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太姑婆的眼泪可以淹没半个中国

太姑婆的坟茔，像一滴历史未干的老泪，溅落在重庆酉阳一个叫吴家湾的村落。

春节前夕，我在表公吴胜延一家陪同下，专程到太姑婆坟前去扫墓。我将一束金黄的菊花献在她碑前，哽咽地告诉她：我从你一生的悲境中，看到了人性的罪与软弱，决意信仰基督教，以寻求更大的光明。

我之所以要提基督教，是因为太姑婆信奉的是佛教，做过近20年的尼姑。

太姑婆名叫黄慧珍，生于民国早年。而于我幼年的记忆里，她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吃力地迈着那三寸金莲，从酉东的乡村踱步来我家小住半月，帮我们一家织衣洗被照看娃娃收拾家务。她双鬓银白，眼眶腥红，眸子里总是罩着一层灰色的薄雾，随时都在止不住地流泪，我们那边称这是红沙眼。

我母亲说太姑婆是苦命人，人哭多了就会染上这种眼疾。

我打小就有悲天悯人的心，那时天天追着母亲和外婆要帮她医治。但太姑婆说，这是老病了，没瞎就算万幸，是治不好的。

那时正值毛时代晚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响彻华夏。只要太姑婆一来，我们家就“天下大乱”了。不但村干部会对她指指点点，色厉内茬地问这问那；我父亲也因自己成份不好，怕她萝卜带坑，也常对她没好脸色。

后来的事应证，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先知。有天，愁容满面的母亲一把把我揪过去，神情严峻地叮嘱我，晚上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一定不能出门，一定。

那是不同寻常的一晚，家里的大人都在村干部们的挥斥中，被带到镇上甘家大院的老街口，参加一场针对太姑婆的批斗大会了……直到夜深已久，门口的老街上才响起零乱、孱弱的脚步声，起伏的犬吠中，大人们终于虚脱无力地回来了。

太姑婆进门时，她眼眶腥红如同喷发中的火山口，眼泪早已涌流成长江黄河。她一个劲地自责：“我祸害人间，我罪该万死”。

那晚全家老小都惶恐不安，我甚至听见太姑婆在彻夜幽哭，完全是走投无路，绝望至极之人的那种悲泣。长夜漫漫，令人窒息，以致我今天提笔回忆时仍有心灵的刺痛！

我渐渐长大后，好奇心越来间越强，常常会缠住外婆讨问太姑婆的事。有天，外婆努努嘴，把我拉到幽深的后屋，左盼右顾一番后，悄悄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

太姑婆出生在酉东一个乡绅世家，知书识礼，俊俏伶俐。十三四岁时，登门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十六岁那年，太姑婆许配给了县上颇有名望的王姓人家，门当户对，花好月圆，待字闺中的她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那时与湘西毗邻的重庆酉阳县，也是兵荒马乱，乱相横生。贺龙的红军，本地的土匪与进剿的国军，在此打成一团，弄得人心惶惶，国无宁日。烽火连天中，一位叫张少卿的匪首开始借势做大，几千人马竟然霸占酉东近十年。

张少卿听说太姑婆高雅秀美，便带上绫罗绸缎，金银细软前往求亲，被太姑婆的父亲以女儿已许配为由，一口拒绝。以后张少卿又多次登门造访，声势故意弄大，但好说歹说，仍是无果而归。张少卿于是匪性大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亲自带上一连精兵，砸门翻墙，凶暴撞进太姑婆家大宅院，趁族人惊恐万状之际，将她飞速掳走。

匪患猖獗，惊动的不只县衙，此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陪都重庆与酉阳近在咫尺，蒋介石自然不会容忍土匪在自己眼皮下肆无忌惮地闹腾。1939年初，国军李延年部奉命进剿酉东匪帮，其属下103师火力强悍，不久就攻陷张少卿的匪巢，将太姑婆营救出来。而陷入天罗地网中的张少卿，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做了大半年匪首的压寨夫人，身子受尽了污辱和糟蹋，太姑婆自觉无脸面对乡邻四亲，命运如此作孽，看破红尘的她，只得遁入空门做了尼姑，想从此了断尘缘！

