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52期（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要求罢免温家宝党政职务的“万言书”——“公开信”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领衔签名。虽然号称有“1644”人参与联署，但见诸网络的名单只有李成瑞、巩献田、宋平、苏铁山等97人。在这封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里，马宾等人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外有关势力加紧合谋，以改革攻坚、反垄断为名，要使我国仅存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全面私有化；这些国有企业面临被瓦解、瓜分、彻底搞垮的高度危险”，“为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必须“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抵制国务院“新36条”，认为它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一样都是在瓦解国企、瓦解公有制、推行私有化。

在这封公开信里，马宾等人还特别强调要坚持“马列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简称，下同），认为“马列毛”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灵魂”，“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他三项基本原则就会变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复存在。”指责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进行了“改旗易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推行修正主义，从而使改革开放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出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

马宾等人还特别对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进行了严厉谴责。认为温家宝十年任期内，“充当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公开信”列举了温家宝的六大“原则错误和罪行”，指责温家宝目中无“毛”——“他八次到湖南、三次到湘潭，竟然连一次也不到韶山毛主席故居”。认为温家宝宣扬普世价值，主张多党制，“已经成为全盘西化派在中央顶层的代表人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奸”，因此，“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职务”。

总之，“公开信”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严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面临瓦解，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险，因此，当务之急是罢免温家宝，高扬“马列毛”，则“党和国家”依然拥有“光明前途”。

尽管这份“公开信”批评了中共十三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尽管“公开信”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也尽管“公开信”攻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我们认为这“1644”人还是“爱”这个国家的，还是愿意为人民大多数的利益进行鼓呼的，而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一条也赋予了国家公民 “言论自由”权利及“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因此，我们首先提醒北京市有关方面（傅政华）要充分尊重这“1644”人的基本人权，不要因为他们“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便上纲上线，“严厉打击”。

话又说回来，我们尊重“1644”位左派同胞的表达权，尊重并维护“左胞”们的宪法权利，反对有关部门动用国家机器对他们进行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左胞”们的立场和主张，相反，我们认为“左胞”们为解决现实困境所给出的方案和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中国的未来循着“1644”人所坚守的“马列毛”方向，则中国不仅没有光明的未来，而且将会是新的一连串的黑暗和灾难。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前期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凯歌行进的岁月。在二十世纪中期，包括中国在内，世界至少有几十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僵化主义的作祟，到二十世纪末期，“马列主义”政权遭逢全面的失败，苏联东欧蒙古等“马列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放弃马列主义的准国教地位，通过和平改革渐次走上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道路，国家的活力、人民的幸福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少数几个顽固不化的马列国家如朝鲜则几乎成为“暴政国家”和“要饭国家”的代名词。此外，“马列主义”越南、古巴也正在改革，越南政改的步伐尤其大，社会综合收益也非常高。由此可见“马列主义”在曾经建立“马列政权”的国家里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在中国之外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马列主义”政权基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中国，在1949年建立起了比较标准的“马列”政权，不仅共产党成为法定的的领导党，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被抬上了“国教”地位，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在经济制度上实现了所谓的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但悲剧的是，在“马列毛”思想旗帜指引下的中国同样因为独裁专制、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导致包括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社教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持续不断的国家灾难……，不仅在政治上，人民无法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国家和人民长期陷于极端贫困，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法得到保证。到毛泽东临死时，中国已经落后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由此可见，无论是欧洲的马列主义，还是本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如何建设一个幸福安康的现代化国家问题上都全部遭遇到全面、全方位的失败。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主导的中共领袖集体才果断放弃马列教条，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经济社会领域的系列改革，在比较短的时间基本解决了毛时代长期未能解决的人民温饱问题，并在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就是“1644”人所说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先后推行了包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改革、加入WTO等等在内的“特色化”改革。通过改革，“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绝对极权和普遍贫困，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零八宪章》语），这一点是必须得到肯定的。

但是，近几十年改革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如“1644”位“左胞”在“公开信”中所谈到的那样，在当今中国“工农劳动人民沦为弱势群体，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与社会风气败坏”等等。但是，“左胞”一定要弄明白，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坚持“马列毛”，而恰恰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坚持“马列毛”造成的。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强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却蜕变为共产党及其领袖或领袖集团的专制独裁，这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有专制有独裁，人民大众所期望的公平正义、美好幸福就永远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而发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则完全死守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在“一党专政”方面没有丝毫的松口，而且也是他最早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路线，邓小平强调“一个字也不能改”（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原则”）。89.6.4之后上台的机会主义者是萧规曹随、亦步亦趋，既就是弄出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共产党的领导”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到了第四代平庸寡头政治时，不仅在路线上有些“左倾”回归，而且还公开喊叫什么“五不搞”。这一切都说明，“1644”位“左胞”所顶礼膜拜的“四项基本原则”一直被执政党维护到现在。

但左胞们必须明白，正是因为强调和维护共产党的垄断性执政，正是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缺位，才导致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以共产党的各级官僚为核心的腐败权贵集团，他们通过秦晖先生所说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的形式对国有财富极尽瓜分掠夺之能事。而广大人民因为对于土地、矿山、森林、工厂企业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的主权和产权，而所有的国家资源和公共资源以及国家机器（公检法司军）又都完全掌控在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手中，人民大众对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无法形成现实的监督力量和制裁力量，在此情况下，才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许多学者惊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如此灾难和危险，许多具有清醒头脑和长远眼光的朝野人士都看到了“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意识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意识到“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意识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意识到“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也正因此，他多次强调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强调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但是，正如温家宝今年3月14日在答记者会上所言：“由于能力有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他在目前是无力以常规手段撼动强权维稳政体的，他也不具备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地位和权威，是故他虽然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具有民主政改思想，但在体制内他形单影只，不仅受排挤受打击，而且被严重边缘化，这当然是非常悲剧的。

好在温家宝虽然孤家寡人，但仍抱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意志，在能力所及范围内，继续努力。正如“左胞”们所看到的那样，温家宝在任期内竭力推动包括“新36条”在内的制度法规建设，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尽可能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

问题在于温家宝的这些努力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存在的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建设不到位的情况下，所有良好的政策法规都会在实践中扭曲变形。就像市场经济改革、股份制改造、加入WTO，本来都是改革必走之路，但在“中国特色”的一党制条件下，这些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扭曲成将各种优质资源（包括机会资源）“配置”给官僚权贵及其庞大的家族裙带了。这也正是中国改革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盛行、人民大众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被剥夺、沦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1644”位“左胞”们应该清醒过来了。爱国是对的，考虑人民利益也是对的，但一定要揪住病根、开对药方，否则会犯“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就89.64以来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疾病而言，不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法解决，而且毛泽东主义同样无法解决，甚至这种腐败专制、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化、群体性抗争事件此伏彼起、四处开花的局面本身就是坚持“马列毛”的直接或间接恶果！因此，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放弃的，“马列毛”是必须放弃的——而且必须是干净彻底、不留尾巴的放弃。这对于长期膜拜毛泽东的“1644”位“左胞”可能有些难受，但长痛不如短痛，近现代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早已证明：唯有民主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对策。正如《零八宪章》早在2008年12月就已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因此，为国家之现代化、民主化计，为14亿中国人民之根本福祉计，我们不仅希望“1644”位左派同胞能够清醒过来，不要再做什么高扬“马列毛”的无用功，我们也同样希望执政党领袖集团能够像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那样清醒地看到中国改革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唯一出路——宪政民主。执政党十八大很快就要召开了，我们殷切地期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基层，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都能够戮力同心、全心全意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改革事业，全心全意地促成民主中国、自由中国、法治中国、宪政中国的早日到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2-8-16

严正声明

就朱承志老人被捕事件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今年6月6日在湖南邵阳发生了著名民主人士李旺阳先生被当地警方宣布“自杀”死亡的的蹊跷事件，警方飞荒谬论断引起海内外各界良心人士的普遍质疑和抗议，人们综合李旺阳先生的人生履历、死前活动以及死亡现场的相关信息得出李旺阳之死是中国民主维权史上的又一起“被自杀”悲剧，也因此，海内外民主维权人士（包括香港同胞）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关注李旺阳之死的抗议运动！

因为做贼心虚，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引起了湖南邵阳地方当局的极大惊恐和不安。他们不惜动用大量警力及相关政府资源去打压湖南境内及一切前往湖南调查和报道死亡真相的众网友。其中，李旺阳先生的小学同学及生前好友朱承志先生因为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李旺阳死亡现场图像信息并对“自杀”说表示质疑而受到最严重迫害。

据多个媒体报道，2011年李旺阳先生出狱后，朱承志先生曾多次前往看望并设法帮助李旺阳治病。6月6日，在李旺阳被宣布“自杀”当天，朱承志先生便以最快时间赶往现场并拍下李旺阳“自杀”现场图片及相关视频，随后，通过友人将这些非常关键的音像资料被公布到网上，正式这些漏洞百出的现场“上吊”图片才特别引起了广大网友对官方“自杀”结论的普遍怀疑，并推动“关注和声援运动”的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朱承志先生在推动海内外关注李旺阳死亡真相运动方面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也正因此，朱承志先生成为邵阳地方当局乃至湖南省当局的重点“工作”目标——他们先是控制了朱承志的人身自由，在劝说朱承志承诺“不再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保证书”上签字失败的情况下，6月8日，朱承志老人被当地警方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拘留10天，其后转刑事拘留，7月25日更是以所谓“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将朱先生正式逮捕。据“自由承志”网站透露：朱承志在拘押期间，邵阳当局曾要求朱承志写一份声明说自己拍的那些照片和视频都是假的，不可以对他从轻处罚，朱承志不答应，拒绝与当局合作来进一步掩盖李旺阳死亡的真相，于是迫害升级，便被作恶累累的邵阳当局正式逮捕了！

众所周知，朱承志先生最近几年连续奔波呐喊在民间维权运动的第一线上，几乎所有发生国内的重大维权事件都能看到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奋不顾身、竭力抗争的身影——他不仅慷慨解囊一万余元救助进京访民，不仅多次前往苏州灵岩山与众网友共同祭奠林昭女士，他还全称参与了福建三网友案件的所有“围观”活动，参与了倪玉兰案和王荔蕻案的现场“围观抗议”活动，而在每一次的围观抗议活动中他都会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揭露有关当局对人权的侵犯和伤害，努力以此来捍卫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并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正因此，“零八宪章论坛”对湖南邵阳地方当局以“煽颠”名义逮捕朱承志老人的流氓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认为，对朱承志老人的正式逮捕不仅是对中国人权和法治事业的践踏，而且是公民良心和人类正义的蹂躏。无论是先前发生的李旺阳死亡事件还是最近的朱承志被捕事件都再一次证明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仍然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对此，“宪章论坛”不仅要谴责践踏人权和法治的湖南地方当局，也要严厉批评向来以“伟光正”自居的执政党——执政党必须为发生在中华大地的诸多李旺阳事件和朱承志事件承担最后的责任！

为了捍卫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为了人权和法治事业的进步，针对朱承志老人被逮捕事件，“零八宪章论坛”特别声明如下：

第一，湖南邵阳地方当局必须无条件地释放朱承志先生，并保证老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第二，湖南省当局必须督责邵阳地方当局迅速释放朱承志先生，并给老人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第三，鉴于湖南省内最近以来所不断发生的恶性案件（包括李旺阳被自杀事件、朱承志被捕事件以及唐慧被劳教案等等），建议执政党中央严肃整顿湖南吏治，还李旺阳先生死亡真相，还朱承志老人以自由，并严肃追究“始作俑者”及其帮凶的一切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最后，我们呼吁海内外各界良心人士继续关注李旺阳事件和朱承志事件的后续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推动湖南地方当局回归人权和法治的底线，尽早还李旺阳先生死亡真相，尽早还朱承志老人以全部的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

《零八宪章》论坛

2012-8-16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辉：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

编者按：

张辉先生作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民主维权人士，亲自参与了包括纪念林昭、围观马尾“三网友”案件的相关运作活动，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实力派学者。在民主宪政理论和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此同时，对于民族自治问题、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也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连续刊登张辉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

l 《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各种误读》（已刊发）

l 《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已刊发）

l 《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

l 《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l 《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与分权类型》

l 《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l 上期刊登了张辉先生的《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本期刊登的相关文章是《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欢迎阅读并转载，读者如有评论文章，可以投稿本刊编辑部信箱：

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张辉：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

