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
序言：飞机往来 · 特殊的大象—-国企出没
2025年12月1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历时近一年的巴拿马运河交易案因为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集团（COSCO）必须获得控股权而陷入新的僵局(https://cn.wsj.com/articles/panama-ports-deal-hits-impasse-as-china-makes-new-demands-for-its-approval-e7b49677?mod=cn_hp_lead_pos3), 这貌似控股权之争背后隐藏着中国国有企业究竟是什么的秘密。
当今世界各國对这一现象关注不够：在全球机场、会议室里经常看到一些往来频繁、乘坐头等舱的中国面孔──他们名片上通常写的“XX经理”，人们自然把他们视为企业高管，殊不知在那些飞奔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国有企业（SOE）的经理和高管们背后隱藏著一個驚天的秘密——他们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商人，而是身兼商业、情报、意识形态传播等多重角色，西方世界和整個國際社會对此浑然不觉，其所属公司则是中共全球扩张及对西方国家收集情报、渗透等多功能综合性平台及中國共产党的红色堡垒。世界各国对#中国国企“ 党—国—企”三位一体架构缺乏整体认知，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国家使命高度捆绑的所谓“中国特色”，错失理解其核心目的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本人来自中国大陆，成长于“军民融合”企业，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特撰写本文，以揭开中共国企的真面貌 ，让世界了解其性质、作用、历史渊源及其对全世界各地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全文拟分五章阐明，并就此提出防范与治理建议如下。
1. 国企的前世今生——‘瑞金模式’放光彩
2025年6月23日新华社报道《“红都”续写新传奇——解码“共和国摇篮”瑞金的文化自信样本》，文章回顾瑞金的历史起点——瑞金政权成立，建立“红色基因”，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体现红色历史的作用和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旋即掀起武装割据，1931年在江西省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定都瑞金县，简称“瑞金政权”。这是中共在中华民国境内建立起的第一个“中央政权”，先后辖有18省4县，其政权运作经验和模式对日后中共发展壮大及建立政权带来很大影响，号称“共和国摇篮”。
瑞金政权为巩固其统治、解决财政供给曾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发展和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国有企业的多功能“瑞金模式”，并在随后的抗日以及内战中给中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仍沿用迄今。纵观中共国企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1.1 瑞金时期 (1931-1934)与’瑞金模式’
1.瑞金政权主要商业与财政的核心机构有三个，宗旨是为政权提供财政保障及全面支持。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国债，统一财政、筹措军费等，毛泽东弟弟毛泽民任首任行长，瑞金苏维埃币获苏联认可，1933年曾从苏联采购军火。
（2）中央钨业局：1932年由央行行长毛泽民筹备的“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共第一个国有企业，垄断辖内长汀、会昌钨砂（像现在垄断稀土一样），并作为“战略物资”在香港设立秘密联络点，通过出口钨砂换取药品和军火。1932年至1934年钨矿所获收益达到了620多万大洋，高峰时拥有职工5000余人，提供了中央苏区70%以上的财政支持（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1/05-12/3037216.shtml），形成「以礦養軍」的局面，极大的帮助了割据政府，其香港机构收集情报同时兼中共地下党与共产国际联络站。
（3）中央合作总社：1931年12月瑞金县消费合作总社接管了成立于1929年的中共瑞金地下党组织筹建的“裕茂杂货铺”，它是最早的红军商店，主要用于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保障红军物资供应（https://www.chinacoop.gov.cn/news.html?aid=1708365），翌年成立中央合作总社，管理地方合作社、统一购销、建立粮布盐交换体系，兼具基层秘密交通、情报收集系统功能，其“侦察交通枢纽”（人货通道 + 军需转运），合作社+运输线成为党的秘密情报网络骨干，形成“以商掩情”模式，合作社兼财政后勤和情报功能，其内部系统运作也具有“经济-组织-情报”三合一功能。
（4）海外国企多重身份的雏形——“以商掩情”模式与“红色渠道”的建立
瑞金政府时期钨矿公司和中央合作社通过经营活动探索出“以商掩情” 治理模式，（香港）海外贸易站作为红色渠道成为党国早期全球网络雏形，其密信通道，情报员与商贩合一等行动奠定了海外国企多重身份的基础，并仍在运行，虽然中共已经建政77年，但当今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国企身上依然闪烁着瑞金色彩，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壮大。
1.2 抗战-解放战争时期 (1935-1949)—红色地下经济与情报网
瑞金模式在此后的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日臻成熟，主要分两大部分；国民政府管辖区（国统区），中共内部称白区，以及香港（海外），不仅以商业机构面目出现的地下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在国统区建立起地下经济网兼情报网，把“红色商业”与情报、财政结合，形成了“以商养党”、“以商掩情”叠加的模式，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共元老、“隐蔽战线”核心人物、著名领导人陈云。
陈云与上海地下经济和情报网：
