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55期）
目 录
卷首语
薄熙来事件对执政党的两个严重警告！！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10/blog-post_5883.html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
深切悲悼胡绩伟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严正声明
释放焦国标！释放焦国标！！
《零八宪章》论坛
胡温政府必须为“王树杰惨案”和 “何志华惨案”肩负起历史责任！
——关于“盘锦惨案”和 “长沙惨案”的强烈控诉和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德邦：薄熙来如何走？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郭永丰：时代在呼唤，胡锦涛何不政改？！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张辉：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陈永苗:站在改革已死之上的“民国当归”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刘逸明：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新方式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2012年震动中国乃至世界政坛的事件莫过于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了。自从2月初王立军闯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乃至中国官场发生了一系列天下瞩目的人事变动。可以说和重庆相关的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人们的神经。8月12日，薄熙来老婆薄谷开来因为谋杀尼尔伍德被合肥中院判刑死缓；9月24日，王立军被成都中院数罪并罚处刑1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至此，沸沸扬扬已过半年的重庆“薄王”事件逐渐接近尾声，估计18大之前执政党对薄熙来的刑事处理结果也会大白于天下。
我们认为，从腐败的角度讲，薄熙来事件并不新鲜，在缺少监督制衡的政体下，“无官不贪”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真实写照；但薄熙来及其家庭的黑恶犯罪却向天下表明，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已经从基层政府上升到政治高层。普遍的恶性腐败导致人民的普遍“仇官”情绪，而抛弃法治的“黑社会化”政府治理则很有可能将广大人民动员进砸烂“巴士底狱”般的“革命街头”和“革命广场”。也因此，我们非常善意的提醒即将走上北京前台的新一届执政当局，要从重庆事件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启动政改，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未来！
新华社：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
薄谷开来故意杀人判死缓
王立军案：数罪并罚获刑15年
新华社评：任何人践踏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光明网评论员：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新华社：中共要在十八大制定新措施拿出新办法
改革论坛
《零八宪章》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斯伟江：珍惜改革旗帜
笑蜀：组织化维权：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特别关注
编者按：
众所周知，焦国标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任职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热爱自由，渴望民主，对专制独裁深恶痛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2004年因长篇檄文《讨伐中宣部》而名闻天下，并因此而丢掉自己在北大的讲席。2008年12月签署《零八宪章》。9月初因为北京警方无理拒绝他出国参加国际笔会年会活动，焦国标老师一气之下，发表了一些“情绪化”言辞，不意北京海淀警方据此刑拘焦国标，指责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北京警方的错误举动引起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和抗议，“零八宪章论坛”也在第一时间发出“释放焦国标！释放焦国标！！”的强烈呼吁——在海内外健康力量的关注和抗议声中，9月24日，焦国标被释放回家——至于后事如何，我们将保持继续关注。但我们希望执政当局充分尊重中国宪法所赋予国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压人民说话和批评的权利。
焦国标向习近平、李克强发出强烈呼吁抗议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焦国标被阻止出境参加笔会会议的抗议声明
国际笔会就焦国标博士被阻止出国开会致信胡锦涛
原北大教师焦国标因言论被刑拘
国际笔会狱委关于焦国标被刑拘的紧急行动通报
焦国标：中国缺政改，不缺钓鱼岛
焦国标给马英九先生的公开信
焦国标给石原慎太郎先生的公开信
焦国标已回到家中 谢绝告知经历
人权观察
编者按：
9月以来，人权问题持续倒退，焦国标因言论问题被刑拘，长沙市开福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竟然规定“不拥护共产党不能成为候选人”，赤裸裸的违背宪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遭到当地警方的侮辱殴打……
更为严重的是在辽宁盘锦和湖南长沙分别发生了当地政府恶意杀戮国家公民的悲惨事件。这两起惨案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中国基层政府已经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大摇大摆地陷入“黑社会化”治理时代，“零八宪章论坛”已经向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批评和抗议！提醒胡温政府必须对这两起人权惨案承担起必须的历史责任。我们也希望海内外一切良心人士和良知媒体继续关注“盘锦惨案”和“长沙惨案”的后续发展。
人民日报：辽宁盘锦1村民被民警枪杀续：系政府违法强拆
辽宁盘锦强拆现场警察开枪致死案初步观察报告
——北京锋锐律师所伍雷、周立新律师
新华社：辽宁盘锦征地枪案真相调查
晶报：盘锦血案，大家都在问，谁来回答？
陈岚：让子弹停一会儿，想一想，最终，它将飞向谁。
长沙再现钱云会——村民何志华的悲剧
何志华女儿何奥：对父亲何志华被血腥压死的的控诉
死者何志华父亲陈述真相
苹果日报：公路不死几个人不好 压死你有钱赔
长沙一村民被压路机碾压致死 官方称不属刑事案
官场百态
编者按：
本期的“官场百态”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丑态”，其中包括高调唱红的薄熙来被暴露“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陕西财政厅官官相护，说什么“杨达才工资不属于其公开范围”，而被撤职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被双规后；查出名表至少83块，个人账户发现存款超过900万元，在杨家中和私人场所发现现金至少700万元。此外，湖南湘潭官员说什么“打不听话的老百姓就是维稳”，而正局级官员杨林村则爆出雷语：“我当流氓时你还不知在哪?”……所有这些丑陋的言行便是中国官场的现实，一个个都表现出腐败而又不可一世的流氓模样——我们谴责！
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媒体称“微笑局长”杨达才被双规 查出至少83块名表
湖南湘潭官员说“打不听话的老百姓就是维稳”
网曝正局级官员雷语：我当流氓时你还不知在哪?
流氓叫兽韩德强
编者按：
9月18日北京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有人打出的标语提出异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上前搧了老人两个耳光。这一事件激起天下人的公愤，铁流等无数老人发出公开信要求严惩流氓叫兽韩德强的违法行径，老民主人士杨靖“约谈”韩德强，要求进行公开辩论。新华社、《检察日报》等媒体和网络人士也纷纷发问谴责韩德强的违法行径。央视名记白岩松则公开批评韩德强的言行已经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汉奸”。
奇怪的是，有关方面好象还没有启动司法的意思。甚至，连韩德强工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没有任何谴责、批评的态度，对此我们在对流氓叫兽韩德强表示谴责的同时，也对北航当局及有关司法部门提出强烈的批评和抗议，我们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启动相关程序，就韩德强殴打老人事件给广大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我们坚决谴责“毛丑”韩德强殴打老人的流氓行为！！
——《零八宪章》论坛
全国88位八旬历史老人致信北航党委书记和校长把韩德强逐出校门
艾晓明：严惩打人凶手，为被打老人讨回公道
——坚决支持88位历史老人的正义呼声与要求
北京66岁老人杨靖喊话：约见韩德强
江棋生:从韩德强打人说开去
木然：打人有理是什么逻辑？
中国青年报：“汉奸”标签下的极端幽灵
新华社谈北航教授掌掴老人：何以为人师表？
李晨辉：韩德强打人事件，北航应该表个态
宪章论坛
秦晖：我们要警惕改革中遇到的公正性危机
萧瀚：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
李稻葵：未来3-5年中国经济最困难
钱理群：绝不掉头！——《铁玫瑰的中国记忆》序
席佳琳：中国新左派沉迷毛时代旧梦
精彩时评
新华网:莫让舆论热点成为“断头新闻”
贺卫方：关注王立军案件报道有感
乔志峰：该被“关进笼子”的是权力不是乞丐
斯伟江：进步了！
王强：游行示威的双重标准
卷首语
薄熙来事件对执政党的两个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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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论坛
9月28日下午六点，新华社播发了一条迅速传遍全世界的消息：中共中央经过审查“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一天晚上，华龙网也播报了重庆市人大罢免薄熙来重庆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根据新华社新闻通稿中对薄熙来多项违法犯罪问题的指控性质观察，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生命已经正式完结，漫长的铁窗生活大概是这个1949年出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得不面对的最后宿命！
对于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之流来说，薄熙来的轰然倒塌无疑是一件悲愤莫名、如丧考妣的不幸事件。早在3月15日薄熙来被执政党中央宣布“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时，孔庆东就公开指责这是一场〝反革命政变〞并号召“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司马南干脆将薄熙来全家的合影照片设置为自己微博的图像以示忠诚；张宏良更积极，早在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刚一发生，就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采用法西斯和宫廷政变等极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开始”，认为“王立军事件很可能只是当初‘4.12大屠杀’之前的‘中山舰事件’，更大规模的血腥阴谋和白色恐怖还在后头”，……现在薄熙来不仅被执政党中央“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而且被“移交司法机关”，
张宏良、孔庆东之流不哭个半死、不气得上吊就已经是很奇迹的事情了！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依法惩治薄熙来却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好事。就拿一度受到薄熙来蛊惑并对薄熙来抱有期望的部分中下层群众而言，薄熙来的落马让人们看到了薄熙来腐败独裁而又凶残的本质。薄熙来是“唱红运动”的始作俑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红岩精神”是经常挂在他嘴边上的口头禅，但他的马列主义是对人不对己的。当他教育下属说什么“要坚持真理，而且无所畏惧，旗帜鲜明！惟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的正气！”时，实际上他却在无所顾忌的向着与“真理”相反的方向上狂奔。从腐败的角度讲，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开揭露他到底贪污受贿了多少数额，但中纪委在《审查报告》中已明确指出薄熙来及其家属“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这就向群众说明了薄熙来并不是“坚持真理”的廉洁公仆，而是一个大贪官；从生活腐化的角度讲，《审查报告》公开指出：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可见生活很流氓很糜烂，与多数包二奶、养小三的腐化官员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恶劣；从蛮横凶残的角度讲，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从专制的角度讲，他跟毛泽东一样，只许人吹捧，不许人批评，对于任何批评人士都是“无情打击”，如重庆市民方洪因为批评薄熙来的“一坨屎案”而被劳教，彭洪则因为转发了一下打黑漫画“保护伞”就被劳教两年……。再从“打黑”的角度讲，不仅薄熙来入主重庆后通过王立军掀起的打黑运动演变成一场漠视人权、践踏法治的“黑打运动”，而且仅从目前已经审判的薄谷开来杀人案所披露的事实观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薄熙来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不仅薄熙来的妻子杀了人，而且有众多的下属官僚来帮忙掩盖作案真相，而这一切都在薄熙来的眼皮之下发生，在薄熙来的地盘里，弄死一个人竟然是如此的简单，若不是王立军的破釜沉舟，尼尔伍德大概就真的以“酒鬼”的名义永远沦丧重庆的地狱了。此外根据中纪委的审查报告薄熙来还涉嫌“其他犯罪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被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等人吹捧为新时代中国大救星的薄熙来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撕开面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善于打着真理与正义幌子的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而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以“唱红打黑”、复辟文革为特征的“薄熙来主义”是靠不住的、是注定要破产的。
对于追求民主宪政的中国公民来说，薄熙来的倒台则意味着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上少了一份强劲的威胁力量和阻碍力量。众所周知，自从薄熙来在重庆掀起唱红打黑运动以来，就受到极左势力“乌有之乡”群体的极度吹捧。张宏良就公开鼓吹什么：“中国底层老百姓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民众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在重庆。”认为毛泽东、薄熙来的方向代表了中国应该前进的方向，也因此他们对于所有倡导普世价值、所有寻求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的公民力量都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不但要公诉茅于轼、而且大力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所谓《惩治汉奸条例》，要将所有被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普世派、民主派人士都当作“敌人”进行镇压，网上甚至有传言称一旦薄熙来成功上位，将会首先杀掉50万民主人士……尽管这些传言有待证实，但以薄熙来的政治图谋和治事手段观察，并非完全的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一旦中国政治操纵于薄熙来的手中，50万民主人士的最基本人权恐怕就岌岌可危了，而中国民主事业也就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但具有喜剧意义的是，历史大潮并没有沿着“唱红打黑”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历史不仅没有赐给薄熙来这样“屠杀”的机会，相反薄熙来及其家族的滔天罪恶被提前暴露了，伴随着薄熙来的轰然倒塌，极左势力的“血腥”计划也迅速幻化为一场可怜的梦想和妄想……！
对于执政党而言，薄熙来的倒台同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薄熙来夫妻双方的腐败凶残震惊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这样的败类都是一个可耻的符号，这种神人共愤的败类不清除，必将对政治有机体构成更大的危害和挑战。更何况中国民间对于腐败问题深恶痛绝，正因此，对薄熙来这个恶性肿瘤的彻底清除，无论对于体制内外都应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但是，“薄熙来事件”却再度向执政党提出了两个严重的警告！
众所周知，反腐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共产党还没有进北京时，“红老大”就在西柏坡警告全党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但是一旦进了北京，一旦坐稳了龙庭，各级官僚不仅开始腐化，而且是攀比式的恶性腐化。尤其是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以来，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恶梦，尽管每隔几年执政党就要反一次腐败，甚至每次肃贪运动中都要将一批高官送往监狱甚至刑场，但是腐败不仅难以得到遏制，而且会以报复性的反弹在官场变本加厉的蔓延开来。就拿高层反腐来说，政治局委员因腐败问题被赶下台，薄熙来并不是第一例。从九十年代以来，就先后有陈希同、陈良宇两位政治局委员因为腐败问题被赶进监狱，但“二陈”的入狱并没有对薄熙来起到任何警示作用，根据中纪委《审查报告》中的揭露，几乎从陈希同1995年接受审查的时候开始，薄熙来就开始了官场生涯中的一系列犯罪，从大连到沈阳、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重庆，这个党务官僚“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包括滥用职权、接受贿赂、玩弄多名女性以及“其他犯罪”等等。然而奇怪的是，薄熙来虽然一路犯罪，却一路高升，从金县县委书混到大连市委书记，再从大连市委书记混到辽宁省长，最后又从辽宁省长位置攀爬到商务部长、重庆市委书记乃至中共中央政治家委员的位置上，差一点就爬到了“集体总统”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很早且一直腐败的小官僚，为什么在中共官场上会一路高歌攀升到权力最高层？！
而且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样的腐败案例绝不是小小的个案，民间普遍认为，只要是共产党的官僚，没有不贪腐的，所有被以党纪国法名义赶下台的官僚要么是权斗的结果，要么是站错队的结果，过去被处理的陈希同、陈良宇以及正被处理的薄熙来都是因为权斗、站错队而被更高更大的官僚收拾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既就是在政治局甚至“集体总统”层级，贪腐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谓的共产党“反腐败”只能是“选择性执法”的结果。腐败不仅成为共产党官场的不治之症，而且已经导致民间的广泛“仇官”，民心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方向背离共产党而去——也因此，共产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执政危机！这是薄熙来案件带给执政党的第一个严重警告！
薄熙来案件带给执政党的第二个严重警告是共产党政府已经进入一个严重“黑社会化”的时代。政治局委员的太太薄谷开来杀人之后，将此事报告了公安局长王立军，王立军偷偷录音后不是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而是启用数位下属官僚制造虚假卷宗掩盖真相，来为薄谷开来擦屁股。而在双方矛盾激化后，当王立军向这位政治局委员汇报其夫人杀了尼尔伍德之后，薄熙来不是责令有关方面依法处理，而是当众扇了王立军耳光，还派人非法审查王立军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变动王立军的职务。而当王立军意识到生命危险拼死闯馆事件发生后，薄熙来却指示重庆市政府放出王立军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大有致王立军于死亡陷阱的架势。当王立军被国家安全部门控制后，薄熙来于两会期间还在振振有词的为自己的老婆进行辩护，好像薄谷开来真可以“母仪天下”一样。而在事实上，他早已知道自己的妻子长期以来不仅忙不跌的为他接受“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而且已经沦落为一个受他庇护的杀人犯。这样的犯罪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薄熙来家族的犯罪事实说明了共产党官场已经被严重的“黑社会化”——什么是“黑社会化”？就是践踏法治、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切以核心官僚的最大化利益进行运转。践踏法治和恐怖统治是政府“黑社会化”式治理的最典型特征！
不幸的是，这种“黑社会化”式的政府治理不仅在薄熙来的高层王国里得到证明，而且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已经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普遍现象。为了获取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可以公开谋杀任何一个中国公民的正常生命。唐福珍被逼自焚还要背上暴力抗法的罪名，钱云会依法维权却不明不白的死在车轮底下，长沙市民何志华依法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却公然遭到扇耳光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碾路机压得脑浆迸裂、粉身碎骨，政府却说什么“意外碾压致死”，辽宁盘锦市民王树杰依法捍卫财产权利，却公然遭到警察的手枪的射杀，政府还慷慨激昂的辩护说“开枪有理”……所有这一切非常悲惨的死亡案例就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中国大地上，地方政府正在以越来越“黑社会化”式的治理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广大底层人民身上，“以法治国”、“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完全被演变成为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恐怖化治理。
如果说，共产党官场从高层到基层的普遍腐败行为动员的是广大人民的“仇官”心理并因此极大的损伤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话；各级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则已经广泛的动员起了广大人民的“革命”心理。过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常常说什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当然是个“常识”性真理，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民会永无止境的接受高压统治和恐怖统治，人民就是再愚昧，也知道“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反咬一口”的道理，况且人民从来不曾愚昧，从来是尊重人类正义法则的。但官僚集团的贪得无厌导致各级政府对人民的剥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态势，在包括上访、告状等一切合法维权途径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人民能够拿得起的唯一武器就只有“赤膊反抗”了——近十年来，每年发生的数十万起乃至数百万起群体性事件就是广大人民“仇官”情绪乃至“革命”情绪的本能反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执政党的腐败和中国各级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得不到有效遏制并继续扩张的话，广大人民对“共产党”的规模化“革命”大剧恐怕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搬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该怎么办？“零八宪章论坛”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防止规模化“革命”的发生，那就是以整顿重庆、处理薄熙来事件为契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迅速启动实质政改，放弃“四原则”和“五不搞”，落实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放手让人民监督政府，并建立起分权制衡制度，变“黑社会化政府”为民主政府和法治政府，变“只对长官负责制的社会”为“只对人民负责制的社会”，则不仅不可救药的官场腐败问题会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广大人民一定会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执政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也一定会在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作用下变成美好的现实！