（一）

当大家都是“人”的时候，才能人人平等。当一种外在的力量强制性地、或者诱导性地给你贴上标签，对你进行特殊管理的时候，你就已经与别人不一样了。也就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因为整个民族识别活动是在政府为了今后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中国式的民族识别政策就必然后患无穷。人造民族，指鹿为马，说你是什么族你就是什么族，当然问题重重。

必须认识到的是，来自统治者的民族识别与阶级识别和城乡识别一样可恶，而在当前的中国，这几种身份识别制度还是捆绑在一起的，那就尤其可恶。它们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藏族人、维族人、汉族人、蒙古族人等等，不论是对那个民族的人都是一样。

最后再次申明：民族识别有两种：官方强制识别和社会自我识别，这就是天壤之别。坚决反对前者，因为这是通往野蛮之路；坚决支持后者因为这是通往文明之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行民族识别政策的过程中，表面上是遵循民族特征按照“名从主人”的民族意愿进行的，而实际上这些原则并没有彻底地贯彻落实。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的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是很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彻底地落实了，这种民族识别政策及其执行过程都是有问题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这种来自官方的、强制性的民族识别是违反人道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不仅是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且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确定的精神。《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当大家都是“人”的时候，才能人人平等。当一种外在的力量强制性地、或者诱导性地给你贴上标签，对你进行特殊管理的时候，你就已经与别人不一样了。也就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中国政府在推行民族识别政策的过程中，民族识别仿佛成为了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事，各族群的人们对自己的族体归属只是较为旁观地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而已。因为对自己所属族体的族称是由政府官员和学者最终确定的；因为在整个识别过程中，政府的意识再加上各族群精英的意识成为了确定各族体名称归属的主要因素；因为整个民族识别活动是在政府为了今后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中国式的民族识别政策就必然后患无穷。人造民族，指鹿为马，说你是什么族你就是什么族，当然问题重重。

比如说，1949年以前广西僮人（壮族）自报户口登记的只有八十六万，1949年后，凡是在广西定居100年以上的平原居民一律算成了壮族，由广东南海县搬迁来的冼姓，与老家尚有联系，竟然也算成壮族，他们很多人就有意见，认为愧对祖先。后来，政府觉得广西壮族人群太多，就把广东的钦州、防城港划归广西，增大汉人的比例，以稳定广西局面。但桂北山地的壮族人，提出异议：南盘江北侧贵州境内，原先跨省的同一个族群，语言习俗相同，却被政府算成另一个民族：布依族。若是这样划，其实壮族就是布依族，为此有人上书国家民委，但国家民委不予答复。

又比如说，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基本相同，族源一致，仅仅是隔着嫩江居住，却也划分为两个民族。西藏山南，珞巴族、门巴族，其实民族来源和藏族一样，但仅仅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西藏不应是单一民族，因此硬性从藏族中识别出来，班禅喇嘛为此交涉多次，没有结果。锡伯族其实就是满族的一个分支，曾算入八旗，但因为分化统治的需要，不准其认祖；而历史上投降满族编入八旗的汉人，却又荒唐地算成了满族。

再比如说，……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一个政权把人们分成不同阶级身份的时候，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比如说政府把你的身份确定并固化为为贫农、下中农、富农、地主、小资产阶级、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时候，这就容易遭到反对。因为这里面歧视和不同对待非常明显。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还必须在各种资料表和履历表上填写家庭成分，必须说明自己是贫农还是下中农、富农、地主、小资产阶级，必须说明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如果那个同学家庭成分不好，就会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固化一个人的家庭成分就是这样糟糕和荒唐，明明大家都是学生，在一个学校上学，但因为你父母辈有一片田地，你现在就必须遭到叱责和耻笑。让一部分人彻底地失去尊严，这就是政府进行身份识别和身份标记的恶果之一。

当然，所有的专制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会在分而治之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施舍一些小恩小惠，以求得“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这一荣誉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确实在就学、就业、生育、救济等各方面给了少数民族一些优惠政策，但是这种种优惠政策的背后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对待和歧视，违背国民待遇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小恩小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叫你听话，以便于统治。一旦你不听话了，想要什么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或者独立的生活方式，或者真正的社会自治，这时候身份标记就成了你痛苦的根源。藏人和维人的遭遇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些。

（二）

因为有了中国式的民族识别政策，确立下来的56个民族身份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56个民族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每一个国民都背负一个沉重的民族身份十字架，终其一生都不能卸掉。你是个藏族人或者汉族人，好！你终生都是藏族人或者汉族人的待遇，你的子孙也一样。

民族识别与阶级识别和城乡识别，这几种制度捆绑在一起，不仅妨碍了人的自由发展，它们甚至制度化地强化了族群的血统联系，而阻绝了民族人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渠道。这显然也是违背世界发展趋势的。这个世界确实有不少国家和民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不少的族群，但它们都行进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从各国的国内的趋势来说，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从全球的趋势来说就是全球化和地球村。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各民族本该在中华民族的范畴内不断同化，可现在的事实是：加剧的分化。

在1949年以前，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由于居住在城镇、参与城镇经济而出现了民族自然融合。例如当时的满族城镇居民与汉族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界线，但是当共产党中国强调“民族身分”并把许多优惠政策与“民族身分”挂钩时，这些满族居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恢复。同样的民族理论、相似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前苏联和中国社会中产生了相似的社会后果。那么后果的后果，就更加可怕了。

民族融合是指两个或多个平等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性增长融为一体，形成新的共同体，使民族差别得以最终消失。民族融合就是通过自由迁移、杂居、互相通婚等友好交往的方式进行的。甚至连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懂得采用“和亲”、“会盟”、“册封”等一系列政策促进民族融合。但中共当局的民族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举例来说，假如你是一个藏族人，户籍制度限制了你迁徙自由，官僚体制阻断了你的上升通道，而民族身份识别制度又无形地削弱了你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能力，这时候你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选择同族的人通婚，这就是你所不知道的、而你又不得不接受的命运了。

斯大林所论证的“民族”是形成民族国家后所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也就是不分部落、不分种族、部分族群的全体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但在政治实践中，斯大林式的民族识别政策最终却恰恰成了最原始、最落后的血缘论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所谓的民族的文化联系因素将越来越少，而血缘联系因素就会越来越多。那么走到极端，人类只能在这种封闭的生存制度中回到原始社会——霓虹灯下的原始社会。可见，斯大林式的民族识别政策走到最后就变相地成了民族隔离政策。

中国自从有记载以来，一直就是以文化立国，所谓的汉族和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汉族和中华民族无疑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可今天的中国却有了制度性的推动，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回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时代。

（三）

民族识别并不是苏联和中国的独创。多族群国家的政府都有着协调族群关系、管理族群事务的职责，都会为此而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但是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接受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专制国家大多都实行了官方的民族识别政策，属于官方强制识别，而民主国家通常是社会自我识别。官方强制识别和社会自我识别，这就是天壤之别。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是社会自我识别在先，官方根据社会需要进行非强制识别在后。印度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就是例子。

印度就是把国内的“部落民”划入“少数民族”，为了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印度人类学调查局也曾对他们的部落进行过识别。据研究，1991年时印度共有461个部落，部落民6776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08%。我国台湾的少数民族原来被称为“高山族”、“山胞”等，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掀起“原住民运动”，自称“原住民族”，并追逐各自“族群”或“民族”的认同。期间，为了求得事实上的准确和法律上的承认，也都经过学术界的识别和台湾当局的承认。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是斯大林在研究分析欧洲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仅影响了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而且也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的民族政策。比如比邻中国的老挝和越南。

老挝和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民族状况一样纷繁复杂，因此，他们在独立建国以后也有过民族识别这个过程。老挝1975年自报的民族名称有750多种，1983年至1985年自报的又是820种，经过研究整理、剔除重复，还有近200个。1985年，经过老挝民族研究者的反复考证，最终确定老挝全国有47个民族。1986年该研究成果得到了老挝党中央政治局的认可。1995年老挝的人口普查使用了这一数字。越南有多少民族，以往也很不清楚，有60多、80和100多等不同的数字。1960年3月1日越南北方人口普查时，确定并公布的民族共26个；1974年4月1日越南北方人口普查时公布的民族共40个；1978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一书公布全国（包括南方）有59个民族；而1979年以后，越南官方认定的民族数字固定在54个。

民主国家也有民族识别，但通常不是官方强制识别。如挪威的萨米人，经过长期同化大多数已与挪威主体民族难以区分，于是根据《萨米法案》对萨米人的界定方法就规定，首先自己要宣称是萨米人，其次自己的家庭语言是萨米语，或者自己上一代或上两代的家庭使用或曾经使用过萨米语，再或者自己是确定的萨米人的子女。而正在起草审议的《北欧萨米公约》则将类似的规定扩展到了有萨米人的挪威、瑞典和芬兰三国。美国也没有过名义上的民族识别，但受美国政府资助，1980年出版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对美国一百多个族群进行了区分和论述，实际上也是以某种标准识别或界定的结果。

綦彦臣：论"二阶剥夺"（下）

----法律改进民主的中国之思

引言：民主质量之疑

一、作为信仰的民主与作为制度的民主

二、被肆意歪曲的法律精神

三、美国案例：医改法案改写历史

结语：司法独立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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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民主质量之疑

一如在本文上篇曾涉及"权为民所赋"的源头略及一样，它作为统治集团提高执政能力的策略之一，也是其暗示自己非独裁（或称为半民主的）的信号。换言之，无论他们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总还未至完全排拒"民主"作为政治词汇的出现，亦以"民主"自饰政权性质，比如自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民主"[1]，等等。

尽管我们无法知道"高级民主"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通过当局对微博的策略性压制、批判（如本文上篇第三节所述），看出统治集团担心出现民粹型的低质量民主。官方支持的该方面研究项目也表达了类似担心，称曰"网络民粹情绪泛滥，微博中充斥的戾气，一边倒的偏激民意，乡村选举中的贿选，都不约而同指向劣质民主的预言。"[2]

民主的质量问题不仅在中国有之，在当局眼中看来较为低级的西方民主亦有之。因此，可称为新共和主义的思想出现了，它试图纠正福利偏重的"旧民主"而推动公民新的自治精神，如桑德尔说："共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试图在公民身上塑造让公民适合自治的习性与气质；与此不同，以消费者福利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对人民的偏好丝毫不予改变，它放弃了共和主义的塑造性抱负，转而探求能够让人民尽可能完全且公平地满足偏好的经济安排。"[3]

一、作为信仰的民主与作为制度的民主

中国目前严重不公与制度本质非民主之状，还不适合引入"新共和主义"观念，而应大幅度地推进消费者福利。放下社会环境差别因素，以子矛子盾的方法对待上指"劣质民主"，那么，"权为民所赋"之类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其消费主义倾向而定[4]，属劣质民主无疑。也正是新共和主义者（如桑德尔）确认西方民主出了问题，才提出了补救的对策。在这层意义上，民主首先不是制度而是一种信仰。

作为信仰的民主，在中国，统治精英与庶民百姓（或曰民粹力量），在理解上大相径庭。这是中国社会所有思想危机、道德危机的根源！就是体制内的认同，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方说乡村贿选是劣质民主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舆论体系里，"选举语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即把成功的（也是被列做样板、试点）村民选举对外宣传，以至于被国外研究人士及媒体所关注，称"在中国，一点点民主已经为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及村民选举"可能成为'一种地方治理的工具，它会提高民众对中央政权的满意度'"[5]。实际上，更多的乡村不仅没有享受到村民选举的好处，相反，村治混乱以至于由党的负责人（村支书）实行"一人政治"[6]。乡村选举屡出弊端乃至于乡镇政权与村中黑恶势力勾结，是由于乡镇政权是"村财乡管"模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几乎所有的选举事件均与村财不清相关联，有的甚至从村庄直接上访到国务院信访机构[7]。

"选举语言"与选举现实的巨大差异，说明劣质民主并非发生在体制外，网络民粹、微博戾气只是体制内劣质民主的一个逻辑结果而已。最直观地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刘远举文章所特指"乡村中的贿选"，恰好是中国统治体系"民主"劣质的最大表现。

仍就村民选举问题来说话，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镇政府可以介入村委选举，称为"指导、支持和帮助"。事实上，乡镇政权往往拥有类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那种最终裁决权，并且村民也认可此种裁决。吊诡的是，乡镇政权由于利益卷入而不敢让村民真正自治，村民也借助前者的卷入而"更挟"其提供必要的"到场支持"以负担相应责任。比方说，前引的南皮案例，信访件的题目直指"镇干部破坏选举"。

