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4 月 23 日
一、引言
2026年4月14日，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一宗看似平淡的案件。六十一歲退休男子莊偉文因在 Facebook 發布五十三則帖文，被裁定「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成。判囚十二個月。
這些帖文在《國安法》實施之前，不過是社交媒體上司空見慣的政治表達。「天滅中共」、「結束一黨專政」、「香港獨立」——如今這些文字足以令一個可能從未參與示威的老人，以囚犯身份渡過往後歲月。
此案遠不止一個判決。它映照出《國安法》實施六年後香港社會內部幾種截然不同的存在狀態。
二、「湘港」人
第一類人，姑且稱之為「新香港人」。
有的真心接納了新秩序，認為社會穩定勝於一切。在他們眼中，2019年的抗爭運動必須壓制。今日的香港已恢復正常：街道整潔、地鐵準時、沒有黑衣人、也聞不到催淚煙。他們感受到久違的安全感。國安法只針對一小撮反動分子，保障安定繁榮。
另一部分人來自近年湧入的大陸新移民。他們帶來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感知與歷史記憶。「一黨專政」從來不需要反思，「愛國」也不需要表態，與生俱來的自然情感。他們進入的香港已被重新定義。這個城市和大陸其他地方仍然有些差異，有殖民統治下的遺跡可以緬懷。
兩群人之間存在微妙差異。他們構成了新秩序最堅實的社會基礎。區議會投票選的是他們，關愛隊的成員也來自他們，社區裏新的話語網絡由他們建立。莊偉文的案件？不過是固執老人自食其果的故事。法律已經擺在那裏，為何偏要撞牆？愛國守法天經地義，一切反對聲音都禍國殃民，要寧枉勿縱。
這種全然的擁抱究竟發自內心，還是只是更精緻的自我保護？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未必能夠誠實回答。
三、留下的香港人：從記憶到堅守
第二類人數量或許最多，也最難捕捉。
他們沉默。Facebook 上不再發帖，街頭不會出現，任何聯署都拒絕簽名，公開表態從此成為禁忌。在法律的嚴格意義上守法。但是沉默的內部有一種未曾熄滅的東西在慢慢繼續燃燒。
他們仍然住在同一社區，行走一樣的街道，繼續坐地鐵乘巴士。不過這個城市已不再是他們習慣的地方。留港者獨有一種悲痛，離散者未必完全理解這種哀傷。海外流亡的港人承受着「無家的自由」，漂泊於異鄉，失根於他處。留下來的人承受另一重更隱密的苦楚：「有家的悲痛」。
家還在。街道一樣。維港的夜景依舊。但那些使它成為「香港」而非別處的東西已一一剝落。他們住在故居裏，像陌生人般打量着四周，被無數説普通話或半咸淡廣東話口音的大陸人包圍着，他們厭惡這些人，卻絕不能公開表態。留港的香港人活在荒謬處境中，每天都在自己的城市裏經歷無聲的放逐。
沉默有不同的形態。
有些人在日常生活的縫隙裏頑強地保存一種身份認同。他們繼續說廣東話,即使官方場合愈來愈多普通話。在茶餐廳點菜時堅持用本地俚語，彷彿每一句「出前一丁走青」都是小小的宣示。圖書館那些尚未被下架的書他們仍然借閱。網絡上用隱晦的語言互通消息。私下聚會時說那些不能公開說的話。「831」、「六四」——那些已從公共話語中消失的日期，他們記住了，且不打算忘記。所謂「軟對抗」，就是關於「香港是甚麼」的自我理解在個人實踐裏的延續。
還有另一群人夾在記憶與麻木之間。他們沒有能力移民。基層打工者，收入不高，積蓄有限。要走根本走不了，但留又實在不甘心。香港對他們而言再沒有甚麼前景，工作毫無盼望，樓價遙不可及，連消費的意慾也在萎縮。既然在香港花錢沒有意思，倒不如北上，去深圳吃一頓好的，逛商場，散散悶氣。跨境消費的習慣有人解讀為融合，也可以解讀為妥協。對他們自己來說不過是在令他們窒息的城市裏找一個喘息的出口。2019年的事情他們沒有忘記，也忘不了。憤怒無處可去。開口說出來會犯法，寫出來更帶來危險，聚集起來議論根本不可能。憤怒只能壓着，在某個夜晚的茶餐廳獨自對着一杯凍奶茶，讓它慢慢沉澱。
但沉默不等於投降。還有一批人，他們的沉默是職業的堅守。
公立醫院的門診室裏，醫生逐一叫號看症。醫管局高層早已換上聽話的人，政治表態成了晉升的必要條件。但診症室裏仍然有醫生拒絕參加那些「愛國」活動。他們專注於治病救人，不問病人的政治立場。2019年被捕的示威者來求診，他們照樣醫治。
