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国的传播，中国政府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等中心城市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严厉封控，引来了人们普遍的焦虑和不满。这时恰逢6月4日 -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纪念日。当人们在纪念那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时，心中也徘徊着一个问题，愤懑的民众会走上街头抗议吗？八九民运还会在中国重演吗？还会有新的“六四事件”吗？以下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系列报道。
小满（5月20日）前后，北京大学生集体抗议封控的消息传到“黎冰”耳朵里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浦东的公寓楼里禁足快两个月了。
“黎冰”是这位八零后青年出于安全考虑的化名。封控期间他一直过得很压抑，这个消息似乎给他提供了出气口。他直说非常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我想他们选择在校抗议，一定是非常清楚‘权利是争取来的，从来不会是天下掉下来的。’”
黎冰显然是不愿意服从这种封控的，但当问到他是否会采取行动反抗种种不人道的防疫政策，他却有些退缩，“我当然想反抗，但是当那样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很清楚，我拿什么去反抗？”
“反抗”这个事情
黎兵并不是一个政治冷感的人。他出生在198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他说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觉醒，知道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真相。
他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分享六四事件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网站上整理的六四大屠杀受难者名单，但这个他无比珍视的微博帐号很快遭到了永久封禁。他提到的“那样的电话”就是当时官方打给他的恐吓电话，这给他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
与他相似，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河南青年“周骁”也在旁观北京大学生的抗议行动，当被问到他是否会起身反抗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他甚至没想过这个问题。同样，“周骁”也是他的化名，他深知中国当前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但反抗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他说，现在正是谈“反抗”这个事情的时候，“正是时候，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虽然只是一个苗头，但这种东西一来就会成为既成事实。你要想谈就是现在谈，而且即使这个事情没成，下个事情也会成。你看现在北京市的几个高校都出来了。”
过去多年，王军涛一直以纽约为基地组织海外和国内的中国民众进行抗争中国专制政府的运动。王军涛在八九民运期间是重要组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他年仅31岁。六四大屠杀之后，他被中国官方定性为民运的幕后黑手，为此遭到通缉、逮捕，后流亡美国。他饶有意味地回忆89学潮，说，“我原来经历过80年代的学潮，它们都是从一些生活问题开始。学生看到自己的力量后，就慢慢地一次一次开始。第一次比较难，但到后面就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就开始聚集起学生。”
“六四快到了”
但这次北京学生的行动似乎远没有达到舆论间某种隐隐的“期望值”。发生学生抗议的北京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主要反对的是校方差别化的封控措施给生活带来不便，或是要求提前返乡。稍显激烈一点的是5月24日北师大学生抗议行动传出的一份请愿书，提出具体的解封要求后，在文末喊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
这句口号俨然带着“革命”的气息。推特上有人灵敏地反应过来，喊了一句，“六四快到了。”但武汉的一位在读大学生、同样因安全顾虑化名成“武先生”对本台说，这些学生的抗议不太可能演变成对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因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不像89年那时候那样比较精英化，而且（当时）校园内整体是有着浓厚的向往民主自由的氛围的。就我接触的同学来说，大部分人其实是政治冷感，一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平常有空了怎么玩，谈朋友，然后怎么考研、找工作之类的。”
实际上，这次发起抗议行动的不止北京高校。有报道说武汉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的学生早在三月底就发起了类似的抗议行动；而紧随北京之后，天津大学的学生在五月底也有抗议封校的举动。但响彻在这些抗议行动上空的，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等淡化政治对立性的口号。而校方在与学生对峙后，多从善如流，迅速调整做法，部分回应了学生的诉求。只有消息说，武汉科技大学带头抗议的个别学生被警方带走。
但武先生仍然从中嗅出了不详的信息，“不论是解封还是封校，进出都是要刷卡和登记的。而疫情前学校是自由进出的，校外人员也一样。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防疫当中的官僚主义，也是当局想借机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其实也是起了一个维稳的作用。”
社会面缺少集体反抗
这些高校生直接与校方对峙的形式俨然有些89年时青年学生大规模上街游行的精神，但规模有限得多。与89民运差别同样巨大的是，社会面缺少集体反抗。
上海的封控从3月持续到5月。人们被禁足在家，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区、楼道，甚至是房门；工作被迫停止，出门看病还必须层层申报审批，甚至有人因为没有核酸检测结果而被医院拒收，死在医院门口。
