿，更无强制堕胎之举。因此，今日所谓有骂街的自由就比毛时期更自由、开明之说。至少从人最最基本的生育权益来说，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要知道骂街，人家不理你就不理你，理你起来就可以跨省追捕，看似有了这个自由，实质狗屁都不是。这也难怪有干部总结当今的绝大多数不过就是个屁民。因为除了不痛不痒地放放屁，实质上却没一点权益。既不能当面给领导提意见，否则，你就得走人。更不能主张自己的正当权益，甚至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都不行。养老和独生子女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

工资不高，理由是维持国际竞争力，断掉你的存钱养老；延迟退休，理由这是属于高福利，只准养政府；不准养儿防老，理由是中国人太多，你只能依靠你自己。生不起，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哪一条路都不准你走，甚至于自决于改革开放。

客观地说，30余年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成功的。教育、住房、养老、国企、农业等等，那一项是成功的？唯深化一途，继续深化剥夺和压榨平民百姓。

改革已经“疯了”，那它离死就不久了。

本文作者：廖保卫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笑蜀：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一方面转型是大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型必须坚持最低成本尤其最低生命成本的原则。在不可能的改良和牺牲巨大的暴力革命之间，尽最大努力去探索第三条道路，这就不仅是可能，更是必须——因为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没有退路。

　　一、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

　　二、大叙事对接小叙事：普通人的渐进革命

　　三、从非典型公民运动走向公民社会

　　一、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

　　谈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第三条道路，先要提到我2010年1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传统的围观，即鲁迅笔下的围观是负面的，阴暗的。但我这篇文章刷新了围观的定义，我主张的围观是新时代的围观，是积极的，阳光的，进取的。即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对公共事务的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力所能及的最大参与。

　　这里的关键词是普通人。为什么要强调普通人呢？主要基于我对百年启蒙的反思。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大叙事，我们说了一百年，但始终没有回答老百姓的一个实际问题：跟我的小日子有什么关系？在老百姓的视角里，自由民主人权等大叙事，都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老百姓向来没多大兴趣。

　　如此一来，启蒙纵然喊得震天响，也不过是同义反复，不过是小圈子的同质交流、自我感动。就不难理解这样矛盾的景观，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论述在中国可谓汗牛充栋，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都能说上两句，够普及了吧？但另一方面，就是不能进入现实。好比我们的很多发明，看起来很先进，也有专利证书，但就是长期停留于概念产品，没办法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始终是发明归发明，市场归市场，犹如井水河水两不相干。

　　这是百年启蒙的根本误区。大叙事不能跟小叙事对接，不能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接，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人心。即，启蒙事实上无关普通人。在绝大多数普通人不为所动的情况下，先锋队没办法有信心有耐心。启蒙可能永远都没有结果，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既然不能说服，不如赶紧动手。所以革命党都很着急，都要只争朝夕，为此不惜密谋、暴力，不择手段。这就是说，启蒙的目的本来是唤起革命，但它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能自然地通向革命，因为它无法打通人心。这种情况下，抛开启蒙人为地制造革命就是必然。即革命本身是启蒙失败的产物，革命必然压倒启蒙。

　　所以，传统的革命，都是先锋队单方面操纵的革命，没有也不可能经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同意。绝大多数普通人是被动的，被蛊惑的，被裹挟的，甚至是被欺骗的。革命是被占人口极少数的先锋队强加给他们的，而这本身就是反民主的。革命因而不可能如其自称的属于所谓民主革命，过程无关民主，当然注定结不出民主的善果。真正得益的不过操纵革命的少数先锋队而已，我把它叫翻身党，因为这个翻身党往往以对中国文化最具破坏力的痞子为主体，所以更进一层，我把它叫痞子翻身党。先锋队翻身得解放，但翻身不过是为了压迫别人，不过是新的压迫者取代旧的压迫者，普通人被压迫的境况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把革命定义于变法改制，即去专制而行民主，这不过是一场实质取消了民主的革命，它已经不属于革命，而只属于造反，整个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老套故事，无非历代农民起义在现时代的重复。

这些大叙事，这些旧时代的启蒙与革命的变奏，显然不再适合我们的时代。很难想象，IPHONE时代还会有谁使用手摇电话机；同样很难想象，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和公民社会进程启动的时代，居然还要走传统的启蒙与革命的老路。新的时代需要找到新的转型道路。而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确实为我们寻找这个新的转型道路，即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卷入、最大多数普通人成为主体的转型道路，提供了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技术手段。

　　二、大叙事对接小叙事：普通人的渐进革命

　　这新的转型道路，就是现代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它跟传统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参与。因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参与，所以它是真正的社会运动，即真正被社会所接受的运动，真正进入了社会的运动，社会真正成为运动主体的运动。

　　我主张的围观，就属于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初级阶段。

　　中国的公民集体行动，最早从互联网上找到突破口。但在微博出现之前，公民集体行动并没有达到围观的层次。在我看来，围观必须具备两大要素，第一，参与的人数必须达到相当量级，即人数上的一个巨大的规模，才构成围观；第二，显然，中国的精英数量乃至中产阶级的数量，都达不到这样的量级；要达到这样的量级，必须最大多数普通人卷入。如果不具备这两大要素，就不叫围观，至多属于公民小分队的特别行动，属于精兵作战。微博之前的公民集体行动，就都是如此。它们可能是围观的雏形，或者说是围观的酝酿，但还不是围观本身。

　　发展到围观的层次，主要因为微博的出现。相比所有其他传播工具，微博最大特点在于“微”。微者，小叙事也。传播如何打通普通人？启蒙如何打通普通人？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何打通普通人？最终是这个“微”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即针对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一个最适合他们的，能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主体的，相对来说最私人化、最个性化、最多元化、最自由化的技术手段。微博代表的小叙事，则几乎符合所有这些要求。

　　微博之妙，首先在于动力之“微”。它的发表门槛最低，这就给普通人关注现实、改变现实提供了一个切入口。哪怕懒到一个字也不想写，没关系，仅仅按一下鼠标，简单地转个帖，也是一个声音，一种态度。总而言之，把“微动力”都调动了起来，这“微动力”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一念之善。没有微博这样的工具来发掘，它们往往转瞬即逝，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而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微博之妙，其次在于议题之“微”。如果说围观属于一种抗争，那么，它无疑是一种有限抗争，一种低烈度的抗争。它不是推翻，不是取代，不是那种政治化的政治，即敌意性的对抗性的政治。恰恰相反，它没有政治上的大叙事，都是从小叙事出发，大多属于最基本的民生议题，最基本的权利议题，甚至，最基本的人道议题，无论在当下任何社会，都属于最低要求，没有任何理由不解决。不解决就会让所有人怀疑，现行体制的文明水准，是不是比公众认知的还低太多？实际上可能让所有人感到没道理，没尊严，被羞辱。这实际上是说，所谓围观是基于微观的围观，所提出的往往属于“微”议题，这些“微”议题平时是被统治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但它往往属于社会的普遍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让统治者很难拒绝。

　　微博之妙，再次还在于风险之“微”。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恐惧根深蒂固，不到活不下去不会揭竿而起。但是另一方面，虽然都说国富民穷，所谓民穷其实是相对贫困。纵向比较，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仍然每年都有小幅提升，小日子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只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纵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必须是在小日子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即在安全的前提下偶一为之。如果要求他们把这变作生活常态，如果抗争目标是完全政治化的，他们马上会谈虎色变，一哄而散。

　　不仅老百姓恐惧，当局也很恐惧。全能体制是单向命令体制，即政府命令人民的体制。这种命令体制后来只是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废除，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没变化。一直以来，当局最怕的就是动。他们只有管理静态社会的经验，这经验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他们看来，动是跟乱联在一起的，你一动他就怕，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因为后果不可预期，他们宁愿从最坏的角度来预设，看到一点星星之火，马上联想到燎原之势。宁肯反应过度，也要万无一失，绝不开一点口子。任何政治化的诉求、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可能逃过他们的视野，一旦露头，正好杀一儆百。

　　所以，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果像西方那样，一开始就是政治上的直接敌对，注定死路一条。无论在朝在野，都很难接受。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因而确实不可能照搬西方，它如果不能马上消除，起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朝野双方对于政治敌对的恐惧。让他们在去政治化即去敌意化的前提下，先展开博弈，在博弈中逐步提升双方的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双方的自信，才谈得到下一步。如果博弈的这第一步都跨不出去，僵局不能打破，则一切无从谈起。

　　不怕起点低，做起来再说。对此，中国民间其实很有智慧，很清醒。这种民间智慧，在城市中产阶层和白领，主要表现为极其克制和隐忍的散步、饭醉与形形色色的街头行为艺术；在底层，则主要表现为所谓“跪着造反”。中国很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会有一种镜头，即抗争民众大片大片的跪下。我去到温州钱云会事件的现场，就目击过这种场景，你如果是记者或者官员模样，走到哪里都会齐刷刷地朝你跪下一大片。而且跪在最前面的，一定都是妇幼老弱。包括所有群体性事件提出的口号，也一定是很卑微很具体的诉求。

　　这些抗争形式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西方的街头运动虽然基本上都属于和平抗争，但并不乏激进激烈。因为他们的街头运动就是为了扩大传播，行动必须出位，即必须一定程度上激进激烈，才可能引起公众尤其是媒体的强烈关注。中国不然，中国民间的抗争者往往最怕激进激烈，不仅行动上尽可能克制，尽可能不授人以柄，而且意识形态上也尽可能不冒犯当局：不挑战当局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执政的合法性。这既是一种抗争策略，对抗争者而言也未必都属于违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无心政治，哪怕起而抗争，也仍然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抗的只是对自己现实利益的侵犯，争的只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但凡在利益上有相应收获，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马上就偃旗息鼓。

　　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需要尊重和借鉴这样的民间智慧，找到一条对民间和体制双方来说，都属于可接触，可接受，可进入的路径。围观正好可以在这关键环节起到关键作用。它提出的是“微”议题，推动的是“微”进步，即点滴进步，即毫米级的进步。毫米级的进步不仅因基于细节而品质可控，是扎实的稳健的，进一步就是一步，而不至于像大跃进那样往往带来大折腾，甚至大倒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相应地把风险也化解到了毫米级，这样的毫米级风险，是哪怕一个普通人也能承受的，因此可以逐渐化解体制和民间双方的恐惧，让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展开，如温水煮青蛙，逐渐提升民间和体制双方的耐受力。

　　微博之妙，最后还在于成本之“微”尤其物理成本之“微”。围观不仅以微博为主要传播手段，而且以微博为主要的组织手段。从而不仅压低了政治成本，更把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的物理成本，即经济的，时间的，精力的成本压缩到了极致。即属于典型的低能耗的，绿色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这一点尤其史所未见。

　　有人把中国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特色概括为两点：无组织，非暴力。如果把组织定义限定在传统物理层面，这概括是精准的；但问题在于，随着微博的问世，传统的组织定义正在过时，微博大大拓展了组织范畴，创造出种种准组织，或者叫做隐组织的丰富可能性。微博有一个鲜明特点，是超越物理层面的点对点的交流与聚合，即信息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交流与聚合。而这本身，已经隐含了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因其超越物理层面，所以，原来主要从物理层面切入的，对点对点的横向交流与聚合的全面监管与限制，很大程度上就失效了。

　　李庄案第一季和第二季，法律人应对之所以天差地远，关键原因就在这里。在传统媒体寸步难行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微博，法律人在第二季对外完成了真相传播、舆论组织和社会动员工作，对内完成了同业力量的整合与调度。所有这些组织行为不仅经济和政治成本都低到忽略不计，而且效率之高更是前所未见。法律人同声气，共进退，展现出职业共同体的巨大能量，最终力挽狂澜。

　　相比以“微”成本为特征的围观组织形态，传统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最大问题是物理成本太高，绝非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够负荷，它必须以组织的力量来承接，因而必须要有组织形态。而在中国这样的特大型国家，从事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巨大的。这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集中与持续供给，在全能体制地毯式监管之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组织是中国政治中最厉害的一根高压线，谁碰谁死。

所以，传统的集中型的组织形态，在当下社会已经显得过于老旧，昂贵而低效。围观所创造的准组织或者隐组织，其成本却是几乎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摊的，几乎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是围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社会动员和组织沟通中起作用。只要彼此有共识，有默契即可。是共识与默契，而不是密谋、暴力与金钱，成为整个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最大的粘合剂，润滑剂。

　　三、从非典型公民运动走向公民社会

　　围观以上四大特点：微动力，微议题，微风险，微成本，全部围绕着“微”展开。这些“微”的总的结果，就是润物细无声，悄然之间改变人心与社会。撬动地球并不需要比地球更大的力量，给一个支点就可以做到。同样，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撬动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也不需要传统组织的巨大力量，找准支点，也可以四两拨千斤。这支点就是从微博发端的围观，即作为中国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初级阶段的围观。

　　以围观展开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虽然精神气质都是一样的，都以个人解放为目的，都以追求公民权利为主题；但在具体路径上，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性，属于非典型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它将是一个自发的，分散的，最大多数普通人可以起作用，可以真正作为主体的进程。因而很可能不需要先锋队，不需要领袖，不需要英雄。它如果胜利，则如李大钊所称是庶民的胜利即所有普通人的胜利，即整个社会的胜利，而不再只是痞子翻身党尤其党领袖的胜利，也就不至于重演打江山坐江山的闹剧。

　　这意味着，以围观展开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一场微革命，即普通人的渐进革命。这种普通人的渐进革命是最好的训政。它的确不是万能，不可能从这直接跨入公民社会，更高形态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但它是必要的起点，没有它的确万万不能。在民主的操练中学习民主，在公民生活的实践中走向公民社会，这是训政的主要任务，在当下中国，主要就表现为围观。必须通过围观即通过有限度的、低烈度的博弈，逐步培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更高形态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才是可能设想的。

　　这样的渐进革命，或将为中国历史别开生面。通常而论，普通人大规模卷入的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或者说民粹革命；渐进革命即所谓改良则往往是社会精英自上而下，一力支撑，普通人完全无权置问。当下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却可以让普通人，革命，渐进三组元素这样水乳交融，如果说不是空前绝后，起码也是罕见的。这条社会变革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要么暴力革命玉石俱焚，要么渐进改良无疾而终，中国历史的这种百年纠结，或许可以就此终结。

