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乔：“别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

一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被德国影片《窃听风暴》一举拔得头筹。在取得小金人青睐之前，该片已经横扫德国本土当年度各大奖项，并包揽2006年欧洲电影奖的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和最佳编剧三项大奖，加上温哥华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多伦多电影节的如潮盛赞，直至当仁不让地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热烈的关注从德国本土向全世界蔓延开来。《窃听风暴》，直译片名为“别人的生活”，这是一部令我观后感到震撼的电影！第一次，我觉得一部西方电影所描述的场景，如此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仿佛“别人的生活”正在我们的时空中延续。于是，在这个“国庆”长假，在我莫名其妙被警方“勒令”10月底之前不得离开本地的空档，我重温了这部必将成为经典的影片。

影片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东柏林，时间是“1984”——一个绝非偶然随意选定的年份。初出茅庐的年轻编导丹诺士马克，十年磨一剑，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时期警察局秘密警察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为对无辜人士的迫害通过银幕展示于世，并在深不可测的灰暗中点缀了一缕人性的光芒——负责窃听工作的特工人员由于人性的复苏而理解、同情起自己的“工作对象”，并最终为了保护无辜者甘冒风险，不惜断送自己的仕途前程。

看罢全片，最令我唏嘘感慨的，是发生于“1984”时期东德的故事，在2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别人的生活”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无休止地持续上演着。譬如9月下旬以来，我就接到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警察同志告知，要求我10月底之前不得离开本地，尤其不能前去北京，警察同志并指出，倘若我对此有所违抗，则有可能出现“令彼此都比较难堪的局面”。我联想到去年夏天去青岛旅游而被上海出动三名警察带回上海，甚至被当地警察当街殴打凌辱，不觉心有余悸！但我还是追问警察同志，这一切是为什么，有何法律凭据？他们则含糊其辞地表示：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要跟我们“打太极拳”，这没什么意思。除了不准许我离开本地外出以外，他们对我还算客气、尊重。当我欲陪同前来上海探亲的双亲外出游玩时，他们主动派来车辆，并有一男一女两位警官同志全程陪同，替我们买单。我和父母亲为如此花费纳税人的钱财心怀不安！可他们说，只是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苦心”，彼此“配合”互相“尊重”，不要“制造麻烦”。我表示我并没有“制造麻烦”，倒是他们无端地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旅行权利，谈何“互相尊重”？他们表示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希望我能给予理解、配合。他们还多次请我吃饭，几乎每天打电话来追问我的行踪。通过网上与朋友的联系，我获悉青岛的一位律师朋友和北京的多位朋友正享受与我相似的待遇，而北京的一位户籍在外地的律师朋友，在明确拒绝了有关部门提出的要他近期离开北京去外地的要求后，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其律师事务所办公楼下被一群身份不明者劫持，其后遭到长达数小时的残酷殴打、凌辱，深更半夜被扔在荒郊野外。云南一位朋友的家人则被告知，他被警察带去某不知名的所在“帮教”一个月。

二

《窃听风暴》故事情节的一大亮点，是将一缕人性的光辉，透过一名执行非法窃听任务的特工放散出来，这一情节颠覆了以往盖世太保、克格勃等特工“冷血无情”的传统形象。然而据媒体报道，德国监狱博物馆馆长拒绝了本片导演丹诺士马克的拍摄请求，因为老馆长认为，丹诺士马克的电影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片中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这个论断令人感到遗憾！而在观赏影片时，我虽然为主人公魏斯乐的转化感动，却又觉得他的转变似乎欠缺足够的心理铺垫——故事开首，主人公魏斯乐甫一出场，即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高级特工人员，他忠党爱国、忠于职守，确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样“党性”十足的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他精于侦讯，擅长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毁“国家敌人”的意志，获取口供。随后的情节发展，在他主动承担起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的任务，并趁剧作家家中无人安置窃听设备而被邻居太太撞见时，他面无表情地威胁：“你若胆敢对外透露一个字，就别想再见到你的家人！”再次展现其“党性”十足而人性被压抑的党的“驯服工具”的标准形象。在刚开始执行窃听任务时，魏斯乐可谓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然而，就因为听到剧作家家中录音机奏出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因为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来了一本书而读到布莱希特的优美诗句：我们头顶干净美丽的天空/深深凝望那朵云彩/那样纯白，那样高……就因此唤醒了魏斯乐被党性严重压抑、沉睡着的人性，转而理解、同情和帮助自己的监控对象，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仕途前程为代价，我感觉还是稍许突兀了些。

尽管如此，即便是魏斯乐沉睡的人性已被唤醒，已在内心打算要甘冒风险去帮助他所监控的剧作家，但作为为“党”忠诚工作多年的党的一分子，惯性使他还是违心地一手造成了女演员克丽斯塔的死亡悲剧——已经对魏斯乐起疑心的上司，要求魏斯乐亲自审问剧作家的妻子女演员克丽斯塔，以便获取剧作家“通敌叛国”的证据。魏斯乐在不得已情况下，使用惯常的娴熟技巧对克丽斯塔进行疲劳审讯，并成功摧毁克丽斯塔的心理防线，迫使她最终“出卖”自己心爱的丈夫的秘密，并因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而撞车自尽。面对克丽斯塔临终前充满怨恨的眼神和她的那一句：“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魏斯乐的后悔负疚和人性挣扎，尽管他已成功转移了剧作家用以秘密写作的打字机，并告诉临终前的克丽斯塔，这一切已经伤害不到她的亲人了，但这一幕所展示的党性对人性摧残的残酷，仍令人刻骨铭心。

三

今年春天，因上海警方无端干扰我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会面，将两位外地来的朋友“礼送”至火车站逐出上海，之后我们七八位不同地区的朋友索性相约同游苏州，以远离爱管闲事的上海警方视线。我和朋友一边共赏着玲珑雅致的江南园林秀色，一边和一位好友谈论起网上正热议连连的这部德国电影，当我感慨20年前的东德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竟是如此惊人相似时，朋友评论道：“不过我觉得影片的氛围过于压抑了，人们似乎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今天的我们至少已不象他们那样充满恐惧。如果有一天，我来写我们今天的生活，我想角度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态度，甚至是戏谑的玩笑来消解恐惧。”是的，尽管我们今天的生活仍时时处于“老大哥”的窥探之中，尽管我们还不得不忍受种种的不自由，但毕竟我们已不再象影片中的人们那样充满恐惧，随时担忧着某一天出门再也回不了家，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某位亲人。在后极权时代的今天，专制者已经被迫有所收敛，为这个庞大体制服务的许多人内心也明白历史的走向，不愿再成为只有“党性”而没有“人性”的冷血机器，反抗专制者足以有精神力量克服内心的恐惧，平静、坦然地面对打压和骚扰。此刻，环视我的小小居室，想象着电话线的另一端或网络某端口处正窥探我一举一动的某个“陌生人”的心态，我想对他（她）报以平静、友好的微笑，想告诉他（她）：“你是有选择的。”（龙应台语）愿“人性”更多地战胜“党性”，愿中国涌现出更多自己的HGW XX/7（主人公魏斯乐在警察部门的秘密代号），也愿我们这些反抗专制者，面对强权能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并最终战胜残存的专制。

2007年10月“国庆日”

注：

作者系第三届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获得者

《自由写作》第26期【独立笔会第三届会员大会特辑】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