一个自称为“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的民间组织在5月底发出宣言，痛斥了封控期间政府所行的“专制暴政”，同时号召市民间形成蜂巢结构，在“强大专政机器碾压”面前互帮互助，推动小区自治，主张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居委会，让居委会去行政化。但宣言具体建议的措施主要侧重于自救自治，而没有直接针对封控措施的反抗，更没有呼吁与政府对抗。
在另一面，社会面的抗议主要是一些飘在空中的“声音”。十里繁华的都市生活骤然停顿，心有不甘的上海市民在夜间敲锅表示抗议。“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在四月底通过网络呼吁，“一日不解封，敲锅不会停！”
参与了敲锅的网名叫“齐奥塞斯库”上海推特网友把这一民间自发的分散行动比作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be water”，他认为敲锅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我认同一个观点，为众人抱薪者，不立风雪之下。我跟他们一起做，那么组织者，包括唱卡拉OK的人会更安全。”
一边是敲锅声喧嚣不已，另一边高楼间不时传出集体唱k的歌声。歌声也飘到了网上。未名网友创作的各种风格的抗议封控的歌曲一时层出不穷，有说唱的，有民谣的，也有流行的；有愤怒的，有讽刺的，也有哀叹的。
同时，集合了上海封控过程中各群体声音的视频《四月之声》通过社交媒体得到现象级传播，在5小时以内就被观看了4亿次。
这些踩着政府言论管控高压线广泛传播的敲盆声、呐喊声和歌声构成了当代中国民众抗议政府过度封控的主流声音。但就是这些以上海为发源地的“飘在空中”的有限抗争，仍有中国的网友在推特、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调侃说，上海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天花板。言下之意，中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行动只会更少。
为什么不反抗？
在上海土生土长的“齐奥塞斯库”分析说：“以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来看，如果出去反抗，反而是我们这种所谓‘反对派’更加明白他们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恶法亦法，一旦突破了他们的界限，我肯定会受到他们的打压。”
“齐奥塞斯库”目前在国有银行工作，他坦承，抗争的成本对他来说是很高的。他暗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大面积封控虽然是出于控制新冠疫情的理由，其背后却衬托着一刻也不曾松懈的政治高压。
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分析说，这种政治高压在习近平上台以来达到了新的高峰，“过去也有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被抓、被判刑。但在习近平时代，这种抓人、判刑就非常普遍了。（人们反抗的）成本就更高了。即使是日常的喝茶、警告，包括吊销律师执照、丢工作等也比以前更多、更普遍。”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民众的监控体系也更加严密。拥有超过二亿监控摄像头的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早已覆盖城市和乡村。疫情期间，这一系统又与健康宝、票务系统打通，使得民众的行动自由和个人信息被政府随时掌控。
滕彪把这种以高科技来加强民众监控的政治体制称为“高科技极权”。他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分析说，这种高科技极权可以溯源自六四大屠杀，中共从六四事件中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一党专政。他向本台指出，在高科技极权之下，处于疫情封控中的民众反抗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都是华老栓？
当前险恶的抗争环境与1989年的光景判然有别。八十年代，学潮不止，人们也以抗争为己任。
今年6月4日前后，推特上又开始传播一段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视频：一位头绑红缎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回头对记者说，“去游行，天安门广场。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It’s my duty)”这句话已经成为八九一代年轻人精神面貌的写照。
在今天的环境下，中国民众似乎也并非缺乏抗争的勇气。5月初网络流传的一则视频中，上海警察要强行拉一对年轻夫妇去隔离，并威胁他们说，如果拒绝，会影响到他们三代，但这位青年男子回怼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青年的决绝与悲怆显示出他不甘被权力摆布，视频一时在网络上被疯传，被很多人视为是现在年轻人精神面貌的代言词，但也透露出反抗的无奈和被动性。这也许就是八九一代和当代年轻人的不同。
同时可以看到，反对或反抗并没有成为普通民众的共同倾向，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大批网民表现出对封控并没有多少异议，甚至对之点赞，认为这些做法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感。
目前旅居日本的前中国央视节目主持人王志安最近在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上提及他在疫情期间回中国的一次旅行：河南两天一次的核酸检测，他自己深怀恐惧，周围的国人却若无其事；而上海实行入户消杀，普通民众却对这种严重侵犯个人私权的行为相当配合。
王志安认为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疫情期间各种防疫措施是渐进的，让中国民众失去了对权利丢失的警觉；更重要的是，“当民众对权力的边界和权利的意识不清晰的情况下，别人的反对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甚至会把他们吓跑。”
他提到了鲁迅鞭笞国民性的小说《药》，被革命者夏瑜的口号吓跑的茶馆老板华老栓，在夏瑜被砍头后，买了沾夏瑜人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
但滕彪认为国民性并不是主要原因，“最关键的还是，中共的宣传手段和洗脑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非常强有力的，这也导致了民众对自己的权利缺乏清晰的认识。”
单一指标下的封控