二、被肆意歪曲的法律精神

南皮案例绝非个案，而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及比较背景更能说明"民主"劣质是体制内的特征。比方说，乡镇政权有类似美国最高法院对任何法律及判决的最终裁决权而对村委选举做出裁决，但区别在于：其一，美国最高法院的组成是任命制即非民主制，但任命他们的人（总统）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中国的任命乡镇官员的人不是民主产生的；其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其内部机制是简单的"多数决"即有内部民主，而中国的统治体系的党内民主还在试验中。

或许有人说，把乡村政治与美国最高法院联系起来太过牵强。其实，人们应当明白民主运行是靠好的法治体系来维系的，民主的弊端也是靠法律来补足与校正的。反过来说，当法律不能补足与校正民主时，那样的"民主"不管你说多高级，也是劣质的。而正如一个上下皆非选举的体系来"指导"（实质掌控）民主是件可笑的事情一样，身为劣质民主的体系指责别人的民主劣质（尤对体制外），即便不是木屑与梁木之差，也是眼不见睫的"南朝悲剧"[8]的现代版本。

不惟如此，中国的法律精神屡遭肆意歪曲，以至于形成了民主的破坏力量。此前被废除的收容办法不用说了，现在仍在讨论中的劳教办法亦不论之，只看与民主的基本要素公民社会构建有关的《社团组织条例》就可见一斑：

（一）从立法本意上，这个条例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公布于1998年10月25日的该条例是对应于国际上的"B公约"的。该年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B公约"，但至今人大未予批准。

（二）即便在当时被喻为开明的此条例，仍对政治异见人士采取延续管制刑的对待（至今仍是），规定"发起人、拟任负责人正在或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力的刑事处罚"之情形，"登记机关不予批准筹备"。规定此中的"曾经"尤其重要，也是该年（条例公布后）镇压民间组党潮的内部"援引"。

（三）按着"党的意志形成于法律"的政治规则，中组部（联合民政部，党政两跨）早于社团条例而发文，要求"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9]。社团中存在中共党的组织是为"党的领导"的一种隐蔽形式，更说明"党小组"这种源自苏联的政治机制所具有监视功能在中国仍被运作。至2000年10月底，卫生部也下发了类似的文件，要求其下辖业务性社团在筹备时，均要提供"党组织的建立情况"[10]。中组部民政部一起的党政两跨的预防，与卫生部的事后防御都说明"党的领导"作为一个异化的要件，破坏了宪法中"为人民服务"[11]的道德性法律精神[12]。也就是说，作为手段的"党的领导"已经异化为目的，而取代了"为人民服务"。由这个现实，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前苏联的剧变之前，人们为什么要求废除宪法第6条[13]，以及早几天的波共自行解散[14]。

无论鉴诸历史还是证诸现实，宪法中的"党的领导"由手段异化为目的也就实质性切断了统治集团与目标制度的关系。简言之，"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再相容。其可怕的结果是，"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中的民主在"党的领导"之下也必是伪劣的。由此，也带来了一个深刻的疑问：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可能吗？如果可能，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参照呢？参照是：法律是否可以补足与校正民主。在"二阶剥夺"仍存在的情况下，尚看不到希望。并且，更广义的"二阶剥夺"如上指的社团条例歪曲法律精神，更使希望变得渺茫。

三、美国案例：医改法案改写历史

法律补足与校正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学论题，在中国还没试行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上一小节中论述的广义"二阶剥夺"之故，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民主"不分优质与劣质，只不过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策略性词汇。"民主"就是否定"党的领导"[15]，由此，他们也必须按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学的基本表达模式来否定西方民主制度[16]。在行为学上，它是以贬低他人与他物来抬高自身与自好的行为，通俗地说，是成语"敝帚自珍"那样的行为。

缘于以上原因，从纯政治学学术角度出发，我们就不得不引用成熟民主制度中的国家案例。以美国为例：

第一，在实际操作上，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在联邦法院的终审裁决获得支持，由此，民主在代议制里的"多数决"之不足得到抑制，尤其在新共和主义抬头的条件下，此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案在维护全民福利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改进功效，以至于该历史性法案被称为"第二个'美国梦'"[17]。因为它解决了从1912年老罗斯福提出全民医疗设想被民主程序阻止了近百年的现实。

经过法律补足与校正的民主其社会主义含量远远高于名义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社保难题，而没有任何一次"社会主义法制"措施来改变此种"劣质民主"！

第二，法律补足与校正民主程序上的弊端并非某个人的即兴思考与决策，而是植根于人民的自治。它所具有的深刻政治哲学含义最后简洁地归结为"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即他们如何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与个体良知的综合，来引导人民对政治的兴趣而使自治成为可能。正如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与学者何帆在介绍布雷耶的著述时，说："如果人民对政治生活完全没兴趣，对司法机关的作用完全没认识，那么，当政府借多数人名义，侵犯少数人权益，甚至干涉司法独立时，民众就可能无动于衷。"[18]

法官要为民主做贡献，但它是居于法律最高端艰难当然也精细的工作，因涉及到宪法层面，其权威性与持续性对民主的影响非同小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美国至今还未出现一例负面判例。作为一种深刻的思想，它可由（相对于布雷耶的）纯学者德沃金的论断来代表性地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将一些个人权利嵌入宪法更好地保障平等关怀，这些权利由法官进行诠释而非由选举的代表完成，并规定只有通过绝对多数才能够修改宪法。"[19]

第三，正如美国的选举是"世界选举"一样，其法治对民主补足与校正也具有向世界扩散的意义。这种意义集中表现在美国是否衰落上，尽管作为一个与政治哲学相联系的问题它既与"中国崛起"无关也与中国现有的"民主"是何种质量无关。显然，关于美国衰落的预言是基于其经济能力与国家福利压力的，更深的一层是利益集团的无限分支化。然而，我们观察奥巴马在医改法案上的决定性胜利（尽管以很微弱的优势），它本质上是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受益于医改法案的人数高达3200万，但这只美国总人口3.07亿的10.42%，比例实在很低。

美国的民主是成熟，但也不排除专制因素起作用，如德沃金对少数人的极力保护之设想就是针对的潜在专制。"巩固政治上被孤立的少数人的权力"[20]，这也等于回应了舆论人士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美国越来越不民主"[21]的担心。因此，相反的观点坚决认为美国之所以不会衰落是因为它在制度本质上与专制相对立，如基欧汉所说："我们知道专制国家本质上没有民主国家那么稳定。由缺乏法治和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导权交接程序，专制国家容易一再发生内部危机。"[22]

结语：司法独立有多大意义？

基欧汉的论述在学术逻辑上，是对二十年前达仁道夫（1992）一个重要判断的后续诠释。达仁道夫讲道："二十世纪末，到处都有国家活动。在世界上的那些自由国家里，很多人迷惘地在法律的丛林里四处摸索，对官僚们持不信任态度，官僚们许诺给他们指路，但最终却仅仅管束他们。"[23]中国社会的"二阶剥夺"（以及其广义）恰是"仅仅管束"，法律的丛林化消灭了法律精神（法治本质）。因此，司法独立是中国民主的先决条件，不管"民主"是劣质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

"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本质性对立并非外在政治因素强加的，而是统治体系里面自身异化的结果。当作为"为人民服务"手段的"党的领导"被异化为目的时，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存在。

谋求司法独立，在法治精神之政治哲学范畴（治域）内取消"党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性选择。在没出现如同前苏联修宪要求之状前，司法独立是统治集团的一个良好窗口期。当然，本文并非是为体制内提供学习参考，而在于给民间自由力量提供一如既往的思想资源。道理仍然是：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社会公正；司法独立未必一定导致公平，但不独立一定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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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参见"本书编写组"著《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二十讲》，P88、89；本编版本：新华出版社，2004。本文上篇所涉及的"权为民所赋"可追溯至此书，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共产党是一个组织，本身并没有政治权力。作为执政党，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的主体是人民。"（P93）

[2]参见《南风窗》2012年第14期文章，"中国会出现'劣质民主陷阱'吗？"（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3]参见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中译本，曾纪茂译），P283；曾译版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原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

[4]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共和主义的内容如何变化，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之〈共和主义〉词条所说当今"共和国可能包括从一党专政的个人独裁到自由民主的政体"之状，它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非历史性）谱系"社会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共和主义向左翼倾斜会导向社会主义，共和主义向右翼倾斜会导向自由主义。

[5]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5月29日文章，"中国民主带来效益"（作者:鲍勃*戴维）；中国新华社《参考消息》5月31日译介，"中国村级选举带来民主改善"，第14版〈海外视角〉。

[6]一人政治，"好一点的情况是党权霸占了治权的位置，村委会的选举形同虚设；较坏的情况是村中根本没有村委会，或是由支部书记一个人代行治权，或者是党权也处于瘫痪状态而被乡镇党委指定一个人行临时负责之权。"可参见拙文，"中国农村的「一人政治」----温家宝基层民主设想了无新意"，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10月号；亦可参见我的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2011年10月8日。

[7]发生在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冯口镇张汉家村的事件即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已经两次选举无效。村民向国家信访总局的反映选举舞弊的同时，还要求彻查过去十年的村财务。据称，金额高达八百余万元人民币。国家信访局以"访复字[2012]3240号"处理函告知上访人，"将转河北省信访局处理"。更详细的情况可参见博讯2012年5月7日转《参与》网刊5月6日文章，"关于镇干部破坏选举以及原村党支部、村委会帐目不清、巨额资金去向不明问题的信访函----兼至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省长张庆伟的公开信"。为行文方便，称之为"南皮案例"。

[8]典故出自北齐（至隋）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篇》，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见睫耳。"转引自隋树森等编《古代散文选》（繁体横排，中册），P381-382；隋编版本：人民出版社，1979。

[9]网上可查，"组通字[1998]6号"文件。

[10]网上可查，"卫生部令第13号"文件。

[11]几乎大多数百姓不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宪法条文，更倾向认为它是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章）第二十七条（所有条目统一排序，非归属各章）后款写道："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12]江泽民对社团条例的可能的社会效果也是有"预见"的，这种"预见"很可能是中组部预防的党内指令源头。1998年4月12日，即约在社团条例发布的半年之前，江在一封"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军委各同志的信"说：国际敌对势力与国内一些人，"要在我国搞出一点乱子，以图乱中取胜，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参见同本文上篇注[6]，第二卷，P112。在江选第二卷中，该信被改题目为"领导干部队伍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P111-114）。

[13]前苏联宪法第6条规定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即"党的领导"是宪法法条。当时（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反对派集会游行，口号之一就是"取消宪法第6条"。参见唐修哲、孙润玉（夫妇）合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P228；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2008。

[14]波兰"早几天"的说法，根据是1990年1月27日至29日统一工人党（波共）自行解散，后来波共主体力量演化为"民主左翼联盟"（SLD）。需要注意的是，波共在波兰社会中占"领导性政治地位"是到1975年才写进波兰宪法，并非在1945年二战胜利（国家重建）的时候。参见耶日*卢克瓦斯基与赫伯特*扎瓦德斯基合著《波兰史》（中译本，常程译），〈大事年表〉P14、正文P291；常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2011。原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15]同[12]，如江泽民说："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参见江选第三卷，P83。注意其中"各种"、"绝对不会"的含义。

[16]同[12]，江又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像他们宣扬的那么美妙，从来就存在许多弊端"以及，"在西方国家，政治丑闻不绝于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假公济私、勾心斗角等现象也屡见不鲜。"参见同上，P237。请注意"不像"、"屡见不鲜"的含义。

[17]参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9日文章，"医疗改革：奥巴马的第二个'美国梦'"（作者：谢韬，北外教授），第48版〈专栏*国际〉。

[18]此论出自何帆为美国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斯文蒂芬*布雷耶著《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中译本（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所写的书评，同上报7月2日，第44版〈观察家书评〉。

[19]参见罗纳德*德沃尔著《民主是可能的吗？》（中译本，鲁楠、王淇泽），P129；鲁王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原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

[20]同[19]，此为[19]所引的前提条件。

[21]"美国越来越不民主"，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文章原载纽时网站2012年5月20日，同[5]报5月22日译介，"美式民主已彻底瘫痪"，第10版〈参考论坛〉。

[22]参见美国《外交》杂志2012年7-8号文章，"霸权之后----衰落争论中为人所知与不为人所知的事情"（作者：罗伯特*基欧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同[5]报，7月2日"不要对美国衰落作出预言"，第12版〈副刊天地〉。

