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大分支，还是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保守主义真正、独立的意义是什么？
我曾经设想过一种“保守天道或自然法”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但反思之下，发现这种理想的保守主义其实是不自然的。
因为，天道或自然法是抽象而普遍的，它适用于任何时空，不带有特殊性，因而不表征使某一具体的群体自身得以有效地存在和发展、获得尊严荣誉和自由雅致的特殊品质。而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对象，总是这样的特殊品质，即此一群体特有的传统、风俗习惯或规则秩序。
英美保守清教传统，中国保守儒家传统，诸如此类的保守主义，都是自然的保守。因为其对象都是有着特定归属的、内在生长的、历经悠久岁月考验已证明其深厚价值的、为所在国民众深沉认同的传统。
那些看似抽象的风俗习惯，其实是有着特定操作形态或行为链条的秩序存在。比如，近代英国人常常主张保守“英国人的自由”，那实际上是要保守《大宪章》以来英国习惯法传统所维护的人身权利、陪审团审判权、财产权、议会分权限权、言论自由、商业自由等等，其前提是英国特有的司法专业化、社会化、按习惯法断案的法律体系的具体运作。所以，保守“英国人的自由”的说法，实质指向了一种英国人特有的“法律下的自由”秩序。
再如，百余年来，美国人一再重述“个人奋斗”传统，这实际指向了对于一种积极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保守，在现实操作层面，它指的是，自由的个人总是追求经济独立，处处以个人主动进取、尝试创造梦幻奇迹为光荣；遭遇困难时尽可能首选个人自主解决，即使外人或社团出手援救，也主要致力于帮助其自立或复兴，尽可能防止滥用慈善，从而使受助者滋生依赖或懒惰之心。这样的保守主义，保守的乃是一种受积极个人主义价值观引导的、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模式。
上述两例，或许亦即“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的实在例证？不，不是，因为其主体的自然、正宗和首要的追求，仍然是保守一种法治秩序或社会关系模式。个人自由，仅仅是被保守的群体秩序中的一种要素。
保守主义首先追求保守某一群体秩序和特殊传统。在一个存在着部分限权传统的国家，保守成法或老规矩，往往有防止出现集权强人或暴君之实效。但是，在那些世袭等级森严或宗教禁锢严峻的社会，保守成法或老规矩，往往意味着维护一种奴役性威权秩序或压抑人性、取缔自由的神权统治。在柏克时代，英国的保守主义即表现出一定的反自由倾向。所谓“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保守主义或保守思想不少是反自由的，健康的保守主义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从逻辑上看，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个交叉圆，有一部分自由主义是反保守主义的，有一部分保守主义是反自由主义的； 即使与自由主义交叉的那部分保守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把保守主义定位在“保守自由”，不是抬高了保守主义，其实是严重贬低了保守主义，这是在把保守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女仆。自由主义并非那么孤峰绝立，它远远没有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
在我看来，保守主义是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鉴于保守性是人类群体行为的几大主要特征之一，所以，保守主义作为人类保守行为的理论反思形态是迟早都要诞生的。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的理论思辨能力的社会，在社会生活出现某种激进思想推动的激进探索之后，都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弹。
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为首要追求。那么，保守主义的真正意义、独立意义到底是什么？
