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上海浦东，没有车流的道路。
2022年已经过去一个季度多，新一轮疫情在中国依然肆虐。不同于过去两年，奥密克戎传播快，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广东、吉林、陕西多点爆发，而且包括上海、深圳等重要经济中心。
实际上，去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已经开始放缓，但是这轮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个全球经济引擎的运转格外困难——在严格防疫措施下，卡车司机面临短缺；工厂大面积停工；供应链的波动不仅影响中国，而且波及全球。
备受关注的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将于下周一公布。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近期一次座谈会上形容，“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使得“经济运行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用词谨慎的中国政府使用这样的叙述颇不寻常。
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中国也出台多项政策，甚至经历四年持续压制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松动的迹象。即便如此，分析师认为，防疫策略不调整的情况下，经济承受的下行压力将很大。
疫情下的经济压力
“封控措施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中国将遏制疫情放在优先于经济的地位，对防疫策略的调整可能会推迟，”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邢自强在报告中表示，“基础设施支出增加、房地产政策放松可以期待，但更大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找到防疫策略的出路。”
摩根士丹利甚至将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增速预估下调到零，将同比增速预估从4.5%下调到3.9%，并且认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将导致中国无法实现今年全年5.5%的增长目标，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仅为5.1%。
此外，财新传媒对14家机构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对2022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4.5%，较2021年四季度回升0.5个百分点，低于全年5.5%左右的目标，预测区间为3.8%至5.0%。
中金公司研报显示，3月以来中国本土疫情反弹明显，受影响省份数量和相关城市经济体量，都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新高。
中金公司认为，在各地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下，市内和跨区域人员流动明显下降，线下聚集性、密接型消费受影响较大，预计疫情约对一季度GDP同比增速造成0.3个—0.7个百分点的负面冲击，预计同比增长5.0%左右。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最近与几位学者进行联合研究显示，如果对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周，对当月全中国GDP的影响大致在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去年数据测算，约为1900亿元），其中约有7%是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红灯频闪
除了分析师的预测，各种经济指标也体现出这轮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3月以美元计算的进口总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来首次下跌。这一数字出乎市场预期，市场原预计上升8%。一季度，包括原木、初级形状塑料和钢材等原材料，分别下跌23.3%、14.9%和13.4%。
信银国际首席经济师卓亮表示，3月中国内地部分大城市和省份开始实施严格疫情防控，消费渠道受严格的限制，对内需有明显影响，间接影响进口，短期内需和进口改善将取决于疫情防控，以及当局是否放宽政策。
疫情影响消费需求，使进口下降。但中国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5%，创三个月高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8.3%。
为何需求降低，物价却在上涨？对此，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解释，疫情对物价有“正反两面”影响，一方面，抑制服务及非必选商品需求，使近几个月国内服务、非必选商品销售价格同比走低，拖累内需；另一方面，果蔬生产及物流成本高升，再加上能源价格飙升，推高果蔬价格。
周茂华还提醒，PPI的持续高位运行，反映部分中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投入成本压力仍不小。
中国的选择
这些经济指标反映出的前景也不容乐观——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国际通胀向国内的传导、上游向下游的传导将不可避免，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终端产品的通胀也会逐步加剧，其结果将推高今年物价，并对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两年过去了，从第一个“封城”的武汉，号召众志成城抗疫，到当下正在经历“封城”的上海，应对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暴露出的问题也很相似——物资供应不足、其他病人得不到救治、宠物被打死等。
改变的是病毒——新的变种奥密克戎传播速度更快的同时毒性更弱，严防死守坚持清零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划算。
改变的还有人们的心态——武汉封城之初，对于未知病毒的恐惧占据主导；两年过去，新冠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医疗防治能力增强，使恐惧减少，但长期反复走进疫情阴影笼罩，人们对生活受限制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生命与生活（lives or life）的选择。”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此前在香港出席活动时称，如何平衡两者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权衡的事情，封锁措施虽然有效，但没办法长期执行，人们总是要回归生活。
出于如此考量，以及民众反对封锁的压力，曾经如中国一样执行严格“清零”政策的国家，纷纷宣布“与病毒共存”，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此外，还有经济原因。王乙康称，新加坡是一个小国，高度依赖外部的物流和人流，长期封锁代价太大。
中国虽然经济复苏之路成绩斐然，但从去年四季度再到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显著降速，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领域受到封城影响，无力拉动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方一边通过封城管控上海疫情，同时却宣布在8个城市试点一个月，缩短入境人员、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由“14+7”调整为“10+7”。
多重应对
物流业停滞是目前上海等城市面临的最大瓶颈。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但就短期而言，仍有必要尽快降准降息，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以给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轻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刚刚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适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内新冠疫情阴霾笼罩，经济下行压力之大有目共睹，央行宽松政策或箭在弦上，工具箱内包括结构性宽松及降准降息等子弹随时待发。
此次国常会未直接提及具体宽松政策，或意味着经济多重压力之下，释放货币政策最大效能、多措并举发力的概率加大。
此外，作为拉动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财政部还宣布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用途范围，将加大支持城市管网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粮食仓储物流设施等领域项目。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中国政府也曾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包括增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领域、加快建设5G网络等。
截至3月末，中国今年累计发行专项债1.25万亿元，比2021年同期发行额增加1.23万亿元。
财政的窘迫
虽然中国的中央财政部门积极推动投资，但地方财政收入并不乐观。
今年一季度，鹤岗市宣布实施财政重整；霸州市因为财政困难违规乱罚款、乱收费；甚至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浙江等省出现公务员工资缩减、缓发补贴等情况。
4月1日，空荡荡的上海街头。
“这几年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直都在，所以每年都会出现几个市县财政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省份的困境。”中国一所大学财税学院的学者向BBC中文表示，鹤岗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企业迁出和人口外流严重，财政收入和预算都在不断压减，但偿债压力没有少，所以财政要重整。
上述学者表示，今年各地“稳增长”压力大，需要加大投资稳住经济，然而最重要的收入，即土地出让金，却出了问题。
在2020年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年份，中国土地出让收入飙升至创纪录的8.4万亿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支撑了当年的财政预算。
在此之后，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突然收紧，比如设置房屋成交指导价，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以及土地集中拍卖等。
一系列政策深刻改变房地产金融格局，火热的楼市骤然遇冷，包括恒大在内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相应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罕见地出现大幅下滑。
官方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中称，“2022年房地产市场很可能继续承压，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相应面临较大挑战，这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进而对地方债风险产生影响。”
房地产救经济？
中国已酝酿十多年的房产税一度被提上日程，去年十月宣布扩大试点，但仅仅5个月后就被叫停。3月16日财政部网站发文称，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多家机构认为，2022年房地产税试点可能还是在酝酿方案的过程中，不会推出，以减轻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
不仅如此，长期施加在楼市上的压力有放松的迹象。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密集出台房地产宽松政策——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2022年已经累积有超过70个城市发布了稳楼市新政。苏州、南京等热点城市也加入了政策松绑的大军。
中信证券研报称，3月以来因城施策的政策利好加速涌现，结合以往的规律，销售的回暖并不遥远，商品房销售增速二季度或将见底回升。
过去几轮经济衰退期，中国都释放政策，通过刺激楼市来提振经济。中国前地产商任志强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房地产就像“夜壶”，宏观经济不行了，就拿出来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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