國安教育已滲入課程的每個角落。教育局的指引愈來愈細緻，學生舉報老師的案例時有所聞。課室裏的教師清楚紅線在哪裏，但在允許的範圍內仍然教學生獨立思考。他們不會在課堂上公開批評政權，卻也不會主動配合那些荒謬的愛國教材。教中史時講到文革，他們不會跳過。講到公民社會，不會迴避。
某些敏感議題已成為大學的禁區。研究經費的分配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學術自由已是名存實亡。講台上的學者選擇那些政治上相對安全的課題繼續做研究。他們知道某些題目碰不得，但在剩餘的空間裏堅持學術標準。不造假數據和粉飾研究結果，不為政權背書，繼續做心教導學生。
政府資助帶有愈來愈多的政治條件。民間組織一個接一個倒下，社福界的生存空間不斷收窄。社工面對的選擇很清楚：要麼接受政治條件，或者放棄資助。有些人選擇了後者。他們堅持服務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不會因為服務對象曾經參與示威而拒絕提供協助。
為政治犯辯護可能招來建制派媒體的圍攻。某些案件的判決早已內定，辯護律師的角色形同虛設。法庭裏仍有律師明知勝算渺茫，仍然願意接這些案子。他們盡力為被告爭取，即使知道最終可能徒勞無功。
編輯的紅筆愈來愈頻繁。某些新聞永遠不會見報，有些事件不能報導。但仍然有記者在審查的夾縫中試圖保留一點真相。他們用隱晦的方式寫，用迂迴的角度報，盡量在不觸法的前提下讓讀者看到一些真實新聞。
出版社愈來愈謹慎。某些題材根本不會考慮，自我審查已成為行業常態。不過有些作家用隱喻和象徵來表達那些不能直說的東西。他們知道某些作品可能只能留在抽屜裏，但寫作本身已是一種堅持。
這些人在模糊不清的紅線內遊走。這條紅線沒有明確標示，隨時可能移動，今天安全的明天可能觸法。他們學會了在縫隙中呼吸。不碰政治敏感話題，但也不主動配合宣傳。不公開批評政權，但也不為政權唱頌歌。
他們不申請政府的任何資助。官方舉辦的活動能不參與就不參與。愛國團體的聯署絕對不簽。關愛隊的邀請一律婉拒。政府的獎項即使主動頒發也不領取。他們默默耕耘，盡自己的本分，不出賣同輩、不依附權貴、不做幫兇。
這種堅守看似消極，實際上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他們隨時可能越界。這批留守者依然堅持。相信自己不應該改變，即使看不到局勢會有任何變動，他們低調行事，不作出頭鳥。同事之間心照不宣，同路人不需要明說，從日常的選擇就能看出來。拒絕參加國慶酒會和從不在官方場合發言，仍然在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些都是無聲的標記。
莊偉文的案件對這群人而言既是警示也是確認。連退休老人的 Facebook 帖文都被追究，說明政權對任何形式的不服從都感到不安。但這種不安也證明了，只要仍然有人拒絕完全順服，極權就無法宣稱已徹底勝利。
他們明白沉默的代價。2019年那些走上街頭的人的犧牲可能在沉默中逐漸被遺忘。也清楚公開表達意味着甚麼：一個 Facebook 帖文，換來十二個月監禁，於是他們選擇了這條最窄的路。存在着，卻不出聲。記憶仍在，但不展示。他們在保存尊嚴的同時也在折磨良心，兩者往往難以分清。
四、旁觀與算計
然後是那些選擇徹底抽離的人。
先說那些在職或已退休的專業人士。他們可能在香港出生、成長，手持外國護照，子女在海外讀書，或在香港的國際學校就讀，儘可能避開國安教育的課程。按理說他們具備離開的條件，卻選擇留下，因為香港仍然給予他們一種生活方式，那種生活方式在別處複製不了，或者複製的代價太高。高薪厚職、中環的高級食肆、馬會會籍、半島酒店的下午茶、說走便走的商務出行或渡假旅遊，這些不是虛榮，是他們的日常。這個地方的過去和將來對這批人來說沒有多大意思。只要仍可以賺錢，到避無可避的時候，全家坐飛機離開香港。
政治？他們選擇不聞不問。新聞早已不看，政治評論更不會去讀，任何立場都拒絕表達。2019年發生的一切在他們的敘事裏彷彿從未存在過。那些死去的人、因為政見不同被捕被判罪成入獄的人、流亡離散的香港人，全部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事，與中環的咖啡、跑馬地的夜晚毫無關係。他們不是不知道，只是選擇不知道。選擇性的失憶，精心維護的隔絕。在「有家的悲痛」的各種形態之中，這或許最令人不安。他們並不痛苦，或者至少，他們成功地讓自己不痛苦。