保守主义的第一优势特征，亦即保守主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强烈倡导我们每一个人应当与我们的生命共同体，即我们的家庭或互助发展群体、我们的宗教或文化传统、我们的民族或国家同命运，它呼吁珍视我们的先辈世代相传的精神与物质成果，呵护前人千百年辛劳、汗水和血泪的结晶。“花一百年才建成的房屋，半小时的狂怒就足以毁掉它。”“崽卖爷田心不痛。”与这类疯狂的激进和冷漠的忘恩负义相反，保守主义真正地谋求尊重人类的生命历程——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也尊重前人的生命历程——所有经受住了岁月熬煎和良心考试的心血结晶，都是前人积极的、探索性的生命历程的凝结。
法家现世功利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认为“人一死万事皆空、一了百了”，主张尽情弄权、及时行乐。但是坚信永恒天道或永恒的最高存在的人生价值观则认为，人生有某种绝对不可磨灭的意义，人活在永恒的精神世界之中，活在“永恒的审判”（在宗教法庭或者历史法庭中进行的）之中；个人活着，可以得到前人的福荫，归去，可以留下持久的美名或恶名；还有更纯粹的信仰则认为，人的圣洁精神是万古不灭的。追求横贯一切时空的光明、灿烂、圣洁的精神价值，正是个人生命最大的机会、最高贵的内容之一。
保守主义在强烈倡导中深层暗示的，就是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优秀传统中那些持久甚至永恒的精神价值同在。保守主义的哲学实质是一种共在主义，即认为高贵精神价值是没有时间性，或者说是超越了时间性的；它似乎倾向于推动把当下的我们凝固在载满了我们祖先英灵的巨型舢板上，以迎接未来无边无际的海浪，在这条巨型舢板上，所有高贵而纯真的精神生命都是永生的。“我加入了一种‘五月花号’那样的清教传统”、“我加入了古希腊哲学传统”、“我接续了孔孟不绝如线的圣传”、”我活在唐诗之中”……可能都意味着个人精神觅得彻底归宿的一种正宗方式。
有人说，保守主义主要可以分为“往回走”和“放慢走”两种类型，按照我的上述分析，保守主义的核心类型、第一类型应该是“接过来”——这实际上是加入历史洪流，顺势向前走。它可能与“往回走”所指同一，也可能有所不同？但“往回走”的概括对于“复兴传统”运动而言肯定是不准确的，文艺复兴即是有一例。
保守概念的一大结构性缺陷是，它与平等概念一样，本身都不是价值理性，而仅仅只是一种工具理性。保守甚至比平等还缺少价值性，平等是在一种群体关系中对高贵精神价值的分享程度表征（作为工具理性，平等当然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保守则是一种向心、趋光、护卫的行为系列，似乎仅仅活在高贵精神价值的外围。但是，保守行为系列的独特个性在于，它是主体对于高级传统、高贵精神甚或永恒母亲的一种内在粘性，是一种返回大本大源的生命深层激情行为，是一种稳守既有成就、少冒险因而少耗能的审慎智慧。保守主义比一般的工具理性多了重要的实质内容，它是一种与高贵精神价值内在地粘合在一块的工具理性。我们甚至可以把保守主义的正宗操作看作是一条通往至上价值的黄金绳索，一条促成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核心纽带。
但是，保守主义往往因为保守的对象本身可疑而大大贬值，甚至变质；也往往会因为保守主义自身的蒙昧、非理性、集体性强制而沦为反自由或反变革的愚顽存在。那么，如何可以克服或减少保守主义的这些弊端，走向健康的保守主义？
健康的保守主义需要自然的保守，首先“就近偏好”地保守自己身边亲密的、有体温的、经历了悠久岁月考验的、做成了无数盛德伟业的好东西。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索威尔曾经说过：“太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永远不感激那些使这个国家伟大的东西，直到那些东西被摧毁——在他们的帮助下。到那时，当然，一切都太晚了。”我们首先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土地和传统中寻找需要回归、复兴的高贵精神价值，这并不妨碍我们未来去大胆冲击、探险，尝试原创性突破。
健康的保守主义需要理性的保守，需要以现代性的人道文明和哲学-科学理性，对谋求保守的特定传统予以理性批判整理和道德价值升华。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具体的、不完美的，存在着各种缺失和困境的。人类探索真理的过程实质是一种试错过程，世俗社会任何一种具体的理论学说都需要充分实证或逻辑证伪。充分信息、自由讨论、合理怀疑、严密的因果关系验证——这是基本的、不可违背的公共理性规范，对传统中优秀价值的确认，需要通过公共理性的程序文明来进行。那种以历史功业、群体感情、膜拜神圣为理由而拒绝原因追问、践踏公共理性规范、甚至以神秘朦胧为特权专利的神化特定传统的思维，都是非理性、反文明的蒙昧，必将导向荒谬、悖乱、愚人而后自愚、搬神而遭神弃的后果。
