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编者按：
众所周知，焦国标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任职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热爱自由，渴望民主，对专制独裁深恶痛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2004年因长篇檄文《讨伐中宣部》而名闻天下，并因此而丢掉自己在北大的讲席。2008年12月签署《零八宪章》。9月初因为北京警方无理拒绝他出国参加国际笔会年会活动，焦国标老师一气之下，发表了一些“情绪化”言辞，不意北京海淀警方据此刑拘焦国标，指责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北京警方的错误举动引起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和抗议，“零八宪章论坛”也在第一时间发出“释放焦国标！释放焦国标！！”的强烈呼吁——在海内外健康力量的关注和抗议声中，9月24日，焦国标被释放回家——至于后事如何，我们将保持继续关注。但我们希望执政当局充分尊重中国宪法所赋予国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压人民说话和批评的权利。
焦国标向习近平、李克强发出强烈呼吁抗议
作者：焦国标
时间：9/8/2012
4:29:59 AM
近平、克强两位老哥的好事近了，本不想给你们添乱，可是你们下面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某些人，逼我向你们发呼吁，发抗议！
今天下午海淀分局来人告诉我：他们今天向市公安局据理力争焦国标出境参加国际笔会韩国年会的权利，可是市局有关部门的领导仍然坚持侵犯我的出境权，不许我参加此次会议。请二位问问北京市公安局：他们究竟是想给你们的好事保平安，还是制造麻烦？北京市公安局某些人究竟是十八大的保守者，还是添乱搅局者？
我仍然坚持两个要求：1、请你们命令北京市公安局立即停止对我的出境权的剥夺。
或者，2、拿出50000元维稳经费，赎买我的这次参会权利。
否则，明天我早饭时间开始绝食，直到15日会议结束！！！
焦国标
2012年9月7日22：11北京
焦国标被限制出境绝食抗议
焦国标从上周六开始绝食抗议，并表示将在9月15日韩国的会议结束之后才停止。与此同时当局人员安排了看守彻夜守候在他家门口。出入自由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焦国标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正被传唤当中：现在海淀分局正在传唤我，他们来了十个人。
记者：他们怎么样传唤你？
焦国标：传唤可能是一种法律程序吧，他们来拍照我的屋子，然后还看了我的电脑。我也不懂传唤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记者：他们怎么会知道你要去开会呢？
焦国标：那天我老家的一个堂亲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参加他女儿的婚礼，然后我就回答他说我要去韩国开会去不了。但是那天刚好片区的民警在我这里，我估计可能他们就是这样知道的。结果那天下午我熟悉的一个海淀国保就来问我去韩国开会的事情，然后我就说了是怎么回事，结果他们在和上面说了之后就不让我去了。
曾发表异议文章
焦国标曾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他的批评文章获得了外界不少好评。他在2003年发表《致美国兵》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隔年发表《讨伐中宣部》，批评中宣部实行愚民政策。文章在在香港杂志发布之后于互联网中广为流传。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焦国标被阻止出境参加笔会会议的抗议声明
作者：独立笔会
（2012年9月12日）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北京有关当局强行阻止本会会员焦国标先生出境参加在韩国举办的国际笔会第78届年会，并自9月6日起被软禁北京家中。在9月10日举办的国际笔会第78届年会开幕式及其后的记者会上，国际笔会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博士对焦国标出境参会受阻一事表示了严重关注。
焦国标是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03年，他曾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实行愚民政策，主张新闻自由，《开放》杂志发表后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2005年，焦国标赴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被北京大学以“自动离职”除名，被普遍认为是当局对他写作《讨伐中宣部》的报复。此后，焦国标长期受到警方骚扰、监控和打压，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近两年来更是被经常限制人身自由，一直被警方阻止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包括出境参加笔会在香港和国外举行的会议，甚至去年应北京书展主宾国经办团体荷兰文学基金会邀请参观书展。
此外，包括本会副会长蒋亶文、理事莫之许、会员刘荻等在内的多名国内会员均被当局无理剥夺出境权，会员秦永敏、范燕琼、吴义龙等人更长期受当局严厉监控干扰日常工作、生活，旅居瑞典的中国公民、本会副秘书长兼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及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小乔等国外会员则长期被剥夺回国权利。本会在此强烈抗议，并呼吁国内外各界敦促中国有关当局：
——立即解除对焦国标及刘霞、冯正虎等人的软禁，使他们恢复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
——尽快取消对本会会员和其他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出入中国大陆的所有限制；
——无条件释放包括本会会员刘晓波、师涛、杨天水、朱虞夫等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被关押者。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chinesepen.org。
国际笔会就焦国标博士被阻止出国开会致信胡锦涛
作者：国际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9月14日庆州讯）国际笔会第78届代表大会2012年9月10日在韩国滨海城市庆州开幕，国际笔会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博士在开幕辞和新闻发布会中都提到，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前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博士被中国有关当局禁止前往韩国参加本届大会。9月12日，索罗博士和秘书长崛武昭先生代表国际笔会致函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请中国驻韩国首尔大使张鑫森尽快转交，表达了到会的笔会作家们的深切遗憾和愤怒，呼吁中国当局解除对焦国标博士的所有限制，以使他能立即离开北京参加大会其余议程。
全信内容翻译如下：
正聚集在韩国庆州召开我们第78届代表大会的国际笔会作家们对我们的同仁、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焦国标博士被中国当局阻止前往韩国参加大会深表遗憾。
北京的焦国标博士曾是北京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的副教授，据报于2012年9月6日被北京市海淀区的国保警察警告，不准他前往韩国参加其已报名的国际笔会第78届代表大会。据说警察在他家门外设岗，而他目前处于严密监视下。焦国标博士1996-2001年曾是《中国文化报》知名记者，对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问题广有发表。他在互联网上发表题为《讨伐中宣部》的批评文章后，于2004 年3 月被停止教学工作。
代表大会注意到中国笔会的官方代表张涛一直被允许参加大会，而愤怒于这种对中国批评声音的公然不尊重，他们遭受无指控任意拘捕、绑架、打击和恐吓。根据笔会的信息，自2011年2月以来，上百名维权人士和活动人士在中国已被任意羁押、骚扰或恐吓，其中包括数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国际笔会提醒中国当局，遵守中国《宪法》第35条和中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 条，保护其所有公民包括焦国标博士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权。我们呼吁解除对焦国标博士的所有限制，以使他立即离开北京参加我们大会其余议程。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1) 廖天琪，会长
电话：+49-178-9224217
电邮：tienchimartin@gmail.com
2) 潘嘉伟，理事兼常务秘书
电话：+852-94173765
电邮：poonkarwai@gmail.com
3）张裕，副秘书长兼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
电话：+46-8-50022792
电邮：yuzhang08@live.se,
icpc.members@gmail.com
原北大教师焦国标因言论被刑拘
作者：钟警 文章来源：维权网 时间：2012/9/17
（维权网信息员钟警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原北京大学教师焦国标先生日前因在网络发言而遭到北京警方拘留。
据知情人士透露，焦国标因近日在网络发表一些关注钓鱼岛及中国政改急迫的言论，而被北京海淀区国保于本月12日从家中带走，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现关押于海淀看守所中。
本月初焦国标先生计划参加国际笔会在韩国召开的第78届年会，结果被北京警方明确告知不许前往，并且警方还在他楼下值班看守他。因此焦国标极为气愤，通过网络公开发出抗议，并对钓鱼岛及中国政改问题发表意见，结果招致拘留。目前有朋友正设法为其请律师前往会见。
【新世纪新闻网】
国际笔会狱委关于焦国标被刑拘的紧急行动通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0日 转载)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焦国标博士被刑事拘留的紧急行动通报
2012年9月19日
紧急行动网络2012年65号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谴责中国政府拘捕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焦国标。国际笔会狱委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焦国标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和平表达意见的所有被羁押者。
据笔会的消息，焦国标博士于9月11日在海外中文网站“博讯新闻网”（Boxun.com）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包括与日本对钓鱼台群岛主权的争议，9月12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自9月6日起，焦博士就被禁止到韩国庆州参与国际笔会第78届代表大会，受监控软禁在家。国际笔会于9月12日致信中国当局抗议焦博士被禁止出国。他被拘捕的消息直至9月17日才被透露，现被关押于北京海淀区拘留所。
焦国标博士居住北京，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1996-2001年，他是《中国文化报》知名记者，对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问题广有发表。他的新闻写作及评论获得国际社会肯定，从1998年至2006年，曾被辑录成七本专集，很多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及日文。他于2004年3月在互联网上发表题为《讨伐中宣部》的批评文章后，2005年3月被北京大学除名。他从此被严密监视和骚扰，2006年11月因担心被捕曾离开中国到德国。2008年2月，他应邀为诺里奇市避难项目驻市作家，项目结束后返回中国。更多有关焦博士的情况和国际避难城市网络（ICORN），请点击（http://www.icorn.org/articles.php?var=111）。
请发出呼吁书：
·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仅因和平行使自由表达权的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焦国标博士；
· 对作家、记者及维权人士被作为打压异议的对象表达忧虑；
· 提醒中国当局遵守中国宪法第35条和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17
西城区福佑街2号国务院
转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Email: gov@govonline.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17
西城区福佑街2号国务院
国家总理温家宝阁下
Fax: +86 10 65961109
请注意中国有关当局的传真号码不全，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您要求您所在国家的中国外交人员转交您的呼吁。
您可能会发现写信给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并要求其将您的呼吁转交会更容易。大多数使馆有责任向该国有关官员提交此类呼吁。一封由您所在笔会知名人士签署的信或请愿书会使您的呼吁更??有可能被转交。同样如果您的呼吁公开发表在本地报章并将其复制给中国大使，也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部分中国使领馆联系方式参见：http://www.embassiesabroad.com/embassies-of/China
**如果晚于2012年10月20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50/51
High Holborn，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0）2074050338传真：+
44（0）2074050339
电邮：cathy.mccann@pen-internationalpen.org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焦国标：中国缺政改，不缺钓鱼岛
一个如此肆无忌惮非法侵犯自己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政府，它连指甲盖儿大的地方都不应该统治。
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欺骗全世界。中华民族从未摆脱被人欺凌的命运：如果说过去被外来列强欺凌，那么现在被本土恶棍欺凌；外来列强带来了先进的政治文明，本土恶棍则是愚昧野蛮落后的沼泽地。
2012年9月11日，东京和北京同时发生两件事：在东京，日本国会完成了尖阁诸岛的国有化买卖手续；在北京，颐和园内外先后有四组人互相接应，近距离跟踪、盯梢一个叫焦国标的合法公民。
我不禁感叹：北京啊北京，你要能把钓鱼岛盯这么严就好了。
你们剥夺我参加笔会的权利，又连带剥夺我恐怕不止十天的自由，你们不怕上帝惩罚吗？你们真是无神论者啊！一个如此肆无忌惮非法侵犯自己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政府，它连指甲盖儿大的地方都不应该统治。
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欺骗全世界。中华民族从未摆脱被人欺凌的命运：如果说过去被外来列强欺凌，那么现在被本土恶棍欺凌；外来列强带来了先进的政治文明，本土恶棍则是愚昧野蛮落后的沼泽地。
温家宝总理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不会后退半步，这只不过是啄木鸟掉井里——毛都湿了嘴还硬哩。别再东海上撑了，还是退回中南海吧，退回中南海搞政改。把国家弄得富庶而又民主了，过不了五十年，日本人全融化到中国人里了，就像西夏、契丹、满族一样，那尖阁列岛不还是中国的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11日 来稿)
焦国标给马英九先生的公开信
亲爱的马英九先生：
千万不要和北京一起“保钓”！钓鱼岛宁肯给东京，不能给北京。北京是一个随意剥夺自己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业的邪恶政权。对于北京，多一个钓鱼岛，不过是多一块他可以任意作践的猪圈。两千枚导弹对准台湾的，是北京，不是东京。价值观比血统更可靠。
2012年9月9日凌晨，国际笔会第78届年会开幕之日，焦国标于恶之都北京
来源： 博讯
焦国标给石原慎太郎先生的公开信
亲爱的石原先生：
您募集购买尖阁群岛的钱够了吗？若不够，请提供一个银行账户，我要捐款1000美元，支持您购买尖阁群岛，以实现该岛早日日本国有化。
我更希望有一天，您发起募捐购买北京的中南海，将其日本国有化，然后改为养殖支那猪的猪圈。那时我愿意捐出所有积蓄，以襄盛举。
中共国这个随意非法侵犯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政府，是邪恶透顶的流氓无赖集团，根本不配侧身当代国家之林。谁能灭亡了中国，谁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和大恩人。
石原先生，等您的回信！等你的账户！
2012年9月8，星期六，国际笔会第78届年会前夜
晚辈焦国标 于罪恶之都北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8日 来稿)
焦国标已回到家中
谢绝告知经历
“我已于9月23日上午平安回家。感谢各方朋友关心关注。事成过往，不必再谈，望朋友们周知，并谢绝媒体界朋友采访。 2012年9月24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赵云
（参与2012年9月27日讯）9月24日，此前被北京国保带走的著名学者焦国标发出告白称已经在9月23日回家，但却谢绝媒体采访，告知其失踪的经历。
其告白称：“我已于9月23日上午平安回家。感谢各方朋友关心关注。事成过往，不必再谈，望朋友们周知，并谢绝媒体界朋友采访。 2012年9月24日。”
对此，著名民主人士陈云飞表示：“淫威下的告白。我理解血肉之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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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编者按：
9月以来，人权问题持续倒退，焦国标因言论问题被刑拘，长沙市开福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竟然规定“不拥护共产党不能成为候选人”，赤裸裸的违背宪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遭到当地警方的侮辱殴打……
更为严重的是在辽宁盘锦和湖南长沙分别发生了当地政府恶意杀戮国家公民的悲惨事件。这两起惨案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中国基层政府已经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大摇大摆地陷入“黑社会化”治理时代，“零八宪章论坛”已经向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批评和抗议！提醒胡温政府必须对这两起人权惨案承担起必须的历史责任。我们也希望海内外一切良心人士和良知媒体继续关注“盘锦惨案”和“长沙惨案”的后续发展。
人民日报：辽宁盘锦1村民被民警枪杀续：系政府违法强拆
2012年09月23日 16:17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何勇
【辽宁盘锦占地纠纷引发警民冲突致一村民死亡】人民日报记者何勇消息，21日上午，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民警在处理一起占地纠纷时，出于自卫开枪打死一王姓村民。记者调查发现，该事件源于占地纠纷。兴隆台区有关部门在没有和村民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且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违法强拆，导致矛盾迅速激化。
辽宁盘锦强拆现场警察开枪致死案初步观察报告
北京锋锐律师所伍雷、周立新律师
2012年9月22日，新京报李超记者率先报道了21日辽宁省盘锦市警察开枪致死案。该案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两人于23日从北京启程到了辽宁盘锦。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实地调查了解该案的真实情况。
引发我们实地调查该案的原因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即近期包括周克华被击毙在内国内已经接二连三的公开报道有当场击毙的新闻，这促使我们作为执业律师不得不思考，在何种情况下，警察可以开枪击毙？实事求是的讲，我们非常担心警察当场击毙权的滥用。其次，新京报报道的盘锦的当场击毙案件，其大背景是强拆，也引起我们深深的担忧。就目前而言，拆迁已不仅仅能用一句“血拆“来形容的了。我们担心的是，从被迫自焚到当场击毙，我们这个社会究竟还有没有底线？
所以，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就该案做一个调查。
9月23日下午，经过简单的准备，我们从北京出发。买不上火车票，我们直接开车去。走京哈高速，一路狂奔，路上多有堵车，但前半段还算顺利。不幸的是，行进到葫芦岛路段时，高速上竟然有两块巨石，司机躲避不及，迎面相撞，碰撞激烈，车辆瞬间冒浓烟，险些翻车。我们被吓得面面相觑，停车，逃跑，观察（逃跑时竟然没有忘记笔记本电脑，这对于任何一名律师来讲都是极端重要）。这不幸的遭遇，似乎暗示我们本次调查不会顺利。经检查，车辆已经无法使用，必须大修。与我们车辆连续出事的共有三辆车都已经无法行使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们把司机留下，当夜租车继续往盘锦方向挺进。
一路，很有些悲壮的感觉。
从北京下午四点开始出发，经此车祸折腾，到达盘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3点。原预计的晚上进村因时间太晚已不可能。找宾馆住下，上网查一下该案报道。
早晨七点我们二人起床。吃完早餐，找出租车，到案发现场。
请大家记住，准确的地名：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农场二十里村。
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尽量不要公开身份。但，似乎，我们还是低估了当地的控防能力。距离二十里村不远，就看见路面停放这好多车辆。我们考虑，暂时不要近前，观察一下再说。
二十里村是一个靠近公路的村庄。我们从北面进村。还算顺利，无人盯梢。赶紧进入一家商店，买了两瓶矿泉水。与店主搭讪警察开枪的事情。店主非常紧张，什么也不说。竟然连死者家的具体地址也不敢告诉我们。出门，一老者看来在门外观察我们许久，主动告诉我们，公路上，你们看谁家门前车多，就到了。