最沉重的或許是那些曾經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在公民社會尚未被夷平、法治仍然存在的年代，他們從不缺席，不一定站在最前線，但每一場遊行和論壇都有他們的身影。那些年他們相信改變可能，堅信香港的公民社會有能力守住某些東西。
現在一切都沒有了。公民社會的基礎建設被系統性地拆解，不留餘地。昔日的領袖要麼身陷囹圄，或護照被沒收，困在這座香港大監獄裏動彈不得。在公開場合他們絕對緘默，因為清楚任何一句話都可能成為新的呈堂證供。這些人承受的「有家的悲痛」最具體，也最殘酷。他們看着自己親手建立、多年維繫的一切在幾年之間灰飛煙滅，自己甚至沒有資格公開哀悼。
白色恐怖之下，所有人都活在某種程度的監控之中。氛圍不需要每分鐘都讓人感受到，它只需要存在，讓人時刻知道它不會離去就已足夠。言論在發出之前先在腦子裏過一遍，見面在說話之前先看看四周。無形的自我規管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最可怕的地方是很多人已習慣了這種習慣，不再覺得它異常。
這些留港者有時候會對海外離散社群的評論感到傷心。那些人在安全的地方對留下來的人的處境指指點點，說他們妥協、冷漠；最令他們憤怒的是那些暗指他們為共謀的言論。這種批評落在他們心上增添額外的重量。吊詭之處在於，令他們真正悲憤的從來不是那些批評者，製造了整個處境的當權人才是根源。批評者只是讓他們難過傷心。他們心裏知道，只是有時候更容易對着批評者感到委屈。
五、為甚麼仍然有人不甘沉默？
回到莊偉文。這個六十一歲的退休老人，明知國安法的存在，仍然一則又一則地發布帖文。辯方說他對法律有誤解，法官不接受。更深的問題是：即使他完全理解後果，或許仍然無法停止。
有些人無法接受靈魂的麻醉。他們寧可付出代價，也不願讓那個說真話的自我在沉默中死去。莊偉文從法輪功信仰出發，對中共的認識帶有特定框架，這無可否認。但他的行為背後有更根本的衝動：拒絕假裝，不讓自己成為那個一言不發的旁觀者。
「有家的悲痛」可以有不同的出口。沉默者把悲痛嚥下去，麻木者把悲憤封存起來，職業堅守者在紅線內遊走。像莊偉文這樣的人選擇把悲痛說出來，即使方式笨拙，內容未必周全，明知道說了有後果，或要坐牢。
在極權的語境裏，沉默從來不是中立的姿態。沉默可能是對謊言的默許，也可以是在等待時機的韜光養晦，更可以是在夾縫中堅守專業的倫理。但莊偉文選擇的是另一條路。他用他的帖文說：我知道你們在做甚麼，但我不會裝作不知道。代價是十二個月。
選擇沉默的人付出另一種代價，沒有判決書，也沒有刑期，但良心的責任卻一直都在。
六、結語
六年之後，香港同時容納着幾種截然不同的存在狀態，他們之間並無明確邊界。許多人在不同的時刻游走於其間，甚至在同一天的早晨與夜晚，分別屬於不同的類別。
離散海外的港人常被說失去了家園。留下來的人承受另一種同樣沉重的失去。家還在，人也還在，卻在自己的城市裏日復一日地體驗着那種特殊的陌生感。「有家的悲痛」比流亡更難言說，因為它沒有一個清晰的起點，欠缺明確失去的時刻。只有每天醒來時那個輕微而持續的錯位感告訴你：這裏曾經是你的家，而現在你只是困住在這裏。
只要仍然有人像莊偉文那樣，用笨拙的、危險的、甚至未必有力的方式堅持說出自己所相信的；只要仍然有人像那些醫生、教師、社工、律師那樣，在紅線內遊走卻堅持不做幫兇：「香港已死」，但香港人還存在！
極權統治有一個最無法徹底解決的困局。它可以判人入獄，卻無法判沉默為心服。可以控制公共空間，但不可能完全消滅那些在私人領域、專業實踐中、日常生活裏仍然堅持的人。
後記
筆者離開香港巳經六年，以上的評論當然不是身歷其境，是從不同的朋友回港出來後給我的看法。和從媒體知道的報導，撰寫出來。其中有錯誤地方，祈望指正。
像香港這樣自由文明的國際都會今天不再，我們都變成了遺民般痛苦悲憤。也許，我們得像哈維爾所言，要盡力活得真誠，也像鄂蘭在《在黑暗年代的人》那樣，為那些保持希望，堅持善良，敢直視黑暗的人，作出見證。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6年4月19日日本札幌
文章来源：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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