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至1981年的“北京之春”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公民运动，魏京生等民运人士在西单民主墙及民间出版物上，率先呼吁表达自由和民主改革。一群诗人、画家、雕塑家、摄影师也踊跃加入，他们在1979年9月策划了一场未经批准的“星星画会”，被视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序曲。由独立电影制作人兼记者安迪·科恩（Andy Cohen）执导的纪录片《北京之春》近日在蒙特利尔国际艺术电影节（LEFIFA）等地放映，以西单民主墙抗争、“星星画会”被禁后的游行抗议为主线，首次公布了摄影师池小宁在现场冒险拍下的镜头片断。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对该片导演科恩的专访。
记者：相比于八九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很多人并不了解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你会如何说服、吸引他们去看描绘这场运动的这部影片？
科恩：这是第一部聚焦“北京之春”的纪录片，也首次公布了池小宁35年来从未曝光的镜头。
西单民主墙之前，每个人都要压抑自己的感情，艺术受苏联现实主义支配，诗歌千篇一律。虽然毛泽东声称没有纯粹的艺术，民众却作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个人化表达，涌现出一批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他们不愿隐藏在僵硬冰冷的形象之下，尽情抒发文革以来、艺术院校关闭、无学可上等不满情绪。
大家把自己的诗歌、散文、杂志和摄影作品挂到墙上，反映出艺术性、创造性、政治性、向往自由的内心世界。当时没有互联网，所有人都挤到墙前参观。
池小宁非常勇敢，像一位战地记者。他当时唬住了警察，当着警察的面把没有用的胶片曝光了，留下来真正有用的胶片。他2007年去世了，女儿还未成年，由侄子处理版权问题，关于到底属于香港，日本还是中国，花了三四年来处理。非常感谢香港九文化区M+博物馆，最终帮助我解决法律版权问题，他们享有所有权，但我可以使用。
（中国现代艺术家）争取艺术自由的种子，就来源于北京之春，延续至今。这部影片很有现实意义。M+博物馆如今甚至不能捍卫自己的自由，艾未未的作品由于在天安门竖中指在香港被禁。
记者：北京之春和八九学运有什么关系？
科恩：北京之春，可以说是八九学运的种子、萌芽或者根源。无论是游行组织方式、政治意识形态，还是艺术表达上，两者都承前启后。
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之后，有了群众联合的概念，这也激发了79年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点像美国六十年代的嬉皮运动。79年十一国庆的“星星”游行主张捍卫宪法权利，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诞生，释放一种社会变革、争取民主、挑战权威的渴望。
从艺术角度看，如果没有星星画展，不会有1989年的前卫艺术展览《不许掉头》（No U-Turn）。我希望中国人最终可以正视北京之春，将这些艺术家视为“国宝”，写入教科书中。
记者：1978年的中国还处在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冒出一些质疑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苗头。哪些历史因素酝酿了北京之春？
科恩：最重要的因素是邓小平上台，发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进行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气候呈现自由化倾向，西方书本、音乐和文化开始入境。很长一段时间，别说毕加索了，中国人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艾未未、马德升、黄锐、王克平、严力，北岛、芒克等艺术家逐渐崭露头角。
包括之前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华接触政策之下，中美关系正常化。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四人帮受审判。大家开始着手挣钱，1979年首批可口可乐抵达北京。这些不同河流汇集到一个历史节点，催生了北京之春。
记者：“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预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这是79年第一次挂在栏杆上的“星星美展”宣言。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科恩：星星画会的艺术家认为，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而他们在成长中只有一个星星--毛泽东。那时有人往毛泽东画像上排便、画裸体就会被判刑。星星画会则倡导每个人自由地创作，画你想画的东西，以你自己的方式，不再害怕裸体、情感、舞蹈、饮酒。那是一种欢愉的精神，每个人彼此扶持和欣赏。你去看看这群人飞扬的个性，简直可以拍一部特写电影。他们不是英雄，但某种程度上也是英雄。