而这显然最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现代文明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惜血惜命。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尊重生命。当代的任何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既一方面受益于现代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也必须受现代文明的制约，即追求以最低的社会震荡，最小的生命成本，来推动转型。微革命即普通人的渐进革命，相比少数革命党人裹挟大众制造出来的大革命，失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引发社会突然爆炸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自然，生命成本也相对较小。利比亚革命是前车之鉴。很多人为卡扎菲政权的垮台而欢呼，但很少人注意到其生命代价。区区600万人口中，死于战乱者多达3万人。如果中国转型不是以渐进革命来推动，而如利比亚般硬碰硬，以中国社会矛盾之深，人心之暴戾，死亡比例应不在利比亚之下，那么死亡绝对数该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而我们的百年历史上，死人难道还不够吗？显然，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所以，一方面转型是大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型必须坚持最低成本尤其最低生命成本的原则。在不可能的改良和牺牲巨大的暴力革命之间，尽最大努力去探索第三条道路，这就不仅是可能，更是必须——因为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没有退路。

来源:共识网——作者博客

闫和成：民众已经觉醒，没有改革就一定会有革命

事实上，中国先富起来的权贵并没有去帮助弱势群体，反而担心秋后算帐，迫不及待地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将老婆孩子移民到国外。中国透支资源和环境所创造积累的财富被搬光掏光，神州上下变成一片残山剩水。

先富起来的权贵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竭力保护的就是现行体制。他们既不接受左派的主张，也不接受自由民主派的主张。他们一会儿伸出拳头打压民主派，声言决不走西方民主道路，一会儿又伸出拳头打压左派，借口文革遗风镇压民众，他们在中国特色的幌子下竭力保护的就是现行体制。他们也喊改革，但他们口中喊的改革只不过是把他们的黑财漂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

好在广大民众已经觉醒，没有改革就一定会有革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文革式的风暴或者XX花式的风暴一定会来。

本文原标题：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改革

美国非政府组织「全球金融诚信」发表报告指出，从二○○○年至○九年间，中国非法转移出境的资金高达两万七千亿美元（约二十一万亿港元），其中包括中国贪官及国企主管等，资金落脚点以洛杉矶为主，尤其是「裸官」利用家属在海外定居身份大肆汇款，美国洛杉矶成为「中国贪官天堂」。

二十一万亿元数额骇人听闻，但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数据只统计到○九年，如果加上资本外流达到疯狂程度的最近两年，中国外流的财富或许高达三十万亿元。在洛杉矶、三藩市一带，中国人用现金购买豪宅、商舖和酒店，出手之大方阔绰，让美国人大惊失色。蜂拥而来的裸官亲属多如牛毛，以致当地形成了中国二奶镇、大婆村等特色地标。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钱财没有转化为大国崛起的资本，也没有给弱势群体带来福音，反而被权贵阶层转移到美加等国，帮助他人发达。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助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然而现实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是贪官和不法商人，官商勾结，恃权抢劫，将国企化公为私，或强拆强佔，残民以逞，或藉金融槓杆，点石成金，短期内积累亿万家财。

事实上，中国先富起来的权贵并没有去帮助弱势群体，反而担心秋后算帐，迫不及待地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将老婆孩子移民到国外。中国透支资源和环境所创造积累的财富被搬光掏光，神州上下变成一片残山剩水。

现行僵化的体制无法确保公平公正，只会使富者愈富，弱者恒弱，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国家无法吸纳财富，反而不断流失财富，为他国做嫁衣裳。要改革现行体制，已经十分困难，先富起来的权贵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竭力保护的就是现行体制。他们既不接受左派的主张，也不接受自由民主派的主张。他们一会儿伸出拳头打压民主派，声言决不走西方民主道路，一会儿又伸出拳头打压左派，借口文革遗风镇压民众，他们在中国特色的幌子下竭力保护的就是现行体制。他们也喊改革，但他们口中喊的改革只不过是把他们的黑财漂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

当年邓小平改革提出不争论，对快速走上改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争论就是不让民众讲话，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当前的中国危机四伏，当局对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没有明确的思路，更没有切实的行动，但在思想上却设置了很多禁区。

好在广大民众已经觉醒，没有改革就一定会有革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文革式的风暴或者XX花式的风暴一定会来。

来源：博客中国

《公民》月刊社论：推进自由

本刊特约评论员

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自由之价值已经自我确立，已经无需论证，期待自由，要求自由的愿望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并且是求变的社会心态的重要驱动根源。(博讯boxun.com)

那么如何获得自由？这显然是一个宏大无比的问题，是任何单篇文章所无法充分涵盖的话题，也是没有一个路线图的天问。不过正因为问题很宏大，所以不应拒绝多个角度的阐述，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追问，都能增加人们对获得自由之复杂道路的理解，从而更加接近自由。

人们常说，Freedomisnotfree，自由不是免费获得的，自由的到来不仅仅是某种偶然，或者是某种代表天意的神秘力量赋予的——虽然在不可确知的领域里，天意有其角色。自由的到来是一群热爱自由的人士有意识的推进自由的结果，这个过程意味着苦难，磨练，承担，加上策略性的抗争，也许还要加上一定的运气。

运气可以存而不论。了解中国民间抗争历程的人们，苦难、磨练和承担正是无数推动自由人士的基本人生轨迹，他们值得任何认同自由价值的人们的敬意。在这些基础上，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策略性抗争，或者正如题目所提示的，如何推进自由。长期研究非暴力运动和民主化转型的大师GeneSharp说过，任何政府自由或专制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相对决心，以及被统治者对奴役他们的企图进行抵制的愿望和能力。把这句话放在中国当下，可以说，民众争取自由的相对决心已经越来越强烈，但是抵制和对抗统治者奴役的能力还不够，还需要不断训练和挖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上推进自由的历程已经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不过任何经验都不能简单的移植，经验都需要结合新的情势，进行再叙述。《公民》月刊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历程，本刊特约作者基于对当下中国民间抗争生态的了解，基于对社会情势的概括性分析，作出一些推进自由的一般性叙述，希望能给有意愿者提供某种借鉴。

推进观念领域的战争

说观念领域是一场战争，其实并不夸张。人是观念的动物，基于共产主义的种种观念，教义和言说是现存专制体制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套意识形态已经千疮百孔，不过在还没有完全溃败之前，它都是影响公众行为的重要因素。认同自由价值的人们应该继续主动卷入到这场观念之争，在每一个场合展开同这套僵化意识形态的斗争。瓦解专制体制，以观念领域始，以观念领域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中。让人欣慰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极权主义已经节节败退。虽然官方依旧掌握着大部分媒体，但是由于其观念僵化，语言陈旧，逻辑苍白，其效果可想而知。而民间社会运用汉语的灵活性，运用创造性的表达，慢慢的把官方意识形态逼入死角。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微薄时代，观念领域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数网民，或记录，或转发，或嘲讽，或嬉笑怒骂，或长篇大论，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传播景观，全面的反制着官方在观念领域的能力。很多时候，官方已经是有口不能言，有意不能表，到最后只能是恼羞成怒、强词夺理或进行言论封杀。所谓不争论，不折腾，五不搞等态势窘境都表明，在观念领域，官方已经全面处于守势，这是一场不断消耗威权体制合法性的战役，而胜利并不遥远。

观念领域的争战是其他更多社会资源积累的基础，是民间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步骤，也是阻断权力体系不断从民间获取支持的最容易的反制措施。观念领域的努力为其他所有行动奠定了基础，不过观念毕竟是一种软性力量，并且很容易耗散，对现实的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冲击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设计一些特别的行动，通过这些行动来承载观念变迁带来的势能，卷入更多的大众群体，来实质性的撬动社会进展。

象征性符号的塑造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信息的发布、理解、共识的形成，行动的推进，都是基于有效地传播，而传播必然需要一系列的符号体系。有了符号系统，就可以形成好的穿透力和公信力。在自由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民间必然要形成一系列独特的话语和象征性的符号体系。而象征性符号，无论是人物还是话语，都是长期社会运动锻造而成的。以笔者记忆所及，从2002年以来，民间社会提出了一些开创性的概念，比如维权运动，文化先锋，公民运动，草泥马，推友，饭醉，公共知识分子，零八宪章等等，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最近数年来民间社会努力的方向，从而形成了具有社会穿透力的符号。

不过，很明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当局并没有完全消极被动，而总是试图参与对民间话语的重新阐述，获取对民间符号的主导权。比如对于维权概念，官方媒体事实上很早就开始借用这种语汇，试图把这个充满抗争意味的概念矮化为类似争取消费者权益的一种内涵。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官方先是试图进行恐吓，比如解放日报公然发表社论批判这个概念，只是没想到反而帮助了这个词汇的传播。到后来，各种污名化进程就开始了，到如今，在微薄上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成为一个被用来骂人的词汇了（当然客观上也有公共知识分子修炼不够，担当不够等内在因素）。有意思的是，对于流行传播符号，凡是社会领域的，凡是政治对抗意味不明显的，官方往往试图争夺或者重新定义，而属于政治领域的，政治内涵很明确的，官方则往往封杀，而不敢进行争夺。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年，这种对公共符号的塑造和争夺还将持续，更多符号性人物也将逐步形成，这个过程中，民间社会应该形成某些基本共识，在消解官方符号的同时，有意识的塑造民间独立的传播符号，通过符号和对手博弈，引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自由事业中。

创制政治化议题

和官方所拥有的资源相比，民间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应该以最经济的方式使用在最关键的议题中。因此，在社会演变中，作为个体，自然有其偏好的议题领域和参与方式，这个意义上，公益的，道德的，历史的，人文的等待领域的资源的积累，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民间社会应该积极介入，并涵养后续能力的领域。但是民间社会时刻不能忘记的是，真正保障自由的是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化议题的创制，政治化议题的坚持，始终是民间力量不可偏废的轨道。政治议题固然有其风险，但是风险总是对应于一定的社会情境的，如今的平常言论放在30年前也许就是杀身之祸，而三十年后政治组织也许遍地开花。因此真正的考验是民间对创制政治议题的分寸感和节奏感，很多高风险的议题，只要循序渐进，其实是可以把风险逐步消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自由需要从自发到自觉，要从个体到群体，要从偶一为之到持续为之，要从分散到整合，从表层议题到纵深议题，这些都意味着民间社会不再被动的应对社会乱象和官方主导的社会进程，而是开始创造性的创制政治议题。在权力和利益格局盘根错节相互制约的格局下，官方根本无力启动有意义政治进程，政治议程的主导权历史性的落在了民间。

上述几个要点，只是推进自由的点滴意见。如上文所述，推进自由并没有固定的剧本，但这确确实实又是一部正在揭幕的大片，而舞台是开放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大显身手。所需要的门票，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推进自由。

转自博讯

精彩时评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就零分考卷抨击教育部

胡德平就学生得零分的考卷批评中共教育部说：“我看了得零分的一份卷子，一个考生写：什么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就想当官，就想当公务员，当公务员赚大钱，这是我的真话。这个思想当然不好，但是你给他一个零分好不好？现在整个社会风尚都是当官做公务员，人家说句实话就是零分，是否教育部门又在通过考试让青年学生让出自己的灵魂思想呢？”

【大纪元2012年06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就学生将自己真实想法在考卷中表达得零分的事情批评中共教育部做法欠妥，质疑“是否教育部门又在通过考试让青年学生让出自己的灵魂思想”，该观点引起关注，不少人从社会多方位视角对此进行探讨。

6月19日深夜，新浪微博认证的金融家网站（jrjia.com）官方微博披露一则消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就学生得零分的考卷批评中共教育部说：“我看了得零分的一份卷子，一个考生写：什么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就想当官，就想当公务员，当公务员赚大钱，这是我的真话。这个思想当然不好，但是你给他一个零分好不好？现在整个社会风尚都是当官做公务员，人家说句实话就是零分，是否教育部门又在通过考试让青年学生让出自己的灵魂思想呢？”

胡德平的话引起社会上不同阶层人们多方位的思考，并对这个社会现象进行了各自的解读与探讨。

“现实鼓励学生睁着眼睛说瞎话”

广州的万戈认为，这个考生说的都是实话，真心话。现在的宣传与现实不符，虚伪、浮躁，急功近利充斥着社会。

浙江湖州的作家陈浅从行家眼光来看并表示，现在的作文是鼓励学生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过，这倒是和现实社会接轨了。

浙江湖州的“南林宣言”也认同胡德平的看法。他说，文明的社会应该包容多元化的思想，一篇作文只要言之有物，行文流畅就是一篇好文章。不应有太多的框框，否则，就会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西安航空学院的一名学生则从过来人角度谈这个问题：“高考作文压根就不是培养真性情的东西，而是一个吹捧和假大空的虚伪产物。”

“中国不论哪儿说真话都是要勇气与代价”

广州的李强认为真话只能私下讲。河南郑州的一名科研工作者对此社会现象表示，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孩童学话！

陕西西安的“风轻云淡”认为，这事教会这个学生即使是真话也不能乱说，否则要付出代价。河北石家庄的阮先生认为，现在就是明明知道道理，政府还瞎说！

江苏徐州的张问先生则感叹道，别说考试作文了，在中国不论哪儿说真话都是要勇气与代价。文革时张志新说真话被割喉而死，现在也有因说真话而遭厄运的。零分，已经很不错了。

“社会风尚都是当官做公务员”

湖南长沙从事股票投资者海捷认为，不想当公务员的渔民农夫小贩不是好学生。新疆的“雪山飞豹”也认同说，现在整个社会风尚都是当官做公务员，人家说句实话就是零分，是否教育部门又在通过考试让青年学生让出自己的灵魂思想呢？

四川成都的“野人也飞”提出一种新颖想法：就该学生的诚实来说应该得满分，就价值观而言应该得零分。广东佛山的一位民众打趣表示：或许考官是想以小示大，同时给现实打个分？

“官员虚伪的假大空社会只能上行下效”

四川成都的陈袁先生则表示就是该给零分，他的解释是：“连假话屁话都不会说，怎么当官！”可以视为民间对中共官场失望的缩影。

北京朝阳区的王苏闽则从产生中国教育制度问题的背后根源探索，提出“中国教育毁人不倦，但是这是不是中国现阶段所要面临的问题！？”

四川成都的蒙祖扬也对这种现象表示痛心疾首。

新浪注册名为“企业家与经理人智库”则总结表示，如果官员大部份是虚伪的假大空，社会只能上行下效。嘴上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嘴上是为人民服务，心里是为人民币服务。还要学生跟着虚伪和出卖思想灵魂，最后培养的全是虚伪的人，因为你塞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从心里并不一定认同。

刚过去不到二周是2012年中国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据官方统计数据，今年有915万考生，连续4年高考人数下滑，近4年下降140万。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20%的增长。