会意。远远的看去，南面的车辆我们早已经注意了。我们决定去闯一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路可以过去。而前面，就是案发现场。
沿着公路往南走，大约200米的样子。果然在哪儿，警车，特警车辆，其他公务车辆，都在。还有几十名随时警惕着的一看就是公安的强壮男子，充满敌意的望着我们，指手画脚的说着什么。
我们装作没有看见，直接拐入路边村里一家理发店。还没等坐稳，他们也进来了。所谓维稳人员，做律师多年，搭眼一看就猜差不多。我们甚至能看出谁是公安，谁是镇政府工作人员，谁是村干部。维稳开始了。
索性就回到公路上去，暴露一下身份。我们想吸引村民的注意。我们需要村民们知道，我们是被盘查的人，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提供信息）。果真，在公路的盘查开始了。无非老套路，警察法第九条的适用问题，盘查身份证的必要性的争执。但客观讲，盘锦市公安局的警察门尤其是带队的干部还是比较克制。我们看的出，当地警方的慌张，警察也不想惹出更大事端，只是想让我们赶紧离开二十里村。
下面的情节，我没法详细叙述，跟踪，甩掉，内部人，太多的素不相识的人帮助我们。请谅解，我们需要保护宝贵的信息来源而不能说得过于详细。
总之，我们和警察的争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远远围观的村民通过观看警察对我们的盘查，实际上核实了我们可以信任的身份。这对于取得村民们的信任，几乎太重要了。
有一辆疾驰的车，突然在我们身边停下，告诉我们快上。我们没有迟疑，就上了这辆陌生的车辆。。。。。。。。
那么，我们知道，关于9.21盘锦警察开枪致死案的至少如下情节：
1、目前的情况是，村里有大批的维稳人员。当地高度紧张，包括盘锦市、兴隆台区政府，公安、信访、宣传部门的人员层层把守，戒备森严，水泄不通。非本村人员无法进村。
2、死者妻子，还呆在二十里村家里，我们取得了他家里的电话，但无法打通。而死者父母，还在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五楼骨外一科518病床。我们也到了该医院，但病房外警察很多，十名左右，无法靠近；死者的哥哥在另一处医院救治。
3、死者王树杰已经被火花（至少三人说）。村民普遍传说，政府拿了350万元安抚费，但无法证实。该消息存疑。接近医院的人士说，死者父母尚不知儿子火花。
4、不止一名村民告诉我们，警方还在继续抓人。谁敢说话就抓谁。但我们无法核实被抓的村民名单。所有的信息都是零碎的。
5、关于击毙的现场细节，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完整的描述。一个原因是，我们所接触的村民都陷入到极度惊恐的状态，加之村口警察特警的威慑，无人敢和我们说的更加详细。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现场目击者，但他们的恐惧心理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最后一刻退缩了。没有人敢和我们多说一句话。很明显，目击者们也在观望，他们被当众射杀吓呆了，完全不相信这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接触的村民，虽都气愤填膺，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该案能够得到公平的处理！
6、尽管如此，零零碎碎之中，我们还是获知一些极为有价值的信息或者线索。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保证真实性，但基于不同渠道信息来源的判断，我们感觉可能性极大。譬如，涉案干警张研是渤海派出所的副所长，其受伤程度并非通稿中所说的严重，是否重伤，存疑。而按照通告的说法，张副所长显然应当作为英雄宣传，涉案的王树杰就是歹徒嘛！不然，当地为何雪藏张研，不予公开其病情？张研的重伤鉴定，我们看不出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由哪个有权部门依法作出的“重伤”，这“重伤”到底是哪个法医做的？其次，不止一人对我们说，张研确实打光了手枪里的全部子弹，中枪人员包括王树杰、王树杰的父母。但根据我们的信息，死者被击毙时，其实应当距离张研有相当的距离（有村民说5-6米，），但总之并非近距离接触。开枪，是否是必须的选择，是否还能够采取其他的制止措施，有待权威机关调查。此关键一点，接受调查的人员普遍的表述是开枪击毙无法被接受。警方在此的处置绝非如通稿所说完全符合规定。目前，在此方面，我们还缺乏详细的资料。此类的临时激愤引起的恶性案件，单凭口述很难复原，何况经过这样惨剧的村民几乎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惊吓！这，无疑是本案的关键。即，在击毙的刹那，王树杰与张研的位置，王树杰在做什么？我们本次调查没有完全清晰化这个瞬间。我们只能确认：在那个瞬间，王树杰距离张研有一定的距离（有村民说5-6米）。还有，有村民向我们描述打死王树杰后抢尸体的过程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在王树杰被当场打死后，王的家属与特警展开了尸体争夺战。有一人说，最终，警方朝天鸣枪后方把尸体抢回警方这边。而抢夺尸体的过程，死者的哥哥等亲戚也遭受了暴力。
7、本次调查，我们能够确认的，恰恰是通稿回避了的问题。盘锦市兴隆台区待开发的楼盘随处可见。可能与此有关，盘锦市因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给我们的印象是，用当地政府坐在火药桶上形容丝毫不过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证据显示，该市的暴力拆迁绝非仅此孤例，因拆迁导致死亡也绝非个案。必要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发布该市的其他强拆（致死）恶性事件照片。盘锦警察击毙案，怎能撇开拆迁本身呢？
结尾的话：
记者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已经接到通知禁止记者前往了。我们知道，依然还有更多的律师同行和记者朋友在赶往盘锦的路上。
本次调查，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确实无法完全接近案件真相。期间，我们和北京的王才亮律师、王耀刚律师等诸多律师联系，大家认为必须迅速组建一个律师调查团，继续深入调查案件真相。我们尽量忠实记录观察所得，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待同行以及社会各界的批评。文责自负，我们愿意承担自己因记录不当（或者消息无法核实而又想急于告诉大家）而应当承担的一切责任，虽然，此类公共事件，我们在尽最大的谨慎保持客观。但老实讲，在事件视频公布出来之前，一切都存疑。况且这个事件，不管如何，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作为律师，真的无法掩饰愤怒的情绪，说文中没有观点，鬼才信！
本次调查，我们认为，鉴于盘锦开枪强拆事件引起的的最恶劣的影响，鉴于盘锦强拆屡屡引发恶性事件（2011年国务院曾有通报）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就地免职下列人员：盘锦市委书记、兴隆台区委书记以及两级公安局长。
王树杰，是一名农民，但毫无疑问，他的36岁的生命，并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生命，还属于他的妻子，属于他的儿女，属于他的年迈的父母，他无疑还必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的生命。而派出所副所长张研，扣动扳机的张研，他又是属于谁呢？他，又是为谁扣动的扳机呢？
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新华社：辽宁盘锦征地枪案真相调查
来源：新华社
22日晚，盘锦市发布官方消息称，9月21日晨，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发生一起暴力妨碍公安民警执行公务事件。
■ 死者家属称1亩地补偿不到2万元
■ 市政公司被指抢在开庭前强毁即将收割稻田
据新华社电 21日9时许，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一户村民因政府修路占地纠纷，与前来处警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开枪致村民王树杰死亡，并击伤其父腿部。此事遭媒体曝光后，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新华社记者近日赴事发地采访，以所见所闻还原事件原委。
官方称警察开枪没违规 新华社记者采访被阻挡
22日晚，盘锦市发布官方消息称，9月21日晨，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发生一起暴力妨碍公安民警执行公务事件。
官方消息称，当时二十里村村民王树杰一家4口阻止施工人员占他家的稻田修路，其间王树杰及其家人手持凶器胁迫施工人员。110接警后，兴隆台分局渤海派出所张研带一民警赶赴现场。“民警到达现场后，王树杰一家4人追砍施工人员和民警张研，向张研身上泼洒汽油，用斧头、镰刀等袭击民警。张研在口头警告及使用胡椒喷剂进行制止无效的情况下鸣枪示警，同时又调来了3名民警。王树杰之父王再元手持镰刀砍向张研，致张研左手掌、左腕部多处受重伤。张研继续鸣枪示警，王再元非但没有后退，反而伸手夺枪，撕扯过程中致枪击发，伤王再元左腿。此时，王树杰将自己衣服点着火扑向张研。由于身上被浇汽油，生命受到威胁，张研开枪制止，王树杰中弹倒地，经120急救中心现场确认死亡。”
盘锦官方表示，事件发生后，盘锦迅速成立了调查组。经检察机关认定，民警张研等属正常执行公务活动，枪支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另据两名家住事发现场旁的女性村民回忆：当时王母手持镰刀追赶一名警察，警察鸣枪示警；与此同时，王树杰已经点燃了身上的汽油，可能是为了将火扑灭，他向北跑去；这期间，王父手拿镰刀与警察发生厮打，王树杰又折回来帮他父亲，此时再次听到枪响，王树杰倒地。
采访中，记者打听到王树杰父母均在盘锦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518病房，但是前往采访时却被4名警察挡在门外，一路跟随记者的盘锦市兴隆台区宣传部工作人员也无法协调采访。
家属称政府未赔先征地 村民抱怨补偿实在太低
对引发这次纠纷的原因，联合调查组发布的官方消息称，“9月21日早8时许，市政公司5名工作人员驾驶两台挖掘机在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通往保障性住房、回迁楼建设工地大约5公里长的街路上进行施工。王树杰及家人对距道路红线外304米处的一处住宅提出高价补偿的要求，因未得到满足，王树杰一家4人阻挠施工。”不过记者采访到的情况显示，王家即将收割的稻田被推平、毁坏，成为这次冲突的导火索。
王树杰的妻子姜洋则告诉记者：“你看我家稻田的中央已被挖掘机压平了，眼看着还有10来天就要收割了，就算要强推，政府为什么不能再等等呢？”姜洋介绍，政府修的这条路正好要通过村里多户人家的稻田，为此政府开出的条件是，村民对土地还有22年的剩余承包期，以每亩地每年80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也就是征走一亩地给村民补偿不到2万元。姜洋说，他家因为补偿标准太低没有同意，政府将他们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的传票已经下来了，定在10月9日开庭，他家也准备好了出庭应诉。
姜洋说，事发的前两天，有人趁他们没在家，就开挖掘机来强推过他家的稻田。21日一早，区政府有人打电话让他家人去区里谈条件，可能是为了支走他们。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去，就听说又有人在推他家的稻田了，他们才匆匆赶去。
采访中，二十里村部分村民对征地表达不满。一位同样土地被占的村民说，每亩地1.7万多元的补偿费实在太低，而且并没有在征走的土地上修建工业项目，无法安排村民就业。“没有了土地，以后我们的生活谁来保障？”
观察
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
一民警亲属称，处理这种突发事件，警察往往是弱势群体。在此事中，一开始民警张研只带一名警察前往调解，没想到一去就成为王家人攻击的重点，而引发纠纷的市政人员躲在一旁，并不上前拉架。
在网络评论上，批评政府强行征地，警察枪击百姓的声音几乎一边倒。一些网友认为，警察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使用枪支，特别是在枪口对准百姓的情况下！一些网友则表示，且不论警察开枪当时的情形，政府违规征地造成这次悲剧，应当严厉追究违规征地的责任。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解到，枪击事件给当事双方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痛。王树杰妻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次哭得瘫倒在地。她说，王树杰才36岁，一米八的大个，他们有一个儿子刚上初中，刚刚出生的女儿才满三个月，现在年近七旬的公公、婆婆也被打伤，这以后的日子让他们怎么过？
记者要求采访当事警察张研，并查看其伤情，盘锦市委宣传部经反复沟通也未能协调上。一位该派出所民警的亲属私下跟人聊天时说，处理这种突发事件，警察往往是弱势群体。去年，盘锦市兴隆台区就因为强拆，警察处警被拆迁户砍成重伤。而在此事中，一开始张研只带一名警察前往调解，没想到一去就成为王家人攻击的重点，而引发纠纷的市政人员躲在一旁，并不上前拉架。无奈之下张研又呼叫了3名警员前往增援，但冲突还是愈演愈烈。
近年来，各地因为征地拆迁已发生多起惨案，“嘉禾事件” 、“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巧家爆炸事件”、“乌坎群体事件”，很多网友反复质问：为何征地拆迁惨案屡屡上演？
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洪文认为，我国已为征地拆迁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为赶工程进度，为追求特殊利益，将法律法规抛之脑后。这需要国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并且适当调整对基层官员的考核标准，杜绝违法、违规征地拆迁频繁出现。
本文来源：新华社
晶报：盘锦血案，大家都在问，谁来回答？
致公民王树杰死亡的盘锦血案，持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几天来，在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排行榜中，“盘锦警察枪击村民案”一直位居前列，人们都在热切地关注、期待事件的真相与最新进展。
但自9月21日盘锦血案发生以来，至今没有对这一事件清晰、权威、令人信服的解答。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盘锦方面迅速发布了一篇通稿，称这是一起“暴力妨碍公安民警执行公务事件”。这样的调查结论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媒体、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均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择其要之，这些疑点包括：血案发生前，王家曾经报警，为何警方没有理会，而接到拆迁方的报警就立即出警？在那样的场合下，警察到底有没有开枪的权力，即使可以开枪，是否非要一枪致命？根据《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说收回就收回？
不仅如此，诸多网友还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冲突中的参与人数，官方的说法是“市政公司的5名工作人员”，《新京报》援引爆料村民的话则是“某农场队长带着近百人，开着挖掘机”，到底哪一个是谎言？盘锦检方表示，死者王树杰身上仅有一个弹口，系被枪弹击穿心脏、肝脏、脾脏导致心包填塞并失血性休克死亡。这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神奇子弹，能同时击中人体的不同重要部位？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这一悲剧性事件，媒体在问，专业人士在问，网友在问，但是，除了当地检方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警察开枪符合有关规定外，人们并没有见到更多的就种种疑点进行的公开回应。不但如此，《环球时报》近日发布微博称，“多位身在盘锦的记者发来消息，说现在只要踏进‘9·21’强拆血案现场就会被人跟踪……盘锦在害怕什么？”
事实上，盘锦血案如今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尊重民意、公布真相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同样广受关注的深圳“5·26”飙车案，就是因为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发布事件的真相，理性质疑与真诚回应形成了互动，而获得了外界的积极评价。
也因此，对盘锦方面来说，理应将事件的全程始末向媒体全面公开，对各家媒体一视同仁，而不是选择媒体、选择回应。正如有网友所说，平等传播才能逼近真相，垄断信息只会招来怀疑。当然，由于当地官方的调查结论对一些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难以令人信服，公众更期望，更高级别的独立调查能尽快介入，给出超越利益之外的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权威调查结果。
9月19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莫让舆论热点成为“断头新闻”》，其中列举了哈尔滨塌桥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并指出，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因为新热点的出现而习惯性地遗忘“旧闻”。而今，在公众的追问下，哈尔滨塌桥事件总算给出结论了，“表哥”杨达才也被撤职了，盘锦血案没有理由继续成为一桩“断头新闻”。
值得深思的是，同样是盘锦，同样是兴隆台区，去年5月2日也发生过一起致1名协警和1名强拆人员受伤的拆迁案件，曾被监察部等四部门列入全国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之一。如果无视公众的质疑，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问责，不能遏制一些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谁能保证，9月21日的盘锦血案会是最后一起？
来源: 晶报 |
陈岚：让子弹停一会儿，想一想，最终，它将飞向谁。
来源：财经网
盘锦警察开枪一案，经过新华社采访，发回了报道。新闻报道中有如许几个细节，虽然被淹没，确耐人寻味。
冲突起因是15亩被王家租用的农场土地，拆迁方提出了27w的补偿，每亩平均约1.8w元，我们都知道现在政府土地拍卖时一亩地的价格是多少，举例：江西一个三级城市，土地拍卖价格一亩也已经三十万。而王家是耕地为生的农民，失地之后，无以为生，提出将土地附近的住房也一起卖出，300平米的房子要价90w，这个价格到底公允与否，读者自辨。拆迁方仅出47w。经过多日争执，拆方口头同意王家方案，书面签订了土地协议。执行时，却没有履行房屋部分的约定。毫无疑问的是，王家落于法律事实上的不利处境，但事实他们是吃了亏。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家庭，还能有什么选择？处于底层的他们，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求无法得到的公义，可想而知。
在全部意义上的协议并没有真正达成的情况下，拆方的抓钩机在冲突当日清晨开进了王家土地，此刻，土地即将收获。他们一季的收成指日可待。
王树龙曾在7：22分报警：有人强毁我家地，要出人命了、你们管不管。但警方并未立即出警。
耐人寻味的是——此后，当拆方三次报警：拆迁工人、机器被扣，并被以汽油焚烧为威胁，警方出警。
到现场后，王树龙并没有袭击警察，而是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拿出打火机准备自焚。张研称对方说要与自己同归与尽，但王树龙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王母手持镰刀叫骂，并冲向张研，张的手部受伤，即来自于此次短暂冲突。后分开。
我有三个疑问，一，警方为何接到王的报警不出警，而接到拆方就出警？立场是否有偏颇？二、之前王树龙主动报警求助，为何见到警察后没有平静反而激动、矛盾升级，中间他们的对话是什么？张研是否表现出了真正中立的立场？三，作为警察尤其是基层警察，应有处理基层矛盾的智慧经验，解铃还须系铃人，冲突由强拆队伍引起，是否应该首先控制他们，并让机器开走，暂缓势态——王树龙已经浇汽油在身，难道真要为地、为钱逼一个农民自焚么？为何还是将控制对象放在明显已经绝望、失控、走路无路的王家人身上？在此，再一次对张研的立场是否绝对中立打一个问号？
王家兄弟之一，王树杰最终点燃了身上的汽油。张研起初以为是施工人员着火，就去追，期间被王父阻拦追打，张研开枪射穿其腿。追上王树杰后，才发现是王家人，王也发现了他，便朝他扑来。他开枪、击杀了这个全身着火的农民，他的妻子尚在哺乳期。
有一些人指责，盘锦悲剧，大家为何愤怒全部冲向警察张研？拆迁者的问题呢？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呢？包括死者本人没有问题吗？——请注意，悲剧的背景里是有他人，但最后时刻，扣动扳机的是他。每一个个体都有最后的机会为自己行为负责，尤其在面对生命时，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张研有若干个方式让这颗子弹停下。王树杰却只有一条绝路。他只是一个农民，到了最后关头，他能和悲剧押上的就是自己的蚁命一条，因他已经别无所有。
王家已经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请不要再说他们是暴民。换成你我，处于这样的绝境，未必能够扮演圣雄甘地。
2006年我在长篇小说《背后》写：权力透过房地产开发将公有地产最快速度地变现，将使拆迁变成了极其惨烈的争斗，巨额利润vs生存家园。唐福珍、钱云会、王树杰..9月16日下午，长沙何志华被活活压死....土地、住宅一直于私有和公有之间面目模糊#权力操作空间极大。这是悲剧之源头。六年过去，越发惨烈。因为人的维权意识逐渐高涨、生存生活成本逐渐加剧，而权力寻租所能消耗的土地资源，逐渐枯竭，所以，争夺，必将更加惨烈。
这是一场拆迁引发的血案，而始作俑者，是背后的金钱。扣动扳机的，是失去控制的权力。
拆迁户的绝望宣言：你让我有人没房子住，我让你有房子没人住。——如果盘锦案不彻底公开调查，蚁民们所有抗争都变找死。拆迁方完全可以买通一二警察，到现场，诱发冲突，而后以袭警名义合法枪杀。司法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不启动独立新闻调查，单方面发布可信度有多少？
21世纪了，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个gdp世界第二的大国，一个人权不断上升的祖国，难道我们真的要让拆迁变成一场战争？必须要动用子弹的战斗？把子弹留给捍卫疆域吧，把安宁还给平民。
盘锦事件若在法制健全的大前提下，1、尸体存留。2、警察停职写详细报告。3、痕迹专家调查复原现场。4、警署内部听证会。5、死者家属会起诉，上法庭。6、媒体会在第一时间把死者、警察背景查个底儿掉，包括是否有行贿受贿之可能，是否有立场偏颇原因。真相是制止流言和愤怒最好的消毒剂，也是安定民心的定心丸。同时，对警察和死者都是公平的，否则，现在所有的愤怒和矛头都冲向警察，他说什么，也不会有人相信。
虽然已经“化作青烟”，透过王树杰身上的弹孔，我们每一个公民都看到了恐怖，为此战栗。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公权力拥有对公民的合法伤害权，如果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用机制不能良好运作，执法者不能被监督，司法调查不能独立、公开、透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迎面被一颗合法的子弹击中，然后在一天之内“驾鹤西去”。
