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是全球纪念联合国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日子。该宣言通过七十三年后的今天，窜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人权状况的暗箱也被加速掀开，晾晒在阳光之下。
星期五（12月10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种种劣行，称美国有责任促进问责中国“对人权的践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推动对人权的尊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所在。他并谴责包括种族灭绝、系统种族歧视、侵蚀言论自由等种种侵害人权行为。
高智晟与张展，人权被碾的符号
人权日前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牧师，在首都华盛顿主办了人权特别研讨会暨林昭自由奖颁奖仪式。
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两位获奖人分别是被失踪四年的高智晟律师，以及因为曝光武汉疫情遭非法拘禁、判刑的张展，张展因为绝食目前已经无法行走。整个中国的人权都处在文革以来最恶化的时期。”
2020年2月，武汉因新冠病毒爆发而封城期间，张展从上海赶到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武汉，了解和传播真相。
“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说，张展独自走在武汉空荡荡的街头，她到过武汉病毒研究所，造访了火葬场、墓地，还有拘留所；她与店主、清洁工和农民工交谈。
曹雅学说：“她批评当局实施不人道和暴虐的封锁，以及强制性的‘健康证’；她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掩盖真相和使用强制力’；她在武汉的经历更加巩固了她对言论自由和政府透明的理念。”
张展追求真相和分享真相，被政府定义为“寻衅滋事”，并因此获刑四年。她被抓捕、定罪和关押所引发的国际人权关注和对中国政府的诟病与日俱增。
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女士告诉美国之音，高智晟的遭遇已经延续了十多年；而他个人的悲剧甚至已经无法覆盖当局人权侵害更加广泛的内涵。
耿和说：“（当局）每个月让我国内的家人到当地派出所签字，一是想知道他们是否出门了，防止他们出去找高智晟；二是拿出我跟孩子们都是通缉犯、在逃犯的文件提醒他们。我想联系家人时，马上就会想起他们因此可能受到的迫害的场景和无奈。”
耿和说，她十三、四年前带着两个未成年子女远走美国之后，当局随即收走了她父母和姐妹及姐妹家人的身份证，“他们因此出不了远门。我姐夫得了重病，每次都需要向派出所借用身份证开处方药。当局威胁说，如果你们再接这些通缉犯的电话，就不给你身份证。姐夫受尽屈辱而不堪，于2015年跳楼自杀。”
耿和接着说，“高智晟的姐姐一到过年就恐惧，担心我给她打电话，因为家人一跟我联系上，受迫害就更厉害，比我都厉害。她在当局的不断施压、骚扰和威胁下，深陷恐惧，最终在抑郁中于2020年5月投河自尽。”
李爱杰女士是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太太，目前带着六岁的儿子定居美国，“我儿子从来没见过爸爸，”她告诉美国之音。
李爱杰说：“张海涛刚被抓进监狱的2017年，他们还让我们见过两次。2018年迫于国际压力，也让我们见过一次。后来到现在，三年七个多月了，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2016年1月15日，张海涛被乌鲁木齐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两罪合并执行19年。
李爱杰说，张海涛因为长期生活在新疆，看到少数民族遭受的迫害，说了公道话，谴责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他拍了乌鲁木齐街头13张照片发给境外媒体，被说成是刺探情报罪。这种大白天谁都可以看到的街景，怎么就成了情报呢？他不过是为少数民族发声，揭露了黑暗面。他认为，中共可以虐待少数民族，就可以虐待全中国的人。”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民主与自由空间越来越狭小，不敢相信，是80年代不敢想象的，没有任何讲话的空间……讲了不该讲的话就是罪名。”
“他们想抓我随时都可以，就像黑社会”
12月4日，38岁的山东枣庄居民李玉女士，要求理发师为她削平秀发，抗议中共对她和她儿子的人权侵害。
李玉告诉美国之音：“11月2号我发了几条推文，呼吁救救张展。当晚9点以后，枣庄地方政府派人抓走了我，还抢掉我的手机和钱包，把我关在所谓的疫情隔离点—--枣庄市永安乡政府疫情隔离点，一关就是14天，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下，他们想抓我随时都可以，就像一个黑社会，你的人身安全完全没有任何保障。”
2014年6月，李玉带着一岁的儿子在北京。她在孔明灯上写了“纪念六四”，想以此纪念六·四25周年。孔明灯还没有放出，李玉被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大队抓捕，后由山东枣庄的地方政府关押。
李玉告诉美国之音：“当时，孩子正吃着奶，看管我的永安乡行政执法队副大队长硬生生地从我的怀中抢走了我的儿子。然后，我被抓进了看守所，儿子再也没有回到过我身边。”
此后，李玉两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次坐牢，今年8月4日才出狱。
