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曾形容称这次进京就像一次“赶考”。自成立之初，他带领的这个党经历多场战争，又在几次生存危机后发展壮大。
六十多年后，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9年7月来到西柏坡考察时，也坦称中共“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仍然严峻”，“‘赶考’远未结束”。
从1921到2021，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从左翼思潮中诞生的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匪”组织，到用一支以农民军为主力的部队挑战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并取得胜利，再到一个带领十几亿人口打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党，”考验”——其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始终贯穿中共百年史。
“这（合法性的问题）是中共一直面临的主要挑战，”卡迪夫大学冷战史专家谢尔盖·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称。“因为这个党希望夺取权力，并永远掌握权力，而要这么做，仅用武力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建立合法性，得到人民的认可，而这一直是这个党的一个问题。”
第一场危机
1921年中共成立之时，中国存在多种政治力量并存与军阀混战，既有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也有国民党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乱世之中，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吸引了许多左翼人士。
对于早期的中共追随者们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在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俄国可以夺取政权，让中共的先驱们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他们认为，如果革命可以在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成功，那么在与俄国接壤、更落后的亚洲农业大国中国，革命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政治社会学家、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解释称。
在俄国促成的1924至1927年间的“国共合作”下，中共的党员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字，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时，其在全国党员数量仅为50余名，1927年“五大”前后，这一数字已达5万7千多人。然而在这之后，中共旋即迎来一系列危机。
1927年，蒋介石来到徐州府。他在那里同冯玉祥达成协议，打算将共产党赶出中国。图中面向镜头敬礼者为蒋介石。
1927年4月，针对北洋军阀等共同革命目标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拥有百万党员的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围攻，双方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争。在1933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中共节节败退，被迫开始举世闻名“长征”，期间损失惨重。根据官方数据，中央红军主力自1934年10月出发时人数为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而万里长征结束时，抵达会师地点的红军力量仅3万余人。
这次挫折极大冲击了中共“共产主义革命必胜”的说法，使得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据中共史学家分析，这场危机后，毛泽东的几项决策逐渐使中共走出困境。比如他提出，中共要放弃苏联在大城市进行暴动的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重视农民力量，他还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念，即应靠武力手段获取及巩固政权。
而这时，抗日战争又给中共带来了一丝生机。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条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攻由此停止。
美国长岛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夏亚峰分析称，抗日战争对于中共的重大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可能把中共都消灭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日本人多次表示，日本侵华使得“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没有日本的皇军，中共“不可能最终夺取政权”。
抗日战争致中国“国破家亡”。但客观上来看，中共力量在战争期间迅速壮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二年（1928年），中共全国党员人数仅剩下4万名，而在抗战结束的1945年，中共党员数量已变成121万。四年之后，中共在北京建政。
毛时代的“人祸”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其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又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危机的出现，以及1989年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每一次危机，都对其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重考验。
“合法性问题对于理解1949年掌权后中共的演变过程至关重要，”拉钦科表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持续改变对自身的合法性的叙事。”
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大炼钢铁”，希望借此赶超西方国家。但最终这场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破坏。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一直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而当“新中国”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到达了一个高峰。毛泽东认为，是时候通过赶超美国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他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到，追赶美国，是中国的“一种责任”。
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他问道。
“你赶不上……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8年，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号召下，“大跃进”运动全面拉开帷幕。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带领下，全中国各地的钢铁产量与粮食产量目标的制定脱离实际，严重虚高，最后不得不虚报产量以达到政治目标。根据《天津日报》报道，在毛泽东视察过的天津新立村，1958年10月1日该地报告了水稻亩产（一亩约为667平方米）超过12.4万斤的惊人数字。
此风下，各地不得不从农民处高指标征购粮食，使得农民手中存粮急剧下降，加之超越自然规律的冒进生产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粮荒甚至饥荒开始出现，中共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根据不同记载，期间数千万人民饿死，甚至“人吃人”的事件都时有发生。有研究称，在“重灾区”安徽省，创办了该省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无为县内，“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当地村民回忆称，“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
在这之后，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又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十年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个数字可能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
这些灾难是在多种原因下造成的。但是专家表示，中共统治本身的一些特征值得引起注意。
拉钦科指出，中共的政治体系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而当毛泽东不愿退位，终身掌握权力时，他的行动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其结果便是“中国遭遇的灾难”。
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赛奇（Anthony Saich）则指向了中共强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共产主义者，你便站在了历史胜利的一边。