今天是10月1号，是共产党执政北京63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宪章人政策表达平台的“零八宪章论坛”以建设性的态度就薄熙来倒台事件发出上述评论，我们不指望执政党会完全采纳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但面对无法遏制的官场腐败、面对不断扩张的“黑社会化”政府治理、面对不断高涨的人民“仇官”情绪和“革命”苗头，请问执政党还有什么更好的锦囊妙计呢？
中共十八大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召开了，胡温政府将以非常惭愧甚至耻辱的步态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衷心希望新一届“习李”政府珍惜最后的改革机遇，以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果断开启政改大门，开放党禁、社禁、报禁、言禁，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团结朝野一切健康力量将伟大祖国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前方！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
深切悲悼胡绩伟先生！
《零八宪章》论坛
惊闻著名的“民主老人”胡绩伟先生于2012年9月16日病逝于北京，我们表示深切的悲痛和哀悼，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言，胡先生的逝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早在青年时代，胡先生就决定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一生”，他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方面他与很多中国青年一样，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他以笔作枪，勇敢揭露和反抗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努力为整个国家寻求民主和自由。49年共产党建立北京政权后，胡绩伟关于“自由”与“民主”的社会理想倍受打击，他晚年曾经私下对友人说：“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办的报刊被查封，马上就又办一个；而在共产党统治下，不要说办报刊，我连写文章都没地方发表。”尽管“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比国民党厉害多了”，但胡绩伟先生始终秉持赤子良知，坚定追寻民主理想。特别是1989年，当邓小平、李鹏强权集团宣布北京戒严，要调动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时，身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胡绩伟挺身而出，强烈反对军管和戒严，并联络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委员，要求召开“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希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诉求（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也因此，“六四”大屠杀后，胡绩伟先生被撤销一切职务，并“留党查看两年”，因为老人拒绝检查，一共处分三次，留党察看六年。
虽然遭此沉重打击，胡先生却是愈挫愈奋、继续进行民主抗争。自89之后的20多年来，系统反思国际共运史并深刻检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书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腐败，抨击中宣部、抨击党禁报禁、抨击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大力倡导民主自由、倡导军队国家化、主张保障人权——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主张农民有组织农会的权利，谴责独裁者邓小平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中共总书记”的无理清洗，谴责邓小平、李鹏等人对学生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强烈要求为胡耀邦和赵紫阳平反、为六四受害者平反、为“法轮功”同胞平反！
2005年9月15日，在众亲友为胡先生举办的90周岁寿宴上，胡绩伟先生面对满堂宾客激情宣布：
“我虽然已达九十高龄，仍然人老心不老，仍然深信伟大长江的巨浪怒潮一定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海，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海洋汇合在一起。尽管我只有短短的残年余生，我仍然要坚持最后的拼搏。”
五天前的9月11日，在十分病重并被医生禁止讲话的情况下，胡绩伟先生还对朋友说：“转告高瑜，让她写十八大的时候，要提出为八九民主运动平反，要谴责六四屠杀。”
由此可见，胡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的一生，是“问心无愧”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也因此，“零八宪章论坛”向胡绩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永远的敬意！
现在，胡先生走了，与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朱厚泽等等民主老人一样，胡先生也未能看到民主事业在中国的实现，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正如老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一定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海洋汇合在一起”。这是老人未竟的事业，也是所有尚未死去的中国人应该继续奋斗的事业，我们相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致力于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胡先生所未能完成的自由民主事业一定会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变成美好的现实！
胡绩伟先生，请慢走！
胡绩伟先生永垂不朽！
《零八宪章》论坛
2012-9-17
附录：胡绩伟生平
胡绩伟（1916-2012年－），原名德恕，原籍四川威远。
当代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生平
1935年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同年参加组织领导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管宣传工作，先后任成都《大声周刊》、《大生周刊》、《图奋周刊》、《星芒周刊》编辑、主编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星芒报》、《蜀话报》、《通俗文艺》主编。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及《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曾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
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1983年9月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转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9年6月被撤消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
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公告，由于“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通过决定罢免胡绩伟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根据相关规定，相应撤销胡绩伟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会委员的职务。
201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老社长胡绩伟去世，享年96周岁。
来源：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严肃声明
释放焦国标！释放焦国标！！
《零八宪章》论坛
据维权网等多个媒体报道，原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先生因近日在网络发表一些关注钓鱼岛及中国政改问题的言论，而被北京海淀区国保于9月12日从家中带走，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刑事拘留。闻知此事，“零八宪章论坛”深感震惊，在此执政党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郑重提醒北京公安当局，释放焦国标先生是唯一理性明智的选择！
众所周知，焦国标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任职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热爱自由，渴望民主，对专制独裁深恶痛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曾致书美国总统支持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2004年3月，公开发表万字檄文——《讨伐中宣部》，文章总结了中宣部所患“十四种大病”，严词谴责中宣部践踏宪法、践踏言论自由、实行愚民政策。也因为“炮打中宣部”，2005年被北京大学赶下讲台，失去教职。但焦国标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于专制强权，依然写出大量文章抨击现实、揭露黑暗、追寻自由。2008年12月，公开签署《零八宪章》，对《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高度认同，是首批303位签署人之一。也因此，近年来，焦国标先生受到警方更加频繁的监控、骚扰和打压。
国际笔会第78届大会于本月9日在韩国举行，参加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笔会成员，其中也包括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鉴于焦国标先生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著名作家的身份，国际笔会盛情邀请焦国标先生出席在韩国举行的这次年度会议， 焦国标先生接受了这份邀请，准备参加会议，并订购了往返机票。可是北京警方竟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公然阻止焦国标先生的正常出境，焦国标先生一怒之下，9月7日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致“近平、克强”的公开信，严厉批评北京市公安局剥夺自己出境的权利，要求最高执政当局责令北京警方“立即停止对我的出境权的剥夺”，并准备绝食抗争。在北京当局充耳不闻的情况下，焦国标先生异常愤怒，又于9月9日发表了致日本东京都执事石原慎太郎的公开信，就钓鱼岛及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认为“非法侵犯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政府，是邪恶透顶的流氓无赖集团，根本不配侧身当代国家之林”。却不料这些“情绪化语言”大大触犯了执政当局的脆弱神经，9月12日，焦国标先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煽颠”而刑事拘留……！！
我们认为对焦国标先生的长期迫害和升级迫害，既是北京警方的耻辱，更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耻辱。无论焦国标先生说了什么话、写了什么文章，都是言论问题。据我们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直到现在仍然有效，不但没有被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宣布作废，相反执政党和中国政府还不断强调宪法的不可抗拒性。9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还特别指出：“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是执政和治国的基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这就意味着《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宪法41条所规定的“公民批评建议权”依然是有效的。焦国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然享有这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也就是说，无论焦国标先生发出了什么样的言论，无论他对执政党和执政府做出了什么样的批评——哪怕是“诅咒”，也仍然是他作为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北京当局竟然根据焦国标先生的言论问题而将他逮捕入狱，这不是对对宪法的践踏吗？这不是对人权的侵犯吗？这不是对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有关“保障人权”、“以法治国”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吗？！
200多年前，有世界大哲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话说得太好了，“零八宪章论坛”并不完全赞同焦国标先生的某些观点（如建议石原慎太郎购买中南海“改为养殖支那猪的猪圈”）。但焦国标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必须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无条件保障和尊重。也因此，在执政党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针对焦国标先生被捕事件，“宪章论坛”严肃声明如下：
第一，
北京海淀当局必须充分尊重焦国标先生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必须无条件释放焦国标先生，必须归还他作为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第二，
在无条件释放焦国标先生的同时，海淀警方必须向焦国标先生致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并取得焦国标先生的“包容”和谅解。
第三，
焦国标先生被捕事件并不是中国政府“因言治罪”的孤例，建议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系统反思执政恶行，责令各地方政府撤销对朱承志、刘本琦、陈平福等人的一切指控，释放刘晓波、高智晟、郭泉、刘贤斌、陈西、陈卫、朱虞夫等一切因不同政见而被捕入狱的国家公民，归还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并致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我们认为，民主，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人权，是引领文明人类的最光辉旗帜！一切与民主、与人权为敌的力量，无论它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庞然大物，终将被人类文明所淘汰。也因此，执政党该醒悟了！中国政府该醒悟了，中国的人权悲剧该结束了！我们不仅期望焦国标先生能够获得无条件释放，我们更期望焦国标先生被捕的悲剧是执政党执政史上最短的悲剧和最后的悲剧！
《零八宪章》论坛
2012-9-18
胡温政府必须为“王树杰惨案”和 “何志华惨案”肩负起历史责任！
——关于“盘锦惨案”和 “长沙惨案”的强烈控诉和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近半个月来，中国大地连续发生了两起地方政府恶意杀戮国家公民的悲惨事件。
第一件，9月16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华宝村村民何志华，因房屋遭高速公路施工损坏而维权，遭副镇长凌云指使压路机将他压的脑浆四溅，尸块遍地。跟乐清的钱云会一样，都是村民，都被强占土地，都被活活碾压致死。不一样的是，钱云会是被偷偷压死的，而何志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副镇长下令压死。而且这位副镇长在指令压死何志华之前竟然口吐狂言：“你以为不敢压吗？修一条路正好要死几个人的。”压死何志华的第二天凌晨，何志华尸体遭当局出动600多公安、城管抢走，并在家属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迅速送入火葬场火化。
第二件悲剧，则发生在辽宁省盘锦市。9月21日，盘锦市兴隆台区政府在未与村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迁，依法维权的村民王树杰被政府警察当场击毙。
这两起恶性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所谓政府调查报告。盘锦市地方政府（包括当地检察院）在调查报告中说什么“警察开枪合法”，而长沙地方当局则在调查报告中公开说什么“在该事件发生过程中，凌云没有动手打何志华，也没有说‘压死人赔钱’、‘修路总要死人祭路’等话。……公安机关通过侦查调查认为，何志华被胶轮压路机碾死完全无法预料，不属于一起刑事案件。安监部门认为……何志华的行为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该事件不具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特征。”
如此说来，无论是长沙市的何志华还是盘锦市的王树杰都是咎由自取、“死得其所”，当地政府则是一贯的“伟光正”，不需要对这些无理取闹的“刁民”之死承担任何责任！
实际情况真的这样吗？
根据当地知情人士、维权人士、法律界人士及部分媒体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事件的真相完全与官方认定的相反，就拿盘锦市的王树杰惨案来说，无论王树杰在事发现场是否使用暴力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盘锦市政府并没有与王树杰一家就土地征用问题达成一致协议，这是违反国务院关于拆迁征地方面的有关政策规定的。不仅如此，盘锦市政府对于王树杰家的土地强征也是是违反《土地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坚守法治，不在相关协议达成以前进行强征，王树杰一家也不会出现在事发现场，当然也就不存在9月21号事发现场的官民冲突，王树杰当然也不会点燃自身并被警方残酷的射杀而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盘锦市政府对于王树杰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样，长沙市民何志华因为政府工程建设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政府依法补偿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当何志华通过抗争而争取不到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利益补偿并被政府官员辱骂殴打时，采取了横卧压路机前数米远的冲动性行为，在此情况下，无论何志华是否有理，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作为一贯宣扬“生存权是第一人权”的“人民政府”及其“公仆”，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立即停止一切施工——特别是应该立即停止驶向何志华方向的工程车。但是，主持现场的政府官员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匪徒般的语气指令压路机异常血腥的压向何志华……与偷偷摸摸碾死钱云会的乐清惨案相比，何志华遭遇的则是肆无忌惮的官方屠杀！
盘锦“王树杰惨案”和“长沙何志华惨案”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中国基层政府已经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大摇大摆地陷入“黑社会化”治理模式——什么是“黑社会化”治理模式？就是一切围绕地方政府及其核心官僚的最大利益进行运作，践踏法治、蹂躏人权和恐怖统治是政府“黑社会化”式治理的最典型特征！
10月1日是共产党建政北京的63周年“庆祝日”，但鉴于前述两件神人共愤的悲惨事件，“零八宪章论坛”特向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批评和抗议！
我们强烈要求：
第一，盘锦地方当局和长沙地方当局必须无条件的向全国人民谢罪！
第二，执政党胡温政府在正常退出政治舞台前，必须责令辽宁省政府和湖南省政府依法对各自辖区的上述惨案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还人民一点希望和信心，否则，仅这两起恶性事件就足以让退休后的你们在人民面前良心不安、无地自容！
第三，辽宁省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在进行完全独立公正的调查后，必须依法启动对盘锦市地方当局和长沙市地方当局及有关责任人的问责程序，必须将两起惨案的制造者绳之以法！必须给予两家亲属以充分的国家赔偿！
最后，我们呼吁海内外一切良心人士和良知媒体继续关注“盘锦惨案”和“长沙惨案”的后续发展，毫不动摇的推动中国政府向着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和依法治理的方向前进！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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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薄熙来如何走？
无论今天有多少人忧虑或欢庆，薄熙来将鲜活地成长在每个权力岗位，在中央、在省部、在地市、在乡镇乃至在村寨，在中央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委员、在省部官员、在厅局干部、在县处基层、在科室小吏乃至在股员走卒中。中国社会应该从薄熙来事件中获得急迫开启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的理据，达成以普世价值为准则以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而与人类和平相处的共识，使民族从思想上、组织上与社会制度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涅槃，使民族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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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以来，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停职调查的事件举世瞩目，网络上有庆贺终于“将他拿下”的，也有忧虑“他会再回来”的，当然还有悲伤他“壮志未酬”的，甚至还有为他鸣冤叫屈的。由此看来，薄熙来在位时所引起的社会争议，一点也没有因为其去职而消停。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位及停职引起如此大的社会性关注和争议，这可能是中国最近63年来历史中的异数。对于究竟如何评价薄熙来，这显然属于历史性的课题，自然有时间来结论。但是薄熙来何以产生？薄熙来真的走了吗？薄熙来还会回来吗？薄熙来之志能否得酬？这些问题在困扰着这个民族，击打着这个时代，横亘于民族前行的路途，让人无可绕越。
诚如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所说，薄熙来才是中共党的“肖子”。即，如果从中共精神衣钵传承来看，薄熙来更得了真传，他从形式上“唱红打黑”来浓缩再现了中共的本质，鲜明地亮出了支持什么与反对什么，形而上学地将世界简化成“红”与“黑”的二元两极。红就是党，红就是“我”，唱红就是尊奉党旨与宣示“我”忠。通过这种宣示，常常将“我”化成了党的代表，进而完全成为党的化身。“打黑”就是打击敌人——红的反面，即那些不红的就将被铲除。这样“唱红打黑”实质就是“赤化世界”，要世界变成一色的红。这事实正是马列党一再宣称的宗旨所在。
