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党员方舫接到了来自老家的一通电话，“你党性不够强，组织生活总是不参加。如果这次不回来，以后都不用回来了！”不久之后，在大塘村党群服务中心大楼的会议室，方舫三年来第一次见到村党支部的其他党员，为的是参加党支部委员会的换届选举。
她原本不太情愿从另一个城市赶过来，想和一直以来开党员会议时一样，默不作声地缺席——“第一年我会打电话请假，副书记还说我是青年党员里比较有党性的，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请假，请假反而会被教育几句，就直接不去了。”
这次，方舫没能糊弄过去，她接到了副书记的电话，还说如果村里的党员没有全部出席投票，这次换届选举就不作数。方舫专门向公司请假，一个同事也是党员，参加党建活动很频繁，以往她都觉得方舫这个党员当得太轻松了。
从“软弱涣散”到“战斗堡垒”，党对农村党组织的整顿
“这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党性还是比较强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见，也比较好考察，党性不强的大多在外工作，说白了就是长期脱离组织。”
方舫是广东大塘村的村民，2017年大学毕业后，她把党组织关系从学校转到老家村党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两小时车程。她对两个月一次的党员会议有些不满，也不觉得重要：“他们默认党员随时都可以过来开会，周五开会，周四晚上才通知。”但副书记更加不满，曾经试过劝退她：“党员半年没参加党员大会就可以直接开除党籍，我建议你还是把组织关系转到工作的地方。”
这次在换届选举的会议室，8个候选人轮流发表完竞选宣言，方舫一个都不熟悉，就在红纸上名字里随便勾选出7个，结束了她的任务。她只认出一起参加投票的几个党员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简称“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工作。“基本都是读书不好又没出去打工的青年，”她告诉我。
投票结果出来，方舫才意识到，村里90多个党员，都有默契应该投票给哪7个人。“票数差距太大，有一个人只有几票，其他人都70多、80多票。”
半年后，在大塘村党群服务中心，我见到方舫口中的几个党员，坐在服务中心的大厅一边抽烟一边工作。一个男人过来投诉工厂停电的情况，得不到什么回应，又离开了。“这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党性还是比较强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见，也比较好考察，党性不强的大多在外工作，说白了就是长期脱离组织。”罗猛告诉我。
罗猛去年刚考上街道办的公务员，被派到大塘村驻村两年，当村支书助理，他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村支部。跟罗猛一起驻村的还有街道办的一位领导，担任大塘村的“第一书记”——这个头衔来自“全面脱贫”运动，通常是从上级单位向农村空降的党员干部，以整顿当地“软弱涣散”的党组织。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要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仍要向重点村庄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组织领导”。
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并非政府机构。不过，罗猛说：“村两委的经费大部分都来自街道办申请，日常工作主要也是执行街道下发的任务，联系非常紧密。”罗猛刚刚接到街道办的通知，要求他统计村里所有厕所没有接入排污管道的楼房，并要求他们改造升级。这是习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厕所革命”的延续。不过，罗猛觉得很难办：“通知下来了，经费没下来。”
大塘村的党委副书记也回忆，2018年因为环保督查，街道办要求他们清理大塘村的生鸡养殖户。“上面压下来就一句话，说要把养殖场清掉，怎么清？养殖户几十万的损失，跟你提赔偿，上面就说没有赔偿，政策不允许。”他说，最后软磨硬泡加上威胁，才让养殖户自己把鸡卖掉，清空了养殖场。
他将这些事情都总结为“党建”：“不是开会学习才叫党建，我们党组织在村里推进工作，增加党组织的影响力，都是党建。”关于建党100周年，他说，大塘村没有办庆祝活动，因为上面没有通知：“这是政治宣传，要么不搞，搞不好会出事情的。”
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中，农村的贫困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很大关系，必须“选好配强”领导班子，让村党组织成为“战斗堡垒”。而2020年前后的村“两委”集体换届正是一个改选的契机。
罗猛提到，大塘村换届后，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都是一个人，即所谓“一肩挑”。“书记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钱的，如果他们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见，村子很多工作很难开展下去。”大塘村党委副书记告诉我，他认为“一肩挑”是件好事，有利于“搞经济”。
大塘村的选举并非孤例。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加强党支部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赵强社的研究，2017年中国农村“一肩挑”比例超过30%的只有3个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2022年超过50%的目标。
2020年底，几乎在大塘村支部换届的同时，广东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两委换届也开始进行。何丽在管辖羊村的镇政府当公务员，换届选举前的一年，她被派驻到羊村，为选举做铺垫。
“本来早就应该换届选举了，但是如果他们马上选举的话，区里属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就会选不上，所以故意延迟了选举时间。”何丽说，羊村被定性为“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村两委的领导班子长期被本地家族势力占据，2018年“扫黑除恶”时已经处分了许多人。
延迟换届后，何丽的工作是协助举办村两委换届纪律教育培训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党章”完善入党程序：“发展党员需要经过流程，要考察、公示，他们这边以前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商量好了，觉得一个人能入党就给他入了。”但如何确保上级物色好的村支书被选上，何丽说，这超出了她的职责范围，总之，“区里会搞定的”。
大塘村的党委副书记说：“现在很少听说有一个农村党组织，发展党员敢不按照党章规定走。”他告诉我，和过去人们惯常认为的不同，如今农村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严肃。隔壁村有一个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因为党组织会议安排的时间问题，转正期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为此，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和这名党员本人都被上级党委谈话了解情况。
2019年，中共中央修订了1999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县级党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负有“主体责任”，明确指出农村党建会影响市县乡三级党委书记的考核。和旧条例相比，新条例对农村党组织提出了详细规范和要求，包括委员会的人数，及组织生活的指引。
