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场近期最受关注的风向不是美国的民主峰会，而是司马南等“左派”人士对联想公司的连番攻击。政论家邓聿文认为，左翼民粹不甘心只被当局利用，一旦当局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排除会调转枪口对准中共开火。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遭到司马南等人的强烈质疑（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网络上所谓的“司马南炮轰联想事件”已经持续一阵，最先上阵的是司马南，继而是张捷，新近是李肃。有观点将此三人外加四月网总编饶谨称作“新四人帮”。虽然这四人不是官场中人，没有行政权力，但取“新四人帮”之意是暗指他们借用舆论的力量同样可以起到“祸国殃民”的作用。
若不熟悉中国的舆论场，上述四人除了司马南的知名度大外，其余三人一般民众可能不很熟悉。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或者标签，就是“左派”。其实，与其称他们为左派，不如叫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者更恰当。因为左派给人的印象常常代表底层大众，为底层大众的利益鼓而呼。而此四人除饶谨有明显的毛左色彩，其他三人往往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站在当局的立场，替当局做传声筒，虽然他们同时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在舆论场。
不再“受宠”的联想
这回对联想的攻击，同样是指联想损害国家利益，在当年的改制中，前总裁柳传志等创业元老侵吞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联想的故事是中国40余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或标本。这家中国的科技企业，一直聚焦在镁光灯下。早期和中期，顶着改革的光环，不仅是舆论的宠儿，也是官方的座上客，一度还被视为民族企业的标兵，其创始人柳传志更是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可和吹捧，官方授予他百名改革杰出人士的荣誉，民间赋予他企业或资本教父的称号，在官商两道长袖善舞，吃尽改革红利。
但是到晚近，特别是最近几年，联想和他的创始人柳传志光环渐失。联想的产品很久在中国市场就受消费者诟病，价贵且质差；扛着一个科技企业的招牌，走的却是贸工技路线，用一些人的刻薄话说，就是一家电脑组装企业，没什么技术含量，很多人拿它和华为相比，抨击联想不思进取。还有高管的高薪，也常被大众攻击，这一轮对联想的舆论围剿，柳传志和联想总裁杨元庆的天价年薪成为因素之一。联想也被一部分中国网民戏称“美帝良心企业”，因为它在几年前的5G标准投票事件中，不投华为而投高通，导致华为主导的标准以微弱之差落选。上述种种对联想的不满，由柳传志之女柳青的滴滴公司不顾中国政府的告诫而偷偷在美上市，在今年达到一个高潮，司马南们的最新指责，不过是这波舆情的余波，但却也是对联想最具杀伤力的余波。
联想对司马南们对其流失国有资产的指控作了回应，指2009年的股权转让不涉国有资产流失，还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这个声明并未解除民众对它的质疑。这是可以预期的。之前，在这波来势汹汹的对联想的讨伐中，连胡锡进以及其他向来持强硬民族主义立场的网络大V试图为联想和柳传志讲几句“好话”，也被网民“网暴”。联想被舆论贴上卖国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标签，这已成它摘不掉的原罪，任何解释和说明，只会越描越黑。
官方借民粹敲打资本?