由于“唱红打黑”传承着马列赤化世界的使命，那么薄熙来就只是这种宣示马列正宗传人的当代代表，是马列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化身。他之所以敢于睥睨天下、傲视同仁，皆因为他自诩或自信自己是当代马列的宗主，自己真正获得了马列的真传。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教旨的党，今天产生出自诩获得真传的人，这原本一点不奇怪，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党还有不少人都以此自诩。在此精神传承下，薄熙来只是马列教旨熏陶出的众多徒子徒孙之一个而已。由是观之，薄熙来是一种教旨的传承，沿袭着某种主义，是有理论与精神支撑的。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自奉正宗的主义，已经在历史上给世界及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尤其诸如“文革”这样历时十年的民族伤痛未癒，怎么又会让人再度燃起相同的烽火？试想一种教旨能产生苏联斯大林、中国毛泽东、柬埔寨波尔布特、朝鲜金氏家族等等人物，将整个民族带入劫难，这种教旨能没有问题？而今天薄熙来以承此教旨自居，若不是因王立军闯馆的偶然事件而使其中途铩羽，可以预见又一个“红太阳”将烤焦多少生灵。能产生这样人物及其后果的一种教旨，是否应该深刻反思与高度警惕？
薄熙来不仅有马列教旨衣钵传人的自居，而且有现存组织机制对他行止的保证。薄熙来远远不是在重庆才显露出他这种革命正宗、马列传人与傲视天下的姿态，他早在大连担任领导时，那种欲称霸天下、目空一切的作风就路人皆知。从新华社9月28日“双开”薄熙来的公告中，就列举了他从大连到辽宁，从辽宁到商业部，再从商业部到重庆，由一个市长到市委书记，再由省长到省委书记，最后到政治局委员，整个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存在着违法乱纪，侵权犯罪的情况。一个如此百病缠身、沉疴难医之人，怎么会如此平步青云？记得当年他在大连率先树起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毛邓江牌坊，那其实已经表白了他价值趋向。后来到重庆红歌嘹亮，红海漫城，这事实就是大连模式的延续与翻板。与此价值尊奉外表相连的是，他在大连、辽宁与重庆的累累罪案。如果说他外在价值宣示后面真正隐藏了这些违法乱纪事实，那组织失察还情有可原，事实上他一路高升中相伴着蒙冤受屈者的一路控诉，问题是这种控诉为什么没能拦阻他的高升，反而却成为他高升的陪衬？一个组织为这样一个今日看来可谓罪孽深重的人铺平高升的道路，可见这个组织机制存在多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偶然之中发生的王立军闯馆事件，使诸多薄熙来的问题国际化，使组织机制无法再包裹摆平问题，那么可以肯定薄熙来今天仍风光无限，将铁定进入常委，并且执掌统治中国权柄最大的政法系统。一个组织培养的如此高官，居然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却只能通过如此偶然的事件来暴露，这能说造就薄熙来的组织没有深重的问题？
在追问主导薄熙来的教旨与培养薄熙来的组织对造成薄熙来的问题的根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深刻认识到权力这个“维利坦”的罪性。“极端权力必然导致极端的腐败”的论定，在薄熙来身上再次得到验证！薄熙来一路走来造下如此多的罪孽，当然是因为他手头重权在握，并且这种权力在炫目的理论支撑与庞大的组织保障下，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薄熙来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将权力的罪恶性表演得淋漓尽致。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问题，已经深刻暴露出这个社会政治体制的病入膏肓。中国如果再不启动以制约国家公权力与伸张公民权利为指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薄熙来就绝难从民族机体上摘除。
当然导致薄熙来今日命运还有人性固有的罪恶。严格地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完人，其一是救主基督，那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人类将一切的真善美爱都归于他，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其二是手握不受制约权力的暴君，他不允许人们说他不完美，他以权力的残暴来将完美笼络于一身。薄熙来在今年3月以前那种万民欢呼与拥戴的形象，那种直到9月28日前仍然让许多毛左作为精神膜拜的偶像，那真是享尽人世美誉，集万千荣光于一身。然而如此的金玉其外，却包裹着如此的败絮其中。这无疑有人性的固有罪恶，有对罪恶的放任。
一种造就薄熙来这样人的主义，一种培养薄熙来这样人的组织，一种促成薄熙来如此为祸的权柄，如果不能因薄熙来事件而得到深刻反省、检讨并从根基上修正，那么薄熙来就永远不会走，因为他就是主义的化身，他就是组织的载体，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无论今天有多少人忧虑或欢庆，薄熙来将鲜活地成长在每个权力岗位，在中央、在省部、在地市、在乡镇乃至在村寨，在中央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委员、在省部官员、在厅局干部、在县处基层、在科室小吏乃至在股员走卒中。中国社会应该从薄熙来事件中获得急迫开启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的理据，达成以普世价值为准则以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而与人类和平相处的共识，使民族从思想上、组织上与社会制度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涅槃，使民族获得重生！
郭永丰：时代在呼唤，胡锦涛何不政改？！
初上台时，胡倡导依法治国，实际始终力主人治，不思丝毫政改，为地痞流氓大量涌入官场大开方便之门，让官僚权贵利用公权和公器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草菅人命，胡锦涛实际犯有包庇、纵容以及窝藏罪。盘锦警察枪杀无辜维权村民、长沙市莲花镇维权村民何志华被碾毙、湖北随县上访村民李芳胜被打死、仙游县盖尾镇村民邧建民被打死，等等等等，每天都有新人被公权无辜致死致残，数不胜数，这难道就是河蟹大帝胡锦涛治下的所谓盛世中国吗？
二十年来一向刻板木讷的胡锦涛，此时是否确实能够活跃灵便起来，其确实是高瞻远瞩，虚怀若谷，洞察细微，精准判断一切的，确实是胜大任推动人类文明飞跃发展的，胡要是果真作出如此的决定，这决定真正才是高山仰止的最伟大的决定。但愿人类公义的神--上帝切实能够感动胡锦涛先生，让他千万没失良机。果如此，大中华在民族大和谐大统一中迅速崛起，比如统一台湾，统一外蒙等等，就将轻而易举，势不可挡。说不定，胡锦涛还会做上大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
一、左右为难的中共执政僵局：
二、“和谐”口号绝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
三、党皇帝的心态，士大夫的视野决定了胡只能是这样一种货色。
四、政改其实就是彻底否定人治，行法治之实，胡也难以决断。
五、时不再来时不我待，时代迫切需要胡锦涛立刻有个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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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右为难的中共执政僵局：
正如一微薄所描述的，【左右为难】天朝在夹缝里。1.朝右，怕失去特权。2.朝左，怕丢了小命。3.让说，全是丑闻。4.不让说，又怕火山爆发。5.做裸官，失去贪腐机会。6.不做裸官，又怕以前贪的被曝。7.坑蒙拐骗招术使老。8.礼义廉耻全都没了。9.死皮赖脸继续死挺。10.苟延残喘奢望永久。11.改无力。12.革没戏。13.为难
根据现实，也许不是胡锦涛不想主导政改，而是以上诸多原因，中共即便想政改，由于无从下手，无处下手，这就正如俗话所说的，扭也疼，掐也疼，无论怎样都是疼。为了不主动找疼，便只好什么都不做，等着疼痛自行扩散和加剧，脓包越肿越大，直到自行崩溃为止。
这也正如另一微薄所说的，（ 汪洋：不改革就像温水煮青蛙，清醒过来时已没有出路）汪洋说，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许多困难不是因为改革造成，恰恰是因为改革不深入、不系统、不配套造成。不改革，就会在困难面前走向衰落。改革就像＂温水煮青蛙＂，水温不高时，谁也不愿意做惊险的一跃；等到清醒过来时，已经没有出路。
在没有民间浩荡正义力量的强势逼迫下，指望中共体制内自行改革，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也正如汪洋所说，政改就是向共产党及其政府头上开刀。而真正代表得了该党和政府的人，也就是中共政治局的那几个常委以及退居二线的元老们。固然，这政改首当其冲就是冲着如同王者的这些人的，是首先向这些人头上开刀，他们固然都不会答应。所以，这便让中共目前只能停滞于不做任何打算和实事，而是在能够维持局面的情况下，即便花高昂代价，也要强制维稳。
假若民间反对声音极其浩荡强大，再加体制内的改革派力量的促动，这政改一定也会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进行。之所以中国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培养起来这么强大的监督力量，这还是中共统治集团利用自己所掌握一切资源和财富对人民所实行的强权蒙蔽，愚昧欺骗，暴力威慑，舆论整肃，政党摧毁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没有让任何正义力量健康发展茁壮成长的机会和土壤。这便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一帆风顺。革命风暴的来临，一定势不可免，迟早要发生的事。当然这种恶果的罪魁祸首只能是胡锦涛及其统治集团中为数极少的死抱党专僵尸的这些权贵们而已。
二、“和谐”口号绝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
最近与一网友聊天，他说，至于改革到他们头上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怎样看的问题。既然是改革，那么就需要双方各作妥协。这样一来，对于他们的清算，就无法做到完全彻底，只能做部分清算。这个观点，也与他们所倡导和谐理论完全吻合。
笔者对他说，假若是势均力敌的双方，如果斗下去势必两败俱伤时，双方都妥协一点，而和谐共处，达到最大化的双赢，这一定有可能。关键是，现在的民主维权派力量极其弱小，正如狼和羊的关系，狼以食羊赖以活命，羊要狼妥协一些，最好不吃自己，这有可能吗？除非狼很弱小，羊很高大威猛，狼无能力吃掉这只羊。所以，目前任务还依然是发展属于民主维权派的雄厚力量。
至于胡之和谐理论，严格说是指解决他们内部势均力敌的争斗的，如果地位与势力太悬殊，弱小的一方一定也被强势的一方完全吃掉。因为，任何独裁专制体制，无论体制内体制外，都是拼势力的，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其生存的基本规律。比如反腐败，有人说都是抓的权势、背景和关系网不怎么雄厚的，雄厚的他们敢动谁?他们自己又能干净到哪里去？王立军当年抓捕文强，王立军犯案后，比较而言，这两人到底谁的罪更大？薄谷开来杀人与夏俊峰杀人，谁是故意杀人谁是被迫杀人？陈希同、陈良宇与薄熙来比较，到底谁更贪腐？根据目前已曝光的资料，大家理应不言自明。
在对待民主维权等人士，中共同样欺负的是无名无势的人，强势一些的人他们也不敢轻易怎么样。比如钱运会和最近发生的长沙市华宝村村民何志华被活活辗毙，薛锦波可以在拘留所被打死，李旺阳可以被自杀，辽宁盘锦维权村民可以被人民警察直接枪决，等等，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为了维护独裁专制的和谐稳定，近年来，日益攀升的维稳费用，早已远超军费，中共依然不思悔改，继续利用国家公器，把一切不利党专的声音和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地全部消灭于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关于胡之和谐理论，在这个狼与羊共处的社会，它根本不是针对官僚权贵与普通百姓的和谐共处。虽然某些网友所一厢情愿地看法，比如作为民主维权派的我们，首先做出妥协与让步的姿态，可能更讨权贵的欢心，政改更容易实施，这实际就是痴人说梦。这也正如前些年邱岳首在澳大利亚所倡导建立的和解智库是一样的道理，以及山西党校教师刘大生所提出的党主立宪，都是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意淫和空想而已，中共当局根本不可能理会的。
也就是说，由于中共大权在握，如同皇帝一样掌握所有国家资源和财富，任何来自民间的不和谐的声音全部可以用暴力机器轻易消灭于萌芽状态，只允许他们一家的声音无限放大，扩散到每个人的耳朵里，这才是他们所要的和谐。而与老百姓搞双赢的大和谐，一定都会触及他们首先所享有的特权和特供，如果这种和谐成功了，他们还会有可能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吗？所以，他们固然坚决不会答应。
余杰撰写《河蟹大帝胡锦涛》，维权人士叫中国社会为喝血社会，才是最准确的。
三、党皇帝的心态，士大夫的视野决定了胡只能是这样一种货色。
正如一网文所描述的，在常委的集体领导中，虚与委蛇般身陷前任江泽民摆的“八卦阵”中；永远是一副“木讷”的表情；处事手法实而不华、拙而不精。相较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枪杆子出政权”的革命色彩，江泽民的“红色”后人自居，胡锦涛作为毫无背景一介茶商后嗣能登顶中国权力巅峰，已经显示出他卓尔不凡的政治才干。而这才干到底是什么呢？
胡锦涛本人的谨慎：他不喜欢张扬自己，不喜欢过多曝光。他的风格可谓“言行如一”，多年来，胡锦涛都不愿宣传自己，对新闻界的采访，他也是能避则避能躲则躲。还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他到北京开会，便一再提醒记者，不要对他个人的活动进行报道，“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政治生态，在他那个位置上能做的只能是“不动声色”，积蓄力量以图创造自己的传奇。十六大上，胡锦涛率领第四代领导人顺利接班，说明他10年来所采取的策略是成功、有效的，因为在中共的政治中，“出头的椽子总是先烂”。
在地方执政6年，胡锦涛统管的都是边远穷困省区，也是商品经济最不发达的省区；而他在黔藏两地并没有拿出出色的政绩，充其量只是做到了稳定局面，却未能做到腾飞和突破——而中国当时最走红、在经济上最财大气粗的是东部沿海诸省，这也是他当年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最为外界质疑的地方。不过，这条缺陷，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也可以成为优点：江泽民、朱镕基等都是来自最富裕发达的上海，那么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有从西部落后地区来的，倒可以更具广泛代表性，形成制衡，减轻倾斜之感。而这显然全都被“钦点”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的邓小平的看在眼里，并进而成为胡锦涛获得元老们广泛认可的关键。
在中国社会和权力体系中，一代人掌权时间甚长，而上一代领袖不允许下一代领袖改弦更辙，出于“政策连续性”、“权力稳定性”考虑，在选择接班人上服从领导，“对党的事业忠诚”可谓是最高准则。胡锦涛在中央需要人到贵州、到西藏时，服从组织安排，不说二话，不叫困难，这也是他能够获得元老青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他虽然以士大夫的身份成功翻越“龙门”，但依附的仍然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棋盘中，依旧在豪门贵族集团和士大夫精英阶层相互制衡，互相利用的权力博弈中艰难发挥自己的抱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中展现出“两重性”的诸多特征，又自然局限着他只能兢兢业业成为“休养生息”的守成者，而很难在“开拓振兴”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
士大夫们政治行为的“批判、高调”与“缄默、中庸”在胡锦涛这一代士大夫身上也不能免俗，一是文化传统惯性与政治现实的使然，更是士大夫本身所具有的如此之多的矛盾和不和谐；特别是在遭遇政治环境复杂的现实中只能选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保守策略（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曾多次提及上述三个连贯成语）。
但士大夫自相矛盾的特征，也让胡锦涛感在政治现实中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性格，或是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性格，而他的很多言行也表现出令人费解的矛盾性。在政治改革上固步不前，在治党与反腐中多闻雷声，在贫富差距上难以遏制，在言论管控中不能收放自如、在群体性事件中鲜有作为……这些核心的弊端在胡任期内都难以真正触及，似乎印证着士大夫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魄力，这也是外界对所期望的胡锦涛产生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如一网文评论，美国总统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总统和他的政府必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选民负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黑箱操作，幕后权力争斗的结果。接班人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权力争斗无不血雨腥风。胡知道必须在黑箱操作的权力争斗中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否则死无葬身之地，至于他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为国为民，只能是仰望星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也就是说，在专制酱缸中，中国的精英人才几乎花费90%左右的精力和时间都在算计人并预防被人算计，其余时间就用来享乐荣耀自己，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为国为民筹划前程，谋划永恒福祉呢？
四、政改其实就是彻底否定人治，行法治之实，胡也难以决断。
何为民主？其实就是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不存在，没有民主的法治是水中望月，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连接绝不可分开。脱离法治谈民主是假民主，脱离民主谈法治是欺骗人民。如今的中国，在中共一党专制下，胡锦涛上任伊始，也一再大谈特谈要依法治国，而根据其执政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这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因为没有民主，一切法治仅仅只停留在党官的嘴上和他们所出具的文件上，绝不可能在现实中一一落到实处。由此可知，民主其实就是监督，强力监督一切法律、制度和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一丝不苟地全面贯彻落实到位。
按理说，中共所制定法律条文已经不少，可以说也是汗牛充栋了，但真正一丝不苟落到实处的几乎微乎其微。由于一党专制，党要领导，权大于法，党官都要做皇帝，中共的法律仅仅只是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群众的统治工具。绝不是群众监督官员，下级监督上级的有效平等的公共法则。因为在中共国，党官犯法，除非其上级愿意查处才能查处，否则，任何构不成规模和浩大震撼力的群众建议和意见都等于放屁。
由此可知，温家宝所倡导的政改，应该说就是如何彻底否决人治的现实，而让整个社会进入法治的正确轨道，尤其是如何确保中共官僚权贵首先完全彻底地依法治国，而执法守法，真正做好人民群众的榜样和先锋模范作用。但这么好的政改提议，在党皇帝和士大夫心态笼罩下的胡锦涛那里，却没有得到丝毫支持的回应，相反，倒是受责备了。
也许在胡上任伊始，不实行实质政改可以理解，在即将卸任之际，权力最稳固的时候，只是把自己所倡导依法治国的理念落到实处，胡也不敢强力支持政改，由此可知，胡之木讷与愚蠢的祸国殃民程度究竟达到怎样一种地步的。
初上台时，胡倡导依法治国，实际始终力主人治，不思丝毫政改，为地痞流氓大量涌入官场大开方便之门，让官僚权贵利用公权和公器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草菅人命，胡锦涛实际犯有包庇、纵容以及窝藏罪。盘锦警察枪杀无辜维权村民、长沙市莲花镇维权村民何志华被碾毙、湖北随县上访村民李芳胜被打死、仙游县盖尾镇村民邧建民被打死，等等等等，每天都有新人被公权无辜致死致残，数不胜数，这难道就是河蟹大帝胡锦涛治下的所谓盛世中国吗？
孔庆东、司法南、吴法天、张宏良以及给老人扣上汉奸帽子就可以认为自己是正当打人的北航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竞争经济学创始人，和谐社会理念最早提出者之一的韩德强等人，这难道不是胡锦涛所直接荫蔽下长期豢养栽培的可以再次掀起文革浩劫的知识精英人才吗？假若薄熙来不要因为王立军事件倒台，在这些帮凶旗手的助力下，依靠广大被蒙蔽、欺骗的愚昧无知的盲目民众热爱毛崇拜毛的疯狂劲头，中国如果不再次掀起文革浩劫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五、时不再来时不我待，时代迫切需要胡锦涛立刻有个决断。
这决断就是，就按照中共《党章》和《宪法》规定，实实在在地落实一次《党章》和《宪法》精神，就从下一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中首先做起，不玩一点虚假的，顺应民心民意和时代潮流，让中共当局所认可的最能担当大任的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人竞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职务，实行最民主的票选活动做起。可以把选举人先限制在现有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级别，也可以扩展到包括正处级以上的所有干部身上。关于此提议，笔者已撰文《中共领导人应由竞选产生》，发表在今年9月份的《零八宪章》网络月刊上。
第二就是，着手制定和实施官员及其家属向全社会完全彻底地公布财产的方案，解除严重违宪的劳动教养办法，制定《公民监督法》、《违宪审察法》，并陆续开放报禁和党禁等。
如果胡锦涛在这即将退位之际，在这千载难逢千古难遇的最关键时刻，能够把握时机，不让时不再来时不我待成为终身遗憾和悔恨，就应以浩然正气，大无畏的甘愿为民主伟业勇于牺牲自己一切的奉献精神，果真如此决绝地作出以上全部或部分的决定，胡锦涛之名一定就会永驻人类文明史册，切实给世界人类文明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是属于最大功臣之一。在中国，即便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会有所逊色。
可是，二十年来一向刻板木讷的胡锦涛，此时是否确实能够活跃灵便起来，其确实是高瞻远瞩，虚怀若谷，洞察细微，精准判断一切的，确实是胜大任推动人类文明飞跃发展的，胡要是果真作出如此的决定，这决定真正才是高山仰止的最伟大的决定。但愿人类公义的神--上帝切实能够感动胡锦涛先生，让他千万没失良机。
果如此，大中华在民族大和谐大统一中迅速崛起，比如统一台湾，统一外蒙等等，就将轻而易举，势不可挡。说不定，胡锦涛还会做上大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可在眼下，谁都知道，胡锦涛所重点盯视的只是在下一届仿照前任江泽民延长自己的军委主席职务一两年，这追求与此相比，乃是多么狭隘渺小了。难道胡锦涛，也有违自己的“锦涛”大名，仅仅只认准这区区的窝囊的让人始终小心翼翼的小职务不成吗？
2012年9月26日于深圳贫民窟
张辉：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编者按：
张辉先生作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民主维权人士，亲自参与了包括纪念林昭、围观马尾“三网友”案件的相关运作活动，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实力派学者。在民主宪政理论和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此同时，对于民族自治问题、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也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从50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计划连续刊登张辉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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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各种误读》（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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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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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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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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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与分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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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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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刊登了张辉先生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与分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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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登的相关文章是《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张辉：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大陆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这仅仅是授权性的分权，是授予地方对某些事务的一定程度的管辖权，而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中央政府。就地方事务的治理分歧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自治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政府，而不是独立地依照法律制衡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是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国家，不容挑战。这就决定了无所不及的庞大党务系统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起着高于中央政府的、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有了地方制衡中央的法律法规，也是摆设而已。