让子弹，停一会儿。想一想，最终，它将飞向谁。
长沙再现钱云会——村民何志华的悲剧
9月16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华宝村村民何志华，因房屋遭高速公路施工损坏而维权，遭副镇长凌云指使压路机将他压的脑浆四溅，尸块遍地。隔日凌晨，何志华尸体遭当局出动600多公安、城管抢走。目前家属在当局强大压力下，被迫签字将尸体火化。（9月23日QQ群）
看了此案的详细经过，我感到有几点难以理解。
首先看何志华。他的房子在修路施工过程中，遭到损坏，他反复上访维权，都不了了之，理当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解决无望，这就是中国特色。自己虽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为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实在不该对仆人抱有任何奢望，房子不是坏了吗？自己修修算了。跟那些在深夜被五花大绑掳走，等天亮回家一看，好好的房子变成了废墟的屁民相比，此时何志华的命运，并不算太糟糕。
再看莲花镇副镇长凌云，面对何志华维权，他的态度竟然是扇对方两个耳光——曾记否，扇老百姓耳光，通常影视剧中的日寇或“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凌云身为人民公仆，竟然对主人大打出手，他与文艺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有什么两样？
千不该万不该，在维权无望的情况下，何志华不应该躺在压路机前——浙江乐清钱云会命丧车轮下，血的教训足以唤醒任何一个决心与公仆死磕的屁民。为什么一定要跟公仆赌命，人家真能将你的生命看做一个巨大的赌注吗？无数惨案说明，那不过是屁民们的想当然罢了。
面对距离压路机只有3米远的何志华，身为副镇长的凌云，竟毫不在意：“你以为不敢压吗？修一条路正好要死几个人的。”为什么在当地，修一条路，就要死几个人，而且还“正好”？难道这是上级规定的指标？亦或是他凌云副镇长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凌云身为国家干部，其言行表现出来的人品，竟然连普通人的道德水准都达不到。凌云是怎么当上副镇长的？是谁提拔的？其中是否存在买官卖官的行为？
何志华就这样粉身碎骨了，他60多位亲友守候着他，却没能守候得住，次日凌晨，五六百名特警把他的尸体抢走了。为什么生前何志华求告无门，死后却令警方大动干戈？如果说是因为人命关天，可是，面对躺在压路机前的何志华，为什么还有人示意司机前进？如果说，屁民们的生命如同蝼蚁一般，为什么警方竟以10倍于守灵百姓的兵力，去抢夺早已粉身碎骨的何志华？
尸体抢走后，何志华的女儿何奥迫于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活化父亲，一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当初示意压死何志华的副镇长凌云现在哪里？还在他原来的位置上“为人民服务”吗？人民的一员何志华死了，而且是在他的授意下被压死的，难道他无需承担一点责任吗？外媒报道说，火化是在承诺给予60多万元赔偿金的前提下签字的，人民公仆无视人民生命的尊严，欠下了血债，最终却需要纳税人来买单，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不成文的王法？
何志华女儿何奥：对父亲何志华被血腥压死的的控诉
我叫何奥，今年12岁，家住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华宝村何家老屋组，命运悲惨坎坷：我一岁时，母亲韩晓兰离家出走，自今未归，原因是家里穷，拿不出我出生时计生罚款4000元，在政府的逼迫下负气抛下镪褓中的我出走。缺失母爱的我在父亲和爷爷一把屎一把尿的照料下才慢慢长大懂事，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份亲情。可如今，天降横祸，年仅49岁的父亲蒙冤惨死，我怎不悲痛欲绝，我要控告，我要为父讨回公道！现谨向领导反映有关情况：
一、祸起政府征地拆迁补偿不公
几年前，京珠高速公路扩建，京珠西线29标段竹山屋大桥至狮子垅隧道段经过岳麓区莲花镇华宝村何家老屋组，我家责任田被政府征收，但拆迁补偿不合理导致土地纠纷。因长湘29标段高速工路的拉通，临近高速工路的房屋（路面高出房屋约10米）下水道等原因，受到影响，并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为求得合理补偿，我父亲何志华多次到政府部门四处求助，也多次进京上访，但一直未能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反而把父亲列为刁民，视为敌对分子，经常威逼恐吓。
二、以权压人，凌云副镇长授意碾死我父何志华
2012年9月16日13时左右，也是我父从北京上访回家只几天，我父与本队队长、本村村长以及莲花镇凌云副镇长在京珠西线29标段竹山屋大桥至狮子垅隧道段靠近隧道端的路面上再次谈论拆迁补偿之事，期间因言语冲突，发生肢体碰撞，凌云副镇长狠狠打了我父二记耳光，村长和队长随即把我父拖下路基并劝其不要再上去了，我父咽不过这口气，再次跑上去与凌云副镇长理论，并睡在铺设沥青的路面上说“有本事，你就压过去吧”，此时施工单位一台沥青压路机停在三米开外。哪知凌云副镇长竟然说“这条高速公路不死几个人修不好”“压死你有钱赔”，并授意压路机开过来。当压路机快要接近我父身体时，司机将车停了下来，但在副镇长使眼色暗示下，司机又发动车子朝我父身体压了过去，我父瞬间丧命，头部就只剩下头发了，脑浆飞溅两米远，后来清洗过的沥青路面上还清晰可见我父头骨着地点的凹痕，真的叫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
三、 地方政府目无法纪、滥权执法
1、惨剧发生后，地方政府不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救援，安抚被害人家属，而是立即封锁消息，抢夺在场群众拍照手机，现场多部手机被收缴，报案无人到场。直到后来我在维权群众的帮助下拨打北京110，当地公安派出所才出警到现场拍照记录。
2、更令人发指的是：9月17日凌晨4点多，四、五百公安警察和政府官员突然包围现场，杜湘飞书记叫人把我和爷爷抬上救护车，两台吊车迅速开进来，吊起肇事压路机，抢走我父遗体，倒拖、打伤多名阻止他们的围观群众，我伯父被打伤了腿、我婶婶被打断两颗牙齿，还抢走了香烛、钱纸、鞭炮等祭祀用品以及大量的鱼肉、菜、油米和矿泉水。对此恶行，民怨沸腾。
3、在未对肇事人采取刑事问责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善后事宜极为不妥。政府部门抛开我和继母（与我父四年事实夫妻），长时间留置我伯父，威逼利诱，胁迫他在不平等的善后处理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先是说二十多万元摆平此事，后在维权群众的声讨中加到六十多万。其间从未征求我、继母以及爷爷的任何意见。我坚决不服，要求严惩凶手，为父报仇雪恨，多少钱都不能换回我父亲正值壮年的生命，遥望苍天，我要爸爸！
控诉人：何奥
2012年09月19日
死者何志华父亲陈述真相
采访人：您是何志华的爸爸？多大年纪了？
被采访人：是的，78。
采访人：当时是什么情况，您在现场吗？
被采访人：我在现场，我就当着。。。。。这事情说长了哦。他（何志华）从北京告状（上访）到站后，（回来）在武汉出了车祸。
采访人：他（何志华）到北京去告状？
被采访人：是的，去了2次。北京回来后，就在莲花镇医院住院。住院后死者找了镇政府，反正（处理上访）是上面对下面压，在武汉出事后。要湖南省寻找这人（何志华）是哪里的，湖南省找到长沙市，长沙市找到岳麓区，岳麓区找到莲花镇，莲花镇找到华宝村，用车接回来的。接回来后，一直在住院。先到的（望城航天医院）068。（但是）镇政府不同意在（望城航天医院）068住，就转到莲花医院。在莲花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医疗费用）由镇政府负担，吃饭，伙食，到镇政府去吃就是。刚好那天（9.16）他（何志华）在镇政府没吃中饭，找了镇政府看怎么样处理这事情。
采访人：后来镇长他们是不是都到事故现场来了？
被采访人：你听我说完。是，是，是，正是你说的这个意思。镇长先天的先天（前天）就找了杜书记，杜书记说到我们村来。
采访人：杜湘飞
被采访人：是，是，是。我也告诉（儿子）你不要急噪，总会要帮你解决。镇领导来了，我每次都要开根烟，泡杯茶给他们喝。这里我就说这几句。他（何志华）从那里（镇政府）一出来就找到凌（云）镇长，我不知道叫凌什么。凌镇长呸了他（态度恶劣，说话冲人的意思，），他（何志华）说，你呸我啊（态度恶劣，说话冲人的意思），那我就会阻挡施工。凌镇长呸的他说；“你不敢阻。”意思就这样。（后来）镇长叫来村长和队长，三人，从村上来到这上面（事故现场），我屋里各扎鬼（何志华）因为有摩托车先上来，就在这上面（现场），镇长打了他（何志华）两巴掌。
采访人：谁打的？
被采访人：凌（云）镇长。旁边（何志华）妻子插言。。。。
你让我说完，我一打断说话，我就接气不上。
采访人：凌镇长打了你儿子两耳光？
被采访人：是的，他（何志华）一推，把他（凌镇长）这里（脖子）抓破了皮。他（凌镇长）说我儿子打了他。这时候，村长把华呀子（何志华）劝下去了，这时候我就骂儿子，你不要去搞（阻工），村上，镇上都来了人，你不要去搞（阻工）。（何志华）说：“他（凌镇长）打了我，我不服，不打我还好说点，他（凌镇长）打了我两个嘴巴（耳光）。他（何志华）跑到现场和凌镇长闹（吵），我说，你不要闹（吵），他（凌镇长）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呸的我（态度恶劣，说话冲人的意思），打的我。。。。。。。。走上来。。。。。。我也不知道你（采访人）贵姓，我是这样说的哦。。。。。。。镇长站这位置，你来看，我是在这里，镇长在这里，村长在这里。。。。
采访人：你儿子在哪里？
被采访人：我儿子在这里。我骂我的儿子，说：“你下去啊。总会要和你解决。
只镇长激起他搞的（阻工），镇长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我要捶死你。你看，我说的没错一点，我儿子和事故点只相差2米远。。。。。。。我上来后镇长对我（指手划脚）那个我（态度恶劣），我说：“你这杂种，你瞎了眼，你在我面前扑，扑，扑（指手划脚），我说你（凌镇长）瞎的眼，你出生起。我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我不知道你（采访人）贵姓，我是58年加入的（党）组织，我党龄比你（凌镇长）长的多，你还呸我这老人家，你（凌镇长）瞎了眼。然后推我。我的意思是我是年纪比他长，他（凌镇长）30岁左右，对我这样的恶劣态度。我的意思，我干革命在他前面，我58年加入的（党）组织，你帮我算，50多年党龄了。你（凌镇长）才30左右，你算什么东西，我是这样骂他的。我骂他的话，我都向杜书记汇报了。你（凌镇长）这样凶我。那我儿子往那边一推，我大儿子在这边，他（何志华）往那车前面一扑，是想搞那辆车，但没搞。从那边一来，就倒在那里。这时候，压路机就停了下来，这时候，这个凌家（凌镇长）杂种就对司机说：“你压几个人没问题，不压几个人就不清静！
采访人：凌镇长说了压死几个没关系？
被采访人：恩。压路机停了。（旁人插嘴），你等我说完，等下我又忘记了。我记的很清楚，他（何志华）倒在这地方了，这杂种，这凌家（凌镇长）杂种。倒在地上了，我刚说车停了，他（何志华）倒在地上了，离那2米多远是吗？他（凌镇长）还说要他（司机）去压。凌镇长说，不压不的清静。我就要我大儿子去搀扶一下他（何志华），幸亏大崽没去，那去了（两个）都会滚（压）了去。那我还苦点不落，师傅（采访人）啊。你看这情况，好，压了尸以后，我一直守在这，你看他们（镇领导）好缺德，晚上叫来四五百民警，凌晨4.00把尸体抢去了，这个事情我明白，出了事情后，现场不能长时间摆在这里。当天下午，我不说来了3000人，至少2000多人在这里，周围的人都说这事情太惨了。
来源：铁幕真相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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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公路不死几个人不好 压死你有钱赔
湖南省长沙市一名不满当局收地赔偿的男子，日前到正在兴建高速公路的地盘，与副镇长理论。其间，副镇长竟叫嚣「压死你有钱赔」，并下令工人开压泥车将他辗毙。当局事后还派出600名维稳人员、城管、公安等人上门抢尸，更要求死者家属就事件封口。
被辗毙男子何志华，现年49岁。多年前，京珠公路扩建时，他位于岳麓区莲花镇的田地被当局征收、住所亦因工程出现损毁，但一直未获补偿。他曾上访北京，上周日（16日）更联同多名村民到高速公路地盘，与莲花镇副镇长凌云理论。
双方就赔偿问题而动武。凌云动手怒打何志华两巴后，何志华躺在路上，向凌云大喊：「有本事，你就压过去吧！」没想到凌云竟说：「这条高速公路不死几个人不好……压死你有钱赔！」然后下令一部压泥车，辗过何志华。何志华当场头部爆裂，脑浆四溅惨死。何志华的家属虽向政府追究责任，可是没有结果。
凌云竟说：“这条高速公路不死几个人修不好、压死你有钱赔”。然后压路机辗过何志华，脑浆四溅，尸块撒满现场惨不忍睹。村民都说：“太残忍了。”
死者13岁的女儿何奥在控诉书写道：“当压路机快要接近我父身体时，司机将车停了下来，但在副镇长使眼色暗示下，司机又发动车子朝我父身体压了过去，我父瞬间丧命，头部就只剩下头发了，脑浆飞溅两米远，后来清洗过的沥青路面上还清晰可见我父头骨着地点的凹痕，真的叫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
关注此事的长沙经租私房业主王季勇先生说：“我们所有的取证都已经结束。当时，何志华去施工现场维权，要求解决问题，和副镇长发生冲突，打了起来，他被镇长打了两个耳光，何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他就躺在马路上抗议。据村民反映，当时车子还停了一下，后来有人暗示，车子加速从他的身子上压过去。”
事发后，当局立即封锁消息，长沙拆迁户和家属准备了祭拜物品悼念死者，并要求追究凶手责任。
9月17日凌晨4点，岳麓区政法委书记文志龙带着政府工作人员、公安、城管联防队员等，将何奥及其爷爷抬上救护车，两台吊车吊起肇事压路机，强行将尸体抢走。期间，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有20多位村民被打伤，5人重伤，拍照手机被全部没收，死者13岁的女儿受到刺激欲跳河自杀被救。
王季勇表示，这是政府暴力执法行为，在家属很悲痛的情况下，政府组织四五百公安抢尸体，公安还用了手铐，打得家属5个人住院，把尸体抢走了，更可恶的是连家属准备办丧事的酒、菜、肉等物品抢走。
当有村民质疑当局为什么要抢尸块？当地派出所长回应：“是经过镇党委研究决定的。”记者拨打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政府多个电话了解此事，但电话一直无法打通。
目前，家属受到当局威胁和恐吓，被强迫封口。王季勇表示，目前，死者尸体已被强行火化，家属一直被控制、威胁。当时，当局原打算30万摆平家属，后在民愤下，强逼何志华70岁的老父亲按手印，最后以70万（包括死者安葬费和被打住院费）封口。
长沙一村民被压路机碾压致死 官方称不属刑事案
2012年09月30日
08:03:25
来源： 人民网
9月16日，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境内京珠高速公路复线长湘段工地发生一起压路机意外碾压村民事件，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事件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由纪委、公安、安监等部门组成的事件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展开了全面、详细的调查，记者从联合调查组获悉该事件调查结果。
16日13时38分许，岳麓公安分局莲花派出所接辖区村民何志华报警称：他在京珠高速公路复线长湘段工地上与一镇政府干部发生口角。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何志华被工地上的胶轮压路机碾压在车轮下面，初步判断已经死亡。民警当即对现场进行保护并对周围群众开展调查访问。
经调查，死者何志华，49岁，系岳麓区莲花镇华宝村何家老屋组人，多次上访要求政府协调京珠复线项目方对其房屋进行拆迁。莲花镇政府会同项目方及国土部门调取红线图后告知他房屋不在拆迁范围内。但何志华仍多次到工地进行阻工。考虑何志华家庭困难，第11标路基项目部将一护坡承包给他承建。该工程完工后，何又多次到施工场地进行阻工。
16日13时许，何志华再次闯入第29标段正在铺柏油的工地上，阻扰摊铺机作业。莲花镇副镇长凌云、华宝村村干部吴正培、华宝村罗家湾组组长夏云泉赶来劝阻，过程中，何志华与凌云发生争执，被劝开，随后，吴正培将何志华送回家中。
这时，何家老屋组的村民何新田、何志华的哥哥何志平及父亲何华光来到路面，何新田向凌云反映自己的情况，这时何志华再次沿台阶上来找凌云理论。吴正培又把何志华拉开，何志华讲：“我不会再闹事了，只是上来看看。”此时，路面2台摊铺机、2台钢轮压路机、4台胶轮压路机均正在施工，过程中，何志华突然走到一台正在后退的胶轮压路机后面3米处坐下，接着仰面躺下。
此刻在西边路基边的何志平对着该台胶轮压路机大呼停车，但当时施工现场机器噪音太大司机无法听到，何志平讲当时想去救弟弟已经来不及。站在西边路基，背对肇事胶轮压路机的凌云及夏云泉听到喊叫声转过身来，发现何志华已被压在胶轮压路机下面。
经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侦查实验，事故现场8台施工机械在相互配合工作状态下，肇事胶轮压路机车外声音为93.2分贝，驾驶室内为85.1分贝，司机李克祥在当时无法听到车外面何志平等人的呼喊。公安机关按从后视镜、反光镜等状态下对压路机的视觉盲区进行测量，都有不同的视觉盲区。驾驶员在正常驾驶状态下是通过反光镜观察车后的情况，此状态下距车后轮正后方6.13米以内的区域为视觉盲区，无法发现地面躺卧的何志华。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何志平、吴正培、夏云泉、施工方协调员肖志明等多位在场人证实，在该事件发生过程中，凌云没有动手打何志华，也没有说“压死人赔钱”、“修路总要死人祭路”等话。调查表明，肇事胶轮压路机司机李克祥与何志华、凌云事先都不认识，当时李克祥与何志华也未发生任何冲突。在事件发生时间段内，李克祥手机没有任何通话记录。公安机关通过侦查调查认为，何志华被胶轮压路机碾死完全无法预料，不属于一起刑事案件。安监部门认为，该项目配备了5名专职安全员，事件发生时有两名负责摊铺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人员，符合法定配备要求，项目安全防护到位，何志华的行为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该事件不具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特征。
目前，京珠高速复线长湘段29标段项目部通过与家属协商，对家属给予了补偿。
官场百态
编者按：
本期的“官场百态”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丑态”，其中包括高调唱红的薄熙来被暴露“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陕西财政厅官官相护，说什么“杨达才工资不属于其公开范围”，而被撤职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被双规后；查出名表至少83块，个人账户发现存款超过900万元，在杨家中和私人场所发现现金至少700万元。此外，湖南湘潭官员说什么“打不听话的老百姓就是维稳”，而正局级官员杨林村则爆出雷语：“我当流氓时你还不知在哪?”……所有这些丑陋的言行便是中国官场的现实，一个个都表现出腐败而又不可一世的流氓模样——我们谴责！
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2012年09月28日
18:0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28日电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公职处分；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专家：杨达才工资应公开 陕西财政厅是偷换概念
来源：人民网 作者：罗旭
陕西省财政厅的复函
人民网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罗旭）
9月1日下午，一位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据记者李志伟报道，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特快专递回复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人民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他认为，首先，杨达才的个人工资属于政府信息，其次，政府应该公开杨达才的工资，这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吕艳滨说，一个信息是否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就看它是否是法律上所规定的例外或者说不公开信息的范围，对于不公开的范围，一般的理解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还有一些过程信息也是可以作为不公开信息来处理的。
“公务员的工资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简单地归为个人隐私是不妥当的。”吕艳滨认为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是有问题的，“具体到杨达才的工资是否要公开，作为公职人员没必要把他的工资作为秘密来保护，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是很牵强的，它在偷换一些概念。”
吕艳滨说，如果陕西省财政厅坚持不公开杨达才的工资收入，刘艳峰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据悉，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在“8·26”延安特大车祸现场面带微笑，被网友“人肉”出在不同场合佩戴多块名表，因此被网友称为“表哥”。杨达才对此回应称，5块名表均为个人合法收入购买。为此，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
媒体称“微笑局长”杨达才被双规 查出至少83块名表
来源：新华网
陕西省纪委日前表示，鉴于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笑脸”的不当行为和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省纪委调查表明，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对调查中发现的杨达才的其他违纪线索，纪委正在进一步调查。
另外据消息透露，刚刚被撤职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确已被双规；查出名表至少83块，需进一步认定；双规期间，纪委在杨达才个人账户发现存款超过900万元，在杨家中和私人场所发现现金至少700万元。这是“打折”后的保守统计。
综合
环球时报记者刚刚从陕西省纪委处了解到：没听说杨达才“表哥”被查出83块表的消息，陕西省纪委称目前调查仍在继续，出于保密，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湖南湘潭官员说“打不听话的老百姓就是维稳”
（维权网信息员盛岑报道）今天（9月25日），本网信息员接到湖南湘潭韶山市毛泽东故居的村民朱建美、朱建强和朱建端三兄弟投诉说，韶山警匪一家黑百姓，将上访村民暴打，还说“打不听话的老百姓就是维稳”。
朱建美兄弟说，前不久，由于他们维护自家的宅基地不被当地政府侵占而遭到当地政府动用黑势力报复。今年9月初，韶山市警察带领一拨地痞流氓20余人冲进他家以维稳为由将他们兄弟三人一顿暴打，全部被打成重伤，现在在湘潭市医院住院。他们亲属向市公安、市检察院告状，市领导竟说，现在是十八大维稳期间，打不听话的老百姓就是维稳。告到哪里去也不会有人替你们说话，跟政府作对的老百姓只有死路一条。
朱氏兄弟说，真是黑了天，现在连主席家的老百姓都无生路，这个社会已是末日来临了。
网曝正局级官员雷语：我当流氓时你还不知在哪?