健康的保守主义需要运用多元扁平的哲学框架和实用操作理性，决定性地抵抗教条主义和整体主义强制。教条主义是人类文明内部最可怕的“疑似”存在，通往人间地狱之路往往都是由原教旨主义砖石铺成的。在一个现代文明或者趋于现代文明的国度，企图建立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治或固守极全禁锢秩序，都将酿成巨大的冲突、分裂和灾祸。真正健康的保守主义者，应该勇敢地对冲与平抑那种对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传统“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两极思维，对本质上多元扁平离散的传统予以日常化、混杂性、自然化的平视，以中和平易、稳健审慎、温和包容的理性精神，对传统的不同内容进行科学理性平台上的分割、扬弃、改造和升华。
谁能想象，在学习、迎接、践行普世文明价值的政治转型路途中，在没有权力强制、可以自主思考的翻墙式网络空间里，会出现政治和宗教等各类原教旨主义对于中国若干自由人士严重的洗脑？谁能逆料，在极端左翼教条主义早已酿成历史性巨祸之后，2020年，一种极端右翼的教条主义，又开始尝试在中华大地正步登场？当代史，至此开始展示思想世界的渊深海阔。
十三、少数“宗教保守主义者”在讨论美国大选议题中是否越过了两条文明红线？
2020年，我受到了多重突如其来的资讯的严重震撼，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一种是，我从美国社会对于BLM（黑命贵）抗议活动的应对中，真切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制度和当代基督教文化的道德高贵。
BLM偏好直接行动，不惜让民众以“感到不适”的方式去直面不可回避的种族歧视问题，为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掀起的街头抗议充满了砖头、石块和“燃烧”。很多像我这样赞成文明抗议的人可能都会感到，他们是否有点儿过头了？在2020年夏初，崇尚秩序的特朗普有些不耐烦了，一再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门动用强力弹压。于是警察上来了，国民警卫队上来了，人们开始呼吸紧张。但是，上来的警察和军队突然向示威抗议的人群单膝跪下，用这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招牌动作，表达对黑人的同情。随后举国效仿：运动员、艺术家们单膝下跪，拜登、佩罗西等政治家单膝下跪，北卡州“多名白人警察和社区成员跪在地上为黑人牧师洗脚”，“纽约市警察局局长特伦斯·莫纳汉单膝跪下，并举起两名抗议者的手”。某地“警察队伍集体单膝下跪，祈求示威者谅解，反而把示威者搞懵了，只有一起下跪，最后双方抱头痛哭。”看到这些报道和图片，我很震惊、很感动、很感动……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心地柔软的人们采取单膝下跪的方式，当然是“为了和平、团结和疗伤”，其实更深层地还潜含着一种白人对于黑人被奴役历史的赎罪表达。这是一种真正的伟大的基督精神，单单在这一主题上，其他各种非基督教社会，目前似乎暂时还达不到这样举国或群体性自我反思且积极赎罪、高尚而高贵的道德境界。就是这一幕，让我减少了长期以来对于“人性恶”的忧虑，对全人类未来的持久和平、仁爱互助充满了信心。
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博大，以及二战之后其对欧美民众的道德情操的熏染升华，乃举世共见。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向往的道德公义潜移默化的美好境界，在若干现代文明社会，是可以通过自由民主制度示范和个人信仰自治、宗教自治、社会自治来有效地实现的。
但是，宗教不能政治化。中世纪神权政治和宗教改革前后天主教-新教的神权禁锢所创下的种种愚顽暴桀、血腥灾难不堪回首，其间的教训永远值得人类铭记。
未曾想到，在此次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中，一部分中国“宗教保守主义者”，以近乎失控、弥天的激情，激烈地传扬和呼唤一种曾经存在于四百年前的神权政治，而无视或践踏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政教分离”等根本原则。他们持续性的沉迷和返祖言论，令众多素怀温和、包容立场的自由民主人士感到非常、非常震惊！