记者：“星星美展” 被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当代艺术家独立性的象征。它新在何处，历史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在当时引发这么大的轰动？
科恩：你可以看到，片子中很多人路过美术馆，反应是很震惊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包括那种扭曲的、立体的呈现形式、嘲笑毛泽东和共产党；而且这个展览是非官方、非法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北京美术馆内部是宣传革命现实主义的官方展览，馆外的栏杆上就是“在野”的星星画展。他们使用抽象手法、新的材料、新的主题，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英雄。这种二元对立的动态对峙非常惊人，就像投入了一颗炸弹。官方派人破坏了星星画展，引发了后来国庆节的抗议游行。
星星美展的历史意义就是，争取艺术自由的抗争最终会打败审查机器，言论自由最终会像野草一样生长，冲破中共营造的任何堡垒的缝隙。
记者：毛泽东认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革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塑造了他们对政治和艺术的理解？
科恩：黄锐、魏京生都曾经是红卫兵。孩子们以为自己不需要父母、不需要上学，后来遭遇幻灭，发现自己被操纵而受到伤害。他们的第一次反叛是文革中的“破四旧”，第二次则是反叛共产党，这就是真理来临的时刻。
毛泽东无疑是个天才，这样一个操纵者自己是要有些斤两的。这些人都是读《红宝书》（毛泽东语录）长大的。雕塑家王克平的《万万岁》（Long Long Life）画的就是一个党员高举着《红宝书》，他的另一反叛作品《偶像》（Idol）把毛泽东像和佛像合在一起。
记者：由北岛和芒克创立的朦胧派诗歌刊物《今天》在片中出现多次，可否谈一谈“星星”与文学群体“今天”的关系？
科恩：那时有一些地下杂志是民主运动的跳板，比如魏京生的《探索》，徐文立的《四五论坛》。黄锐、马德升起初是《今天》的成员，《今天》也是“星星”运动的起源。
记者：西单民主墙的兴衰一直由邓小平的态度所左右，他1978年受访时还称其为“正常现象”，“宪法允许的”，1980年就改口批判他们是“不稳定因素”。为什么变化这么快？
科恩：邓小平从毛泽东身上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没有出现改良，而是迎来逮捕和清洗。但我不认为邓小平是故意的，他在就民主、经济改革和言论自由做实验，一不小心失控了。“民主墙”集中地声讨文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光转向今朝就麻烦了。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拓宽极限。魏京生推得太远了，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是独裁者，最后被判刑十五年。从民主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怎样一个独裁者，十年后的六四镇压就更加升级。
记者：片中的高潮似乎出现在1979年10月1日，星星美展被禁后的游行抗议。大家从民主墙出发，到北京市政府党委门前演讲。
科恩：是的，这是池小宁拍的。他用的摄像机公司是代代红（音译，Every Generation is Red），这是最大的讽刺。（幼患小儿麻痹的）马德升和父母生死离别，拄着拐杖一路走在前列，难以想象他有多坚强。徐文立在前面领着唱歌，脸上透露着纯洁美好的气质。还有王克平和曲磊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精神、速度和电流，充满着揭穿真相的愤怒。这一段就是这部影片的高潮、灵魂和脉动。这发生在国庆节，他们在捍卫《宪法》中自由表达的权利。
记者：“星星”艺术家李爽曾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生活在一切都被禁止，但是又和你们所有年轻人一样有成千上万的作为人的愿望，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一再压抑，就像把铁压到极限，那宇宙就是这样，物极必反，所有的欲望都压到极限，当它们慢慢松开的时候，它们的力量会比一些从来都有这些东西的那一代人要强烈得多。” 你觉得“北京之春”和类似的群众觉醒和抗议，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
科恩：“北京之春”孕育了反叛的种子，追求人权民主和自由表达的种子。（中国）以后的每一次民主运动都有“星星美展”的影子，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不管环境多么紧缩、封闭，总是会有裂缝。一旦有裂缝，阳光会照进来，种子会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一刻好像正在来临，特别是在香港。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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