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天：中國人有不當犬儒的權利

張明天
華人民主書院研究助理

老一輩的中國人經歷了中國共產黨奪權後的歷次運動，年輕一輩的中國人在「自我審查」、「不要碰政治」與「愛國主義」等的文化影響下，多數的中國人早已得了美國華裔學者徐賁所提出的頹廢與犬儒結合的嚴重病症。這種病況所展現的極端思想是「生活就像強姦，既然反抗不了就學會享受被強姦的快感」，可以常常聽到「莫談國是」，「難得糊塗」，「看透一切」，「躲避崇高」等，也都是犬儒者在面對時政的態度。進一步說，就是沒有夢想、沒有信仰、沒有責任，甚至是沒有道德，可以對邪惡表現出超強的淡漠，連基本的憤慨都沒有；面對他人的困苦視而不見；甚至面對絕望得要跳樓的人，還表現出「怎麼還不跳，浪費我的時間」的冷嘲熱諷，「清醒」得冷漠，「理性」得殘酷。也因此不難理解，將讓生活受到更嚴密的控制與可能毫無道理的懲罰的社會信用體系，持續在中國各省城縣市鋪天蓋地的擴張與建制，中國人表現出無可奈何、無能為力也無從抵抗的消極態度。

2021年3月7日，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國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的記者會中說：「中國做得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中國應該怎麼做，中國人民才是主人翁。」雖說王毅此段話是為了狡猾躲避掉國際上譴責中國共產黨對人權迫害的責任而拋出的假大空的話；但此言不假，中國人應該利用各種自身的便利條件來發出聲音。

也曾有不少人懷疑，中國人真的想民主嗎？ 八九民運領袖之一王丹的解釋是「如果中國人真的對民主沒有興趣，那要怎麼解釋『文革』中的政治熱情──儘管那是非常畸形的政治熱情？要怎麼解釋1989年的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要怎麼解釋前不久在中國長沙市政府門前示威的退伍軍人喊出的『市長下台』的口號？難道他們都不是中國人嗎？」但王丹也提出：「中國的民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去爭取。並需要更多的年輕世代的中國人站出來才可以改變中國。」從事實的發展上來看也確實證實了這樣的觀點不假。在中國江蘇省蘇州市所推展的「蘇城文明碼」就因廣大蘇州人的集體不配合，而被迫「駁回」。

江蘇省蘇州市2020年9月3日結合社會信用體系，推出手機APP「蘇城碼」的升級版「蘇城文明碼」，由「文明交通指數」、「文明志願指數」兩個部分組成，基本分數為1000分，上限也是1000分，計分週期為一年，期滿後重新計分。「文明交通指數」就是交通違規會被扣分，擔任交通義工則能加分。「文明志願指數」讓民眾可以線上登錄為志工，登錄成功後即可獲得2分，線上報名志工活動，例如：關愛未成年人、鄰里守望服務、參加公共服務等就可獲得加分。蘇州官方稱，「文明碼可作為警示和懲戒綜合文明指數低於下限人員的電子憑證」。此制度一推出在大陸網路上迅速出現一片罵聲，推出不到3天就遭到炮轟下架。

民眾直指這根本就是打著文明的旗號侵犯人權，也是一種愚蠢的做法；也有網友在《微博》表示，「今天看到蘇城文明碼這件事，真的很是詫異，在社會進入人類歷史最文明的階段，竟然做出違背公平、包容、百花齊鳴等等這些美好詞語的事情，硬生生要給每個人打碼標價了。文明，不是這樣打標籤式強制約束起來的，太愚蠢了，趕緊撤銷吧！」；還有網友表示中共嚴重侵犯人權、踐踏人的尊嚴，「對人權尊嚴平等的踐踏，竟然是打著文明旗號的？」、「所有的碼都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公民的隱私全無。」、「文明分數誰說了算？這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真不敢相信《黑鏡》（Black Mirror）真實在蘇州上演。這什麼黑暗烏托邦？」、「就不能讓我們消停過日子嗎？當豬狗一樣看管，官員們很有成就感吧？」