一些人一再污名化美国BLM抗议，而冷漠地无视“单膝下跪”热浪已做出罕见的道德突破；一些人毫无愧怍之色地公开推崇“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这样预设大前提的“白人主导合理论”，而传扬在一直依靠动态移民和多元文化来成就其强盛伟大的美国“固化当前不同种族人口比例”合法论；一些人直接或隐秘地宣传种种嘲笑歧视排拒有色人种的论调，而不惜默许对自己种族的侮辱……这些人根本没有弄懂美国《独立宣言》首倡“人人生而平等”所昭示的人道理想和反世袭等级思想正是美国文明的第一前提，根本没有弄懂美国社会如何由一个丑陋的奴隶制国家逐步演变到今天举世公认的世界“种族大熔炉”，其间，自由民主制度起到了何等有力的道德扩容作用、正宗的基督教文化又发挥了何等重要的抑恶劝善、净化升华的人道功效。他们所谓的保守型自由主义，骨子里仍然是等级型自由主义。
一些学者越过宗教必须与政治分离的文明红线——把一场正常的由正派、善良的美国人民分别选出的两党总统竞选人之间争取多数票的竞选比赛，极限夸大为“正邪之战”、“正派文明与衰败文明之战”，从而把制度文明和全民共识下的绅士之争恶意歪曲为分裂性的敌我对抗；他们把美国左右两翼的文化冲突，论断为“属灵的战争”，而无视“属灵的战争”应当止步于教会之内；他们声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谁胜谁负关涉“美国的灵魂”，在这里，他们所运用的大前提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集体主义性质的“国家灵魂”概念，反映了那种反对个人主权、个人自由的中世纪威权意识形态；在失去节制、造神式地挺川时，很多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不自觉地带起了“一个党（即共和党，另一个党既然代表着衰败的文明，当然是反面角色）、一个主义（“宗教保守主义”）、一个领袖（特朗普）”的节奏，这难道不是极端右翼的节奏吗？
一些学者越过宗教必须与科学分离的文明红线——为了非分地抢占道义和真理制高点，他们声称世俗的自由民主制度事实是而且必须是以基督教为道德基础，这样不仅伪造和歪曲了人类历史（民主共和起源于古代多神论的希腊、罗马，在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上帝”更接近于自然神论或理性宗教的上帝概念，在那里，“上帝”概念的出场首先是为了表述对最高存在、永恒天道和自然法的遵奉，同时也是出于对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敬重，而与宗教对世俗政治的干预权完全无关），而且还荒谬地剥夺了人类信奉其他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或社会建立宪政民主的道德合法性；宪政民主制度防范“人性恶”的基本政治考量，被他们武断地宣称源自《圣经》“原罪”思想，但是在纯粹政治学领域，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倡“法治而非人治”理念时所做出的核心论断，而后世的西方相关政治法律制度首先是沿袭了二人的这一操作思想而来；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原理的自然法，也被这些学者使用偷换术，声称“自然法思想来自基督教”，因而只有信奉基督教才能谈论是否运用自然法，然而，历史事实是，自然法思想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阿那克西美尼和赫拉克利特已经提出不成文的或无形的自然法概念，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一剧中对其做出了经典性陈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予以重述和扩容，到罗马西塞罗，自然法被推崇为宇宙的根本原理，这一定位得到了后世的公认和传承，这一切，都发生在基督教诞生以前。 具有健全理性和良知的人绝不会认为，在如此严肃而重大的科学问题上，为了“弘扬基督教”而作伪，会符合正教的十诫或伦理规范。
我们不妨说，这是一种山寨版的“宗教保守主义”，反映了一种不纯的宗教信念。一些人借助基督教说美国和中国的事情，但基本上与基督教无关。核心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不管在私德上是较为善良自律、还是自恋自私，但是在公德上、政治上都普遍地笃信不择手段和耍权术文化，即使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启蒙，都难以置换其内骨子里严重的道德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底蕴。一些人学习和信奉基督教，不是“自己首先站在上帝一边”，把“要爱人如己”、“信仰，希望和爱”等伟大教义用以自律和助人，在面对客观的分歧纷争之际弘扬善意、消融对抗；而是首先自夸“上帝站在我一边”，以基督教的名义圣化自我、无限污名化不同意见，甚至在基督教社会内部，乐祸喜乱地扩大、升级和制造敌对、撕裂和仇恨。如此做派的基督徒，在世人眼中肯定不是合格的真基督徒，他们在2020年冬季的失控表现，已经构成了对于基督教这一伟大正教的严重偏离。
