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总56期）
目 录
卷首语
释放刘晓波，
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零八宪章》月刊（总56期）社论：
《零八宪章》
宪章时评一
莫言说得好：“释放刘晓波”！！
《零八宪章》论坛
宪章时评二
就“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
致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宪章时评三
就“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
致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钱朝民：中国民主化的大机遇
——胡温中央换代之际形势分析之一
张辉：从晚清到民国——中国边疆地区的行省化过程
陈永苗：民生革命带动民主变革
綦彦臣：对封建社会主义的重点批判
——当今中国为什么“更像苏联”？
刘逸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味中国文坛崛起？
公告天下
公民联名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收入书！
30位学者上书国务院建议放松“异地高考”
维权网“小额资助项目”2013年度征集项目意向书
特别关注
编者按：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日宣布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内外对莫言获此殊荣褒贬不一，中国官方从作协、人民网、新华网到“真理部部长”李长春都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认为莫言获奖不仅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李长春），企业家陈光标甚至要送莫言一套价值近千万的北京别墅。但在民间也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强烈批评，甚至有海外人士发起对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抗议活动。但独立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基本上对莫言获奖持肯定态度。
我们认为，莫言本人是有缺点和弱点的，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就此而言，莫言应该诚恳接受民间的批评，但他获奖本身是件好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了莫言获奖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透露了自己自89年之后就对执政党失去了信心，而且公开对执政当局喊话说“释放刘晓波！”，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不仅希望莫言能够站在普世价值和“人类”的高度继续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更希望他能携手同获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授奖词：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传说、历史与当下
莫言：期望尽快释放刘晓波!!
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人民网评：祝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环球时报：达赖刘晓波获诺奖 给中国留下尴尬
中方回应挪威曾给刘晓波颁发诺奖：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
洪哲胜:让我们理性地对待莫言
──回应中国民间人士的一封公开信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
国际笔会发表声明支持莫言呼吁释放刘晓波
陈光标自称在北京二环内有2处别墅 愿送莫言其中一处
被批亲共 莫言自称89后不再相信共产党
权贵百态
毛泽东外孙女：做15年“小三”并超生 四大质疑？？？？
“中国当代焦裕碌”存款17亿，情妇9名，家属全移民
网络再爆海大校长李建保潜规则团委书记
陈杰人：湖北通山美女县长8年6次破格提拔
“表叔厅长”李德金
编者按：
10月9日夜到10月10日凌晨发生了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因为曝光李德金手戴5万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000元的爱马仕腰带的消息，《云南都市时报》已经印刷好的几十万份报纸被该厅长动员关系封存仓库。事件曝光后，引起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众多媒体的追问，重庆大学生也要求福建有关方面公开李德金的工资收入。“零八宪章论坛”则在第一时间连发两封致福建省委省政府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两省官方彻查李德金“跨省毁报”这一恶劣事件的前后经过并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但是无论官方媒体的质疑还是民间的质疑都如泥牛入海，两省公权部门好像全部跌入地狱一样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呼吁广大媒体和各界人士继续关注这一恶劣事件！
人民网：网传云南报纸刊“福建表叔厅长”被跨省撤稿
新华社呼吁福建交通厅长回应“名表照”
环球时报评跨省撤稿事件：媒体底线应受尊重
长江网：岂能任由“福建表叔”跨省毁报？
华媒网：福建表叔厅长跨省撤稿 公权封杀媒体必惹火烧身
大学生申请公开福建“表叔厅长”李德金工资
逐风浪子：福建表叔厅长李德金 毁报欲盖弥彰 为何至今仍无响应？
薄熙来看台
编者按：
9月28日，薄熙来因涉及贪腐等系列违反犯罪问题被执政党中央正式赶出党政干部队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有消息说对薄熙来的审判也将指日可待。但因为薄熙来问题的复杂性，民间对于薄熙来的倒台有不同意见，如“薄粉”认为薄熙来被赶下台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贪腐受贿、以权谋私、私生活不检点是官场的普遍现象，只有在政治上失势的倒霉官员才会因这类问题被拉下马。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对薄熙来的处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必须干净彻底的解决围绕薄熙来所发生的系列违法犯罪问题。如薄熙来的犯罪从大连时代就开始了，那么谁一直在大力提拔这个人？谁把他吹捧成拯救中国的化身？又是谁庇护纵容他打击任何反对质疑者？还有薄熙来在党政部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了党的什么纪律？滥用了什么职权？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了多少巨额贿赂？他与哪些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如果这些女性靠他的权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些女性都是谁？……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完全的清理。唯如此，才能平服人心。
博讯时评：中共当局在处理薄熙来案件上的三种选择
蔡慎坤：全面公正公开审理薄案才对得起历史
王俊义：谁是产生薄熙来的土壤
亦忱：薄熙来现象是个屡见不鲜的中国式笑话
萧功秦：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
宪章论坛
杜光：《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一书内容简介
《08宪章》重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提出了19条基本主张，实际上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蓝图。同时，《08 宪章》也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它尖锐地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鲜明地展示实现宪政民主的决心，但始终坚持善意、理性、和解、非暴力的原则立场；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和平对话的范例，具有长远的示范意义。《零八宪章》记录着人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成果，凝结着大众对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心愿和期待。一切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不能等闲视之。
喻培耘：未来十年是民主与专制的最后决战！！
马英九双十讲话：不能忘记自由民主均富理想
郭于华：中国人是人吗？
蔡慎坤：贪官为房价飚升立下了什么功劳？
新华网评论：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不可避免
温家宝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奖仪式上的答辞
精彩时评
人民网终于附和民意：公权部门应处置韩德强
新华社三问华山捅人事件：为何前后说法不一
刘植荣 :为何外国没有公务员热？
花玉喜：陕西财政厅公布杨达才工资咋这么难？
姚树洁：中国人的幸福不能靠央视记者乱咋呼
中青报评“表哥”事件：走过场的实名和申报又被嘲弄
寒竹：中国需要民主政治而不是伟人政治
一抹残阳：挨臭鞋子的司马南
卷首语
释放刘晓波，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2012年10月16号，距离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不到一个月了。从执政党的角度讲，正常情况下，本届中央委员会伴随着十八大的结束也就“毕业”了。回顾胡温中央执政十年来，客观地讲，是做了一些实事，如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减免学杂费、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医疗体系——甚至将中国的GDP也推向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是，与失误和错误相比，上列成绩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五不搞”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导下，如今的中国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耻笑于世界。
其一，官场的恶性腐败。
官场的腐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民国时期，官场腐败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不仅“提钱进步，日后提拔”成了路人皆知的“潜规则”，而且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一支烟、一块表、一个放肆的笑脸都会牵扯出一个或多个腰缠千百万的腐败分子。虽然执政党年年反腐，但因为缺乏民主监督的制度性作恶，使得腐败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恶梦。就连薄熙来这种被“毛粉”寄予厚望的“红色领袖”，脱下包装后，原来也有一副令人不堪入目的肮脏原形。从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到薄熙来的经验历史足以说明，执政党在腐败的道路上是泥牛入海，难以自拔。因为腐败，中共不仅大大丧失自身合法性与道义资源，而且已经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仇官”意识。
其二，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
毛泽东时代的长期贫困，终于导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但是由于“顶层设计”的跛腿鸭式改革，由于政体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这场改革逐渐蜕变为“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瓜分运动，国家社会的公共财富和公共资源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流入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的腰包，而广大中下层民众，在这场掠夺财富的权贵化改革运动中仅仅落得温饱的水平。穷者愈穷、富者翕富的两极分化不断拉开彼此的距离。就拿城市生活的实际状况而言，一方面是拼命打工却拥挤在地下室的穷困蚁族，另一方面则是动不动就拥有数十套房产和花不完的存款的官僚权贵。经济学家王小鲁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甚至更高。前不久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这也是薄熙来能够以“均富”旗帜搅动重庆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根本原因，糟糕的是这种“马太效应”式的两极分化格局还在继续向前发展。种种迹象表明，贪得无厌的权贵集团正把中国社会拖向一个动荡的深渊。
其三，公平正义的完全沦丧。
“公平正义”不仅是广大民众的期盼目标，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存在的道义基础，维护公平正义是一个政府必须履行的天然责任。也正因此，执政党总理温家宝才再三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但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浩荡进军中，既就是政府总理的“公平正义”呐喊也在执政党的社会治理当中变得一文不值。权贵阶级对政治、经济等各种优质资源的垄断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通过公平竞争而上升和翻身的机会。尤其危险的是，不仅基层政府逐渐进入到一个唯利是图、抛弃法治的黑社会时代，而且省市级政府乃至于“北京”也对抛弃法治的高压恐怖治理模式情有独钟。各级政府依靠手中控制的国家暴力肆无忌惮地掠夺民众财富，不公平的拆迁、征地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让广大民众付出了太多的泪水、鲜血乃至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受害民众进京上访欲讨“正义”与“公平”时，不仅要被官府贴上“刁民”和“精神病”的标签，还常常被“北京”和地方当局合谋推进“黑监狱”乃至于真正的国家监狱。
其四，权贵阶层的专横跋扈和道德崩溃。
在孔夫子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有着所谓“以吏为师”和“以德治国”的久远传统。在民众心目中，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只要是政府官员都应该有着清正廉洁、光明正大的道德形象。共产党执政以来，统治集团对官员的道德说教也常常是苦口婆心、三令五申。无奈，官僚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道德说教在人性的陷阱面前无不丢盔弃甲、狼狈缴械。在当代世界政坛上，大概再也没有哪个执政党的党德能比中共官场的道德水准更加败坏，包二奶、养小三、共享情妇、“买处”、玩嫖“书包妹”等等等等，寡廉鲜耻到不知耻辱为何物的地步（网曝：就连毛太祖的外甥女也恬不知耻地为款爷做了15年的“小三”并生下几个小孩）。与官场内部腐化堕落相映衬的是公共权力及其依附势力对于中下层人民的蔑视和高傲，“我爸是李刚”便是权贵阶层及其依附势力专横跋扈、流氓恶霸气息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中共官场的道德沦丧已将中华文明推向又一个“礼坏乐崩”的大危机时代！
其五，人权状况的全面恶化。
不用看美国版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多数中国公民都会知道中国人权状况正在走向全面恶化。本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神圣天职，不容任何亵慢，执政党和中国政府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国家最高大法，但是，在一党垄断政权条件下，普通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统统都得不到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变相剥夺，所有独立参选公民无不受到官府的打压和报复；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形同虚设，以“煽颠”和“劳教”大棒严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人士；干预宗教信仰自由，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习练人士；打击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使用黑头套、黑监狱乃至肉刑迫害方式来维护专制暴政；违法征地拆迁，动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大众进行抢劫和掠夺，甚至或暗或明地使用黑社会化杀戮方式（如浙江钱云会案、长沙何志华案和盘锦王树杰案等）来完成权贵阶级对民众的抢劫和掠夺。无论是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陈卫、陈西等人的长期入狱还是唐福珍、钱云会、李旺阳、何志华、王树杰等人的悲惨死亡，无不说明胡温时代中国人权状况的全面恶化。
其六，党民矛盾、官民矛盾的空前激化。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公告天下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也是本届中央政府挂在嘴边的广告语，但是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辞是掩饰不住执政党的唯我独尊、自私自利本质的。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在本届胡温政府行将“毕业”的时候，留下的政治遗产和社会遗产便是：官场的恶性腐败、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公平正义的完全沦丧、权贵阶层的道德崩溃、人权状况的全面倒退。如此社会治理的必然结果便是执政党与人民的矛盾尖锐化、权贵官僚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尖锐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民矛盾、官民矛盾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和最主要矛盾，大量中下层民众因为对于改革的绝望而正从心理上酝酿一场新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也因此，执政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执政危机！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是否只有等待革命、坐以待毙的死路一条？是否只有等待被人民革命进行彻底清算的命运？我们的答案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认为生机还是有的，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果断彻底地抛弃“五不搞”和“特色论”，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那么，究竟《零八宪章》指引了什么样的方向？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它是否能够帮助执政党起死回生、走出危机和困境呢？
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如下：
第一，《零八宪章》正确地分析了执政党面临困局和危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必然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上升。
第二，《零八宪章》正确地指引了中国社会应该前进的方向，即：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一句话——通过变革在中华大地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第三，《零八宪章》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为未来中国设计了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体系和立国蓝图。我们相信以自由、人权、平等为价值内核的民主宪政制度必将有效化解胡温中国所堆积起来的如山矛盾和问题，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美丽繁荣的前方。