用国民性来论证中国公民的不反抗似乎并不难找到证伪的依据。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数百万学生和普通民众走上街头，直接对政府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希望推动经济自由化、民主和法治。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所面对的疫情封控机制却似乎还在不断强化。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都是在搞个人崇拜很厉害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甚至可以怀疑在江胡时代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习近平这个时代，定于一尊，不准妄议，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胡平勾勒出的政治逻辑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上下已经没有人敢于提出对严厉封控措施及其背后“动态清零”方针的不同意见。自2020年新冠从武汉爆发之后，“动态清零”似乎成了中国政府的定海神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为这一政策背书。
胡平分析说，今天的清零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更类似于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特点就是他把单一的指标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其余都为那个单一的指标服务，结果造成得不偿失，次生灾害大过了灾害本身。”
1958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发起了工农生产“大跃进”，意图在经济上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行政指令的驱使下，工业进行全民大炼钢；农业上也大放“卫星”，甚至有乡村谎报粮食亩产量12万斤。
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还全面限制农民基本权益，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违背经济、社会规律的蛮干，造成资源过度开发、生态严重破坏，并最终酿成1958-1962年的大饥荒，导致约1500万至5000万人不正常死亡。
与大跃进时期相比，不难看出，今天以“清零”为目标的疫情封控政策多有相似之处。“它就是把清零这个指标放在第一位，到头来造成了只有新冠才算病，别的病都不算病，只有新冠死人才算死人，别的原因死人都不算死人。地方领导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失，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上级只看你新冠方面的指标，”胡平分析说。
虽然中国现阶段流行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已被研究广泛证明具有较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并且病毒无法清零也已是常识，但“动态清零”的政策依然催迫着上海实行严厉封控。不但普通市民被禁足在狭小的生活空间，构成上海这座城市血液的公共服务也基本停摆。
2600万上海居民因此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求医困难、物资短期以及各种心理问题。同时，大量工业和服务企业停摆，成千上万的工作者失业。上海的封控更让其经济腹地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陷入瘫痪。
但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就此收手。上海6月1日宣布解封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6月2日就发表社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强调3月以来中国与奥密克戎变异株艰苦卓绝的斗争充分说明，“动态清零”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
动了吃瓜群众的奶酪
但“法宝”的掌舵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种的做法正在让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一轮的合法性危机。
上海人齐奥塞斯库感觉，这次上海的做法动到了大多数人的奶酪，“大部分人都被封控在家，一开始一段时间甚至买不到菜，一天三顿都要考虑一下。其实本来上海人，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人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但这次都会有。所以我肯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个人自由被剥夺、对经济生活失去掌控，甚至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这让很多原本“莫谈国事”的人开始反思国家的政治。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实际掌舵人邓小平以1992年南巡讲话为契机，推动中国走向政治封闭、经济开放的道路。外界广泛认为，中国共产党与普通民众由此达成了默契，以经济发展换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普通老百姓倾向于远离政治，只谋经济生活。但现在这一默契似乎被打破了。
身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分析说，这次习近平是得罪了底层民众，“一个就是他这次防疫的做法真的是把吃瓜群众彻底得罪了，也就是底层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李克强出来讲保就业。如果出现老百姓吃不上饭，经济生活不好的时候，反过来就会找习近平算账。”
经济生活的现状就是，封控造成的经济塌陷效应还在逐步显现。上海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当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60%，出口值也下降了一半以上。
受上海拖累，中国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
上海市政府现在虽然出台了复工复产的刺激政策，但有多位企业主最近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手里已经没钱，或产业链尚未恢复，无法正常开工。