今年各省市高考作文题目陆续公布后，在网上引起了围观。有北京的《火车巡逻员的故事》、江苏的《忧与爱》、湖北的“科技的利与弊”、广东的《你想生活的时代》、上海市的《心灵闪过的微光》、浙江的《坐在路边鼓掌的人》、安徽的《梯子不用时请横着放》等。网络上民众评选安徽卷“最离谱、坑爹”。

鲁山老泉：希拉里大嫂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朋友

 “得了老泉，又在替你洋爸爸说好话。难道，美国全面战略围堵也是对中国好？”毛左如是说。

我说儿子哎，你就不能看深一点，看远一些？美国为啥要战略围堵？是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美利坚？还是要中国人变成亡国奴？都不是。人家是围堵你的独裁政权，是围堵你当局的价值观！说来说去，还是为你中国的老百姓好，为世界人民的安全负责任。

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改变思维，主动加入北约，人家就不担心你的威胁了，也就不会再围堵你了。那样，恐怕你连军费都节省不少呢。

这些年有一个约定俗成，凡是奉承中国政府的，都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凡批评（有时谴责）政府的，就是海外敌对势力。我觉着，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奉承的是敌对势力，批评的才是朋友。常言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既然是忠言，哪有好听的呢？回顾几十年来，有多少说中国好话的和中国好到底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非洲？都是盘傻猴！朝中国的口袋里掏钱！如果中国一毛不拔，我敢说，他们马上就翻脸。阿尔巴尼亚是不是？朝鲜呢？送吃送喝送钞票，不也照样杀我边民掳我渔船吗？

美国一向不说中国的好话，特别是关于人权，每年都像抖尿布一样掂出来抖抖，让全世界都闻闻臊气，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可是你想想，那是为谁好？如果没有美国在那儿“说三道四”，中国的屁民还有日子过吗？如果不是美国，那些犯罪的人往哪儿逃？就连红色打手王立军还要去美国的领事馆里保命呢！说实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在一点一点改善，这虽然与当局的觉醒和努力分不开，但是是谁促使了他们的觉醒？是中国的民主人士！还有海外“敌对势力”！指望那些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只会唱赞歌的毛左们，哼，恐怕依然水深火热吧？！

“得了老泉，又在替你洋爸爸说好话。难道，美国全面战略围堵也是对中国好？”毛左如是说。

我说儿子哎，你就不能看深一点，看远一些？美国为啥要战略围堵？是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美利坚？还是要中国人变成亡国奴？都不是。人家是围堵你的独裁政权，是围堵你当局的价值观！说来说去，还是为你中国的老百姓好，为世界人民的安全负责任。你想，一个世界第二的大国，凭一个人拍脑瓜子就能决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谁不怕呀？美国是世界老大，这事儿它不管谁管得了呢？

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改变思维，主动加入北约，人家就不担心你的威胁了，也就不会再围堵你了。那样，恐怕你连军费都节省不少呢。

中国人，咱可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哪。

你看，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有一个讲话，她又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

一、从申请移民的情况看，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令人费解！

（可见大部分官员是不负责任的，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的信心。由这样的官员管理国家，百姓们怎么放心？）

二、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不知道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所受的教育，或者是宣传媒体基本上都是仇视或妖魔化他人或他国，让人民丧失理性和公正的判断。

（难道不是一针见血吗？只为自己谋，不为他人想，不能为国家和世界担当，难道不是国人的劣根？何况几十年洗脑，有多少人还有正确的价值判断？）

三、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没有爱心、失却同情心的大国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吗？

（一当官就有权，一有权就有钱；不管钱是从哪儿来的，只要大，就是爷。至于什么“善”呀“爱”呀，谁还管那劳什子！）

四、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除了欺骗人民，背叛人性，没有其它东西。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演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记得最早暴露萨斯病毒蔓延和揭露广州收容所打死人的报纸，南方什么？头头儿程益中，不知现在有没有走出监狱。依当局怎么着？一个字：瞒！）

五、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对民众而言，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老泉虽然能写博客，写了一大本，那也是个失败者。为啥？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呀？没人请吃没人送礼呀？至于腐败，老泉也是。整天拿工资却不把心思放在教学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

六、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怎么不能让他国担忧？！

（老泉也是。本来乡下有破公房住，偏要去城里买自己的房子，而且还闲置着。老泉身为教师，应该带头节约资源，不去拥有私产才是。老泉最最应该的，是连电动车都别骑，省下让官二代开法拉利！）

希拉里.克灵顿还谆谆告诫中国政府，不能总是把注意力和民众的关注转移他国，制造敌人，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外部世界。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趋势，主动变革，关心民生，重视民主，不能不负责任地推拖和压制。否则，中国只能越来越不稳定，将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这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同样会是美国的灾难。

天地良心！希拉里这样推心置腹和苦口婆心，难道不是为中国好、希望中国人民幸福，进而让世界人民都幸福吗？她如果真是敌对势力，会希望你永远烂下去而什么都不说，你说是吧？

希拉里是中国人民的真朋友！

而有些混球，就是分不清好歹；把孬人当朋友，把好人当敌人！

本文作者：鲁山老泉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气横秋：“亲爱的妈妈”她已经疯了……

　　在云南巧家采访的记者看到，县国土局、公安局、派出所的墙上都喷着卖“枪支、炸药”的小广告。这广告做得真是妙绝，其时机可谓水火不容之时，其诉求可谓民心所向之物，这药非卖疯不可。莫非这就是诊治“疯妈”的最佳良药？我们不妨也买几支买几斤以备不时之需，到时候就可以参演现实版的《让子弹飞》，再看几次黄四郎坐土飞机时的囧态。面对蘑菇云再次升起，不知那个“疯妈”有何感想，难道它真要“自绝于人民”，在自认为正确的小路上走向万丈悬崖？

　　其实早就疯了，只是善于伪装，精于蛊惑，但是人民终究看清了它的疯癫症状，尤其是在蘑菇云升起的时候。

　　

　　最近云南又是一场《暴风骤雨》，但是这次土改革的却是农民的命。那口号是：“土地是党给的，不能由农民掌握”。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伟大的党是我们“亲爱的妈妈”，它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抚养大，那“形象多么崇高伟大”。俗话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怎么偏偏这“妈妈”就那么狠心歹毒，低价强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居然还要征收祖传的宅基地。彭霸天再霸道，周扒皮再贪婪，好像也没有抢夺人们的宅基地吧。他们泉下有知，一定自叹生不逢时，否则活到今日，就可以在喝血社会里独霸天地，在人民身上抽筋剥皮！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请看巧家县迤博村的凄惨现状：74岁的李登珍，“上衣一身补丁，裤子破了一个洞，穿着草鞋，连同脚满是灰土”。乍一看，就是不用化妆而直接上镜的丐帮弟子。但是她不会打狗棒法，一招半式也不会，否则她家被一群疯狗强拆时，怎么不狠狠地教训一番？还有很多乡亲和他们老夫妻一样，“在半山坡临时搭起了棚子，四面透光透风，没有门，甚至连门帘都没有”。原来草泥马的优越制度，居然还赶不上山顶洞人的原始生活，至少他们还有冬暖夏凉、无人强拆的山洞！再说它们能吃着纯绿色食品，史学家还造谣说它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原来山顶洞人早在1.8万年前就过上了共产主义，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研究什么伟大理论，学习什么重要讲话。

　　

　　不管什么主义，折腾主义才是最好的主意。为了乌纱为了腰包，“黨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斯大林语）。于是，三十年土地承包合同，作废；承传几百年的祖宅，征收；自焚下跪要挟领导，做梦！谁敢阻拦闹事，拘留！惟命是从的铲车、挖掘机，就像一只横行无阻的大妖蟹，把其前面的一切都化为无形，哪里管履带之下的老太，烈火之中的哀嚎！原来自称“妈妈”的不仅有慢性毒奶，还有毒如蛇蝎的心肠！

　　疯了，还不轻呢。咋办？只好抓药了。

　　

　　在云南巧家采访的记者看到，县国土局、公安局、派出所的墙上都喷着卖“枪支、炸药”的小广告。这广告做得真是妙绝，其时机可谓水火不容之时，其诉求可谓民心所向之物，这药非卖疯不可。莫非这就是诊治“疯妈”的最佳良药？我们不妨也买几支买几斤以备不时之需，到时候就可以参演现实版的《让子弹飞》，再看几次黄四郎坐土飞机时的囧态。面对蘑菇云再次升起，不知那个“疯妈”有何感想，难道它真要“自绝于人民”，在自认为正确的小路上走向万丈悬崖？

如果是那样，“疯妈”真需要吃药了，而且也只有那两种药能治“疯妈”的怪病。　

本文作者：气横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坏球时报》社评：强奸幼女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坏球时报》今天发表仿《环球时报》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评《反强奸幼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认为强奸幼女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社评全文如下：

C&K通讯社坏球中国北京2012年6月2日电（记者思宁）《坏球时报》今天发表仿《环球时报》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评《反强奸幼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认为强奸幼女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社评全文如下：

　　河南省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日前已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强奸幼女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强奸幼女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强奸幼女官员“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强奸幼女的高发期，彻底根治强奸幼女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开放“红灯区”了，强奸幼女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欧洲有很多开放“红灯区”国家，如、丹麦、德国、意大利等，强奸幼女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幼女“被强奸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不调戏妇女”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色情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官员性道德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强奸幼女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例如幼女数量要限制，幼女年龄要适中，强奸动作要适度，案情应列入国家机密，曝光后要强力维稳。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特别是如何教育幼女配合强奸并让幼女家长情绪稳定。

　　欧洲有的国家实行“红灯区”避免性犯罪，美国的男官员很多是富人，一般男人当了官后即使利用职权临幸莱温斯基这样的小姐，也会被独立检察官盯上，但美国男官员也没有什么强奸幼女的嗜好。而强奸幼女在中国某些男官员中是有文化传统嗜好的。

　　给男官员大规模配丫环，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男官员在任时利用权力和金钱强奸幼女，制度就不允许。把强奸幼女婉转地定为“嫖宿”，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男官员的法定妻子只有一个，一些好色的男官员的情欲常常通过强奸幼女的“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色情化”，男医生、男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女病人和女学生，很多人的夫妻感情不和，但有“出轨机会”。

　　哪里是强奸幼女“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强奸幼女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官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李新功就是前车之鉴。

　　必须对强奸幼女的官员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强奸幼女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强奸幼女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再不能把强奸幼女官员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了。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强奸幼女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强奸幼女犯罪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被强奸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强奸幼女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强奸幼女确应成为中国刑罚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强奸幼女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刑罚”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唱红”帮助解决。它既是强奸幼女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强奸幼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男官员们很守身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强奸幼女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本文作者：思宁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中国青年报：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全文）

腐败问题无法通过“发展”来解决——正如经济发展了，并不能带来社会文明和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同样，经济发展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来源:中国青年报(北京)　

虽然腐败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但中央对反腐的决心一直很坚定，中央领导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必须对腐败零容忍。对腐败零容忍，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上上下下难得的价值共识。然而，竟有媒体在评论中拐弯抹角地支持“民众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

《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评论，看这个题目，本以为是批评腐败、倡导反腐，可透过评论中那些浮在表面上关于反腐败的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却能发现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谬论，比如评论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有：“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

剥去粉饰于其观点之表的文字游戏，究其实质所指，正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宽容腐败论”：腐败无法根治，民众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现实必须要面对适度的腐败。这样反法治、反常识的论调，与当年臭名昭著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论如出一辙，无非是论证腐败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真的如此吗？如果老百姓能真正做主的话，谁会容忍腐败存在？

评论说：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作出这个判断后，原以为作者会延伸开来批评权力滥用，批评权力不受约束，可他竟然由此得出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结论：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不要惊讶，其实，这种论调与其核心主旨是完全契合的。这“惊险一跃”的逻辑无非是：中国并不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而只是“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为什么“腐败痛苦感”这么突出呢？并不是腐败问题真的很严重，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给了公众对官员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可现实离宣传距离很远，于是就非常痛苦。

按照这个逻辑，得出腐败有“民众允许的程度”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面对“腐败痛苦感”最突出，开出的药方不是以宪政之制约束权力，以法治将权力关进牢笼，而是一针自我欺骗的麻醉剂：降低对官德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果我们能降低期待，能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能在心理上接受官员有适度的腐败，那么，我们在面对官员腐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就能够心安一些了。

何其大谬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反腐败真的接受了这样的谬论，不是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接受适度腐败，以此换得“皆大欢喜”，那我们的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样荒唐的观点，不是真正爱护官员，不是真正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着想，而是祸国之论。在“腐败零容忍”的追求下，腐败都如此猖獗，如果开了口子，力挺“腐败容忍”论，那么，有了理论支撑和借口，腐败又将猖獗到何种地步？

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痛苦感，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德宣传传播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吗？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根本不是我们特别的要求，每个国家的公务员都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哪个国家的公仆不是为民服务的？只是话语表述不同罢了，比如会表述为“为公共事务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等等，这是公务员的本体承诺和普世规范。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痛苦感，就是腐败带来的。消除痛苦感，惟有制度反腐，惟有以制度将权力驯服。

反腐败不容妥协。天真地以为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腐败问题无法通过“发展”来解决——正如经济发展了，并不能带来社会文明和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同样，经济发展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陶老西：有一种无耻叫“追认”

俺更加相信：中国社会最传统最完美的美德，最广泛最深厚的良心，就在俺们这些普通市民中——去你妈的破党！看那些杂种党员做的好事！

1、贪污腐败；

2、强奸幼女；

3、吃空饷，上班不做事；

4、让老百姓代三个表，自家移民海外；

5、官官相卫，从不关心人民疾苦；

6、说假话，说空话，说谎话。

——这些黑良心的事，只有黑良心的鸡巴党员才做得出来！

但是无耻的事情发生了：追认吴斌为共产党员。

贵党最恬不知耻的：所有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被媒体、网络暴露的坏事，实在躲不过去了，推一个临时工出来挡驾！当终于有了一枚优秀的临时工、舍身救学生的张丽莉老师，又赶紧往自家怀里拉：优秀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道德模范……。放屁！党员中，混账王八蛋占了大多数！凭什么把平民英雄往粪坑里推？凭什么你们那些干了坏事开除党籍的党员，往群众堆里送？

公民良善源于道德自律，与你那个鸡巴破党，有个屁毛关系！？

屈腿算来，陶老西俺，算是一枚良善的好人。

事例一：前天下午，俺乘车去武汉广场健身。车至半途，上来一位农民工模样的人；年约四十，满脸汗水，拿着一根扁担上车。此时车上已无空座，老实巴交的民工兄弟把扁担塞在椅子底下，战战兢兢站在一群乘客旁边。等他转过身来，俺一阵心酸：他的衬衫破了，破得很厉害，从肩膀到腰部，扯开很大一条口子——不知这位农民工兄弟，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得干多少苦力，才会把衣裳撕开如此大的破洞？