第四，在推动政改的力量选择上，《零八宪章》完全坚守了包容开放的基本立场——“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这也就是说，《零八宪章》并不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或政治派别打造的，它是为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前景的各色政治力量和公民个人准备的。《宪章》如此开放包容的立场实际上也为执政党的华丽转身提供了足够的舞台布景。
第五，《零八宪章》不仅分析了中共问题的关键症结、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从可行性角度出发，完整地设计出了中国政改路线图。
《零八宪章》在十九条“基本主张”里从“修改宪法”入手，迈出了“政改”路线的第一步。为什么要修改《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整个国家的最基本游戏规则，因此，“宪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一部好的《宪法》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反映真正的民意并体现国家的正义立场，而由执政党主持制订的宪法显然既不反映真正的民意，也无法体现国家正义，自然需要修改。修改什么呢？《宪章》认为应该首先“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从而为中国民主化奠定良好的法权基础。
除了修宪之外，在《零八宪章》所提出的其它十八条基本主张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找到相近表述。如《宪章》提出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主张，当前《宪法》第35条中就有很完备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流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零八宪章》并不是要完全颠覆现行宪法，不是要全部推倒重来，而是与当前的《宪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交集，因而在实践层面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为中国政改提供了宏伟蓝图，而且为政改转型设计了一条宽阔顺达的路线图。
总之，2008年12月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公布的《零八宪章》清晰的分析了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诸多历史灾难和现实危机，提出了完全符合普世价值的六大核心理念，并以充分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在内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如果四年前的胡温政府循此思路果断开启政改局面，则今天的中共绝不会面临“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凶险局面。但遗憾的是，《零八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完全罔顾广大民意，伴随着“集体总统”们“五不搞”之类的大喊大叫，在中华大地发起了一场清剿《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的运动——张祖桦被抄家和长期软禁，《宪章》签署人被传唤打压，刘晓波则被逮捕并被重判11年大刑。与此同时，权贵资本主义长足进军，官场腐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人权状况比以前更加恶化，官民矛盾、党民矛盾更加尖锐。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极左“红毛运动”才借助薄熙来的重庆平台乘机搅动整个中国——不仅执政党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执政危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遭遇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左王”薄熙来因为老婆杀人及腐败等刑事犯罪问题及时被胡温中央“拿下”，应该说这是胡温中央“毕业”前做的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拿下”薄熙来只是一小步，但在通向政治民主化的历程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次机遇。我们希望胡温中央及其继任者“习李”团队顺水推舟、趁热打铁，认真总结前此十年的失误和教训，彻底整顿薄左“红毛运动”，释放还在狱中受难的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良心犯”，根据《零八宪章》提供的政改蓝图和路线图，团结朝野一切进步力量，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的伟大征程，将我们的国家坚定地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前方！唯有如此，官民矛盾、党民矛盾才会有效化解；唯有如此，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才可能摆脱被人民革命彻底清算的命运；唯有如此，执政党才有机会起死回生，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共同打造祖国的美好未来！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
闻此良言，执政党，其不惕厉醒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6
莫言说得好：“释放刘晓波”！！
《零八宪章》论坛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零八宪章论坛”尊重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决定，并对中国作家莫言先生获此殊荣表示祝贺！
我们注意到，莫言先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刘晓波先生因为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被北京当局重判11年大刑，2010年，挪威“和平奖”评委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监狱中的刘晓波博士。但是，中国政府不顾海内外舆论的批评和抗议，继续将刘晓波先生关押在监狱中，至今已将近四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一恶劣行径是与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现在，同获诺贝尔奖殊荣的中国公民莫言先生“希望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值得充分肯定！！我们希望莫言先生在未来的岁月不仅要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也期望莫言先生能够看到不可阻挡的世界民主化潮流，为中国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宪政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2
就“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
致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
10月9日夜到10月10日凌晨发生了贵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根据人民网、《环球时报》及相关媒体和网民披露的信息，整个事件大体如下：
《云南都市时报》社长周智琛昨天在微博中愤怒的写道：“作为一个出身福建的媒体人，从未感到如此的愤怒和耻辱。我憎恨和鄙视那不远千里的黑手，当我看着那数十万份报纸沉郁不去的血泪，我安慰自己，只有幸存者，才能成为建设者，但我更加相信，那条沾满干爹气息的皮鞭和那部带着疯狂零件的时间机，只是黑暗者招受报应的开始，我坚信。”这条微博的信息量很大、含金量也很高，但因语焉不详，引起网络“围观”。据《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9日发布微博称，云南《都市时报》A30版原本刊登了《福建“表叔厅长”来了》一文，该文爆出贵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000元的爱马仕腰带的“阔佬”信息，结果报社接到“神圣”指令，导致已经印刷的几十万份报纸被“封杀”仓库(撤版重印)。
“跨省毁报”事件发生后，引起包括官方主流媒体的迅速追问，“人民网”和“新华网”均在第一时间要求有关部门“给力调查”。但是非常遗憾，截止目前，既没见到“表叔厅长”李德金的公开回应，也没有见到福建省纪委监察部门的公开回应。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漠视民意的官僚主义表现，而且也是对执政党不负责任的表现。也因此，“零八宪章论坛”对你们的工作提出强烈的批评！我们要求：
第一，
福建省有关部门迅速介入对“跨省毁报”事件的调查，向全社会公布该事件发生前后的详细经过，向全社会公布“表叔厅长”李德金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李德金在这一事件中违反了相关“党纪国法”，必须公开追究其责任！
第二，
根据网络披露的李德金厅长一身名牌、生活“阔佬化”的信息，联系到李德金做贼心虚、跨省毁报的恶劣行径，我们认为李德金厅长与陕西省的“表哥局长”杨达才一样，已经涉嫌经济腐败——在此情况下，我们强烈要求福建省纪委开始调查李德金厅长的经济问题，给广大网友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最后，在这封《公开信》里，我们也呼吁各路媒体、各位网友继续关注“表叔厅长跨省毁报”事件，继续向包括福建省纪委在内的相关部门“喊话”，使得“跨省毁报”事件及李德金经济问题能够通过相关党政司法部门的调查处理而大白于天下！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0
就“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
致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
10月9日夜到10月10日凌晨发生了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根据人民网、《环球时报》及相关媒体和网民披露的信息，整个事件大体如下：
《云南都市时报》社长周智琛昨天在微博中愤怒的写道：“作为一个出身福建的媒体人，从未感到如此的愤怒和耻辱。我憎恨和鄙视那不远千里的黑手，当我看着那数十万份报纸沉郁不去的血泪，我安慰自己，只有幸存者，才能成为建设者，但我更加相信，那条沾满干爹气息的皮鞭和那部带着疯狂零件的时间机，只是黑暗者招受报应的开始，我坚信。”这条微博的信息量很大、含金量也很高，但因语焉不详，引起网络“围观”。据《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9日发布微博称，云南《都市时报》A30版原本刊登了《福建“表叔厅长”来了》一文，该文爆出贵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000元的爱马仕腰带的“阔佬”信息，结果报社接到“神圣”指令，导致已经印刷的几十万份报纸被“封杀”仓库(撤版重印)。
我们认为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官官相护、共同犯罪的事件。福建省交通厅长李德金的恶劣行径自不待言，我们已经向福建省纪委发出公开信要求彻查李德金在这一“跨省毁报”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李德金本人的经济问题。但是，光调查李德金的相关问题显然是不够的，众所周知，在“跨省毁报”事件中，福建省交通厅长的权杖是直接触及不到《云南都市时报》的，那么福建省的官僚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关系网将神圣的公权力延伸到数省之外的云南并迫使《云南都市时报》封存已经印刷的几十万份报纸的？换句话说，主管《云南都市时报》的上级主管部门中究竟有哪些云南官僚参与导演了这一恶劣事件？！这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必须向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等）和广大民众严肃交代的问题。也因此，“零八宪章论坛”强烈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与福建省有关部门联手调查“跨省毁报”事件的详细经过，并依据相关“党纪国法”的规定给所有参与这一恶劣事件的云南官僚以相应的处理！否则“官官相护”必将成为云南省委、省政府“献给”中共十八大的“动人”礼物！
我们拭目以待，并呼吁所有媒体、网友继续关注“表叔厅长跨省毁报”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0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钱朝民：中国民主化的大机遇
——胡温中央换代之际形势分析之一
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的民主人权活动必将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必定互有一个巨大的增长。如果这场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全体同仁能够不辱使命，和体制内真正主张实行宪法政治的健康力量加强协同合作，那么，一举把中国的政治进程送上良性互动的和平转型轨道，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不久，执政党将进行换代，而当局的第二套政策体系的现实可行性也走到了尽头。
当局的第一套政策体系是毛泽东制定的，其基本特征是在完全垄断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思想文化一元化统治，而且是一人统治。
毛一再表白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54年，他对即将于1955年颁布的宪法有这么一个高论：“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就是法律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两千多年前韩非就说过“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商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就是用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宪法取代王下之法。毛泽东则开历史倒车，不仅违背其暴力夺权之前的美妙承诺，而且比古代帝王还有过之而不及，居然把宪法玩弄于鼓掌之间!他把党置于宪法之上，再把自己置于党之上——事实证明，毛泽东最后建立的是完全听命于他一个人的“绝对权威”的超级独裁统治。
毛泽东实行的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全面专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大倒退，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人道大灾难。他的这一套推行28年后，“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向了破产的边缘”（中共中央文件用语）。因此，在毛死后，中共不得不彻底反思毛主义的问题，并作出了一个不彻底的《决定》。
那个《决定》不彻底，是因为它站在新统治者的利益基础上对毛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由于毛是开国皇帝，否认了他就否认了他确立的君党统治本身，也就使自己的统治失去了合法性。这样，作为毛江山的继承者，他们把毛的罪状都推给了毛的打手，并且对毛继续加以吹捧，仍然宣称要“坚持”毛的思想。但是，在实践上，他们却完全另搞一套。不过，毛的那种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做法，他们不仅继承了，而且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行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群体性行为！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邓小平另搞的这一套，是和毛在经济制度方面的统治方略完全相反的一套。毛和中共从成立到此时是主张“消灭资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的，与此同时，他直截了当的指责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上当然也正是如此，今天已经无人不知，在经济上，邓小平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这一套，他自己概括起来无非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一，用最残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不择手段的把经济发展上去，其二，用最残酷的专制主义手段把民主人权力量镇压下去。
应该说，这种专制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和毛泽东的专制社会主义相比倒是是很大的进步，它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是唯一的历史出路。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开始，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要迅速赶上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都本能的采取了这种专制资本主义的方式。除同时期的日本外，二战后的韩国、印尼、菲律宾都是如此。
长话短说，邓小平的统治方略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1978——2012）后，它的历史合理性已经丧失。
原因在于，这套方略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是不择手段的把经济搞上去。现在，经济已经搞上去了，经济发展速度也已经开始要降下来了，因此，它的能量已经释放完毕。不仅如此，它本以为“一切问题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事实却绝非如此，由于不择手段的确保经济高速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生态环境破坏得让后人甚至今人无法生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成为普遍现象，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的沦丧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套方略的第二个目的，却不仅永远达不到，而且，已经被它自己制造的积怨将统治者推到了火山口上。的确，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是遭受了比世界上几乎任何（朝鲜除外）一个国家都要残酷的打压，因此迄今为止仍然非常稚嫩。但是，当局打压民主人权活动为代表的社会正气的结果，也使中国的社会正义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黑一家无所不为，把一批批中国人逼上了上访（几千万）、自焚（成十成百）、暴力反抗（无以数计）、街头起义（已经先后有几十个中小城市），以及妇孺上阵（乌坎、什邡、启东）的全民抗争的道路。
这样，邓小平那一套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负面效应已经失去控制，所以，不管谁上台，中共都必须改弦更张，重新制定新的大政方针。
当然，目前中共仍然完全控制着全部政权，控制着公检法司，控制着宣传机器，更控制着全部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它要继续维持目前的基本统治格局，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最近北京知识界的一次聚会时，大家正讨论的热火朝天，却突然有人说：“我们就是不改，看你们怎么办？”对此，在场的现代群儒报以的是鸦雀无声——因为他们的立论基点是当局的改革，当局如果不改，他们就完全无计可施了！
不过，如果我在场，我会断然回答：“你们不改，就跟着齐奥赛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和今天的巴沙尔下地狱吧！虽然拖得时间会长一点！”
毛泽东当年也许真以为他能改变世界的民主化潮流，时至今日，全世界几乎都走向了宪政民主制，中国也搞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帮闲如果还以为一元化统治能长期维持，实在是愚不可及，不堪闻问！