在中国大陆，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通过选举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予以彻底解决，这就一直存在着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所有的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都来自中央的放权。如果中央不松绑，地方连基本税收的权力都不存在，社会连正常表达的权力更被截止。这是中国大陆的现实。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
从对中央集权的纵向分权角度上理解地方自治，还需要理解一下两个概念，一个是地方分权，一个是辅助性原则。
（二）
地方自治以纵向分权为目的，以自我治理和防御、抵制外来干预为特征要素，其运行的重要前提和特征即是地方分权。地方分权是相对于中央集权的概念，是地方政府分享国家统治权的制度。从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中央集权的弱化的历史来看，存在着一个中央权力下放，并进而转向地方分权的过程。例如，法国在1960年代所进行的权力下放和行政区域的实施，各地的权力下放机关分别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而这些不同范围和层次的地理区域称之为国家的行政区划。进而，经过20年的权力下放过程的深入，1980年代法国又从权力下放转向地方分权，行政区域转向具有团体性和独立性的地方公共团体。
现在必须要说明的是，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两个概念。权力下放指权力在同一机关内部的转移，是高级机关向下级机关的转移，权力转移所形成机关称之为地方国家机关（或权力下放机关）。但并不形成公法上的独立的法人。权力下放所形成的分权，仅仅是授权性的分权，是授予地方对某些事务的一定程度的管辖权，但中央保留最后总的决定权。而地方分权所形成的分权，则是分割性的分权，在宪法或法律上分别列举中央和地方各自管理的事项，其意味着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央的分立。地方公共团体，虽然也是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与行政区域完全不同，其意味着地方单位在公法上的自主性，是独立于国家的公法人，在国内公法上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政能力，以及自身的地方自治机关。在地位上地方公共团体的公法人机关则与中央机关或权力下放机关保持平等和分离，不相隶属或从属，在职责上则并不直接对中央政府或其代理人负责。也正因为此，地方分权成为直接对抗和瓦解中央集权的体制。
（三）
在理解地方自治的运行机制时，需要理解的另一个概念是“辅助性原则”。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是私人自由优先的代名词，其以国家和个人的职能分立为基础，旨在解决国家与个人孰先孰后的问题。其首先由德国学者于1950年代提出，并在70年代成为通行理论。该原则主张个人首先应自负其责，只有个人无能为力时，公权力才予以介入，而在公权力内部，也应先由下级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具体而言，该原则包括三项内容：⑴凡是个人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任由个人自己承担。如果个人无法独立承担，则由政府提供辅助；⑵如果下级政府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任由下级政府承担。如果下级政府无法独立承担，则由上级政府提供辅助；⑶国家对个人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辅助不能代替个人或下级政府的自助。正如本人在2008年的一文中所言：“公民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任何权力都不要去做，基层的权力能够去做的事情，更高的权力不要去做，公民组织能够去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去做，这样的社会叫做公民社会。”
欧洲如俄罗斯、匈牙利、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辅助性原则，指出国内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应当优先地分配给地方公共团体，从而以尽可能贴近选民的方式作出。“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第四条则规定：公共职责的履行应优先交由最贴近公民的团体。
辅助性原则来源于社会契约论的主张，即：个人只有在遇到凭借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才会通过联合的方式向他人或组织寻求帮助。团体的存在正当性仅在于其弥补了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团体的活动一旦超出了上述限定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另外，辅助性原则，既可防止较大主体的侵权，又有利于民主参与的实施。其转变了传统的先中央后地方的思维，将地方置于中央之先。“严格限制公共政策和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了公民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保障决策在最接近群众的下层政治机构作出，防止过度集权和滥用权力。”
（四）
1940年代以前,中共贯彻列宁思想并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以民族自决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论新阶段》代表中共的民族政策从联邦制、民族自决转向民族区域自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淡化民族自决观念，提倡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咨询党内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后，确定了建立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李维汉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刚阳的内容载入了1954年的新中国宪法，确认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区域自治从此成为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领导并完成了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1980年代,第四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先后颁行，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进一步得以加强,民族地区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自治权得到实现。此外，还有行政法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和《兴边富民“十一五”规划》，从项目、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自治条例139件，单行条例777件，根据本地实际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和补充规定75件，13个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都先后制定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或意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个自治条例、510个单行条例、75个变通和补充规定。2011年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出台《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进一步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五）
194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建立了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区，开始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区域的政策和构想，实际上经历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再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过程。其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案，也算费尽心机。先后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全，但是中国大陆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非普遍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首先中国大陆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这仅仅是授权性的分权，是授予地方对某些事务的一定程度的管辖权，而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中央政府。就地方事务的治理分歧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自治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政府，而不是独立地依照法律制衡中央政府。当然，法律法规虽然多，但它们并没有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制衡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是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国家，不容挑战。这就决定了无所不及的庞大党务系统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起着高于中央政府的、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有了地方制衡中央的法律法规，也是摆设而已。前苏联的一党专制就是例子。前苏联共产党统治的七十年中，各联盟共和国都具有宪法确定的分离权力，但因为苏联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不仅允许各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的的宪法条文完全是一纸空文，而且各加盟共和国连基本的实际自治权力都少的可怜。直到苏联共产党被解散，各加盟共和国从前苏联分离出去独立建国才成为可能的。
其次，中国大陆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缺少相关的“辅助性原则”，而这个原则是现代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主张个人首先应自负其责，只有个人无能为力时，公权力才予以介入，而在公权力内部，也应先由下级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当下级政府无能为力时，更高的政府才予以介入，直至中央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就只能是这样的顺序。在中国大陆，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通过选举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予以彻底解决，这就一直存在着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所有的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都来自中央的放权。如果中央不松绑，地方连基本税收的权力都不存在，社会连正常表达的权力更被截止。这是中国大陆的现实。
陈永苗:站在改革已死之上的“民国当归”
1949年进入一条死胡同。在死胡同里面搞什么，都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更是死路一条。出口在于回到胡同口：民国当归。
改良就意味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保党。对改革的信心和希望，与各阶层的既得利益，或者改革中的受益程度的获取程度，成正比。权贵官僚，渴望改革它一千万年，中产阶级，渴望十年之内改革。底层民众憎恨改革，诅咒改革，判定改革已死。
如今的一切，都要求回归原点。越进步的步骤，走得越远的诉求，只会造就回到更原初，越现代性，就会越原初性。改革本是终结军训政走向宪政，回归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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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我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影响不小。我所谋甚大，就相当于在改革幽灵的华表上，贴一张小广告，宣告改革时代的死亡和维权时代的开始，模仿邓小平终结文革，做一个历史断代的努力。此文这种意图和努力，维权运动领袖范亚峰博士和89前的福建闽江沙龙主持蔡凌，在和我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也作了同样的判断。
1949年进入一条死胡同。在死胡同里面搞什么，都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更是死路一条。出口在于回到胡同口：民国当归。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的问题是，当1949年专政秩序如何退回到“1947年行宪”，不单纯是目标，而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起源和目标在历史进城的任何时空中。辛亥共和也是。辛亥共和恒在，民国恒在，只有中共的信徒，才认为民国不在了呢，辛亥革命失败了。即使1949年之后，不过是辛亥共和的扭曲异化形式。
一个政治目标的实现，那需要的是百年千年，甚至注定无法实现。世界历史精神，与担负的集团有关，也无关，并不需要完全依靠国进两党。现实无力量，并不等于没有力量。不要对现实中的人，具有太多的爱与恨，没有必要。
改革一开始是注定死的，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建立在可以改革的前提之下的政治方案包括邓小平的，都是前提错误的，左右之争或者混合也是前提错误的。总之改革时代的一切，都是错的。民国当归，是否定1949的重生。
我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尺度看改革：我把1949年视为中华民族的疾病，而改革在1978年，可以被看作一次复原的努力，可是天不随人愿，改革同样造成疾病越来越深，政治矛盾越来越深，成了不可救治的癌症。
站在和奠基于转型之说的政治思考，都带着专制的病毒，带着现代性危机的病毒，我从2006年《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以来，超越与否定基于转型之说的思考，如苏东台湾转型对大陆启示。我把“讲转型的问题”，换轨道“讲对民国宪政的捍卫问题”。民国的宪政没捍卫住，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捍卫已有的。
我的“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建立在改革之上的思维方式，成了垃圾堆。国民党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制约，不可能为大陆转型作出实质性贡献。国民党转型与大陆不会发生实质性关系。改革已死，大陆不可能如台湾那样转型。
大陆转型之说预设自己是不断进步的，是无中生有，大缪。没有改革已死作为前提，仍有转型渴望的人，才会作这种误判重建公民社会是一去政治化，是一种政治冷漠。逃离权力和体制，并不是脱离政治，相反，民众在场就是政治。
找到一个颇有意思的对比，海外民主人士思想可以分成两拨，一拨是对从一开始就改革没任何期待，他们基本是民国派，如王炳章，王希哲，辛灏年等等，可见汉贼不两立标准对于否定当下大陆改革和改革派之重要性，清楚的鸿沟。另外一拨是曾经的体制内人士，对改革见棺材不掉泪，至今还不把自己当外宾当专制的敌人，即使谈恢复民国，他们也坦然承认陆独的合法性，主张国共再次合作。
改革已死
与体制合谋的个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动的，获取巨大利益的，另外是被动的，获取微薄利益的。对于前一种，谴责嘲笑他们，就等于朝体制开火。
现在面临着就是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继续或者渴望继续分赃，还是参与到抗争中去。也只剩下学院内左翼，还最坚定地自带干粮唱颂歌。他们之外，环遍周边都在沮丧绝望中，包括最高层和高级干部。就剩下改革派，对自己的体制内生活，有意义感。
任何民主革命运动都如法国大革命贵族、中产和贫民的三波叠加共振，天鹅绒式无暴力的改良，不外乎用黄金纽带解决得较好，避免共振越界。因此，对于贫民而言，对改良持批判立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它迫使前二者进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若前二者真能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贫民无从发动暴力革命。
对于前二者改良，贫民无需任何支持和赞美。而是重建自己，守卫自己，保守家庭，进行维权，即使贫民进入政治，也是被迫的，因为民生危机必须政治革命解决，所以贫民参加革命肯定是一哄而散的，在广场坚持几天就扛不住会回家抱老婆打麻将，不构成持久的血腥革命。改良贫民乐见其成，但别让贫民扭秧歌赞颂。改良不以贫民意志为转移，贫民支持与反对改良，都一点不影响政局，都是局外人。
以革命的方式涌入政治和历史舞台时，才影响政局，民众是革命主体。这符合宪政中人民就是革命权，而宪政政权建立在革命权之上的原则。在此时，民众需要的是主体性，为革命预备，而不是去支持改良，能改最好，改不来请滚蛋。
民主化是看利益增长，而不是到处找安慰。精神病的家伙，才把民主制度混同于政客的品行，把事关生死存亡的政体改革问题，简化为道德认识或者共识问题。共党与曹操相同，其自我保存与掌权同在，不掌权就是死。政改就像一种安乐死，安乐死也事关生死，绝非共识问题。生死问题是开端与终结，在知识道德之外，绝不是知行合一。政改并不是共识问题。也就是不存在了思想带动政治变革的路径。
老一代改革派的都会承认改革的负面。关键在于还有真正的改革么，还能有改革，改革是不是死了，革命和崩溃是不是已经到了家门口，正推门而入。也就是保持改革希望，就是毒害人民。改革中个人自由的增加，个体的反作用力在增强，上体制的压制也就越大，正如用维稳对付维权。其后果都一样，会加剧总体崩溃。所以改革只会造成革命，而不是天鹅绒式的变革。
旧秩序已经无药可救，新秩序的生成在于我们按照宪政原则来革命，以及预备。所以旧秩序只要在我们的行动中不在，在我们中间不在，就死去多年。专制的基础不再是文革，而是改革的时候，拥护改革就是目的反面。想和说有啥用，还是资敌。
改良就意味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保党。对改革的信心和希望，与各阶层的既得利益，或者改革中的受益程度的获取程度，成正比。权贵官僚，渴望改革它一千万年，中产阶级，渴望十年之内改革。底层民众憎恨改革，诅咒改革，判定改革已死。
民国当归
民国当归判定1949年是海平面之下沉沦，转型是忏悔与回归。这就是沦陷区的沦陷的深刻内涵。就是肯定已经有的，被覆盖被修改，被病毒侵蚀，民国当归就是肯定已经有过的，杀死病毒，回归“最近一次正确”的设置。台湾转型并不是无中生有，是辛亥革命之继续完成，对民初的回归。
民国当归就相当于一次系统还原，系统还原软件本来就是随机安装的。不需要另外再买。
宪政制度“已在”，已经被许诺，被中保，人不可以建立制度，而是把已经在的被异化的，例如国共两党对民国宪政共和的败坏，予以修复恢复。
当然1949年之后的目标不外乎是民国目标的极权主义运动版本，可以说成是民国以降政体循环中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鹊巢鸠占的变异环节的终结。
章诒和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
建立新的共和国其行径是“专制的”，而民国当归则是民主平等，因为建设新的共和，虚无缥缈民众无从知晓，只得依赖于少数精英，必然很容易滑向专制，而民国为绝大多数人熟知接受，谁都有能力为立宪插上几嘴说上几句话，必然是民主的。正如儒家必然是专制的，而基督教民众知晓圣经，就对精英有了制约力。
“民国当归”的正朔，可以从掩盖在意识形态宣传下面的战利品认识“抢权抢钱抢地盘换女人”，中获得对照。中共的统治权根基，与其意识形态宣传是两码事，也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分得开来的。党赐予农民土地，赐予生命，土地和国人的生命就是叛乱者的战利品。中国和华人，就是中共的战利品。他们好像是神灵，中国所有一切都是他们家的摆设。
民国当归对转型之后的中国，有无比的便利，如不需要如新国家成立需要来自外国的国家承认，新国家承认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且还必须延续中共卖国才行，而中华民国再初期就解决了国家承认。且对于仲共的送钱送地，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收回，时机成熟就收。百年来内政外交上的巨大灾难，“民国当归”一举解决。
“民国当归”还有着世界史高度：威廉征服英格兰之后，对于普通法史，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到底是被打断还是延绵，随着普通法力量进一步增长，法律家将“威廉征服”解释为被普通法征服的过程。蒙元与清入中原亦被中华文化反征服。1949年的沦陷，相当于威廉征服，随着民主化的增长，民国当归同样如此效果。
迫切要求政治“回归民国”，实际上是一种真正英美保守主义的政治技艺，英国光荣革命，不外乎要求恢复过去的自由，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样要求恢复，甚至法国大革命之初衷也是要求恢复原初的自由。这样的背景，就让新的辛亥革命，一次有限而保守的暴力革命，尽可能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呈现出来。
经过二十世纪革命受挫，又遭遇现实改革已死不得不革命的天命，我周围的民主人士，近年来兴起了新辛亥革命的异象。这是一种必要的恶，告别了暴力美学。诸多文明中基督教与抵抗者生命体验吻合，儒家相反（顺服掌权者的专门学说），如维权律师大多基督徒，可以说维权运动是基督教塑造的辛亥革命的再次演习，对民国奠基经验的复兴。
如今的一切，都要求回归原点。越进步的步骤，走得越远的诉求，只会造就回到更原初，越现代性，就会越原初性。改革本是终结军训政走向宪政，回归民国。向前更进一步，就是向后更退一步靠近原初目标。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就是模仿阿伦特对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奠基经验，复兴民国奠基。
刘逸明：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新方式
在互联网上，最近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如今这年代，城管干了警察的活，公车干了公交的活，二奶干了卧底的活，小偷干了纪委的活，网友干了侦探的活，微博干了媒体的活，干爹干了男友的活”，虽然这些话不完全正确，但从一些个案看，的确有一定道理，杨达才事件便是明证。
