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伊利哈木一次,听他谈了对新疆问题的看法。
那是十年前,我那时还能获得签证回国探亲。重访北京,经多年前的朋友介绍,有机会见见伊利哈木。那时海外已经了解伊利哈木受到监控的状况,我这样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人,不由自主会有谨慎的考量,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也不愿给他人惹麻烦。伊利哈木说,不如大大方方公开见见,约在著名的新疆餐厅。他说,那儿的烤肉和饢是最好的。
到了那儿,坐下来,烤肉和饢很快地上了桌。旁边桌上坐下了两位黑衣年轻人,也点了些东西,却吃得很少,只是不停地玩手机,互相也不说话。我们都明白他们是何许人也,只当没看到。这就是伊利哈木的待遇。
我对新疆的民族问题一无所知,但是能亲耳听到伊利哈木本人阐述他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而难得的机会。我没有做过相关功课,本来也不打算采访,所以根本就提不出问题。整个过程,就是听伊利哈木一个人说。
印象
对伊利哈木的描述,这些年来已经有很多。我只说他给我个人留下的印象。
他是一位很开放,很健谈的人,汉语非常好,虽然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口音,但是他使用汉语表达不再有使用第二语言那样的字斟句酌,而是随心所至,心到口到,滔滔不绝,生动而有激情。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以为这次谈话会像我和美国人交谈一样,某一方使用第二语言,表达和理解需要双方的配合,一字一句就像书面行文一样。和伊利哈木谈话,完全没有这种语言障碍。根据我移民美国后的经验,第二语言好到这种程度的人,对于该语言所属的社会与人群的了解,也相应地达到了几乎没有隔阂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俩,一个汉人和一个维吾尔人,谈的是新疆的民族问题和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问题,但是我对新疆及维吾尔一无所知,而他对汉人的思路,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却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了解得很详尽,理解得很透彻,整个谈话过程基本上就是他在给我上课。
通常我对滔滔不绝话很多的人,会习惯性地想找出前后矛盾的地方,试着从矛盾的地方提出问题。俗话说言多必失,对话多的人是不难提出问题的。伊利哈木的话如涌泉一样刹都刹不住,但是我没找到自相矛盾的疑问之处。我想他是深思熟虑地思考和阐述过这些内容,也许已经很多遍地给别人讲过这些问题。他是大学教授,一定深知理论和观点需要完备自洽,批评和建议必须现实可行,要有说服力。这方面,他是非常出色的。我只是打算见面聊聊,并没有准备采访。第一次见面也不便掏出录音笔来。现在想想,很可惜没有录音。但是有两个基本观点,我是记得的。
不主张新疆独立
伊利哈木几次明确地说,他不是独立派,他不主张新疆独立,不主张维吾尔民族独立,理由也很明确:不现实。他从各方面来讲述为什么诉求新疆独立或维吾尔独立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方面是强大的中国中央政府不会允许新疆独立,
另一方面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的状况复杂,不具备独立的条件和能力。自身状况和力量对比放在那里,诉求独立是徒劳的。
我还记得他说过,他的这一观点在新疆各地都不招人青睐,他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辩论。在基层民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人群中,总是要求独立的激进立场能吸引群众。他坚持自己经过观察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独立诉求不可能成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新疆各地的情况非常熟悉,而新疆这种多样化的情况,是我们外面的人都不了解,也很难深入其中的。他熟悉新疆各地,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生存状态,体会他们不同的好恶和担忧。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不管是农民还是牧民,不管是维族还是其他民族,他都能交往,他都苦口婆心地解释,独立不可能,不现实,我们没有这个力量。退一步来说,即使独立了,对新疆各民族各行业的人,不一定能带来经济上的优势和民生的改善,却很可能带来现实的困难。
但是,独立的诉求不会消失
同时,他强烈地批判中国政府对新疆民众的强硬压制政策。他说了很多现象,举了一些例子,可以说是代表新疆人控诉外界给他们的压迫和资源掠夺。新疆到底是属于谁的?你可以说新疆属于中国,中国有权来开发其资源,但是,新疆首先是属于世代居住于此地的各族人民的。新疆各族人民对自己家乡的开发有发言权,有权从开发中获得利益和好处。如果你的开发只是日益缩小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存空间,使得民众生存状态越来越差,生存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新疆人民的不满不可能消失。
他提到了宗教,特别强调新疆人民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和稳定性。中央政府不论派什么人来管新疆,不懂新疆的宗教,就是不懂新疆,就不可能管好新疆。他很激动地批评中国政府动不动就对新疆人民的不满实施镇压,特警列队上街恫吓民众,让他提起来就痛心疾首。当我问他对新疆人与内地人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什么看法的时候,他为新疆人辩护。他说,他无论如何坚决反对暴力,包括新疆人的暴力。理由也很简单,暴力对新疆人没好处,只会招来更残酷的镇压,只会死更多新疆人,伤更多新疆人。但是他一再说,新疆人不是无缘无故发动暴力的。你欺负新疆人,新疆人会记住。新疆人也是人,仇恨是会积累的,发泄仇恨才是暴力的原由。
