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水：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之五

献给我的儿子吴葛健雄被捕一周年

收到逮捕通知书后，我知道，我的儿子，吴葛健雄，在劫难逃了！

但我依然有决心，为我儿子作出最好的辩护。

虽然，我不是专业从事刑事诉讼，但毕竟，我也没有脱离过刑事诉讼案件。每年都会受理一两起访民案件——这些案件，几乎全部都是寻衅滋事。

无论是代理行政诉讼案件，或者受理刑事辩护案件，我都不喜欢高调宣传。因为这类案件相对都比较敏感，如果引起有关部门高度注意的话，必须会给代理活动或者辩护活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保护我及其他几个律师不被途中被强迫解除委托，我要求其他几位律师也一定要尽可能地低调。

这种低调，就是：尽可能地不对案件发声，尽可能地避免办案人员和单位的抵触情绪，尽可能地不要为办案单位为强制解除我们而提供一点的借口。

我努力地做，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对办案单位有些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了——我想用我的尊严，来保取我为儿子辩护的权利。

在被逮捕之前，我们提出会见申请，答复说是要等到被逮捕之后。逮捕之后，我又提出会见申请，另一位律师丁敏也提出了申请。程渊的辩护律师、刘大志的辩护律师，也都提出过会见申请。

但是，会见的要求，依然没有被允许。我给我儿子的几次写信，也没有一次被允许送到我儿子手里。

此时，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望的。

好吧，那么等吧，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你们总没有理由阻止我和我的儿子会见了吧？

于是，我等待着。

在这等待的日子里，我才感觉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我天天掰着手指，盼望着这侦查阶段的两个月快点过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月，到了10月26日，赶紧打电话询问，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检察院去审查起诉了。结果，到听到答复是：延长侦查期限1个月！

延长一个月，这意味着我又得再等一个月了。

好吧，再等一个月，那就再熬一个月！

11月26日到了，再打电话去询问。这回我开始有点要崩溃了！

再次延长侦查期限2个月！

这意味着，要到2020年1月25日侦查期限才结束！而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长假的开始。

春节期限是不会让你会见的，我知道。因为，很少有哪个看守所，会在假节日期间对律师开放会见。这意味着，最早，也要到春节假期过后，也就是2020年的2月1日了！

这一年的春节，过得特别冷。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同一天，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但疫情究竟有多严重，却没有任何的消息。只是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即使要出门，也要戴上口罩。

1月24日，农历的大年三十。

儿子不在家，只有我和妻子两个有些孤苦伶仃地过年。

虽然，我也买了好些菜，装出一个要过年的样子。

可是，我一点做菜的心情也没有。让买来的菜，静静地躺在冰箱里。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和我妻子，只吃些中午剩下来的菜和饭。

谁也不提儿子的事。

怕，伤心。

大年初一，呆在家里，哪都没有出去，继续过着有什么吃什么的日子。但我已经开始筹划会见儿子的准备了！因为，初二就是1月25日，如果不是春节的话，儿子的案子，延长侦查期限也到了，应当移送到检察院去审查起诉了。这也意味着，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我终于可以和儿子见面了！

想到终于可以见到儿子了，心里居然还引起了一些小小的激动。设计着，见到了儿子，第一句话，我该怎么讲？想象着，儿子，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是否还是留着长长的头发，还是被强迫理成了光头？

各种的想象，在我的头脑里翻涌着。一想到马上能见到儿子，又有些点的喜，但一想到儿子小小的年纪，大学毕业才两年，就身陷囹圄，又有些悲。

在这样的悲喜交叉中，我就这样，过着这个春节。

初二一早，就出去购买口罩。

因为，政府要求，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但家里连一只口罩也没有，年前，谁也想不到，疫情会突如其来，真的让很多人防不甚防。

大街上，空荡荡的，几乎是空无一人，也没有车辆往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本来应当是热闹的春节，居然变得如此的清净，让人感觉是如此的凄凉。

（正月初二，浙江萧山的萧然东路，几乎空无一人）

可以，所有的商店的门，都关着。药店，也不例外。走了好几家，都是一样。我只好回家，考虑着，去哪弄口罩？否则，便连门也出不成了！

下午，我准备去一趟办公室。每年，一到新，我都会去我的办公室默默地坐上一天，回想过去的一年，策划着新的一年。

大街上空荡荡的，往来的车辆也似乎都已经消失。公交车因为疫情，也减少了车次。

我决定边走，边等公交。另一方面，也抱着侥幸的心理，沿街看看，没有有药店开门，好买些口罩。

走过两三个公交车站，终于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一家不走眼的药店开门了。赶紧走进去，问有没有口罩买。

幸好，那时大家还没有想到抢购口罩。这家店，还有剩余的口罩在出售。于是，我买了几十个，带回办公室，准备去长沙的时候用。

到了办公楼，除了没有什么人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接连的几天里，我都呆在办公室里，准备着一切会见的手续。

（这是我年前在门口贴的福字，本来准备还贴一幅对联：福不双至今年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说是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见到我，就询问我们什么时候上班。

我回答：根据政府的安排。

“是市政府的，还是国家的安排？”他们问。

我觉得有些奇怪，难道市政府和国家闹分家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今年因为疫情，什么时候上班，一定要听市政府的，不得擅自上班。

我随口应承着，想不到，这将是有史以来，一个最长的春节开始了！

疫情的风声越来越紧，网上到处传来封城、封村、封道的消息。

铁路客运停了，省际的公交也停了，甚至连市内的公共交通也停运了。

杭州也开始陆续关闭一些高速公路的出口。

（中国杭州：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运了）

我感觉，如果我再不去长沙，估计马上就要出不去了。马上打电话给办案单位，询问他们什么时候上班。在确认了法定的春节假期一到后，就会上班。我就要求接电话的值班人员，转告林圣新警官，我会在他们一上班就过去，要求与他见面。

时间一到，我立即一个人驱车，向长沙奔去。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去，不仅没能会见上我儿子，还差点就有去无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