[23]参见拉尔夫*达仁道夫著《现代社会冲突》（中译本，林荣远译），P41；林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原版：德国出版公司，1992。

刘逸明：金牌大国与“东亚病夫”

体育在中国已经彻底变质，它不以提高国民体质、弘扬体育精神为目标，而是为统治集团创造所谓的“丰功伟绩”。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已经完全政治化，虽然每次奥运会后都会有不计其数的国民为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欢天喜地，但是，在民智渐开的情况下，反感这种体育的国民正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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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17天的第30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8月12日落下帷幕，本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以共获得38枚金牌，87枚奖牌的成绩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二名，成绩仅次于美国。虽然排名不及上届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但在境外奥运会赛场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十九世纪，因为鸦片在中国肆虐，国民平均体质一落千丈，1896年，10月17日，“东亚病夫”一词首先出现在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字西林报》上。实际上，在当时这一称谓的影响力并不大，“东亚病夫”真正风靡大江南北和全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1936年。

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了接近30个比赛项目，总共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后来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了撑杆跳选手符保卢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经被遭淘汰了，中华民国奥运会代表团可谓全军覆没。这些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人讽刺又嘲笑民国人的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民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从那以后便开始深入人心，中国人为之闷闷不乐。林则徐禁烟之后，鸦片实际上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但是，因为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饱受战乱，积贫积弱，即使不抽大烟，国民的身体素质依然是不尽人意。所以，我们所说的“东亚病夫”实际上与鸦片的关系不大，而是与国家综合实力的落后有很大关系。

如何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这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曾经发出的疑问。不过，虽然奥运会在除去遇到战乱而暂时停办之外其它时候一直在坚持举行，但是，中国运动员却一直与金牌无缘，直到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界奥运会上，中国才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当时，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战胜各国好手获得男子自选手枪60发慢射冠军，成为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在此之前，现代奥运会88年的历史上，已经产生了2500余枚金牌。

许海峰的奥运会夺冠可以说让国民欢呼雀跃，更让统治者心花怒放，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对竞技体育日益重视，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体育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当然，这种投入跟西方国家对体育的投入不同，它不是去大力兴建免费或者低消费的体育场馆和布置体育设施，而是重点训练体育运动员。

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透露中国每年对体育的投资为8亿元。如果以此平均计算，这一届奥运会上中国共获51金，每枚金牌的投入接近1570万元；以100枚奖牌计算，每枚投入为800万元。这其实只是官方的保守数据，实际数字可能要比这庞大得多。

为了获得奥运金牌，中国政府不惜耗费巨额的民脂民膏来训练运动员，这在其它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种得不偿失的投入显然有违民意。如果把这些钱用来发展大众体育，可能金牌数量会暂时减少，但从长远而言，对于提高国民体质将更为有利，而且也照样能在体育方面领先于世界。

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体育在中国已经彻底变质，它不以提高国民体质、弘扬体育精神为目标，而是为统治集团创造所谓的“丰功伟绩”。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已经完全政治化，虽然每次奥运会后都会有不计其数的国民为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欢天喜地，但是，在民智渐开的情况下，反感这种体育的国民正越来越多。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万国来朝，在此之前，中国当局还时常屈从国际舆论压力，而在这之后，完全是另一副面孔。譬如说刘晓波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被构陷入狱，虽然举世谴责，但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最后将刘晓波判处11年重刑。可见，奥运金牌数量的上升和举办奥运会对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无帮助，反而具有反作用。事实证明，最近这些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

在以前，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中国的体育属于举国体制，但是，对举国体制的批评之声主要来自于体制外，现如今，在体制内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伦敦奥运会闭幕后的8月13日，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在凤凰网上撰文指出：“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更无法体现一个国家体育的综合实力”，他还指出：“奥运会的金牌榜上的排名是在混沌的综合竞争中产生的，不是国与国之间一一竞争的产物，一个在综合金牌榜上排名第一的国家的竞技体育实力不一定能超越排名榜上靠后的国家”。

在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站互动版块，针对举国体制的批评之声可以不绝于耳。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国民当中，热衷于体育锻炼者比例并不高，即使很多人要锻炼，也只能在公园里或马路边锻炼身体，危险性极大。

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到底如何？据学者王锦思统计，每年农药中毒超过五万人，北京人60%超重，七成中国人处于亚健康和患病状态，大学生高达八成三眼睛近视，艾滋病人百倍于日本。4000万糖尿病人，6000万残疾人，一亿人精神障碍，1.6亿高血压病人，2亿多男性性功能障碍，2.5亿人慢性病、心理障碍，3亿人体重超标、随地吐痰，5亿人身体疲劳、结核病感染，7亿人职业病，9亿人缺钙，几乎每个人都有牙病，平均每个人一年得四次病，1/4的人每月要吃药或饮酒、吸烟。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成为三大死亡病。许多人只能前半辈子拼命赚钱，后半辈子用钱保命，死要面子活受罪。

虽然金牌数字似乎可以让中国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但上述数据说明，从总体情况看，国人依然是“东亚病夫”。当然，仅仅是体质不佳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社会道德沦丧，大多数人唯利是图，这种精神上的疾患对中国崛起的阻碍其实比身体上的疾患阻碍更大。当很多人都徜徉在伦敦奥运会中国金牌数第二的喜悦中时，我们更应该做的其实还是反思。当然，更应该以己之力去推动社会的民主进步，当宪政民主制度落户中国时，体育上的举国体制也自然会寿终正寝。

2012年8月13日

杜婉华：我在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

我在上个世纪69年末，作为北京林学院教师，被集合到云南，卷入了耗时数年的清查516运动。这个子虚乌有的政治事件，波及全国知识界，是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门整造反派的铁证。淹没了这段历史，不能让后代全面读懂毛的阴险。他不但妄想领导世界潮流，更为了毛家天下能传代，用强权恶毒手段，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结果把隐藏人性中的毒疮，如，极端自私，诚信皆无，不择手段，逆来顺受，看风使舵，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丧失良知全斗了出来，毒疮滋生延绵，腐臭当今社会，贻害后代无穷……

必须申明，打砸抢杀与前期最早站出来揭发领导阶层过错的真正造反派没有丝毫关联和相同处，我认为文革前期的造反派和反右期间的右派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共有的个性是不习惯盲从盲信，善于独立思考，不过于计较个人利益，敢于冲锋在前，以民族大义为重，大胆提出社会进步的主张。他们不是那种落下一片树叶都怕砸在自己头上的庸人。这正是一般国人稀缺的，但却是最需要的品质。统治者最讨厌这类品质的人，可喜的是虽屡遭毛泽东及其后任者无情打压，但前浪带后浪，这种品质已延续到当今异议人士的身上。

真正爱中华国土，中华民族的人是被毛泽东整过的人，是反右派时候的右派，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是当代为民直谏当局而被囚禁或监管或放逐的异议者。只有这类人被普遍认可，他们的精神被发扬光大，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有前进的希望。

1，前言

2, 深山老林中也离不开政治。

2，集中到丽江后半军事化生活

3，运动开始先造声势，炮打造反派头目

4，‘摇煤球’摇出了第一个516.

5，最老实善良的人被逼死了

6，令人惊恐的三停，两罢，一炸。

6，山雨欲来，我预感要被逼上马了

7，在劫难逃，我首次被批斗

8，严格监管和类似京戏的三堂会审

9，厕所里得到的信息，使我改变了初衷。

10，写信上告引起的祸端。

11，两个小条让我从心里掏实话

12，516们早一步知道了林彪被摔死

作者：杜婉华，北京人，时年81岁，长期关注和帮助为民主进步而受迫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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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我在上个世纪69年末，作为北京林学院教师，被集合到云南，卷入了耗时数年的清查516运动。这个子虚乌有的政治事件，波及全国知识界，是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门整造反派的铁证。淹没了这段历史，不能让后代全面读懂毛的阴险。他不但妄想领导世界潮流，更为了毛家天下能传代，用强权恶毒手段，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结果把隐藏人性中的毒疮，如，极端自私，诚信皆无，不择手段，逆来顺受，看风使舵，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丧失良知全斗了出来，毒疮滋生延绵，腐臭当今社会，贻害后代无穷——事情就从我来到云南说起，

2, 深山老林中也离不开政治。

从昆明搭乘卡车，弯弯绕绕了两个白天，辗转到了深山老林的清水江林业局。它位于茂密云松林的半山腰，山下有苗族村寨（传说有麻风病人，谁也不敢去拜访）。我们住在用木板搭建好了的女生宿舍里，生活了几个月。管这帮人的，是一位不爱露面不喜张扬的军宣队员，从来不召集开会。没有阶级斗争的日子内心多么自在！从林场领的任务就是每天下午上山修拖拉机路。伙食主流是白米饭拌辣椒加盐巴，难得有青菜。正值初春，有甘霖的滋润，蛰伏的生命都钻出来了。已熟悉林场环境的师生们，用掐木耳，采蘑菇，摘香椿，学生们抓蛇，捉牛蛙，打麂子煮肉来改善伙食，日子还过得去。但林场人说，这里夏天极热，会晒脱掉一层皮，这信息让我这个极为怕热的人很惶恐。幸好上帝保佑，不到夏天，分散在各个林场的全体师生就要集中到丽江去了。原因是来了中央文件。文件内容依然是政治运动，（我搞不明白该文件的蹊跷，69年底，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庸人自扰。以战备为名，把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和其他机构全从城市赶走，我们就是在命令驱使下来到云南的，可能此举没能除掉毛泽东的心病。他为了平息众多老干部挨斗的怨气和对他本人的逆反情绪，他使用阴损招术，借口清查有秘密活动的516分子，教训对他已成累赘的文革造反派。这是4年后我才悟出来的）文件辗转到了我所在的林场，向师生传达，毛泽东就说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要彻底清查516’ 表面上假装紧跟的林彪加上一句，“516是最凶恶的敌人，一定要把它批倒批臭”。文件传完，没人组织讨论。516？，它和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

2，集中到丽江后半军事化生活

到达四季如春的丽江后，千人的林院师生分散居住，指挥部就设在丽江的四方街（现在成为旅游胜地），另外的师生分散在丽江的学校和各村老乡家。我和部分学生住在新二中学校。林院已经由云南下关市的11师掌管，长期驻扎边陲的部队，首次面对来自北京的知识分子，十分陌生，需要花时间摸清门道，应付的琐事也多，如教员不断要求军宣队提供牛奶给小孩，只此一事就让11师的王师长一筹莫展。还有件事是学生要求毕业分配工作，即便是65年入学的学生，虽然什么专业也没学，混了四年，也想离校了。数千师生，住宿分散，没条件搞那种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再加外调的毛氏运动方式，于是军宣队和‘可靠’干部组合的指挥部，找一些与林业沾边儿的单位，把大批学生胡乱安置打发走了。留校的学生都是文革中的显要人物，如 “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们：《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陈伯达，江青到北京大学对学生煽惑巴黎公社，北大造反派学生就成立了北大公社。其他大学的造反派也成立了公社，多数都叫东方红公社》还有紧跟他们的造反群众，再加上全部教师，这些就是搞远动的清查对象。

学生走了以后，新二中剩下的教工也就百人左右，指挥部正对516排查摸底，负责指挥我们这群人的是被军宣队选中的可靠教工。住在新二中的大部分是没家属的单身，他就用军事化方式管理。定的规矩是，一早吹哨紧急集合，被惊醒的全都睡眼惺忪。顾不上刷牙，整齐排队。先对毛泽东喊万寿无疆，对林彪祝永远健康，再唱样板戏，千遍一律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教工们隔夜嘴里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特像酒喝多了呕吐出来的味儿。仪式完毕就该集合到房间斗私批修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现在想来实在好笑。上帝造万物，已把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基因放在它们的灵魂里了，没有私，哪个生物能苟活在世上？这种明显违背动物天性的口号，却被自私到无耻程度的毛泽东提出来，还要强加在小民身上。毛泽东的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社会，人民犹如工蜂和工蚁。一切依吩咐听命，绝不会多做职责以外的事。只有私有观念被高度尊重，社会才会演化积累出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可以这样说，蜂蚁社会是没有进化到正常人类的社会。群众对斗私批修会有本能的反感。多半是长时间冷场或是找个话茬胡扯，而饮食，是国人共同认可的大事，又和政治不沾边，于是争相介绍自己吃过或听说过的美味。主持会的头头也凑热闹，说得兴奋时甚至流出口水，可叹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吃不到如今被称为‘饮食文化’的丰盛美食，精神会餐的内容十分贫乏，实在没的扯了，就冷场干熬，要能有借口散会，犹如大赦一般。可是，在崇拜老毛的形式上，头头的态度却非常严峻。集合时，谁的衣服没挂上毛的像章准挨呲儿，‘这还了得，居然不热爱毛主席！’规定的斗私批修时间迟到了，同样被上纲上线扣个帽子，只能检讨，绝不能回嘴。这样虚掷的光阴大约有半年。