“他们永远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觉得哪怕事情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还是会变好的，”他表示。“而这有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在此基础上，重要的一点事，这个党总是认为自己不会犯错，或者当不能犯错，错的永远是那些把党带上弯路的邪恶的个人。”
“惊人恢复力”
专家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共是一把双刃剑。图为“文革”时期北京市民在法国大使馆前的集会。
在建政早期的空前灾难之后，中共却得以存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剑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称，在“人类历史最严重的饥荒”之后，按理说这本应使中国共产党“彻底失去其合法性”，但这以及之后的多场严重危机显示，“他们的确可以从中恢复，且他们的恢复力颇为让人震惊”。
方德万编写多本有关中共历史的著述，包括最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十个人生中的一个世纪》。
他表示， 中共能够起死回生的其中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对历史的叙述。
从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到“大跃进”、文革、“六四”等灾难性事件，中共都有其不同于外界的叙述方式，且时常发生变化。2021年，中共为迎接建党百年出版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在文革部分删去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等语句，在讲述“大跃进”部分时，甚至没有提及因此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
“控制历史叙述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进行合法化的重要一种方式，”方德万表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为了纪念100周年，对历史的叙述会吸引如此多注意。”
夏亚峰则指出，中国的走向通常是由内部发展、尤其是领导人的选择决定的。而很多时候，对外关系的危机也可以被用来巩固国内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已有所体现，在“大跃进”之后，中共则又利用了中印冲突。
中印两国在50年代起便由于边境争议致使紧张局势不断升级。1962年，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命令军队推行“前进政策”，向争议边界地区推进，他认为中国不敢攻击印度，同时也没有让印军有足够的准备抵御中国军队可能的反击。
夏亚峰指出，毛泽东坚持要同印度作战。他曾对前线指挥官张国华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这场战争最终持续一个月，期间1000多名印度人死亡，3000多名印度人被俘，中国士兵死亡人数不到800名。
“这巩固了中共政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但最终还是打败了印度，中共再次利用了危机，”夏亚峰说。
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及“文革”结束后，在“文革”期间遭到打压、且有留学经历的中共新一任领导人邓小平试图通过淡化意识形态、改善人民生活，为政权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
同一时期，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内外发展均迎来空前机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其党内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放宽对资本的控制、对个人与社会的控制。
包产到户等政策使得农户有权选择自己种植的作物，剩余产品还可以自留或在集市上交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所谓“大锅饭”或收入相对有保障的国营单位工作而“下海”或自谋生路；文化生活也不再仅有“样板戏”，年轻人可以选择听邓丽君和麦当娜，看日本名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影视剧作品，还可以跳起迪斯科。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8年的中国人均年国民产值仅为229美元，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绝对贫穷线下，而到1989年，这一数据已经增长到712美元。
然而政治改革踯躅不前，腐败泛滥，民怨不断。 1989年6月，邓小平最终选择动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各界民众进行“清场”，酿成震惊中外的天安门流血事件。加之当时多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政权陆续瓦解，天安门大屠杀给中共带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拉钦科称，当中共看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失去合法性并垮台后，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做好对自己人民使用武力的准备”。“（他们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允许针对政治改革的任何形式的行动，永远不要放松对权力的控制，因为一旦你留出了一点空间，便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始失利。”
“六四”事件：一场学生运动，为何以武力镇压结尾？
而与苏联相比，中共政权之所以可以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展，关键一点在于他们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由此，“中国找到了苏联在80年代结局的出路，”拉钦科表示。
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成效明显。1989年时，中国GDP总值为3478亿美元；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达101.5986万亿元。中共再一次度过合法性危机。
但哈佛大学教授赛奇认为，这种合法性叙事也有其脆弱性，因为这种成就“是可以度量的”。
“作为一名公民，我的经济状况在改善吗？我是不是要遵循996模式？还是我要躺平？我周围的空气有所改善吗？水污染有改善吗？这是每名个体可以根据世俗的标准来做出判断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脆弱的。”
习近平的“考验”
自90年代，尤其是习近平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掌权以来，反腐成为了中共内部治理的一大武器，也成为其政权合法性叙事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行动尤其引人注目。他曾在2017年初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
202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审查385万件案件，查处408万9000人，给予党纪和政务处分374万2000人。
在这之中既有基层官员，也有被认为是习近平政治对手的中共高官。赛奇称，由于过去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意识形态在改革过程中变得“不那么站得住脚了”，而反腐是人们可以理解的概念，于是，“反腐运动代替意识形态成为了中国党内斗争的主要武器”。
与此同时，在习的统治下，中国远离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全新叙事。
赛奇称，目前的中国领导人更有自信，他们“既对自己所认为的自身好的发展模式有信心，也认为西方的理念和时间终将幻灭”。
在国外，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外交官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风格迎来其他国家反感，而中国当局近两年来在多个问题上遭遇国际社会批评，其中包括北京被指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的问题，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以及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的透明度等。
但分析人士指出，在这背后，是中共试图使用民族主义巩固其内部统治，维护其合法性叙事。
“中国的人民认为他们处于西方包围之中，这实际上给了共产党继续掌控权力的机会，”拉钦科如此表示。
等待中共成立100周年庆祝典礼排练的儿童在挥舞五星红旗。
但赛奇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双刃剑，其危害在于当受到内部民族主义者鼓噪，中共很难及时叫停。
“一旦有人认为中国示弱，这个党便可能受到其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但与此同时，这种情绪也让中共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甚至一些一带一路国家中产生许多摩擦点。”
走过百年之后，中共已经成为世界执政最长的政党之一，但维护执政合法性预计将会继续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方德万称。“虽然一直以来中共都能适应剧烈的改变，但这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共会一如既往按既定方针走下去。”
“如果有人认为今日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敢说这个预言不会成真，”他说。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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