俺在武汉广场下车，恰巧，民工也在此下车。俺拉了拉他的衣裳，递给他五十元。农民工愣住了，吃惊的看着俺，俺用国语曰道：“你的衣裳破了，去买两件汗衫吧！”农民工用很重的乡音道：“可我不认识你！”俺的泪水都快下来了：“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天热了，买两件汗衫换洗！”说完，俺赶紧走进地下通道，头都不敢回！

事例二：前年的六一儿童节，俺和思妍丽姐妹一起，请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吃肯德基。这个活动是本地一家媒体发起的。孩子们的父母在武汉打工，武汉的环卫工、建筑工、送牛奶、送报纸、安装空调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看着孩子们在肯德基吃得兴高采烈，俺和姐妹们也无比欢欣。俺们约定：每年六一，在住家附近小区，请孩子们吃一次肯德基！

俺还做过不少的好事：比如把跌倒在地的老人搀扶起来；比如看到交警受恶人责骂俺勇敢相帮；比如俺资助过贫困学校的孩子们读书；俺献过血；俺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送文具送衣裳；俺还在不知情的时候，为恬不知耻的红十会捐过款——当然，从此以后再也不捐！

之所以要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写出来，俺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如俺这样一枚良善的好人，如俺身边还有很多良善的好人，与那个所谓的党，有关系么？

答曰：屁毛关系都没有！鸡毛关系都没有！

俺从小受到的教育，来自爹妈：做好人，做善良的人。俺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老毛爷子的“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消灭阶级敌人”。幸亏俺的爹妈教育俺：与人为善，善有善报。俺从不要求进步，不学傻逼雷疯。俺不想入党，不想昧着良心写申请书写思想汇报；不想把同事踩在脚下自己往上爬；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俺读书，明道理，比如俺读了好几遍的民国教材《老课本新阅读》，给俺很多启发。俺相信：人世间最美的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世间最伟大的帮助，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俺更加相信：中国社会最传统最完美的美德，最广泛最深厚的良心，就在俺们这些普通市民中——去你妈的破党！看那些杂种党员做的好事！

1、贪污腐败；

2、强奸幼女；

3、吃空饷，上班不做事；

4、让老百姓代三个表，自家移民海外；

5、官官相卫，从不关心人民疾苦；

6、说假话，说空话，说谎话。

——这些黑良心的事，只有黑良心的鸡巴党员才做得出来！

大家肯定奇怪了：陶老西，你为嘛写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杭州司机吴斌在驾驶大客车的过程中被飞来的铁块砸中，但他以惊人毅力停稳客车救了一车人的性命，自己却不治身亡。“最美司机”和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因救孩子而断腿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都是平民中的伟大人物。

但是无耻的事情发生了：追认吴斌为共产党员。

其实，这还不是最无耻的；最无耻的：无论什么人，做了什么好事，统统记在党员的光荣簿上：比如是雷疯精神的延续——去你妈逼雷疯！比如是为人民服务精神——去你妈逼为人民服务！比如是共产党人道德观的体现——去你妈逼道德观！好比陶老西俺，做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俺想过雷锋么？想过道德观么？想过共产主义精神么？姑奶奶从来没想过！身为社会公民，这是起码的道德，是俺的责任！

司机吴斌，安全停车、疏散乘客，归根结底是职业精神，是履行其职业职责。就好比无数个在民企、外企、私企勤奋工作的好员工，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虽然这些贡献，很大一部分被贪官贪掉了，挪到海外去了，被贪官拿来养情人了。这些最普通的员工，是稀烂社会高尚的人。

“追认”之举，彻底毁掉吴斌的美好形象！无耻的牵强附会——把所有功劳、所有良善之人统统划拨到自己的组织里，臭不要脸！

想起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华裔空姐邓月薇临危不惧，将客机遭劫持的消息通知地面控制中心；28岁的华裔美国青年曾喆在纽约世贸中心帮助救助伤员，世贸大楼在他身后坍塌，勇敢牺牲——他们被追认为民主党、共和党党员么？他们学习了美国雷疯么？他们是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精神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么？他们的家人，披着绶带到全美各地演讲《共和党、民主党思想指引我成长》么？除了更加不要脸的朝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会有这样恬不知耻的故事发生么？

贵党最恬不知耻的：所有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被媒体、网络暴露的坏事，实在躲不过去了，推一个临时工出来挡驾！当终于有了一枚优秀的临时工、舍身救学生的张丽莉老师，又赶紧往自家怀里拉：优秀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道德模范……。放屁！党员中，混账王八蛋占了大多数！凭什么把平民英雄往粪坑里推？凭什么你们那些干了坏事开除党籍的党员，往群众堆里送？

公民良善源于道德自律，与你那个鸡巴破党，有个屁毛关系！？

俺担心啊俺担心，伤不起啊伤不起。

曾有同事对俺说起过：“陶老西，假如你遇到吴斌这样的事，你肯定是见义勇为的那一个！”这是表扬俺呢还是鼓励俺呢？俺就想，假如真有一天，俺遇到吴斌、张丽莉这样的境况，俺也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此郑重强调：俺的所作所为，与破党没有任何狗屁关系！破党的思想从没教育过俺！俺从不读破党的书！危急关头的选择，是人性光辉在闪耀，普通民众心里，自有高尚标准——与那个破党，木有任何关系！

假如有人，胆敢、吃了豹子胆、追认俺是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追认俺是党员——姑奶奶跟你拼了！姑奶奶让你们从此不得安生！

因为俺的老公不看俺的博客，在此，拜托上海傻大姐、厦门清澈老师：为了让俺保住一世英名，假如某天俺真的挂了，假如有人“追认”俺：拜托你们买浓硫酸、硝酸、斧头：毁容！破相！砍！俺即使是英雄，也是平民英雄！你那个破党，无数贪官污吏、无数不要脸的女官员跟领导睡觉的、拼命往上爬的破党，胆敢把陶老西拉进去，强迫姑奶奶跟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同流合污——到了地狱，姑奶奶也跟你们没完！

傻大姐，清澈老师，可记住了？！

本文作者：陈子河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田成：刘源的“讲话”和薄熙来的“行动”谁更给力？

刘源说: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看了刘源上将这番话，不知真假。但我判断捏造的可能性很大。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置于死地，这是三岁小孩都能明白的事，刘源是上将，哪有如此白痴的上将？有网友在后面跟帖，说刘源是认贼作父。我觉得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说不定这个刘源根本就不是刘少奇的后代，说不定就是毛泽东流失的三伢子毛岸龙呢？

由于琐事缠身，近来很少上网。今日登陆博客中国，就看到了两篇妙文，第一篇就是

卜荣华先生的“刘源上将的话令我震惊！”文章说《2012年清明，刘源将军在韶山向毛铜像敬献花篮》。

刘源说: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看了刘源上将这番话，不知真假。但我判断捏造的可能性很大。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置于死地，这是三岁小孩都能明白的事，刘源是上将，哪有如此白痴的上将？有网友在后面跟帖，说刘源是认贼作父。我觉得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说不定这个刘源根本就不是刘少奇的后代，说不定就是毛泽东流失的三伢子毛岸龙呢？

还有，卜荣华先生在后面愤愤不平的写道：“面对刘源上将的以上话语，我感到震惊和愤怒，按照他的说法，他老子就是真正的“叛徒、内奸、工贼”，就应该打倒！就应该被置于死地？他的家庭就活该家破人亡？我们都是受蒙骗者？打着他老子的旗号反毛？难道邓小平错了？难道我们错了？难道抓四人帮错了？难道改革开放搞错了？”

一连8个大问号，足见卜荣华先生有多么愤怒。好像刘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似的。我觉得也不必这么偏激。世事变迁，千头万绪。到底错了哪根弦，只有当事人明白。

网友认贼作父说，无凭无据。陕西的商洛花鼓有一出“屠夫状元“，就是讲的认贼作父的故事。可那是戏剧。实际生活中，只要有点人性，是绝不会干那缺阴德的损事的。刘源的话让我们想起薄熙来当年对其父的革命行动，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薄在当年并不是唯一。划清界限就有前途，否则死路一条。利益有时可以扭曲灵魂，可以颠倒黑白。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毕竟是极少数。中国不是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至于别人要为刘少奇鸣冤，那与刘源何干?被刘源说:成是“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更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刘源和你们并无利益关系！没有毛泽东，刘少奇能爬上国家主席的高位？还是刘源悟得透。

拿刘源的革命讲话和薄熙来的革命行动相比较，薄熙来当年是识时务的英雄，刘源大将现在的讲话则表现了忠于毛泽东路线的“骨气”，是不是不识时务，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博客中国还有一篇妙文是“十四种拥护文革的人”，我就不在此评论了。我对文革的观点，已经在2010年的一篇博文“我对文革的另类解读”中表述，昨天发在凯迪社区时局深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阅读，欢迎评论。）

本文作者：田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忠言：中国养老制度为什么坑爹又坑儿？

“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一首《春天里》唱出了新劳动者阶层的悲凉无奈的现实。多年来，中国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的是“体制内”人，已经坑了很多当爹的，难道还要继续坑儿吗？

尽管超过70%的网友反对退休金领取年龄延迟，但是这没有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研究。目前人社部已经决定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研究工作。（6月11日《中国经营报》）

据报道，人社部6月5日的表态是试探社会反映之举。人社部将征求发改委、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部门意见，共同研究产生“退休金新政”方案。看来，不管民众是否赞成，退休金新政都将“霸王硬上弓”了。

有关部门竭力主张推迟退休的理由据说是养老金缺口大，仅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就亏空1.7万亿，如果不推迟退休，将来就会出大问题。大家知道，在我国养老金的制度设计中，个人账户的钱是在职职工将来退休时养老金的一部分。但是只要做到社保资金总体收支相抵，就不存在亏空问题。养老保险体制的运行其实质就是新人缴费养老人，个人账户亏空并不能证明养老金已入不敷出。事实上，目前从养老保险整体盘子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每年收支相抵后是有结余的，社保部门目前正用这部分结余资金来投资增值，甚至准备进入股市。

目前我国2.14个在职职工养一个退休人员。面对我国日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实际，未雨绸缪也是理所应当。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延长退休年龄、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办法来解决，值得讨论和商榷。比如，可以提高缴纳养老金费率、国家给予财政补贴等多种办法来解决。而目前，最有效的预防和解决办法就是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而且这一解决方案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利国利民，也是全国很多被拒于社保大门之外的广大劳动者的热切期待。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8392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74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19万人。另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到50%。实际上，享受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的城镇职工，大多只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原国企改制后的部分股份制、合资企业的职工。而大量的在私有企业工作的劳动者被排斥在外。尽管国家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私有企业的劳动者合法权益，但很难得到落实。许多私有企业千方百计规避职工参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这也成为我国年轻人就业过分看重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重要因素。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国养老制度不仅会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而且还会带来社会的巨大不稳定因素。

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如火如荼。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与之相配套的社会服务，包括如何解决城镇人口养老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以提高效率为名竭力反对加强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比如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刘吉之流，就主张取消职工的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并反对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加之，我国国有经济正在加速私有化步伐，参与养老保险尤其是新增养老保险人数增加有限，有的地方甚至出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如此发展下去，养老金危机只能成为必然。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介绍，至2011年底，全国试点地区参加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人数达到3.3亿人。加上我国城镇职工参与养老保险的2.8亿，也仅为六亿，我国还有一半多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何况，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非常低层次的、象征性的养老保险。因此，加大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程度势在必行，也是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一首《春天里》唱出了新劳动者阶层的悲凉无奈的现实。多年来，中国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的是“体制内”人，已经坑了很多当爹的，难道还要继续坑儿吗？

本文作者：忠言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方绍伟：《环球时报》的荒唐民主观

中国有“乡村民主选举”，也有一定程度的“人大选举”和“党内选举”，郑若麟先生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些事实，然后承认中国的选举是“有限的选举”，从而承认中国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这总比否认“选举是民主”更少丢人吧？《环球时报》登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有辱国人的智商。

2012年06月20日，《环球时报》登出“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先生的“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一文。文章提出：

　　“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因为只有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才会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如果将领导人上台方式视为民主与否的主要标志的话，怎么解释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被推翻？”

　　郑若麟先生的这个结论令人大跌眼镜，其中的常识错误至少包括以下五条：

　　第一，“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这句号错得十分离谱。有了“选举”能使“民主最终形成”，这个“选举”却居然不是民主的“主要标志”，郑若麟先生是在讲“一般逻辑”还是在讲“中国逻辑”？民主的“形成标志”不是民主的“主要标志”，那只能是“胡话的标志”。

　　第二，“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即“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大错误：一方面，“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和“形成标志”，同时也是民主的“最低标志”；另一方面，“到期离任”是宪政对民主的限制，根本不是民主的“最低标志”，因为原初意义的民主是允许“连选连任”的。现代意义的宪政对民主的“连选连任”进行了限制，“到期离任”因此成为现代宪政民主的特征，但在本源上，“限制连任”是宪政的标志而不是民主的标志。

　　第三，由于民主与宪政的基本概念模糊，郑若麟先生的下面这句话就荒唐了：“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非世袭”确实是“共和”，但“共和”却未必是“民主”，没有“选举”当然就没有“民主”。

　　第四，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之所以被推翻，因为埃及和突尼斯缺的是“限制连任”的宪政，不是因为没有民主。更加重要的是，民主有“自由的多党竞选”、“非自由的多党竞选”、“非自由的一党选举”等形式，埃及和突尼斯之所以没有“限制连任”的宪政，那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的只是“非自由的选举”。

　　第五，“选举无法抹去法国1.7173万亿欧元的债务”，“选举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选举甚至不能保证选出一位最佳执政者”，选举有时也不能“防止独裁者上台”，但郑若麟先生似乎分不清，选举本身的好坏是一回事，选举本身是不是民主又是另一回事。

　　总结起来说，郑若麟先生的困境来自于他企图调和下列三个方面的现实：一是“民主被普遍认同”，二是“我们有一天也会通过选举来选择我们的领导人”，三是“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很简单，要承认民主好，又要承认中国还没通过选举来选择领导人，还要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那就只能硬说“选举不是民主的标志”。这当然是拙劣的，因为郑若麟先生“撞到抢口上”了，选举恰恰就是民主的标志。

