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

是什么让“五毛” 油管网红郑国成愤怒?

“五毛”油管网红郑国成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抨击中国当局的影片,引爆了舆论。而他的愤怒和这样做的原因,源自他的家乡吉林省安图县因林业资源纠纷引发的长期官民冲突。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官员们在利用公权力,使用多种手段侵夺民众的利益。

纷争频出:郑国成家乡的官民林地纠纷

据本台317日报道,油管(YouTube)上的中国“五毛”网红郑国成在311日发布了一条抨击中国当局的影片,从而引发热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影片中,郑国成的一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十多年前我们村就讲,按照国家林业局的政策,按户分山、人人有份,今天都分不下来,都是开玩笑、扯淡吗?讨论好久就是分不下来!”

在这段影片中,郑国成曾与多位质疑他的“五毛”进行争吵。

郑国成的家乡位于吉林省安图县新合乡大桥村,他的父母分别是山东移民与朝鲜族人。在新合乡,曾有过多起因林业资源纠纷而产生的“民告官”事件。在2014年和2017年,该乡十骑村的农民赵千植(朝鲜族)和李文义都曾起诉过安图县政府和延边州政府,起诉的原因是十骑村村委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承包的林地收走并转租给他人,而当地政府则未能维护他们的林地使用权。两人的数次起诉,至今未有一次能够获胜。

安图县境内的山地与森林。(中国中央电视台官网)
安图县境内的山地与森林。(中国中央电视台官网)

安图县位于吉林省东部毗邻北韩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长白山脉北麓,是一处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6%。当地地形崎岖,山林众多。而丰富的林业资源,便主要分布在安图县的山地中。

郑国成在他的影片中,谈到了在分配林地的过程中,公务员比百姓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问题。他激动地说:“我们延边地区,包括我们县,七山二水一分田,只有一分田啊!七山啊!现在山在哪儿?都是当年国有林业局的那帮人把握着……一卖几百万,卖、卖、卖、全卖了,老百姓一分钱得不到。”

可见,在郑国成的家乡,官民之间因林业资源分配问题产生的纠纷十分严重。



利之所趋:干部为什么要和平民争夺林地?

那么,为什么当地官员们会和百姓争夺林地呢?这要从中国的林地承包制度演变说起。

中国的林地承包政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由农民承包的林地,为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下分配给农民的“自留山”和“责任山”。此后,中国当局又鼓励农民承包集体荒滩,并在1994—1996年间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开放了农民对“四荒”(即荒山、荒滩、荒沟、荒坡)的使用权。

关于当时投资荒山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现居加州、同样出身于吉林省东部山区的刘先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996年,他在家乡以60元一亩的价格买下了200亩荒山的使用权,并投资了5万多元经营林业。1998年,因生意亏损,他将林地转卖:“买地这个人是市里的一个领导的亲属,他知道要在山上选址建滑雪场,然后他就买去了。买去了之后他只卖掉了100亩,然后卖了120万。你有(有关系的)人,能提前知道这个信息,能把投资拉过去,那你就发了。”

如此巨大的收益,令出售林地成为趋之若鹜的事业。郑国成所说的国有林业局人员出卖林地,“一卖几百万”,就是指这种现象。

林地的巨大收益,也会引起村干部的抢夺。延边州的朝鲜族居民有前往韩国打工的习惯。而趁村民出国打工时夺取村民林地,就成了干部使用的一种手段。

对于上述现象,曾在林业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省鸡西、鹤岗两市担任副市长的李传良分析说,在中共“选择性反腐”和官官相护的前提下,平民难以告倒官员:“现在林子的问题很简单,你看郑先生讲的,大块林子在谁手里、小块林子在谁手里,都知道,也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系列的,那么你(按:此处“你”指平民)反没用,上面不批、不反他,你再反腐、再监督有什么用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台317日的报道中,曾提到过近年来大成村村民李东灿(朝鲜族)起诉村长李明灿夺取其林地,并转租给原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金文元,最终被驳回诉讼的案例。而在2012年,金文元曾被吉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倾心服务边疆群众的模范”称号。 

原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金文元。(来自中国民族网)
原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金文元。(来自中国民族网)