在人民集體覺醒，蘇州官員無法說服人民，在頂不住壓力的情況下「蘇城文明碼」在3天後，2020年9月6日被迫下架。雖說事後蘇州官方的回應是，（文明碼）讓民眾有誤解，「等待條件成熟再推出試行」，同時稱「沒有強制使用」，但也隨即被當地網友打臉「警方讓我們單位都下載，過兩天問都下了沒，沒下的查到後果自負」。但從這次蘇州人「覺醒後的正義之舉」的事件引起的「效果」，都足以振奮人心。對於未來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反制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強推任何不法的規定，有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信心是一塊大冰山，那每一次的反制、每一次的正義之舉、每一點的真相，都是瓦解這一大塊冰山的火焰，雖說程度不同，但當這些小火焰的力量遍地燃燒，中共的維穩體制無暇顧及，不需要等到熔掉整個冰山，只要讓支稱點失去功能，那剩下的冰層便會自動崩塌瓦解，直至海平面上看不到一點痕跡。說起來很理想，但困難點就在中國共產黨毫無人性的殺人基因，且專挑知名人物殺雞儆猴，成功的讓這些小火焰遲遲不敢踏出那一步，一但踏出去，要付出的代價可想而知。當然也有些人是選擇在真相面前向利益妥協的。但其實也沒有這麼悲觀，敢於放下生死、堅持真理而站出來的人越來越多。

幾年前曾因協助盲眼維權律師陳光誠出逃山東而聞名的南京女子何培蓉，網名「珍珠」，她一度遭官方軟禁，原本打算卸甲過清靜日子，誰知2018年9月，突然買不到高鐵票，方知自己遭鐵路公司列入「失信黑名單」。在律師協助下，才知中國鐵路總公司以「嚴重危害鐵路安全」為由，把她列入黑名單，還有3段監視器畫面為證。原來是何培蓉2017年在杭州東站跟一名男職員爭執，突然遭對方從身後抱住，自此持續投訴鐵路公司，這似乎是成為失信人的原因。因此何培蓉決定再次披上盔甲深入研究社會信用系統，根據何培蓉的了解，社會信用系統的建立全部都是文件、備忘錄、通知，沒有一個是法律條文，一般的稅收部門、城管、行業社會都可以隨意的把人列入黑名單。如果以香港來說，巴士公司、地鐵，就可以把香港人列入黑名單。

雖說後來原本協助何培蓉的南京律師，被律師協會勒令退出她的案件，但她選擇不放棄，靠自學法律，自己打官司。何培蓉表示「我沒有信心，但是我有決心，希望一系列官司能夠進入法院，也把信用體系拉回司法體系解決。中國是我的家，我不喜歡政府，我應該去改變它。」

另外在福州，一位曾經代理法輪功案件的63歲維權律師鄒麗惠，2014年時，因為律師樓業主不履行「優先承租權」，且租約期未滿，就斷掉辦公室的水、電，自此展開一場漫長的官司糾紛。鄒麗惠除了幫人打官司外，身上的官司一簍筐，案子沒審完，卻莫名其妙成為「失信人」。原來2014年開始，鄒麗惠已成為「老賴」，不過她2年後才得知。「銀行賬戶、養老金全被凍結了！」、「車子也被扣了！」到了2016年5月底，朋友向她發來一個「老賴榜」，赫然看見自己被列在「失信黑名單」，個人資料被公開，也因公司業務擴張，要乘搭高鐵出行，才發現自己無法搭高鐵、飛機出差工作。

鄒麗惠翻查法律書籍，指出信用評分制度沒有經過國務院、人大等機關審批，僅以44個部門聯合出台的《備忘錄》堂而皇之推行，剿殺「失信人」，涉及違憲的法律條文，至少有8條。她計劃發起聯署，促請全國人大調查。鄒麗惠認為「它（社會信用系統）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規，也不是章規，四不像的規定，來限制公民的憲法權利，它肯定是違法的」！

鄒麗惠多次提出上訴，申請「中止執行」令，要求還她「清白」，並從「失信黑名單」除名。不過，福州倉山市下至底層職員，上至執行局局長、法院院長，通通拒絕收取鄒麗惠的申訴文件、枉判之嫌。中共紀檢組最後出面調解，口頭承諾為鄒麗惠除名。