很多人都说，自由的基督教的发展，将会对中国民主事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助推民主化仅仅是一种次级功能。基督教的本位是圣洁信仰生活层面的个人自治，其次是道德文明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政治有政治的本位，宗教有宗教的本位。以宗教主推民主，本来就起心不正。把一种有着二千年传承的伟大精神价值传统，运用于争功利，不仅是一种亵渎，而且会承受巨大的意想不到的灾祸。
2020年底中国民间山寨版的“宗教保守主义”，闹出了一场数百年一遇的政治笑话。藉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教与非正教之间的巨大区别，正教乃是由十诫和若干高级的人道理性法则所严格界定的，正教传统乃是经由数百年或者更长的道统接续而艰难熬炼出来的。发展基督教正教在中国令人景仰的美好传统，是着急不得的。
十四、如何评估学术教条主义和山寨版的“宗教保守主义”对于中国自由启蒙事业的破坏性？
山寨版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破坏性不可低估，事实上，中国自由民间的启蒙事业已经因此严重受伤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普遍盲从癫狂、无限度地传谣而毫无良心自省和公义担当、在世界民主典范国家的总统大选关键时刻传播株连家人和以“疑似”干扰独立民意（这实质是破坏民主制度的重罪）的信息并且毫无羞耻之感、甚至极少数人在程序认定已完成之后仍然不断地鼓噪戒严和军管……推特和微信上少数活跃人士的严重越界行为对中国民间的自然道德声望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大，可能还需过一长段时间才能有效评估。
有识者对此感到痛心又痛心。难道这就是中国民间长期自由民主启蒙的效果？为了一场异域的大选，少数自由人士居然不断逾越各种理智、理性和道义的节制点，甚至不惜把自由民主、司法独立、政教分离、多元包容等普世价值理念的基本定义都加以修改——我们过去都知道，只有什么样的人物才会修改人类文明的常识词典？为什么以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为底色的自由人士会痴迷失常到这种离奇的境地？
核心当然是，人们在迷雾中解读原始信息的能力出了问题。
解读原始信息的能力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它遵从认识真理活动的因果原理，得到了个人生存经验、社会历史经验和相关经验记录的佐助。但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格局之中，本来就职业性缺乏管理经验和斗争阅历的知识阶层普遍地不去研究历史和人物传记，一些中国著名的人文学者几乎从未认真研读过几本《二十四史》，而且，对欧美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名著人们其实也阅读不多，懒惰和没有志气是第三世界国家知识界普遍的流行病，中国人远远没有避免。不幸的是，虽然严重缺乏历史知识底蕴、学术名著底蕴、现代控制管理知识底蕴，那些著名学者们往往采取“走捷径”的方式，先入为主地接受和大力推广某种“大概念”（所谓“主义”），以快速取得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学术教条主义通常就是这样诞生的，按权威影响的自然态势，社会大众必定趋而从之。
过去我们都知道中国自由思想界存在着普遍而严重的教条主义，但绝没有想到学术教条主义在遭遇山寨版的“宗教保守主义”之后，二者结合所发生的化学反应，居然具有如此强烈的破坏性。