须知，今日世界，中国已经是残存的最后一个专制大国，也是仅有的百分之几的专制国家之一。这且不说，就国内而论，邓小平复辟的虽然是专制资本主义，却也已经使中国社会包括中共党人完成了阶级大分化和利益大分化，各种利益尖锐对立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已经使中共本身都无法维持一元化控制了，何谈对整个社会继续长期实行一党专政？
薄熙来给王立军一巴掌，绝不仅仅是把自己打下了历史舞台，而且也敲响了一元化控制体系的丧钟。因为争权夺利，也因为观念对立，你死我活的恶斗使中共内部矛盾的全面公开化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这种制度下，尽管权力不受约束，人权也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无论权力大小，包括最高统治者，都不可能有安全感，举国上下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因此，它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制度，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制度，是随时会全面崩溃的制度。
一个自己都四分五裂并且行将崩溃的统治集团，还能长期维持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岂不是天方夜谭？
当然，我们并不梦想中共党内很快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似的人物，也不指望新班子上台立即能够拿出导向宪政民主制的彻底改革方案，但是，只要他们还没有丧失最基本的政治理性，他们就应该明白，尽管要他们自觉进行彻底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想完全不改也是坐等自毙！
所以，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新人上台以后，多少是会有一点政治改革动作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古代王权更替规律上见出。因为古代开国皇帝是靠“以马上得天下”、也就是暴力征服获得统治合法性的，后世皇帝则完全因为血脉关系才偶尔获得统治权，这样，要让官民人等从精神上心理上对它加以认可，就必须以“大赦天下”、“革除弊政”等方式来换取一定的合法性。
同样道理，中共第三代以后都是“奉天承运”的幸运儿，因此，他们上台后都不能不有所表示，这样，邓小平死后的1997年到1998年有一个政治上的“小阳春”，2002年以后有个（被夸大了的）“胡温新政”。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第五代在这方面会是个例外。
更何况如前所述，今日中国已经是弊政如山、民怨沸腾、官场恶斗、枭雄竞起，加上经济衰退、债台高筑（地方政府），整个形势已经危如累卵，当局新掌门还想像胡温一样靠享受前人留下的遗产四平八稳的安然度日，实在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当然，人们会说，中共高官都已经像薄熙来一样，一方面自己“唱红打黑”，一方面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以逃避可能的清算。比如，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高级官员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也就是说，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
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认为中共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就能用这种方法解决其历史出路问题，目前，已经要下台的最高当局虽然可以“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今日中国的问题以鸵鸟政策视而不见，但是，即将上台的新掌门则绝对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中共已经形成一个惯例，那就是让当朝太子主管中央党校，以便其培养提拔新人，为自己巩固权力基础。相应的，中共中央党校旗下《学习时报》也就成了当朝太子的喉舌，所以，看看该刊上标新立异耸人听闻的说法，就不难发现其今后的施政动向。
7月2日，该刊发表了署名尹建军的《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文中称：“回望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一个政权或一个朝代，不管是陷入内忧还是遭遇外患，不管是遇到危机致使发展问题步履维艰还是迎来机遇发展再上台阶，都不可能再因循以前旧路、按照原有模式去应对新的课题，、、、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个基本事实和结论就是：要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革是历史的阶梯，是文明的阶梯。”
这就是说，作为中共侯任总书记的喉舌，《学习时报》正在为其上台后的“改革”作为制造舆论，并且不得不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中寻找历史依据——其实这种依据我们前面已经给他提供了，无非是必须做点好事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接着，该文说：“我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发展关键期，能否顺势而为、乘风破浪，取决于我们能否形成举国上下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改革共识’，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大战略、大魄力、大智慧来突破‘谁的改革、向哪改革、改到何种程度’等深、难、险问题。”
其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非是要顺应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政治大转型，无非是要从一元化统治转向多元化共治，无非是从君主专制、君党专制转向全民民主，无非是要从行政权力至上转向三权分立和公平正义的法律至上，无非是要从等级授职制转向一人一票全民普选，如此等等。说到底，只要当局彻底摈弃毛泽东那种玩弄宪法的手段，认真地按照宪法原则实行宪政，“谁的改革、向哪改革、改到何种程度”等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但是，这位当朝太子的喉舌却对此讳莫如深，完全避开这个彻底改革的不二法门，也就看起来虽行文气势如虹，其实却是银样镴枪头，内涵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不过，该文搬出的他们的“总设计师”的话倒是颇耐人寻味的：“邓小平说，‘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在当前情况下，改革不及时或改革不彻底，也同样会失去民心。”
由此可见，当朝太子的喉舌也清楚地认识到，今天他们面临的又是生死存亡问题——尽管中国的经济已经搞上去了，这个国家也被置于火山口上了！
这就说明，他们的看法，和我们前面对目前形势的评估，相互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应该指出，这在几十年来还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文革”结束之时。不过，那时当局开出的药方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要求的是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全面改革，如前所述，邓小平给出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因为邓的做法，中共才有今天的再次来到“死路一条”的关口。
那么，今天当局开出的药方是否就足以拯救其“死路一条”的命运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早，因为他们的接班手续还没有完成，我们只能问：该文提倡的是怎样的改革呢？
“改革走向不能错。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历史经历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改革走向问题上的主张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大致有这样几种：停止现行改革，向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态回归；继续推进现行改革，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取得突破；维持现行改革，巩固改革成果，定型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对现行改革进行改革，依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价值观‘修正’现行改革。”
这种列举显然是不科学的，只是现象的罗列。因为它把回归世界文明主流这一不可逃避的出路和其他几种早已被人类文明否弃了的做法相提并论，具体说，第一种是倒退回文革时代，第二种是没有目标的按现行政策“改革”，第三种是把当前的利益格局固定下来，第四种是回归世界文明主流。这里，第一种是倒退，第二种是小修小补，第三种是停滞，都和其看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改革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是故意混淆是非，为其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改革”提供避难所。
该文说：“显然，这些对改革走向的不同主张都是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而形成的。这些不同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改革共识。只要我们能真正站在国家立场、站在亿万人民的立场，改革走向其实是个非常清晰的问题，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国家沿着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的方向前进，使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
这种说法，无非是把改革当做维护现存和世界文明主流相违背的制度的手段，因此，决定了它的所谓改革只能是对现制度进行无济于事的小修小补，也就是还是第二种方式。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他毕竟提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因此，从骨子里说，他和他所代表的第五代其实还是倾向于第四种方式的。下面，我们再看看他给出的底线：
“但是，任何改革都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必须维护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人民接受并且保证改革能够持续。改革是理性的开拓和发展，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更不是更迭政权的政变。我国当前的改革离不开激情，避不开风险，绕不过难题，需要披荆斩棘，甚至大刀阔斧，但是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和力量斗争不能危及国家的统一，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抗，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大局，不能因局势失控导致改革难以为继。”
尽管这只是一篇普通的署名文章，但是，从思维逻辑看，应该说也确实代表了中共第五代掌门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又想摆脱一党专政造成的执政危机，又要继续维持一党专政。
而这种逻辑，也不仅仅是风雨飘摇中的中共改革派的特色，同样是清末“新政”的特色，甚至是卡扎菲执政晚期的特色。而清末“新政”和卡扎菲政晚期的特色分别给他们自身带来了什么，时过境迁的今天无人不知。
不过，我们毕竟可以由此见出，如果该文是其喉舌的话，那么，当朝太子的思路其实还是颇有积极性的，首先，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他已经明白小修小补无济于事，第三，他虽对“对现行改革进行改革，依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价值观‘修正’现行改革。”未表肯定，但也没有再强烈否定。第四，虽然他说：“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更不是更迭政权的政变。”也就是说，政变他们坚决反对，快速革除现制度他们不同意，却没有再强烈肯定现行制度（四个坚持之类），因此，这话虽表明了他希望维持现制度的侥幸心理，但是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不排除放开一点闸门，在可控状态下缓慢的和平演变的选择。
有人认为，当局可能采取如下渐进方式进行改革：
第一步：“经过三到五年的预备期，县级政权的行政长官，是完全可以实现一人一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选举的。随着本土本地的县级议会和县长的行使职权，县委书记可以退居第二线，代表省级及中央政府执行由政治协商会议转型改制的县级参议院的领导权，在更高层面上相对消极地监督协调地方政权没有能力解决的政制性事务。”
第二步：“在县级政府正式启动民主选举的同时，再经过三到五年的预备期，实现省级政权的地方自治。”
第三步：“随着省级政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全面自治的逐步实现，以及从事非暴力公平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的全面开放、自由组织，中央政权的民主宪政建设，就可以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相关各方的协调互动之下，在大中国范围内有序展开。”
应该说，这些建议无非是把满清末年的“新政”推荐给一百多年后的中共，因为当时满清也是希望用十几年时间完成省级以下包括省级的地方自治。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历史没有给其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许多人没有看到的是，其实对中国这样有着极为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大国来说，确实，用十几年完成民主化转型也绝非易事。
不过，对我们来说，更基本的问题是，今日统治者究竟能否吸取满清王朝的历史教训还殊堪疑问！
撇开以上情况不论，我们先来看看这么一个比喻：当一块万斤巨石在山顶不动的时候，我们凭自己的气力是无法撼动它的，但是，一旦这块巨石向山下滚动起来，那么我们要它改变方向，就可以采用“四两拨千斤”的轻巧办法了，只要在它行径的路上垫一块木板，或者在关键时候捅它一下，它就可能按照我们的意志改变方向了。
这就是说，当统治者墨守成规的时候，民众把它毫无办法，当它被迫改弦更张的时候，只要这一进程启动起来，其历史的行程就不以其意志为转移了。
当然，仅仅是一般而论、泛泛而谈并不说明问题，更不解决问题，要证明我们能如何四两拨千斤，我们怎么给这个滚动的巨石垫木板以改变它的方向，才能令人信服。
其实，无人不知，今日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病无非是缺乏制衡力量，无非是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坚持政治一元化。反过来说，只有多元化政治力量的崛起，才能实现通过谈判妥协达到利益平衡。只有多元化政治力量的存在，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制衡，因为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分立，只能建立在社会政治力量的多元化基础上。
与此同时，只要当局真正想改革，就必须放开政治自由，就必须允许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代表参加谈判协商，就是必须逐步承认多元政治力量的合法化！无论当局在这些方面准备开多大的口子，哪怕是不想开口子，在其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也就必然的给民间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而多元化政治力量的成长，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就不是当局再可以钳制住的了。
通观今日政局，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利益大分化，官商勾结钱权结合使社会矛盾大激化，民众抱团反抗使公民共同体大发展，互联网技术使公民舆论、公民集结、公民参政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是
“上下交争利而国位危”、 统治者面对危局惶惶不安、变革与不变革都进退失据。
在这种情况下，在未来几年公民力量的大发展，已经是如日中天不可改变的事实！
所以，我们说，今日中国正面临着民主化——走向宪政民主制——的历史大机遇！
也就是说，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的民主人权活动必将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必定互有一个巨大的增长。如果这场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全体同仁能够不辱使命，和体制内真正主张实行宪法政治的健康力量加强协同合作，那么，一举把中国的政治进程送上良性互动的和平转型轨道，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2012.10.10
张辉：从晚清到民国——中国边疆地区的行省化过程
编者按：
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满清政府逐渐进入到一个充满内忧和外患的时代，伴随着屡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中国边疆地区危机频发，西藏、新疆、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带在英国、沙俄、日本等国作用下，不断出现脱离中国的危险趋势。但从晚晴政府到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没有放弃辖控边疆的努力，都不同程度的与帝国主义列强及边疆内部分裂势力进行过斗争。张辉的这篇文章基本上将自晚晴时代到中华民国时代中国中央政府控制边疆的努力做了比较清晰的勾画，是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和边疆区划问题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特编辑于此，以飨读者。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
清朝末年，一方面是清廷统治控制力弱化，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对边疆地区的觊觎，面对这样双重内外危机，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推行新政，即改变“因俗而治”的传统藩属政治，转为推动原为藩属的清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行省化”政策，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如新疆、台湾改建行省，东北改建为奉天、吉林和黑龙江行省。由此清朝的行省数量达到22个。
清朝政府对新疆的统治在早期实施的是军府制度。即1762年清廷在伊犁惠远成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对新疆实施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将军以下因地因俗实施三种行政制度，包括州县制、伯克制度和扎萨克制度。为应对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新疆出现的边疆危机，在左宗棠的提议和推动下，1884年， 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设立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建省后，新疆全境实行州县制，与内地的行政体制统一起来。
在内外蒙古方面，清朝政府传统上采取的是以扎萨克分封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的自主体制——“盟旗制度”，同时采取“封禁”措施，让蒙古族世袭王公因俗自行治理，清廷只在其周边驻扎军队进行监督。清末光绪时期，开始在这一地区撤销封禁政策，“招民放垦”，开放汉人移民进入内蒙古草原垦殖，随之设置州县管辖汉人农民。然而，在蒙古地区，“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是为蒙古王公归顺清廷的政治基础，该地区的内地化本就较新疆薄弱，朝廷设置的州、县与蒙古盟、旗的辖境诸多重迭，导致蒙古王公贵族不满，蒙古地区的内地化政策实施得并不顺利，仅在与内地相接地区取得成效。而对北京的向心力本来就较内蒙古盟旗为弱的外蒙古王公，更不排斥俄国的引诱，预留了脱离中国的后路。