中国有“乡村民主选举”，也有一定程度的“人大选举”和“党内选举”，郑若麟先生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些事实，然后承认中国的选举是“有限的选举”，从而承认中国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这总比否认“选举是民主”更少丢人吧？《环球时报》登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有辱国人的智商。

来源:共识网

本地外地族群冲突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

尽快废除户籍制度，还公民自由迁徙权，并使社会福利均等化，才是解决这类本地人与外来人暴力冲突的根本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铲除冲突的土壤，使本地人外地人，都融为一家人。

　　近日，广东中山沙溪镇一起简单的少年互相打斗事件，因为地方治保会人员的介入，使事件逐渐复杂化，最终成为全国瞩目的本地人与外地人（四川）之间互相打斗的群体事件，并且越闹越大，一发不可收拾。

　　从去年到现在，广东省地面上先后爆发了：潮州古巷事件、广州新塘事件，以及近期爆发且至今尚未平息的中山沙溪事件等。在这些事件中，本地人与外地人间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冲突。而且，这已不是个案，也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上，这类冲突都是矛盾长期积压后的大爆发。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究竟怎么了？

　　此次中山沙溪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人简单地将其视为是广东人与四川人之间的族群械斗，要么就说是广东人太过排外；要么就说是四川人太过凶狠。笔者认为，这类论断都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没有抓住事件的本质。

　　不错，从历史来看，广东人有较强的宗族传统，而四川人则有较强的帮会传统（袍哥），双方的人员都比较容易聚集，并且较敢出手。双方这种传统文化，当然对此事件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事情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是哪里人，而是数十年来，严密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在其上面的各项不同福利待遇。它给外地人加上政治标签，使他们无法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就业机会、创业机会等，由此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长期以来，户籍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使部分富裕地区的“本地人”长期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自认高人一等；另一方面则使部分“外地人”长期产生受挫的感觉，自认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身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外地人的身上，这种怨气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化解。

　　无论是潮州古巷，还是广州新塘，或者是此次的中山沙溪，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点：当地的中小企业众多，民营经济活跃，社会经济发达，外来人口（尤其是来自同一省市的）众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建设者，但却长期难以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和福利，长期被歧视和边缘化，当地人则凭着本地户口享受就医、就学、养老、分红等各项福利。这种由于户籍不同而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极端不平衡，人为地撕裂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员之间和谐，使双方的裂痕越来越大，直至被一次偶发事件彻底引爆。

　　尽管在此次沙溪事件中，身为冲突主角之一的“外地人”（四川人）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表达对僵化的户籍制度强烈不满，借此发泄长期的怨气。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本地人与外地人所享受到的权益完全是不对等的，本地人所获得的社会保障，要远远高于外地人。而且，不管你在当地生活了多久，哪怕是十年二十年，只要你没有取得当地的户口，你就无法享受“本地人”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这怎能不让同样每天在当地劳作的“外地人”心生怨气呢？

因此，尽快废除户籍制度，还公民自由迁徙权，并使社会福利均等化，才是解决这类本地人与外来人暴力冲突的根本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铲除冲突的土壤，使本地人外地人，都融为一家人。

来源:凯迪

宪章论坛

许志永：自由、公义、爱——新公民精神

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辈宣告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一百年后连中东北非也开始了民主选举，中华民族历经革命、动荡与苦难之后至今仍未摆脱专制。没有普遍的现代公民精神，在臣民文化土壤上栽种自由之树，再理想的制度设计也是空中楼阁。

只有当一个国家普遍的公民精神成长起来，民主宪政之路才不可逆转。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制度变革，还包括文化变革，必须有一种从个体到全民族的新公民精神支撑新生的宪政制度。

新公民精神是现代公民应有的信念和气质，它来自普遍人性的纯真渴望，以及对他人、社会、国家和全人类的责任，是值得每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永远珍惜的美好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徵，这就是自由、公义、爱。

自由切合人性之根本，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目的。

自由是自主。自己主宰自己的私人空间，主宰自己的财产、信仰、思想、言论和行动；自己主宰自己的公共生活，从社区到国家，以主人的姿态参与公共事务。除了公正的法律，公民不受任何强制，任何时候免于被强权奴役和不公秩序压迫。

自由是真实。因为内心没有恐惧和压迫，每个人不需戴虚假的面具，不与良心挣扎，不必扭曲自己的灵魂和面相，自由公民挺直脊梁，诚实面对自己的心，活在真实之中。

自由是率性。自由的人生丰富多彩，抛开阶级、主义、偏见、敌意等一切强权制造的心灵重负，勇敢追随闪耀的思想、随心的表达、灵性的创造、澎湃的激情、舒展的姿态、纯真的快乐、美好的生活。

没有绝对自由，但这不是阻碍我们追求自由的理由。人，不仅要吃饱穿暖，有一种普世价值，早已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迁徙自由、艺术创作自由……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去捍卫当属于自己的自由。

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国之一，我们本应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我们错过了二十世纪。当那神圣的信条成为画饼，即使专制恐惧的阴霾远未消散，我们绝不放弃追求人之应有的自由和尊严。

我们不会因为数十年唯一的意识形态教化就放弃独立的探寻和思考，很多勇敢的公民即使失去人身自由，也依然追随内心的信仰。我们不会因为有煽动颠覆、跨省追捕、删帖大军就放弃说话，至少，面对真相和不义，我们不能主动堵上自己的或别人的嘴巴。我们不会因为恶法剥夺了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就无限压抑不公的愤怒，和平的集会、散步到处都在发生。我们是自由公民，因着此世的公义和无边的爱，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唤醒被压抑的良心，找回自由人的自主、尊严和高贵的灵性。真实率性的自我，丰富多彩的人生，简单幸福的社会。

公义是此世的公正和道义。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法则，根植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从生活的细节到国家法治到整个人类文明。

公义是公正，是国家的方向，是先辈们关于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机会均等、强有制约、弱有保障、公平正义、各展所长、各尽其职、各得其所。这世界不是没有差别，但不可以有强权和奴役；这世界不是没有贫困、疾病和苦难，但受难者当有幸运者的感恩和祝福；这世界不是没有罪与罚，但责任的基石不是仇恨而是救赎。我们找到了通往大同梦想的道路，那是人类千百年来最伟大的发现——自由、民主、法治、宪政。

公义是责任。追求理想，从自身做起，坚守美好社会的底线。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尊重别人的权利边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心自己的独立空间，也关心公共利益，关心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

公义是人间大道。丛林法则已经过去，人类的未来属于自由、公义、爱。有很多和平的方式可以解决领土纠纷，有很多基于信仰的仇恨可以消融，有很多共同的责任需要一起担当。我们要公义行在此世，让饥饿、奴役、战争和暴政永远成为历史，一个新文明时代，人类共有的家园。

我们是公义的捍卫者。捍卫普世价值，捍卫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以自己的行动抵制强权对自由的践踏、对私有财产的掠夺、对历史真相的编造和掩盖、对道德与法治的破坏。我们践行新公民行为准则，从自身做起告别以权谋私的积习，拒绝特权腐败。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怀有一颗公义的心审视自己、别人以及我们民族的历史，任何时候不能以谎言对待谎言，以诡计对待诡计，绝不能以虚假的真相追求正义的目的，不能让仇恨与敌意蒙蔽自己的心灵。

爱是不计回报的付出，是没有戒备的关怀，爱是亲情，是友善，是感恩，是谦卑，爱是人世间最美的语言，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没有天生的恶，没有本质的恶，魔鬼是基于视角差异对异己的想象，丛林社会来自没有制约的贪婪和基于误解、恐惧而产生的戒备和敌意。必须有爱，根本消解人们内心的戒备和恐惧，专制才会真正结束。必须唤醒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冰封的爱，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温暖，必须以公义的心面对历史积淀的恐惧和仇恨，寻求真相、正义、和解的道路。

我们是人世间爱的使者。爱自己，即使在堕落的时代依然珍惜纯洁的灵性、美好的梦想和慈悲良善的能力，让心不麻木、不焦躁、不愧疚。爱亲人朋友，感恩我们身边的血脉亲情和共有的时光经历，给那些为我们付出的人以回报。爱受难的弱者，无论疾病、灾害，无论身边还是远方，力所能及伸出援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爱为理想而失去自由的同胞，帮助良心犯家属，是公义，也是爱。爱陌生人，放下无知的误解和敌意，宽厚、开放、善意，让我们彼此祝福。爱仇敌，那陷于愚昧仇恨不可自拔的痛苦灵魂，唯有爱才能救赎。爱我们的国家，爱这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这数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爱曾经被我们伤害的边疆民族，无论历史积淀了多少仇恨，唯有爱，才会有真正的回归和统一。爱人类，每个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有欢乐、有哭泣，有内在光明的心。爱自然，爱每一个生灵，爱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美。

这是人人都渴望的——自由、公义、爱，可我们社会如此缺失。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太多丑陋的面具和人性扭曲的犬儒。没有公义，没有底线，国家日益分裂为官民对立的阶级，强权者高高在上而贫弱者心中结满仇怨。没有爱，没有真诚，人人互相提防算计，繁华背后到处是冰冷和残酷。

当一个民族缺失了核心价值社会在迷惘中溃败，当一个国家失去了方向权贵集团以稳定的名义拒绝变革的希望，当精英们戴上面具拼命挤进特权集团甚至学会泯灭良心冷酷无情，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我们决心从自身做起，改变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必须有人给这个民族新的希望，无论面临多大压力，必须有人坚守自由、公义、爱。我们愿是那坚守者。我们是一个民族自由的象徵，告别专制阴霾，追随内在光明的心；我们是公义的捍卫者，为自己也为陌生人坚守正义的底线；我们是爱的使者，消融心与心的藩篱，见证美好的人世间。我们是新公民精神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相信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一个真正让世人敬仰的伟大民族，她有着新的精神信念——自由、公义、爱。

公民

2012年6月20日

来源：作者博客

蔡慎坤：谁来遏制京城权贵造房分房歪风？

珍重推荐蔡慎坤先生这篇文章：

有中国特色的权贵制度不消灭，实在是没有天理！！！

位于北京东四环外星河湾北侧的外交公寓刚刚峻工，毗邻的又一特权部门的集资房又破土动工。

据媒体报道：北京西直门外一新盖起的高层住宅楼属于某央企的福利房，拟4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员工，附近的商品房则高达4万元一平方米，转手之间，一套房就能赚几百万。据记者向北京多个大型央企国企内部员工打听到的消息表明，有60%左右的央企国企都有自建保障住房的计划，而几乎所有的央企国企近几年都曾集资建房或建单位福利房。

早在2003年8月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年8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可不管怎样三令五申，中直机关和央企国企福利分房的趋势并没得到遏制。北京没有带好头，全国各地自然都是纷纷效仿，不仅央企国企大肆买楼盖楼，连京城各大党机关也不甘落后。

为何诸多禁令遏制不了人神共愤的福利分房？理由或许有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党政机关权力太大央企国企余钱太多！央企国企买楼盖楼倒也罢了，党政机关竟敢无视国务院和三部委的禁令，就不得不令人深思。特别是北京市政府更是为对抗中央禁令大开方便之门，难怪中央政策往往到不了地方，因为上上下下都想分食这块肥肉！

　　

据2010年第九期《炎黄春秋》披露：外交部团购的禧福汇国际公寓，地点位于双井桥东南。团购价：6000元／平方米，新房市场价：33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30000元／平方米。而北京市发改委建委的所谓集资房，地点位于六里桥西局，均价4000元／平方米，市场价30000元／平方米。人民银行的集资房，地点位于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元／平方米，市场价50000元／平方米。

动作最大胆影响最恶劣的应该是外交部，这个连三公经费都不敢见光的国家部委，去年又在北京东四环外星河湾城堡北侧圈了一大片土地，不声不响的盖起了一幢又一幢豪宅，神奇的是这类特权房在网上查不到信息，真不知外交部如何分配这些豪宅？也不知外交部究竟有多少外交官需要安置？更不知大大小小的外交官在北京拥有多少豪宅？

连中直机关和部委都拒不执行三令五声的禁令，央企国企和地方政府自然也要阳逢阴为不把中南海放在眼里，既然可以无视中南海的存在，老百姓的诉求乃至死活谁还理睬？

党政机关和央企国企在住房问题上享受超国民待遇，不仅折损国家权威，更是公开带头腐败，对和谐社会的影响十分恶劣。所谓福利房集资房属于经济适用房，按理来说不能“变现”，也就是说不能上市交易，但由于有权享受福利房集资房的绝非等闲之辈，在房价飞涨的背景下，他们总有办法和能力让这些公房变成私房，这中间涉及了多少腐败，局外人简直无法想象。特权阶层长袖善舞，只要稍加“运动”，就能将福利房集资房“变现”为商品房，转手倒卖出去，每套房轻轻松松赚到几百万。

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经济参考报》发文指出：“在世界各国，公务员群体因政策保障而在当地工薪阶层中享受最好居住条件的，不论富国还是穷国，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除了前苏联，一个例证都找不到。”他还说，“一些国家历史上在公务员住房问题上的不慎做法曾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至政治危机，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与特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息息相关。此种教训值得汲取。

福利分房现象得不到遏制，则房价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各级政府就难以取信于民，社会矛盾只会日益加剧，最终将危及政权基础，因此中央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和三部委的禁令，取消党政机关、央企国企的超国民待遇，当务之急是先从清理整治党政机关和外交部这类特权部门的福利房集资房入手，再一级一级地予以整治处理，否则再多几道禁令也无法遏制机关企业造房谋利的歪风。

本文作者：蔡慎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昂山素季：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诺奖答谢词）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阁下们，挪威Nobel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亲爱的朋友们：

　　多年以前，有时候看来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就我所知它现在还在继续广播），邀请各行各业的人们来谈谈，当你身处在荒岛时想携带一件什么东西，是塔罗，除了圣经以外的书，莎士比亚已完成的著作，还是一件奢侈品。当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和我都感到愉快。亚历山大问我是不是可能会上这个节目，我随便回答道：“为什么不会呢？”后来每逢有名人参加这个节目时他就会真心的问我，我觉得会以什么理由而被邀请。我想了一会然后答道：“可能是我会得Nobel文学奖吧。”然后我们都笑了。这个前景看起来美好而难以实现。

　　（我现在记不起为什么我会说这么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读了一本由Nobel文学奖得主写的书，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个著名作家。）

　　1989年，当我的亡夫迈克尔·阿里斯在我第一次被软禁中来看我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菲尼斯提名我为Nobel奖候选人。那时候我也笑了。迈克尔忽然大为惊奇，然后他也明白为什么我会笑了。Nobel奖？一个美好的前景，但确实不太可能。那当我真的获得Nobel和平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多次，这确实是个合适的时机来审视，Nobel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的，我在一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得知我获得了Nobel和平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之前一周我已经通过其他一些广播得知我是几名最有希望获奖的人之一。当我准备这篇演讲时，我努力地试图回忆当我得知获奖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不敢确定，大概是像：“哦，他们把奖给我了。”那种感觉并不很真实，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像是个真实的存在了。