“挺川”或“反川”纯属正当的个人偏好，但一些失去节制、近乎疯狂的“挺川”者，居然已经发展到否定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根基——司法独立的可靠性了。如果我们还有基本的生存经验和常识理性，我们就可以用极简的方式，判断这个所谓复杂的、疑云重重的大选争议：美国司法界是最具素质、最具独立性的职业，法官们沿袭普通法传统，数万人凭良知独立办案，是不可能对正常大选里两位总统竞选人中的一位进行集体性的政治迫害的。特朗普一方的60个案子被驳回59个（1月3日最新记录是65次庭审未发现选举欺诈记录），是最大的证明，即，特朗普一方根本没有找到一件足以立案的铁证。有一位中国学者信口说“必须首先立案而后质证”，但是按法律程序，影响如此重大的法律诉求必须首先拿出铁证（即真实存在而令人信服的书证、物证或视频证据，而绝不能仅仅是凭单个人的证言证词）才能立案。那些自由学者、自由人士真的是在以理性和良知信奉自由民主吗？请扪心自问：你连美国最具素质、最具独立性的司法界对60个控告中59个不予立案的做法所显示出的司法独立的道德尊严都不去相信，你还相信什么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你在不自觉带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节奏正步走，自由民主可能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流行时尚而已。如果你真正尊重自己深层的、生命性的良知与理性所确认的自由民主信念，你马上就会清醒过来，以手抚额，发觉高烧正在退去。
一些人声称，怀疑“拜登曲线”乃是常识理性，但那是美国大选中各州都曾多次出现过的一次性加入邮寄选票统计总数的方式，在59个法庭上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也根本不敢被拿出手。请看一看什么才叫常识理性？据一位著名的华人学者说，11月9日一次聚会上，“客人中有一对夫妻分别是两个党派，但他们对结果欣然接受，和他们说到选举舞弊的事情，他们基本不屑一顾，一张选票上你不能只接受国会议员的选票结果而不接受总统的选票结果，那是荒谬的，看来华人要学的还很多很多！”这才是真正的常识理性——同一张选票，不可能对选举总统造假而不同时对选举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急于夺取控制权的参议院补选）造假；美国作为如此成熟的民主典范国家，是不可能烂到、垮塌到大选之年选举数百名国会议员全都造假的地步的。请看那数百名落选的国会议员参选者，怎么就没有几人站出来到处高喊“选举欺诈”呢？
在美的前北京维权律师肖国珍曾经翻译了一段重要的法官判决，在此节录如下：
2020年12月4日，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否决了川普另一项推翻选举的意图； 保守派法官哈格拉多恩（Hagedorn）主写判决，解释了该案诉讼请求之前所未有的危险性。部分原文（ 链接：h-t-t-p-s://e-l-e-c-t-i-o-n-l-a-w-b-l-o-g.o-r-g/?p=1-1-9-3-0-6 ），兹翻译并解读其中部分内容，个人解读部分，另以括号标明。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原告寻求的事后补救措施。我们被期望宣布整个威斯康辛州的总统选举无效——是的，他们是说全州选举无效——我们被告知，我们应当禁止威斯康辛州选举委员会对选举进行认证，以便由立法机关重新选择威斯康辛州的总统选举人，然后，迫使州长对这些选举人进行认证。不管怎么说，至少没有人能指责这些原告胆小怕事（言下之意是说，这些原告也忒胆大包天了！——译者解读）。
这种举动，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能有人会指望，这种严肃的请求应当要有充分的证据来配合；且这些证据应当有大量的、能被证明的非法投票之严重错误——但是，没有。——相反，所有的证据几乎仅仅是依赖于一个未经宣誓的前竞选雇员的专家报告，这个报告是基于呼叫中心和社交媒体调查的统计估算。这份起诉，远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这份起诉甚至不能证明本院有原始管辖权（也就是说，原告的起诉，进错了法院——译者解读 ）。例如，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对选举程序的质疑（原文为“挑战”），是在选举之后而不是选举之前（早干嘛去了？你赢了说是民主的胜利，你输了就说选举程序有问题？没门！——译者解读）。
因此，我们拒绝了初始诉讼。尽管如此，我感到有必要分享我的进一步的看法。本案所关联的事实，蕴涵着比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人票更根本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的信念，是我们宪政共和制度历久弥坚的核心标志。一个明显地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持的这么一个案件，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地挪到审理下一个案子；但是，本案令人警醒。原告寻求司法救济，是我曾经见过的案件中最具戏剧性的、对司法权的援用（ 原告滥用司法权到了极致，令人大开眼界——译者解读）。如果对这种建立在如此脆弱基础上的诉求进行司法默认，将永久损害未来的选举。以司法废弃总统选举结果的大门一旦打开，将很难再次关上。原告要求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危险之路。若行使此种司法权而导致公众丧失对我国宪法秩序的信任，其损失将无法估量。