此波由司马南们掀起的对联想的攻击，很容易被外界认为得到官方的支持，至少是默许，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以当局对舆论的掌控，如果没有得到默许，分分钟就可以让司马南们闭嘴，而到现在迟迟不封杀司马南等人，反让他们像接龙似的讨伐联想，表明官方有意在纵容这种批判。这确实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表明资本不再受官方厚爱。中共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不能让资本野蛮生长，所谓的“红绿灯”，也就是要资本按照当局的意图和规则行事，不能为当局制造麻烦。如果当局以这种态度对待资本，那么放行司马南们对联想的攻击，其实就好理解。
换言之，官方不阻止这波对联想的围攻，虽然不说明在司马南决定对联想开刀时已和当局达成了某种默契，得到后者的授意或默许，很可能这只是司马南个人的自选动作，最多是他和他的小圈子的一个精心策化，或许也有官员参与其中，但并不代表官方；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任由司马南们攻击联想的视频流传，让事情发酵而无所作为，则表明当局有意要借左派的民粹力量来制衡资本，通过敲打联想对资本发出一个需要听话的信号。
如何处理同资本的关系是中共的一大难题。中共是既要资本，也要资本听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本是没有资本生存空间的。晚清以降，中国的民间资本一直很脆弱，无法同政府抗衡，中国改革的一大成就，就是资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以致大小资本家成为当局座上客。然而，资本的成长过程也是它的腐败过程，少有资本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犯下原罪。虽然中共没有对资本家的原罪发起清算，因为某种意义上，正如中国一些自由派学者所言，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没有腐败对过时的法律和政策进行开道，改革就很难突破，然而对资本家来说，这毕竟是发家过程中不光彩的一幕，随时有可能被当局抓辫子。
左派清算资本原罪
习近平不像他的前任，对资本和资本家采取友好态度。原因可能是当局觉察到资本在做大后有些不听使唤了，他要的是资本对中共和他个人权威的绝对驯服，正因如此，当局才会对资本出重手整治，但不会消灭资本。在这个背景下，左派嗅到了清算资本原罪的机会。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资本在改革中的寻租腐败，即使中共忘了，他们也不会忘记，尤其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随时提醒他们这点。左派中的很多人把中国悬殊的贫富差距归咎于资本的贪婪，在这些人看来，社会的不公不义是因为资本家过多占有了不属于他们的财富，资本家要把侵吞人民的财产重新归还人民。
左派打出的旗号是社会正义，包括分配正义，这当然无可厚非，天然正确。或许正是顾忌这点，当局没有叫停司马南们对联想的攻击，当局总不能说司马南们要求联想解释怎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是错误的。不过，虽然都是对着资本和资本家而去，但当局和民众的目的不同，前者打压资本要的是资本的驯从，作为抽象的中共可能不喜欢资本，可作为活生生的个人的中共官员，却和资本建立了密切关系，有些中共官员本身也是资本家；后者讨厌资本是因为不真心喜欢资本，在他们眼里资本家就是唯利是图的坏人，他们要的是资本的“命”，这个“命”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资本家，而是要资本家把吃下的国家财产吐出来。在这点上，左派和当局不一样，当局会利用左派的民粹力量节制资本，但不会支持他们把资本打倒在地。
习近平用强硬民族主义的姿态赢得了大众支持。然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从来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大众情绪对外表现为民族主义，对内就表现为民粹主义。左右两翼都有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走到极端是绝对的平均，右翼民粹主义走到极端是绝对的秩序。中共现在是形左实右，从理论光谱来说，它似乎是一个左翼政权，但从现实政治来看，它又是一个极右政权，左翼政权所追求的社会公平在中共那里是缺乏的，在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社会公平、公正都是极度稀缺的东西，有的只是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尽管中共表面上会高喊公平的口号。由此可见，当局虽然会感受到资本对自身的威胁，但并不它看作敌人，然而对坚持社会公正的左派，当局表面上把它看作同盟和支持力量，实际却处处提防它，对左派的监视要甚于资本，必要时予以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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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左派和中共其实是不同道的，左派高举的公正中共无法做到。一个垄断政权的政党，怎么可能做到社会公正？何况很多官员已经变身为资本家。故而，左派寻求社会公正势必要触动中共利益。这就是当局为什么对北大青年学生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要死命打击，逮捕其骨干的缘故。
司马南们对联想的围攻扮演的是左派民粹鼓动者的角色，所谓“新四人帮”是以保护国有资产的左派面目出现的，尽管他们并非是真左派，但是他们所起作用就是把左翼民众的民粹情绪鼓动起来。人们在联想事件中已经看到，任何中立理智的声音都会被左翼民粹排斥和打倒，哪怕是胡锡进这样的超级鹰派，一旦不合左翼民粹的口味，都要被扫除。可想而知，当局是不喜欢这样的左翼民粹，在当局那里，它只具被利用的价值，然后被抛弃。然而，被鼓动起来的左翼民粹并不甘心只被当局利用，一旦当局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未来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不排除在“别有用心”的“司马南们”的鼓动下，左翼民粹调转枪口对准中共开火。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真正的敌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大小“司马南们”。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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