网民和网络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并不能包打天下，要让贪官污吏或不作为的官员无处藏身，更需要健全的体制，制度性反腐比个人和媒体反腐更为有效。当然，与其反腐败不如防腐败，只有民众可以用选票来决定官员的政治命运，官员才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或无所作为，而要这样，启动政治改革是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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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局局长的“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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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道成压死骆驼致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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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与媒体反腐令纪检部门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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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舆论的质疑声中，身陷“三重门”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最终因为严重违纪而被撤职，舆论的险胜彰显了纪检部门的无能和制度的软弱，在杨达才背后，中国或许还有千千万万个杨达才在潜伏。
9月21日，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称，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至此，沸沸扬扬的杨达才“三重门”得以落幕。
安监局局长的“三重门”
8月26日，在陕西延安一起导致36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现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面带微笑，这一幕被新华社的记者拍到，并将相关图片植入到正面报道当中。然而，正是这张图片，让杨达才迅速踏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民纷纷质问他为何在惨烈的事故现场心花怒放。
网络舆论之火最终延烧到了传统媒体，形成了传统媒体与网络互动关注此事的局面。针对公众与媒体的质疑，陕西官方最初就此解释称杨达才那一笑只是不经意的一笑，认为网民是小题大作。从图片看，杨达才的笑不像是不经意的，因为笑得如获至宝一般灿烂。杨达才始终没有为就“微笑门”道歉，这种表现极度挑战着公众的良心与底线。
事实上，杨达才在事故现场发笑并非前无古人，在杨达才之前，仅仅被媒体曝光的类似事件就有好几次。不过，即使官员的这种表现让公众无法忍受，但此前因笑误前程的没有一例。杨达才没有因为“微笑门”落马，大概跟同类官员的全身而退有一定关系。
杨达才作为一省的安监局局长，官虽然算不上大，但级别也不算低了。不管是在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时还是在陕西省召开各种会议时，杨达才都有机会露面。正因为他有不少图片见诸媒体，网民在无法通过“微笑门”终止其政治生命的情况下，继续挖地三尺，寻找其它可以扳倒他的“罪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网民最终发现杨达才先后佩戴了至少11块名表，其中高级手表5块，价值从一万多元到几万元不等。“名表门”甫一爆出，杨达才便手忙脚乱，先是称那些表是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后又称自己经常跟儿子交换佩戴手表，并主动向陕西纪检部门作了汇报。
“名表门”同样没有达到网民预期的效果，杨达才的安监局局长位置依然稳如磐石。不过，在9月5日，又有网民惊奇地发现，杨达才所佩戴的眼镜是罗特斯的，仅镜架的售价就在最低13.8万元。相对于前面“二门”而言，“眼镜门”显然对杨达才更具有杀伤力。陕西省纪委最终决定对杨达才进行调查，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应付舆论的一种策略，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果不其然，调查一直没有动静，等到中日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之际，杨达才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
新华社报道成压死骆驼致命稻草
钓鱼岛争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喧嚣过后，因为中国各大城市均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当局担忧事态无法控制，便开始给“反日”浪潮降温，媒体纷纷减少了对相关消息的报道，而门户网站则突然缩减了首页要闻部分的“反日”版面。9月19日中午，新华社发布了题为《莫让舆论热点成为“断头新闻”》的头条报道，将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垮塌、广州越秀区武装部长方大国打空姐、杨达才三大新闻事件称之为“断头新闻”。
众所周知，新华社的报道很多都是出于中国高层官员的授意，能够登上新华网头条的新闻，其官方色彩不言而喻。该报道直指上述三大事件因为新的舆论热点出现而被公众遗忘，并认为“在完善的法律体制下，事故的处理不会因为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减退或转移而受影响，该担责的应担责，该处置的要处置”。这样的说辞显然是在委婉表达对有关部门消极处理上述事件的不满。
的确，正如报道中所言：“断头新闻”的实质是各种问责处理机制并未按照既定程序发挥作用。杨达才能够在公众铁证如山的持续质疑之下，继续在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对于民主、法治社会的民众而言实在是难以想象。在“三重门”的冲击下，杨达才仍岿然不动，很多人都以为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但在看到新华社的上述报道之后，一些人便意识到杨达才可能会真正被查处，果不其然，在报道发布两天之后，中国新闻网便报道了杨达才因为严重违纪而被撤职的消息。
网民与媒体反腐令纪检部门汗颜
在中国官场几乎是无官不贪的情况下，没有人会相信身陷“三重门”的杨达才能独善其身。胡温上任之后，一直在高举反腐败的大旗，然而，跟江泽民时代一样，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每年都有贪官污吏落马，但落马比例却微乎其微，完全无法震慑其他贪腐或者有贪腐倾向者。
安监局相对于其它部门而言，虽然寻租的机会要少很多，但在今天绝不是清水衙门，安全检查和出现安全事故时，这个部门的权力便得以彰显，只要负责人不能做到洁身自好，贪污受贿便成为可能。杨达才长得脑满肠肥，其长相就给人一种贪官的印象，网民和媒体对他穷追不舍跟这或许也有一定关系。如今他被撤职，再次让人不禁发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感慨。
杨达才在舆论的质疑声中终于倒下了，但是，倘若没有杨达才在事故现场的微笑，谁还敢保证这样一位严重违纪的官员能在今天幡然落马？杨达才事件的不断发酵和杨达才的政治生命终结，微博和互联网显然功不可没。不过，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有此结果，只能算是舆论的险胜，不是新华社最后发力，杨达才或许真的会逍遥法外。
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反腐败应该是官方常抓不懈的工作，但在中国却流于风潮，很多贪官不是遇上反腐风暴就不会落马。而在今天，网民和媒体反腐已经成为了新的反腐败方式，从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到广西“性爱日记局长”韩峰，再到今天的“三重门局长”杨达才，凸显了网民和网络的强大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纪检部门的无能与失职。
在互联网上，最近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如今这年代，城管干了警察的活，公车干了公交的活，二奶干了卧底的活，小偷干了纪委的活，网友干了侦探的活，微博干了媒体的活，干爹干了男友的活”，虽然这些话不完全正确，但从一些个案看，的确有一定道理，杨达才事件便是明证。
网民和网络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并不能包打天下，要让贪官污吏或不作为的官员无处藏身，更需要健全的体制，制度性反腐比个人和媒体反腐更为有效。当然，与其反腐败不如防腐败，只有民众可以用选票来决定官员的政治命运，官员才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或无所作为，而要这样，启动政治改革是不二法门。
2012年9月26日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2012年震动中国乃至世界政坛的事件莫过于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了。自从2月初王立军闯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乃至中国官场发生了一系列天下瞩目的人事变动。可以说和重庆相关的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人们的神经。8月12日，薄熙来老婆薄谷开来因为谋杀尼尔伍德被合肥中院判刑死缓；9月24日，王立军被成都中院数罪并罚处刑1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至此，沸沸扬扬已过半年的重庆“薄王”事件逐渐接近尾声，估计18大之前执政党对薄熙来的刑事处理结果也会大白于天下。
我们认为，从腐败的角度讲，薄熙来事件并不新鲜，在缺少监督制衡的政体下，“无官不贪”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真实写照；但薄熙来及其家庭的黑恶犯罪却向天下表明，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已经从基层政府上升到政治高层。普遍的恶性腐败导致人民的普遍“仇官”情绪，而抛弃法治的“黑社会化”政府治理则很有可能将广大人民动员进砸烂“巴士底狱”般的“革命街头”和“革命广场”。也因此，我们非常善意的提醒即将走上北京前台的新一届执政当局，要从重庆事件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启动政改，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未来！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
2012年09月28日
18:0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28日电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公职处分；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央强调，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各级党组织要以薄熙来严重违纪案为反面教材，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严明党的纪律，改进党的作风，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使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主动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必须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薄谷开来故意杀人判死缓
2012年08月21日02:22 来源：新京报
据新华社电 昨日，安徽合肥市中级法院对被告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晓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刑九年。
遇害者家属代理人到庭
薄谷开来和张晓军部分亲友、英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一百余人参加旁听。被害人尼尔·伍德亲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也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人薄谷开来伙同被告人张晓军采用投毒的方法杀害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薄谷开来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法院认为，鉴于本案被害人尼尔·伍德对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使用威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司法鉴定意见表明，薄谷开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薄谷开来在归案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薄谷开来当庭认罪、悔罪，故对薄谷开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薄谷开来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认定，张晓军在共同犯罪中受薄谷开来指使，起帮助作用，系从犯，且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并当庭认罪、悔罪，对其可减轻处罚。法院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判决宣布后，薄谷开来和张晓军当庭表示不上诉。
王立军案：数罪并罚获刑15年
2012年09月24日
09:19
来源：新华网
今天上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做出一审宣判。
对王立军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叛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被告人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
新华社评：任何人践踏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2012年09月28日
19:11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任何人践踏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无论职务有多高、影响有多大，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
薄熙来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造成严重后果。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薄熙来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本应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但他却擅权妄为，我行我素，严重违纪，受到严肃查处，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再次证明，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内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党组织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敬畏纪律，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条纪律规定，不仅应该熟知，而且应该带头遵守、带头执行，做遵纪守法的模范，特别是应该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做到纪律面前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越雷池半步，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地位高、影响大而藐视党纪国法、违反党纪国法、践踏党纪国法。“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凡在党纪国法面前肆意妄为者，必将受到严惩。（郑言）
光明网评论员：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
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磊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
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
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
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
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新华社：中共要在十八大制定新措施拿出新办法
新难题、新挑战也好，新形势、新期待也好，都意味着中共要在十八大召开的这个“关键时刻”制定新措施，拿出新办法，由此迈步进入新境界和新天地。
2012年09月29日
09:51
来源：新华网 作者：陈思武
原标题：十八大召开在即中国迎来“关键时刻”
新华网北京9月29日电（记者 陈思武）判断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久的走向，将于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观察窗口。在这个全球“大选年”，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中共的最新动向，对它如何审时度势，把握“兴国之要”，带领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并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格局，怀着获得答案的浓厚兴趣。
目前，深受严重金融危机重创的世界经济疑难重重。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创下奇迹的中国正在进入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共十八大都迎来了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
过去的一个世纪跌宕起伏。中共这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成立91年来发生的变化，超出了外界的认识和想象。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到十八大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已增至8200多万，相当于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出生地德国目前的总人口。
中共成立之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在列强入侵下四五分裂，濒临崩溃。中共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一步步把中国带上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
经过三十多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的快速发展，在外界的描述中，中国的“头衔”不断变化：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到“世界工厂”，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复苏的新引擎”“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等称号。历次中共党代会成为推动中国发展变化的“关节点”。
这期间的种种风风雨雨、波折顿挫，都没有阻挡住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昂首前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10.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年均增速，经济总量相继超越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4.4％升至去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20％，世界政经版图因此逐步改变。
时下的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中国要在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前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十八大之后这段时间，尤为关键。目前，中共已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执政基础牢固，广为人民拥护，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方兴未艾，支持中国持续崛起的潜力巨大。但是另一方面，矛盾和困难也重重迭现，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权威研究表明中国接近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时代将会结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如何进一步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宝贵经验，开辟创新之途，把握住群众的愿望需求，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使大政方针更加顺应时代、符合民意、造福民众，这对中共提出了新要求。
国际形势也从未如此复杂。受债务危机蔓延、增长动力呆滞、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其他深层次问题困扰，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陷入长期低迷，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世界许多地方风波迭起，争执频仍，局势惊心夺目。中国如何处理与大国、发展中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继续走好和平发展之路，规避风险，抓住机遇，需要新的运筹帷幄。对于世界而言，如今中国的体量已是如此之大，它的改变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难题、新挑战也好，新形势、新期待也好，都意味着中共要在十八大召开的这个“关键时刻”制定新措施，拿出新办法，由此迈步进入新境界和新天地。
此间舆论称，中共十八大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继承了前三十多年的成就、经验以及尚未解决的难题，要为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才有可能令中国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共将通过召开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总结过去多年来尤其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在理论建设、政治路线、人事安排和工作措施等方面确定中国未来方向，会上将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层也将接过上一辈传递的火炬，统一思想，凝聚信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领导国家实现民族全面复兴的接力赛，并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世界注入信心，向互利共赢迈出更大步伐。
十八大召开时，人们都会拭目以待，因为这有可能意味着中国乃至世界更大变革的新开端。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斯伟江：珍惜改革旗帜
破灭的，不是改革的方向和方式，而是，人们已经确信，他们已经不需要再提改革两字，改革的旗帜已经彻底倒下。接下来的事情，最终交由暗杀党成员亚历山大-武力扬诺夫（被判死刑）的弟弟，伊里奇-武力扬诺夫，他后来改名叫列宁。
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满怀着对一个女明星的单恋。然而，女明星最终是会倒在郭台铭的怀里，而郭台铭娶的不是她。当一个政权单纯认为，我有枪，最后，枪未必选的是你！因此，此时，你也变成一个有弱点、需要受保护的人。
要是真的能珍惜这种纯真的爱，或许，尼古拉斯二世不会是末代沙皇，整个被布尔什维克灭门于地下室的惨剧不会发生。
改革，这两个字，犹如生命，很珍贵，真的该珍惜。不要让她死去！在她死后，释放出来的，是无法估量的能量，谁都不能掌控。
虽然有时和有西吵点嘴架，不过，有西那种希望国家尽快改革的心是真诚的。我今天也想学他写个条陈，期望王公大臣们在胜利的大会开过之后，能抓住最后的机会。
话说历经辉煌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到了百病丛生的时代，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遭遇到了光绪皇帝同样的境况，国家需要重大的改革，要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自我革命是皇族自我生存的必然之路，所谓毒发于臂，断臂求生，于国于家，都是必然的路径。所以，亚历山大三世开始改革。要知道，这种结构性的变动，是需要时间的，因为，社会各阶层对这种改革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官僚不愿意失去权力，王公大臣认为丢了祖宗遗产，激进派认为改革力度不足，可惜的是，改革的亚历山大三世，死于激进派的暗杀，想象一下吧，就算在当下的中国，用枪报复XX，在社会上有多受欢迎？
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斯二世，认为，是改革，让他父亲丢了性命，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逆水行舟，因此，他就成了末代沙皇。虽然，整个社会，已认为革命只是一个时间、方式问题，但是，人们总幻想，不流血，小成本，犹如，目前大家幻想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固然有，有，但作用很复杂，待我专文分析）。