从严治党，和无止境的政治学习
“但我自己并没有那种信仰。”陈晓说，从大二开始，后悔入党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入职这所中学后，学校把所有老师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收走了，并告诉党员身份的老师，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
整顿不只是针对农村“软弱涣散”的党组织，事实上，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整风”早已开始。
2016年中共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他用一长串的“主义”批评了“对党不忠诚”的干部，并指名已经落马的周永康、薄熙来等人作为负面典型：他们不仅有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让党“自我净化”。
这场中国共产党的年度会议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前者与1980年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而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相呼应，但新条例的要旨在于确立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第二年，“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和中共十九大报告。
同样在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简称“两学一做”）政治学习，和2015年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有明显不同，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只面向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而是面向所有的中共党员。第二年开始，“两学一做”被确定为党员“常态化制度化”的任务，而且新的政治学习主题也随之而来，任务越来越繁重。
今年刚大学毕业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学教英语的陈晓，开始被“党史学习教育”追着跑。
6月下旬，陈晓接到了学校党委老师的电话，要求她一天半之内完成一本党史指定教材的笔记：每一页都要圈圈画画，每几页都要有批注的文字。陈晓负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厚度大约有1.5厘米。
后来，陈晓从其他老师那里得知，其实这是帮学校领导“分担任务”——教育局要检查三位领导的书本笔记，但他们的书至今仍是空白的，只好分配给学校里的12位新人党员教师，一人负责一本，“千叮咛万嘱咐，书上不能写名字。”
陈晓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读大学时，被一步步“推着”入党的。在一次宣讲中，误以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她们全班都“很乖”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成绩和人缘都比较好，陈晓顺利地被同学投票选为入党积极分子，接着是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大三正式入党。
“但我自己并没有那种信仰。”陈晓说，从大二开始，后悔入党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入职这所中学后，学校把所有老师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收走了，并告诉党员身份的老师，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陈晓原本计划去台湾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结果同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台湾，她们说自己非常讨厌台湾。
党史学习教育是应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份开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面向全体党员的“两学一做”相比更进一步，这次的政治学习对象延伸至军队和群众。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陈晓所在的学校也把任务派发给了党员老师。
一开始，陈晓没有把学习放在心上，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巡回检查之前，她请学生帮忙在四本书上随意划了几处重点，不少老师也和她一样潦草应对。不过，党委书记发在群里的范例笔记，每段文字用三种不同颜色做了满满的标记。“真的会有人去做这个，我要吓死了。”陈晓感慨。
陈晓是政治学习的“后进生”，她已经连续两个月“学习强国”的积分没有达标。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党委书记在群里警告，要对这些老师进行约谈，并做检讨。学校要求党员教师每天必须在“学习强国”上刷满40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时，非党员也要刷够30分。
有一段时间，党支部搞“刷分”有奖竞赛。陈晓被分到与党委书记一组，她每天拿到40分及格分就结束，依然受到批评：为什么不刷到60分？
陈晓每周要给学生上14节英语课。每天早上，她必须在7点20分之前到教室，监督学生早自习，晚上8点半，学生晚自修结束后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闲时间只够批改学生的作业，晚上回家后还要备课。”陈晓忙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学习强国”，“没时间做，我认为它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但在一些老师眼中，政治学习似乎远比教学重要。办公室里一位老教师好心劝她，多在政治学习上用点心，以免影响她评职称，否则，评比的时候可能会被讲“这位同志思想有问题，（党组织的学习任务）什么都不做”。陈晓对此很愤慨，不理解为什么这种政治性任务总要和个人工作成绩挂钩。
根据2016年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党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必须参加组织生活（包括“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陈晓来说，“组织生活”似乎永无止境。每个月的25日是学校党支部定下的“主题党日”，党员大会也在同一天举行。陈晓说，到了这一天，学校党支部会在一个APP发布活动，“但其实这个活动根本就没有举行”，他们只需要在这个市级党员组织的APP上定位并签到，再到学校会议室里听党委书记讲话，一起合影，五分钟之内就能结束。
麻烦的是，如果当月的25日是周末或节假日，党员教师们也必须赶去学校开党会，不允许请假。陈晓并不想浪费休息日的时间跑去学校“拍个照”，她尝试过向书记请假，但并没有获批。后来，陈晓再也不在明面上请假了，而是把账号托给关系好的同事，请他们帮忙定位、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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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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