上访无门:农民艰辛的维权之路

在郑国成的影片中,一位“五毛”曾质疑他为何不进行上访。郑国成也在影片里表示,自己曾试图向更高级别的部门上访,结局是:“给我的文件就是打回乡镇解决。到乡镇,啥也解决不了。”

那么,郑国成上访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20145月,中国信访局曾印发文件,表示将不再接受“越级上访”。根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2015630日报道,安图县因向民众开放了“诉求服务中心”,“解决各类群众诉求1.1万余件,办结率98%以上”,导致该县信访量急剧下降,由延边州最多变为最少。然而,郑国成的遭遇,显然不在这些被解决的“各类群众诉求”之列。

李传良则从他的工作经验出发,讲述了当地民众上访困难的原因:“现在上访稍不注意就被抓,你稍微说点过头的话,你就是‘颠覆政权罪’。现在都是在推,各部门都推。明显摊在它身上不得不推的时候,它也是给你能往下拖则拖,而且最后一定要走程序。”

在近日对郑国成进行质疑的“五毛”中,还曾有人表示就算地方官员有腐败问题,公检法系统仍然往往能比较公允地处理官民纠纷。对此,李传良也表示不同意:“现在法院办案、定案必须得向政法委书记汇报。你依法断案,依法判案,对不对?‘依法’也得报,是什么概念?那不就是罪名得上面定完才行,上面不同意是不行的。”

郑国成的怒吼:不仅是个例

在影片里,郑国成还曾一边拍桌子、一边发出这样的怒吼:“清朝是封建社会,已经那么差了。封建社会是什么?官员贪污钝刀子割头、老百姓快刀子。现在呢?我最近看了很多,老百姓贪污、偷一万,判三年。(官员)贪污一百亿、好几亿,判三年,凭什么?如果这个标准,你贪污比老百姓偷窃更轻吗?贪污一万块钱至少三年!超一亿‘诛十族’!凭什么不诛!”

而一位“五毛”曾发出质疑,表示当地平民之所以在官民林地纠纷中不能胜诉,是因为法院尊重“商业契约精神”,不能将已承包给官员的土地再转让给民众。而民众之所以承包林地不多,一大原因是民众不清楚投资林地所能带来的收益。

对这种说法,李传良从他的工作经验出发,进行了否定。他表示,之所以有的民众未能积极承包林地,很大的原因是干部刻意不进行宣传,从而借此谋利。他表示:“所以,那位五毛说的太片面。我认为,这现象有没有?肯定有,还有懒人呢,他看见他也不干,那是个别现象。还是当官的借机会,不往下宣传政策。”

尽管中国林业局在2009年已提出要按照“按户承包,按人均山”的原则分配林地,但在郑国成的村子,民众依然难以分到林地。

刘先生则表示,在他的家乡:“山地流转,林业局、林业站的那些人,利用手中职权,弄来弄去就把地弄成自己的了”。当地国土资源局官员也有一个“发财途径”,就是以缺乏“准采证”为借口,向砍伐自身林地的农民征收高额罚款:“你伐木的时候就找个地痞无赖盯着你。你伐木了之后,然后他们就上山去查,查你刚伐下来多少木。因为新砍的树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就往死里罚。”

对于上述现象,李传良发出了质问:“这么多年,为什么中共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给了东北那么多政策,东北彻底还是不行?东三省的林子都很大,国家林、地方林很多,林业工人现在很困难,老百姓还这么穷,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去研究它?实际上研究了,这个体制行不通、没人管。”

官员与民众争夺林地、滥用权力不执行有关政策并征收高额罚款,民众则上访维权无门,构成了安图县乃至东北各地官民林业纷争中的种种乱象。郑国成的遭遇和安图县的情况,事实上并不是个例。而郑国成的愤怒,正由此而来。

在影片的结尾,郑国成在酒意中发出了绝望的怒吼:“我自己就实名往上信访了三次,没有用……我一定要解决这个地方问题。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只有两个月时间,两个月之后解决不了,我就直播自焚!我这话放在这儿。不极端怎么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靠扯吗!扯淡吗!扯了十多年解决什么了!”

目前,在中国网站知乎、哔哩哔哩上,郑国成的账号及频道均已被删除。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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