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书写他人的抗争让我走出懵懂

讲述人：赵思乐｜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法研究员、前时政记者

赵思乐，1990年生人，前中国时政记者、女权活动人士。自幼在政治空气相对开放的南方都市广州长大，天真地以为自己和香港电视里那些可以上街游行、抗议、选举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直到考入南京大学学习金融工程时，她才意识到，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学期间去台湾交换半年，时值2011年台湾大选。民主社会的自由氛围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也点燃了她从小心怀的媒体人梦想。大学期间，她开始为设在香港的媒体撰写深度报道，从乌坎村选举、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遭遇的几近覆灭式的打压，到“709家属”艰难跋涉的维权抗争。二十出头的她以超乎年龄的冷静、细腻的文字记录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和被强权碾压的个人，曾多次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和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卓越新闻奖。 

2017年，赵思乐在台湾出版《她们的征途：直击、迂回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 “通过五位女性抗争者的笑、泪、痛、爱的成长故事，透视中国近30年来复杂跌宕的社会运动，如何兴起，又如何落败。”该书荣获《亚洲周刊》评选的2017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 

2018年赵思乐赴美留学，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攻读全球政治与安全的硕士项目，毕业后留任该校亚洲法中心研究员。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到后来做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方方面面地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它的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

我在广州长大，那里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台、TVB之类的电视节目。各种各样的新闻时事节目经常报道游行示威，讨论各种政策议题，在立法会里面辩论啊，质询高官啊，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我在电视机里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是多么轰轰烈烈，我以为选举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总统选举什么的。因为当时年纪很小，你从电视中接收到的东西，你就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高中时期的赵思乐

在我9岁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美国轰炸了中国的驻南斯拉夫使馆，广州街头上出现了爱国主义游行。我爸爸就在街边上看。我觉得特别无聊，就跟我爸说：“我们回家吧，你为什么在看这个？”我爸就说：“这个在中国很少见。”当时我就困惑了，就觉得这不是很常见吗？电视机里一天到晚都在游行什么的。但是我也没有问我爸，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去政治化的家庭。 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理解到原来我身处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去了比较北方的地方读大学，就觉得，哦，原来大家都想入党，原来大家从小都看《新闻联播》。我觉得《新闻联播》特别无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要当公务员，想要入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好像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有一年我暑假回广州的时候，广州的一些学生正在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人大代表，途中就遇到了种种阻碍。我去做了一个调查报道，完全就是出于兴趣。当时的微博啊、讨论啊，包括整个社会还是有一点点公民社会的空间的。 

真正意识到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政治制度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我去台湾交换那个半年时间里。当时台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刚刚目睹中国搞基层的人大代表选举受到种种阻碍，你可以想象我到台湾后感受到的那种冲击和对比，当时特别的兴奋。现在想起来是一段很疯狂的岁月。没有钱住在台北，我会睡在台北街头，为了到处去采访政治人物。他们也特别开放，愿意跟我聊。 

我在微博上面直播我的台北观察，今天去了哪里，采访了谁，有什么有趣的想法。这些东西被注意到了。《阳光时务周刊》是一个设在香港，但是有很多比较自由化的中国媒体人包括长平老师、张洁平、贾葭他们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媒体。他们好像特别缺人手，就问我：“你要不要来给我们写稿？” 我就记得当时一个21岁的学生跟这些老师坐在一起，参与政治讨论，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那是一个非常兴奋地、狂飙似的体验，对我爱上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其实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真正参与到记者的工作当中，经受社会运动的洗礼应该是乌坎事件。我从台湾一回到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这个事件。又是一个选举，我就觉得特别兴奋，我要去。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进入那个环境说实话是很危险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乌坎事件也让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复杂的、大专题的政治报道。幸运的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张洁平小姐。她长得特别显小，我还问她是不是也是实习生，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阳光时务周刊》的采访主任。她带着我到处采访。我们共同写的封面专题获得了2012年香港人权新闻奖——我的第一个人权新闻奖。当时我才22岁。我刚开始的媒体经验其实是很多人的支持、关爱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的吧。 

22岁的赵思乐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

乌坎可能是开始，但709家属的报道可能是结束。709家属是我报道过的抗争群体里我最欣赏的一群。她们有非常纯粹的理念，成长得非常快，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自己丈夫的释放去声援或者去抗争，到后来变成一群非常核心的人权捍卫者，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抗争里面、支持各种各样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从妻子成长到人权活动家。她们有很多创意型的行动，会把社会生活、个人感情、家庭和对社会、国家所谓的责任感都结合在一起。她们的视角和行动力特别让我赞叹，但是她们的境况也特别让人难过。她们的丈夫也是好几年才能被释放，和她们重聚。 但是即使是那么优秀，那么有行动力和抗争力的抗争者，在那个系统里的角色也几乎是被碾压的情况。她们勉强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却没有办法真正地改变这个结构，或者推进自己的议题。

我会觉得我所了解到的社会运动本身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709家属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成长过程的一个节点。做完那个报道，我觉得我可能见过最美丽的一群人，我现在要去了解一些别的东西，才可以在我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2018我年到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留学，专业是全球政治与安全。我目前在乔治城大学的法学院工作，是亚洲法中心的中国法研究员。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为什么这群人合法要求自己的权利要被打压？到后来的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抗争力。你可以看到，它是方方面面全面地压制一个社会的活力跟它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以及它是如何非常精妙的，或者是非常有策略的在设计如何压制和控制这个社会以维持政权的安全。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同的领导人上台，习近平也好，胡锦涛也好就变一变。其实中国共产党非常有逻辑一致性，他们在各个时期选择对维持自己的政权有利的政策和表现，在国际上的表现也好，对人民的表现也好。在整个报道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政权的了解一步一步地清晰化了。 

我写书、做记者，看起来比较多人知道，但其实在经济收入方面是入不敷出的，要自己想很多办法去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人是可以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不那么被社会认可，但是自己更相信的，更符合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良心、责任感的这样一种生活。比如说我是读金融工程的，我可以不进银行，我可以不去华尔街，我可以不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我选择一种更符合我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生活和工作。 

因为种种原因，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办法回中国和家人团聚。但是我已经是非常幸运地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比其他人有理由在一些必须的时候承担责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个人的担忧和抱怨其实都是特别微不足道的。很多人在中国，哪怕在更加危险的环境当中，也在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只能每走一步去看下一步怎么走，去选择最符合我内心渴望和相信的道路。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