雖然看似一切都還沒有這麼容易，但鄒麗惠還是表示「我們就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又當那麼一個律師，你不講法律也不行，雖然法治狀況不好，你還是要爭取，沒信心還得要做下去。」

何培蓉與鄒麗惠兩人都是早有自覺，又自己碰上了，並選擇堅守正義的案例。雖然還尚未看到曙光，但依然堅定信念的繼續做下去。但有更多的人是屬於「還沒有碰上」，可能還處於事不關己，或是能閃則躲的僥倖心態的人，這些還在裝睡的人也需要持續的喚醒他們。而香港人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加上這幾年中國共產黨無所顧忌的倒行逆施，激發許多港人的覺醒，他們再用自身能夠發揮的角色，喚醒身邊的人。

有「一群熱愛香港的市民」的匿名香港人，聯合寫了一封公開信〈向監控說不──香港不要中國社會信用系統〉，信中表示此內容是給香港市民、各位立法會議員與國際關心香港自由民主的朋友。內容表示，最近在香港各區包括觀塘、九龍灣、尖沙咀、中環、金鐘、灣仔及銅鑼灣等地將安裝數支智慧燈柱（實為監控燈柱）與鏡頭，說要建立智慧城市並計劃耗資納稅人的 2 億 7 千萬港元，但撥款卻不需經立法會表決。根據分析，這些監控燈柱的實際目的很大機會為：

一：監察攝影機人面識別功能
二：藍牙傳送器
三：無線射頻識別（RFID）技術追蹤市民位置
四：建設5G基站盲撐華為，為監控市民位置，不顧影響氣象預測
五：Wi-Fi功能，精確定位市民位置

除此之外，「智慧城市規劃」還有更多可以收集數據的途徑，例如日後的醫療系統、稅務、銀行服務、機場，甚至上網、消費、聊天、用手機程式都會無聲無息地暴露個人資料。這些大數據全部都可被收集、分析、比對及監控。

信中表示宣傳有關社會信用體系認知的資訊是因為市民理當有知情權，「香港政府從無對市民交代、亦無進行諮詢，剝奪市民的知情權利。我們有理由相信並且擔憂，在『智慧城市』這個幌子下，政府已逐步加快對市民一舉一動作出監控，香港很快將進入等同中國社會信用制度的監控狀態。」

信中最後提出嚴正訴求，「我們嚴正要求香港特區政府：1.公開交代整個《智慧城市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的內容；2.公開所有技術文件，以及收集到的資料與數據；3.公開各政府部門的數據閱覽權及使用權，釐清警方查閱數據的界限；4.停止安裝及拆除所有已安裝之智慧燈柱；5.採取立法及行政措施，確保市民個人私隱及資訊安全，保障人權；6.立即回應五大訴求。」
信末是關於社會信用的詳細圖文解說，介紹對港人生活的影響以及資安的可怕影響，且再次向香港溫情喊話說：「我們不能再輸！」

一位名為「作者」的作者，也以〈香港人一定要反對社會信用體系〉一文被多個媒體轉載關注。作者認為社會信用體系不叫「歐威爾式」（Orwellian），而是「卡夫卡式」（Kafkaesque）恐怖。當人，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一束束等候被收集的數據，被大數據所圈養。你不知道你何時被扣分，只在機場出境被拒時才知得到。你永遠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他們只是他們檔案卡的影子，甚至比這個還不如——他們只是檔案裡頭一個錯誤的影子，甚至作為影子而存在的權利也沒有。」

作者形容社會信用系統的本質就是奴役人民，「為了」獲取更高評分，而不擇手段做更多好的行為，去討好政府所定下的道德標準。敗壞了集體的道德，亦剝奪人民的自由。當一個人畢生都追求更高分數時，他自然心無二致，不會再追求其他人生而活着的目的了——這便是極權政府維穩的最高目標。血庫存量的確會上升，但這些血皆不是希望幫人救命的血，而是為了一己贖罪而流的血。是多麼敗壞的社會，才要靠這種手段維持道德的供給？道德已淪為供求關係，淪為支持消費行為的可代換債券。