作者： 香槟伯爵
来源：大众网
大众网济南9月26日讯
“我当流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道上的事你懂不懂？！”……很难想象这些“雷人”的话出自某一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一位负责人的口中。近日来，一则带有视频的帖子—《我是流氓我怕谁，发在网上无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杨林村狂吼》在网上迅速传播并引起网友热议。而在该帖子中的视频中，一个被网友称为“某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杨林村”的男子确实语出“雷人”。
实名举报：
网曝视频惊爆“雷语”，面对来访者某一中心官员言语雷人
9月6日，网友“9011ls”在大众论坛发帖——《我是流氓我怕谁，发在网上无所谓—中国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杨林村狂吼》。从该帖子所带的视频中，记者注意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手拿矿泉水瓶，正在与坐在对面的来访者商讨事情，双方商讨焦点集中在来访者提出的“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司法鉴定错误，受害人因此坐牢”等内容。该名头发花白的男子被坐在对面的来访者称为“杨林村”。
在视频中，双方商讨不久，就话不投机争吵起来，双方情绪激动，该花白头发的男子不时冒出“我当流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都是道上的人，你们要是道上的人，咱就给你说说道上的事。”、“道上的事你懂不懂？！”等颇“雷人”的激烈言语。网友“9011ls”称该头发花白男子即某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正局级）杨林村，并整理了他的“雷人语录”。
同时，记者注意到，该帖子中还附带了一份实名举报的文字材料，举报人叫姜红海。姜红海在举报材料中称：“2007年浙江鑫富药业向临安市公安局举报我及鑫富药业6名职工盗取其商业秘密技术，临安市公安局将鑫富药业副总汪军提供（非公安破获）的所谓被盗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交给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委托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就上述技术是否是非公知技术进行司法鉴定。杨林村作为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精心策划，制造了中国史上最大一起司法鉴定冤案：我和鑫富药业6人因此被判入狱；我被法院判令赔偿鑫富药业3100万元。”
9月25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到姜红海本人。他告诉记者，杨林村所在的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主要有以下违法事实：第一，聘请非专业领域、无鉴定能力的专家进行鉴定；第二，该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无司法鉴定资质却出具司法鉴定报告；第三，该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和北京国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奉金钱至上，视法律为儿戏，司法鉴定程序违法；第四，无视涉案技术已全部公开的事实，将微生物酶法生产D-泛酸钙、D-泛醇相关技术的整体组合认定为非公知技术，颠倒黑白。
姜红海表示：“在此案中，我被判服刑三年六个月。我在看守所羁押和监狱服刑期间，身心遭受巨大摧残，落下强直性脊柱炎、心脏病，导致终身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面对3100万巨额赔款，我仰天哀叹。父母年迈，妻子无工作，小儿子在读初中，全家生活无着落，父母妻儿整日以泪洗面。万般无奈，我来北京喊冤讨说法。我要求相关部门给我出具撤销国科知鉴字[2007]90号司法鉴定的书面决定。”
对此，北京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郝臣之表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做好过渡期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截止到2005年10月1日，杨林村所在的该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司法鉴定资质已废止，之后该中心也无取得新的司法鉴定资质。而涉案鉴定是2007年11月做的，该中心无司法鉴定资质接受委托并出具司法鉴定报告，聘请非涉案技术专业领域专家进行鉴定，而且为鉴定委托方单方搜集鉴定材料，鉴定程序违法。而杨林村所在的某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网站称该中心具体工作内容之一为‘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技术鉴定’，十分不妥。”
流氓叫兽韩德强
编者按：
9月18日北京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有人打出的标语提出异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上前搧了老人两个耳光。这一事件激起天下人的公愤，铁流等无数老人发出公开信要求严惩流氓叫兽韩德强的违法行径，老民主人士杨靖“约谈”韩德强，要求进行公开辩论。新华社、《检察日报》等媒体和网络人士也纷纷发问谴责韩德强的违法行径。央视名记白岩松则公开批评韩德强的言行已经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汉奸”。
奇怪的是，有关方面好象还没有启动司法的意思。甚至，连韩德强工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没有任何谴责、批评的态度，对此我们在对流氓叫兽韩德强表示谴责的同时，也对北航当局及有关司法部门提出强烈的批评和抗议，我们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启动相关程序，就韩德强殴打老人事件给广大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我们坚决谴责“毛丑”韩德强殴打老人的流氓行为！！
——《零八宪章》论坛
全国88位八旬历史老人致信北航党委书记和校长把韩德强逐出校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200位中央委员一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华民族“十年浩劫”，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他们是“汉奸”么？毛的秘书、现年96岁的李锐老人，著文就公开说，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就连毛泽东亲生女儿、现年70岁的李纳女士，亲口向诗人艾青遗孀高瑛大姐说：“我父亲犯了许多错误，把艾青老师打成右派，对不起你们一家”也是“汉奸”么？
请问韩叫兽，你敢去打他们吗？量你没这个狗胆！说穿了，你就是一个持强凌弱的流氓，欺软怕恶的地痞。……我们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么一个人渣感到羞耻。
来源：参与作者：88位老人
清除教育界败类，还国人人性尊严
全国88位八旬历史老人致信北航党委书记和校长把韩德强逐出校门
（参与2012年9月22日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校长怀进鹏阁下：
俩位先生好！
近日我的在网上得知，贵校“叫兽”（对不起，书记和校长，他不配教授这个神圣的职称，只能用此谐音呼之）韩德强，，在9月18日的北京反日游行中，以身强体壮之躯，对一名八旬老人大打出手，原因是老人对游行队伍中出现的对想念毛主席标语表示不满。随后，身为名人的韩德强又迅速在网上公开声明，说其“一向反对打人，但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造谣、诽谤、污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当汉奸的人，他宁可被拘留也要打人，并且今后还会如此，绝不认错。”
现在我们不谈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只追责韩叫兽行凶打人，而且打的是位父亲辈、爷爷辈的八旬老人。在旧社会称为“孝子案”，按“大清律”应凌迟。新社会讲尊老爱幼，违反了社会道德。应赔理道歉，他却坚持错误，声称“遇到造谣、诽谤、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当汉奸的人，他宁可被拘留也要打人，并且今后还会如此，绝不认错。”
请看，这是不是一副蛮横不讲理，流氓十足的痞子嘴脸？！打了人还污蔑别人“造谣、诽谤”，是“汉奸”。请问韩“叫兽”证具在哪里？是公安局定的还是法院判的？怎么连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没有，更不要说是非黑白了。这就是中国的教育现状：道德沦丧，人性堕落，流氓横行，法制不张，国家耻辱，民族悲哀。
我们是一批年近八旬的历史老人，是新中国历史的经历者、受害者、见证者，也是强烈向党和国家呼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推动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以中共的名义执政二十七年，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的“反右派”冤案、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倾运动”冤案，一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受难者从胡风冤案的成千人、反右冤案的几十万人、反右倾的几百万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的上千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铁的事实表明：毛浑东在他离世的1976年，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200位中央委员一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华民族“十年浩劫”，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他们是“汉奸”么？毛的秘书、现年96岁的李锐老人，著文就公开说，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就连毛泽东亲生女儿、现年70岁的李纳女士，亲口向诗人艾青遗孀高瑛大姐说：“我父亲犯了许多错误，把艾青老师打成右派，对不起你们一家”也是“汉奸”么？
请问韩叫兽，你敢去打他们吗？量你没这个狗胆！说穿了，你就是一个持强凌弱的流氓，欺软怕恶的地痞。以行凶作恶显示自已“革命立场坚定”，以暴虐老人表现自已对“平西王”未坐上龙椅薄熙来的忠心。无耻至极，枉为人师！我们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么一个人渣感到羞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我国名牌大学，为我国航天工业培育了不少人才，应引以为荣！两位先生在建校六十周年大庆时曾热情洋溢，豪迈高昂地向全社会说：“六十载创业兴学，一甲子春华秋实，北航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优良的精神传统和治学文化。一代代北航人敢为人先爱国荣校，涌现出一大批科技精英和国家建设栋梁，为航空航天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历史性贡献。”，又说“学校确立文化强校战略，制定“十二五”文化建设规划。创新文化机制体制建设，成立了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注重大学精神和治学文化内核审美化、景观化，提升两校区校园艺境品位，形成了“文化景观”品牌。坚持文化育人，搭建高端文化传播平台，形成了“人文滋养”品牌”。我们深信不疑，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庆幸！鼓励儿孙报考北航，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但却万万没有想到贵校却有韩德强这么一个品质恶劣，道德卑下，不尊老惜幼，任意出手殴打八旬老人，而至今不认错不反思，的“叫兽”！
我们建议贵校停止韩德刚上课的权利，立即将其除名清走以保校誉，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行凶打人的刑亊责任。
近颂秋安！
88位老人致信名单：
蒋文扬、李国元、潘太才、王义珍、王志仁、王复南、郑汉生、程世光、吴宏光、林宪君、牛立华、吴启成、袁正心、肖及忠、刘碧群、景良辰、朱庆光、王绍敏、李宜良、徐季正、铁流、邬锡昌、唐道富、刘文介、郭炎、屈楚平、张平中、艾风、黄宝松、王重纲、方志超：叶式礼、范炬明、谌东亥、廖赤明、彭慕陶、岳定国、林夕映、熊习礼、胡崇贞、田公亮、房让喜、吴介琴、赵群、蒋文钦、朱国干、宋泽宇、杨铭传、俞国安，杨少西、贺承业、何立拣、谭俊昌、罗开文、范忠洲。吴明春、代尧生、马琰、潘继岳、毛文兰、彭起英、赵增泰、杨永清、汤自雄、廖仁杰、唐涛南向光生、陶炳芳赵汉科、程家羹张路、张建强、史金林、杨平、黄寅、林海、邵正祥、朱励、马茂炳、代路香、邬文白、何爽、高力明、兰沁梅、高文江、王傅、陈正明等
2012年9月22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艾晓明：严惩打人凶手，为被打老人讨回公道
——坚决支持88位历史老人的正义呼声与要求
可知今天不是文革的时代了，韩德強之流的流氓卑鄙行径在受到国人遣责之同时，当然还要有法侓的制裁。我完全赞同铁流、蒋文扬、袁正心等88位老人的意見，必须追究韩德强欧打并辱骂老人的法律责任，同时认为他没有资格继续任教，要求《北航》党委和行政部门应把他驱逐出教师队伍，以维护我护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美德。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ai晓明
（参与2012年9月24日讯）这两天铁流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和宝松老人写的文章：《老人们行动起来，声讨北航叫兽，严惩欧打老人凶手》，以及《88位八旬历史老人致信北航党委书记和校长，把韩德強逐出校门》的公开信，看后令我对打人凶手无比愤恨，強列遣责这种法西斯暴行；同时对被打老人表示万分同情，并致以深切地问候！
从铁流先生等老人们的文章和公开信中得知，韩德強打人之事是发生在9月18日北京反日游行队伍集合之时，一位八旬老人对打出“毛主席我们想念您” 这个标语牌提出反对意見，指出“将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願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是错误的，也是不现实的”。这本来是一种不同意见的正常合理表达，想不到却遭到了在一傍的一位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欧打，并大骂老人是“日本汉奸”，这十足是流氓无赖的凶恶之徒。
此事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这座历史攸久的文化历史名城，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恨与不平。事后得知，这位打人的年轻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的教授韩德強。一个名牌髙等学校的教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欧打老人，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容的，与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美徳也是根本违背的。就是一个文化素质低的普通人也不会做出此等不孝之事，但此事却发生在一个大学教授身上，对老人欧打，辱骂，真是令人震惊，令人不可思议，是天理不容的罪孽。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原来韩德強本是一个毛左分子，与北大的孔庆东、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打假英雄”司马南------等等一伙人都是毛左网站 “乌有之乡”的成员，是薄熙来的吹鼓手。他们拥护薄熙来的所谓“唱红打黑”，极力反对和抵毁现在的改革开放，企图拉回到毛泽东胡作非为的文革时代，这是他们的痴心梦想，中囯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据网上有人揭露，韩德强是文革时期北京造反派所谓“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珍之子。韩爱珍乃是文革时期《北航》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的主要头目，那可是毛泽东、江青等“五人帮”最得力的干将和打手，为毛泽东打倒一切，搞乱全国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早已受到了国人的清算和法律的审判，他们也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恥辱柱上。如果这一揭露属实，那就说明他们父子都是《北航》的毛左派，今天的韩德強要“子继父业”，像他的父親当年为非作歹，随意抓人、打人一样，也在无故给人枉加罪名，随意欧打，说明他们是世代相承的一丘之貉，是今天的人们所绝不能容忍的。
被欧打老人的意见是诚恳的。姑且木论他的意见正确与否，就宪法所允许的言论自由来说，老人的意见都是无可非议的。其实不管对毛泽东作何等样的评价，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尽可以发表争论，这是宪法允许的言论自由。韩德強打人之后不但毫无悔改之意，事后仍在胡说什么自己“一向反对打人，但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造谣、诽谤、汚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人当汉奸的人，宁可被拘留也要打人，并且今后还会如此，绝不认错。” 这是典型的横蛮不讲理的強盗逻辑。请问是谁不讲理？是谁在“造谣、诽谤、污蔑”？有哪一个司法机关给老人定了“日本汉奸”的罪名？韩德强有什么理由给老人戴政罪名的帽子呢？毛泽东是何等样的人，早有无数的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毛左们拿得出否定这些事实的理由么？难道今天只允许毛左派们在继续无恥地吹捧毛泽东，不允许其它的人们对毛的揭露批判和否定么？筆者就是揭毛批毛的一员，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残暴、最荒淫卑鄙无恥之徒，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韩德強之流有本事就站出来公开论战，不要在那里打人骂街，那是无恥小人的下流之作，是令人不齿的。
李锐、茅与轼、辛子陵、铁流、潇铎洁------等等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都有许多揭发批判，那都是无可辩驳、令人信服的。筆者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特别是铁流先生要把毛“头像下墙，腐尸出堂” 的主张，更是筆者坚决拥护的。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筆者在自己写的《千古灾星毛泽东》一文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在此无须赘述，毛左们有意见就公开站出来论战，用嘴或用筆都可以，铁流先生早就表达了此意，筆者坚决与他站在一起，准备迎接毛左门的任何挑战。
但，当前主要之事是追究韩德强打人之事，还被打老人一个公道，同时追究他欧打老人的法律责任，以声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
可知今天不是文革的时代了，韩德強之流的流氓卑鄙行径在受到国人遣责之同时，当然还要有法侓的制裁。我完全赞同铁流、蒋文扬、袁正心等88位老人的意見，必须追究韩德强欧打并辱骂老人的法律责任，同时认为他没有资格继续任教，要求《北航》党委和行政部门应把他驱逐出教师队伍，以维护我护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美德。
2012年9月23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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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66岁老人杨靖喊话：约见韩德强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居民杨靖，今年66岁。得知北航教授韩德强在大街上与80岁的老人因对毛泽东的看法问题发生友好交流，很感兴趣。
杨靖通过网络喊话，愿意约见韩德强，就毛泽东的看法进行友好深入的对话和交流。
时间：2012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十四）上午10点
地点：北京市朝阳公园门口；
交流方式：语言，文字，或其它，或双方协商再定；
交流原则：提倡文明、平等交流，不得问候对方母亲，不得对对方家庭女性感兴趣，不得牵扯对方祖宗。
欢迎市民、网友和游人观摩围观。但不准起哄和拨打干扰电话（如110、120等）。不准说“谁不去是孙子”之类不信任语言。不准使用“叫兽”“猫粪”等有辱无辜动物的词语。
杨靖电话：1312113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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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从韩德强打人说开去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4日 转载)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一位白发老人看到“毛主席，人民好想您”的标语牌时，他先是说了三个字：“想个屁！”，接着表达了他的看法：“将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愿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旁的北航副教授韩德强听了，立马认定他是“汉奸”，并随即诉诸暴力、执行私法，先后搧了那位“汉奸”两个大巴掌。
此事曝光后，很多博友将韩德强与文革中的红卫兵并案论处，痛加斥责。不过，我在这里要为北航校友韩德强稍稍讨回一点公道。40多年前的红卫兵（我曾经是其中一员），如果认定某人是“坏蛋”，或是“牛鬼蛇神”，则完全可能像韩德强那样，怒火中烧，拳脚相加，并且丝毫不认为自己的正义行为“犯了法”。而这一次，韩德强发文为自己辩解时，他承认，他清楚自己打人是犯法行为，为此甘愿“被拘留”。我认为，这是他比当年打人的红卫兵有长进的地方（与我相比还是差劲，因为我不打人），应当如实加以肯定。
与40多年前的红卫兵相比，韩德强没有长进的地方是：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认定某人是“汉奸”，从而理直气壮地将其打成异类。然而，将一个人定为汉奸，岂能如此草率从事？《现代汉语词典》就“汉奸”给出的定义是：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们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那位老人说了那句话，再加上“想个屁！”，他怎么就成“汉奸”了？！如果韩德强的认定之术能够成立，那么，神州大地上岂不就要帽子满天飞，整人随便来？特别是，有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所说）这个人岂不更应被韩德强认定为“汉奸”，而且是百分百的“汉奸”？！“毛主席，人民好想您”岂不就成了韩德强打死也不想看到的“大汉奸，人民好想您”？！显然，在一个不是无法无天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权认定他人是“汉奸”；有权将某人认定为“汉奸”的，只能是法院。在这件事上，韩德强有资格做的，是举报，而不是判决。
韩德强打人的视频被目击者放上网络后，他在“我为什么打人”一文中把那位老人死死咬定为“汉奸”，从而将他的犯法打人置于道德高地之上；韩的乌有之乡战友张宏良、郭松年、戴旭等人则选边站台，很有哥们义气地为其输送负能量。然而，这些毛左们振振有辞、情有独钟的越权私判，不仅与法治水火不容，也与法制正面冲突。殷鉴不远的文革史告诉我们，这样的越权私判，只会制造无尽的人权灾难，而无半点正义可言。
韩德强所倾心崇拜的毛泽东除了有上述疑似“汉奸言论”外，还曾再三对日本侵华表达过由衷的感激之情。本文且举一例如下：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访北京，他对毛泽东说，当年日本侵华，很对不起。毛泽东马上回话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要不是你们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还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见《田中角荣传》日文原版）