当沙皇的军队对1905年1月的示威者开枪后，全国的叛乱、总罢工持续不断。尼古拉斯二世开始宣布宪政改革，他创立了俄国的第一个议会，杜马（赌马：Duma)。但是，沙皇有权否决杜马决定，并随时解散杜马。问题是，这样的杜马，他不久都忍受不了，于是，第一届杜马，被解散了。接着，第二届，被解散了。接着，第三届，被解散了。第四届，被解散了。事不过三啊。于是，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欧洲近代史）
破灭的，不是改革的方向和方式，而是，人们已经确信，他们已经不需要再提改革两字，改革的旗帜已经彻底倒下。接下来的事情，最终交由暗杀党成员亚历山大-武力扬诺夫（被判死刑）的弟弟，伊里奇-武力扬诺夫，他后来改名叫列宁。
改革者邓小平，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他，尽管他在风波中的决策非常令人争议，但换个角度看，指望一个强人，既完成经济改革，又完成政治改革，是一种奢望，本身就说明，这个民族是不成熟的。改革是由整个社会集体完成的，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强人推行的政治改革，本身是靠不住的。很多人意淫台湾小蒋，忽略了小将面临的压力。固然，小蒋自身是很开明伟大的。但，（台湾政改的首要动力，不是小蒋，而是族群矛盾 By 张铁志）。
当改革的旗帜逐渐陈旧，不管是党内改革，抑或司法改革，一次次地让人们失望，很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犹如老毛说的，扫帚不来，灰尘不会自动跑掉。呜呼，冤冤相报何时了？社会已经不是没有网络的社会，社会上明白人越来越多。人们已经不满足假装摸石头。他们希望有点真的学游泳，或者造桥。现在，很多人仍对胜利的大会之后，抱有希望，这种希望，既幼稚，又珍贵。如同，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满怀着对一个女明星的单恋。然而，女明星最终是会倒在郭台铭的怀里，而郭台铭娶的不是她。当一个政权单纯认为，我有枪，最后，枪未必选的是你！因此，此时，你也变成一个有弱点、需要受保护的人。
要是真的能珍惜这种纯真的爱，或许，尼古拉斯二世不会是末代沙皇，整个被布尔什维克灭门于地下室的惨剧不会发生。
改革，这两个字，犹如生命，很珍贵，真的该珍惜。不要让她死去！在她死后，释放出来的，是无法估量的能量，谁都不能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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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组织化维权：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
维稳体制不能不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挑战最终汇集到一个焦点，那就是以围观形式展开的维权。维稳时代也是围观时代。维稳与围观的双峰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特景观。
维稳十年，也是人心翻天覆地的十年，也是人权和公民权利意识空前普及的十年，也是普通人抗争意识空前强化的十年。总之是启蒙的十年。这除了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进程的推动，公民围观尤其围观2.0版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继1990年代的抗税抗捐、2000年代初的抗拆抗迁之后，生态维权正在崛起为第三波维权的主题，即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突破口。
乌坎事件动不动就是数千人整队上街；什邡事件最高峰，街头聚集的抗议民众达数万人；启东尤甚，最高峰街头聚集的抗议民众近十万人。社会运动时代来了，至此还有什么疑义么？
如果说“最牛钉子户”事件是围观的样板，那么乌坎事件则是组织化维权的样板。
大规模集体维权的浪潮正在到来，无论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怎么应对？这其实是问：要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还是要没有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
组织化维权刻不容缓，显然已毋庸争辩。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是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四要素，其中大规模是客观趋势，非暴力是基本原则，低成本是要争取的结果。而则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组织化，即组织化是最关键的环节。
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政治是压力政治，即没压力不改变，则最大压力恐怕是由于不改革导致的时间压力。
必须承认，中国早已是流动社会，而流动社会皆有其自身的治理逻辑。其自身最大的治理逻辑不外自治。要结束非常态治理状态即准战时状态，就必须回归正常的治理逻辑，即自治的逻辑，让维稳退场，让自由化上路。唯其如此，国家才会逐步恢复正常。也只有在一个正常国家中，所有公民才能过上有保障的正常生活，拥有正常的心态。所谓长治久安，所谓和谐社会，那时才是可以预期的。
一、十年维稳重创自由化
二、围观与维稳双峰对峙
三、社会运动山雨欲来
四、让维稳退场 让自由化上路
组织化维权之于中国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接续被十年维稳切断的自由化进程。
其二、组织化维权是民主化的必要准备。
其三、组织化维权同时也是奠定文明社会的基础。
2009年11月23日，数以千计的番禺业主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停建会江垃圾焚烧厂。市政府回应：你们选五个代表出来。有业主想挺身而出，马上被其他业主制止。大家齐声喊：“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政府当然不可能真的选“五个领导出来”，这不过是业主拒派代表的一句戏言而已。
既向政府请愿，政府要求谈判却不答应，不是很矛盾么？其实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这再正常不过：业主不是拒绝谈判，而是根本不相信政府有诚意谈判。因为，历史上引蛇出洞的教训太多。谁真的站出来跟政府谈判，客观上意味着他就是组织者，那么他就彻底暴露了。谈判只是虚应故事，秋后算账却是结结实实。而这并非夸张，“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迄今仍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罪名，印证番禺业主的恐惧不无道理。
组织一词之高敏感，组织化维权之高成本，可见一斑。
一、十年维稳重创自由化
作为非常态治理的维稳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典型的准战时体制，一种实际上的戒严体制，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
既然组织化维权高成本，维权当然只能化整为零。所以，在中国常见的都是个人维权。即便有集体诉求，事先也不敢组织串联，只能各自憋到最后，憋到忍无可忍才瞬间爆发。有如一场没有任何预警的山洪突然倾泻而下，隐藏巨大风险。
压倒一切的维稳应运而生。用官方术语说，这叫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用学者崔卫平的话说，这叫维稳时代。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宣布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都不提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获利者，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维持，也就不需要特别的安排。
但是，世纪初风云大变。主要是因为利益格局大变——权贵分赃体制拔地而起。权贵分赃本质上是权力对社会的进攻，其后果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更是自由化的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的改革开放，同时启动了自由化进程。正因为有自由化，官方才会在八零年代频频反自由化。但反击只是遏止性质，即只是要把自由化约束在一定范围，不是要消灭自由化。这即是说，自由化在中国已经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了。八九事件固然是转折点，但自由化并没有因此终结，只是拐了个弯，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领域。
八零、九零年代的自由化进程，也是庙堂江湖酝酿默契的过程，尝试和解的过程。这带来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过去时代几乎被连根拔除的社会，开始从这弹性空间点点滴滴地生长起来，恢复起来。这是市场化而外，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又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的势头，都在世纪初遭到强力狙击。这主要是因为新国家主义的崛起。新国家主义之新体现于两点：其一，它所谓的国家并非整体的国家，而是被权贵切割的国家，是权贵分赃的白手套；其二，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国进民退，但国进不是国家包办一切，而是精确制导：资源配置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即战略要点、高端资源统统国家独占，金字塔的中端、低端才向民间开放。
这就形成一个神奇的体制，即半吊子的市场体制：只有下半身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是国家控制，方便权贵集团借国家白手套，以最小成本操纵全局，最大限度与民争利。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跟资源金字塔对应的，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即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拥有最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实际意味着大失控：聚敛的失控及财富用途的失控。而无论哪种失控，深层次的原因都是政治的失控，即国家对权贵集团基本丧失了约束能力，放任他们以国家之名掠夺社会。这样的权贵分赃很难得到合法性认可，属于只做不说。潜规则治国因而成了普遍现象。国家基础制度逐渐边缘化，以至于一纸红头文件，就可以让司法、让人大的特定功能休克。
潜规则的主流化及国家基础制度的边缘化，一个综合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很大程度也边缘化。权贵分赃一方面批量制造社会不公，不断强化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又使不上劲，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不断高涨就注定超出体制的承载容量。照老办法无法维持，新办法则因改革的形格势禁呼之不出。
但总得拿办法。临时抱佛脚，没办法的办法的维稳就粉墨登场了。没有新的思想资源可注入，它只能是路径依赖，不可能不回过头去，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资源，即很大程度上继承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衣钵，只是剥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内涵，仅仅属于功能主义的照搬。
作为没办法的办法，最初的维稳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但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维稳也就无法退场。变通之举就渐渐积淀下来，稳定下来，凝固成了一整套独立的体制。没办法的办法终于得到追认，偏房熬成了正房。维稳至此合法化、常态化和长期化。即意味着整个国家，进入了非常态治理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维稳从偏房升级为正房，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就是维稳从被动到主动。被动的维稳，不过是对社会零星抗争的应激性反应。主动的维稳，则是权贵分赃体制的政治近卫军，是对社会的系统攻击乃至全面控制。国家的中心任务随之发生变化，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维稳双中心并重，甚至，维稳的份量某种程度超过经济建设，才有维稳压倒一切的提法。
非常态治理的维稳体制，是实际上的戒严体制，即准战时体制，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越是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越趋向高度集权，公权力越是不受约束，也就越是加剧社会紧张。
这是维稳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因应社会紧张而产生，却反过来加剧社会紧张。说明维稳体制不过用制造更多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给中长期埋雷的办法来为眼下排雷，饮鸩止渴。通常谈到维稳成本，都主要归结为经济上的天价成本，其不可持续都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可持续。但比较而言，社会政治成本其实更恐怖。
最大成本则是自由化的终止。作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继承，维稳本质上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属于超法律体制——如果不超越法律，如果靠法律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另起炉灶的维稳了。维稳与法律的冲突因此是宿命。人权和公民权利，则是这漫长冲突主要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自由化固然大大收缩，社会的自由化更是悄然刹车。维稳十年，是自由化全面失败的十年，是庙堂江湖默契与和解破裂的十年，也是社会生长与恢复冻结的十年。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进程严重受阻。
二、围观与维稳双峰对峙
围观最大限度消耗了维稳的力量，维稳巅峰也就不能不走向终结，至此，维稳终于进入了衰减期
如果一切都是固定不变，尤其社会结构固定不变，那么社会的零星抗争将没有任何希望，维稳体制及权贵分赃的利维坦一定无往不胜。所幸，时代潮流不是这样。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在变，而且变的周期越来越短。这已是生活的常态。
这是体制最大的噩梦。体制的逻辑从来是一切操之于我。它并非绝对地反对变，偶尔它也会主张变革什么的，但那必须是“一切操之于我”的变，即我批准、我主导的变。绝不允许不受我控制的变，即多元的变、自主的变。甚至，它也并非绝对地反对民主法制，偶尔它也会主张民主法制什么的，但那也必须是“一切操之于我”的民主与法制，即我领导的民主与法制。
或者换句话说，它其实什么都不反对，它只是反对不受它控制。只要是受它控制的，没什么不可以搞；只要不受它控制，就什么都不能搞。这强烈的控制欲，并不仅仅基于贪婪，同时也基于安全考虑。它设定的整个秩序是太阳秩序，它是最高，它在最中心。一切为它而存在，一切围绕它旋转。它不承认世界的秩序本来不是这样，不承认世间万物不会这样生长，不承认一切自发秩序。
既然全部的安全感都建立在控制一切的基础上，那么，不受控制当然就是它最大的焦虑，因而是它最仇视的。独立、自由之所以是敏感词，原因就在这儿。你不需要专门反对它，只要你主张并践行独立和自由的原则，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反对。即便你真心赞美，但如果是不受它控制的赞美，即独立的、自由的赞美，它也不会舒服，也会觉得别扭，坚信你是别有用心。
控制和反控制，就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高主题。必须控制一切，让一切服从于它设定的太阳秩序，这既是基于分赃需要，更是出于恐惧。所以不能有任何溢出体制常轨的东西，不能有任何不确定性。只要确定，只要纳入体制的安排和监管，一切皆可放心。最可怕的是溢出，所有的溢出都是非典病毒，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扼杀于萌芽状态的维稳原则来说，溢出本身就是罪，就是敌人。
同溢出作战，就成了维稳的中心工作。反溢出必然反流动。从维稳的逻辑来看，越是流动，溢出的概率就越高，对权贵分赃的威胁就越大。所以，越是流动，越要管制。只有纯粹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流动，才能恩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流动，尤其信息的流动和人的流动，越少越好，没有最好。这即是说，维稳逻辑本质上是典型的静态社会逻辑，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毛泽东时代军营化的单位社会两种静态社会逻辑在市场时代的翻版。它的核心要素，无非是按照绝对静态的要求，强行控制原本不可控制的流动社会。
这背后的政治哲学，属于哈耶克所批评的致命的自负。但它不是真理层面的自负，它已经丧失了垄断真理和道义的自信。权力的傲慢则丝毫不减，经济的增长和国库的丰盈则更助长了这傲慢。它们坚信不需要真理和道义支撑，凭强大的硬实力，仍可以无所不为，无坚不摧，仍可以像人类定向改造大自然一样，由他们来定向设计社会，规定每个人的生活，维持太阳秩序的亘古不变，亦是维持权贵分赃的亘古不变。
网格化维稳则是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最大成果，也是对抗流动社会的心血结晶。所谓网格化维稳，要义是让维稳力量覆盖社会整个的面，渗透面上的每个点，最终精确控制到每个人，决不留一丝缝隙。对流动族群的管制最严厉，北京市甚至对流动族群聚居的村落实行半军事化的“封村”管理，并作为经验推广。
所有这些，根本目的就一个，即杜绝任何可能的溢出。这雄心够大，但完全不可操作，因为它必然遭遇四面八方的天敌：市场化，全球化，互联网。它们的本质属性都是流动。它们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流动，从人到物到信息的全方位流动，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流动，超阶级超种族超国家的全方位流动。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每天都在以几何倍数爆炸性增长，哪是僵硬的维稳体制所能够驾驭的。
维稳体制不能不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挑战最终汇集到一个焦点，那就是以围观形式展开的维权。维稳时代也是围观时代。维稳与围观的双峰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特景观。
围观发端于2004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该事件以地方当局与业主吴苹、杨武夫妇签订城下之盟而和平落幕，经典地示范了个人如何借助舆论冲破体制重围，以临时集结的社会力量与维稳展开点上的缠斗。2010年微博横空出世，更开创了围观新时代。围观从此突破小众范围，开始跟最大多数普通人对接。这即是围观2 .0版，也是围观的一次根本升级。
多年来的围观，没有辜负公众的期待。哪怕它在点上的缠斗成事者十不得一，也比草根个体抗争好得多，因为那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抗争，是被切割到一个一个孤岛上的抗争，怎样的惨烈都不为人所知。是围观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草根抗争者的孤岛状态。的确有很多事情是围观无能为力的，但围观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
尤其升级到2. 0版之后，围观对于草根抗争的拉动，更直接也更有力。正因为围观2.0版的倒逼，维稳终于不再那么强悍，终于开始后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弹性。所以乌坎之后，历次公共事件再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这不是谁良心发现，政治讲的是实力，这实际上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信号，即当围观走到顶点，当围观最大限度消耗了维稳的力量，维稳巅峰也就不能不走向终结，至此，维稳终于进入了衰减期。
这是围观之于中国的最大贡献。但不是唯一贡献。它对人心的启蒙同样是空前的——它不是用书本去启蒙，用高头讲章去启蒙，用抽象的口号、概念去启蒙，而是用事实杠杆即一个一个公共事件去启蒙，用生活杠杆即草根抗争的具体进程去启蒙，向全世界生动演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到底有哪些中国问题？那些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实际上是在田野中展开的一堂堂人权课、民主课、法制课总而言之公民课。维稳十年，也是人心翻天覆地的十年，也是人权和公民权利意识空前普及的十年，也是普通人抗争意识空前强化的十年。总之是启蒙的十年。这除了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进程的推动，公民围观尤其围观2.0版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三、社会运动山雨欲来
生态维权正在崛起为第三波维权的主题，即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突破口。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对接，中国社会运动的市民化、本土化，亦因生态维权的突破同时突破
围观的一大贡献是启蒙。当启蒙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就开始跨入了新的时代，那就是社会运动时代。
这个社会运动时代，是从乌坎事件拉开序幕的。封村断路，万人抗争，居然没被镇压下去，最后居然成功改组了村两委，可谓前所未见。本来因为围观启蒙，人心已跃跃欲试，大气候渐趋成熟，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胜利、一个小小的榜样做按钮来启动。乌坎的成功刚好起到这作用，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于是，什邡事件、启东事件继之而起。
这跟当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勃兴，有相近之处。
台湾社会运动起步于七零年代末，距“二二八”刚好三十年。“二二八”的血光是一个巨大威慑，令台湾社会一蹶不振，整个五零、六零年代，只有极少数精英如胡适、雷震等等还在负隅顽抗，但没有社会依托，没有民众呼应，他们构不成任何实质威胁，很快就被定点清除，波澜不惊。但是三十年过后，时间冲淡记忆，也冲淡了恐惧。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青年，再没有了老一辈的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台湾社会运动于是兴焉。
大陆现在也到了这节点。而且由于严密的封锁，当年的血色记忆在大陆新生代来说更淡漠，他们因此更少恐惧，更初生牛犊不怕虎。什邡事件是当地中学生打头阵，启东事件、乌坎事件也都是新生代冲锋在前，都证明跟当年台湾一样，中国社会运动必然随着新生代的崛起而崛起。
但跟台湾也有所不同，大陆新生代的崛起不单因为恐惧衰减，更因为他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和全球化共同推动的全球人权进程和全球化公民社会进程，对新生代有着巨大影响。强烈的人权意识尤其强烈的抗争意识，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向往，构成他们普遍的心理。跟父辈不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对权利的特殊敏感以及直接表达的冲动。这两点归结起来其实就一个词，就是不忍。他们不再忍受，有痛就要喊。对制度的弊端和社会的黑暗，耐燃点特别低。
所有这些注定了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它年轻，因为年轻而创意无穷活力无穷，如朝阳之升。何况有全球人权进程的奥援，有经济和技术发展尤其网络技术发展的助推。体制不然。不能说体制没有一点学习能力，没有一点弹性，但相比社会运动的一日千里，体制的那点学习能力和所谓弹性是太有限了，越来越老态龙钟招架乏力。
除了年轻，中国社会运动另一个强劲的力量来自市民化、本土化。
如本人在《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所称，百年启蒙有一个根本误区，即大叙事跟小叙事脱节，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脱节，因而不能真正进入人心，进入现实。大叙事如何对接小叙事，对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社会运动的市民化、本土化，是中国的百年难题。
但这难题，现在已经有了破解希望。随乌坎事件而来的社会运动，本土性越来越强。尤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以当地的生态问题为核心议题。生态问题不属于个别利益，而攸关所有人的福祉。地方当局之所以不得不马上让步，这是根本的原因：他们可以冒犯个别人，也可以冒犯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但他们不可能同时冒犯所有人，把自己变成所有人的敌人。这就是大众抗争的威力，这就是市民化、本土化的威力。
而这，必将成为趋势——温饱解决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健康，对生态问题的公共关注也就越来越强烈。但另一方面，不惜透支生态成本的发展思路，以及完全不考虑公众感受的封闭型决策机制，的确让生态隐患的累积越来越接近极限，也让公众的耐心越来越接近极限。这就为社会运动准备了丰富的素材。继1990年代的抗税抗捐、2000年代初的抗拆抗迁之后，生态维权正在崛起为第三波维权的主题，即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突破口。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对接，中国社会运动的市民化、本土化，亦因生态维权的突破同时突破。最大多数普通人在生态维权的动员下，开始从线上的围观走向线下的行动，开始从围观的主体，升级为行动的主体。