藏语区方面，清政府设立川滇边务大臣（1906），在整个康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首任边务大臣赵尔丰经营下，川边辖境跨过金沙江，纳入雍正以来由拉萨噶厦政府管辖的昌都地区，并着手筹划将川滇边务大臣所辖范围改建为行省。1911年清廷决定，将边务大臣所辖地区改为西康省。该计划随清朝崩解而中断，但却成为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省蓝图。但与蒙古相似，赵尔丰以扩大汉人向川边、康区、云南等地的拓殖为核心的新政措施，受到当地藏人部落的抵制。康区州、县与土司、寺院及噶厦设立的地方行政区「基巧」、「宗」的管辖范围重迭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奇特的「双重统治」现象，使青康藏高原东部多民族杂居区的族群关系陷入紧绷，也进一步引发了西藏亲英派贵族对北京朝廷的不满与反制。
（二）
1910年代，以“驱逐鞑虏”为口号的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宣布独立，但是这仅仅是相对于清廷的独立。而外蒙古和西藏则借机转向脱离中国而自治，甚或独立。
蒙古方面，外蒙王公寻求脱离中国（未得到多数内蒙王公的响应）而独立建国（据民国统计，整个内外蒙古共240旗，外蒙占108旗），1911年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 并事实上成为沙俄的被保护国。其后，北洋政府利用欧战和内战导致俄国势力衰弱之机，短暂恢复对外蒙古的控制。但苏联成立后，外蒙古再次在前苏联的操控下于1921年宣布独立。这时，日本势力已经逐渐渗透到内蒙古东部，以致外蒙古虽然独立并脱离中国，但已无力广泛介入内蒙古事务。
在英国的鼓励下，西藏也积极寻求独立。1904年英国远征军攻入拉萨，与西藏签订英藏条约，试图将西藏变为其被保护国，但清朝驻藏大臣未予签字。入侵西藏和1904年拉萨条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的政策。1906年中英条约重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北京政府决定自己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使得英军很快离开了西藏；并开始更活跃地介入入西藏的日常管理。这样，英国对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中国保护其国家利益，开始着手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更紧密地把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但这一进程又被辛亥革命中断。
新的国民政府于1912年4月12日，由袁世凯签署法令，宣布西藏、蒙古和新疆与其他省份同为中华民国领土，是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民大会中为西藏代表留有席位，并颁制五色国旗，其中黑色代表西藏。而英国则力求避免中国再次直接控制西藏，希望在西藏建立一个缓冲国。1913年，以此为目标，英国向新的国民政府施压，参加在印度西姆拉的中英藏三方会议。西姆拉条约的最后草案宣布，西藏自治，同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藏人依照其习惯和法律由自己的官员治理西藏，中国不许在西藏派驻大批军队和官员——但是中国可以派驻一个专员在拉萨，其卫队限制在300人以下。但是，英国和西藏在主张西藏自治（外藏）的同时，还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川、滇、青三省藏语区（内藏）的实质统治。西姆拉条约并未获得中国政府的签署。但也由此表明了英国及西藏达赖政府的主张。
1913年十三世达赖重返西藏，噶厦政府不仅驱逐清朝驻藏大臣，又拒绝其后中华民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常设办事机构的要求，更致力于将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康区和安多。1912年、1917年和1930年，藏军三度攻入康区，川、滇、青三省军队则数度反攻，将藏军逐回雍正时期拉萨政权控制的范围。
面对西藏与外蒙的局势，国民政府加紧倡导“五族共和”，并重新对中华民族的对内和对外含义进行了强调。而对内蒙和藏语区则继续推进行省化步伐，以阻止其步外蒙和西藏的后尘，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1928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将位于内蒙古河套和中部地区的热河、察哈尔、绥远等三个“特别行政区”改制为行省，同时将原甘肃所辖的宁夏、青海建为行省。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宁夏、青海建立了行省，但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完整，宁夏、青海二省事实上是甘肃汉语穆斯林军、政、教一体势力的家族化领地。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从清末到民国政府，其在行政区划策略上都采取了利用汉人农业区与非汉人区混合区划的方式，来加强对非汉人的向心力。或者说，汉人向非汉人区域渗入的方式，强化对非汉人地区的控制力。
以清末新疆建省为例，清政府将位于哈密以西，但汉人和汉语穆斯林人口相对较集中的甘肃省镇迪道划出，与原伊犁将军辖区合组成新疆省，不仅延续准噶尔汗国及乾隆设置伊犁将军府时期控准（北疆）制回（南疆）的格局，更借助迪化的人口、经济与政治优势，强化对塔里木盆地穆斯林的监控。此外，清政府时期，将一部分藏语区划入川、滇、青海，将青海办事大臣衙门设置在甘肃省西宁府以及西康省的建立计划，都具有将非汉人区与汉人区混合的区划含义。
国民政府时期则延续了清政府时期的上述政治理念。1928年国民政府将内蒙的三个特别行政区改为行省时，扩大了三个特别行政区的管辖范围。如察哈尔行省，舍弃了以阴山和长城为标志的传统界线，将汉人密集而相对富庶的河北宣化道十县划入省内；热河省与绥远省也分别划入原属河北省及山西省的部份县分。宁夏行省，则由西套蒙古的，邻近土地肥沃、汉人和汉语穆斯林人口密集的甘肃省宁夏道七县与阿拉善地区合组而成。有学者对此评价道，“在这些地区，政府更加广泛地利用以往在农牧边缘地带累积的控制力与向心力，将其尽力扩大到向心力不足的非汉人区域，并且较以往更加频繁地运用行政区划调整措施，来追求边疆整合的目标”。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西移，西部边疆非汉民族地区的行省化过程以此为契机获得了意外推进。国民政府开始推动即将成为战略后方的西康建省工作。早在1912年国民政府即设立川边经略使筹划设立西康省事宜。但是，由于1912年和1917年，十三世达赖时期藏军先后两次侵入康区，使得西康建省暂时搁浅。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将西康建为行省。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1938年9月1日，建省委员会决定将四川省雅属6县和宁属8县，加上2设置局改隶西康。该14县2设置局人口合计近130万，汉人比例和农业产出皆相对较高；康属32县则以藏语人口为主，总数仅约70万。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成立，刘文辉任省主席，康定为省会。但由于藏军的存在，西康军只能控制雅砻江以东，接近四川的宜农地带。
国民政府对东北及北部边疆的整合过程则受到了日本入侵的阻断。1930年代日本的入侵及其满洲国的建立，实际上控制了东北及东蒙古全部地区，并设立了19省2特别市。而在河套与西套蒙古，则扶植建立了以蒙古民族自治为名的德王、李守信傀儡政权。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恢复战前内蒙古的行政建制，继续推行各省分割内蒙古的政策。1945年9月，国民政府重建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政府，并将原满洲国辖境划设为9个省。东蒙古的哲里木盟划归辽北省；呼伦贝尔地区划归兴安省；西布哈特地区划归嫩江省。国民政府在内蒙古设置的省、县政府，分割了盟、旗的部份征税权。汉人农民在缴纳省县政府租税后，往往拒纳盟旗地租。南京的边政当局甚至进一步主张废除盟、旗，改置州、县。
但继清末之后，国民政府此举再度激化了盟旗与省县在行政管辖方面的冲突。部分内蒙古精英势力于1946年5月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前满洲国兴安总省的范围内，自行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这成为后来的1947年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基础。
陈永苗：民生革命带动民主变革
中国正是因为剥夺了底层民生，才有巨大的资源用于腐败，维稳和转嫁各类危机。底层的民生要求是达到民主最有效的捷径，因为将统治者转嫁危机的后路斩断了。民生的改善必然会导致资源分配的紧张和剧烈的社会矛盾，从而必然带来民主。
将来的革命，决定不是自由为先导的政治革命，而是以民生为主导的社会革命，顺便完成一些选举等政治革命的内容。总之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政治革命，不过是皮之毛也。
民众已醒。当下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立场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更不会是启蒙问题，而是利益和代价问题。改革已死，就是要大家放弃体制性改革的希望，致力于生产自救。以民生为重点，以民间最大的力量，撕裂体制。以政改为突破口，那是在强化体制。现在改革的受害者与收益者分成两个阶层，在吹集结号。
l 民生为大巴车，自由为乘客
l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鸿沟
l 敌我对立之势的必然性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民生为大巴车，自由为乘客
后改革时代已经瓦解了整个政改的逻辑起点，涉及的问题实际已经跃升到未来一切阶层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将来的动荡中，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民众必须从政治翻身解放中，获取政治权利，以获得生存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倒专制，民众将无法存活。同样当下权贵的也受到政治清算而无从逃避，其政治权利也将必被冻结，打为政治贱民。一切围绕着生存展开斗争，而其他的，如自由诉求，都作为辅助或者副产品出现。 仅仅有民主革命或者政体改革远远不够，还需要民生问题和反腐败的解决，甚至需要作为前提或者同时进行，才有平稳的过渡。
一种被长期洗脑的观点把底层的民生权利和民主自由完全对立起来。中国正是因为剥夺了底层民生，才有巨大的资源用于腐败，维稳和转嫁各类危机。底层的民生要求是达到民主最有效的捷径，因为将统治者转嫁危机的后路斩断了。民生的改善必然会导致资源分配的紧张和剧烈的社会矛盾，从而必然带来民主。
政改将是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若真正开始改的话），而民生问题已经非常紧迫。 如一位病人，要先让他活着，才存在痊愈的可能。 若近期未能有效改善，由底层民众引发的“事件”必然要爆发，且将引起连锁反应。但令人悲观的是，当下世界经济的窘状与中国自身固有的问题相叠加，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的前景渺茫。
阶级斗争让过去付出惨重代价，但是基于生存的斗争，从来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异常重要。要保守，先吃饱，要让老百姓不被煽动情绪，得解决民生保障，去掉三座大山。苏联台湾之所以可以和平转型，就在于有保障没有民生问题的拖累。谴责民众的民权为民粹，或者激进的傻帽，好歹得知道：要保守，先吃饱。
极权政府要从肉体上消灭的人，肯定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想取而代之的政客。平民百姓任何时候都是牺牲品。底层失去理智也只是为了最起码的生活，能有口饭吃，有衣穿，这已经是社会生活的底线了。关键是生存资料也在极权政府手上。生存与体制不可分。当生存与体制息息相关的时候，对体制内的火气是很正当的。当老百性的生存与制度性疾病紧紧捆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从肉体上潜在消灭的人，老百姓肯定是。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描述，法国大革命中社会生存问题，打着自由的旗帜出现，自由的政治革命被生存的必然性所鹊巢鸠占，被掏空。这也是改革时代自由优于民生，知识分子主导路径的必然报应。打断颠覆这种堕落的历史进程，是当下的“放下成佛，拿起屠刀”，有了生存的斗争，有了“屠刀”，就会迫使知识分子权贵联盟致力于解决生存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直面，如果比较好解决，那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就不会重复发生，如果不致力于解决，那么不管如何回避和形成知识分子的共识，都无济于事。
革命有着两层，一层是政治革命，另外一层是社会革命。往往两层纠缠在一起，同时出现，几乎不存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同样没有政治革命的话，社会革命往往是叛乱。
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我想出两层：红色传统与底层的生存伦理。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共党的革命伦理，与底层人民的生存伦理，是两码事，至少是两层的，前者是地主老财进城儿子的妒忌与仇恨，对国民党上层的。后者是基于自我保存的生存斗争。在西方，阶级斗争与生存斗争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孙中山也做了同样的划分。
只有底层文人的革命，像中共这样的，才是不知道妥协和退让的，而且是一味进攻和全面攫取；要是底层民众革命，属于分到财产就回家的，其实不用谈退让妥协。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鸿沟
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属性，是1848年以来世界历史最本质的特征。我确认中共是民国地主进城儿子底层知识分子政党，所以其代言底层民众的思想，不外乎小资产阶级阶级属性的殖民和延伸，由己及人，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当做所有人的。他们需要明主，于是说人民需要明主。
我试图在百年意识形态迷雾下面找到民众永恒不变的自我保存为中心的公民社会属性，把它叫做新社会主义。不要出于左右理念，而要出于生存本身来判断。于当下，这是基于文革和改革造成社会问题和政治矛盾而寻找出路的立场。如维权运动。强有力的专政秩序，是以制造更大规模的非秩序、代价和自然状态。中共用来维持国内殖民寄生虫统治的办法，是改变军功分赃，为“大规模科举”吸纳民众中精英，精英越多，寄生虫越多，负担越重，最后摧毁自己。具有自杀性。
非秩序、代价和自然状态被隐藏起来，被转嫁到民众中间。如房间内垃圾堆放在一角，结果整个房间都成了垃圾场没法住人。专政秩序具有解放的含义，他们国家划分为两个阶层，统治的和被统治的，被吸纳的参与统治的，和无法吸纳注定作为鱼肉的底层阶层。 在体制之外，被屠杀的，被压迫的，都被归于自然被征服的。自然，这是一种基于知识政治的种族主义。
一个知识分子官僚统治集团（儒家），孙中山和毛泽东所致力于摧毁的传统权力格局又借尸还魂，王朝治乱循环又再次更严重地，更隐蔽的出现。被吸纳的民间精英，因为成为人上人，转嫁了不幸，于是再次践踏在自己父母头上。所极力避免解决的问题，以更严重的面目出现。吸血鬼逻辑是：保持吸血鬼数量恒定是吸血鬼群体生存第一要务。
与过去一百年一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的，当然不能如毛泽东文革那样改造，但是必须在革命熔炉中锻造，如用法律和政治训练。维权运动有这个内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在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成为领导阶级，因为天生不合适，但我们当下又必须依赖，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剧。
民众在1949之后从来没有中毒，被宣传被灌输，永远有着自己自我保存和幸福的生命逻辑。 民粹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并不是民众的问题。民众从来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其诉求是生存伦理，与民粹主义格格不入。知识分子把民众当做即将被启蒙为自己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罪恶套在民众头上，传染转嫁给民众。
民国著名作家废名说“老百姓始终是忠于生活的，内乱与老百姓不相干，外患与老百姓不相干，对于内忧外患老百姓不负责任。责任是少数野心家负的。是读书人负的。读书人在君权之下求荣，在夷狄之下求荣，他们始终是求荣，始终是奴隶，好无利于国家民族。他们就是‘死’，亦无益于国家民族。问题全不在‘死’的上面，全在‘生’的上面。”
从中国的古代的农民起义的历史来看，原来一直都是大规模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处于死亡边缘，然而处于死亡边缘并不立即反抗，而只有当大规模灾难，例如瘟疫，饥荒、旱灾、洪水等，这样大规模死亡发生以后，才有农民暴动。而且这种暴动顶多是一个叛乱，因为没有新的政治体的产生。我在我的一篇文章《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中，用民法权利来描述，就是生命权高于财产权，当不能保障生存时，我认为革命是合法的，这就是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和顺从》中说的“生存伦理”。反对革命不能是绝对的，如果革命满足了“生存伦理”，我认为必须支持。
民众在1949年之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血肉相连，正是对夺权攫取之后的官僚暴力的恐惧，对知识分子特权的畏惧而苟活，读一下出埃及记，为了活着而背叛上帝常有，上帝为此没有遗弃以色列人。但自我保存是上帝祝福的，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祝福的。
相反知识分子有血肉相连，大规模科举把他们提为人上人，利益是通往知识分子灵魂的阴道，灵魂被占领了，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也就是新儒家，把自己的无限渴望伪装成自我保存，因为他们吸血鬼老觉得不吸鲜血就要死。无止境对被当做自然的，如土地，父母，姐妹，无止境人类极致地糟蹋征服，填充永不满足的欲望黑洞。
人类历史以来人间鸿沟没有如此之大，知识分子对民众的蔑视没有如此之大。社会主义塞壬歌声变成的猪猡，民众醒来很易，知识分子很难。改革之后知识分子他们没醒，半醉半醒。只有无所诉求的民众，才不会轻易把灵魂卖给魔鬼，这难道不是圣经的教诲么。人背叛上帝本来就是常有的，关键是有知识和有权柄的，总会自我为义，阻挡回归上帝。
表达已经非常泛滥，且毫无作用。不需要政治立场的觉醒，只要基于生命和血气的抗争。觉醒了不外乎喊两句口号，能干什么用。作为知识分子的表达，将与民众的维权断裂，没有勾连，那种宏大的叙事与民众利益之间没有水乳交融，那么后面这波民众的浪，不见得合流，89年天安门运动就是如此。
透过现象看本质，思潮并不是拔河的两端，因此体现为线性的进步与退步。政治变革，尤其是集权主义体制的，与思潮关系不大，路线斗争是一个幻觉。思潮大抵作为政治条件的产物，是被动的，作为反应或者扭曲性反应。担心走回头路，是一种时空错位谬误的焦虑感而已。在无尽的深渊之中寻找出路，那是死人。
中产阶级不是有了一点钱，就有能耐想当然。有钱不妨多帮助民众，否则即使内心倾向民主，有民主言论，也未必免得了清算。将来爆发的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必然是以民生或者社会问题为主导的革命，自由问题绝对不会成为主导，故决定敌我标准会在钱上，会在是否享有或分享特权。有钱者移民，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以生命本能出发有着对世事变迁最直觉的感受。
将来的革命，决定不是自由为先导的政治革命，而是以民生为主导的社会革命，顺便完成一些选举等政治革命的内容。总之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政治革命，不过是皮之毛也。凡是改革意识形态中认为不重要的，通过政治变革可以自动解决的，在今天，都已演化为例外状态，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且通过政治变革无法自动解决。相反，凡是改革意识形态认为重要的路径，都错。
民众已醒，不敢反抗是抵抗的成本太高无法承受，并不是不觉醒。当下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立场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更不会是启蒙问题，而是利益和代价问题。改革已死，就是要大家放弃体制性改革的希望，致力于生产自救。以民生为重点，以民间最大的力量，撕裂体制。以政改为突破口，那是在强化体制。现在改革的受害者与收益者分成两个阶层，在吹集结号。有既得利益的，有得到好处的，就会忧心忡忡；没有的，就会朗诵闻一多的《死水》。
敌我对立之势的必然性
当下的官僚权贵专政，与毛也没关系，与社会主义也没关系，与资本主义也没关系么。持续不断制造大量的内部敌人，并且实施内部殖民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如原始禁欲对内部人的剥夺，例如老干部军队国企工人，农民是在外部被掠夺剥削。对受害者的旧债未去，新债几何级数增加。所有的一切政策，都以它们最大的程度地获取既得利益的为主导原则的，凡是不满足这个原则的，它都尽量压缩。