与毛泽东这种真诚的对日感恩心志截然相反，我对日本侵华的罪恶行径则抱有极度的憎恶。血腥无比的日本侵华使中华民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生灵涂炭。艰难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作为中流砥柱抗击日寇的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而奉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宗旨的毛泽东则大为得益，并最终夺取政权，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极权统治，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歧路。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创伤，除了直接的、巨大的战争创伤，还有简接的、深远的制度创伤。比起别人来，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也因此加了倍。
说到日本，让我耿耿于怀的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日本是宪政民主国家中第一个与六四屠夫交欢恰谈、做起生意来的。这种弃义逐利之举令我深度鄙视至今。1989年6月3日夜，为了对和平抗议民众执行“寸土不让”的方针，全副武装的“威武之师”奉命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举枪扫射，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日本政府追随世界上所有宪政民主国家，义正辞严地谴责了这一反人类罪行，并宣布对六四屠夫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好不容易正义一把的日本政府，却在几个月之后就玩起了猫腻，背着盟友向六四屠夫暗送秋波，为抢先逐利而不惜弃义。比起别人来，作为一名六四政治受难者，我对日本政商二界这种小人行为之鄙视，也因此加了倍。
八十一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卑劣无耻地一手策划、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也因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国耻日。今年9月以来包括9月18日的街头游行，我相信是自发与组织缘来份合的产物（不与组织联姻，则只能自费散步而不能带薪游行）。我也相信，包括韩德强在内的众多游行者，其目的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像韩德强那样将国人诬指为“汉奸”、“国贼”，这不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而是又添国耻、再辱中华。像陈光标那样盼着日本大地震，地都陷下去，日本亡国灭种一了百了，这也不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当然，动用核武器、杀光日本人，那就更加不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了。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正道当是：有愈来愈多的国人认同“捍卫人权，匹夫有责”这一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和建立人权立国、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坚定共识。这里的“匹夫”，是取其名而更其涵，指任何想从臣民走向公民的普通人，例如甘肃的陈平福先生，就是一位可贵的“匹夫”先行者。这样的“匹夫”越多，则中国越有可能走向那样的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群众可以合法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引自陈丹青先生微博，略有改动）。
说句心里话，迈进那样的时代，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殊为不易。但是，舍此别无正途。只有到了那样的时代，中国人才能真正被越南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看得起。只有到了那样的时代，中国才能真正解决好钓鱼岛及南海诸岛的领土纷争，而再也无需一味搁置下去。
2012年9月23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24日播出）
木然：打人有理是什么逻辑？
最近，北航教授韩德强打八十岁老人在网上曝光，《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对韩打人一事进行了批评，网络的批评更是数不胜数。没有想到，在批评的过程中，还有反批评，司马南在《环球时报》发文认为韩打人不对，司马平邦也认为韩打人不对，两司马同时话锋一转，认为韩打人不对，但污辱毛泽东更不对，于是乎，打人事件迅速转向对毛泽东的捍卫。以此为韩打人进行崇高的辩护。打人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上升为捍卫毛泽东的事件，事情来得快，转得也快。一时间，韩的打人事件本身也变得崇高起来，崇高刻意掩盖了错误，打人在无形中变成了正确的一部分。
在他们看来，正确的打人是对的，错误的打人还是错误，韩是正确的打人，打人就是正确。正确由此导致了正确恐怖主义，这是精神的恐怖，精神的恐怖是最大的恐怖。
先说打人本身。身为大学副教授，无论如何，打人也是不对的，而且还打八十岁的老人，这不但是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也破坏了做人的底线，作为副教授，也破坏了作为教师的职业伦理。一个教师，在课堂上，在课堂之外，如果说职业伦理，其目的都是启发，都是让人头脑清明，而不是让人头脑糊涂。也就是说，作为教师，就是要通过讲授，使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大学生所用，为社会所用，研究什么讲什么，总不能说研究物理给人讲的是化学，研究自然科学给人讲的是社会科学，总不能把自己的专业地给荒了，把别人的地当成自己的地强行占有并播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学教师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客，不是政治流氓，不是土匪打手，不是拆迁队，不是政治英雄，传播知识的目的不是让人成为政治狂徒，更不是成为正确恐怖主义，正确原教旨主义。教授的知识是客观的、理性的，是让大学生、让这个社会具有诚实的美德、爱智的美德、公平的美德、正义的美德。让每一个大学生成为社会的和平主义者。而从韩德强所发的论文、所讲的课及其打人的行为来看，其培养的目标却有着极具个人私心的目的。应该说，韩打人，既是他正确恐怖主义的逻辑结果，也是其教师品德不端的表现。
再从社会来看，韩打人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的前兆。中国社会的矛盾，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这一矛盾有三大表现：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官与民的矛盾，官与民的信任度下降速度太快，合法性流失速度太快，官员整合合法性能力不足，官压民、民抗官，官员维稳，公民维权，官员仇视民众，民仇官；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两极分化严重，已经突破了国际警戒线，也突破了国内底层民众承受的底线；表现在文化上，展现出为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和思想的多元性的矛盾，这一矛盾突出表现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价值冲突上。如果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的解决就是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这就需要建立宪政民主。从平等主义的角度来看或从左派的角度来看，就需要扩大政治权力，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尊严、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平等。
但是中国的左派是有中国特色的左派。这一左派既有着中国逻辑。西方的左派追求平等要求扩大政治权力并不是与权力结为一体，左派的平等诉求与右派的平等诉求有着共享的价值，有着宪法共识。中国的左派是加引号的左派，即“左派”，他们对权力有着特殊的要求。“左派”需要与权力结盟，通过权力实现平等，而现实中的权力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尽“左派”的意，于是他们就寻求精神的权力来弥补现实强权的真空，而精神的强大权力来自于毛泽东，通过抬毛泽东来提高左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地位，并通过毛泽东对现行权力施压，以期现行权力能够在现实中满足他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而当现实权力没有表现出毛泽东的强硬的时候，他们就对现实权力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当这种不满又不能进行系统性发泄的时候，在现实中打人、在网络上骂人不但是不避免，而且是满足他们的权力心理诉求。
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前兆还可以通过这次九一八前后的游行的口号中显示出来。这些口号表明有真爱国的，有假爱国的，有以爱国的名义打砸抢的，有借此游行泄愤的。爱国口号五花八门，表达的情绪也是多元取向。这些口号，既是对社会的不满，又是对强人的召唤。表面看来，这次钓鱼岛的游行是爱国，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矛盾爆发的总预演。从收集并在网上已经发布的游行口号来看，大部分与爱国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借游行的名义，以爱国的名义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由于这些口号不能直接表达，而只能以曲笔的方式表达。一些口号也反映了“左派”的立场，比如：“哪怕喝遍地沟油，也要挥刀斩日寇；哪怕顿顿瘦肉精，也要出兵灭东瀛”、“养贪官做房奴绝不放弃钓鱼岛”、“没医保没社保，心中要有钓鱼岛。就算政府不养老，也要收恢钓鱼岛。没物权没人权，钓鱼岛上争主权。买不起房修不起坟，寸土不让日本人”、“毛主席，人民好想你”、“毛主席小日本找茬要打架”、“毛爷爷，快回来吧！我们想你，小日本又来了，您的这些晚辈总是抗议谴责，或是徒劳的、无效的打嘴仗，您说句话，他们害怕，我去就是了，还有十三亿中国人民呢，打他妈狗日的！”等等。“左派”与权力的共谋，也体现在平等与权力的结合，一旦这种结合完成，所有人的平等就变成了不受制约权力下的奴才的平等。
韩德强打人的逻辑就是“左派”的逻辑。“左派”的逻辑就是政治正确的逻辑，政治正确必须通过强权保驾护航，没有权力，就没有办法保证他们政治正确，而这种逻辑一旦延伸到现实中来，就是专制。“左派”宁要专制下的奴才平等，也不要民主自由的现代平等，他们是在反潮流。韩德强打人事件只是反潮流事件的一个缩影。
来源: 共识网 |
中国青年报：“汉奸”标签下的极端幽灵
作者：包丽敏
上周，在抗议日本购买钓鱼岛的示威游行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认为某位同行的老人卖国，打了老人两记耳光。随后，他又在博客上发帖，义正辞严地宣告自己打人的理由：老人是汉奸，收拾他合情合理。
钓鱼岛争端逐步升温，网络上围绕这一话题的种种议论也如火如荼，各种争议声中，有一种言论现象令人担忧。一些人在表达自己爱国热情的同时，将与自己意见不符、论调不同的其他意见，一律斥为不爱国。比如在微博上，那些主张理性冷静应对钓鱼岛争端、反对抵制日货的，往往招致“卖国”的骂声，甚至被贴上“汉奸”标签。尽管多数网友指责韩德强的打人行为，但也有人支持其作为，在微博上宣称要查清幕后指使者，坚决惩办汉奸。
“不爱国”、“卖国贼”、“汉奸”的标签，被一些人不负责任地、随意地贴到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身上，而全然不管这些人有没有“卖国”的能力，有没有侵害国家的实际行为。
近年来，网上论战流行互贴污名化标签，比如“脑残”、“五毛党”、“带路党”等，但其中尤为恶劣者，就是“卖国贼”和“汉奸”的标签。因为它们不仅将他人丑化、矮化和非正义化，更将他人无端罪恶化。按这种逻辑，只需轻轻往前再推进一步，就可以在虚幻的正义感下“替天行道”了——韩德强就认为，“卖国”的老人该打。而微博上，一些粉丝众多的博主也宣称“汉奸不是同胞，而是国贼”，喊出了“不管是女汉奸还是男汉奸，都在清除之列”的声音。
当然，这些“呐喊”与付诸实施有着本质差异，并且，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论调远非主流，但其中蕴含的逻辑，国人却必须时时有所警惕，因为类似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曾经在并不久远的过去，让国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且眼下，其遗毒还在继续作恶。
每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爱国。要求强硬反制日本、抵制日货、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是爱国；那些不主张对日战争，反对抵制日货，没有走上街头抗议，甚至在一旁“泼冷水”，对激情的爱国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不是就“不爱国”，就是“卖国贼”和“汉奸”呢？
对于爱国，不能只有一种理解，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公民怎么样爱国，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爱国”不能由谁来垄断和霸占。那些没去参加游行却勤于批评政府的公民，他们可以是爱国的；那些乐于帮扶他人、爱护同胞的公民，即使不主张强硬对日，也可以是爱国的；甚至那些没有为国家牺牲生命，却辛勤工作、照章纳税的公民，同样也可以是爱国的……
没有谁可以站在爱国的道德高地上，将异议者推入“不爱国”的道德洼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排他式逻辑和思维方式，不仅将“爱国”二字狭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将“爱国”异化。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次次证明，自以为正义在握，真理在手，就可以钳制异议，清除异己，这种致命的自负和狂热，往往就是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
近日一些地方发生的打砸抢暴力事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逻辑走向极端的恶果。照着这种狭隘的论调，很容易产生某些极端想法：开日本车、卖日本商品的，不就是“卖国贼”和“汉奸”吗，他们的财产不正应砸之而后快吗？
可是，爱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更美好，国民生活更幸福吗？因为对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如何爱国持有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卖国”和“汉奸”；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购买了非本土品牌的产品，就面临被人打砸的可能，这显然不是幸福生活应有的组成部分。捍卫领土和国家主权，是服务国家利益；捍卫同胞的公民权利，同样是服务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
少数人发出的“清除汉奸”的喧嚣，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思潮，相信不至于大规模危害社会，但其背后狭隘而极端的幽灵，却需要我们时时提防，警醒和反思。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新华社谈北航教授掌掴老人：何以为人师表？
网爆北航教授韩德强9.18游行时打老人
e哥想说，“宁肯被拘留也要打人”的莽夫难以杜绝，但是持“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要打得你说不出观点”的人民教师万万不可有。因为尊重他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基本的公民道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早已不是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
来源：新华社 作者：赵琬微
原标题：面对不同意见就“动手”，何以为人师表？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专电（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赵琬微） 在近日北京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因对标语的意见不同，一位中年人突然掌掴身边老人，打人者竟然是一位大学教师。当这位副教授在网上声称“绝不认错”时，e哥忙揉揉眼睛，还以为进入了娱乐八卦板块。
真是奇观！“理性爱国”的呼声尤在耳畔，这位大学教师竟如此言行。打一位白发老人有公德之失，在“保钓”队伍里打同胞有手足之伤，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对待不同意见者，不愿聆听、争辩不成就上前一步扇耳光做法更令人震惊。
e哥想说，“宁肯被拘留也要打人”的莽夫难以杜绝，但是持“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要打得你说不出观点”的人民教师万万不可有。因为尊重他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基本的公民道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早已不是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
为人师表者，榜样也，传递文明理性的价值观念是应有职责。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不是让他盲目相信什么，而是让他学会“慎思之，明辨之”的思维方法；不是让他“用拳头”打倒意见不同者，而是学会运用理性和智慧让对方心服口服。
从线上“约架”到线下“动手”，从线上“围观”到线下“鼓动”，如今选择用“殴斗”解决意见分歧的网络名人、人民教师不是个案。e哥想说，你们可以用自己笃信的方式去生活，但不可强求别人，更不该动粗。因为这不仅会让自己斯文扫地，给粉丝和学生带来的误导更贻害无穷。（完）
李晨辉：韩德强打人事件，北航应该表个态
中国的许多官员，往往不该敏感的时候瞎敏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时敏感到了神经、变态的程度。但往往到了那些该敏感的时候，却又反应迟钝，该敏感的时候，不敏感。比如杨达才一笑，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的时候，上头如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话，本来应该虚张声势地，及时“处理”杨达才，以平民愤。然而迟迟不见反应，于是惹来了更大范围的愤怒。最后人肉搜索，事情越闹越大，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韩德强的事情也是这样，本来打人不是一个太严重的事件，虽然性质恶劣，但后果毕竟不严重，所以，处理一下，平一下民愤，本来也就过去了。然而现在呢，上上下下拖着，管事的，说了算的，似乎没人把这事当事。所以那韩德强，现在虽然一时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有关方面好象还是没有启动司法的意思。甚至，连韩德强所在单位，都没有一个谴责、批评的态度，北航在那里跟没事人似的。其实，要是聪明一点的，你在这事上，起码应该有一个表达。因为韩德强是你们单位的，你要为他的行为负一定责任。而且，学校是个教书育人的单位，百善德为先。你一个四十多岁的教师，当街殴打八十岁老人，何以教书育人？所以说，北航应该有一个表态，说明对韩的行为的态度，然后才可以在一定程度平息民愤，从而使事态不至于再不断发酵。
当然，如今大多的知名与不知名的左派、毛愤们，还在为韩德强打人的行为叫好。甚至还有许多人说，应该打死这个老杂种，老不死的。这是很没有人性、很愚蠢的一种行为、认识。当然，毛左们，本身就是不讲人性，缺乏人性的。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毛时代，是如何地批人性论。听说薄大公子，在文革期间，曾经一脚踹断他老爹三根肋骨。六亲不认，连亲爹都敢踹，那么，就更不用说，大街上素不相识的老人了。但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毛左们所津津乐道、怀念有加的文革，已经结束并被否定了几十年。因此，还对打人，甚至打老人那一套情有独钟，大加赞美，还对没有人性、不讲人性加以肯定，恐怕难以为社会主流所接纳。当越来越多的善良的人们醒悟以后，也会对你们嗤之以鼻。所以我还是正告那些没有人性、不讲人性的，能够稍微的，拾回一点人性。
毛左们，动不动就把这一次韩德强打人，和前不久一美女约架吴法天来加以比较。说什么，韩德强打人要谴责，那么，美女绝约架吴法天也就同样应该谴责。为什么吴法天的时候他们不谴责，等到这一次韩德强时候就谴责，可见他们是双重标准。以此来谴责民主派，他们所说的“右右”。可问题是，吴法天那一事，和此一事，存在着太多的明显的不一致。比如说，上一次，是位美女对一位男士。第一年龄相当，好象美女的年龄还小一点。相对来说，打人的是弱者。而这一次，是一位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的人，打八十岁的老人。尊老爱幼，在中国，是即使一个普通人也应该具有的美德，更何况你是当老师的。而你不但不懂得尊老，还两次掌掴80岁老人，你还是个人吗？其实，同样是殴打，而且，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网络上前不久还报道过郑州一帮老头，围殴一个攻击毛主席的老头的事。为什么那一次就没有产生强烈反响？因为那次是老头打老头，性质就不算太恶劣，而你一个年轻人打老头，显然就无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赞美。那些还在坚持为韩德强叫好，说韩德强打得好的人，可以看得出，他们要不就是一时糊涂，要不就是根本就没有人性。
又有人说什么，好人打坏人，就该打。又说什么，那老头是汉奸，汉奸不但该打，还该杀呢！这都什么话。是坏人就该打？要是这么说，这世界坏人多了，如果是每一个所谓的好人，都起来打坏人，这世界不乱套了，这还叫得上法治社会？更何况好人与坏人，不是嘴上会气，起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界定的。你自以为是好人，可能在许多人眼里，其实你是一个很坏的人。同样，你认为的坏人，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却是一个大好人。就比如说那茅与轼吧，在很多左愤有眼里，茅与轼肯定是个大坏人，甚至该杀了。可是茅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却可能是个大好人。这样的人，你说怎么办？所以，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的界定，一般人是没有权力做出来的。你可以认为他是好人或者是坏人，但因为你的界定并不权威，所以你就没有权力因为你自己那么认为，你就采取行动。就比如说，我们和人打了架。如果闹到法院去，如果你对法院说，我打的是坏人，所以我打他就有理由，甚至就合法。你这样说，恐怕只能遭来世人的耻笑。所以不管你们自认为，坚持毛路线毛思想，多么崇高，但首先，还是先要做一个懂法的人。至于那个说老头是汉奸，就不但该打，就更简直该杀的人，就更邪恶了。是不是汉奸，你嘴上说说可以，但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则需要权威部门做出鉴定，你说他是汉奸，他还说你是大汉奸呢？怎么办，说不过就打吗？这样下去，文革时的武斗、乱套，不就又开始了吗？
另外，我觉得，那些支持韩德强打老头的毛左们，一直都没有搞清楚，老头骂毛主席，具体究竟骂了些什么。那些支持打韩德强的，比如，昨天我在王炼利的博客里看到说，清华大学有个宣传部长，居然也支持韩德强打人。看那题目就更能把人气死。题目是《清华宣传部副部长：老人该打，韩德强是助人为乐》。你看这个宣传部长，还是他妈人揍的，人养的吗？一个如此高级的宣传部长，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让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细看那文章，这个部长，煞有介事地把老头骂人，归为几部分，说老头先是阻挠破坏人们的抗日游行，然后说什么支持汪精卫，然后又用国骂骂毛主席云云。可实际上，这都是无中生有。我研究了一下关于老头骂人的材料，包括韩德强本人叙述此事的微博，都没有提到老头支持汪精卫这一个说法。至于老头用什么样的语言骂毛，韩的博客里，也是极其含糊，语焉不详。我想问的是，这老头喊支持汪精卫，还有用国骂骂毛主席，你们这些支持韩德强的人，是从哪里找到的根据呢？事实上我看到的另一段关于老人被打的叙述，老人当时是相当理智地在和一些进行说理。综合这个材料和韩德强本人的自述，我想，老人在当时，也不过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完全没有破坏和阻挠人家游行的意思。所以，无论如何，韩德强打人，是无理而又恶劣的行为，是不能饶恕的。我想，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看不下去一个老人无辜被打的人的。好象已经有很多人，向韩德强提出约架。我想，要是上头对韩德强有个处理，民愤能够得到相对的平息的话，这还罢了。如果这样拖下去置之不理，那么，韩德强，你小子等着吧，我相信，会有人收拾你。不能让你白白地打一个老人，而且，你用的还是一个相当恶劣的借口。
