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智库称，中国正透过DNA采集强化社会监控体系
德国之声：您替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写的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透过采集上千万男性公民的DNA样本来建立全球最大的DNA鉴识资料库。有些专家担忧中国政府能透过这个资料库扩大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您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有什麽样的意涵？
雷国俊：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尝试重新定义与生物识别技术与隐私权相关的国际准则。实际上，之前也有其他国家尝试建立全国性的DNA资料库，但最终在被联合国谴责后，他们都打消这个念头。
中国正在试图透过建立全国DNA资料库来更改国际上对于警察采集人民DNA样本的定义。一般来说，除非是为了协助调查重大刑事案件，否则国际上并不允许警察随意采集非案件相关人士的DNA样本。不过现在中国试图更改这个准则。
德国之声：您的报告中提到，中国曾在西藏与新疆推行类似的DNA采集计画。您认为这些经验是否促使北京自2017年底在全国对男性公民实行DNA采集计画？
雷国俊：中国在西藏与新疆推行类似计画的经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他们将这个模式拓展至全国各地。然而，中国其实自2000开始便建立了DNA鉴识资料库，所以这个资料库也并非2017年底才开始建立的。
然而，由于西藏与新疆都被中国政府视为对国安与主权有潜在威胁的地区，所以中国公司与警察被准许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各种与监控相关的实验。中国在新疆除了大规模采集维吾尔人的DNA样本外，还采集他们的指纹与声波，而这些试验成果也会激励中国警察进一步扩大DNA样本采集的范围，因为这些样本能让他们更准确的辨识出每个人民身份，并提升在新疆与西藏等地区监控人民的能力。
这些成果某种程度上肯定激励了公安部在2017年底将DNA样本采集扩大至中国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先在新疆与西藏将DNA样本采集的技术去芜存菁后，再将相关技术输出至全国。
德国之声：你认为这些生物监控技术在中国政府强化维稳与对公民社会的掌控中扮演什麽样的角色？
雷国俊：我认为透过DNA资料库进行监控的技术会在中国社会中制造寒蝉效应。不少人都向我表示，中国政府已掌握许多他们的个人资讯，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没什麽好隐藏的。由于他们都自认是无辜的老百姓，这种心态会让他们意识到政府在监控他们，导致他们不敢畅所欲言，也会试着不越过政府所制定的红线。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越线，政府可能做出对他们家人不利的事。
这也显示，透过DNA资料库进行的监控会进一步影响一个社会的言论与集会自由，而这件事早已在中国发生。与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相比，中国的网络与公民社会现在收敛许多。中国政府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快乐了，但我会说中国政府透过这种监控技术建造了一个奥维尔式的监控国度，而这个技术也同时满足中国政府达到全面控制的幻想。
德国之声：某些中国与外国公司提供技术协助中国在全国各地采集人民的DNA样本。您觉得国际社会能透过什麽样的方法来对参与其中的外国公司展开追责？
雷国俊：目前为止，赛默飞世尔尚未公开坦承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采集男性公民DNA样本的计画。他们在2019年2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停止贩售设备与服务给新疆政府，但他们并未在公告中表明他们是否参与了中国的全国DNA采集计画。
同时，他们不断公开重申他们对于能透过提供DNA鉴识技术来协助破案感到非常骄傲，但他们却并未清楚阐述他们的技术与服务如何提升中国政府的监控技术与强化中国政府充满压迫性的政策。
他们明知自己的技术可能如何被中国政府运用，而虽然他们承认自己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协助了北京迫害新疆维吾尔人，但他们却并未公开坦承这些生物鉴识技术如何在国内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其他类型的压迫。
我认为他们必须扪心自问，审视他们是否能在经营中国市场的同时，继续保有他们该有的道德标准。据我所知，中国市场约占赛默飞世尔整体盈利的10%，这代表中国对赛默飞世尔来说是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市场。目前为止，每当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时，赛默飞世尔总是漠视他们的道德标准。
德国之声：中国近年来开始将其监控治理模式输出至其他国家。你认为中国会将他们透过DNA资料库监控人民的技术与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吗？
雷国俊：中国早已将监控模式的相关科技与智慧财产权都输出到其他国家。同时，有不少案例显示一些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开始积极在海外设点。其中一间是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近期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一间联合实验室，而我们也知道北京的华大基因一直是全球生物技术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提供了非常多新冠病毒的测试用具。
这也显示，中国不断与不同国家分享他们的生物科技，但我们必须理解到的是，中国的所作所为正在改变世界公认的科技与隐私权的关系，以及生物技术在取得原料与运用时，是否有取得足够程度的同意，以及过程是否够公开透明。
虽然我们透过这项研究搜集了非常多资料，但目前中国政府都未公开承认在全国各地推动DNA样本采集的行动，我希望这点会慢慢改变。当中国持续暗地里在各国实行这种行动时，这可能会破坏既有的准则，并让其他国家觉得，如果中国可以这样做，为何我们不能这样做。
联合国的隐私权特使在2019年初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透过DNA资料库对人民进行监控将会是他持续关注的其中一个议题，其中包含警察运用DNA资料库破案的底线在哪丶哪些时候警察只能对面临刑事起诉的人进行DNA样本采集的动作。
事实上，有许多与管理DNA资料库相关的国际准则应该与公众分享，但同时我也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大规模强迫采集人民DNA一事做出反制，因为他们的做法会影响到相关的全球准则。如果我们不即时展开相关运作，某天当我们有警觉时，我们认知中合理的事可能都改变了。
雷国俊 (James Leibold) 是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政治丶媒体与哲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专家。他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