　　在我被软禁的期间，我常常感觉自己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样不自由的人有他们的世界，他们在监狱里可以结成团体，那些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宇宙中。Nobel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让我重建了真实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花了许多天，许多月，当各方对获奖的反应的新闻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时，我才开始理解Nobel奖的意义。它让我再次感到真实，把我拉回更广阔的人类社区。更重要的是，Nobel奖让全世界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我们不会被忘记。

　　法国人说，告别就是一点点的死亡。其实遗忘也是一点点的死亡。遗忘削弱了把我们凝聚成人类的纽带。我最近访问泰国时会见了缅甸的移民工人和难民，许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们！”他们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困苦处境，不要忘记做你能做的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的世界。”当Nobel奖委员会授予我这项奖项时，他们意识到被压迫和被孤立的缅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所以接受Nobel和平奖，就对我个人来说，增加了我对超出国界的民主与人权的关切。Nobel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门。

　　缅甸的和平观可被看作是，通过阻止那些妨碍和谐与益处的因素，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这个词字面上可被翻译为当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与争斗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国，北部的战争仍未停息，西部的群体暴力导致的纵火与谋杀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仍在发生。新闻中对他人的暴行充满世界各地。饥饿、疾病、被迫离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成见、愚顽，这些构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哪里都有阴暗的力量在蚕食和平的基石。哪里都能找到对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轻率浪费，而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谐与快乐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年轻人的极大消耗，和对我们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残酷损害。那个年代的诗篇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我首次读到那些诗时，我正处在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年龄，但他们却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刚刚盛开的时候就面临枯萎。一名年轻的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战斗的美国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动之前，像是预见到他的死亡一样写道：“在争夺的障碍前；”“在小山坡的伤疤前；”“在午夜起火的城镇中。”年轻人、爱和生命，一起永远消失在毫无意义地占领行动中，占领那些没有名字也不会被记住的地方。为了什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低一些，而代以鲁莽与毫无远见地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是否仍然有罪？战争并不是终结和平的唯一场所。不论痛苦是否被忽视，冲突的种子都会因为屈辱、苦难与激怒而被埋下。

　　在孤独中生活的一个有利方面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所知与所接受的戒律的含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苦谛”的意义。几乎每天，当我身边的老人们，有时还有不那么老的人们，遭受痛苦或不顺时，他们就会低声吟诵“苦谛，苦谛”。然而，只有当我在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种大苦之相。它们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我仔细地审视着六种大苦，不是从宗教经文的角度，而是从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审视。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尽量在世俗活动中尽量减轻它们。我仔细思考过关于母子的产前产后护理、关于给予老年人口足够的设施，关于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关于慈善照料与护理。我尤其升起了对后两种苦的兴趣：爱别离和怨憎会。我们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使得他要将这两种苦从许多大苦中总结出来呢？我想起了囚犯、难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家园，同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欢迎他们的陌生人之间。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与人道援助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必须的。我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受到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主与人权已经广泛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认同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我被软禁期间，我时常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获取力量。我最喜爱的几段话是这样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人权奋斗，上面两段话就是答案。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民主奋斗，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权的保证。

　　在过去一年里，已有迹象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经出现。如果我说我主张谨慎乐观的态度，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而是我不愿意盲目地鼓励。如果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基石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坏这么多年以后依然经久不衰。我们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核心的奉献精神依然强大而坚定。当我回顾过去的许多年时，我惊讶于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还有这样多坚定的奋斗者。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而是基于对他们坚忍的力量和对人民志向的极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评价。

　　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是源于近来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产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与公平的人们让全球目光都来关注我们的处境。在我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先谈一谈我们的良心犯。在缅甸仍然有良心犯被关押。比较令人害怕的是，因为最著名的几个人已经得到释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将会被遗忘。我因为曾是一名良心犯而站在这里。当你们看到我听我演讲的时候，请同样记住这个经常被重提的事实，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国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浴公正之光的人远远多于一人。请记住他们，为他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们尽早获得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精神上。自从我们1948年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未迎来全面的和平。我们没能够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来消除冲突的根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时候，人们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几个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少数族裔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带来由人民意愿所建立的稳定的政局和团结的精神。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和我一起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只有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才能持久。这包括军队、少数族裔、各政党、媒体、国内社会组织、商业社团，还有最重要的人民大众。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是有效的，国际社会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需要互相协调，确保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应当培养和发展出一个不仅繁荣，而且更加和谐与民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活。

　　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是否所有的消极力量都能够被消除。简单的回答是：“不能！”在人性中就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然而人类同时也有增强积极力量的能力，将消极力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我们的世界上，绝对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我们朝此目标进发。我们双眼盯着这个目标，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直朝着指路星的方向前进，最终可以获救一样。即使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和平，因为它不存在于地球上，但为了和平的努力行为将会把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团结起来，在信任与友谊的帮助下将我们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安全与慈爱。

　　我用“慈爱”这个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应该说仔细推敲了许多年。苦难中的快乐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我所学到的慈爱的价值。我所收到的每份慈爱，不论大小，都使我确信，慈爱在我们的世界上永远不会足够。慈爱是用敏感的心去体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温暖的情去响应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轻微的慈爱的触碰也可以卸下心灵的负担。慈爱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家园，给那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安全与自由的人们提供避难所方面做出了模范式的慈爱。

　　世界各地都有难民。当我最近探访泰国的MeaLa难民营时，我遇见了那些为尽可能让被收容者在困苦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奋斗的人们。他们谈到关切的事情时提到“捐助疲劳”，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同情疲劳”。“捐助疲劳”也就是经费短缺。“同情疲劳”在缺乏关注时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够承担对同情疲劳的放纵吗？如果不盲目而是关注他们的遭遇的话，是满足难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还是漠不关心造成的后果成本更高呢？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们满足这些四处寻觅的难民的需求，这些难民在庇护所的寻觅往往是徒劳的。

　　在MaeLa，我和泰国负责达克省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达克省中还有另外几座难民营。他们是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的问题：暴力的丛林式法则，非法使用药物，家庭自酿烈酒，控制疟疾的问题，结核，登革热和霍乱。政府当局的关心的问题同难民关心的问题一样合情理。东道国也应当考虑和应对帮助解决这些与他们职责相关的困难。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被迫迁移，没有无家可归和没有绝望的世界，一个每个角落都是真正的圣堂，每个居民都生活在自由与和平中的世界。每种想法，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增强了积极的力量，对和平产生有益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入睡，开心地醒来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日，Nobel委员会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Nobel委员会将Nobel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向这个女人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委员会的支持。”当我参与缅甸民主运动时，对我来说，我从未觉得自己会得到什么奖或者什么荣誉。我们为之努力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予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的机会。当Nobel委员会选择给我荣誉时，我自由选择的道路变得不再寂寞。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感谢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与坚定我的信仰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们。

感谢你们。

来源:译言网

连清川：我们的金瓶梅时代

今天的中国也全然为欲望与金钱所攫取，整个社会都出卖价值观、伦理与道德，以换取欲望与金钱所铺陈的糜烂与富足。宗教如同金瓶梅中所描述妻妾们的念念有词一般，不是心灵深处救赎的呼唤，而是现实中实现欲望与金钱的一个筹码。而理想更不必再提，传统社会之中，人们尚且仰望士大夫的家国天下，圣人君子，天下大同；如今统统替换成了房地产的平方数，轿车的空间与动力，股票市场的指数波动，高富帅与白富美的全民狂想。

　　今天的中国没有可供朝拜的圣地，没有提供心灵栖所的灵山；亦没有建设社会所去往的方向，没有共同感知的高尚与崇高。我们只有几个履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职责的可疑的偶像。

　　我们今天生活在哪里？西门庆的后院里，清河的繁花似锦里。

　　我们乃是上帝或佛陀或真主的弃儿；我们乃是被高尚放逐了的灵魂；我们乃是5000年历史劫余的怪胎；我们乃是世界正道的废都。

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金瓶梅的时代！

　　中国的媒体有一种奇异的功能，举世罕有：即“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和谐”。中央电视台年年都有的“感动中国人物”，似乎是一场举国盛宴，而选中的人物，自然正面完美。

　　这种官营媒体的特殊动作，似乎也广为社会所接受。在网络上的体现，即“最美”。例如近日出现一系列的最美人物，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勇救学生，最美司机吴斌忍痛停车，最美路人托举哥周冲救下幼童等等。他们不仅仅在官营媒体之中被高调列为英雄，在微博、论坛等公共网络平台中，也多受到普通公众的颂扬。

　　我自然无意于贬低这些“义举”，然而在我看来，官方与民间如此异口同声高调推举这些“义人”，恰恰凸显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整个社会伦理崩坏的处境之下，对于偶然出现的这些义举，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给于正面的托举。尽管双方的出发点各自不同：官方希冀以此证实社会正统能量的存在，而民间试图挽救已然濒危的道德。

　　事实上以一个正常健康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尽管都可能成为媒体的报道对象，但决计无法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称颂的楷模。抢救学生乃是一个教师的职业职责，忍痛停车也是职务行为，托举幼童尽管尚属义行，但就如同后来出现的肇庆托举哥邓雄飞所言：这只是出于本能。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中，见死而救乃是一种必须，而不是一种选择或英勇。

　　因而，越是对“最美”系列的高彰，越是对社会伦理现状的反讽。

　　的确，不客气地说，我们基本上生活在了中国长久以来社会伦理最底线的时代。官员的贪腐自不必说，商业无良，有毒食品滥觞；道德无序，扶老携幼都已成危险；社会无理想，拜物便是公共追求。无论是在传统的专制时代，还是在北洋民国的时代，社会公共治理基本的伦理秩序，与凡俗之众所必须共同遵循的伦理道德标准，都还在社会中一应齐全。

　　可是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会走入了今天如此低下的一个环境之中？就在不到20年前，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有依托，人心有向往的时代啊。

　　明朝后期的小说《金瓶梅》长久以来都被中国人认为是“天下第一淫书”，至今仍然是禁书。然而近些年来，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却逐渐活络起来，而对于其评价已然有悄然转变之势。《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的作者侯文咏，拥有一个奇特的身份，他是一个医学博士，职业医师。可以说，这本书乃是一个“票友”作品。然而，仔细将全书读来，可见作者深阅读，乃是殚精竭虑，丝毫不亚于许多专业研究者；而发微见著，挖掘作者原意的功力，也是极致深厚的。

　　侯文咏在前言中即提出了一个极端刁钻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

　　这其实便是侯文咏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是侯文咏通过章节解析《金瓶梅》要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恰恰都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在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部没有正面人物，似乎只有反面人物的小说，即便连英雄武松，看起来都面目可疑。

　　主角西门庆乃是一个从破落户起家的地方土财主。他通过娶妾、抢夺、贿赂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财产。而在这个构筑的过程中，他的淫欲也在不断增长，娶了6房妾，经常性嫖妓，与下人偷情。然而，几乎就在他的个人资产与事业达到最巅峰的时候，却因为服用壮阳药纵情过度而死。

　　潘金莲是第一女主角。与《水浒传》中所描绘的那个淫贱妇人的形象不大相同的，是她拥有了一个凄凉的身世。但这并没有改变她其后在西门庆的“宫闱”之中阴毒险辣，机关算尽的手段。她或许是整部金瓶梅之中计谋最为高超的妾。她依靠身体迷惑西门庆，依靠心狠手辣，残杀他人保护自我。她设计了一个天罗地网来构造自己的地位，到最后却因为西门庆之死，落入了她的真爱武松之手，开膛挖心。

　　另外的几个妻妾，包括正室吴月娘、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李瓶儿、庞春梅，几无一个善类，无一不是为了争夺些少财产、半分恩宠而智计百出，陷害无辜致人于死地。而几乎其中无一又不都是朝秦暮楚、欲望翕张之辈。偷腥出墙，几乎概莫能免。惟一看上去似乎是有些因为良心亏欠而早夭的李瓶儿，其实在下嫁西门庆之时，已然犯下了弥天大罪。

　　而普通人呢？宋蕙莲，一个仆人的妻子，因为贪得西门庆的钱财而委身，虽然刚烈而死，但亦是淫荡张狂；王六儿与韩道国更加不堪，夫妻同垢向西门庆卖淫；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不仅乱伦，与有“母”身份的潘金莲偷情，更是一个下三滥的败家子；淫媒王婆则是参与谋杀了武大郎的罪魁之一；在水浒中颇有豪侠之气的通风报信者郓哥，其实不过因为未曾得利而趟污搅浑；而妓女李贵姐、郑爱月，不但出卖身体，并且颠倒伦序，纷认西门家的妻妾为义母……

　　在整个金瓶梅的社会之中，上至高官厚爵的蔡京父子，中至西门庆及其妻妾，下至所有的奴仆娼妓、贩夫走卒，无一光明可言，人人沉陷在欲望与金钱之中，伤天害理，为所欲为，没有伦理纲常，没有道德理想。

　　英雄呢？武松杀嫂如今在熟悉水浒传的读者之中似乎乃是一大义举，铁血复仇。但在《金瓶梅》中纯非如此。一来武松对其兄长寡恩薄义，二来对潘金莲情义恼羞成怒；三来复仇之举寡廉鲜耻，欺诈暴戾。

　　侯文咏一章一节细细品读下来，昭然可见剧中所有人内心之中都被两样东西所驱使：欲望与金钱。西门庆在清河县中呼风唤雨，挥洒欲望，收拢金钱；妻妾们机关重重，贡献欲望，保护金钱；下层个个出卖欲望，换取金钱。整个清河县的社会，就在欲望的泛滥与金钱的腐蚀之中颓败，终于在战争中化成一堆废墟。

　　西门庆隆盛之时，整个清河社会繁花似锦。唯缺两样东西：宗教与理想。每个人似乎都在念佛，但对他们而言，念佛不过是实现欲望与金钱的一种借力，无人拿他当真；而理想便是欲望与金钱的最大化，无人关心与在意将来如何，无非是这欲望与金钱的当下风光。