就业也受到重创。美国《纽约时报》在5月初的一个报道中估计，新一轮的封控政策已经让数百万中国人无法工作，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民和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更大的不安
但民众对经济民生的不满和不安并不是始于本轮封控。中国经济因其结构性问题，早已进入下行通道，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更是连续下跌。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正在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变其产业链布局，把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这些都引起了民众广泛的担忧。
住在东北某工业城市的高二学生“鱼丸”对中国经济的不满始于自己所在的城市，“我住在一个老工业区，前景很差，我们这边的人都想着通过考大学去北上广深这些更好的城市发展。我觉得这对我未来影响还是蛮大的。”
出于安全原因，“鱼丸”只愿以化名接受采访。他说他常常翻墙出来在推特上了解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所以有着和父母不同的对中国未来的判断，“我觉得是会走下坡路的，因为现在上层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们认为只需要一声令下，经济就会死灰复燃，现实会违背他们，......未来只会越来越差。”
河南的周骁则从疫情期间对疫苗讨论的管控意识到国家的不正常，“疫苗从前两年就大规模打，之前说有副作用的人说的话全被删，号全被封。那么所有人到现在都不知道疫苗到底有多大的副作用，会导致白血病吗？我因为工作原因也被强制接种，我家人当然也是。”
他对国家现在的政治结构感到非常失望，“胡温时期还有些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好的意思。从武汉病毒爆发前两年就开始感觉越来越倒退了，这几年则是彻底失望。最明显的，言论钳制越来越厉害了。”
他说他有一种直觉，“大的要来了，感觉这个政权在十年内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各个方面的因素会引起连锁反应，比如说经济下行会导致恶性事件频发。”
王军涛分析说，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共识在国内各阶层和各群体间已经越来越明显，甚至超过1989年的时候，“经济、防疫，还有中美关系都搞得这么糟糕。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队伍中，这种共识比89年还要强烈。89年的时候主要是同情学生，没有真的想把共产党推翻，或者是推翻高层领导。”
对反抗的想象
王军涛强调，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与习近平形成了对立，“因为习近平已经和党国机器以及建设性精英处在了一个零和博弈的位置上。这些精英都知道，他继续走下去，自己都没活路，他们都说，辛辛苦苦三十年眼看着这一切都要归零了。”
就在五月底，上海宣布解封前夕，几十位上海企业家匿名发出公开信（《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静观二十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严惩疫情防控期间违法乱纪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平反近年如“孙大午案”等企业家的冤假错案，平反良心犯、政治犯，确立私有财产权等。
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企业家阶层公开表达的变革渴望。这种反抗的姿态实际也表达了广泛的民意。
美国19世纪的思想家梭罗在他的名篇《公民的不服从》中曾经写到，“所有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的暴政或无能非常严重且无法忍受时，有权拒绝向它效忠，并抵抗它。”
在当下的中国，很多人已经认可了他们拥有抵抗这个政府的天然权利。但反抗要采取什么方式？这似乎仍然是游移在民众心头的问题。天津一位曾被国安审判、迫害的家庭教会牧师匿名告诉本台，他需要看反抗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他会站出来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非暴力的，“如果警察过来动粗，我也不会暴力抗法，我还有儿女。”
河南的周骁则表示，如果发生了全社会的反抗风潮，他也愿意参与其间，但会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他自我揶揄到，“大概是拘留几天的档次比较适合我，签个保证书就出来那种。我愿意当那种党媒嘴里的‘不明真相的被极少数人煽动起来的围观群众。’”
高中生“鱼丸”则说，如果民众出于反感政权腐败，顶多是一些游行，不会比1989年走得更远。
他们所想象的反抗方式似乎都是有限的。异议人士莫之许在推特上发帖分析说，“克服专制靠的是大规模集体行动，可中国人这几十年已经失去了这个想象，所以偏方频出，除了等而下之的渐进改良臆想外，什么民国、诸夏、拥枪、爆料、倒逼……都属于偏方系列，其主要作用都是心理疗愈。”
但胡平对中国民众抱有更大的信心。他曾经目睹1989年时成千上万北京市民自发自动地去声援学生、阻拦军车，感叹说这一切都是非常惊人的，“那就说明中国人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老讲一句话，你既然亲眼看到它曾经飞越过高峰，你就该知道它不是一只鸡，它是一只鹰。”
有待断奶的年轻人
王军涛分析说，最近大学生起来抗议封控措施，虽然影响不大，但仍然要重视他们的作用，“这个国家将来肯定是要变的，要变的话，将来会出一些事件。而在这些事件中，大学生还是会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在各种各样的变局中都是这样。”
但他强调，每一代青年人都有一个政治上的“断奶事件”，这个事件就让他们走向独立、走向成熟。六四事件就是89这一代人的断奶事件。
身在上海的“齐奥塞斯库”也说，“如果年轻人都到了无法岁月静好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站出来的。”
作为八零后的他认为自己也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他说必须对自己这一代年轻人有自信，因为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不然的话，连希望都没有了，日子还怎么过呢？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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