那之后，虽然外界炮声隆隆，战争连绵不断，但太姑婆还是在世外桃园般的寺庙里过起了与世无争，岁月静好的日子。她本以为会就此终老，在青灯木鱼的陪伴中，长眠在佛祖的台前。

但革命很快又改天换地，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红色风暴中，各样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反右大扩大化，扫除寄生虫的运动打破了寺庙的宁静。酉阳的尼姑和尚们被政府集中在一起，每人胸前端一个盘子，盘里放着“洗心革面”肉，吃与不吃，是革命问题，是生死问题，一大帮尼姑和尚只得边流泪边把肉块像苦果那样咽下。

我难以想象那是怎样悲壮的场面，好在太姑婆走出寺庙时刚刚四十岁出头，皮肤白皙，风韵犹存，那时我表公吴胜延的母亲去世已久，表公的父亲便托人介绍，将孤苦伶仃的太姑婆娶进家门。

表公告诉我，这位继母真的很持家，尤其爱干净，凌乱清冷的屋子渐渐有了生气和温暖。但命运多舛，安稳的日子刚过一年，表公的父亲去涪陵出差时，突然病逝于异乡。晴天霹雳，痛彻心扉，梦里都会泪雨飞。那一时期，往昔庙里的僧侣，社会信众就常跑来安慰她，这种聚集又触及到了政治的敏感神经，不久，太姑婆就被当地公安部门以反动会道门骨干的名义抓捕，并判处五年徒刑。

许多年后，当我读到窦娥冤的文章时，心里就想，比我太姑婆的冤，窦娥编撰的那点事，根本就是纸上飞雪。谁能想象会有太姑婆这般真实的悲剧人生呢？

几度风雨风度春秋，待太姑婆从监狱里出来时，已是近50的人了，内心卑微，人生百无一样，思来想去，还是选择投靠到吴家湾的表公家。虽说她与表公父亲只有一年的婚姻关系，但表公吴胜延夫妇内心朴素，极富同情心，他们及时伸出援手，接纳了这个落难中的继母，生活似乎又柳暗花明起来。

但太姑婆的悲苦远没走到尽头。1964年前后，四清运动如火如荼，红色政治的雷霆风暴又席卷了中国城乡，组织上要每个人“下河洗澡”，照镜子，向党交心，全面清政治，清思想。彼时表公吴胜延已是地方报的记者，必须又红又专，他思前顾后，只得向单位坦陈继母的身世。

这一交待，如石击浪，组织很快就找到表公，要他悬崖勒马，立即与反动分子划清界线。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谁敢以卵击石？表公仰天长叹，心一硬，留下继母，带着妻子孩子撤出了吴家湾。

那时农村靠赚工分吃饭，对于一位已近老年的裹足妇女，要甩开膀子，迈开大步大干社会主义几不可能，而身世污秽，政治抹黑的人，属于从肉体到灵魂都应被彻底清除的对象，根本得不到社会任何救助，差不多都是自生自灭。

太姑婆眼前一片惨白，天天以泪洗面。

活着成为一种难言的苟且。那之后，太姑婆开始在各亲戚家像叫花子那样游走，每三四个月轮回一次。我们家因父母和外公外婆都有工作，属红色年代老街上的“首富”，太姑婆来我们家最勤，呆的时间最久，我们也为此成为那条街挨批斗最多的家庭。

1978年后，中国社会开启了新一轮转型，政治稍一松绑，表公吴胜延夫妇就把太姑婆接回了家。那时太姑婆老眼昏花，风烛残年，她还没真正享受到几年安稳的日子，便在邓时代的一个早晨，撒手人寰。

我那时正在杭州读书，没能送她最后一程。那之后，我开始从对太姑婆人生与信仰的反思中走出来，积极参加教会团契，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对比中，寻求更大的光明！

我这次随表公一家给太姑婆扫墓，也是想藉此告诉世人，这座隐匿在吴家湾的坟茔，躺着的是半部中国苦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