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直很纳闷儿，那个在那种场合，勇敢地宣讲自己观点的老人，为什么事件过去这么久，世界上为他被打闹得沸反盈天，他自己却在那里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呢？那个老人在那个场合那么明白，那么义愤填膺，那么，在他被打、蒙受奇耻大辱之后，更应该站出来说明真相，讨回公道。就算老人自己不会上网的话，那么，这老人，能是没儿没女吗？他的后人，儿女，看见自己的老爹，被人当众掌掴，是可忍，孰不可忍，怎么这么长时间过去，却一个屁也不放呢？就算老人不上网，就算老人无儿无女，那么，老人的照片在网上这么久了，老人身边总有街坊邻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也应该可以传到老人的耳朵里，老人自己总应该出来表个态吧？怎么这么久了，就不见老人吭一声呢？当然了，我又在一个相关材料里看到说，老人可能是个精神病人。如果此消息属实的话，那么，韩德强掌掴八十岁的精神病人，就更加地不能原谅了！
来源：博客中国
精彩时评
新华网:莫让舆论热点成为“断头新闻”
2012年09月19日 16:44:51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昆明９月１９日电（记者 白靖利）时间并不久远，但哈尔滨塌桥事件似乎已被遗忘，一起似乎被遗忘的还有“表哥”杨达才、打人部长方大国等。现下，无论是微博还是传统媒体，很难再发现相关新闻。好像阳明滩大桥根本没有坍塌，杨达才们完全没有出现一样。媒体和公众的退场，使得许多舆论热点不了了之，俨然成为“断头新闻”。
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新舆论热点的出现，不断转移公众的视线，掩盖了旧闻的解决。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因为新热点的出现而习惯性地遗忘“旧闻”。在完善的法律体制下，事故的处理不会因为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减退或转移而受影响，该担责的应担责，该处置的要处置。“断头新闻”的实质，是各种问责处理机制并未按照既定程序发挥作用。
舆论热点成为“断头新闻”，最喜不自胜的当属应当担责的单位和个人。我们一直期盼“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新热点的接踵而至，使“旧闻”成功摆脱了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减轻了依法依规处置问责的压力，也就给涉事的单位和个人“暗度陈仓”提供了天然而又恶劣的掩体。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热点新闻的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短，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特性来看，新热点掩盖“旧闻”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便如此，“断头新闻”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圆满解决，同类事件的出现会使得公众拾起遗忘的往事，变得更加愤怒，更加怀疑，甚至以后出现模棱两可的事情时，陷入习惯性怀疑，宁信其坏宁信其假。“断头新闻”的存在，不但欺骗了公众，掩盖了社会矛盾，还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断头新闻”不断侵蚀的无疑将是公众的信任。公众或许会一时遗忘，一旦惊醒，产生的将是失望、遗憾、沮丧和怀疑等负面情绪。本该从严处置的“旧闻”不断石沉大海，不法分子、不公现象在新热点的掩护下逍遥法外或悬而不决。久而久之，社会信用银行里的“糊涂账”不断增加。随着新问题不断产生，旧矛盾不断积累，“断头新闻”的无果而终，让疲于奔命的公众陷入一个又一个热点的同时，心中的疑虑和不安也不断增加。我们期待不再有“断头新闻”。
贺卫方：关注王立军案件报道有感
当王立军明白地告诉了这位市委书记其老婆的杀人犯罪事实后，换来的却是他身边人的被审查和他自己的被调职。书记的权利怎么这么大？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当书记违法时，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所设置的权力管理和制约机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对权利的肆意滥用？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玩这样低级的杀人游戏，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而只能等到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zxb_yiran于2012/9/1920：02：27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今天看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王立军案件的庭审报道，说句实话，看完之后让人很害怕。这害怕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疑虑。
首先，薄谷开来是个律师，她的法律知识是普通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她竟然敢在她认为有人威胁到她儿子的安全时，就敢于动杀心，并亲自下杀手，事后，还敢于向一个公安局长主动透露，并寻求脱罪帮助。她的胆子和自信从何而来？
第二，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手上掌握了国家所赋予的执法大权，却敢于在得知有人杀人后，安排部下为其掩饰并在毁尸灭迹后，还主动打电话向杀人犯报告说“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法律在一个颇有地位的执法者心中完全成为了私人关系中被可以随意践踏的玩物。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法者的？如果他曾经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那么，他又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践踏法律的人的？
第三，当王立军感到与薄谷开来的关系变得疏远，自己有危机感后企图以攻为守，向市委书记也是犯罪者的丈夫反映案情时，这个向来以正派、廉洁、嫉恶如仇的形象示人的书记不是立即指示执法机构逮捕犯罪嫌疑人，而是给了王立军一耳光。一个受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理念熏陶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行为竟然连一个普通的民众都不如，他是怎么在官场上得以混了一辈子的？
第四，很奇怪，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谈到打王立军耳光的人时，只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难道，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有问题吗？难道，直接说出这位书记的名字有问题吗？
第五，当王立军明白地告诉了这位市委书记其老婆的杀人犯罪事实后，换来的却是他身边人的被审查和他自己的被调职。书记的权利怎么这么大？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当书记违法时，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所设置的权力管理和制约机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对权利的肆意滥用？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玩这样低级的杀人游戏，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而只能等到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产生恐惧。原来，行使了多年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机构竟然管不了高级别的官员犯罪。原来，管理我们社会并被我们所敬重的”首长“、”领导“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些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的王八蛋！
那么，往小里说，以后，我们再看到电视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长和领导时，我们应该对他们报持何种态度？是怀疑，是蔑视，还是依然敬重？对他们所宣扬的各种光辉灿烂的说辞和论调是嘲讽，是反感，还是坚信不疑？
回望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回望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回望60多年的建国史，我们该是为这样的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哭泣，还是愤怒？
来源: 凯迪社区
乔志峰：该被“关进笼子”的是权力不是乞丐
南昌一镇庙会铁栏圈行乞者，政府称避免踩踏事故。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庙会上，约50米长的遮阳棚四周，被环形铁栅栏围起，栅栏内，百余名男女老少席地蹲坐，每人前方的栅栏外，放着各色各式的盆碗，有工作人员称这些人均为行乞者，将其圈围是为了避免外来香客被一些不法行乞者欺骗。西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则称，此举是为避免踩踏事故发生，是不得已的做法。（9月19日《新京报》）
在提到当代政治文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引用一句话：把权力关进笼子。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就可能肆无忌惮地把我们关进笼子。透过南昌这道关乞丐的冰冷的铁栅栏，我们看到的是卑微的公民和被践踏了的尊严。为了防止游客上当受骗，就可以人为地将人隔离起来分为三六九等吗？为了避免踩踏事故，就可以野蛮地把一部分人关起来吗？法制观念何在？人性何在？谁赋予某些人的权力？近年来，乞丐似乎已经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但凡上级有检查就将本地乞丐集中起来“扔”到外地的“惯例”，甚至有乞丐在被扔来扔去的过程中丢掉了性命。类似的做法，恐怕不仅是搞表面文章、弄虚作假，更是欺上瞒下、草菅人命。
乞丐也是人，也有尊严，也需要生存空间。乞丐不断增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体制不公，在于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对乞讨现象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对需要帮助的真乞丐给予救助；对职业乞丐一律以诈骗论处。做到了这两点，方能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的乞丐“一刀切”地严苛对待，最起码是惰政和懒政的表现。“铁栏圈住行乞者”的照片被网络曝光后，众多网友给予了口诛笔伐。然而，涉事地方似乎并未接受质疑，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找了不少借口。错了就是错了，赶紧承认错误及时纠正才是正道。不从自身找原因，反倒急吼吼地跳出来绞尽脑汁为自己寻找理由开脱，说明某些人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自己的错误，需要媒体和公众作进一步的追问。谁该被“关进笼子”？厘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离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更近。
斯伟江：进步了！
民间，对王也是爱恨交加。恨的是酷吏一个，无法无天。爱的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一举打掉了红太阳的光辉，原来红太阳也这么脆弱，一个太阳黑子爆炸，变成了月亮的背面。一个为保命而夜奔的人，偶然之间，成了影响历史进程的人，比红拂夜奔少了香艳，多了杀气。民间看来，可怜可恨之余，该感叹的是制造妖怪的体制。而官场中人，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王局也不例外，在夜奔之前，他享受这妖艳。
这些案子落幕后，水混了，最后的大鱼浮出水面。不管如何处理，模式是一样的。个人个案，不涉及体制。体制没错，是人错了。只要有明主，请莫提民主。你看，青山依旧在，二度夕阳红。
有人把王局夜奔视为第二次林副主席北飞。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杀伤力有得一比。林副主席哪会儿，无领馆可奔，只能打飞的。改革开放的成果，王局算享有了。社会在进步。政府也在进化，他们，变聪明了。
林北飞后，毛为向民众交代这个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为何“叛逃”？故硬着头皮下发了571工程纪要，该纪要实质上，把毛拉下神坛，很多有慧根的人是看明白了，不明白的人到今天都在怀念毛。这类人，就算现在还是宣统皇帝，他们都无所谓的。毛如果发一个新华社通稿该多好？
吸取了这个教训，王局夜奔后，审判都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所有的信息，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后放出。由于唯一活动的零件：辩护律师也被锁住，因此，完全可以闭门造车，给你看什么就是什么，吉利远看就是奔驰，芙蓉远看也是汤唯，民众除了谣言，无第三途径。
在审四人帮时，审判颇为公开，是因为当时法治意识不强，即便拿后面制定的法律去审四人，也无律师、记者会提及此事。然而，毕竟三十多年过去。民众也变聪明了。于是，审判也是变形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严格筛选的群众代表我们去旁听了，出来后，他们都去洗洗睡了，把一肚子秘闻带给老婆或者情人。
官场，文化依旧是忠字当头。对王这种原来的忠犬，反咬恩主。官场议论纷纷。以主子之心量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故不得夜奔。但是，问题是，他们也是主子的臣子，故在选择被搞死和选择夜奔间，也很矛盾。作为奴才而已，猪是笨死的，忠也不能笨成那样。因此，他们在主子面前，会骂王。在私下会理解王，摊到老子也学王。当然，王的事，最终决策者该算得上主子级别了，抛弃恩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王会被原谅，个别主子除外。
民间，对王也是爱恨交加。恨的是酷吏一个，无法无天。爱的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一举打掉了红太阳的光辉，原来红太阳也这么脆弱，一个太阳黑子爆炸，变成了月亮的背面。一个为保命而夜奔的人，偶然之间，成了影响历史进程的人，比红拂夜奔少了香艳，多了杀气。民间看来，可怜可恨之余，该感叹的是制造妖怪的体制。而官场中人，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王局也不例外，在夜奔之前，他享受这妖艳。
官方选择了不公开新571纪要，是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向公众交代？不，需要。他们选择的是切割式交代。除了个案，对涉及体制所作的恶，一概删除。或许，毛有自信，当时粉丝足够，而如今，粉丝不多，需要多加维护保养。
既然粉丝不多，应该也知道，明白人是越来越多。对于明白人，他们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来硬的。目前而已，维护那些看CCTV的粉丝，是稳住基本面。家里有一个明白人不怕，只要有一个不明白的家人，就够你难受的。再说，即便明白了，你又如何？
这些案子落幕后，水混了，最后的大鱼浮出水面。不管如何处理，模式是一样的。个人个案，不涉及体制。体制没错，是人错了。只要有明主，请莫提民主。你看，青山依旧在，二度夕阳红。
看来，政府和民间都进步了。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明白人的数量和XX铁粉的数量。数人头的进程似乎在启动。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其非此事乎？
确实进步了！钓鱼岛必是中国的，苍井空属于她男友的！（爱国爱党拥护宪法，政治完全正确，谢绝非法删帖）
来源: 作者博客 |
王强：游行示威的双重标准
外界之所以质疑政府在背后“默许”，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大部分批评者认为政府在游行示威上的不同标准。如果一直以来政府允许民众在维护个人权益、反对官僚腐败等问题上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表达声音，那么，在反日过程中，政府可能不会在此方面承受舆论压力。
虽然中国多地警方呼吁民众理性爱国，并警告打砸抢烧将被追究责任，但是外界仍质疑中国政府是否对自上周六出现在西安、青岛等一些城市的反日抗议活动采取了默许或者至少暧昧的态度；部分活动看起来经过了严密组织。
上周日，中国有50多个城市据称爆发了反日游行。在青岛、西安等一些城市，一些人表现出街头暴力倾向，焚烧日本品牌的私家汽车和日本在华的工厂，抢劫日系车4S店或者商店。很多人在微博上上传照片，称某些官员和警方也参与进了游行队伍。
这让部分理智的公众难以接受，批评政府操纵游行并纵容了街头暴力，导致中国人自己的财产受到很大损失，并自乱阵脚。作家慕容雪村评论说：“被政府操纵的游行不是真正的游行。”
类似的场面在几年前也出现过。2005年3月至4月期间，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针对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在一些城市，抗议者砸坏了日本商场、饭馆和日系汽车销售店。虽然当时微博等社会化媒体没有今天发达，但中国民间仍对于游行展开了各种争论，例如过激民族主义以及抵制日货的限度等等。
但当时民间并未过多讨论政府是否涉嫌操控游行。但在最近几天的反日游行中，由于微博等强大的互动平台，使得各种信息会在短时间内被人们看到，虽然其间混杂着很多谣言和不实之词，但大量信息显示政府希望利用民众仇日的情绪，以促成其外交政策目标。
在互联网上，人们批评政府在对待游行示威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
虽然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对于游行示威采取严格的限制。尤其在1989年10月出台《中国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后，游行示威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得到政府批准的民间游行示威活动更是几无可能。
而对于民间自发的游行示威活动，各地政府几乎都会以“群体性骚乱事件”处理。最近几年，中国各地民众针对政府强制拆迁、工业项目环境污染等不断爆发游行示威事件，比如今年发生在四川省什邡市的市民反对一个钼铜多金属加工项目事件，以及江苏启东市民针对日本王子纸业工厂的排污管道修建计划发起的大规模反污染抗议示威，地方政府均严阵以待，迅速动用国家机器，拘捕组织者和游行示威者，制止游行示威。
即使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政府虽然特别划定了游行示威区域，但最终几乎所有的游行示威申请都未被批准，民众仍不被允许聚集在一起，就某一主题表达共同的意愿，无论是抗议还是支持。
所以，一个对民间游行示威严格限制的国家却在最近几天发生了多个城市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行动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统一性，不能不引起外界的关注，并讨论其背后的复杂初衷。
当然，在最近几天的反日游行中，街头暴力也让各地政府担忧：如果发生更激烈的街头暴力，很有可能导致局面失控，在目前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局面失控可能影响政权稳定。所以外界也注意到，各地警方已经开始发出呼吁，要求民众理性爱国，并表示将对暴力采取限制。
上周日，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发布称，倡导群众保持理性，并提醒，如果游行中损害别人合法权益，将被依法处理。当天，青岛新闻网也发布消息称，9月15日，极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扰乱社会秩序，青岛警方迅速开展处置工作，抓获多名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平息事态，恢复秩序。
连最初一直支持反日游行的《环球时报》也发表文章称，舆论必须反对所有抗议中的暴力行为，暴力不需一事一议的价值评判，对它必须无条件反对。
《环球时报》进而为政府做了辩护说：“周末的打砸行为受到主流社会一致反对，这一点完全用不着怀疑。官方是这些打砸行为的坚决反对者更不应被怀疑。少数人在互联网上指责政府‘怂恿’、‘默许’打砸行为，这是故意拿这些事件说事，发动他们习惯性的对政府抨击。”
本周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也称，近日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涉日游行示威完全是由于日本政府宣布非法“购买”钓鱼岛导致的，是公众的自发行为。这种行为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方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烈义愤。
其实，外界之所以质疑政府在背后“默许”，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大部分批评者认为政府在游行示威上的不同标准。如果一直以来政府允许民众在维护个人权益、反对官僚腐败等问题上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表达声音，那么，在反日过程中，政府可能不会在此方面承受舆论压力。
当然，在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民众真正的爱国情绪面前，不论是政府推动还是民众自愿，都无可争议。在中国，之所以上述问题变得有争议，皆因中国政治议程设置的选择性：对内，不能兑现宪法承诺，难以保证针对合法个人权益以及公共权益的公开表达。
未来，除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时放宽对游行示威的限制，在其他方面，中国也应该考虑如何逐步拆除设置在公民合法的示威游行前面的障碍。
不可否认，在游行示威过程中，惩治街头暴力和机会主义者也是必要的，这在各国都不存在争议。
不论是2005年的反日游行，还是今年的反日游行，人们都发现，街头暴力都会伴随发生，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都会受到极大侵害。2005年，虽然事后中国政府逮捕了几十名反日组织领导者，但很多商场和饭店被砸毁，很多公共设施被破坏。
这些场景，让人们看到的不再是文明的抗议，而是野蛮人的狂欢、集体暴力以及机会主义者的趁火打劫。这种情况，不论在民主体制下，还是在非民主体制下，其实都广泛存在。
在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看来，对于机会主义者和暴力的放任，却存在着制度上的区别。在其著作《集体暴力的政治》中，查尔斯·蒂利认为，民主能够抑制国内暴力的发生，高强度的暴力很容易发生在低能力(Low-capacity)的非民主制度下，这种制度为机会主义者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
而暴力发生后，对暴力实施主体的惩罚会受到伤害者的异常关注。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第四条对游行示威中的不法行为有清晰的规定：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该法第五条也规定，集会、游行、示威应当和平地进行，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
