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习近平将日益面对党内无声质问，为何破坏几十年形成的最高领导人接班制度？他得给全党一个说得通的理由。政论家邓聿文认为，这就是习近平要在二十大上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真实原因。
"比起当年的毛和邓，习如今的权力更大，他真正做到了一人独裁"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8年中共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曾被许多人认为是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恰当时机。因为在改革进入第40个年头、动力已经衰竭、社会对改革和中国未来发展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通过历史决议的出台过程，广泛检讨改革出现的问题，最大程度地消弭社会对改革的分歧，凝聚共识，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然而习近平没有这样做。
根据中共政治局最新会议精神，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不论两月后的六中全会还是明年通过这样一份历史决议，从时间上来说，也比较恰当。在建党百年之际，讨论中共的发展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这样，第三份历史决议要做的就不仅仅是针对改革开放40年的检讨，而涉及中共百年历史风云，时间跨度更长。
从百年史的角度评判过去，展望和规划未来，既有优势，也有缺点。优势是，能让评判者更好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脉落和走向，因为历史跨度足够长，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更深更透，从而让未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但前提是，评判者要尊重历史，有反思精神，从善如流。缺点也因历史跨度长，评判者对历史的取舍就会有自己的偏好，这未必能正确总结历史，若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错误结论，对未来就将贻害无穷，以后纠错要花更多的时间成本；此外，时间跨度长，亦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抹杀历史的细节和单个事件的重要性。
中共历史上的两份"决议"
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可能是中共区别世界其他执政党的一个特点。中共百年来颤颤惊惊从历史中学到许多经验教训。它曾做出过两个历史决议，第一份是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份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份历史决议，前者是针对中共成立到1936年这段时期历次政治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对毛泽东已构不成太大威胁的王明的教条和宗派主义，确立了毛和毛的思想与路线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地位。此时毛掌握中共权力，成为党事实上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已有6、7年了。
后者是针对中共建国以后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段时期的历次思想、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重点是十年文革，也对中共建国前的30年进行了重新评价。它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毛泽东，把文革发动的主要责任算在毛身上，并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毛的评价"三七开"，错误为三，功劳为七。邓未能做到像苏联的赫如晓夫鞭尸斯大林一样彻底否定毛，他的这种对毛有保留的历史态度是服务于中共的合法性和当时邓继承中共最高权力的实际需要的。赫氏否定斯大林并不会对苏共的合法性造成太大损害，因为苏共还有列宁这个主要的合法性来源，但毛是中共的主要创党人，中共的天下是在毛的领导下打下的，否定毛势必在历史合法性上就否定了中共自身；另外，邓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毛一个时期的亲密战友，否定了毛当然也就把他接掌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否定掉了。而且，此时邓的第三次复出时间尚不足三年，在权力基础上，他没有45年的毛地位稳固，作为毛的精神遗产的继承者的华国锋才刚在六中全会上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邓做这个历史决议是要批评以华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左派势力。
1976年毛泽东去世，此后不久“文革”便宣告结束
习近平同样重视历史，想从中共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执政资源和支撑。十八大后不久，他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要求党员干部重温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就是第二份历史决议，以后也多次就中共的历史问题发表过意见。他现在发出做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的信号，动机是什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习之所以选在中共建党百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这个时刻，而不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2018年做一份历史决议，首先看中的，可能是建党百年这个特殊时点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中国人重视一些特殊日子的纪念，有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说法。从庆祝的角度说，100年的历史当然比40年更值得庆祝、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更具说服力。何况，在改开40年做第三份历史决议，只能把重点放在这40年，虽然于此时习也做了5年总书记，官方也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但邓小平毕竟是官方赐予的改开"总设计师"，改开的成就主要算在邓身上，习无法揽功。但百年历史就不一样。这不但是中共的一个世纪，更在于这个时点恰好是中共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任务完成的日期，而任务的完成是在他的领导下。换言之，前有毛泽东，中有邓小平，后有习近平，习不但完成了中共第一个百年的目标任务，而且使中国在毛的站起来、邓的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将把中共百年历史分成四段，习的新时代位于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既承前启后也开创未来，这样，他一身兼二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意义自然就很不同。
习要六中全会讨论历史决议的第二个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历史地位，为中共20大继任最高领导人扫清思想和理论干扰，奠定历史合法性。
以习现在的权力和对中共的掌控，要不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对他在二十大继续留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除非在未来一年有某种特殊事情发生。但为何他还要在六中全会讨论历史经验，做第三份历史决议？这不是多此一举，除了前述意义，实际对他不仅是锦上添花，也很有必要。
习近平内心的不安
如果说，前两份历史决议发生在中共的转折关头，由于它们分别确立了毛和邓的领导地位，让中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因而从中共的角度看是有价值的，那么习要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假如也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这个转折似乎就并未给中共带来好运，而是困厄。可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习自己。未来中共能否走出这个困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面，比起当年的毛和邓，习如今的权力更大，他真正做到了一人独裁，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宣布中国进入新的时代，而毛的独裁是在他晚年。换言之，习在新时代的思想、路线、政策都已成形并完全呈现，历史决议很难再把他拔高，将新的内容写进去，这种情况下，未必能够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的作用，因为在全体党员的思想中，该统一和能够统一的，都统一了，统一不了的，依然统一不了。
中共建政50年庆典活动的一个场景
但这不表明做第三份历史决议，是多此一举。至少习未必这样看。在他看来，他的思想和路线，远未做到入脑入心，他的权威，还不是非常稳固，因而在9000多万党员中还有很大的学习和提高的空间。习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下文字透露出他做第三份历史决议的目的，同时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在外部环境恶劣，内部骚动不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下，如何进一步巩固权力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习必须考虑的事情。特别是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他也越来越面对党内无声的质问，为何破坏党几十年形成的最高领导人有序接班制度？他得给全党一个能够解释的通的理由。尽管习可以完全无视这种质问而不影响他的连任，但这无疑会损及他在那些质疑者中的权威和形象，而这些人不是少数群体，且在中共党内属于精英阶层，他得依赖他们去贯彻他的指示和路线，统治中国。
故此，习需要强化新时代的已有论述，虽然中共目前的困局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但他也可以利用已动员起来的大众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告诉全党，眼下困难是暂时的，有了他的思想和路线及领导，中共定会克服险阻，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任务。他并非简单地许诺全党一个画饼，既然党在第一个百年之际在他领导下能够消灭贫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那么再给他时间，他可以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在中国实现共富，建成一个干净社会，因而他需要的只是时间。这就是他二十大连任的理由。
可见，习选在中共百年做第三份历史决议，从建党百年角度，论述他的新时代及其成就，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让全党认识到，这个领袖非他莫属。这就是习要从历史决议中得到的历史经验。换言之，习要借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形式，凸显历史选择中共和他本人的正确性和正当性。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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