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2周年，德国之声专访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就在6月4日早晨，访问刊登之际，传出她因为涉及宣传或公共未经批准集结遭到逮捕。
2021年5月6日，在香港法院外，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黄之锋因参加2020年六四纪念集会而被监禁后对媒体发表讲话。她认为，判决是要吓阻公众作政治表达。
(德国之声中文网) 年复年照亮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一直由支联会举办。但是踏入第32个年头，不止晚会被禁，多名骨干相继身陷囹圄，这场记忆与遗忘的战争陷入苦战。昔日在香港最和平的运动，今日成为危险抗争。支联会现在由37岁的大律师邹幸彤领军，她说已经做好入狱准备，但在那天之前，她不会退让底线。
德国之声：警方连续第二年以防疫为由禁止维园烛光晚会，支联会也随即宣布不会举办集会，你本人在六四周年当天有何计划？
邹幸彤：我会以个人名义去维园燃点烛光。无论用哪种形式，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公开地悼念六四屠城。我们要把那份精神和抵抗持续下去，如果大家都沉默，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后，我担心一切都会绝迹。我们有某种责任为公民社会注入动力。在法律上，我有权利去任何公众地方，我并非发起任何集会。但在政治上，我已经预备好面对后果，政府当然会找借口起诉他们不喜欢的行动。
德国之声：为何“烛光”和“维园”那么重要，让你在今时今日的紧张气氛下仍然坚持以其作纪念？
邹幸彤：我认为那问题是，为何政府那么竭力阻止维园亮起烛光？那说明政权在意过去31年的烛光。香港的悼念六四活动是全球其中一个持续最久、最大型直指中共不是的运动。让烛光从维园消失，对政权和人民来说都是一回事。如果政权把烛光禁绝，代表它成功把香港人吓怕。
燃点烛光的意义已经超越悼念六四，还代表香港的身份——到底我们还能否抗争、抵抗、以行动捍卫自身自由。作为多年具标志性的传统，烛光本身就是一个强烈讯息。任何人只要在六四当天手持烛光，无须解释，所有人都会心领神会当中的意思。我对香港人有信心，大家会找到方法表达哀思。我不认同要夸大恐惧，我们要懂得分辨真实和虚假的风险，在现今的政治气候下寻找行动方法。
德国之声：今年也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对现今局势的意义是什么？
邹幸彤：今年六四会是个测试，反映港人还会否抗争和守卫我们良心的底线。在香港社会，六四已经成为良心的底线。我们面对的是，对良心和是非价值观的直接攻击。
德国之声：亲北京阵营接连有声音质疑支联会的五大纲领，特别直指“结束一党专制”的主张违反国安法，支联会会因而调整立场吗？
邹幸彤：五大纲领是支联会的核心，如果改了就不再是支联会了，所以不会改。再者，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法律的讨论。那纯粹视乎政府是否容忍斥责一党专政和争取民主的人存在，法律并没有明确指出怎样才算犯法。作为一名律师令我困扰的是，政府不断以法律语言包装政治目的，这是错的。
即使我们反对现状，认为一党专制是错的，那观点是否受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如是，那就继续吧。风险不在于某些口号或纲领，在于我们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真诚地争取结束一党专政，那些风险永远都会存在，删除某一句口号并不会令我们幸免于难。
2021年5月2日，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左）站在香港大学的“耻辱柱”雕像前表达追思。这是一座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中遇难者的雕像。
德国之声：支联会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否因为国安法而改变运作模式？
邹幸彤：我们会寻找其他实践方法，但是不会自我审查。恐惧的氛围，支联会成员一个个入狱，人力和资金不足，这些都是挑战。但归根咎底，最大的挑战来自政府的打压。当局威吓参与六四活动可能违法，透过所谓中间人发放法律基础不清的风声，但我们不会因此而自我审查。