並且在文末發出懇求，「我懇求你，睜開雙眼。已睜開的，請你閉上，想想還有甚麼事未曾了解，甚麼是你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的。很多時，人與人的分歧那麼大，未必因為我們的立足點不同，更大機會是我們的消息來源不同而已。不踏出同溫層，世界只會仍舊不變。」

從「一群熱愛香港的市民」到「作者」，這兩篇文章都可感受到撰稿人發自肺腑對尚未醒悟的人深切的提醒，就如同王丹所提出的：「中國的民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去爭取。」「我呼籲每個國人，還是在各人能做的範圍內，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推動社會朝正向變化的事情，不管這個事情的大小，而不應該因為整個環境的變化而失望和放棄。」兩位作者用文章廣傳的影響力讓更多的人覺醒，是的，要讓更多的人力所能及地去做可以推動正面發展的事情的前提是讓這些人「覺醒」。
而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在22年反迫害的經歷中，他們主動、靈活的運用各種便利條件，並靠著各種講真相的方法與管道，在監控嚴密的中國土地上遍地開花的案例，很值得借鑑。

自1999年7月至今，中共對法輪功學員非法的酷刑與迫害從未停止，酷刑包括毒打、電擊、背銬、吊銬、手腳連銬、坐老虎凳、強行灌食、連日剝奪睡眠、強迫注射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等。其中，最邪惡的是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牟利。

但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在承受巨大苦難的同時，他們依然利用一切有利條件、機會將真相，傳遍大江南北、千家萬戶。包括主動向公安、檢察、法院，或是被濫抓到派出所、看守所、勞動教養所，或在法庭上、監獄內，針對不同的情況智慧的講真相；或針對一般民眾，通過一切可能的方式，例如：面對面講真相，打真相電話，發真相短信、彩信，花真相幣，郵寄真相信，懸掛、張貼真相標語、條幅，發真相檯曆、掛曆，發真相傳單、小冊子、光盤等等。

上述的方法看似簡單、便利，但要搭配剛正不阿的正義感與放棄自身利益的極大勇氣，這方法有效的制止了那些非法執法人員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更令人配服的是，法輪功學員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反轉化了或是感動了那些被中國共產黨欺騙或尚有一絲善念的執法人員，讓他們也「覺醒」，不再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幫兇，同時在自己的所處單位，也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暗中保護善良的人們。從近來因發表長達28頁的〈中共眼中的中美關係──一個局內人的觀點〉而火紅的前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觀點，也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內部早已處於崩塌前夕，萬事俱全就只欠東風了。她表示在30多年與中國共產黨中高層官員接觸的經歷，她說至少有 60%到70%是了解現代世界文明的進步，且也有約60%到70%和她持相同觀點。蔡霞說，「他們是知道歷史在往哪裡走的。」

自2004年11月《九評共產黨》問世後，在全球掀起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三退大潮」，這實際上也是一場偉大的精神覺醒運動，從根本上動搖中共統治的根基也就是那一大塊冰山。因為三退代表的是表達自己要徹底的與中國共產黨切割的意願。國際上知名的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在實地調查法輪功學員遭到的殘酷迫害後，心靈受到強烈衝擊。高智晟律師於2005年12月13日，在《大紀元》發表退黨聲明。他寫道：「我對中國共產黨已徹底絕望，它正在以最野蠻、最不道德的非法手段折磨我們的母親、折磨我們的妻兒、折磨我們的兄弟姐妹，並將這當成黨員的工作任務，提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它在一刻不停地逼迫、煎熬著我們人民的良心、人格與尊嚴！」「從即日起宣布：退出這個無仁、無義、無人性的邪黨。」

據《大紀元》退黨網站統計，至今已有3.8億的中國人認清中共的本質，毅然與中共決裂，退出中國共產黨的黨、團、隊。這股力量正在質變中國，正在瓦解中國共產黨，只要覺醒的人越多、有勇氣的人越多、有正義感的人越多、善良的人越多，這些小火焰聚起的火種就越大，中國共產黨的掌權者或受益者如果看得懂局勢，就會在冰山崩塌前先開溜為妙！

台海和平专栏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