3，运动开始先造声势，炮打造反派头目

春节过后，气氛逐渐紧张了，新二中住进了军宣队员，再开斗私批修会就绝口不说美味了。清查516运动开始，先传达首长的讲话。内容是积极响应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号召，抛掉一切私心杂念，全力清查516。可能军宣队认为搞清楚516组织，很简单容易。先拿东方红公社的头目做头靶，肯定没错。为了给运动的开场造声势，租个礼堂，集合丽江全体人员开大会。会场气氛严肃，原来挺窝囊的所谓‘保皇派’此时扬眉吐气了，选定的女将在讲台上一站，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把王**带上来。这位掌权仅几个月，还没过够当权派瘾的王**垂着头被连拉带扯地推上台，女将厉声问他516的事，发展了多少组织？干了哪些勾当，从实交待，否则群众绝不会轻饶你。只听这位老兄嘴里嘟嘟囔囔，似乎全部否定。于是又叫另一个嫌疑人宋某上来，这位却不肯移动半步，他站起来大声否认说：我不是516。一个文革中顺从风向来回摇摆的孟某主动跳过去抓他的头发，要扯他上台，惹怒了他，回头抗议：“你干嘛这样使劲，把我的头发都抓掉了”。宋某就是不肯上台。如果军宣队领导够明智，就会有疑惑，他若真是什么516，即使没做什么，在这种威严阵势下，也会又惊又怕低声下气，怎会有胆子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气宇轩昂？但众多迷信服从的大脑早就填满浆糊，已不能条分缕析了。当天虽然没抓住516的一根毛，光喊不投降---就灭亡之类老掉牙的口号，但军宣队并不失望，他们拿手戏是各个击破，大会造气势是必要的，以后可以随意拿捏到手的这些人。他们很乐观，知识分子嘛，都是些软骨头，很快就有辉煌战果出现。把北京的516抓出来，是立了大功，对自己的仕途会大有好处咧

4，‘摇煤球’摇出了第一个516.

大会之后，忽然刮来一股风，要批判‘先验论’。这种哲学意义的名词。，被文革各个阶段不同口号搞昏了脑袋的群众，谁也说不清它的内涵。既然‘先验论’惹恼了伟大领袖，他让群众反，愚民们有什么好说的，听从指挥就是了。一位平日最不爱出头露面的何教师，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公开说了一句“不是516，偏说是516，就是先验论。”驻在新二中的军宣队正发愁该从谁下手呢，居然有送上门来的开场宝贝，太好了。马上下令开批斗会，批他宣传先验论，反对毛主席。

批斗何教员的方式别开生面，不知是哪位高人的创新，诨名叫‘摇煤球’。何教师站在中央，批斗他的人围在四周（这时我还算革命群众，也是围他的一份子），主持人先宣布他的罪状：“反对批‘先验论’的人，一定是516，大家一定要狠斗，要他交代。”说完就用劲将他推向对方，还没等他站稳，对方又把他推到另一边，还问他，“你这个516，说谁是先验论？”何教师自始至终就一句话，“不是516，你们说是516，就是先验论”。这样推来推去，直到大伙儿都推得疲累了，眼见死心眼的何教师要虚脱了。主持会的这才庄严宣布：“这个516份子认罪态度相当恶劣，要向军宣队汇报后再处置”就这样新二中的第一个516份子被摇出来了。（为了不打草惊蛇，军宣队停止了摇煤球方式，以后改为秘密审讯）

5，最老实善良的人被逼死了

新二中的清查516步步扩大，人人自危，说话都倍加小心，躲着这个话题。远动后期冷下来后，女教师小白对我详细说了她的经历：刚开始，还没人找她说516的事，她就去白桦村看望好友王秀琴，王问小白：“你对我说实话，你加入516了吗？”白说：“我没有”王就特别强调：“你不是516，我就放心了，你可不能胡说冤枉别人。”白答应她绝不胡说。可是她刚回到新二中，驻地军宣队员就找他谈话，说已经有人揭发她了，让她认清形势，老实交代，争取早日解脱罪名。她记得王秀琴的嘱咐，就咬住牙根不肯胡说，但是她从北京来云南带着三岁的小儿子，批清专案组（即批判清查516组）把她带出宿舍，找个空房每日早中晚三次批斗，把她小儿子独自关在宿舍。每次批斗完，她回宿舍都忍不住地哭出声来，小儿子更是哭个没完。小白说，她担心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斗下去，儿子出了毛病怎么办？既然有人胡说我，我也只能胡说了，于是承认自己是516成员，还揭发了别人，这样，对她总算偃旗息鼓过了关，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批斗她的人，同时也去白桦村找王秀琴，谎说，小白什么都说了，也包括你王秀琴，最好你主动说清你们516的活动，你不说更增加小白的罪行。听了这话犹如霹雷炸响，王吓坏了，她为人本分老实，在文革中除了开大会跟着喊口号，参加集体对毛泽东，林彪的请示汇报表演外，连大字报都没兴趣看。说她是516，当然她要矢口否认，还不忘替小白伸冤。按正常人思维，这个善良的妇女说话是可信的，可是林院参加批清专案组的人都中了邪，云南军宣队对北京来的教师两眼一抹黑，他们只相信‘可靠的’批清专案组的话，专案组的意图是，把王批斗得头昏脑胀，口不择言，只要有一丝的漏缝，就可以无限放大，用来打碎小白的顽抗。他们加强火力，不但日夜连番批斗，还给她挂牌子游街，组织几个人敲锣，一路喊：打到516份子王秀琴---不投降让她灭亡----等等。住在丽江的纳西族老乡哪见过这等阵势，围观的都发呆了，也有半大小伙子带头向她吐口水，扔石头。受此奇耻大辱的王秀琴痛不欲生地回家，而她的丈夫不仅对她没有半点同情安慰。反而雪上加霜，没住嘴地骂她，说他自己的脸面都被老婆丢光了，训她不该包庇小白，逼她马上去专案组交代罪行，不然他会立即声明和他断绝夫妻关系。街上羞辱和家人冷漠的双重打击，使王秀琴心身冷透，终于用半瓶敌敌畏结束了自己不到40岁的生命。

可惜那时候通讯落后，新二中距离白桦村，不到半小时路程，小白胡编乱讲的材料交给军宣队后，才听到王秀琴死抗的噩耗。可以想象，她内心是何等的痛苦与悔恨。

6，令人惊恐的三停，两罢，一炸。

林学院有一部分师生，住在距离新二中较远的玉龙雪山边的师范学院。一次我在四方街遇见了熟人孙老师，她和我谈起师范学院清查516的情况。说揪出了罗某某，罪名重大，每天日夜连续批斗，不让他睡觉。参加批斗的群众也很疲倦，大家都挺有意见，不敢公开说都在下面嘀咕。

我很奇怪，我和罗有过接触，他思想比较活耀，会木工。搬迁时他用教室的桌椅做成的小柜，很精巧。但当时几乎全校男人都把学校的桌椅，床板，床架，木门等拆掉做成箱子或其他家具，毁坏公物又不是他一个人，他能有什么大罪？孙说：“你犯糊涂了，现在是请查516阶级敌人，军宣队才不管毁坏公物的事哪。说老罗勾结校外516分子搞三停，两罢，一炸”。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孙说：“就是北京的516分子要让首都停水，停电，停煤气。罢工，罢市。再炸中南海。”

我惊呆了，老罗会干这种大事？校外的516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再问：老罗怎么说？孙说：“老罗被轮换批斗了三天，听说能站着睡觉了，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除了干活，极少出门。怎么能和校外516 合谋呢。大伙儿私下里都莫名其妙是谁揭发他的，太离谱了。”当时我和孙老师都处于箭在弦上的位置，谁也不敢随便议论军宣队的是非，只能带着疑惑，叹息地分了手。

老罗这事情如何结尾的呢？听说老罗的老婆想起来了，问老罗，专案组抄走了你的小本子里提到中南海了吗？她的话猛然提醒老罗，老罗曾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时候，为住在林学院的外地红卫兵做服务工作。老罗每天把红卫兵的活动都记在本子里，来林院的红卫兵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就叫中南海战斗队。两派打嘴仗，另一派就攻击中南海战斗队，说要砸了中南海战斗队，老罗把砸误写成了炸，还简化了中南海战斗队全名，只写中南海。另派还说要控制自来水截门。不让中南海战斗队喝水。老罗就简写成他们要停水，这基本上就是三停，两罢，一炸的源头。这件事如果参考现代处理交通事故的案例，老罗笔记本上的记录简化语太多，误导了他人，要负全责。军宣队立功心切，以为抓住了大案要案，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既然停水必定停电，既然炸中南海，必定先罢工罢市。夸大了事实，要负次要责任，但主观动机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无可指责。至于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只能归咎于不明真相，可免予追究。结论是老罗自作自受，批错了活该。

6，山雨欲来，我预感要被逼上马了

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拖了半年多了，我在林院的文革中算是著名的活跃分子，可是清查指挥部没动我，没被列为第一批清查对象，我自认为是我不够加入516的资格。因为文革刚开始那会儿，不少学生响应人民日报社论，在校内温和地批判揭发校领导的问题（林学院的学生多来自农村，比较老实纯朴，没有出现过像清华北大那样斗黑帮的胡闹行为）但也被派来的工作组污蔑为反革命活动，当做另类。我是去国务院接待站为学生鸣不平的唯一教师。事后，在开全院批斗反革命份子大会上，我又是被吼上台的唯一女教师，发言人把我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反右远动时受处分的‘丑事’全抖搂出来。为此我绝食两天。一周后对我监管放松了，我就外出到母亲家，听弟弟说，江青，陈伯达去北大为造反学生鼓劲打气，称他们为革命小将，向他们致敬。我感到了形势有变化，就贴出第一也是唯一的一张为林学院的‘反革命师生’翻案的大字报。主要内容说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是错误的。这张大字报轰动了林院，我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直到8月份毛泽东表态，夸奖聂元梓大字报写得好，我才被认可为名符其实的造反派。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时出事了，我的父母被他工厂的红卫兵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驱逐到农村，我去父亲工厂交涉，与工厂的工人红卫兵发生争执，很快，工厂来人在林院贴出醒目的大字报，说我为反动父亲翻案。在讲出身，论血统风靡社会的时期，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的罪，消融了我头上正牌造反派的光环。以致造反派学生成立东方红公社时，红卫兵居然拒绝我成为社员。

“我连东方红公社社员都不是，机密的516组织能要我吗？”清查516运动初期，谁也说不清所谓516组织是个什么货色，我常用这理由为自己辩解，我自忖清查指挥部也一定这样看待我。我想得太美了，当所有人的交代材料凑在一起成了一团乱麻时，清查指挥部还指望从我这里找到线头呢。

7，在劫难逃，我首次被批斗

住在新二中的教工只占林院教工的一部分，这里所有的文革活跃人物经过炼狱，基本上都成了516分子。使负责的军宣队员李营长非常得意，他先召集少数人开会授意，然后公开讲话：“------每个人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是516，七斗八斗之后全都承认了。”他讲话时有意把我名字顺了一下，说要争取主动，把自己过去的罪恶活动说清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的讲话使多数群众对我脸色立即由晴转阴了，我肯定自己在劫难逃，心里七上八下。为了自救，我花了半天时间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活动竹筒倒豆子全写来了，还特意写信给军宣队总头目王师长，内容是：据说516的总后台是王立，关锋，戚本禹。现在这三个坏蛋已经被中央揪出来了，有句俗话叫树倒猢狲散，后台倒了，下面的喽啰一定会主动揭发他们的罪恶，争取立功。怎么可能非要经过七斗八斗才交代？何况文革中北京林学院相比其他院校十分不起眼，始终没做过冒尖儿的事。为什么秘密的反动组织516会看中林院，发展这么多人？七斗八斗才交代的材料是否可信，请首长考虑。