当年，李玉的儿子被政府人员直接送到了当地收养残疾儿童的福利院----枣庄福利院。直到现在，7年半过去了，孩子还在该福利院，当地政府拒绝办手续归还孩子。
李玉说，“我第一次坐牢四年出来以后再见到孩子，他在福利院已经长到五岁了，看到我挺恐惧的样子。我现在特别焦虑，真感到没有办法了……希望欧美国家的人士能够把我的孩子领养走。”
“在中共眼里，我罪大恶极”
“六四天网”义工兼公民记者王晶，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营救下，于一年前来到美国。
王晶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共眼里我罪大恶极，(中国)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跟我联系，就算在微信里也不敢跟我说话，我发个图片他们都不敢回应……亲戚跟我联系说，警察知道我已经到美国了，让他们别跟我联系，否则要承担反华责任。亲戚都不敢接我电话，甚至把我拉黑掉，我打不通他们电话了。”
2014年12月10日人权日，王晶在中央电视台附近拍摄抗议者照片被拘留。2016年，她的居住地吉林市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她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这些中国人，在地图上寻找人权
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经说过：“普世的人权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它源于微不足道、离你家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近，那么小，世界上没有一张地图找得到。”
然而，一些年轻的中国有产阶级，有的还拖家带口，正试图用艰难的方式，从地图上寻找人权。
这张地图是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开始，往北穿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最后抵达美墨边境的徒步北上线路，全程大约5000公里。
来自浙江的卢先生今年35岁，有自己的生意。他带着太太和四岁的儿子，经由这条道路，花了三个月，于12月8日落脚美国。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的教会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邪教组织，有教友被判刑，教堂里面要挂那些(政治)图像，就是教会要建立在爱国爱党的前提下，控制思想……很多信息国内看不到，只能去国外看，关于宗教打压等的。我经常翻墙看油管之类的，懂得言论自由的意义。我不想让自己还有我的后代都这样子生活。所以就要想办法出来。”
卢先生两年前离开中国，经由斐济、迪拜，飞到厄瓜多尔以后，基本以步行为主，顺着这条“人权之路”北上到达目的地，“一路上经过这么多个国家，跟警察、海关还有黑帮等各种人打过交道，不过，他们看到我们带着孩子，都不为难”。
他说：“曾经向美国驻上海领馆申请过签证，但是没有获得批准。疫情开始后，我感到恐怕会闭关锁国，以后要出来估计不容易了。”
笔名叫“飞扬”的男士是一名电商，37岁，来自河南。他携太太和6岁与4岁的两个儿子，走过同一条路线之后，12月初从墨西哥抵达美国。
飞扬一家也在2019年离开中国，辗转经由非洲到达厄瓜多尔，此后开始跟随南美移民“大部队”，徒步穿越原始丛林，走过峭壁，进入墨西哥南部边境。此后，他在当地买了一辆女式踏板摩托车，载着一家大小骑了11天，在野地行驶2400公里后到达目的地。
飞扬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原因，美国签证没有开放，就通过这个方式。因为我在国内一直做电商，接触外面的消息比较多……最大的触动还是刚刚大学毕业时，有同学从网上找到了六·四的录像，大家看了以后难以置信，颠覆了认知。2019年春节前，本来想从南方回老家过年，有两个老同学怎么也联系不上，多方打听才听说，他们被抓了，原因是在网上发了批评政府的言论。于是，我们就顾不上回家过年了，带着孩子们开始了后来的探险之路。主要是两个孩子很快成长，需要上学，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接受洗脑教育。”
笔名KK的小伙子是“单人侠”。34岁的他12月7号到达目的地美国。他今年8月离开中国以后，辗转飞到荷兰，然后转飞厄瓜多尔，走上同一条步行线路。
KK自称“来自中国北方十八线地区”。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在国内从事大型活动的策划工作，在深圳从业过，也曾在海外短期工作。
他说：“2017年之前，我的微信就被封过，不过，公安没有找上门。2017年年底，家乡的公安通过村长找到我父亲，说我反政府，散发一些不当言论。此后，他们就开始全程监控我。每当我购买机票或者高铁票，公安就会立刻打电话质问我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KK还发现，原来笃信基督教的90多岁高龄的祖母，家中的宗教画像和物品都不见了，墙上取而代之挂上了“伟大领袖”的画像，“生活在农村老家的父亲家里也是一样，墙上挂起了‘伟大领袖’画像，村里还给每家发了一套伟大领袖的‘治国理政’著作。”
他的家人现在还不知道他已经“穿越”到了西方。
对于这几位年轻的中国中产人士而言，与罗斯福夫人的说法正好相反，人权离他们的家很远，而且很大，还需要在地图上才能找到。
据说，更多类似的中国人正在涌向这条道路。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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