如果要有充分理由来宣告选举无效，那么就必须要有与诉讼请求、所寻求的救济相对应规模的证据和论点来支持。但是，原告离题万里。诉讼或被看作坎坷不平、跌宕起伏的选举政治之棱镜——但对我们则不然。在这座神圣的大殿里，唯有法律，才是国王。”
通过这份法官判决，读者应该可以清晰明白地知晓，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在内的全美法官群体对于特朗普一方的选举诉讼的真实判断是什么。那些愿意诉诸自己内心深层的良知与理性的“挺川”人士，可以重新评估一下，如此运行的美国的司法独立的道德尊严，是否值得一位真正的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尊敬。
著名思想家胡平说得很尖锐：“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很多朋友，自以为最爱民主，其实对民主毫无信心，所以才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荒谬信息缺乏起码的判断力。实际上，他们离反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现在甚至认为连美国也不配搞民主、不能搞民主了，连美国都必须搞戒严搞领袖专制了。美国都不配民主，中国就更不配了。”
一位喊出“这些畜生啊！全该绞死他们！”的著名学者良心发现了，他的推特停止了更新。他的基本理性应该告诉他，在小圈子循环呼应的群体非理性狂欢中，带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节奏正步走，会把自己推到一种丧失良知、丧失本心的癫狂地步。正步一旦停下来，个人独立思考就可以开始恢复。
但是仍然有若干似乎中了魔怔的自由学者，在继续参与营造那种模糊不明地指控美国大选欺诈、严重损害三权分立制度的道德声望的“疑似”存在。在中国官方扶贫领域早有“返贫”之说，令人悲哀的是，在2020年冬天，我们居然看到了中国自由民间出现了一定范围和幅度的“返愚”之奇景！
如同中国的科技原创迄今仍然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一样，在遭受了长期的愚民驯化和单面信息蒙蔽的中国大陆，即使最前卫的自由人士群体，其个人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也受到了底子薄弱、根基空洞的严重牵制。在特朗普这位阅历口才气度并非特别优秀、对本国数十万民众因大疫情病逝负有严重失职责任的“魅力领袖”或demagogue搅混水时，美国右翼可能仅仅小迷，中国民间右翼则可能已经大迷。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入迷者骨子里是善良的，对国内事务并未丧失正义感，其中不乏敢于担当的自由践行者。还有朋友说，197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比此前出生的人更为温和冷静，很多人抱持审慎中立和观摩反思态度，并没有被群体非理性狂欢拖下水，他们实际构成为中国民间“沉默的多数”。我希望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当然它还需要我们在未来逐步确认。
现在反思，过去18年兴盛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也犯下了结构性大错。过去我们曾设想“通过行动来启蒙”，现实中，随着一批又一批自由人士由知到行渡河奋战、千万人在河那边呐喊造势，不能说“行动启蒙”就没有一定成效。但现在，是行动者、启蒙者本身出了大问题。在一场异域迷雾中，启蒙者-行动者群体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力出现了大面积垮塌，闹出了一场数百年一遇的政治笑话，这一丑陋不堪的事实直接证明了，如果不致力于深入学习和自我培训基础性的经验理性、操作理性、批判理性、去蒙昧迷信、去威权依附、去耍权术文化、规则伦理、审慎中道、多元包容等现代文明综合素质，仅仅靠单薄的“行动启蒙”，中国民间和整个中国社会是无法走得更远的。大本大源不立，鼓起的永远只会是泡沫。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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