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写的是这个故事：鬼子抓起了全村的男人，让女人认老公，没人认的就是八路。结果有八个女人认了八路回家，平时打他们的老公就被鬼子毙了，成了光荣的寡妇。只有一个女的领了老公回家，结果也成了寡妇：当晚老公被八路毙了，她成了可耻的寡妇。
在中国，民生仅仅是政府饭桌地下的喂狗的面包宵。不要直观地看改革时期生活好起来，辛苦干了六十年，总比干了三十年积累的财富要多，好起来不过是面包宵多起来。越努力掠夺越大，面包宵当然也会多起来。还真不是改革的功劳，还是自己干长时间的功劳。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小屁点的改革，会造就更大“不改革”，一小屁点的成就，因为是杀鸡取蛋，将来就要付出几百几万倍的代价，你在改革中好不易抬起脚来，前面却有一个巨大的粪坑朝你席卷而来。改革时代的中产阶级形成，都在毛时代开始的国有化征收掠夺和工农业剪刀差，等体制性原罪中形成，带有程度不同的原罪和寄生虫性，并不是市场经济平等交换的产物，而是掠夺机制再分配的结果，即使是市场分配的，其源头还是掠夺的起源不正义的国民财富。
以小产权房为例，几乎改革派支持的全部措施及其观念，不再是过去的双刃剑，或许起维持专制，或者暗中瓦解专制，从而看起来或敌或友暧昧不明，专制者可以利用，改革派可以意淫为促进自由。在今天可以宣布，没有任何暧昧性，向往好的方向意图一点都没有发生，而真正效果是扩大分赃的社会基础。
改革有个甘蔗渣理论，权贵没吃成甘蔗渣，是不会改革的。小产权房不合法化，对他们利益最大化。只有当成了甘蔗渣，合法化就会对他们利益最大化，这时候再合法化，从合法化中再次实现利益最大化。你想的，意图的都不会让你变为现实。所以以多美好的意图，以及多么强烈的忆苦思甜（他黑你白）对比，都不会让改革派的措施和观念变为美好，注定一身污泥，脏兮兮的。
权贵极度自私，无限膨胀的黑洞，被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一边为民众设定各种单边义务，一边小偷小摸中饱私囊，另外同时设定自己是可以移民的等级。一点希望都没有，除了大规模死亡，否则他们没有救赎。不肯付出任何代价，只怕被别人维权行为干扰的中产阶级，注定是别人砧板上鱼肉，谁来切割的问题。他们是否赞同，无关紧要，谁有实力依附谁，可以扔到一边去。
如果一个苛政即将造成三年大饥荒那样死几千万人，那么大规模杀掉其贪官，有什么不应该。帝制这一点就很好，要做官，就要承受这种风险。例外状态大规模来临时，总是要有一方的生命要被牺牲的，不是官员就是百姓。官员能杀几个，百姓一死几千万。
没有低贱者此世的收益，除非精英能把他们灭绝，否则就在几辈子之后施加以末日的审判，将精英的根系在世界上灭绝。是为革命的烈火审判。世界历史法庭的审判，以何种方式合适出现而已。
精英阶层只会捞钱与移民，其他俱没戏，没法期待，有办法期待的是被迫与人民在一起，或者等于人民的蚁族与农民工，介于精英与底层的那一批人，但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维权作为政治形式，把他们团结起来，或者有一个江湖在。
綦彦臣：对封建社会主义的重点批判
——当今中国为什么“更像苏联”？
在中国，世袭主义或曰江山主义顽固地存在，以至于是今天社会分化的最大推动力量，众多的学者都在批评阶层固化问题。
精英垄断政治具有短时稳定效用，也会出现高强度、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最终会激化官民矛盾。比方说，什邡事件与启东事件均是“经济版杀良冒功”的对应成本。简言之，垄断政治不可能导致公平社会的出现。
在科学社会主义名义下进行制度安排无一例外地陷入（或回归）了封建主义，以至于“封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悖论性制度运行态势。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制度本质。在中国，它的映射则是：作为最丑陋的社会政治现象，“杀良冒功”不仅具有对传统政治恶劣性的复现功能，而且在许多方面使整个国家“更像苏联”！
引言：专制资本主义之背后
一、公权力膨胀：也是美国的政治难题
二、特权伦理：被忽视的制度要义
三、利益合谋：霸道的中国诠释
结语：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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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专制资本主义之背后
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已经烟消云散二十余载，中国混合了“民族”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于今或被指为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比较难懂的“专制资本主义”[1]。然而，无论苏联之亡还是中国之蜕均给政治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现实制度会发生在落后的俄罗斯与中国，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性质，恰好俄中两国又都有着悠久的封建主义社会传统。这不是一项反推，而有现实的支持。在中国，世袭主义或曰江山主义顽固地存在，以至于是今天社会分化的最大推动力量，众多的学者都在批评阶层固化问题——此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又不足以对政策制定产生些微影响。
在苏联废墟上重建的俄罗斯，“封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遗传还很顽强地影响着社会[2]。由于中俄在封建社会主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有俄罗斯学者（如独立政治评论人帕德拉比涅克）认为，“一方面（中国）日益强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更像苏联”[3]。
一、公权力膨胀：也是美国的政治难题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主义方面（世袭特权、贪腐、镇压异议）中国“更像苏联”，那么，有一种美国式的“更像苏联”亦存在久之，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公权力的膨胀。公权力膨胀不仅在逻辑上可能摧毁（至少异化）自由民主、宪政自治诸原则，而且它还会最现实地剥夺人民的福利。因此，具有最大弹性的美国政治治理体系并没有使用中国式的政治术语，声称实行政治改革，其具体的应对措施更像中国语境里的行政改革。比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治人物麦凯就批评说：“我们和东德或者苏联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集中权力，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很激进”[4]。到九十年代初期，麦凯以佛罗里达州副州长的身份对州政府体系中的健康与康复服务部进行了重大行政改革，“废除了3个管理层，取消了38个高级管理职位中的25个，减少了25%的总部工作人员，将中层管理者裁减了20%”，最后共减员2300名[5]。
美国地方政府恐惧于自己“更像苏联”，行政改革在不断进行。如二十一世纪伊始，衣阿华州最大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部，“撤销了5个地方办公室”，还有38个跨县的办公室[6]。当然，我们还无法通括地统计美国的行政改革的效果[7]，但是，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却是值得注意的，“政治领导们觉得，如果他们想获得公众的注意并且赢得某些信任的话，他们必须报告自己所做的努力让公众少养了多少官僚”[8]。
在美国，对于自己可能“更像苏联”的本能性恐惧也许不如本文描述的如此清晰，不过，深刻的批判意识的确是政治家们采取行为的知识涵养。那些知识涵养由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提供。比方说，在奥斯本与哈钦森（2004）的尖锐批评之后，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著名制度经济学大师约翰·加尔布雷斯之子）不惜将美国现有的行政体系指为“掠夺型政府”，而在政府的作用之认识方面，他判断：“掠夺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会逐渐增长。”[9]
掠夺型政府导致的政治伦理不是“更像苏联”的程度问题，而国家福利是否还具有普遍性问题，比方说新富阶层追求政治地位的结果是“他们着手掠夺现有的美国监管机构和福利体系”[10]。在小加尔布雷斯看来，新富阶层染指国家运行，“不是为了什么意识形态工程，而纯粹是为了给他们个人和群体带来巨大的财富、最不受干扰的权力以及把事情弄砸后最大的被拯救机会”[11]。
在中国，掠夺型的政府是现统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不同）之初的事情，而新富阶层成为掠夺者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国家特征之一。具有典型分析意义的社会现象是“煤二代”以低劣个人素质进入官僚体系，他们“进到单位多是在没有技术和无关紧要的岗位，有的做临时工”，“比如有个在司法系统当司机的（煤）二代，他一月就1000元工资，上班开的是单位20万元的车，下班却开自己家的奔驰和宝马”[12]。为社会公众尤其底层所关注的现象还有“官二代”的就业方便（如量身订做式的招聘），以及公权力系统普遍的隐型福利，等等。但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总有一些人在吹捧“北京共识”或曰中国模式？他们的吹捧与言论自由存在正相关关系吗？
二、特权伦理：被忽视的制度要义
导致社会极度不公的掠夺型政府行为与特权密切相关，以至于愤怒的国人忽略了特权的伦理含义。
特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征。在伦理意义方面，它是保证普遍福利的公共手段。如果它在纯理论上不好理解，不妨考察一下一个家庭为什么要竭力保证最主要收入者的健康，这样一个现象背后的道理——让他（她）吃好喝好是为所有家庭成员免受他健康崩溃带来的冻馁之虞。仍是在纯理论上讲，特权之于社会会将人群分等，如有学者在论述“社会地位”问题说：“一般来说，如果拥有某些共同品质的人愿意根据某些其他标准分类的人就社会公平的特权达成一致，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第一人群低于第二人群的社会地位。”[13]
在纯理论之下，也即人们理解了特权即社会地位分等之后，可以认可特权存在。但是，由于特权难以计量化，或既难以计量又难以透明化，因此就带来普遍的不满。前面引述的美国学者的三种著作，虽十分学术化，但在通俗角度讲，它们本质上是对不透明、非计量的特权不满的表达。有趣的是，对特权不满的表达已经不再是学者们的批判任务，网络世界的“民粹”化表达比学者们的影响更大——也因着这个原因，我试图把微博（内容）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
网络对特权进而公权力整个体系的不满，被纸面新闻称为“习惯性质疑”[14]。更狭义地说，网民的习惯性质疑表达了对封建社会主义不满的普遍且持续的社会情绪。回归主题而言，封建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封建政治“杀良冒功”习性的一个翻版。
三、利益合谋：霸道的中国诠释
由于封建社会主义的“经济版杀良冒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其以灰色权力[15]形式出现而吞噬全民福利。不过，在此我要重点关注的不是“经济版杀良冒功”与“灰色权力”的内在关系，而是分析它们被保护的技术手段。技术手段固然有多种，比如镇压异议、舆论管控（导向）、绝不放行宗教自由之类的“更像苏联”之行为[16]，但是，通过对外界吹捧“北京共识”暨中国模式的正当性，也可以揭示：专制资本主义与国际不良资本势力已经形成了合谋之势，恰如有学者所说，“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有利益和中国相关”[17]。
如此利益关联也不只简单地谋求合谋性利益，更在于维持自己安全退出的路径。可以看得出，在薄左势力极盛时期，国际不良资本势力是极度担心发生“黑色革命”的，他们也不认为前者是正宗的中共体制内力量，而指前者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其结论是“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18]。关于颜色革命的直接利益性的判断，国内见到的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学术性的表达——这增加了宣传路径的诡秘性与说服的影响性——来证明中国现在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重叠，其重点是认可政绩合法性、精英垄断政治、民族主义支撑[19]。但是，就实际情况看，这三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政绩合法性确有一定的促进增长的益处，但在政治伦理上是堕落的。比方说，刘卓成与黄明的明码标价卖官、刘志军借助丁书苗之企业资金试图再升迁，均是政绩合法性的负产品。简言之，政绩合法性与买官卖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精英垄断政治具有短时稳定效用，也会出现高强度、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最终会激化官民矛盾。比方说，什邡事件与启东事件均是“经济版杀良冒功”的对应成本。简言之，垄断政治不可能导致公平社会的出现。
（三）民族主义有利于对外施压，但本质上它不是现统治体系的真正意识形态，或者退守至此乃是权宜之计，因此才导致了“黑色革命”势头旺盛。而民族主义为一个政权提供合法性更在于后者能为文化共同体里面的人提供什么水平的持续福利，或者个体生存环境如何变好。简言之，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一系列福利压力，终会在某个时点上彻底摧毁民族主义的虚构。
代表国际不良资本势力的学术性论述当然地为自己留了后路，其曰“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中国非民主合法性的来源从长期看可能不可持续”[20]。对于此类巧妙的两边下注式学术诠释，其内里的逻辑恰与中国传统政治上的“杀良冒功”相一致。用学术之器杀中国民众之思维，尤其引导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无耻生存，不仅仅是国际不良资本势力的文化战略，而且是他们在知性方面的霸道的表现。这种持续的霸道缘于他们与现统治体系的合谋关系，所以，埃里克·李根本就不相信现统治体系真地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结语：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学说，政治学专家们给了它许多限定，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不一而足。科学社会主义在前苏联败亡之后，开始极力给自己涂抹民主色彩，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另一端，现代人类政治制度史却给出反证，即证明社会主义绝非任何社会的制度本质，除非它完全仆从于民主。第一个反证是二战之后，苏联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诸国的制度要求，并不一定希望后者复制苏联制度，尽管后来由于中国因素致使斯大林的“联合政府”设想破产而致全球冷战发生。中国当代著名的苏联研究专家沈克华对此有详尽的研究[21]，这里无须多述。第二个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罗马尼亚党首齐奥塞斯库对戈氏进行“历史质疑”。齐氏明确指出：当初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自发的，而是苏联的主意，它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带[22]。
也许这两个反证尚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性本质，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名义下进行制度安排无一例外地陷入（或回归）了封建主义，以至于“封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悖论性制度运行态势。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制度本质。在中国，它的映射则是：作为最丑陋的社会政治现象，“杀良冒功”不仅具有对传统政治恶劣性的复现功能，而且在许多方面使整个国家“更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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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我所见到的“专制资本主义”描述源自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0年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作者：迈克尔·舒曼）；《参考消息》11月2日译介，“《时代》称‘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第16版〈海外视角〉。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孟买共识’——第三条道路，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或者最终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制资本主义思想…。”
[2]参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2月20日文章，“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作者：林贤治），第51版〈阅读〉。该文是对即将出版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录《雾霭》一书中文版的评论。涉及“封建社会主义”一词，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根据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罗斯，‘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势优势’。”
[3]参见美国之音网站2011年5月18日报道，“一名俄国记者在北京一场研讨会上警告中共不要重犯苏共错误，在贪污腐败、镇压异议人士和民族政策方面步苏联后尘。但也有俄国学者强调俄罗斯应学习中国经验。”（记者未详）；同[1]报，5月20日译介，“俄学者就是否‘学习中国’有分歧”，第14版〈海外视角〉。
[4]参见戴维·奥斯本与彼得·哈钦森著《政府的价格》（中译本，商红日、吕鹏译），P105；商吕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原版：Imternational Cretive Management, 2004（经台湾代理）。
[5]同[4]，P106。
[6]同[4]，P123。
[7] 同[4]，P124。
[8] 骆家辉在华盛顿州长任上也实行过佛衣二州那样的改革（2002-2003财政年度），削减州政府15亿美元开支，并减少了1340个（州政府内的）就业机会。见[4]书序二，“政府的价格：有效政府、有效财政的价值体现”（作者：李琪）。
[9]参见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掠夺型政府》（中译本，苏琦译），P133；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09。原版：FREE PRESS，Simon
& Schster,Inc.,2008。也许小加尔布雷斯知道自己的观点太过激进，才在原书的扉页上引用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77）在《信仰的确立》一书中的一句话：“如果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禁锢言论自由，就可以利用道德恐怖主义来保证舆论的整齐划一，而社会上的有德之士将完全支持这种道德恐怖主义。”
[10]&[11]同[9]，P127。
[12]具体可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30日报道，“‘煤二代’的仕途诱惑”（记者：谢良兵），第11版〈焦点〉。
[13]参见罗伯特·A·达尔著《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中译本，范春辉、张宇译），P256；范张译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原版：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
[14]可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7月6日文章，“习惯性质疑”（作者：沈泽玮）；同[1]报，7月9日，“‘习惯性质疑’考验政府公信力”，第16版〈中国大地〉。
[15]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界定的“灰色收入”概念较为通俗（可理解），其称：“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暗地里，通过权力运作对稀缺资源的获取、倒卖，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具体见和讯网新闻2012年8月20日转引《学习时报》文章，“灰色权力的扩散及其治理”。