而且，该法对赔偿责任也有所涉及，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 在集会、游行、示威过程中，破坏公私财物或者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亡的，除依照刑法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予以处罚外，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该法并未对赔偿责任有更详细的规定。所以，虽然暴徒最终可能被抓获，但是，那些个人财产受到损害的私家车户、4S店店主应该由谁来赔偿，谁将被确定为民事赔偿的责任主体，是肇事者、游行的组织者还是当地负责治安的部门？目前来看，似乎并未有答案，而笔者了解到，此前，关于此类公共事件中的损害赔偿也未有相关的判例。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
宪章论坛
秦晖：我们要警惕改革中遇到的公正性危机
本文节选自《十年沧桑》（金雁、秦晖著）
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不仅是经过了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消：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1/5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罗斯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罗斯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得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不仅是经过了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基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
而今天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萧瀚：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
一、官僚社会的源流与现实
二．官僚社会的症状
（一）流动性等级制
（二）资源的流动性垄断以及财富积累的抢劫性与分赃性
（三）私权无保障
（四）其他症状
三．宪政转型的几个难题
（一）自治与联邦
（二）军队国家化
（三）转型政治家
四、结语：百年孤独汇入世界大潮
作者按：本文应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之约而写，发在该刊今年8月号，现发表于此。
宪政观念在1990年代再度成为改革话语热词之后，宪政转型也成为学界相应的热议对象。但是，在讨论宪政转型的现实性之前，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学判断。换言之，中国的政治转型，为什么要在宪政问题上下大力，甚至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宪政，而不是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任何其他议题？这当然并不是说民主、法治或公民社会不重要，而是说，宪政为何比它们更重要？厘清这个问题，是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基础，更是对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予以展望的关键。
一、官僚社会的源流与现实
无论东西方历史，任何一国的宪政转型都与其转型前的社会密切相关，有些国家的宪政转型成功率甚至完全取决于此前社会的状况。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当代的北非、中东，都有自己特殊的异于他国的本国国情，不了解其历史，不了解其国情，就无法理解其宪政转型的进路。在宪政转型的前夜，中国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国情？
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曾对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有过一个精彩的政治社会学概括：
共产党的官僚机构比国民党大十倍，比传统一体化结构大一百倍。……到80年代初中国拥有4000万党员、2500万国家干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官僚机构庞然大物。随着国家官僚网达到社会底层，近代以来不断萎缩的民间社会终于消失，50年代中国社会组织达到彻底的官僚化。[1]
金、刘所指出的官僚组织的规模，现已达致更高的水平。根据官方数据，不包括事业单位编制，截至2010年，中国公务员人数已达705万人。[2]但这样的算法低估了官僚组织的规模，因为一则在事业编制占主导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部门并未实行市场化，其工作人员的收入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国家财政来支付，二则事业编制的各部门由于其在各自社会领域的垄断地位，依然具有高度的行政化色彩。因此，程度极高的官僚社会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
这一官僚社会固然是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出来的，但它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或者说，当代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庞大的官僚社会，首先是因为有悠远的官僚政治历史传统。
远溯国史，可以看到，至迟从秦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官僚政治的传统。商鞅的《商君书》将官僚政治的统治基调与基本方法讲得十分清楚，而这些统治手段在直到今天为止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三千年历史中的中国政治，一个显著特征是王权或皇权的逐渐增强。随着贵族制崩溃，西周以来形成的家产制政治历经千年逐渐被改造成以科考为依托的“皇权—士大夫”官僚政治。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百年中国饱经沧桑，家产制虽转化成党产制，但官僚政治部分不但几无改观，甚至固若金汤、变本加厉。目前中国问题，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涉及一切领域，究其根本，在于党产官僚政治下，“铁打的权力，流水的官”造成的流动但连续的权有制抢劫、无所限制的寡头化伪公权，在侵犯人权方面长驱直入、无所掩蔽，制造无数人间悲剧。
无论古今，中国官僚政治的基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前者解决钱袋问题，后者解决脑袋问题。古代的王是家族，现代的王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群体，目前是中共。中国官僚政治的两大支柱，一是土地权有制[3]，古代是王权或皇权家产制下的权有制，当代则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党产下的权有制；二是权力本位下的等级制。掌控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官僚集团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权力本位的等级制观念则是服务于此的意识形态。在权力不受限制的地方，绝对不存在公有制，只有权有制。因一切涉“公”利益，都需要委托一批人代为管理，管理权如果无法置于公共所有人的最低限监控中，就必然导致腐败，因为管理者不会认为自己贪贿的利益是属于任何人的。然而，公共管理的监督成本很高，需要大众理性、持续地投入精力，同时，公共管理的成本与公共部门的规模成正相关系。“公共利益”的范围越大，制度设计越复杂，管理成本相应越高，管理难度越大，腐败可能性就越大，所需公共所有人投入的精力也越大。发达的公民社会，会以自治形式将专制社会好大喜功的庞大公共管理化整为零，使管理成本降低，难度减少，腐败也相应减少。而官僚社会则恰恰相反，监管成本奇高，而贪贿成本则极低——就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独立而是效忠于党派的司法体系也不可能公平地解决贪贿问题。
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曾想根治官僚政治的这个痼疾，但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分权，而是更极端的集权，结果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官民均不聊生，且导致官僚政治反弹后使得原有的痼疾更加强固。官僚制只能改造，无法取消——任何社会都需要官僚制，改造的方式不是疾风暴雨的重锤，而是改变其基础。因此，土地权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改革，以及结束权力的暴力来源、结束其等级制组织形式以及结束其所依赖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是终结官僚政治与官僚社会的核心命题。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英国奥卡姆（WilliamOckham）的逻辑学法则，哲学史上称之为“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在我看来，套用奥卡姆的名言，“若无必要，勿增公共，”这或许应该成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制度领域的“奥卡姆剃刀”。这是大社会小政府的人性基础。政府与社会、个人都存在着权力与自由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权增加，社会权、私权必受挤压，善治国家必然是私权和社会权发达，公权则由上述两者将其限定在必要限度内。任何国家都存在官僚制，是社会必需，唯有在公权力被垄断私化之地，才会配以效忠特定党派并具有自身非职业的私利益的官僚制，从而产生以侵犯人权为基本特征的官僚政治。
中国官僚政治的悠久传统与极权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为它们都是以官僚机构为其核心的运行枢纽。古老的官僚政治配以现代科技，便是天然的极权主义——从而成就官僚社会。虽然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了部分经济领域的半松绑性改革，但与真正的结束官僚政治——官僚社会所需要的改革——还距离十万八千里。官僚集团在国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人类生活最重要领域的决定性垄断地位，没有过任何根本性松动，甚至连松动的端倪也没有出现过。
二．官僚社会的症状
正常社会有正常社会的基本特征，病态社会也有病态症状，官僚社会自然亦有其基本症状，这些症状涵纳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但集中于政治领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官僚社会应该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的概念，因此，其症状也该是与公民社会相比较而言——当然，都是在韦伯（MaxWeber）“观念类型”（idealtypes）意义上的比较。
（一）流动性等级制
官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其基本等级则是官僚阶层与被官僚阶层统治与管制的奴民阶层。官僚阶层内部也划分为无数等级，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官僚等级制最到位的概括；同时，被奴役的奴民阶层也在自己本阶层内模仿官僚阶层确立等级。这种等级制毒瘤不但弥散于所有领域——包括学校、医院、报社等任何部门，甚至连家庭也会形成严重等级特色的人际相处，父权制是其基本特征。不但官僚阶层奴役奴民阶层，就是奴民阶层内部大量依附于官僚阶层的奴民，也会利用这一依附关系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等级制压迫关系。这种压迫关系根据其依附对象官僚的级别，甚至会常常延伸到官僚阶层内部，对级别不够高的官僚形成逆向压迫。由于意识形态效忠体系具有一定开放性，这种等级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特征，古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描述的是科举流动性等级制，而共产党体制下的流动性等级制则改科举为入党，作为基本的等级制门槛。
（二）资源的流动性垄断以及财富积累的抢劫性与分赃性
所谓流动性垄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流动性，指垄断者作为具体的个人，具有流动性，这是官僚职位的变迁所带来的；二是集团性垄断，此处垄断的根本含义是指相对封闭的集团性垄断，当代中国则是由共产党官僚集团所垄断；三是垄断领域的全面性，即垄断遍及所有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所有领域的资源，都在官僚集团手中掌控，民间能够分享的利益极其有限，而能通过市场公平交易分享的则更少。垄断导致了财富的积累方式，具有浓重的抢劫特性，以及依附抢劫、参与抢劫的分赃特性。
由于中共官僚集团的流动性垄断资源，导致了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抢劫，文化上专制。只是出于有利于抢劫而一定程度上放开的市场，一方面只是从垄断中分一个小小的口子，另一方面替垄断作掩护，化明抢为暗夺，利用暴力政治的垄断地位收获市场的主要份额，进行寡头式分赃，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性质。这就是秦晖先生所谓“化私为公——化公为私”的各种利益与财富的掠夺过程。[4]
（三）私权无保障
由于中共官僚集团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其依托于暴力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垄断，使得立法行政司法通通笼罩于党权之下，因此，无论是诚实劳动获得的合法财富，还是利用官商勾结得来的非法财富，究其本质，都不具有制度保障性。任何人的私权安全都具有侥幸性，而不具有确定性。只是从概率上看，官僚集团及其依附者获得的各种利益，无论合法非法，都更能得到制度的一般性保护，而无权无势的奴民们的利益，则难以得到一般性保护。近20年来各地极端惨烈的血拆现象，便是私权不得保障最典范的实例。
除了直接面对伪公权的私权难以得到保障，私权难得保障的另一个特征，是私权与私权之间的相互侵害，也很难得到来自伪公权的公平司法，私权受损者无以得救济。而且从官僚集团的统治利益出发，他们更乐见私权之间的相互损害，私权之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是官僚集团统治安全的重要保障。除了官僚社会的长期存在，私权缺乏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社会自身严重缺乏自由精神，从而缺乏尊重私权的常识。
这种局面导致了未来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困难，因为自由是民主之根，没有自由作为基础的民主，很难保障自由，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多数人暴政。缺乏私权观念的人群，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造就私权通过契约的自由而联合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制约政府权力的主要来源。
（四）其他症状
其他症状都是派生于上述症状的并发症，例如，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权力行使缺乏正当性，因此，以公共利益或任何公共之名行使的权力，都不具有公共含义的合法性。虽然政府施政在一些诸如路政、救灾、具体个案的司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结果正当性，但权力的总体特性是非法的，其行使的程序也是非法的。再如，由于权力并非来源于非垄断性的选举制度，没有民主政治做依托，权力本质上集中于党权，因此，立法、行政、司法的分工不具有三权分立的特性，权力并未分立，即使其本身相互之间有微弱的制衡，也只是垄断集团自身的权斗——哪怕这种权斗的结果在有利于人民时具有一定正当性，但依然不是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制衡。
从上述三大症状中派生出来的各类社会并发症，难以一一归纳，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全民腐败、社会道德全面沦丧的末世景象，整个社会丧失了正常健康的价值观、伦理观，因此，各种造假、损害环境、只顾私利罔顾公益的短期现象层出不穷、登峰造极。
三．宪政转型的几个难题
官僚社会的转型必有相应的难度，因此研究中国宪政转型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如何认识其难度才能明白转型之困难及其克服之道。虽然在具体实践中未必能克服，但至少在明了需要克服的目标之后，行动更有针对性，既不至于因此气馁，也不至于盲目乐观。
（一）自治与联邦
中央政府能否成功地转型为宪政型政府，从长远眼光看不是最重要的。倒是以县级为基本单位的民主自治政治是否能成功，才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关键。大陆这样地域辽阔之地，不走联邦制道路，善治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这是政治治理与经济财政双重问题所决定的。美国学者奥茨（WallaceE.Oates）在其《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一书中，通过对集权政府和分权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的财政研究后，得出结论，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是最合理的。[5]其政治经济学路径的研究结论，与200多年前麦迪逊（JamesMadison）、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等美国国父们所著《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政治学路径的研究结论，异曲同工。联邦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联合，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人自由联合”理念也是一致的。
当年美国走向联邦制时的阻碍，主要集中在原各地邦联州的分离倾向，是过度分权带来的松散、缺乏联合、缺乏凝聚力，是各州边界壁垒过甚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则在于自秦废封建之后，数千年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随着多年来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强化灌输，许多人早已将大一统意义上、中央集权意义上的“统一”视为不容争辩的公理对待，这是深藏在民意中极端顽固的偏见。中央集权造成中央无力管理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又不屑于对地方民众负责，其结果便是官僚阶层鱼肉人民游刃有余。早在明末，顾亭林便已发现“郡县之失，其专在下；封建之失，其专在上”，并提出“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6]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联邦制这样的制度主张，但他看到的问题，与今日并无性质上的差异。
如果中央政府的内部集权问题被打破而走向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三权分立宪政道路，并自上而下推广地方民主自治基础上的分权政府结构，那么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必须重组。在目前根本没有推行县级民主自治的前提下，这个重组的过程，历时多久，难度多大，是否会引发真正的分裂导致的内战，都是难以估量的。而如果中央一级政府暂不改革，推行地方民主自治改革，待县级改革基本完成，中央或许不改也得改。如此，联邦制或许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但这可能无法避免西藏和新疆的独立，即使实行联邦制也可能无法使其自愿加入联邦。
以目前政治形势观察，后一种路径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作为集团的中共，绝没有主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意愿。而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一旦中央权威失控，由于缺乏地方民主自治的底盘，即便中央政府能和平改革，地方改革也因地域过于辽阔而产生诸多混乱，很难展开有序、稳步的改革。同时，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倾向也可能随中央权威的失控而得以实现；若是和平分离还好，倘若不能，便可能是腥风血雨。
（二）军队国家化
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对军方有个描述性判断：“三心二意而又强大”，因此他提出旨在“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的十条方法。[7]但这些方法，纸上是一回事，落实到具体政治生活过程中是另一回事。作为外力的政治领袖能否促成军方的自律，不但要看其是否拥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而且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军方自身拒绝诱惑的节制能力才是首要的。
许多事实表明，在宪政民主化过程中，即使军方不参与政体改革的过程，对于转型之后的民主政体来说，军方也是一个严重威胁。许多时候，在威权政府垮台过程中，军方并不急于出手，以中立态度坐等其被人民推翻，但在建立新政权过程之中或之后，军方则会主导甚至操纵新政权。除了直接参与政变，新政权常常被置于军方的隐性操控之中——即使像智利这样民主政治实行了160年的国家，军政府的成立也只是一夕之间，武力摧垮文官政府确实不是一件难事。因此，如何防止军队干预政治，如何使军队保持克制，一直是个大难题。越是专制传统深厚之地，越是弥漫着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军队的危险性正是源于如此思维方式的政治传统。
在中央集权的郡县时代，中国历代王室对军队问题都极为头疼，武将染指政治或其他阴谋活动者染指军队而生事，尤其在文官政府丧失权力之后，军队干政造成的苦难比比皆是。自汉代以来，新政权建立初期的几十年里，地方诸侯拥兵自重而带来的削藩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江山代出。虽然那是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集权的冲突，但对于人民生活的安全威胁，则与任何军事冲突没有本质区别。现代热兵器时代，无论何种形式的军事冲突，都要比古代冷兵器时代更具破坏力。
在皇权时代，由于政权合法性尚有所谓“奉天承运”的“神授”、“天意”来源，因此军队直接威胁政权会有更多顾虑，从而需要更多的外衣；而在丧失了超验合法性的现代专制国家，军队干政的危险将会变得更为赤裸和危险。因此，军方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在关键时刻是否会支持宪政民主化转型而保持中立态度，这都是难抱很高期望的。军方比任何其他权力机构更明白，在威权政治下和民主政治下，其本身的地位大为不同。威权政治以贿赂性态度对待军队谋求支持，或者说，专制者与军方的利益原本一体；而在民主政体下，和平时期的军方地位，将一落千丈，更因为国会对财政拨款的民主化控制，军方不可能像在威权时代那样呼风唤雨、吃香喝辣。
因此，宪政转型，也必然是对军方权力的大大削弱，军方能否接受这些明显的未来利益中断？对军方高级将领来说，唯有能约束他们的，可能只有军人的荣誉感，这个职业是所有职业中荣誉感最强的职业，因此，可不可以将枪口对准人民，会成为让军方极度焦虑的问题。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据说也有一些军队将领抗命，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军人都是这样的，并非所有军人都有这样正确并且不顾后果地坚持的荣誉感。“六.四”屠杀依然发生，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中共事实上的军事统治，使得转型过程中军队能否中立，而不将枪口对准人民，并非一件可逆料之事。“六.四”悲剧是否会再度发生，并非绝然可判。即使威权政府出现危机时，军方不表现明显的立场，但在整个宪政转型过程中，军方是否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而不参与政治，至少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不是件容易预期之事。毕竟，对于襁褓中的民主新政权，军方有无能力拒绝轻而易举干政的诱惑，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军队的态度与作为或不作为也决定了政治转型是否会有暴力，以及暴力的程度，甚至直接决定未来政治局势的优劣。