这封信王师长看到了没有，我没法知道，但至少被军宣队员李营长看到了，他立即召开了新二中全体教工大会，批斗我一个人。过了关的516自觉坐在灯光昏暗的后面。主持会的是军宣队依靠的积极分子姓邱的教师，她翻来覆去吼叫的内容是：

你说，你什么时候参加的516？你和哪个人联系？。

我不是516。

你要老实交代，已有人揭发你了。

他揭发我什么了？

你做什么你自己清楚，我们能告诉你吗？

我又不是516，我不知道做了什么错事。

你敢说你没犯错误？你太不老实了。

有人过来按我的脖子，强迫我低头，他手松开，我又扬起来，他再使劲按，直到我站不稳，摔倒。

又重复了两次类似的这套问答，这人就使劲扯我的头发，又一次摔到地上。

邱教师再问：“你和东方红公社的头目***，***‘***都有哪些交往？他们和你都说些什么话？你要老实交代。”

说实在的，我对这些人还是很尊重的。他们最早贴大字报揭发院领导的错误，很服人心。是真正的有正义感的造反派。但是我基本不和他们往来，我们之间有个鸿沟，就是不同的家庭出身，他们都是红彤彤的贫下中农子弟。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自卑。

我回答：“我和他们极少接触，我也不能捕风捉影的胡说一气，这样做不是搅乱了批清运动的大方向吗？”立即有革命群众大喝，“你不交代和他们的关系，还挺有理了？”那只大手又一次抓我头发，使我再一次摔在地上

爬起来后，我摸着被抓疼的头皮，十分害怕群众再动手，苦苦思索，到底什么是516罪行呢？哪个环节上我和主流唱了反调呢？我想起一件事，成立革委会的时候，要三结合，结合哪位干部是关键，掌权的东方红公社大力扶持姓单的院长进革委会，就开大会捏造罪名，把姓许的书记说成是特务，在会下，我提出了疑问，我这样的小人物不可能和书记有来往，只是觉得捏造她是特务的证据太荒谬了，想编个传奇剧本的素材也太不够份量了，很为她抱不平。也许这就是516的错误罪行？

于是，我回答：“我有错误，我不该保许书记。其实我并不了解她------我这句话还没说完，立即被主持人厉声打断，“你真狡猾，谁让你说这个，说你是怎样反周总理的！”

天啊，总算明白了，原来516是反周总理的！，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林学院的造反派要反总理？记得66年秋，周恩来总理穿军服，带红卫兵袖章，召集首都大专院校所有被污蔑为反革命的造反派开会。他表示支持首都造反派新成立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当时在场群众那个激动啊！从心底涌出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什么原因造反派忽然又翻了脸，反对他老人家？

“我从来没想过反总理，我干嘛要反总理？我也不相信林学院的516是反总理的”我正申辩，感到我的后脚跟被重重踢了一下，我晃了几下。回头看，踢我的人居然是军宣队李营长。好啊，居然军人亲自出马助威了。会场上除了主持人邱教师提问外，只有一两个人帮腔，他们来回重覆吼叫‘你老实交代’‘不交代没有好下场’，却提不出一句实质性的问题。其他参加会的人都装聋作哑，冷场的时间很长，用现代人的说法，根本形不成气场。

最后主持会的用威胁口气圆场，说“你要放老实些，想想有哪些罪恶活动，如实交代，否则群众绝不会放过你的”，宣布散会后。我回到集体女宿舍，谁也不和我说话，甚至没人正眼看我。我特别扭，唉，混在革命群众之中生活的‘516 ’分子，多么尴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8，严格监管和类似京戏的三堂会审

幸好，第二天一早李营长就命令我搬到楼下原来住军宣队员的单人间。搬进单人间后，门从外面锁上，从此不能自由活动，开始了被监管隔离的日子。

每天革命群众全吃完饭后，才有专人给我开门放风20分钟，抓紧时间到厨房买已冷了的剩饭菜，打水。上厕所。晚上就被叫到楼上，接受三堂会审。坐中间的邱教师，以前和我有过交往，她想加入共产党，曾向我交过心，说她揭发了她丈夫的反动言论致使她丈夫被处分，她想得到我的认同，赞赏她靠拢党，立场坚定。我没接茬，因为我不愿为迎合她而假惺惺地说违心话。她现在被军宣队重用，有了入党的阶梯，她这样卖力毫不奇怪。坐右边的是杨教师，当我还算革命群众时，和一位余老师散步，路过杨教师家，听到她那刚周岁的孩子在房间里哭的声嘶力竭，余老师叹口气说：“孩子没人管真可怜，当妈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算了，死扛着也扛不住啊”如今杨教师已由被清查的嫌疑人变为主持清查的主力了，她是为孩子，我能理解。每次去房间提审我的是何教师，他绷着脸命令我上楼接受批斗，装出一丝不苟的严肃形象。我想他定是被摇煤球摇怕了，只好改口，不再说清查516是先验论了。他也成三堂会审的一员。邱是主要审判官，态度严厉，不过声音再大也没新词儿，只有干巴巴的‘你要老实交代’，‘别想蒙混过关’等老一套训诫，他们坐着，我站着，还要被迫弯腰低头。何教师从不问话，专管按我的头。双方问答是车轱辘话来回转，我稍有顶撞，就说我不老实，我必须表面忍受着。后来的批斗会，我实在站不了一个多小时了，因为老吃冷的剩饭菜，常闹肚子，我说自己肚子疼，要求坐下，邱说：“我们可以让你坐下，但是你必须老实交代说实话。”她不是同情我，而是用‘可以坐下’来做诱饵。她是那种对领导的话坚信无疑，典型的不动大脑的愚民。杨教师在一旁也时不时地搭话茬，说:“你老实交代了，就没事了，你又不是516骨干，怕什么？”她是假戏真做。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对开导我的杨教师说“你说实话，你真是516吗？”她却面不改色一声不吭。

日复一日，除少数几天，一直这样延续，真不知何时终了。

9，厕所里得到的信息，使我改变了初衷。

我唯一能接触其他人的机会，是去公共厕所。一次遇见刘教工，她虽然也是东方红社员，但她贫农出身自然能得到优惠待遇。她对我说，“你不要再扛了，安**（学生，东方红骨干，负责发展组织工作）开始不承认，说他分工组织，从来没发展过516。一吓唬他，他又说东方红社员和老造反派都是516，这不是把你也交出来了！”还有一次，文革中的逍遥派李教师也对我说：交代了也没事，现在政策挺宽的，20字方针，是8341部队在二七机车车辆厂总结的，叫做：正面教育，热情帮助，不追不逼------后面的她忘了。我想，她们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小安同学把所有运动初期造反的都说成是516，我硬挺着也挺不住，老吃剩饭菜，肠胃病发作，腿疼，实在受不了精神身体双重折磨，干脆也胡说吧！说完暂时没事了，我也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于是我马上改弦更张，写了交代材料。在事实基础上加添上的情节故意往516方面靠，例如我说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百年讨论会上，一位姓辛的老师提到内蒙人民革命党（内人党），当时内蒙掌权的滕海清认为，内人党是乌兰夫有意阴谋叛国，制造民族分裂，其组织极其严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辛老师说，一个劲地逼供，有个村的共产党支部书记被整的没法，就把全村共产党员名单全当作‘内人党’交上去了，中央已经批评了，并撤消了滕海清的职务。我写道: 辛这样说是不是有意影射林院清查516扩大化？但辛说的话却得到我的同感，还到处宣传，说明我也认为林学院批清运动有扩大化问题。此外我还瞎编了教师刘**（他没到丽江来，在北京守校）。曾对我说，你天天回家路过地质，石油，钢铁等院校，有机会看他们学校的大字报，可以抄一些影射总理，对总理不满的大字报汇总刊印。我还胡指某些人（多半是我看不顺眼的马屁精）暗地里有整理反周总理材料的嫌疑。

我想随便编一些蒙混过去，实在糊涂。我挨整的时间已经是运动后期，众多七晕八素的交代材料已经让顶头的批清领导头昏脑胀，我这不咸不淡的所谓交代，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正好我发生了一件事，却让新二中的李营长有了起死回生的快感。

10，写信上告引起的祸端。

这件事就是我给家人写的信，我的丈夫老杨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过去说他是假党员之类莫须有的帽子已经摘掉。他一贯是‘驯服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我放弃了给他写信的念头，就写给自己的弟弟，信中提到林学院的清查516运动，已经搞了8个月了，没有结论，现在又说我是516骨干，希望他把云南11师搞扩大化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我的信没寄出去，反被军宣队扣下，李营长在信上用红笔加了按语：此信思想极反动，建议召集全院教师开批斗大会狠批。（运动后期返还了我所有交代材料，也包括这封信）。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我趁上厕所扔进信箱的信，已经被专管邮件的人特意挑出来，向上级献礼了。

估计李营长向王师长请示全院批斗我的事，碰了软钉子。师长掌控全局，师长比营长军阶搞，自然水平也高，经过大量乱七八糟的假交代，他或许已感觉到林学院的批清运动多半是冤假错案。但是中央文革没发话，他只能硬挺着。他没及时回复李营长。而在新二中说一不二的李营长却不甘心，他一方面不耐烦地等着师长的回复，同时放风要开全体大会的消息，，我在女厕所里听到了风声，非常紧张，该怎么办？到了晚上，趁看管我的同事不注意，我不假思索，从后窗跳了出去，我要去下关市找军部告状。我绕过几个山后。停下了脚步。不对，现在可能还没走出村子，以我的体力再走一段路多半就走不动了，也没力量返回来了。难道要睡在夜间低温的旷野里？即使真在野外睡了，真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安全地来到下关军部的驻地，我没有介绍信，谁能接待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更别指望有人听我的告状。我白跑这一趟，人们会认为我愚蠢透顶，我将成为笑料。算了，还是回去接受狂风暴雨的袭击吧！幸好我回去了，看管我的是很熟的同事，他正焦急地四处找我，他害怕失职，军宣队会把他也算做516的。我敷衍几句，外逃的事只字未提。

11，两个小条让我从心里掏实话

我就像判死刑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问斩，每天焦虑不安，夜夜失眠。估计李营长也在焦急地等待上级的支持。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前一时期我被通知搬家，换了个房间。换房间时却丢掉了两个很小的纸条，要批斗我的前夕，小条被积极分子捡到，上交给李营长。那天我要睡觉了，忽然李营长怒气冲冲跑来，让我解释两个纸条，一个写‘不交’，另个写‘交假的’很明显这能证明516分子在搞攻守同盟。他的样子真像凶神恶煞，咆哮不止：“说！你这条子打算交给谁？你和谁接头？”唉！我被监管，能和谁接头呢，是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才好，自己写小条抓阄决定自己的去向。我不想再说假话了，批清运动这么长了，不管我的假话编得多神乎其神。也和所谓516分子骨干写的‘交代材料’衔接不上。结果我不但过不了关，反而给我带来更多麻烦，对自己更不利。我诚恳地对他说：“李营长，请你把交代我是516的材料分析一下肯定能发现很多矛盾，因为很多人都说假话”。他听不进我的解释，一个劲儿问我都和谁接触了，我战战兢兢把所有在女厕所的会话如实供出，这些实情让李营长很失望。他原指望小条中包含的秘密会促使王师长下决心，会使林学院的批清运动拨云见日。

不过，自负的李营长虽然没得到王师长的批准，但他的大话已经放出去了，还是召开了属他权力内的教工大会。他在会上说我污蔑林学院的批清运动扩大化，还写信上告军宣队领导，罪不可赦。他鼓动群众踊跃发言，大胆批判。

批斗会完全没有达到军宣队预期的效果，群众已经疲倦了，拖拉了半年多批斗没有拿出手的结论，已经动摇了群众的信心。除了个别人提出：“你既然说你不是516，为什么能干出只有516才能干的事，一般群众谁会写信告军宣队哪！”这句话使我暂时哑口。我也相信不会有第二个人和我一样。

12，516们早一步知道了林彪被摔死

这种不搵不火的日子又拖了好久。直到林彪外逃摔死的消息传到516分子的耳朵里。才认为出头的日子到了

果然，第二天我的门敞开后，再也没人锁门了。

但是，516份子在主流派眼中还是另类。林院再从丽江搬到下关市后，每次群众开会学习，李营长依然把516份子轰出去。他的极左措施反而迫使516们聚在一起，粘在一块，互相温暖，无比团结。就在这其间，军宣队李营长曾与我们516份子之间发生过一次剧烈冲突，由于所有516分子的口吻一致和态度的坚决不屈，完全击败了军宣队员李营长，获得了前所未有痛快淋漓。我甚至把前期批斗会上他踢我脚后跟的事说出来，质问他，这符合军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使他哑口无言。我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来，任何时候《团结就是力量》是完全正确的。