[16]同[3]，俄罗斯政论家舍甫琴科提醒北京同行，指出“迫害异见人士，把批评声音当成外国敌对势力针对苏联的阴谋”是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的两大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是苏共整体性贪腐败。
[17]参见郑永年发表于2012年5月4日[14]报的文章，“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8]这种说法见诸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12月6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他保持红色吧”（作者：埃里克·李）；同[3]报，12月8日译介，“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第16版〈海外视角〉。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尽管中国有许多充满民族主义的言论（中国的网络空间有大量这样的言论），中国政府真正的外交政策举动却基本上是温和而克制的。一旦颜色革命推翻了共产党，谁能保证这样的路线能够延续下去？特别是如果具有民主资质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夺取了共产党倒台后的政权，还能保证继续走这样的路线吗？”
[19]撰写“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一文发表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中文名淡贝宁）。该文被《参考消息》（2012年7月15日）放在了头版头条位置，译介题目“西方权威媒体驳‘中国崩溃论’”。但是，译介文章并未涉及贝尔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信息，如中文名字与在清华大学的教职。
[20]同[19]，它也与[15]提到警告有相似之处。
[21]沈志华对斯大林“联合政府”（即新民主主义）的总结是：“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为新民主或人民民主主义制度。”参见沈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中册（全三册统一页码），P585；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2]参见瓦西里·博尔金（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著《震憾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中译本，甄西等译），P136（<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小节）；甄译版本：昆仑出版社，1998。原版：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
刘逸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味中国文坛崛起？
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部分中国异议人士解读为是讨好中共之举，虽然缺乏证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莫言获奖必定能让中国官方和部分民众重拾起对诺奖的好感。莫言在获奖次日的记者会上，公开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显示了这位作家内心的未泯的良知，几乎被遗忘的中国诺奖获得者刘晓波必然会重新被广大民众记起。莫言获奖可谓是给中国社会注入的强心剂.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中国文坛终于在2012年10月11日打破百年孤独，因为在这一天，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时间大约在北京时间19点多钟，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便及时播发了简短报道，向观众通报这一消息。
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
莫言曾被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认为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亚洲人，当凤凰卫视记者许戈辉在以往的节目中向莫言谈及大江健三郎的这一说法时，莫言表现得不以为然，只是将这戏称为“开玩笑”。莫言公开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但从他对大江健三郎赞许的反应看，他对于自己能否获此殊荣并没有信心。
诺贝尔文学奖曾在2000年授予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那之后，中国官方一直都在抹黑该奖项，加上从来没有中国本土作家获奖，导致中国作家群体的酸葡萄心态日益高涨，不管是中国官方媒体还是体制内作家，对该奖似乎表现得越来越不屑一顾。不过，每到每年十月份的“诺贝尔季”，中国人的目光依然会聚集瑞典，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央视空前受邀让莫言获奖成为可能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之前，多个博彩网站的赌盘上莫言都位列前茅，在几天前赔率甚至高居首位。不过，因为尚无中国本土作家获得该奖的先例，所以，一般人只能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博彩网站敛财的策略和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一天晚上，央视新闻值班室的微博却发布消息称央视首度获邀采访，而全球获准采访的只有3家电视台，这一消息让人顿时眼前一亮。
央视受邀的这一迹象显示，莫言获奖的可能性的确非常大。众所周知，在一些颁奖典礼上，举办方都会提前邀请获奖者入场，虽然不一定会透露准确的获奖消息给他们，但为了届时能让他们亲自在现场领奖，所以才会提前做准备工作。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与颁奖是分开的，揭晓时邀请莫言的可能性不太大，只是，突然邀请央视前往则可能是一种暗示，那就是暗示中国作家可能获奖。
当然，在今年被提名的210名作家当中，中国作家肯定不止莫言一人，现今暂住德国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实际上也在被提名之列。提名他的个人和组织至少包括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和独立中文笔会。不过，从央视空前受邀这一情况分析，廖亦武获奖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其著作《证词》在很多人看来完全有资格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奖令中国文坛和网民沸腾
据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中国作家鲁迅、老舍都曾因各种原因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从华人获得诺奖的情况看，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的确要比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国作家要大得多，因为当时的创造环境毕竟要相对自由很多，而在中共建政之后，文学创作则倍感压抑，这大概是中国作家此前一直无缘该奖的最大原因。
因为本土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尚无先例，在一次次希望变为失望过后，不少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认为中国作家不太可能获奖。此次莫言获奖之前，海内外的舆论对其关注度不断高涨，其著作在中国的很多书店都已经售罄。由此可见，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这一回是空穴来风。
果不其然，莫言最终蟾宫折桂，这令中国民众一片沸腾，获奖的消息一经公布，微博上便炸开了锅，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的跟帖看，网民都在一边倒地欢呼雀跃，祝贺莫言获奖。不过，在中国的异议阵营，却有人认为这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亵渎，因为莫言除了是作家之外，还是中共党员。莫言的代表作包括《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其中，长篇小说《蛙》于2011年8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另外，他还获得过一些国际文学奖项。
不可否认在莫言身上，有两大抹不去的污点，一是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曾跟其他中国官方作家一道以退场的方式来抵制异议作家贝岭和戴晴的入场；二是在莫言曾积极参加2012年5月作家出版社发起的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悉，每个作家没头没脑地抄写一段，酬金是一千元。可见，莫言在政治上依然不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或者是为了迎合官方而故意曲学阿世。
在当今中国文坛，莫言毫无疑问是最顶尖的作家之一。瑞典文学院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这种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莫言虽然身为中共党员，但其作品还是能对底层民众表示同情，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莫言不像其他异议作家那样让作品直接抨击政治，在大胆敢言方面，莫言显然远不如刘晓波、廖亦武，但其小说方面的写作水平应该是有其长处的。
莫言获奖是注入中国社会的强心剂
两年前，异议作家、《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方面将该奖授予刘晓波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许，但在中国却引发了官方的强烈反弹。因为中国官方舆论的误导，部分中国民众越来越表现得对诺奖不屑一顾，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奖者也迅速被打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另册。
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部分中国异议人士解读为是讨好中共之举，虽然缺乏证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莫言获奖必定能让中国官方和部分民众重拾起对诺奖的好感。莫言在获奖次日的记者会上，公开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显示了这位作家内心的未泯的良知，几乎被遗忘的中国诺奖获得者刘晓波必然会重新被广大民众记起。莫言获奖可谓是给中国社会注入的强心剂，尤其是萧条的中国文坛，更会因此而如沐春风。当然，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的崛起，事实上，在一个压制言论的制度下，作家的创造灵感和水平也会被压制，不难预料，在莫言之后，中国作家要再度获此殊荣仍然是难于上青天。
2012年10月13日
公告天下
公民联名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收入书！
来源：参与 作者：维权信息员 闵竹
（参与2012年10月4日讯）维权信息员闵竹2012-10-4日消息：
近日在网络中‘杨达才事件’，被炒的沸沸扬扬关注度极高，相续有公民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陕西省有关部门公开，杨达才工资收入澄清质疑！
可至今相关部门仍没有公开有关任何信息，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公开杨达才工资收入，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9月3日杨达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其一年工资十七八万，此工资收入是否属实？如果低于这个数字，那么多出来的收入是否属合法收入！
二、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对政府部门的相关信息有知情权、质疑权，监督权，望相关部门尊重公民合法权益，正面的回应有关质疑，主动公开政府相关信息。
三、杨达才事件已经严重影响陕西省政府形象与威信，如果不主动出面回应，那将进一步的削减政府的公信力！
在2007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公开范围，第九条中明确指出，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依据，申请陕西省政府公开杨达才工资收入，澄清质疑、以安民心。
申请人:汪建华电话13585984220
郭永丰 电话13714459645
李宇 电话13993398410
李化平 电话13816107496
黄云昌 电话13675746516
田改英 电话13993398401
袁剑 电话18228152159
黄小芹 电话18916047175
杨新波 电话13835260776
林振东 电话13057828586
夏世阳 电话13760141012
裴小伟 电话13476795045
宋世阳 电话15871744598
郭东翔 电话15013180416
何璐星 电话18605090591
王晓 电话13947992245
刘冰 电话15146048535
因尊重个人隐私，暂不公布地址。此公民申请将以网络和书面行式递交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网络形式争取上万人联名，而书面形式争取突破千人，本人将到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和网友朋友们联名，达要预定人数将亲手递交陕西省政府！做为89年出生的当代青年，在众多前辈面前自认晚辈，中国的社会进步需要有，更多的80后90后当代青年去推动，社会改革的步伐，我认为改革首先要从官员财产开始，如果今天连公布一个落马官员的工资都如此困难，那还谈什么改革呢？欢迎转发此信息！如果你想联名请先联系MZ刘冰。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30位学者上书国务院建议放松“异地高考”
来源：光明网 作者：孙磊
原标题：30位学者上书国务院谏言“异地高考”
本报北京电(记者 孙磊)昨日，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30位专家学者联名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教育部门领导递交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对随迁子女的认定条件、父母条件、政策落实时间等方面提出建议。
以就学年限作为主要条件
方案建议，对于一般省市，随迁子女在父母经常居住地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至高中毕业有3年以上连续就学记录的，即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对于京沪等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可以考虑增加一年与义务教育的衔接；随迁子女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就学记录的，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初中毕业在中考前有连续一年就学记录的，即可在当地参加中考和录取。
父母条件与子女接轨
方案建议，进城务工人员夫妇一方在流入地有常住证明的，其子女即应当被认定为“随迁子女”并允许在当地入学。常住证明包括工作证明(劳动合同附工资证明、单位出具证明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和居住证明(租房合同、房产证、暂住证、水电费收据等任何一项)。
如果进城人员提供纳税或社保证明确有困难，但是其子女具备从小学至高中的连续就学记录，即应被允许参加就读地的高考和录取；如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具备从小学至初中的连续就学记录，应被允许参加就读地的中考和录取。
统一考试、公平录取
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教育公平、防止“高考移民”，方案中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方案，废除招生指标和分省命题制度，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公平录取体制，为各地广大学生的教育公平奠定制度基础。
各省市均应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出台2013年高考报名方案之前制定随迁子女高考方案(如江苏等省2012年高考方案要求在上年11月1日报名)，并明确规定自2013年起开始执行。
（来源：长城网-燕赵都市报）
维权网“小额资助项目”2013年度征集项目意向书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5日 转载)
2012年10月15 日发布
维权网“小额资助项目”旨在支持公民就侵权行为依法寻求公正和救济，援助维护人权的民间行动，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落实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已经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中国宪法保障的所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基本人权。资助范围涵盖人权现状调查研究，立法与司法改革建议，人权基本知识以及相关的宪法、法律、法规的普及、传播、教育活动，开展公民维权行动，进行维权信息报道与开展舆论监督，为受打压迫害的人权捍卫者提供法律援助和人道援助。
维权网“小额资助项目”包括以下几类：
（1）法律援助：为代理人权受害者、受迫害的人权捍卫者和这些群体及家属提供法律咨询的公益律师提供旅差补助和办案经费资助。资助额度：1万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视实际情况而定。
（2）人权捍卫者紧急救援：为那些由于关注人权、行使人权而受到迫害的人权捍卫者提供一定的人道援助，以便他/她们能够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利，继续参与维护人权，推动人权保护。资助额度：1万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视实际情况而定。
（3）行动类和调研类项目资助（资助对象限于团队）：
A. 行动类项目资助内容包括：
1、侵权个案的信息采访、记录、调查、核实；
2、公民调查：实地调查涉嫌严重侵权的案件；
3、关注受迫害的人权捍卫者的救援性活动；
4、推动落实公民参政权和选举权教育，推动地方人大和乡村选举的公平自由和透明；
6、其它人权行动（但不限于）：人权知识普及教育（如组织人员培训或编写传播教材等）、支持公民参与维权活动、提高维权人士的工作能力与增进相互之间交流（如编写维权手册、召开研讨会等）、网络通讯安全工具知识培训、使用多媒体和“社交媒体”（纪录片、照片、博客、微博、手机短信、脸书、视频、网络播音、动画、漫画等等）曝光侵权事件并呼吁社会关注等各种形式的维权行动。
B. 调研类项目2013年重点资助课题（不排除其它与人权相关的课题）：
1. 2012年中国人权捍卫者因从事人权活动遭受威胁和打压迫害的情况调研报告；
2. 公益类和维权类民间组织近年来发展现状与公民结社自由落实情况调查报告；
3. 微博、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工具在增进言论表达自由、突破网络控制和监督政府方面的有效使用：编写简易实用手册；
4. 中国政府制订的第二个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情况民间跟踪调查报告；
5. “政法委”、“综治委”、“维稳办”等党政机关存在的法律依据分析及其在压制维权行动、打压维权人士方面的情况调研报告。
6. 民间报告：审议中国政府在2009-2013年间落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9年2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普遍定期审议”后提出的改进建议的情况；
7. 民间报告：中国政府落实《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及联合国“经社文委员会”2005年4月审议中国后提出的改进建议的情况；
8. 民间报告： 中国政府在2009-2013年间落实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2008年11月审议中国后提出的改进建议的情况。
行动类和调研类项目资助额度：
3万元到5万元人民币不等，视项目规模、时间跨度、参加人员和项目执行的实际需要而定。