所以,他说,他不是独立派,他不主张诉求独立,但是,只要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不改革,只要继续实行对新疆的资源掠夺与镇压,那么,独立诉求会继续存在,永远存在。那么,新疆就早晚要独立的。
新疆问题
这些就是我记忆中伊利哈木一席谈的内容。我是第一次接触新疆问题。我对新疆问题所知太少,不足以形成自己的看法。相比西藏问题,我觉得新疆问题更复杂。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还是对非汉民族地区来说,新疆问题更难以把握,更微妙,更危险。西藏原来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具备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所需要的所有元素。显然在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或国政构建(State Building)方面,西藏的原有基础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西藏有一个全民族崇敬和服膺的领袖达赖喇嘛,以及组织良好的藏传佛教系统建立起来的各级僧侣组成的领袖群。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博弈对手,那就是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精英群体。这个群体以境外流亡藏人为主体,在保存藏文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实行改革,正在走向现代化。西藏流亡政府实行全民普选来产生行政领袖,已经实行了二十年,其民主化作业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赏。西藏问题的解决,只缺中国政府的良好政治意愿。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道路方针已经为西藏问题的良善解决打下了基础。只要中国政府有这个诚意,有这个意愿,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达成协议,西藏问题就解决了。
新疆问题就难办得多。伊利哈木说,新疆人所遭受的苦难,一点不比藏人少,可是国际社会只谈西藏问题。我想,究其原因,是新疆问题自身的问题,它缺乏一个国际社会能够找得到的,能够推得出来的领袖,这个领袖能代表新疆问题,这个领袖说的话就是全体新疆非汉民族的心声,这个领袖就是中国政府不得不与之谈判的对象。新疆问题之难办,就是缺这么个领袖。寻找政治对手的领袖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区域独立诉求都是这个国家久拖不决而比较困难的问题,如英国的苏格兰独立诉求,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诉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诉求和巴斯克独立诉求。民主政府对待此类独立诉求的办法是走法定程序,在宪法规定的程序及民众权利之基础上,不管程序走出了什么结果,民众的诉求得到了表达,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得到处理和缓解。而在没有成熟的民主体制的国家,这类独立诉求只能依靠政治人物的博弈,走政治解决的路径。这时,最难办的是独立诉求一方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可以谈判解决问题的对象。
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加泰罗尼亚独立诉求的解决是比较成功的。当时,年轻的国王和首相,为了把民众有强烈独立情绪的加泰罗尼亚拉进民主化进程,必须找到一个加泰罗尼亚的领袖。他们找到了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逃往国外的流亡政府。在流落国外几十年后,这个流亡政府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国王和首相认识到,这是加泰罗尼亚人民最可能信任的领袖。为此,他们和这个流亡政府首领谈判,就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地位及自治制度达成协议。首相派出专机把这位领袖接回来,在到达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的时候,举行了加泰罗尼亚仪仗队全副武装的检阅仪式,以彰显这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元首。也就是说,明智的国王和首相,要帮助加泰罗尼亚把领袖地位和领袖形象建立起来。有了领袖,才有了政治对手,才有了开展政治过程的同伴,才能一步一步达成政治目标。新疆问题也有这个需要。
听伊利哈木一席谈,我深感伊利哈木是个难得的人才,是新疆人民的领袖型人物。他理智,内行,有魅力,他是有可能团结新疆各族民众,能够说服他们的人,他是中国政府本应该推出来,推崇为新疆人民的领袖并与之谈判的人。他是对新疆,对中国都有利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中国政府判了无期徒刑,至今关在新疆的监狱里。
文章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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