这就赋予中国社会运动以空前的动员能力，不再只是个体维权，而主要是大规模集体维权，构成维权新特点。乌坎事件动不动就是数千人整队上街；什邡事件最高峰，街头聚集的抗议民众达数万人；启东尤甚，最高峰街头聚集的抗议民众近十万人。社会运动时代来了，至此还有什么疑义么？
社会运动时代来了，维权从点上的缠战发展为面上的抗争。只有点上缠战的围观，难免捉襟见肘。其实，即使不考虑社会运动的因素，围观在越来越走向顶峰的同时，也已经越来越走到天花板。即它在继续强劲拉动公共事件的同时，副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至少五点：
其一、围观是随机的，偶然的，碎片的。它改变的只是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的命运，而很难导向规则的改变。规则不变，事件会层出不穷，围观就只有量的意义而没有质的意义。
其二、围观都是事后围观，好比水到了才开渠。伤害已经发生了才围观，显然不可能防患于未然，不可能伤害最小化。
其三、公共资源有限，能够进入围观视野的维权事件，只是侵权事件中的极小部分。相比于侵权总量不过冰山一角。大量不能进入围观视野的侵权事件，注定被社会遗忘，找不到任何出路。那些无法化解的悲情不断沉淀，形成不断膨胀的悲情堰塞湖，最终必然转化为越来越强烈的绝望和仇恨。
其四、为了竞争有限的公共资源，让自己进入围观视野，必须让自己的悲情最大限度震撼人心。这就导致残忍的悲情竞赛，导致跳楼、自残、自焚等极端形式不断升级，客观上构成对受害者越来越惨烈的二次伤害。
其五、悲情竞赛既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给社会心理造成严重创伤。每次悲情竞赛，追求的都是最大震撼，这种最大震撼同时也是对社会心理的最大伤害，社会心理在不断升级的重创之下，必然失去应有的平衡与理性，越来越走向分裂与极端。
显而易见，围观是双刃剑。它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但也确实太粗放，注定了只能是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旦社会运动时代来临，围观必然被更高级、更精准、更有效的抗争手段所取代。围观当然还有用，但不可能做主角；即便持续，也必须与新的抗争手段结合，为新的抗争手段服务。
这新的抗争手段，只能是组织化维权。如何从随机围观，升级到组织化维权，从而让维权常态化、常规化、制度化，这是社会运动时代的一个重要使命。
四、让维稳退场 让自由化上路
要结束非常态治理状态即准战时状态，就必须回归正常的治理逻辑，即自治的逻辑。只有这样，国家才会逐步恢复正常
组织化维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生活自己的创造。2010年5月广本南海工人罢工，2011年11月花都农民工上街讨薪，2011年12月乌坎事件，都是组织化维权。
最经典的是乌坎事件。如果说“最牛钉子户”事件是围观的样板，那么乌坎事件则是组织化维权的样板。以2011年9月23日为界，乌坎事件可分作两个阶段，即此前的无序抗争和此后高度组织化的抗争。无序抗争的高潮，就是9月21日、22日两天的示威游行，最后局部失控发展为小规模骚乱，当地的合泰工业园工地，及丰田畜牧场、海上餐厅、富荣针织厂等部分企业，均遭示威民众打砸。示威民众并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发生了冲突。
这样的抗争不可能持续。关键时刻，有丰富体制内经验的乌坎元老林祖銮挺身而出，以他为核心，组建了村民临时理事会作为总指挥部。乌坎抗争从此统一步调，进退有度。11月21日村民再度到陆丰市政府示威游行，较之两个月前的游行规模更大，但因为组织化程度高，游行全程都保持了良好秩序。秩序的完好尤其是临时理事会副主任薛锦波屈死狱中所激发的强烈悲情，让乌坎村民拥有巨大的道义力量，最终迫使地方当局让步，促成了12月20日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
前后两个阶段的乌坎事件，形成鲜明对照，雄辩地印证，组织化是大规模集体维权的必然要求。没有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是无序的，不可控的，这对朝野双方都意味着巨大风险，对朝野双方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这一点，在后来诸多公共事件中也有印证。什邡事件一度警民冲突严重，发展到警方打震爆弹的地步，激起公众的强烈义愤，警方内部亦有反思和问责。吸取什邡教训，后来的启东事件中，地方当局不敢过度反应，结果是市政府一度被成千上万市民占领，办公室遭打砸。
大规模集体维权的浪潮正在到来，无论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怎么应对？这其实是问：要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还是要没有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
答案不言而喻。
谈到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不妨回顾一下台湾红衫军事件。红衫军号称百万，规模巨大，抗争亦旷日持久，破坏性却几乎为零。风传红衫军内部有过冲进总统府的动议。今年三月访学台湾时，我曾就此请教台湾中研院钱永祥老师，钱师告诉我，有此一说但从未进入正式议题。为什么不能进入？钱师说：你知道红衫军的基本群众都是怎样的人么？即便在游行高峰，他们看见街头的红灯，仍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来，等绿灯亮了再走。如此自律的队伍，可以设想他们会接受冲进总统府这个完全违法的指令么？
这就是今日台湾的社会运动。有表达无破坏，有抗争无动乱，坚韧而理性。类似场景在香港也常常可以看到。今年香港的反日游行，几乎跟步兵列队一样的步调整齐，对街市秋毫无犯；对比同一天深圳的反日游行，一河之隔，确实就是两个世界。
内地跟港台的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公民训练的差异。更进一层说，是民间有没有组织化训练的差异。大规模集体维权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含量。这技术含量只能来自后天的习得，只能来自有组织的生活。有组织的生活越丰富，学习的机会就越多，组织化的技术含量就越高；有组织的生活越匮乏，学习的机会就越少，组织化的技术含量就越低，参与者就越是乌合之众，如悬河之水容易一夜而溃。
组织化维权刻不容缓，显然已毋庸争辩。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是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四要素，其中大规模是客观趋势，非暴力是基本原则，低成本是要争取的结果。而则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组织化，即组织化是最关键的环节。
组织化维权之于中国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接续被十年维稳切断的自由化进程。当代中国的自由化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八零、九零年代的自由化，侧重个人自由，组织自由仅限于经济领域譬如自由企业。公民在非经济领域的自由组织、自由合作，始终是高压线。而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主要就通过组织自由来实现。换句话说，合群是人的天性，组织自由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没有组织自由，原子化的公民面对公权力微不足道，则其他一切权利皆如流沙。当下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是中国自由化进程的第二阶段。但它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有全球人权进程和全球化公民社会做背景，第二阶段的自由化必然是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必然以组织化为主题。
其二、组织化维权是民主化的必要准备。但凡民主失败的国家或地区，一定先有社会的溃败，即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全面溃败。在社会溃败的基础上，无论嫁接怎样的上层建筑，都难有成功的可能。但凡民主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其民主转型一定有强大的社会支撑。如台湾。民主化之前，台湾已初具文明的社会底盘，属于有组织的社会。有组织的社会之最大特点，是普通人的崛起，普通人因为组织自由，从无权阶级提升为有权阶级。即当时台湾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均富，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平权。普通人因为组织起来而有力量，能够与权贵公开博弈，形成对权贵的强大制约。权贵就很难尾大不掉，民主化就很难蜕变为寡头化，如俄罗斯曾经有过的那样。
所以，能否在民主化到来之前，充分推进社会的组织化，对民主化的品质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不能等到明天早上民主了才来组织社会。社会不是政治的附属品，只能等待政治的恩赐，由政治来主宰。社会有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生长节律，组织化则是社会最重要的生长节律，无组织即无社会。所以，无论要不要民主化，社会的组织化都必须推进。考虑到民主化，社会的组织化尤其要大力推进。仅仅侧重个人自由的自由化，是脆弱的自由化，没有任何抗打压力，当然更不可能指望它支持民主。第二阶段的自由化必须以组织化为主题，才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衔接和助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
概而言之，个人自由——组织自由——民主化，是中国转型的三级火箭。现在，中国已经站在组织自由的门槛上了。早在乌坎事件中，笔者就曾撰文呼吁：中国必须跨过乌坎那个坎。今天看来再明显不过，这个坎，就是组织化的坎，首先是组织化维权的坎。
其三、组织化维权同时也是奠定文明社会的基础。组织化维权具有双重性，首先它是政治的，因为它培养的是政治公民，它争取的是基本人权和基本的公民权。其次，它不仅是政治的，它的实际内涵远远超出政治的范畴，即它更有社会的、生活的视角。为了现实中的每个人、为了每个人的现实幸福，它重视每一点每一滴的改善，重视所有的推进空间，重视所有的可能性，决不因其不政治而放弃。它不搞唯政治，不搞政治挂帅，没有传统革命哲学中，政治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的傲慢与偏见。
为了每个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组织化维权的全部出发点，即它是人性的、悲悯的。只用政治的眼光看待组织化维权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建设，那是太偏颇了。组织化维权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建设，包含政治但是高于政治。从根本上说，它属于文明范畴，它建设的是现代文明。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文明程度就越高；社会组织化程度越低的国家，离文明就越远。而那些完全没有了社会组织、完全没有了社会自主性的国家，则无一例外地都是丛林国家。社会的去组织化过程，因此一定是集体返祖过程，走向野蛮的过程。
这个返祖过程，走向野蛮的过程，我们曾经有过。那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幸我们终于走出，社会的植被开始恢复。组织，则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植被。但是社会组织在恢复生长的同时，也遭遇阻力尤其是维稳的巨大阻力。整个生长被压制、被扭曲。而被压制、被扭曲最厉害的，则属于组织化维权。
但是，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政治是压力政治，即没压力不改变，则最大压力恐怕是由于不改革导致的时间压力。还是在广东，前两年连续发生潮州古镇事件、广州新塘事件和中山沙溪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都是外来族群与本地人的冲突。这是再强烈不过的信号，即按照传统静态社会逻辑布局的网格化维稳，完全药不对症。不及早拨乱反正，一旦未来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滞胀来临，多数民众因正常生活受到冲击而卷入动荡，又不能以有组织的社会来承接，整个社会就可能崩盘。
无论从哪方面讲，组织化维权都是当下中国最紧迫的议题。这方面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而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组织化要求最紧迫的是外来底层族群。这主要因为，上流阶层拥有深厚的社会资源，制度容许的组织空间也比较大——譬如形形色色的商会、读书会、同学会、论坛等等，遭遇侵权时集体自卫能力相对强大。但是底层尤其外来底层族群，不仅社会资源乏善可陈，自组织空间也几乎为零，往往只能转入地下。而一旦转入地下，黑恶化就成了宿命，他们就要么沦为严打的对象，要么被黑恶势力裹胁而沦为炮灰，无论哪一种选择，对他们个人、对整个社会都是悲剧。
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化训练，外来底层族群则最缺乏组织化训练。这个最缺乏组织化训练的外来底层族群，总量高达数亿人。他们可能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游牧民族，不断漂泊于城乡之间及各大都市之间，工作、生活包括孩子就学，皆极不稳定。这么大规模的自发的流动，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溢出效应，任何统计学口径都无从容纳，因而是任何人力皆不可测、不可知的。更何况，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想要穷尽火车购票实名制、遍地摄像头、随时随地身份证查验、电话监听网络监控等一切物理手段，把他们全部编织进稳控的恢恢天网之中，实行定点管理，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最恐怖的是，这种同溢出效应的徒劳的作战，会导致整个维稳体系的畸变。要完成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巨大的法外授权，同时需要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么整个的维稳体系，就基本上成了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结构之复杂，各种权力杠杆之长，远远超出常规的范畴，要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国中之国最终必然发展为独立王国即维稳帝国。它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自己独立的利益，它有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的自己独立的意志，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隐患。结果为了对付想像的潜在敌，反而人为制造出一个真实的潜在敌，人为制造出一个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怪兽。人间荒唐，莫过于此。
所以，即使只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必须抛弃网格化维稳的狂想，放手让社会组织起来尤其让外来底层族群组织起来，由此给维稳帝国釜底抽薪，同时改变维稳导致的政权运行能耗刚性攀升的反常状态，把维稳帝国吞噬的巨大财富腾出来，还给社会用之于民。
首先让外来底层族群组织起来维权，这点广东已有探索。今年沙溪事件之后，广东方面宣布，将在沙溪尝试推动外来族群组织化，给同乡会等半地下的农民工维权组织放行。这个承诺如果兑现，应该是一个好的苗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的起点。如何进而突破地域血缘等限制，让外来底层族群能够按自己的社会身份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的力量参与当地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管理，融入当地社会尤其社区，这尤其应该是努力方向。
必须承认，中国早已是流动社会，而流动社会皆有其自身的治理逻辑。其自身最大的治理逻辑不外自治。要结束非常态治理状态即准战时状态，就必须回归正常的治理逻辑，即自治的逻辑，让维稳退场，让自由化上路。唯其如此，国家才会逐步恢复正常。也只有在一个正常国家中，所有公民才能过上有保障的正常生活，拥有正常的心态。所谓长治久安，所谓和谐社会，那时才是可以预期的。
（刊于《暸望中国》。作者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共识网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按：
本文原题为《中国的制度与革命》，曾于2012年5月21日首次发表于共识网，现经多处重要修改再次发表，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仍在中国被广泛关注。这次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阅读该书的主要体会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清算革命谱系；而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人们重读这本著作，可能更关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以前反对革命的一批学者，现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坚持改革的人，现在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n 为何重读托克维尔
n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n 从反思革命到告别革命
n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史观”
n
“告别革命”的路径选择
为何重读托克维尔
最近有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先是有人传言，在一个主管经济工作的高层领导案头，发现有这本书，这引起人们好奇：他想从这本书里借鉴什么呢？后来是地产大佬任志强在他的微博里提到，央行副行长易纲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认为该书有助于反思中国的文革，易纲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在文革之后没有进入民主。这些传言或许空穴来风，或许只是几个政商精英私下传授相关阅读经验，不必作过度解读。但是，在中国当下面临诸多危机和抉择时，提到这本书，总会给人以某种联想，毕竟“革命”而且“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词汇太过敏感，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叙事”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古人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现在大概不能这样了，变局在即，或遇乱世，温故知新，开卷有益。
事实上，学界对托克维尔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并不陌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旧制度与大革命》刚刚被译介到中国时，恰好是中国在经历了一个巨大风波之后普遍陷入在反思状态。社会急邃的变化和激进的政治变革形式首先遭到质疑，进而是整个革命谱系被重新清算，革命的正当性被拷问，由此回溯革命源头，法兰西大革命自然也被拉到审判台前接受理性审判。这个时候，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给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揭示出来的法国大革命真相是：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反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这个看法对于那些长期陷于革命崇拜，期望通过激进方式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来说，无异于有醍醐灌顶的作用，让他们恍然大悟，在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主流价值后面，其实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自由。
不能说，因为有了托克维尔，才有了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缺少社会自由的民主和平等的警惕，但是，托克维尔肯定对“后八九”时期基于中国问题意识而广泛传播开来的“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有重要启示。在近二十年里，不仅在学界，而且在企业界和政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不要革命，不能革命。这个话题在去年底韩寒的“韩三篇”中又被再次提了出来，他的《论革命》可以看作是对托克维尔的一个简短通俗表述，思想和知识几无增量，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以他的人微言重再次激活了革命这个敏感话题。在改革裹足不前、目标不明和路径不清时，人们似乎感觉到，革命并非凭一厢情愿就可回避，社会底层涌动着的潮流最终是平静溢出还是汹涌扑来，谁也无法断定。当革命的潜在因素依旧扑朔迷离时，妄言告别革命无异于掩耳阻挡滚滚而来的雷鸣。真想找到制止革命的路径和办法，惟有清醒地认识革命爆发的原因，这应该是人们当下最需要关注的焦点。《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著作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这里，正如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评价的那样：“《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下述引文仅标注页码）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充满激情、理想、暴力、恐怖和鲜血，影响遍及法国各个角落，也对整个欧洲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个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在它爆发的前夜，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洞察到它必然降临于世的原因。就连被托克维尔认为是大革命先行者和代理者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大革命迫近时，也没有辨认出来；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和大臣们，普遍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是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他们的准备可谓面面俱到，唯独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第41页）即使在革命结束之后，革命呈现出来的各种清晰可见的后果，也没有让人们得以准确地把握到革命何以爆发的因素。托克维尔对此写道：“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第44页）
因此，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对革命原因的分析，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看来，症结主要在于，对革命的价值评价会妨碍对革命的事实判断。英国贵族伯克写于1790年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完全是从英国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进行了彻底批判，把这场革命既看作人类的灾难和恐怖，也视为屈辱和怜悯的对象。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是伯克仇恨法国革命的价值立场，让他“对大革命亦无定见”，误判“大革命将使法国削弱，乃至死亡。”（第41页）而对于同样来自贵族阶级的托克维尔来说，他在写这本书时，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作了详尽的描述，涉及革命前法国社会和制度安排的各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层次，实际也可以看作是对法国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抽象。首先，从上层来看，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已经发展出极其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已经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中央集权专制作为旧制度的遗产，在大革命以后则又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最后在拿破仑帝国中达到顶峰。 其次，从社会“中间体”来看，传统的以贵族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构成在革命前已被基本打碎，能够制约中央集权专制的主要力量已不复存在，“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也即是没有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起来，以填补贵族势力衰退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在托克维尔看来：“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第34页）英国之所以发展不出像法国那样高度集中的王权专制，就在于英国一直存在着贵族的强大势力以及新的中间组织。第三，从社会底层来看，由于法国庞大的中央集权无处不在的统治，导致贵族势力衰退，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解体，以致社会普遍陷于原子化和碎片化状态，社会成员之间的传统联系纽带不复存在，“公民身上一切共同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都被专制制度彻底瓦解，被诸多限制禁闭在私人生活领域。社会上到处都是普遍无助的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寻求保护，惟有把中央集权专制视为他们的最终庇护所。