申请方式：
“法律援助”：当事人、家属或委托律师请将申请信、律师委托书和案情简介发至：networkchrd@gmail.com
“人权捍卫者紧急救援”：当事人、家属或关注者请将申请信和情况简介发至: networkchrd@gmail.com
“行动类或调研类项目”：有兴趣提交申请的维权团队请将“项目申请意向书”（项目设想，不超过500字）发至： networkchrd@gmail.com
“项目申请意向书”如被接纳，我们会主动与申请者联系，邀请申请者提交行动性项目或调研性项目的正式申请书，并进入正式评审程序。
维权网
2012年10月15 日
特别关注
编者按：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日宣布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内外对莫言获此殊荣褒贬不一，中国官方从作协、人民网、新华网到“真理部部长”李长春都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认为莫言获奖不仅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李长春），企业家陈光标甚至要送莫言一套价值近千万的北京别墅。但在民间也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强烈批评，甚至有海外人士发起对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抗议活动。但独立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基本上对莫言获奖持肯定态度。
我们认为，莫言本人是有缺点和弱点的，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就此而言，莫言应该诚恳接受民间的批评，但他获奖本身是件好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了莫言获奖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透露了自己自89年之后就对执政党失去了信心，而且公开对执政当局喊话说“释放刘晓波！”，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不仅希望莫言能够站在普世价值和“人类”的高度继续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更希望他能携手同获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凤凰网文化
凤凰网文化讯 瑞典学院刚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吸引了全球文学爱好者，尤其是中国人的热烈关注。在早前的两家著名博彩公司诺奖赔率表上，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分别占据头两名。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莫言授奖词：
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传说、历史与当下
来源：凤凰网文化
原标题：诺奖评委会:莫言令人联想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融合
中新网10月11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法新社的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莫言：期望尽快释放刘晓波!!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今天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莫言是在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做出上述表态的。莫言说：我希望他能够尽快地重获自由。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2日 转载)
来源：法广中文网 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
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12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1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
李长春在贺信中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他希望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红树林》、《蛙》等一大批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文学奖。莫言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在世界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人民网评：祝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石川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我们向莫言表示祝贺！
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学大国，一个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走到今天，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不管承认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和权威而为世人看重。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符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价值。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了其著作的高水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接纳和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文学要走出国门，也必须走出国门；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走向世界。
当然，只有一个莫言还不够，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同时，没有哪个作家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我以为获奖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身份——作家，共同珍爱文学，共同的使命担当。……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反省自己的过程，也是考量自己的内心与生活、人生与时代有多大距离的过程。”获得鲁奖如此，茅奖是如此，诺奖也应如此。每个作家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写作能不能对得起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
可以期待，莫言之后，还会有中国籍作家或华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要作家敢于直视内心，只要不辜负这个时代，只要创作环境不断改善，有责任的作家必然推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环球时报：达赖刘晓波获诺奖 给中国留下尴尬
来源：环球网
中国作家莫言昨天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互联网上立刻轰动。我们首先在此祝贺这位中国主流作家。
按说中国人应以“平常心”看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世界顶级文学成就的相关度，比科学奖在同领域的相关度要低很多。更重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以往表现常有政治化倾向，有点向“和平奖”学。
但中国社会对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对各项诺奖的看重似乎挡不住。我们沉浸在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包围中，我们今天很难搞清对西方奖项的关注和在意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前达赖、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个奖传达过来的不友好甚至敌意十分清晰。诺贝尔奖留给中国主流社会的最直接记忆就是尴尬和不舒服。
旅法华人高行健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此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他。尽管文学界不少人认为高行健的作品有一定文学成就，但普通中国人一般把他的获奖往政治上联想，认为是作品的政治倾向吸引了瑞典文学院的目光。
莫言同上述三人都不同。他是中国本土作家，也是大陆主流作家，是在中国及世界华人社会被阅读最多的华语文学大师之一。他获奖至少在这一次驱散了中国人心头对诺贝尔奖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缠感，才华、文学成就还有运气帮助了这位中国作家。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真正像是“文学奖”了。
莫言获奖会对中国人看诺贝尔奖的态度做一次修正，给我们带来快乐。但中国主流社会对诺贝尔奖的信任不会就此彻底建立起来。它给中国人的印象会复杂多样起来，这种复杂也很可能更接近诺贝尔奖的实情。
除了莫言本人的文学成就和地位之外，诺贝尔奖是想在刘晓波之后缓和一下同中国的关系吗？它是想在刘的轰动之后再制造一次相反的轰动吗？不少中国人都闪过这样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自然科学奖，在中国与西方关系很微妙的今天，我们对中国人得奖不得奖都会有些不简单是高兴或不高兴的感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莫言获奖还是传递出了一些很清晰的信号。第一，在“比较灵活的”非自然科学奖项中，中国人获奖的密度在增加，无论是“刺激”中国的，还是“正常的”，都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空前关注。诺贝尔奖在以不同方式接近中国。
第二，莫言作为中国主流作家获奖，显示了随着中国继续崛起，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中国的主流不可能长期被西方拒绝。
无论是以前我们“看偏”了诺贝尔非自然科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主动做了一次自我调整，瑞典文学院这次把奖颁给莫言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希望诺贝尔奖的这种选择倾向能一直延续下去。
中国在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堪称波澜壮阔，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几十年没有战争，诺贝尔和平奖、经济学奖和文学奖要从中国主流社会中找到促成了这一切的突出贡献者并不困难，把眼睛盯着中国社会的各种边缘、以刺激中国为乐是狭隘的。
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发展大潮中最活跃的那一部分，长期与中国别别扭扭，这不是诺贝尔奖的光荣，从长远看也决不利于诺贝尔奖保持、扩大它的影响力。
希望莫言获奖是一个转折点。再次祝贺莫言。
中方回应挪威曾给刘晓波颁发诺奖：解铃还须系铃人
2012年10月12日
18:13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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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外交部：中挪关系解铃还须系铃人
人民网10月12日讯 据外交部网站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中挪关系，其困难是由于挪威政府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错误决定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挪方应为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做出切实努力。
问：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近两周年，中挪关系近期是否可能转圜？中方是否就今年诺和奖获奖人选与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进行了沟通？
答：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中方当然坚决反对。关于中挪关系，其困难是由于挪威政府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错误决定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挪方应为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做出切实努力。
问：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曾批评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为何却持不同态度？
答：正如我所说，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 （贾文婷）
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
[日期：2012-10-13] 来源：参与 作者：反对莫言获奖群体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对此，我们中国民间人士抗议，这将亵渎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以及诺贝尔先生的声誉。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共产党党员。1976年，参加中共的解放军。1979年秋开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担任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直到1997年才从解放军退役。2006年，莫言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委员。2011年，莫言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
2009年9月，因为中国异议作家戴晴、贝岭、徐星等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莫言与中国官员一起宣布退出书展。
2010年3月，莫言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否认审查制度会对文学创作带来负面影响。他说审查制度下，作家学会了怎样写得更含蓄、更委婉。对他来说，这才符合美学原则。他认为那些正面描写现代社会问题的作品大都不值一顾。
2009年12月，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因发起《零八宪章》和坚持独立写作，竟被判处11年重刑。这引起中国民间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崔卫平教授打电话给莫言，问他对刘晓波获刑的看法。莫言说：“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
2011年11月，莫言曾为被称为“小毛泽东”的薄熙来背书，写了一首《打油诗赠重庆文友》的诗作：“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2012年4月，莫言在接受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访问时说，言论审查有利于创作。
2012年5月，莫言与王蒙、贺敬之、铁凝等100位中国作家抄写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莫言在获奖之后依然表示：“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共当局七十年来扼杀创作自由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的讲话直接导致了对异见作家王实味的残杀，一九四九年之后，成为政治迫害的思想来源。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曾经是中共的解放军军官，曾赞美中共对文艺的政治审查，曾退出法兰克福书展，曾拒绝谈论刘晓波、甚至参与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还是中共党员、是直接扼杀中国作家创作自由机构的负责人的莫言，并没有坚守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底线。如中国网友所言，莫言得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可能会遭遇自从评奖的112年以来之超级大笑话，即第一位面对采访不敢诚实地说出自己国家早已有人获诺贝尔奖并公布其名字的事实。”
我们认为，仅以文学本身而论，莫言的文学成就有限，他的语言粗糙、浮华、冗长，远非一流作家的洗练、简洁、传神，他对当代汉语并没有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他的小说创作手法照搬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并未水乳交融。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与价值立场，并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倡导的理想主义的趋向。
不仅如此，在莫言最得意的最近作品《蛙》中也并没有真正触及人性。这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并没有达到多高的高度，相反，倒是巧妙地赞美了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
在“文学脱离政治”这样一个并不靠谱的借口之下，将本来备受尊敬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这样一个身上充满红色基因、赞美的中共体制、摒弃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这是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侮辱，对人权和自由价值的背离和对勇气和良知的诅咒。
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应该知道：
1989年10月7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当局称：“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这是对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活动的公然支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2010年当中国著名异议作家、《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共当局表示强烈抗议，认定“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给刘晓波的政治‘犒赏’”。中共当局称：“挪威诺委会这个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的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沦为西方一些势力的政治工具，严重损害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公信力，也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
2000年10月12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说：“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
实际上，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这才真正损害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公信力，才真正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将值得世人尊敬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样一位与极权主义一起作恶的奴才，我们甚至不得不怀疑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是否与中共当局存在私下交易。