　　我对于侯文咏这本书，最大的疑问是他一再强调书的写作乃是明朝晚期，作者兰陵笑笑生无非借此故事，意在唤醒商业滋生的腐朽社会。但我却以为兰陵笑笑生的眼界却不仅仅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之中，他纵情书写淫欲的方式，恰恰在于超脱了一个时代的界限，而直接指向人性最阴暗与放纵的内在。欲望的无度扩张，与金钱的狂暴力量，乃是将人类拖入阿鼻地狱的终极武器。潘知常教授的讲义《裸体的中国》中指称《金瓶梅》乃是一本“悲悯之书”，诚然切中肯綮。如同《维摩诘经》那般，对于欲望枯骨的描摹，不过是意图指出救赎之道。

　　我之所以欣赏《没有神的所在》，因为从字里行间所痛感的，乃是当下社会的“金瓶梅形态”。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沉沦至此，以至于要依靠竖立那么些履行了基本伦理底线的人为楷模？乃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全然为欲望与金钱所攫取，整个社会都出卖价值观、伦理与道德，以换取欲望与金钱所铺陈的糜烂与富足。宗教如同金瓶梅中所描述妻妾们的念念有词一般，不是心灵深处救赎的呼唤，而是现实中实现欲望与金钱的一个筹码。而理想更不必再提，传统社会之中，人们尚且仰望士大夫的家国天下，圣人君子，天下大同；如今统统替换成了房地产的平方数，轿车的空间与动力，股票市场的指数波动，高富帅与白富美的全民狂想。

　　今天的中国没有可供朝拜的圣地，没有提供心灵栖所的灵山；亦没有建设社会所去往的方向，没有共同感知的高尚与崇高。我们只有几个履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职责的可疑的偶像。

　　我们今天生活在哪里？西门庆的后院里，清河的繁花似锦里。

　　我们乃是上帝或佛陀或真主的弃儿；我们乃是被高尚放逐了的灵魂；我们乃是5000年历史劫余的怪胎；我们乃是世界正道的废都。

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金瓶梅的时代。

来源:FT中文网

王冲：“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战略错误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抢掠中国地盘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是二战时中国要亡国灭种之际给予帮助最多的国家；1949年后，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彻底倒向苏联，结果一无所获，还在珍宝岛开战；改革开放和美国及其盟国做生意，融入西方体系后，经济才得以迅猛发展。苏联带给中国的是灾难和屈辱，而美国带给中国的是民主和普世价值。

５月4日早上，我到银行办事儿，顺手拿起一份《北京日报》，翻到评论版。头条是“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这篇雄文，二条是“‘胳膊肘般的感情’符合中俄战略利益”。

　　两篇文章结合起来，无疑是告诉读者，美国政客很坏，处心积虑地对付中国；俄罗斯真是哥儿们，应该珍惜并发展中俄之间的深情厚谊。

　　《北京日报》是党报，被称为中国的“左王”，它的评论有时是官方的意志体现，有时是自发行为。这两条，无论是官方意志还是自发所为，都说明反美亲俄的姿态。

　　拉俄罗斯抗衡美国，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最近，和一位中国外交部前高官以及一位东南亚问题专家聊南中国海问题。两位都集中火力谈美国，认为美国处处与中国为敌，俄罗斯才是真朋友。这位老大使，还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

　　2月，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投下反对票，令国内外大感意外。这位大使告诉我，本来中国想弃权，但普京发现任由西方这样颠覆一个又一个政权很危险，于是电令俄罗斯外交官投反对票，然后通知中国，中国这才投了反对票。

　　难怪，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听说中国投反对票时，瞠目结舌，不知为何这么干。

　　其实，中俄之间在国际舞台上还有诸多配合，许多人认为这样符合双方利益，两个弱者联合对付一个强者古已有之。三国是吴国和蜀国两个弱者，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魏国；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时，为了缓解压力，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

　　不要以为这么干有理，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抢掠中国地盘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是二战时中国要亡国灭种之际给予帮助最多的国家；1949年后，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彻底倒向苏联，结果一无所获，还在珍宝岛开战；改革开放和美国及其盟国做生意，融入西方体系后，经济才得以迅猛发展。苏联带给中国的是灾难和屈辱，而美国带给中国的是民主和普世价值。

　　从政治体制看，俄罗斯表面是民主国家，实质是普京独裁的警察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经常是出尔反尔，不讲信义。苏联失去了中国，失去了东欧，然后自己又分裂，显然是落后的体制。而美国及其盟友的民主体制，虽然有诸多缺陷，但依旧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一系列坏制度里面相对较好的一个。

从经济方面看，更是如此，中美经济合作，中国真是赚了不少钱，大家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看得清楚。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欧美经济出现困难，但你要相信他们自身的调节能力，不要以为中国真的多么厉害。再看看俄罗斯，领导一声令下，华商的财产就被俄罗斯警察抢走；中俄之间的管道，说改道日本就改道，毫不含糊。中国指望俄罗斯供应石油，更是天大的风险，俄罗斯倒是将扼住中国的咽喉，想断油就断油，想提价就提价，整你没商量。这是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多疑、善变、警惕心强，融合了西方的勇猛和东方的狡黠，他们不止对中国如此，对谁都这样。

中美理应是天然盟友

　　从人民之间的情感来看，美国人对中国人，还是有着传统的友好，当年把庚子赔款的钱，拿来建清华大学，便是美国人所为。而俄罗斯则不同，俄罗斯人一方面羡慕中国的经济成就，一方面难以掩饰多年来对中国的瞧不起和敌视，黄祸论在俄罗斯的流行程度，远大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流行程度。

　　从地缘政治看，中美更不应为敌。中美远隔重洋，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却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联俄抗美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反之，将让中国处于孤立地位，可能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有甚者，还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

　　这些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原因很简单，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中国外交界以及专家的传统是，到那个国家工作、研究哪个国家，就亲哪国，因此，对俄工作的人士希望中俄关系好，再正常不过了。但到了美国这里，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中国政府内部，甚至一些专家，越是了解美国，越是主张对美强硬，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政治正确。

　　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美国给足了面子，但为了政治正确，总要批判美国才安全吧？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说这是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政治正确；中菲南中国海对峙有美国在背后，批判一番总是正确吧？美国发布人权报告，说中国是独裁国家，中国立即也予以反击，批评美国的人权，隔空叫骂。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中美双方互有默契的表演，但对民众而言，谁能分得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里是悉心表演、哪里是真刀实枪？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敌人，你如果把一个人当做是你的敌人，每天这么想，这么说，天长日久，他便真的成为你的敌人。

　　天长日久，专业人士不得不为了政治正确表演，而随着国力强大，民族主义勃兴，很多人不满足于世界第二经济体，希望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老大。

　　这是可怕的想法。如果这种想法蔓延，将会军备竞赛，毫无疑问，这将拖垮中国。

　　其实，中国发展到今天，休养生息一下，与民谋利，夯实基础，推动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文明建设，而不是到国际上争什么老大。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斯伟江：小河法院听到的刑讯逼供

原标题：小河弯弯，向西流！

小河法院听到的刑讯逼供，花样繁多，品种丰富，（当然，如果你是被告人，那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归纳下有：

1，吊起来，直到受不了或者昏过去；

2，老虎凳上皮带抽，血迹斑斑；

3，老虎凳上不让睡，几天几夜；

4，冷暖空调对着吹；

5，拳打脚踢抽耳光；

6，冷天电扇吹不停；

7，老虎凳上手反拷后用皮带向上提，同时另一人晃动肩部，增加痛楚感。

8，手铐反铐用脚踩；

9，用弹簧脚镣夹脚；

10，不让上厕所，憋死你。11，隔山打牛，用电话本垫在胸口，用锤子敲打。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当立法权和执法权联合在一个人或者一个行政机构手中时，自由就消失了”。

　　佘祥林案多年后，又曝光了赵作海案，中政委为挽回国家形象，减少刑讯逼供，召集两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制定了这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则[1]。这些规则，既是他们主导制定，又是他们执行。新刑诉法的制定和执行，实质上也一样由公检法主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已经近二年，唯一适用的一例，就是宁波的章国锡案（我是二审律师），也就是一审判决，二审至今长期难产，由于是第一胎，谢绝镇坪计生委去强制引产。

　　章案所孕育之地，宁波有发达的私营经济，有恒产者有恒心，此地向来人文荟萃，王阳明，黄宗羲，万氏兄弟等，一审法院院长是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有法治之心。浙江有较为宽松的司法环境，行政诉讼第一人也出产于此。另外，2006年开始，高检规定，职务犯罪案件规定要有录像，而在公安办案中，目前没有规定必须录像。章国锡案排除的主要依据，是检方录像中有殴打行为，当然，最关键的是，法官敢让法律活起来，而不是纸老虎。

　　贵州山水美，恨无缘亲近。不意法庭上，无限风光在险峰。小河法院听到的刑讯逼供，花样繁多，品种丰富，（当然，如果你是被告人，那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归纳下有：1，吊起来，直到受不了或者昏过去；2，老虎凳上皮带抽，血迹斑斑；3，老虎凳上不让睡，几天几夜；4，冷暖空调对着吹；5，拳打脚踢抽耳光；6，冷天电扇吹不停；7，老虎凳上手反拷后用皮带向上提，同时另一人晃动肩部，增加痛楚感。8，手铐反铐用脚踩；9，用弹簧脚镣夹脚；10，不让上厕所，憋死你。11，隔山打牛，用电话本垫在胸口，用锤子敲打。虽比不上满清十大酷刑，及重庆铁山坪，却也有贵州特色。按理，26人被刑讯，有人甚至仍有伤，应该是很容易产生非法证据被排除一二的，可惜结局并非如此。

　　公诉人的举证是这样的。拿出讯问笔录，说你签了字，说明你认了。拿出看守所的体表检查，说你没伤痕。（按理是医生检查身体，但是，很多看守所出证明说，医生不够用，拿民警充数。被告人说，非法行医的都不是民警，根本就是犯人检查犯人）。最后，检方拿出涉嫌刑讯的警察书面证言，说自己文明执法，没有刑讯逼供。最后，拿出贵阳市公安局纪委的证明，我局下面的民警没有刑讯逼供。

　　面对律师提出的关键证据要求，1，拿出录像。检方说，没有录像，楼都拆了。2，要求讯问人员出庭，检方再拿出贵阳公安局的证明，“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故不安排我局出庭作证”。根本就不理睬刑诉法规定，作证是个人义务，直接涉嫌刑法307条，妨害证人作证罪。

　　如北大陈瑞华教授所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被告人做原告，检方做被告的小审判。和其他诉讼一样，别人指控你什么，你答辩什么？大多数被告人指控是没有伤痕的折磨，检方无需举证证明没伤，举了也是无效证据。此案，有效证据就是司法解释规定的，在场的其他人出庭作证，原始讯问录像，以及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在公检封闭的空间，犯人是孤立无援的，因此，只要犯人说出被刑讯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就在检方。对检方而已，最有力的，除了录像，就是在场人证，方能洗清警察刑讯的嫌疑。检方无法举出这些有效证据，不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法庭就应该认定，存在非法证据的嫌疑，而排除这些被告人供述。

　　现实是，只等辩护人和公诉人一说完，审判长左边歪下脑袋、右边歪下脑袋，算是和两边的审判员合议完了，直接宣布，（律师申请排除的）被告人供述可以在法庭上宣读，等于宣布检方胜利。就连黎庆洪，司法鉴定都有伤，他是从赛车场直接到看守所，4年了，伤还在，检方说，谁知道伤什么时候形成？法院认为检方说法成立。就这样的小河模式，搞了2天，还准备继续搞下去。这是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高官指导下的小河模式，无疑，直接架空了非法证据司法解释的精神，留下了一个沉重发臭的肉身，供人践踏。

　　我能理解这种无奈，公安认为打击犯罪就需要适当的上手段，上手段就是刑讯，而检察院、法院的政治地位，远达不到可以独立制衡，一旦公安老大哥过了，后面的也只能帮他们擦屁股。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在其一个出版的讲座稿中说，“甘蔗没有两头甜，打击犯罪和严格依照程序之间产生冲突时，只能让一种价值优先，这个价值就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这个说法，是多么地正确！我当时看了非常感动。

　　其实，美国也产生过这种冲突。自美最高法院出台米兰达规则后（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律师在场权等），恰好遇到犯罪率高企，结果，尼克松就以此攻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私图通过任命偏好的大法官，来废除这个最高法院制定的规则，但是，毕竟总统不是总书记。在十几年之后，民众和警察都发现，这个沉默权，并不是洪水猛兽。其实和犯罪率高低并无很大影响，被告人的口供比率和颁布米兰达规则前相差无机，研究表明，犯罪开口，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讲能减轻或者认为自己能解释清楚。而警察发现，沉默权是警察免责及文明办案的最好保护神。于是，刑讯逼供这大杀器，更多地让位于审讯的心理游戏，后者，是合法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美国学者说，米兰达案，一度被视为缺乏正当性的司法能动主义标志，现如今，却变成警察职业化法治，让社会公众相信他们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尊重法治正当性的标志[2]。

　　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最高法院创造的。如果让警察部门来主导，甚至让议会来制定都有难度。前者自我革命也一样困难。后者，有民意支持要严惩犯罪。美国最高法院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对警察和民意说不。当然也遇到了警察和民意的反弹。

　　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水土不服，在立法上孤军深入，在执法机构上，同样如此。孟子说，徒法不能自行，徒善不足以行政。立法上，因为需要制定者需要自己约束自己，所以它折中妥协，并没有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讯必须录像，或者非审讯场所不能审讯，（贵阳的刑讯都在公安自己的大楼和其他非法办案基地进行的），甚至警察出庭作证都不是强制性的。在执法上，法院不敢真正行使自由裁量权，在非证程序小审判中，判警方败诉，实力决定行为。

　　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包括检察官独立，法官独立，希望通过搞一二个法律修改，孤军深入，结果是，被聚而歼之，惨不忍睹。林彪元帅的说法，锥形突破，是需要在这个突破点，很多兵力的，因为一旦突破，就三面受敌，就需要源源不断地在这个突破口投入兵力[3]。如果真的要在非法证据排除做文章，就必须完善其他立法和执法机构的变革。

　　这当然是理想的状态和高明的“军事家”指挥才行。现在司法改革即便是法院、检察单骑突进，实际已经是非常大的政治改革，最保守疗法也得中央直辖，经费、人事直属。这恐怕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是当法官、检察官权力大了，人事就得减少。最难是处理人的问题，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还会涉及地方和中央权力分配问题，会给地方维稳带来困难。在五不搞、不折腾的今日，指望搞如此动静的改革，无疑要等风云际会，政改启动之时。不妨看看中南海来信。体制内的锥形突破最多，就如非法证据排除一样，银枪腊样头，看上去很美。真正的锥形突破来自民间社会，而突破点，也不会是在司法。因为司法是规则充裕、官方完全掌握主动的地方，民间很难置啄。但是，如果议会和司法难以突破，最后的突破点，可想而知。