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呈现着典型的中央集权专制特征，从上到下垂直型制度安排，没有中间组织，底层完全是碎片化和无组织化，如同一支庞大军队，在司令官和士兵之间，没有了从排长到军长的任何阶级。国王直接面对民众，中间没有过渡环节，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为国王分忧解难，在他独享大权时，也将独自承受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喷泄而出时，它瞬间即可冲到国王的宝座之下，把国王掀翻在地。法国大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平民革命，底层革命，最后甚至演变为暴民革命，它不仅要冲垮中央集权专制，废除旧社会结构，而且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从人们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个看起来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的革命，最终还是重新建立起一个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权力，一个托克维尔称之为“民主的或军事独裁的”专制制度，它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抹煞个人，无视权利，由中央吞并所有地方，消灭各部门的一切生命力。大革命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诞下了专制暴政的私生子，而大革命的合法女儿——自由，则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从反思革命到告别革命
法国大革命结下的专制后果，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认定为这场革命的最大原罪，从英国人伯克到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普遍以自由来拷问民主，以精英政治来质疑民粹政治，以改良来批判革命，以渐进来取代激进。这些道德价值层面上的审判，来自“应然”对“实然”的重新审视，完全离开了托克维尔基于事实观察的基本判断：中央集权专制并非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遗产，旧制度的性格决定了大革命的品质。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他并非没有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破坏性后果，并非没有看到革命在继续塑造更加强大的专制制度时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他的价值倾向和伯克一样，实际更偏向于自由而不是民主，但他的着眼点不在这里，他试图证明的是：“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唯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第11页）。
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之所以从保守主义者伯克那里获得重大启示，是因为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在国体上是一个最接近于中国的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把这两个国家推入到一个相似的发展轨道；而近代以来法国在革命和专制之间的轮回关系，似乎又为认识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面现成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大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所在：革命不断地重演专制后果，日趋强化专制统治，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和专制的双重恶梦。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和伯克一样，是希望从反思法国大革命开始，彻底清理革命谱系，重新思考革命的正当性，重新总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超越社会激进的变革方式，以英国为榜样，以自由为轴心，为中国寻找到一条大致温和的渐进的社会发展路径。
李泽厚和刘再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告别革命”，是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一个标志性思想事件。其实在他们之前，著名学者余英时在八十年代末期，已经开始系统发掘中国保守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路线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在当时日趋喧嚣的民主声浪中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上海的历史学者姜义华曾经几次撰文反驳余英时的观点。在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学者看来，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民主事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而“五四”所开创的科学和民主传统，毫无疑问地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延续。对于这样一个贯彻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和思想诉求，在“八九”之后，竟然遭致“合法性”之问。其中既有“告别革命”论，也有对中国保守主义之父严复的重新缅怀，更有对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根本质疑，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的重新审视，更主要的是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全面反思。时至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民间的主要基调是：辛亥革命搞早了，搞糟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为中国真正带来宪政民主制度而倍遭质疑，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被拉下神坛，原来已被打入历史边缘的人物，如慈禧太后，则被予以的“同情的理解”。这里的价值判断是：如果晚清的宪政改革能够成功的话，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灾难或都可避免。
毫无疑问，上述对革命的系列性和整体性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革命叙事”来确证权力合法性的做法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同时，这普遍表达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理性力量要求社会避免以暴力方式演进的真诚愿望。问题是，辛亥革命为何会取代晚清宪政改革？革命在和改革赛跑中为何能够胜出？革命史观为何能够长时期支配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革命能够以人们一厢情愿的方式得以避免吗？
在我看来，在2012年，人们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思考的重点已经和二十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二十年前，人们普遍反思革命，清算革命谱系，确信应当“告别革命”；现在，人们则在思考，在改革已死时，革命还能避免吗？为何会有这个重大转变，学者们需要再次反思。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史观”
中国革命传统其实比法国更为源远流长，革命在“六经”为主体的儒学意识形态中一直具有正当性，《易·革·彖辞》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对三代期间权力更替合法性的充分认可，同时赋予革命以正当性。在先秦诸子中，三代普遍被认为是理想之世，是中国礼仪之源，但三代毕竟分属夏商周三个不同朝代，它们之间的政权更替并非温良恭俭让，而同样是以暴力方式进行，充斥流血和死亡。三代之间的政权更替和朝代改换，显然需要说法，需要合理诠释。商汤伐夏时的说法是，“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尚书·汤誓》）这话大意就是，“你夏桀已违背天命，丧失政德，我必取而代之。”武王伐纣，大致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先对商纣王进行道德审判，斥之“惟妇言是用”，不祭鬼神，不敬祖先，不用贤良，“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这无疑于宣判纣王统治已彻底丧失合法性，沦为非法政权，武王以正义之师名义，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新朝，完全符合天命和民意。
革命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新旧政权更替和改朝换代上，而且也赋予革命中杀人行为的正当性。革命本质上是暴力行为，是流血冲突，是通过对旧的统治者进行肉体消灭的形式来最终摧毁旧的统治。因此，革命的合法性包括对杀人的合法性辩护。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这可以吗？孟子的回答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这个回答在儒学仁义语境中不可不谓激进，尤其是涉及君臣关系和现有统治秩序的改换，和后来儒学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是有相抵牾之处。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让后来的儒生们大费脑筋。刘邦立汉，首先面临的就是继秦的合法性问题。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史记三代世表》）毕竟刘邦来自草根，何以能够取秦帝国而代之，是要有一个说法。景帝时，儒生为此重提孟子话题，有过争议。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驳道：“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帽子虽破，还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新，则只能踩在脚下，这是上下之分。“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面对黄生质疑，辕固生理屈词穷，只好拿出最后一招，以汉家天下说事，对黄生说：按你这说法，高帝代秦即天子位，岂不成了非法之事？汉景帝听到这里，赶紧打住，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你们这些书生没当过皇上，没有资格说汤武受命，也不算愚蠢。（《史记·儒林传》）汉景帝心里明白，在野时可以拿汤武革命说事，为夺取政权涂上合法性色彩；而一旦取得政权，再说汤武革命岂不是鼓励犯上作乱？自这场争论之后，学者再也不敢说“受命放杀者”。
革命不能在学理上讨论，但和革命相关的权力更替则是挡不住的事实，历代历朝都无法避免。清代史家赵翼说：“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廿二史札记》卷7）他这话主要是针对王莽篡汉说的。王莽托周公辅成王，以禅让制承接汉代法统，是企图让自己的篡汉行为合法化，同时在客观上避免暴力夺权的残酷性。胡适先生把王莽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主要是就王莽实行“王田制”而言，其实王莽是以“非革命”形式实行政权更替的第一人。自他之后，禅让制成为新旧政权交替的主要过渡形式。先是曹魏篡汉，接着就是司马晋代魏，两朝新帝登基时均郑重其事地上演禅让大戏，礼遇旧主，置地另行安置，然后承天受命，名正言顺地完成权力交接和法统转移。晋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持续分裂动荡三百余年，政权更替频繁，有南朝的刘裕篡晋，萧道成篡宋，萧衍篡齐，陈霸先篡梁，以及北朝的高洋篡东魏，宇文觉篡西魏，这些小朝廷改换门庭，大体也是以禅让形式进行。以后杨坚篡周建立隋朝，李渊篡隋建立大唐，直至赵匡胤陈桥事变，黄袍加身，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大宋，仍然遵循禅让古礼，受让皇权后善待先主柴氏家族，赋予其诸多特权。这个做法到了宋之后不再流行，原因大致是宋以来的朝代兴替不再局限于华夏范围，而是扩展为“夷夏”之争，不管是蒙元代宋，还是朱元璋驱除鞑虏，以及满清入主中原，政权更替同时也是种族革命，已无法重演禅让制；相反，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新朝对旧朝主子多实行斩尽杀绝政策，充满屠戮和血腥，革命的残暴性由此毕露无遗。
革命以诛杀和禅让形式交替出现，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政权更替问题，对于任何朝代的统治者来说，“合法地”取得政权的途径从来都不是依靠“德胜”，而是依靠“力胜”。汤武对桀纣的道德谴责如果没有以暴力为后盾，想要和平地让后者交出权力，那绝对是妄想。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对三代禅让制的理想化陈述，是希望为现实的统治者的权力更替建立起一个道德的和正当的尺度，由此约束各种篡弑行为，规避社会动荡，减少革命的暴力成本。然而，理想化的三代禅让制模式其实从未在中国实行过。《韩非子·说疑》就提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西晋初年发现的《竹书纪年》对此也有相关说法，认为“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大意是舜放逐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这哪里有什么禅让？汉昭帝时，有一腐儒眭弘，曾习过《春秋》，通晓经术，因听闻泰山巨石自立，枯树复活，便推衍《春秋》大意，认为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漠帝应普告天下．征求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以顺从天命。这等建议，哪能被汉家君臣接受，当即被斥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杀头了事。由此可见，坐上皇帝宝座，既不是靠的别人禅让，也岂能禅让给别人。之所以还有禅让制的一系列说法和做法，无非就是旧的统治者大势已去，不得不与人订城下之盟，在暴力胁迫下，体面下台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史观”，着重解决的是新旧朝代转换和权力更替问题，在缺乏宪政的制度安排下，革命不管是以“佂诛”方式还是以“禅让”方式出现，均是以暴力转换政权的正当方式，是改朝换代的不二选择。旧朝的统治者，因暴征横敛、荒淫无耻而失去民心，引发天怨人怒，惟有革命迫其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朝的奠基者，一手组织暴力，一手动员民意，枪杆子里出政权，解民于倒悬，开始新的王朝统治。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革命和专制相伴而生的历史。
“告别革命”的路径选择
中国思想界形成“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显然是想让中国彻底摆脱革命和专制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规避革命无法避免的破坏性后果，探寻一条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改良之路，以社会普遍可以承受的最小代价完成制度转型。对于依靠革命取得政权的执政者来说，革命的宏大叙事是维持他们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新的革命还将来临时，他们不仅一定赞成“告别革命”，而且会采取种种措施制止革命的到来。由此看来，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朝野上下好像是有共识：要改革不要革命，要渐进不要激进，要和平不要暴力。这样的共识如果真的能够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即以宪政原则进行制度改革和制度转型，中国或将真的可以彻底告别革命。问题是，中国现在能走到这一步吗？
革命与否是制度现象，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客观表现，绝非是个人、群众、阶级或政党的主观选择。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长期不能摆脱革命的宿命，有制度决定的特质。革命和制度的关系，是观察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此，我提出如下看法。
1、革命是在专制条件下解决权力更替问题的惟一方式。中国西周封建制和秦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前者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是大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后者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大政治共同体的统一。这两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专制，前者是有限专制，后者是无限专制，执政者掌握权力之后依据宗法制原则进行权力传承，不管是兄终弟及，还是嫡长子继承制，都是要保证权力不得旁落，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宪政的情况下，权力更替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旧朝的统治已经陷于社会总体危机，而新朝的开创者则以仁政德治为诉求，以暴力为手段，以顺应民意为合法性基础，重新开辟政顺人和局面，由此完成社会进步。在专制条件下，革命的确是历史的火车头。
2、诛杀和禅让制，是专制条件下通过革命完成权力更替的两种方式。之所以禅让制被儒家高度理想化，被奉为三代开创的权力更替的理想模式，是因为这种权力转让方式的社会成本最低，杀戮最少，是和平过渡，符合政治礼仪和权力的新陈代谢。禅让制的预设前提是德治和贤治，也有轮流执政的意思，但在专制条件下，它至多是一项道德性的制度安排，是赋予各种篡权行为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它没有改变专制权力的本性。在禅让制的背后，实际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暴力，是诛杀的威慑力。旧朝统治者无奈以禅让方式向新的统治者交出权力，完全是实力较量的后果，兵临城下之际，选择不抵抗，体面下台，乃是明智之举。这毕竟是保护了身家性命，客观上也避免更大范围的杀戮和流血。禅让制是革命最温和的形式，是暴力和恐怖下的道义选择。
3、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作为权力更替和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由中国的制度性质所决定的。秦帝国的建立，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彻底改变了西周封建制以来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代之以纵向垂直的权力安排，从中央政权到地方郡县，权力一以贯之，国家统一编户齐民，没有诸侯国和其他政治权力体，当然更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等中间组织。这种纵向垂直的社会结构，和托克维尔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皇帝一人之下，均是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社会成员，由此形成皇权和社会底层的直接对立，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能够缓冲和转化。这意味着，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酿成抗争和起义，会迅速形成对皇权的冲击，引发改朝换代的革命。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中国的革命一定是政治革命，是社会总体危机的爆发和解决，是新旧政权的更替。
4、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的革命，其后果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不是彻底粉碎旧制度，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进一步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专制制度，它是对以前旧制度弊端的修复或矫正。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冲突之后，专制主义又卷土重来，周而复始，形成中国帝制时代的长期性和停滞性，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最后由共产党统一大陆，但中央集权化的治理模式始终没有改变，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构成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并未涉及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高度垄断的现象依旧是主要的制度症候，在体制内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在国家主义体制下，革命的各种潜在因素依然存在，革命和专制互为因果的制度基础依然还在发挥作用，专制逻辑下的革命危机依然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5、制度既是革命成长的土壤，也是革命的葬身之地。要彻底打破革命和专制循环相连的怪圈，彻底走出社会周期性震荡的发展轨道，规避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告别革命，只有建立起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革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找到足以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其具体路径是：彻底改变中央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体系，改革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宪政制度，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发展中间组织，鼓励社会协商和对话，形成社会不同阶层的良性互动，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民主和法治，是控制专制和革命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现实中会经常上演历史上已经演出过的戏剧。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在法国大革命风暴前夜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无知，在现时代不断地重演。面对今天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局面，谁能想到，这是来自于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火焰，它以不可想象的方式迅速引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燎原大火，让那些统治人民已经几十年、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瞬间垮台。这恰恰就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症候，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足以激发出一场由下到上的革命。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托克维尔的话是有启示意义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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