说‘516是最凶恶敌人’的家伙摔死了，但始作俑者，要修理造反派的毛泽东当时还活着，这次我翻阅40年前的交代材料时，发现我两次胡编假话和两次翻供都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例如我写到：“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他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事实，也不受客观实际的检验”。又一次写到：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吃饭，靠科学吃饭。他一向要求革命群众：说话要朴实，作风要扎实，办事要老实“看来，他的语录无论说假话还是真话都可以用。当年，大陆群众极度迷信毛泽东，以他说的话当做武器，打派仗的时候，双方都用‘毛主席语录’相互攻击。说明他言行分裂为两级的谎言能用于任何场合，它把民众哄骗驯化成愚民，顺民，暴民。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才是最大的516份子，他除掉刘少奇后，就看周恩来不顺眼了。他曾说过‘反周必乱’的话。证明他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只是害怕群众不服，真的造起反来，他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毛氏江山就难以保住了！。

清查516运动最后是不了了之，即使毛泽东死了，邓小平想起自己儿子的不幸，也不会为516平反。不少文艺作品都把造反派形容为青面獠牙，十恶不赦，文革中的打砸抢全赖在造反派身上。这是完全混淆是非的。文革的祸害主要出在毛泽东煽忽夺权以及成立三结合的时候，各地区全都组织起了‘反’或‘保’观点截然不同的队伍，无所谓造反不造反，为了夺得权力，各派全自称是忠实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信徒，两派文攻武斗，闹得不可开交，出现了各种难以表述的泯灭人性的恶行。必须申明，打砸抢杀与前期最早站出来揭发领导阶层过错的真正造反派没有丝毫关联和相同处，我认为文革前期的造反派和反右期间的右派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共有的个性是不习惯盲从盲信，善于独立思考，不过于计较个人利益，敢于冲锋在前，以民族大义为重，大胆提出社会进步的主张。他们不是那种落下一片树叶都怕砸在自己头上的庸人。这正是一般国人稀缺的，但却是最需要的品质。统治者最讨厌这类品质的人，可喜的是虽屡遭毛泽东及其后任者无情打压，但前浪带后浪，这种品质已延续到当今异议人士的身上。

作者杜婉华，时年81岁

“黑五类”论坛

向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新“黑五类”人士（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黑五类”联合起来，建设民主宪政中国！

——驳袁鹏“黑五类”谬论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4.html

作者：肖国珍

《袁文》的积极意义在于，总算让黑五类明白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黑五类”联合起来，建设民主宪政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l “黑五类”之产生与存在

l 黑五类的比重及其他

l 中国崛起的真正障碍

l 中国的希望何在？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中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先生《中国的挑战在哪里》（以下简称“《袁文》”），声称美国将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

该文让我大开眼界。当然，“大开眼界”只是意味着我的思维未能与之俱进，不等于我赞同。文章刊出后，有网民戏称《袁文》列出的五类人为“黑五类”。兹就“黑五类”问题发表个人意见。

“黑五类”之产生与存在

维权律师：律师的天职就是维权。从应然的角度而言，所有律师都是维权律师（难道还有“非维权律师”？），“律师”与“维权律师”乃是同义词。

从实然的角度而言，如果，“维权律师”只是律师群体里的“一小撮”；如果，批量律师不是维权律师，不是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战，不是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战，而是看官家脸色，那么，根源不在律师本身，而在于扭曲律师天职的背后的因素。就当前语境与我理解的《袁文》而言，“维权律师”指的似乎是律师中的少数，是敢于不看官家脸色、而依法维护权利的“一小撮”。

法律被践踏，权利被侵犯，当此时也，“维权律师”应运而生。

地下宗教：当真正的“地上”宗教信仰自由不见容于当局，教徒们欲租房、购房作为敬拜地而不能，以至于不得不在露天雪地里敬拜时，坚守信仰自由的人们，除了“地下宗教”，宁有去处？

按照人或拟制人的天性，谁都愿意从月光下走到阳光下，没有人愿意“地下”。“地下”系被迫而为。

异见人士：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在数十年举国上下强行统一思想、封锁信息、禁杀言论自由，因而万马齐喑之地，异见人士尤为珍贵。当前中国，如同千疮百孔而高速行驶之动车，一路狂奔而不知所向（当局声称是特色道路，但说者、听者均不知所云），异见人士对言论自由的主张与坚守，能唤醒民众、警示当局，使国人兼听则明，使国家或多或少地朝理性发展方向行进——从桥上走，而不是在浑水中一阵阵乱摸石头。

网络领袖：在数十年新闻、出版须经事先审查的背景下，借助新技术，在公开、透明、自由、平等的网络环境下（剔除众所周知的干扰因素），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受者，打破了当局对言论的垄断，网络领袖出于民意而非钦定，自然而然地、众望所归地，横空出世。

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在此国情下，应当不用诠释。为了厘清思路，还是按照我的理解来列举一下，不尽之处，各位看官可以再行补充。

一、老幼病残；

二、下岗工人；

三、失地农民；

四、被钳制思想与言论的知识分子；

五、房屋遭拆迁得不到合理补偿者；

六、享受不到应当享受的社会福利、生活无着之人；

七、被高物价高房价高医疗价高教育价绑架，而未能获得补贴以对抗前述高价的人；

八、其他各种遭受立法（如罪恶的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行政、司法不公而蒙受损害的人们，包括但不限于访民。

个人私权对个人私权的损害是有限的。在一个不公正的制度里，

公权力对个人的损害才是可怕的、大规模的、长期的，尤其是：当遭受公权损害，而无从得到公正、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时，任何一个貌似强大的人——不论其多么富有（如重庆被黑打的亿万富翁）、多么位高权重（高至国家主席，如刘少奇）——在强大的公权绞肉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遑论本有的弱势群体。

请比对一下：你是不是属于弱势群体？

黑五类的比重及其他

黑五类占国人比重多大呢？我认为是100%——该数据包括了现实的和潜在的人数在内。在现制度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前面的“绞肉机”一说已述）。

当然，《袁文》不会这么认为，否则所有国人都成了影响中国崛起的力量，哈。从逻辑分析，看来《袁文》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江山永固、千秋不易，因而是不可能沦为“弱势群体”的。估计袁先生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没有认真读过《红楼梦》。《红楼梦》中写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就奇了怪了，这些黑五类怎么啦？在党国治下60多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直读党的书报、看党的TV、跟党走，怎么着也混出感情来了，怎么会听辽阔太平洋那一边的话？

当社会危机出现，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群体事件、“维稳”经费高于军费、在国外大把花钱也买不到朋友的情况下，把危机原因与恶果栽赃给民间，在国内到处寻找假想敌、将其贴上标签并妖魔化，然后各个击破，来个“与人斗其乐无穷”，是某些人某些集团惯用的手段，目的是转移矛盾。60多年来，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这样造成的。君若中计，真把这黑五类当敌人，到时死得难看的就是你自己。

中国崛起的真正障碍

保护弱势群体，是当今所有文明、法治国家的共识，连最无耻的政府也会口口声声打着“保护弱势群体”的旗号。现在，《袁文》一出，公然以弱势群体为敌，总算让人们明白了什么叫“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客观地说，这五类人，是挑战反动、挑战腐败、挑战权贵的有生力量。原因你知道的。

把中国崛起与权贵利益等同、视民众如寇仇，是袁先生的一大发明。权贵绑架了中国倒是真的，但将权贵等同于中国，我想正常的中国人，尤其是普通民众肯定是不会买帐的。——当然，也许是笔者小人之心，或许，《袁文》并非想要把黑五类当作异己、敌对势力、维稳对象，而是提醒中国当局应争取黑五类为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

中国崛起的障碍，从群类的角度划分，是垄断政治权力从而谋取一己经济权利的权贵；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是极权主义，是保障权贵利益固化的制度。——这一点，我想不必深入讨论了。根据常识就知道个中原因。

中国的希望何在？

《袁文》的积极意义在于，总算让黑五类明白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黑五类”联合起来，建设民主宪政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不是为美国，不是别有用心，不是被人利用！

而是——

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不再被“黑五类”；

为了不再把建设民主宪政的责任转移到下一代；

为了追求自由与幸福之天赋权利；

为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http://faweitian.liu6465.fyfz.cn/

本文原标题：原标题：论新“黑五类”

袁鹏：五类人妨碍了中国崛起

原标题：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关键词：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

——袁鹏认为这五类人妨碍了中国崛起

　　中国应该对发展的战略机遇保持自信，但也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挑战所在。事实上，中国真正的挑战不是眼前，而是未来5-10年；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

　　未来5-10年，中美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国际权威机构普遍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大约在2020年左右。届时，中国军事、科技实力也将有实质性提升。美战略界目前在集中思考3个有关中国崛起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应对一个13亿-15亿人口大国的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和经济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带来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所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挑战？

　　这意味着，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战略较量还在后头。如何尽快调适心态、调整战略、破解上述难题，迎接经济总量超美之后的中美关系，成为必须思谋的大战略问题。

　　未来3-5年，是各主要大国脱困疗伤的关键期。各国目前都在不约而同地做着一件事：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美国体现为奥巴马“新政”和战略重返亚太；欧洲体现为围绕债务危机的体制机制变革和对西亚北非变局的积极介入；俄罗斯则利用“普梅体制”对内谋求经济复兴、对外打造“欧亚联盟”兼及巩固远东。

　　一旦美欧诸国渡过难关，完成新一轮体制性变革，辅以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则将真正冲击中国战略机遇期。如何冷观周边形势，将工作重心尽快转向国内体制机制完善和经济社会再造，赢得最终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中国当前真正的考验。

　　未来3-5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在实现有利于美国主导的亚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国的全面对抗；重在利用中国同相关国家的主权矛盾尽快完成新一轮亚太战略布局，而非过早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

　　这一阶段，美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获取战略实利，实现国力重振，确保霸权地位。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以金融保险市场开放为阶段性目标，全面打入中国第三产业，以期在掌控中国发展命脉的同时牟取巨大经济金融利益；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以强化同盟国关系、提升伙伴关系、分化离间中国同朝、巴、缅关系、重启美俄关系等方式，造成中国外交被动，松动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压缩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以“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问题为抓手，推进相关对话、制定相关准则，以期实质性弱化中国在上述领域对美的战略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这是中国能否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韩三洲：中国真正的挑战在于给党出损招的精英太多

袁鹏的这篇建议很可怕哦，尤其是发生在十八大即将召开、新老交接之际，作为社会精英，居然给我党出了一个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的狠招、怪招、损招，明里是亲党爱党，实质上是损党害党，是吃着党的饭砸着党的锅！

　　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一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雄文《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指出中国主要敌人是美国，美国正在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看来，这个精英给党献计献策，核定了五大敌对势力，并建议“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也就是说，文章建议我党今后要集中精力来对付这五大敌对势力。

　　问题是，这五大敌对势力中，居然没有人人痛恨的贪官污吏，但倒是有了可怜无依的弱势群体。这“弱势群体”，是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是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流落在城市边缘的底层人员为主的人群所组成的。但是，又是谁造成这一社会阶层人员困难与窘境？难道说不是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偏差失误所造成的吗？自己造成的偏差失误，不是去安抚、去体恤、去弥补，反而要以受美国利用的敌对势力来看待，这种说法不是明目张胆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要加大社会分裂，把这些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推向美帝国主义一边吗？

袁鹏的这篇建议很可怕哦，尤其是发生在十八大即将召开、新老交接之际，作为社会精英，居然给我党出了一个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的狠招、怪招、损招，明里是亲党爱党，实质上是损党害党，是吃着党的饭砸着党的锅！我相信，有着九十年“伟光正”历史的党，是不会听信这样所谓精英的怪招损招的，想当年，我党不就是依靠这些贫苦的弱势群体闹革命才打下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岂能听信这些歪嘴和尚念得歪经，把支持我党的群众基础当作亲美的敌对势力来打！