德国之声：亲北京舆论近日酝酿要求政府取缔支联会，你们如何应对？作为老牌社运组织，现在还有多大生存空间？
邹幸彤：毫无疑问，政府想把支联会连根拔起，问题只是他们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一天有多快来临，取决于我们有多顽强地抵抗。如果政府觉得取缔支联会的成本非常低，没人会反抗和吭声，那他们当然很快就会动手。相反，他们可能会再见机而行。这是双向和互动的。
我们对此当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社会运动的未来并非一个组织的存亡所影响。只要民主运动能够持续，总会找到其他方式推进民主变革，不必依赖支联会。
德国之声：近月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不少中坚分子陆续入狱，首次在牢中渡过六四。作为年轻一辈，在这时势下肩负领导工作感到压力吗？
邹幸彤：当年被邀请当副主席时，我只认为那是一件该做的事，没有想太多。现在，我很庆幸能够代表许多在囚的朋友做这件事，至少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那并不是坏事。每次目送同伴入狱的时候，心情都很差，身边又少一个并肩作战的人。但我必须克服它，继续做事。即使未来我坐牢了，我依然会找方法悼念六四，悼念是不受地域限制的。
德国之声：但你自己也正面对控罪，去年因自发到维园悼念而被起诉煽动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观乎近日法庭就同类案件的严厉判决，你打算怎么应对？
邹幸彤：我仍在考虑细节，但是不认罪是我的底线。我真诚地认为我们无罪，我不认为在中国治下的法庭有权裁定悼念政权屠杀的人有罪。最坏的结果是我要入狱，我已经作此准备。如果仍然想在中共统治下争取民主，入狱是必须接受的选项。
在香港，坐牢已经一点都不罕见，我很多朋友都在里面了。即使我要坐牢，也算是很晚进去了，不算什么。只要一天还没被关押，我们会继续支联会的工作，谁知道三、四年后会是什么光景？
德国之声：六四事件的时候你只有几岁，是什么让你如此委身这抗争？
邹幸彤：六四屠城启蒙了我。从小开始，家人就会带我参与维园烛光晚会。在富裕的香港长大，我受尽保护，不愁生活。六四烛光晚会扩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原来世界很坏，不过在晚会上，我能够发声寻求改变，以行动帮助世界变得更好。那是我参与社运的起点，六四对自己来说一直有着特别的意义。后来接触到参与八九民运的人和故事，更加启发我，看见人民如何突破自己。
德国之声：警方否决支联会的集会申请前，你们都很积极呼吁公众继续纪念六四，人们的反应与以往有所不同吗？
邹幸彤：我会说，打压反而把人们连成一线。虽然人们的表达方式收敛了，但是支持其实是有增无减。当然我们在街头宣传时，民众会很警觉现场的警察和记者，不敢待太久。支联会一直被标签为老一辈的组织，但今年即便年轻人都比以往更支持我们，我们在街头听到很多鼓励。
德国之声：对于香港人和支联会来说，32周年后的平反六四之路象征什么？
邹幸彤：支联会希望展现这场抗展并不止属于中国人、香港人，还连系全球所有人。专权所带来的威胁不受国界规限，其国家钳制、监控、假资讯等问题散布全球。天安门的屠杀固然会一直是六四悼念的焦点，但这抗争不光关于六四，而是一场抗衡中共专政的对抗。这32年来，它已经成为香港抗争的一部分，标志我们是谁。而且我们和狱中的战友共同拥有这份信念，如果我们不再抗争，那我们很快也会失去自由。
德国之声：你从事中国人权工作多年，目前香港面对的整肃和中国内地有可比之处吗？
邹幸彤：八九年的时候，中国没有香港般的公民社会，两者是不同的。但是自习近平主政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情况愈来愈像。习近平上台后，强力打压自二千年初开始蓬勃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我认为中国当局正试图把那一套路复制到香港，而且用一个更优化的方式实行，毕竟他们已经有经验了。就此而言，香港的未来轨迹有可能跟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有点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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