　　法庭上，不敢来真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变成了画饼充饥。我在小河法庭上对公诉人说，“不要这样画饼充饥了！公诉人自己画个饼说自己吃饱了，我们看着觉得荒唐”。可怕的是，法院看着这个饼，一抹嘴，也说，“好饱！”饥火中烧的被告人和律师，看着这些身不由己的官们，能说什么？

小河弯弯，向西流！流不尽，许多愁！

　　（小河模式之二，非法证据排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页4

　　[2]《刑事程序故事》美卡罗尔、S斯泰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149

[3]《林彪日记》上集

来源:作者博客

秦晓：重启中国改革的七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他认为可以在五年里，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

第二个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应该将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降至2.5%；

第三个目标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逐步使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

第四个目标是发展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是43%，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高到50%左右；

第五、六、七个目标分别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绿色经济和改善收入分配。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总量大而质量不高，增长速度快而结构性失衡，”在6月20日召开的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在发表主题演讲时，对中国经济总体态势做了上述的总结。

　　秦晓认为，一系列问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达到了一个拐点，例如，中国没有显示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趋势，外部需求和出口的下滑成为长期结构性问题，价格体制长期扭曲，环境危机、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等等。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一个拐点，需要新一轮改革。”秦晓总结说。他说，为了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市场共识，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互动，需要政府从经济中“脱嵌”，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秦晓为未来五年的中国改革列出了七个目标，并试图为这些目标做一些初步的定量分析。

　　第一个目标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他认为可以在五年里，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第二个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应该将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降至2.5%；第三个目标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逐步使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第四个目标是发展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是43%，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高到50%左右；第五、六、七个目标分别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绿色经济和改善收入分配。

　　秦晓还强调，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要控制失业和通胀的水平，二是要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和稳健的金融体系。

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问题，秦晓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存在着体制内外的高度共识，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征”而难以解决产权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仍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困扰着我们，应该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这两个难题，”他说。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是培养贪官

中国只要有实权的党务机构官员、政府官员、司法机关官员、事业单位官员，每年有两大合法发财机会，中秋节和春节，其次是生病。过节和领导生病下属送礼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不送礼可能会有坏处，送礼的领导不一定都记得，不送礼的领导可能都铭记在心。

来源：维权中国网

贪污腐败在世界任何国家都将永远存在，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要数社会主义中国。

一个最可怕的制度，不仅仅是培养无数的贪官，而是达到无官不贪，没有一个干净的行业，整个国家各行业沦陷，更无从谈论法制，人权与尊严。社会主义体系的法制只是狭义上维护国家政权机器。如多年来司法机关实际上受党务机构控制。司法机关只能对下不能对上，下面是人间上面是天庭。

中国只要有实权的党务机构官员、政府官员、司法机关官员、事业单位官员，每年有两大合法发财机会，中秋节和春节，其次是生病。过节和领导生病下属送礼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不送礼可能会有坏处，送礼的领导不一定都记得，不送礼的领导可能都铭记在心。

为何无官不贪？中国提拔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局长必须经过市委书记同意，想进入县级市常委，必须经过地级市委书记同意。只要进入市委常委，一生基本享受。只要在本单位当上一把手，签字报销权，人事权全权在手，办公室弄张床，大胆的甚至还弄个年轻女孩在办公室一起工作。

49年至今，一个国家经历灾难与曲折，对于国家发展路线一直羞答答，想走资本主义怀恋权利集中，执着走社会主义明知是一条死路。

西方社会也时常存在腐败，中国官员一个村主任贪污100万美金都不是什么奇闻，一个镇党委书记贪污100万美金在很多地方并不特别困难，一个局长贪污100万美金太正常，一个副市长贪污100万美金不算多，一个市长、市委书记贪污100万美金可能算清官，一个省领导贪污100万根本不叫贪污。如果在西方社会，贪污100万美金可能举国震惊。

一个国家的腐败是制度腐败，一个制度的腐败意味着执政党不改革必将彻底退出执政舞台，很难有机会重新执政。

注：本网域名（wqzgw.com）已遭封杀，现域名wqzgw.netEkr维权中国网

胡星斗：越南的政治改革竟然远远超过了中国

在中国人吵吵嚷嚷要不要实行民主、怎样实行民主的2007年5月，经济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越南，悄悄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再次超越中国，迈出大步。5月20号，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从875名候选人中选出500名国会代表，完成了第12届国会代表选举。875名候选人中，非越共党员超过百人，其中30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

之所以越南检察署2010年1号通知能吸引人，是因为越共各级书记包括中央总书记都有申报财产的义务，而中国这边的各级书记们都没有这个义务。

1、越共非常认同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越共已经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切切实实的步伐，特别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建设上，做得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又细致，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国学习。

2、表现在：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实行质询制度；政治报告提前两月公布，在全党进行充分讨论；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国会规定专职的代表比例大幅提高到25%，避免兼职。

3、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选举前，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令人惊讶的是，在“十大”上党的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产生。

4、越南国会规定专职的代表比例大幅提高到25%，避免兼职代表过多“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而且，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而且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回想一下，中国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人大上进行过一两次人大代表对政府官员的质询，后来就无影无踪了。

5、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质询制度如于2002年，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覆为止。中共还没有实行这个制度。

6、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2001年“九大”，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不但在全党甚至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情况介绍之一---越南国会实行竞争性直选意义重大。

在中国人吵吵嚷嚷要不要实行民主、怎样实行民主的2007年5月，经济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越南，悄悄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再次超越中国，迈出大步。5月20号，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从875名候选人中选出500名国会代表，完成了第12届国会代表选举。875名候选人中，非越共党员超过百人，其中30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

在选举模式上，当局提倡竞选，要求候选人会见选民，向选民说明当选后的行动计划。从5月3日到16日，875名候选人在182个选区会见选民并进行了选举造势活动。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现任国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带头会见选民。

越南媒体报道，在南部西宁省高台庙选区，一名候选人一次就会见了2186个选民，创下了单次会见选民的最高纪录。越南有关当局还表示，希望无党派人士能在第12届国会中占据超过10%席位。越南此次国会选举采用的是多数代表制中的中选区制，每个选区从4到5名候选人中选出2到3名代表。全国总起来看，差额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虽然不能算充分放开的或者说充分竞争的选举，但是这个差额比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算是首屈一指了。

尤其重要的，直接选举使每个登记选民一旦有话要对最高民意机关说，他就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代表人。竞争性直接选举，已经接触到了民主的本来含义，从程序上接近了民主的最低标准。越南总人口8312万，此次登记选民有5000万，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投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在候选人确定方面，为了防止政党负责人个人意志支配选举，候选人由祖国阵线（越南的统一战线组织）和选举委员会共同决定。

越南国会是越南具有立宪和立法权力的唯一机关，每届任期5年，制定内外基本政策和经济、文化发展目标，确定国家机器组成和公民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主要规则。过去，越南国会也有“橡皮图章”的恶名，后来越南法律规定国会代表有直接质询官员的权力，越南普通百姓也开始在电视上看到代表与官员面对面探讨问题乃至质询。

据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平克斯表示，近年来，越南国会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出日益积极的作用。越南的国会代表开始更加积极地质询政府官员，并且对于政府各机关提交的法律草案进行认真的评估。

越南近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频频出招，开始引起国际社会注意。2006年2月3日，越共中央公布了将在晚些时候召开的越共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请人民公开提意见。那份报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此举导致越南全国的媒体都卷入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辩论。

十大会议上，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同时接受中央委员等等职务的自荐，比如有人自己提出来想当中央委员，或者要当部长，只要竞选成功或通过了有关考察，便可任职。

今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４日越共召开十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其中，有关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引人注目。它提出大幅度精简党和国家机关，越共中央当时存在的11个部委只保留６个，其他５个部委予以撤销或整合。当时６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党委整合成两个党委。全会还确定第12届国会选举的原则和日期。

3月中旬，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一项法令，要求国会代表与政府高级官员最早4月起申报财产，以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行为。法令要求政府官员与国会代表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及其他个人财物。

据《越南经济时报》1月30日报道，近日越南政府监察暑颁布2010年1号通知，从2010年3月16日开始，中央、各省市和各县机关、公立事业单位、政治社会组织以及军队和公安系统的副科长和相当于副科级以上的干部有申报财产的义务。此外，须申报财产和收入的对象还包括国营经济集团、总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和经理部领导成员。

本文作者：胡星斗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李培林：各阶层都认为现行制度对自己不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资料图

　　阶层认同度与分配制度改革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很受关注，解决起来也有难度，但我们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调整收入分配有一个主观认同问题，就是国民对收入分配秩序的认同问题，我认为目前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调查、测量阶层认同时，把社会分成上、中上、中层、中下、下五层，然后让被调查者选自己属于哪一层，他们选的结果和他们实际的情况不太一致。这就给分配制度改革带来了难度。

　　从世界范围看，日本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一直是比较小的，日本有将近6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巴西的收入差距比我国还大，但也有将近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我们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我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占了将近55%，全世界都没有像我国这样的调查结果。当时我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阶层认同偏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收入差距也很大，去过印度孟买、新德里的人都知道，如同纸糊的贫民窟和高高矗立的玻璃大楼并存，即便如此还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

而在我国，无论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他们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不是政府不想解决，而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实在是很大。有些改革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想使一部分人受益就必然会触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时候改革就难了，各种利益之间需要一个妥协。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各阶层都认为现行制度对自己不公，出现这样的状况，政府再怎么使劲也不行。改革收入分配不是政府简单地加大转移支付，把一部分钱转移到穷人手里就能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大家认同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来源:北京日报

茅于轼：贫富差距和垂直流动性

近年来由于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和巩固，特权者彼此勾结，外面的人很难进入。某些行业的平均工资比市场水平高出一倍，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只有靠特殊关系才能够获得这种非市场的待遇。我国的官本位制，不同级别的官享受不同的待遇，而且这种待遇可以传给子女，所以会有“我爸是李刚”的发威声。现在和过去相比较垂直流动性大大地降低了。

要改善垂直流动性需要普及教育，消灭特权，发展社会公益，信息畅通无阻，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我国在这些方面，只有基础教育普及做得较好，其他方面都是问题重重。这些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垂直流动性很难能得到改善。

　　和贫富差距同样重要，但不被关注的一个指标是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即低收入阶层是否容易进入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大，但是垂直流动性很高，未必都是坏事。它能鼓励低收入者奋发图强进入中高收入阶层。相反，绝对的收入差距虽然不大，但是垂直流动性很差，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低收入者的愤愤不平。这对社会是危险的。

　　我国在改革初期，有较高的垂直流动性。那时候阶级斗争对社会一部分人的歧视逐渐取消，一些久被压迫的人，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中有不少人通过跑单帮，做买卖，搞发明创造，发奋读书成为万元户、企业家、学者。

　　但是近年来由于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和巩固，特权者彼此勾结，外面的人很难进入。某些行业的平均工资比市场水平高出一倍，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只有靠特殊关系才能够获得这种非市场的待遇。我国的官本位制，不同级别的官享受不同的待遇，而且这种待遇可以传给子女，所以会有“我爸是李刚”的发威声。现在和过去相比较垂直流动性大大地降低了。

　　我国的户口制度也妨碍了垂直流动性。移民进城的打工者不能获得城市户口。连他们的子女，虽然出生在城市，是城市里土生土长的人，还不被认同是城市居民。在高考，购房，买车，办证(如申请护照，办理出国)等方面都受歧视。户口变成了一种身份歧视，而不是对居住的管理。这和改革前阶级划分没有什么两样。父亲或祖父是“剥削阶级”，儿子，孙子也还是剥削阶级。相反，一些处于权势地位的人，尽管出了事，摇身一变继续能留在权势阶层里。有些当官的因为犯错误被记过或降级，不久又能异地官复原职，靠的就是特权。

　　美国一直保持较好的垂直流动性。比尔·盖茨就出身平凡；奥巴马是一个黑人，也能当上总统；前国务卿赖斯也是黑人；再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在那里权势人士的子女未必权势，里根总统的儿子失业只能排队领救济金。美国也有一些大富豪由于资产管理不善，几天之内变为穷人。他们没有固定的特权可以依靠，所以流动性很高。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大，而垂直流动性也大的社会。不少外国人愿意去美国谋发展，就是因为垂直流动性高的缘故。

　　要改善垂直流动性需要普及教育，消灭特权，发展社会公益，信息畅通无阻，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我国在这些方面，只有基础教育普及做得较好，其他方面都是问题重重。这些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垂直流动性很难能得到改善。

　　较好的垂直流动性，能使社会富有活力。但是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造成的种种问题。所以即使有了较好的垂直流动性，减少贫富收入的过分差距仍然是必要的。美国最近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活动说明了这个道理。美国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美国政府不但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来调节收入差距，还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专门帮助低收入家庭。我国的税收只对工薪阶层有累进制，对靠资本获利的根本就没有累进税，更不用说有些特权分子连税都不交。我国政府也不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在注册登记方面非常困难。所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收入差距不能没有。否则大家吃大锅饭，彼此搭便车，社会的生产力会极大地被破坏。我们应该消除非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严格讲，所有的初次分配都应该从市场得到，或者说按要素所得分配财富)，同时对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要加以限制。

　　收入差距容易被观察，也有较多的统计数据，所以大家研究得比较充分。但垂直流动性很难被观察，更难去研究。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要比较垂直流动性的变化，可以在某一特定时期对高阶层人士作抽样调查，看他们的父辈是做什么的，然后比较不同时期的流动性。也可以每五年作一次收入五分制下每一层的人数变化，以观察财富在社会中分配的变化状态。

　　但是也要注意，垂直流动性是一个中性的指标。它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是否有变动，这种变动的机会大小。它并不能说明垂直流动性高就一定好。这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流动性，和流动的方向朝好还是朝坏。在战争年代或革命动乱时垂直流动性很高，但是对普通百姓并不好。在制度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时垂直流动性比较低，这也不是坏事。在非战争年代，尽管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底层中黑社会盛行，高层中特权膨胀，也会造成垂直流动性加快。在上面说到的按收入五分制统计的各层人口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垂直流动性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最穷和最富的人数减少，中间收入的人数增加，是一种好的垂直流动性。此时社会朝更公平的方向发展，结果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收入分配社会。相反中间层向两头流动，表明收入差距在扩大，基尼系数会变大。

在没有特权，充分竞争的市场分配制度中，收入分配和人的才智、体力相关。而人的才智、体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纺锤形的收入分配社会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植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自然的必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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