因此，我们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授予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强烈谴责与抗议，我们同时要求取消授予莫言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0月12日
如果您支持这封公开信并愿意签名，请发送邮件到：fanduimoyan@gmail.com。
签名人：
古 川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北 风 香港 媒体从业者
夏业良 北京 学者
余 杰 美国 作家
孙宝强 悉尼 流亡作家、六四受难者
陈永苗 北京 后改革学者
张 林 安徽 维权人士
苏雨桐 德国 记者
郭保罗 美国 网络评论家
蒲文昕 北京 媒体从业者
Pedro SHI 澳洲 教师
海蓝娜 美国 中国留学生
陈新浩 悉尼 六四难者家属
杨敏敏 悉尼 专职导游
倪海青 悉尼 专职导游
央视问莫言“你幸福吗”
回答：我不知道
莫言：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
来源：央视
央视10月14日《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央视问莫言你幸福吗回答：我不知道”，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本台面对面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董倩：您幸福吗？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不知道。
董倩：绝大多数人觉得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应该幸福。
莫言：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
大多数人认识莫言是从26年前的《红高粱》开始的，1997年至今，莫言相继发表《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文学作品，均获大奖。2011年，莫言又以长篇小说《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今晚9点30分，我台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董倩带您认识一个更为真实的不爱说话的莫言，敬请收看。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
（2012年10月13日）
瑞典文学院继2000年首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给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先生后，今年再次颁奖给中文作家莫言先生。独立中文笔会在此祝贺莫言先生作为首位居住中国的作家荣获这项国际文学界的最高荣誉，继本会前会长、荣誉会长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和平奖后成为拥有诺奖殊荣的第二位中国公民。另据报道，莫言先生获奖后在家乡举行的记者会上，期望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先生能尽早重获自由。本会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也期望莫言先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暨中国笔会中心副主席，与国际笔会全体会员一起，继续秉承笔会维护言论自由的宗旨和传统，更加关注中国言论和写作自由现状，尤其是关注刘晓波等因言获罪而遭受压制以至系狱服刑的中国作家同行，促使他们尽早恢复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作为文学团体，一向注意到莫言先生对中文文学的长期贡献，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正如瑞典文学院颁奖公告所表彰“以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题材融为一体”，创作了大量短、中、长篇小说，以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闻名海内外，获得港、台及各国多种文学奖项。莫言先生的小说重在讲述中国专制社会中普通小人物的不幸生活、遭遇和抗争的故事，在中国当代专制的高压下，具有其独特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先生将其它各国专制下发展起来的反专制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段融入专制中国的文学传统而得以成功，并获得国内外最高荣誉，成为继1965年前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肖洛霍夫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位共产党官方作家，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造诣的突出，显然是得以荣获诺奖的主要考量。
独立中文笔会作为作家人权团体，另一方面也遗憾地注意到，莫言先生长期以来忽视了笔会维护作家言论自由的宗旨，其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官方作家政治人格的矛盾冲突之大，在获得诺奖殊荣后而因此引起的广泛争议，也格外引人注目。莫言先生近年来在国际访问尤其是在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和今年论坛书展的言行颇引人非议，今年参与官方组织的百名作家、文艺家抄写祸害中国文坛达七十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有失笔会会员身份而令人不值。因此，本会也在此提请莫言先生注意这些缺失，以真正无愧于诺贝尔先生遗嘱中所希望的“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的殊荣。
同时，独立中文笔会希望莫言先生及支持其获奖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能记得古人的一句名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并呼吁大家关注以下基本事实：中国目前仍然并非具有真正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的国度，中国当局多年来执行的新闻和出版审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公民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作家创作自由，使大量有才华的作家失去了人身自由、创作环境尤其是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机会。根据笔会的资料，至今仍有30余位中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因言获罪被关押在狱，此外还有大量作家因作品遭受不同程度的人权侵犯，他们中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荣誉会员就有：正在服11年刑的文评家、政论家、诗人刘晓波和因他获诺贝尔和平奖遭软禁与外界失去联系近两年的妻子、诗人刘霞，在坐牢9年获释后不久前主要因一首诗歌又被判7年徒刑的作家朱虞夫，坐牢10年后又被判刑12年的小说家、诗人杨天水，正在服10年刑的记者、诗人师涛，正在服10年刑的维吾尔小说家、诗人亚辛，服刑15年后至今仍遭软禁下落不明的蒙人作家哈达，因作品遭毒打酷刑而在年初被迫出走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去年被迫流亡德国的四川作家、诗人廖亦武，前不久被拘留后取保候审的北京作家焦国标，被禁止入境中国的旅英小说家马建和旅德诗人贝岭等。
独立中文笔会也在此呼吁中国当局认清世界文明潮流，积极融入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立即恢复刘霞女士的人身自由，立即无条件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释放笔会会员师涛、杨天水、朱虞夫等所有因言获罪被关押者；同时也希望莫言先生和中国各笔会中心会员，和我们一起在弘扬中文文学的同时维护中国宪法规定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及有关刘晓波先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国际笔会发表声明支持莫言呼吁释放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10月13日讯）国际笔会昨天发表声明，支持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呼吁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新闻稿全翻译如下。
引言：“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刘晓波
今天，我们记起评论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自其2009年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里，正在服11年的刑期。他被捕之时正呼吁在中国和平的政治改革、更多的人权和多党民主制。2010年10月8日，他以其为言论自由与人权长期坚持非暴力抗争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因他被关押在狱中无法领奖，在2010年12月于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他被一把空椅子所代表。他的妻子刘霞在诺奖公布以后被置于严格的软禁之中。两年后，她仍在北京家中被隔离，但未对她提出任何指控。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呼吁刘晓波“尽快健康地”获得自由。国际笔会及世界各地的笔会加入莫言的这一呼吁，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并继续在每一次机会这样做，直至他们都获得自由。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和创会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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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及有关刘晓波先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洪哲胜:让我们理性地对待莫言
──回应中国民间人士的一封公开信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洪哲胜
┌────────────────────────────┐
│ 我接到这份联署信： │
│ │
│ 《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
│ ──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 │
│ │
│ 于是就给出如下的回应。不是诗，但是这样的格式好读。 │
└────────────────────────────
┘
对于这份联署信，我有不同的意见。
在中共的63年的无数运动的折磨之下，
要求别人非得站立起来从事抗争，
从而让他走向可期的危险不幸下场，
是过分的要求。
莫言如果这么办，他就无法写出并发表100多本小说了。
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政治上的坏蛋，如果他表演得象郭沫若。
但是，莫言没有郭沫若那样维护专政，
他的作品显然把人民的悲惨无奈写得相当写实。
当年，他不敢或因故没有反对中共的迫害刘晓波，
当然不能证明他正确，他勇敢，
但是，也不能证明他错误，他是懦夫，他是坏蛋，
因为在中国，会有这样反应的人们，可能超过80%，
因此，没有对刘晓波下井落石的人 ，
还是属于正常的大众，
咱们无需也不可因此把他们列入政治坏人的黑名单了。
尤其是，他得奖后很快就两度公开宣称，
他希望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
公开宣称，刘晓波可以研究他的政治，和体制改革。
为此，即使莫言以前果真是个政治坏人，
则他现在的言论也以表明他有了转变，
转变成挺刘晓波，挺人权，反政治迫害。
太多的民运不但不知道运动成功的条件，
正在于运动对于人心的转变，
每一个小小的转变，
都是展示着、蕴积着运动的正面成绩，
都值得运动的珍惜，
更何况他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在这时刻，还对莫言品头品足，还对他冷嘲热讽，
绝对 不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民运所应为。
大家应该祝贺他的转变，
给予鼓励，促使他更上一层楼。
我看到胡佳和艾未未已经这么做了，
非常好！
这个联署信最好请主催者暂时放进抽屉，
继续观察莫言的表现，
再决定是否上网，给发。
我的请求不是要干涉大家的权利，
不是要大家经营民运自己的一言堂，
而是要大家尊重中国的大众之一的莫言，
考虑民运策略，再出招。
我的这篇回应，欢迎自由散播。
（2012-10-13）
PS：明天我就满73岁了。
请听听我这个老人，
这个有着45年运动经验的民运老人的
老人之言啊！
Cary S. Hung, Ph.D., President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http://asiademo.org/gb/
caryhung@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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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标自称在北京二环内有2处别墅 愿送莫言其中一处
来源：齐鲁网
图片来源陈光标微博
原标题：陈光标称赠莫言北京亿元别墅 莫言好友回应未必接受
齐鲁网济南10月15日讯（记者张晓博）“标哥在北京黄金地段二环以内的两套别墅，如果莫言老师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陪同他挑选，2处别墅任选其一。”15日中午，陈光标正式发微博回应被热炒的“将赠送莫言房产”。
由于无法联系到莫言本人置评，15日中午，莫言好友、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回应齐鲁网记者称，“将于莫言老师进行沟通，但他未必接受。”
陈光标：两套亿元别墅可任选其一
15日中午，陈光标发微博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得到一定程度认可，他打开了一扇中西方沟通的窗户，我觉得非常兴奋。”
“前几天，我了解到莫言想把获奖的750万元在北京买房，并遗憾的表示，就是想把诺贝尔奖全部拿出来，也买不了很大的房子。”陈光标说，自己很感慨，“处于对莫言先生为我们民族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我将自己在北京的一套房子赠与莫言先生。”
15日下午，齐鲁网记者电话联系到陈光标，他在电话中向齐鲁网记者证实，微博确实为他本人所发，陈光标表示，如果莫言老师愿意，他“在北京黄金地段二环以内……2处别墅任选其一，一处870平米，一处630平米，说道做到，绝不心疼，绝不后悔。”
莫言好友：未必接受
由于无法联系到莫言本人置评，15日中午，齐鲁网记者联系到莫言好友、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向莫言老师转述下吧，但他未必会接受。”
此前，莫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笑着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米，750万也就是120多平米。”
毛维杰告诉齐鲁网记者，“你知道的，莫言老师未必会接受。”
被批亲共 莫言自称89后不再相信共产党
据《法广》10月 14日的报导，曾经亲自采访过莫言的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称，2004年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但他依然继续保留着共产党党员证，因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新唐人2012年10月15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亲共的“中共审查制度的忠实拥护者”，还是“以迂回的方式辛辣讽刺、抨击现实黑暗”的斗士？从专制的壁垒夹缝中冒头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到底是喜剧，是悲剧，还是闹剧？舆论界近日再掀批评热潮，众说纷纭谈莫言。
莫言，一个1989年后“不再相信共产党”的共产党员？
据《法广》10月 14日的报导，曾经亲自采访过莫言的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称，2004年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但他依然继续保留着共产党党员证，因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莫言还在访谈中平静地表示，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五十年代，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曾经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这段经历还为以后的短篇小说集《铁孩子》提供了素材。
哈斯基认为，莫言是一个“头脑自由”、“下笔自由”的作家。他说：“莫言在作品中经常辛辣地讽刺中国官场的官僚作风， 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 他的作品是如此的丰富独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
同时，哈斯基文章也承认有不同意见者谴责莫言只敢抨击地方官僚，而从不批评中央政府；还谴责他不仅从未发表任何捍卫遭迫害的中国异议人士的言论， 而且还总是站在政府的一边，例如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就曾经因抗议德国邀请中国异见作家与会而退出书展。
对此，哈斯基评论说：“我们或许应该等待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仪式上将发表什么样的演讲再做定论。”他表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 理解这个经济增长令人目眩的国家中的那些被飞速的车轮无情的碾压的普通中国百姓，就必须阅读莫言的作品。
哈斯基最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使外界能够更加近距离的倾听莫言所代表的“自来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套”。
莫言，一个“非常会见机行事”的亲共文人？
与西方人的视角全然不同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对身为中共官方作家协会主席的莫言看法，也与西方主流媒体的看法迥然不同。
目前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异议人士廖亦武，强烈批评诺奖委员会将本年度文学奖颁发给莫言，他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指出，莫言是一个“国家诗人”，在必要的时候，“他非常会见机行事”。
廖亦武说，莫言获奖后，他在中国的朋友都问他西方是不是把莫言看作是中共体制的延续和扩张。
廖亦武曾经大量采访最底层的民众，写过“中国底层访谈录”，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与封杀，廖亦武逃往德国避难。去年他还获得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这一奖项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
著名异见作家唯色则写到：“中共党员、中共解放军前军官、中共审查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中共官方作家协会主席、独裁者毛讲话的抄写者闪亮登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们就等着党和政府对莫言这个奖的无限利用吧。以后莫言同志以文学奖得主名义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多了去了。”
著名异见人士“北风”（温云超）在推特上说：“有媒体采访我，莫言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否因为抄写毛的讲话、法兰克福书展退席这些行为而受到了玷污？我回答说，当然，一身屎的人做出再好的菜，也是难以让人下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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