路：博客中国

人民日报缺心眼儿

作者既然是个什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如何会不知道这“新五类”都是党一手栽培？说这些人干扰中国的崛起，这不等于是骂党缺心眼儿---千辛万苦地自己培养了一帮白眼狼吗？我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怎么可能会做如此智障的事情呢？

荒唐啊！划分了“新五类”的人民日报。江泽民才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懂一点简明中国历史。怎么，才时隔一日，《人民日报》就当了耳旁风？即使不懂一点中国的历史，好歹也不至于痴呆到忘记了党的历史吧？过去擅自划分“黑五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作者：转载石三生的文章

《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石三生九州评论·之十一

看到海外一篇《人民日报刊文称五类人干扰中国崛起》。因对其所谓的“五类人”产生好奇，就点开看了，看的不过瘾，又翻出新华网的原文《人民日报：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5-10年》。读到美国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一节。不由得拍案惊奇：这人民日报，不是吃错了药，就是十足一个缺心眼儿了。不然，怎么连自家人也乱咬起来了呢。

不用说，这文章的作者是个喜欢闭门造车、夜郎自大之人。自己没什么思想，又绝看不见别人的智慧。中国即便是真的有这么“新五类”玩意儿，那不都包含在顾晓军先生于《成立保卫中共党野战兵团》所划分的九大纵队中的吗？

什么维权律师？不就是高智晟、江天勇之流吗。这些人，不就是由艾大呆为总司令、骗子牧师傅希秋任政委、陈瞎子任参谋长的第五纵队主要成员吗！这些鸟人，除了狗咬尾巴---只在自己的圈子里互相吹捧、维权，能干扰了什么国事？

什么网络领袖？不就是韩寒、孔庆东这些个左撇子吗。若没有党成全，新浪凭什么将这些脑残的“领袖”高高供奉在上？若没有五毛的鼎力相助，韩寒小儿又凭什么能在美国《时代周刊》的票选中脱颖而出？韩三儿不正是由茅于轼任司令员、于建嵘任政委的第四纵队的参谋长吗？那孔孙孔庆东，不正是第六纵队的司令员吗？

什么弱势群体？不就是那成千上万的访民、难民吗？不就是那什么“一坨屎”、福建三网友、邓玉娇吗？这能利用的，早被不是招安就是扬言赔偿千万；那等如钱云会、钱明奇、唐福珍之类不开窍的，早都成了孤魂野鬼。他们就是想干扰中国崛起，问题是：党是迷信鬼神的组织吗？

说什么地下宗教。共产党不是讲信仰自由的吗？既然是自由的，人家信啥，凭什么要公开呢？什么宗教信仰，不就是一些骗钱的行当吗？政府可以大兴土木、到处兴建寺庙敛财，老百姓烧不起香、拜不起佛，私下里认个神树、跪一下神山，又怎么能干扰了中国的崛起呢？当然了，作者或许是说的那些如同骆家辉做礼拜的地方，也或者是说被党禁了的/法/轮/功/之流。那骆家辉也许真有亡我之心；可/李/洪/志/大师，不就是第九独立纵队的总指挥吗？

说什么异见人士。搞不懂作者怎么会异想天开至如此？芸芸众生，原本就是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生来本就千差万别，又何来的异见之说？难道与异见相对应的，就是共产党的“共识”吗？就算是共识，顾晓军先生也早就说过：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8000万人的“共识”也依旧只是少数人的见识。这少数人的见识，难道就不是异见的吗？就算真有“异见”，放眼神州，有几个算得上是“异见”的人士呢？艾未未算吗？高智晟算吗？刘晓波算吗？韩寒是吗？孔庆东是吗？司马南是吗？这些人，个顶个不都是党自己的人吗！

我个人倒觉得顾晓军先生应该算是个真正的“异见”人士。可惜，他拉起个“民评官”，立刻就被党拆了个七零八落。他也想学孔老二、来个桃李满天下，奈何流年不利、只招了十数个弟子，就窝里反了好几个。这般的异见人士，又怎么可能干扰了中国的崛起呢？看起来，这分明是中国在阻遏“顾晓军主义”崛起的吗。是不是这样？

荒唐啊！划分了“新五类”的人民日报。江泽民才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懂一点简明中国历史。怎么，才时隔一日，《人民日报》就当了耳旁风？即使不懂一点中国的历史，好歹也不至于痴呆到忘记了党的历史吧？过去擅自划分“黑五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石三生2012年8月1日星期三15:31延边·山中】

本文作者：石三生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章文岳：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要让大陆官员，尤其那些不学无术却拥有高知学历证书的地方官员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那是要放弃他们的特权了。大陆的既得利益阶层，上上下下的官老爷更担心他们攫取的财富遭受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第2次分配，而袁鹏文章正确地告诫他们：（民主）转型是中国能否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

　　这是笔者对袁文的解读。

“新加坡”记者于泽远北京报道，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

　　这篇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撰写的文章说，中国应该对发展的战略机遇保持自信，但也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挑战所在。未来3至5年，是各主要大国脱困疗伤的关键期。一旦美欧诸国渡过难关，完成新一轮体制性变革，辅以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则将真正冲击中国战略机遇期。

　　笔者认为这是党内民主改革派的声音，能够公开在官方中央级报刊发声，这是值得高兴的大事。这与笔者对一党专政下的“北京模式行将就木”的估计异曲同工；角度不同，看症候却是一致。只是在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学者，其说法不能不加以含蓄。不能不说一句“对发展的战略机遇保持自信”配合“主旋律”话语；不像庙堂外的自由撰稿人无惧官帽丢失的那样直白。

　　吴文认为，中国要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这是中国能否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他无疑提醒当局，所谓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部体制机制必须全面重塑，小改小革挽救不了危局。

　　笔者也认为，能否牢牢把握这2年机遇，关键取决于当前主导中共的改良派（与民主改革派有别）的思想认识、工作力度和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袁鹏所长认为未来5至10年，中美力量对比将质变说中国经济总量大约在2020年左右超越美国。届时，中国军事、科技实力也将有实质性提升。他没有指出决定性的前提是中国本身“全面重塑”的民主转型。经济上实现外贸转为内需为主，10余亿至今还不能放胆消费的百姓可以放开手脚消费，以取代权贵阶层大手大脚甚至穷奢极欲的浪费，将后者的掠夺积累的财富分摊于百姓。其次，由于实行民主体制，言论、创作自由，几亿人的创新精神发扬，使以高科技为主的产业结构的确立成为可能。此时，才能谈到“超越美国”。

　　他认为，美国战略界目前在集中思考三个有关中国崛起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应对一个13亿到15亿人口大国的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和经济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带来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所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挑战？

　　其实，美国目前对这三个挑战，早已作出了全面应对，合围中国的态势己经形成，目的只有一个，促使你民主转型，助中国国内和党内民主改革派的一臂之力。她也注意自身的更新，西方制度有批判更新自发运转的机制，而独裁国家是缺失的。这注定美国的经济、科技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加上大自然的恩赐，人民无拘无束的创新精神，使深埋地层、蕴藏量极为丰富的页岩气得到开发，能源可以自己解决。能源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在开发页岩油气中带动了科技发展，中国无法望其项背。十年前还不存在对页岩气的开釆，今天它的产量已占美国天然气生产的四分之一。中国不是没有可开采的页岩地层，而是没有技术，只得到中东、中亚、伊朗、俄国四处奔走进口石油，加上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疯狂泡沫。美中经济发展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国力的天平，向那方倾斜不言自明。

　　笔者理解体制内学者的苦衷，比庙堂外自由撰稿人更不敢说出自己心里话。但袁鹏与台湾研究所副所长陈卫东一味的抬轿子吹喇叭根本不同，他觉察了中国深刻的政治危机。基本说了实话。

　　袁鹏的文章正确指出，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战略较量还在后头。未来3至5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在实现有利于美国主导的亚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国的全面对抗。这一点笔者的看法有异。他说“3至5年”，笔者着眼整个世界形势，中东叙利亚民主转型在即的局势下，应为“2至3年”。然后就可集中主要力量，迫使大陆民主转型。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的说法是他不得不说的伪命题。

　　吴文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以金融保险市场开放为阶段性目标，全面打入中国第三产业，以期在掌控中国发展命脉的同时牟取巨大经济金融利益；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以强化同盟国关系、提升伙伴关系、分化离间中国同朝鲜、巴基斯坦、缅甸关系、重启美俄关系等方式，造成中国外交被动，压缩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以“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问题为抓手，推进相关对话、制定相关准则，以期实质性弱化中国在上述领域对美的战略挑战。无疑势头会越来越猛。

　　所以文章进谏当局，如何冷观周边形势，将工作重心尽快转向国内体制机制完善和经济社会再造，赢得最终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中国当前真正的考验。未来3至5年，是各主要大国脱困疗伤的关键期。一旦美欧诸国渡过难关，完成新一轮体制性变革，辅以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则将真正冲击中国的故步自封和自鸣得意。要让大陆官员，尤其那些不学无术却拥有高知学历证书的地方官员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那是要放弃他们的特权了。大陆的既得利益阶层，上上下下的官老爷更担心他们攫取的财富遭受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第2次分配，而袁鹏文章正确地告诫他们：（民主）转型是中国能否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

　　这是笔者对袁文的解读。

来源:共识网|

北京观察：新"黑五类"改变中国

新"黑五类"与老"黑五类"大不相同。老"黑五类"基于阶级立场，通过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肆意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新"黑五类"则是基于权利意识，是为自己和大多数人主张公民权利的人。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个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将弱势人群，还将之视为威胁国家崛起的障碍，正如网络人士评论的那样，是一种赤裸裸的纳粹思维，也把大多数人纳入了维稳范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与人民为敌"。

新"黑五类"和袁鹏先生有着共同的判断和吁请，同样认为应该"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为改变中国创造条件"。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主张打压新"黑五类"；后者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视新公民权利为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正如袁先生所说，新"黑五类"正在改变中国，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公平正义与财富，而不仅仅是维护新"红五类"统治利益的所谓"国家的崛起"。

《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说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哪里"，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所美国所所长袁鹏。文章一开始就断言说中国"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应该说这个判断不无道理。接下来，作者却大谈美国的中国战略，指出美国会利用这些麻烦来阻止中国的崛起。

在提出被简称为”维教异网弱“的新"黑五类"人群之后，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说，要严厉控制和打击新"黑五类"，防止他们被美国利用来颠覆中共政权。

文革时的"黑五类"是专政的对象

以国家利益和政权稳定为名，将一部分人从民众中分离出来，作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而且刚好是"五类人"，这自然让人想到"黑五类"。那是"文革"期间为一部分公民确立的政治身份，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被戴上这些帽子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失去了大多政治权利，成为专政对象。他们随时可能被拉出来批斗、毒打和羞辱，在求学、求职、晋级、分房、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机会和福利都被剥夺，还被要求进行灵魂的自我改造。而与之相对的"红五类"，即政治身份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革命军人的人（简称"工农兵学商"），则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上公然拥有更多的特权。在"文革"高峰期，红卫兵变本加厉，私设刑堂和拘押场所，致使"黑五类"惨遭迫害。1979年，中共作出对"黑五类"摘帽的决定。

专制政权的惯用伎俩有两个，一是对外塑造敌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灌输仇恨意识，充分夸张和想像，制造一个或多个阴险狠毒的国际敌人。二是对内挑拨分裂，划分等级，挑起群众斗群众。袁鹏先生的这篇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思维。仿佛恐怖的昔日重新降临，难怪网络一片唏嘘。

但是世易时移，新"黑五类"与老"黑五类"大不相同。老"黑五类"基于阶级立场，通过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肆意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新"黑五类"则是基于权利意识，是为自己和大多数人主张公民权利的人。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个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将弱势人群，还将之视为威胁国家崛起的障碍，正如网络人士评论的那样，是一种赤裸裸的纳粹思维，也把大多数人纳入了维稳范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与人民为敌"。

表达异见是"与人们为敌"?

事实上统治者不需要袁鹏先生的提醒，早已经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外在的军事冲突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维稳经费高于军费"的统治状况。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连统治者内部都日夜焦虑，更不用说接受袁先生的建议，继续"转向"和扩大"塑造"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黑五类"和袁鹏先生有着共同的判断和吁请，同样认为应该"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为改变中国创造条件"。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主张打压新"黑五类"；后者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视新公民权利为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正如袁先生所说，新"黑五类"正在改变中国，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公平正义与财富，而不仅仅是维护新"红五类"统治利益的所谓"国家的崛起"。

作者：长平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

零八宪章月刊第5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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