（三）转型政治家
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口号式历史唯物论洗脑洗了60多年的中国人，一方面曾自相矛盾地大搞领袖崇拜，另一方面却又极端蔑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看各国历史，没有任何一场改革运动与杰出的政治家无关，这些杰出政治家的作为常常甚至是关键时刻的决定性力量。
由于掌握政治资源的差异，更由于政治资源掌握者个人的品质、性格、才能等诸多禀赋的差异，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普通个人与具有政治地位的政治人物，在政治判断力、决断力、政治动员力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说任何一场改革都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固然政治正确，但杰出政治家的个人作用，也是无论怎么高估都是不过分的。
极权政治在经过一两代传承之后，通常会进入极权领袖个人素质十分平庸的时代。这些平庸的政客，既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第一、二代领袖那样凶狠暴虐，他们通常只求稳，以保住自己的权力和保住权力集团的政权为己任，因此，在政治上通常处于守势。如果权力集团中有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地位而行出格之事，无论是正向的改革者，还是逆向的倒行者，都在他们阻止之列，前者因妨碍政权稳定而被阻止，后者则恐激起民变而被阻止。
当威权政府因侵害人权持续时间过长、经济改革因政治障碍无以推进，社会不公严重加深而出现危机时，尤其是威权政府的后期通常是一种寡头分赃体制，这时就不排除权力集团中有政治家会出于全盘考虑而试图推行根本性变革。这里的全盘考虑，至少包括政治家维护自己权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实现政权与人民的和解等多重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混杂的通盘考虑。这些政治家一方面在原体制内享受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是最高权力，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常常是决定性的力量。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СергеевичГорбачёв）和叶利钦（БорисНиколаевичЕльцин）都是这样的转型政治家。
当代中国是否存在这样的转型政治家——至少是潜在的？应该相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件奇怪的事，完全没有才是奇怪的。分析政治家，和分析其他任何领域的人物一样，无论是否将分析的主目的锁定在公共利益上，首先必须将人的行为动机锁定在要分析的对象的个人利益上，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个人利益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人们甚至常常因为价值观的差异，而完全无法理解他人的利益。韦伯明确地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分析中的利益确定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8]被所谓唯物主义毒害的国人常常在思考利益时只能想到物质利益而无法深入思考并理解精神利益，这尤其在分析具有特别公共性的政治人物时就会有失公正和准确。
对于政治家而非政客而言，尤其是权力地位很高的政治人物，什么是他们的利益？应该说权力、安全、历史地位都是政治家们最重要的利益。家族经济利益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在分析政治家时，这种利益是次要的。许多人将政治人物的家族经济利益置于首位而对政治人物进行分析，这是庸俗低能之见。
当威权政府尚未陷入严重危机时，其中的高级掌权者通常会以自保与保权的姿态成为平庸的政客，但当威权政府陷入严重危机时，如前述尤其要注意到威权政府的后期通常是权力寡头制的特性，原本有些隐藏了抱负的政客就可能有转化为政治家的可能性。这些政治家是从政客转化而来，因此，他们可能始终会将继续拥有权力作为其首要目标——尤其在他们即将因掌权集团内部的权力更替规则而自然丧失权力时，而从政治策略角度看，要想在濒临崩溃的威权政府中为政治转型作出贡献，保住权力也是前提条件。因此，只有从权力角度看待，才能认清转型政治家的可能行动，这可以解释有些政治家为什么在最初的掌权期间没有改革的动力，而到即将失去权力时才会戮力推进改革。
分析转型政治家推进改革的可能性还得考虑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地位。每个人都有虚荣心，但表现形态各异。除了有些政客出于掌握实权的强烈欲望而刻意隐藏虚荣心之外，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不倒翁政客富歇（JosephFouché），真正的政治家都会有留芳历史的强烈渴望，这种强烈渴望当它与正确的价值观相容时，就会转化为政治家的荣誉感，而不简单是虚荣心。应该相信，在威权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其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政治家，他们希望自己因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而留芳后世，而不是在政权崩溃之后成为被人唾骂的末代政客。而要成就这样的历史地位，就需要他们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艰难和危险的。
转型政治家是否做出推进改革的决断，还需要考虑他们对自己安全的考虑。极权政治的权力更替常常缺乏最起码的安全退出机制，这在第一二代极权政治中尤其体现得明显。那种权力斗争常常是十分残酷和凶险的，无论苏共还是中共，其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几代之后，权力更替依然危机四伏。掌权者退出权力中心之后，能否安然生存，甚至继续发挥一定影响力，会成为退出权力中心者焦虑的内容。尤其在权力寡头制下，部分权力寡头犯下无数罪恶，手上沾满鲜血，而另外的权力寡头并不沾血；当后者退出权力中心后，因其高位而被视为必须与前者共同承担血债，这种被绑架感也会导致这部分权力寡头惊恐于退出权力中心后是否会在威权政体解体后被清算，或者被作恶的权力寡头裹挟一起维护丧失了合法性的政权。因此，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部分权力寡头也会有改革的动力。
转型政治家在威权政体尚未解体时，通常并不急于表现出他们全面的政改目标，而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启动改革。因此，他们到底是为了维护现有体制，还是要摧垮现有体制，一时难以定论，但无论如何，任何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措施都是值得支持和鼓励的。以前者论，一定程度上的松绑式改革，可能会延缓旧体制的寿命；以后者论，掌握好步骤和节奏的改革，会产生多米诺效应，最终摧垮旧体制。以政治家本人而论，过早暴露目标，会成为体制内外保守派的众矢之的而香消玉殒，改革将随之失败。因此，转型本身决定了转型政治家必然同时兼具政客和政治家特性，一方面具有政治家的智慧和远大抱负，另一方面则适当地运用政客谋略手段，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自身安全，这是无可避免的。亨廷顿把凯末尔（MustafaKemalAtatürk）改革战略战术归纳为“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并举，即在政治谋略首先避开难题，然后一旦决断，以保守派来不及反应的速度推行改革，同时心中的战略目标直到整体改革成功后才加以明确的宣示，而在改革过程中则秘而不宣。可以说，凯末尔将政治战略与政治谋略结合得很恰当。
当代中国威权体制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政客兼政治家，人们当可拭目以待。民间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既保持清醒冷静的独立，又保持对政治家的鼓励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治家本人的个人人格魅力与政治才能以及最重要的改革行动。这样的人物会使得转型成本降到最低点。
四、结语：百年孤独汇入世界大潮
清末以降170年，中国人没有一代人是未经动乱度过一生的，不是外侮，便是内乱，这样的苦难既是古代官僚政治的遗产，也是现代官僚政治发展到官僚社会的现实结果。要结束这样的恶性循环，要结束官僚集团统治人民的格局，改为使之服务人民，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土壤不同，即使耕种的植物相同，也可能种植的结果不同。普世价值的异域移植过程中，既要防止以土壤差异为由拒绝普世价值，又要防止对任何别国的制度设计生搬硬套。可取的思路，是应该在捡取那些具有全球宪政制度共性的制度公约数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添以必要的辅料（例如对议会中的两院制，就应该设计适应中国国民特征的方案，未必需要照搬任何一国的两院制，各国也都有自己的两院制），而目标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
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以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被暂时的一时一地得失而盲目乐观，或盲目沮丧。中国正在走向何方？中国能够走向何方？还要走多久？走的道路对不对？如果走错会有多大的代价？这些都是长期的疑问，答案在所有人的思考和行动之中。
2012年4月24日於追遠堂
注释：
[1]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371。
[2]（http：//cq.people.com.cn/news/2012327/2012327758436738676.htm）
[3]权有制是我在分析中国政治史时经常使用的术语，这个术语在学术界也有其他人使用，但我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主要是从权力制衡角度进入，认为当权力不受限制时，任何掌握权力者就会公权私用，因此，所谓公有制等所有制形式，一旦与权力不受限制相配合，必然蜕变为权力所有制，简称即“权有制”：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僭夺公器，既肆意践踏他人私权，也践踏公共利益。
[4]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五期；
[5]（美）华莱士.E.奥茨WallaceE.Oates著，陆符嘉译，《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页19
[6]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2。
[7]（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页305—307
[8]（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上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页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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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未来3-5年中国经济最困难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23日表示，最近一年来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随着近期发改委审批一些列投资项目，中国经济有望企稳，短期来看，并没有硬着陆的风险。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将出现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李稻葵表示，近一年的经济经济增速下滑，并不是进出口贸易市场的疲软，虽然进出口增速均全面下滑，但净出口却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前八月进出口贸易顺差同比增速仍然维持30%的高位，对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正力量”。
“经济下滑的原因很明确，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0.4%，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李稻葵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幅明显下滑，从去年初的35%下降至8月份的15.6%。
李稻葵认为，1-8月份，特别是上半年，政府在出台微调刺激政策方面比绝大部分分析者晚一点或缓和一点，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决策者担心房地产价格的反弹，以及上一轮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在微调过程中再次出现。
“但毕竟温和刺激的政策已经推出并将在明年上半年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发改委审批的一些列投资项目将会令经济增速企稳，”李稻葵说，明年上半年有个很好的基础，短期内将会出现接近8%的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
李稻葵同时指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将出现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在这个时期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将会动荡不安，乱世仍将是国际形势的主题。特别应该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调整的阵痛将反复出现，并带来全球新一代的经济金融动荡。
李稻葵认为，未来三到五年，中国依赖房地产和出口等传统的增长局面已经不可持续，但其他方面的增长又不能马上完全替代老的增长方式。如果未来政府推出一些列夯实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措施，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十年的后半部分重新出现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前低后高，不仅是一个愿望，而且非常有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大格局。”李稻葵说。
来源: 新华08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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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绝不掉头！——《铁玫瑰的中国记忆》序
北京回龙观天慧园五号楼角。怒放的钢雕铁玫瑰。林昭，张志新，头颅高昂：端庄，美丽，凝思，决绝。
历史，定格、凝聚在这里：一部追求思想自由、独立的民间思想史，一部争取民主，反抗极权的民间运动史。
从林希翎代表的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呐喊，六十年代林昭、张春元代表的《星火》群体的播种，文革年代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陆文秀、王佩英的生命绝唱，到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的奋起八十年代末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前仆后继，构成了一个“民间
中国”的精神谱系。
历史又在这里继续。如一位诗人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极权与自由依然在对峙，黑暗与光明依然在较量，钢铁和白玉依然在决战，血腥和悲悯依然在抗衡”。
1957年开启的中国民间运动的精神谱系，正在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网络民主运动，民间社会组织运动这里得到延续和发展。每一个运动的参与者，不论男女老幼，我们都是林昭、张志新、林希翎事业的继承人。
“铁玫瑰”的构建本身，就是一部民间精神艺术史，既是行为的艺术，更是精神的抗争。围绕着两尊铜铸钢焊的塑像，展开了美与丑，爱与恨，庄严与卑琐，真理与荒谬，生与死的大决战！
历史将铭记：严正学、朱春柳两位艺术家，以及所有的“铁玫瑰”的策划者、参与者、支持者为之所付出的一切：我们都是见证人！
“铁玫瑰”园成了我们的精神聚集地。我们来到这里，不仅是要向先驱者致敬，更要获得“中国记忆”，接受良知拷问，吸取精神力量与智慧。然后，目光炯炯，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战斗。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精神标记：“绝不掉头！”
我们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明知“前面是坟”，也要往前走！因为绝对不能掉头回去。我们一路血战前行，走到今天，也只能继续向前！历史不能后退，中国不能后退，我们也不能后退！林昭、张志新、林希翎们，所有的先行者，都在凝望着我们，我们已别无选择。
(2 012年8月9日——10日)
席佳琳：中国新左派沉迷毛时代旧梦
今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中国南方的一家乡村旅馆，几十名毛派人士聚在一起进行共产主义学习。但一个人冲进来打断了他们，这个人说道：“外面有狗。”警察赶到了这家旅馆，目的是监视这82名毛泽东的追随者。
周先生说：“他们管这叫社会主义，但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造的这个制度集合了所有制度中最坏的东西：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腐败以及法西斯主义。”
2008年，一些毛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该党称执政的中共为“修正主义叛徒”。一年后，该党的几名领导人被捕，被判入狱10年。
当毛派这一行人喊道“打倒伪共产党！”时，其他游客吃了一惊。但当这一行人接着喊“打倒贪官！”时，游客中便有人鼓掌叫好，甚至有人跟着他们一起喊。
因支持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而被开除党籍的毛建辉（音译）如今也是毛派。他说：“我们需要再搞一场革命。不动用点暴力，你是不可能促成变革的。
“显然，民意就摆在那儿，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但必须有人出来组织和领导他们，现在缺这样一个人。”
今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中国南方的一家乡村旅馆，几十名毛派人士聚在一起进行共产主义学习。但一个人冲进来打断了他们，这个人说道：“外面有狗。”
警察赶到了这家旅馆，目的是监视这82名毛泽东的追随者。毛泽东是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这些毛派人士大多是60多岁的男性，一心怀念文化大革命。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那段动荡岁月，将于下月上任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是如此。
但在毛泽东去世36年后的今天，他的忠诚追随者常常觉得自己更像异见分子。
一名周姓退休工人说：“今天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文革语言在他口中复活了。文革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破坏。
说这话时，周先生和上述人等正在毛泽东出生地湖南韶山纪念这位前领袖逝世36周年。
周先生说：“他们管这叫社会主义，但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造的这个制度集合了所有制度中最坏的东西：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腐败以及法西斯主义。”
尽管中共仍回避对毛泽东的统治作出全面重新评价，但它已不再将毛泽东当作自己的主要旗帜，而且在中国国内，不少人都对这位曾发起多场灾难性的运动、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的前领袖有所批评。
十几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激增、农村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因此中国领导人一直受到左派的指责。1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上台时，似乎对左派的担忧做出了回应，推出了医疗改革计划，并减轻了税负。但左派批评人士称，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停滞。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新左派”的学术界领袖。他说：“在第一个（5年）任期内，胡温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第二个任期内，许多改革就推进不下去了，再次陷于停滞。结果是，左派和右派都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走向激进是不可避免的。”
2008年，一些毛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该党称执政的中共为“修正主义叛徒”。一年后，该党的几名领导人被捕，被判入狱10年。许多左派人士曾把薄熙来视为本派的领导人，这位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2005年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薄熙来推出的一些政策与左派的理想不谋而合，比如建设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以及发起一场毛泽东思想传统复兴运动，包括唱红歌和送干部下乡向农民学习。这些举措让左派团结在薄熙来周围，不料薄在今年3月遭到整肃。
薄熙来遭整肃让毛派感到愤怒，因为这让他们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可能性。在习近平（即将上任的新一届中国国家主席）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有谣言称，习可能遭到薄熙来盟友的袭击。
北京左派书店“乌有之乡”的经营者范景刚说：“薄熙来领导了一场党内斗争，但中央以一场政治反斗争对其进行了反击。”前述韶山之行的组织者就是乌有之乡。薄熙来遭整肃之后，中国政府关闭了乌有之乡的网站，该网站曾是中国左派的主要阵地。
在前述韶山之行中，毛泽东的追随者在怀旧中寻求慰藉。
在旅游大巴上，毛派的主要理论家秋石客吼完了一首红歌，气喘吁吁又充满感情地说：“那时候，我们都是红卫兵，就像这样，唱着歌，在全国各地串联。”在大巴从湖南省会长沙开往韶山的路上，秋石客和朋友们不时地跟着《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声吟唱。
尽管毛派的狂热信仰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什么共鸣，但许多中国人跟毛派一样，对中国的社会失衡和腐败感到不满。
在毛泽东的祖屋外，游客们排着长队等待参观。队伍里大多是年轻游客，而毛派这一行人，都身穿统一的白色T恤，正面印着毛泽东像，背后印着“人民想念毛主席”，在队伍里显得很扎眼。
当毛派这一行人喊道“打倒伪共产党！”时，其他游客吃了一惊。但当这一行人接着喊“打倒贪官！”时，游客中便有人鼓掌叫好，甚至有人跟着他们一起喊。
31岁的教师王帅参加了乌有之乡组织的这次韶山之行。他说：“我可能不像这里面的一些老家伙那样，那么狂热地崇拜毛泽东。但我知道，他当政的时候许多事情都比现在强。”
许多毛派人士表示，民众的不满不足以推动变革，但遗憾的是，他们的事业缺少一个全国带头人。
因支持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而被开除党籍的毛建辉（音译）如今也是毛派。他说：“我们需要再搞一场革命。不动用点暴力，你是不可能促成变革的。
“显然，民意就摆在那儿，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但必须有人出来组织和领导他们，现在缺这样一个人。”
赵添琦补充报道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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