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变示威及军政府镇压持续 博雷利撰文谈“缅甸的民主之战”

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街头周日参加反政变示威的民众  © 网络图片

自缅甸军方今年2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国内民众的反对示威活动和军政府的暴力镇压仍在继续。据独立媒体“今日缅甸”（Myanmar Now）和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介绍称，军政府安全部队周四和周五两天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东北部大约65公里的勃固（Bago）市对示威活动进行了镇压，造成了82人丧生。联合国周六则发表声明说，已经接到报告指，缅甸安全部队在勃固市动用了重型火炮对付平民，而且受伤的民众没有得到治疗。声明强调，“暴力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呼吁安全部队允许医疗队去救治伤员。”

针对当地日益恶化的局势，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在周日的博客文章中专门探讨了缅甸问题。他以“缅甸的民主之战”为题写道，“世界对缅甸发生的血腥军事政变感到震惊，据报道，上周五有80多人在勃固被杀。我们正在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协调，推行一项强有力的外交举措。然而，缅甸的地缘政治竞争使我们难以找到共同点，制止暴力和确保恢复民主。”

博雷利指出，“最近，民主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很少有地方像缅甸这样以如此戏剧性和残酷的方式进行。2月1日清晨，随着一场1970年代式的军事政变，缅甸民主过渡的时钟倒转了许多年”。他提及，缅甸军方声称，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的2020年11月选举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欺诈”，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缅甸军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了昂山素季本人和总统温敏特以及其他民主派领导人。他说，“缅甸平民对政变的抵抗是如此广泛、富有创造性和勇气，我相信，这让军方措手不及。他们采取了他们所知道的、过去经常使用的唯一手段：暴力和镇压。迄今为止，至少有550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包括46名儿童被杀。2800 多人被拘留。世界惊恐地看着（缅甸）军队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

缅甸：地缘政治紧张的对象

博雷利说，“然而，即使面对这种野蛮行为，地缘政治也使国际社会产生了分歧，阻碍了协调应对。缅甸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接壤，即中国和印度。它的位置使其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点（提供通往印度洋的深海通道），也是印度自己通往南中国海的通道。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也在缅甸有强大的经济利益。而俄罗斯是缅甸仅次于中国的第二武器供应国。”他指出，“因此，俄罗斯和中国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武器禁运等动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热衷于保护其在缅甸的战略利益，并称这次政变是‘政府的大规模改组’，而俄罗斯则坚持认为这纯粹是‘国内事务’。上周，俄罗斯副防长福明（Alexander Fomin）是出席缅甸军人节阅兵仪式的最高级别外国官员，当时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都降低了代表级别。”

民主与缅甸民族和平

博雷利认为，“缅甸的民族结构高度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当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缅甸境内有135个得到承认的民族，有些民族，如罗辛亚族，甚至没有得到承认。自独立以来，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一直在持续。”他说，“缅甸大片土地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民族武装组织’或民兵统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组织的人数多达数万。几十年来，对于这种高度的民族多样性，错误的答案是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这意味着中央军队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暴力，以及对所有人的民主权利的压制。”

博雷利指出，“2010年之后，逐步的民主化进程导致了2015年的自由选举，昂山素季的民盟胜出。同年，在民主过渡的同时，也出现了民族和平。经过几十年的武装冲突，2015年10月，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这是一个里程碑，表明了通过对话和合作而非暴力解决长期积怨的强烈政治意愿。欧盟应邀作为国际见证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他谈到，“就像实行民主有利于民族和平一样，现在废除民主有可能重新制造民族暴力。因为民族组织越来越多地站在抗议者一边，重新开始与军方作战。这种情况可能会失控：3月底，军方在克伦邦发动的空袭造成数名平民死亡，约1万人流离失所。镇压越来越猛烈，勃固的杀戮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

欧盟能做什么？为民主建立伙伴关系

在这一局势下，博雷利分析指，“欧盟在缅甸的经济存在是有限的，但由于‘除武器外的一切 ’优惠政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免关税、免配额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我们正在成为该国主要的服装出口市场。2020年缅甸出口24亿欧元，受疫情影响，比2019年下降20%。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欧盟的足迹相当有限（2019年为7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90亿美元。”他说，“然而，在承认我们的直接影响力有限的同时，欧盟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民选政府被推翻并被军事统治所取代。尽管遇到了挫折，但在我们日益看到民主倒退的地区，缅甸是向民主过渡的一个罕见的例子。欧盟也为这一过渡投入了大量(财政和政治)资本，派出选举观察团，增加发展援助(2014-2020年期间6.88亿欧元)，并提供优惠贸易待遇(EBA)。”

博雷利说，“然后是区域层面。2020年12月，我们商定了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加强我们与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的联系。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与东盟就缅甸问题进行更深入合作的机会。”他提出，“《东盟宪章》在序言中把‘坚持民主、法治和善治、尊重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同时，东盟是一个以共识为基础的组织，‘以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速度前进’，这限制了它在这类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程度。然而，作为欧盟，我们有兴趣促进由地区主导的调解和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也应该支持东盟内部所有提出这一要求的力量。”

博雷利说，“如果缅甸重回民主之路，我们可以加强这一外交轨道，提出增加我们的经济联系：除了更多的贸易，我们还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投资，通过最先进的技术和可持续的商业原则帮助缅甸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缅甸需要更多元化的外部投资者，所以欧洲公司通常提供的类型是有价值的。鉴于缅甸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因此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欧盟的即时反应和今后的步骤

对于欧盟来说目前能采取的措施，他表示，“我们对政变的反应是迅速的，并与我们的伙伴密切协调。作为欧盟27国，我们于2月2日发表了一项强有力的声明，谴责政变，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囚犯，恢复民选当局。”博雷利说，“欧盟立即暂停向政府财政支付的所有发展援助款项。欧盟协助民警遵守高标准的警察培训等有利于缅甸当局的活动也被冻结。3月22日，欧盟通过了对11名对政变负有责任的关键人物的第一轮制裁，其中包括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我们现在正在制定针对更多个人和军方拥有的公司的第二轮制裁方案。我们要向军政府发出信号，他们的行动要承担后果。”

博雷利续指，“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受‘不伤害’原则的驱使：我们只打击那些对政变及其商业利益负责的人，避免对广大民众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制裁只针对军方拥有的公司，并且包括一个允许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条款’。事实上，欧盟委员会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总局(DG ECHO)已经拨付了115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更多援助。”

博雷利说，“同时，我们一直在推行一项强有力的外交举措，与所有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东盟、中国、日本、印度）进行接触，并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密切协调。我们主张在本地区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采取国内解决方案。这应从缓和局势和释放被拘留者开始。”他说，“制裁本身不是一项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外交平台，根据缅甸勇敢的人民的明确意愿，启动旨在恢复缅甸民主的对话进程。”

博雷利称，“虽然我们的行动是持续强烈的，但我们的期望必须是现实的。缅甸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使我们很难找到共同点，正如我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一再看到的那样。缅甸军方已经习惯了国际孤立，并且有长达十年的无视该国公民需求和意愿的记录。”不过，他强调，“但我们有责任去尝试。首先，要确保缅甸人民在2020年11月选举中表达的意愿得到尊重。但也要捍卫该国的民主试验，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在我们在世界各地日益面临基本自由和民主挑战的时候，这种试验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范例。”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