长期搞地下工作的陈云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负责中共特科（情报部门）时，仅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以药房、钱庄、商号等形式设立了约29家企业，它们被称为“红色商号”或“交通网店”，是上海中共地下党体系的核心节点；他曾明确要求情报人员进行“社会化、职业化”伪装，并“投入一定资金，让一部分同志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做生意”，将大量铺子盘得“生龙活虎”。 图1981年11月陈云在沪接见当年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上观
“如新建中央特科总部是一家煤球铺，铺内从老板到店员都是特科人员，······共产国际代表称赞陈云；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上海党史网「陈云与中共隐蔽斗争」2023-09-15，作者：杨幸何）。
这些企业表面上从事正常商业活动，实质上承担着资金物资筹集与转运、地下党的秘密联络侦察、渗透与情报交换等大量工作。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党史学者朱佳木的研究综合估算，1941–1947 年间，陈云通过敌后贸易与相关经济活动，为延安提供的资金规模累计达数亿法币，约占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三分之一左右，不仅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还维持了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基本运作，“地下经济网” 成为中共政权财政的重要保障，功莫大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朱佳木. “陈云在经济战线上的活动.” 《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2期）。
1.3 全面国有化 (1949-1978)与邓小平改革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有化运动，1956 年公私合营后，全国工业产值 90% 归国营；国家按“统购统销”直接把企业利润编入财政预算，形成 “部委-工厂” 垂直体系，政企不分，企业厂长行政级别与部委司局级相等，企业办社会，自有研究所、学校、剧院及公安武装，兼具准政府功能。
1979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国企开始实行公司化治理，党政分开同时发展私营经济，但其定位在对国有经济拾遗补缺的角色，国企的绝对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4 陨落的香港——中共红色离岸中心
(1)东方明珠香港自中共成立100多年来，始终在其生存与扩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海外红色中心”的 作用，其地缘与制度优势在党国体系对外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为中共政权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首先，在早期瑞金时期，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提供了一 个相对宽松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使中共得以利用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与国际通道，建立秘密交通线和资金渠道，成为中共海外活动中心。
在抗战与内战时期，香港成为中共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海外枢纽，承载了情报、渗透、商业、资金物资及人员的关键中转功能。中共在港建立若干全资、合资公司，其中尤以香港华润公司为代表。华润是中共在香港建立的最核心、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前身为1938 年在香港成立的联和行（Liow & Co.），专为中共在海外贸易和联络机构而设立。 在二战及中国内战期间，配合中共进行海外联络，保管资金和物资、向后方输送支援等工作，曾被中共地下组织用于多个秘密任务，一度几乎全部工作人员都是中共的 ‘地下党员’，甚至内部设有电台，“仅机要股多达⼗五、六⼈，多是现役军⼈，⽽且多来⾃中央机要处，他们政治上可靠，业务上⼀流”（《红色华润》《华润发展史（内部档案）》）；再次，在1949年 中共建政后的初期阶段，香港仍是其对外经济贸易与金融联系的基地。通过香港中共能够绕开冷战背景下的西方封锁，进口急需物资和出口换汇。进入改革开放时 期，香港则逐渐转化为中共吸引外资与包装国有企业的重要门户。港资为中共在对外融资与国际市场运作中提供了合法化与国际化的外衣，而香港的金融、法律与航 运体系，则为红色资本顺利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制度性便利。
香港长期作为中共海外统战、情报与经济渗透的前哨站，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生存补给线，更是当代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情报、金融与统战活动的战略跳板，即便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在国际社会中仍然以“港资”与“香港”平台的名义为中共国企提供信誉背书，帮助其掩饰政党与国家背景。
(2) 香港中资（国企）的规模和功能—-中资最集中的海外据点
据香港政府统计截至 2024 年，香港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达 2,620 家，但这只是“可统计”口径。新华社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港中资企业及其下属实体公司注册总数已超过 4,000 家”。前者是港府按“母公司所在地”严格统计的结果，后者则是把央企、地方国企及其大量子公司、项目平台一并纳入后的整体估算。央企集团几乎所有重要央企都在香港设有总部、区域总部或关键平台公司。更重要的是，像华润、招商局、中信、中旅等“超级央企体系”，在港往往并非一个公司，而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法律实体构成的庞大网络。中资主要分布金融地产、能源电力、航运物流、贸易零售，以及文化传媒等领域，这种覆盖“资本、资源、通道、叙事”的全链条结构，使香港成为中共红色国企最大、最密集、功能最综合的海外集中地。
主 要中资企业：金融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工农中建、交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地产基建：中海地产、保利、华润置地、招商地产等，能源电力：中石化、 中石油、中海油、华电、大唐、华能等，航运物流：招商局、中远、中外运、国航、南航、东航，贸易零售：华润万家、屈臣氏合作平台、医药零售网络，统战文 化：新华社香港分社、中信中旅、中联办背景的出版和传媒公司。
中资不仅是商业巨头，更是中共在香港进行渗透，获取外汇、操纵金融的跳板和平台，控制香港经济命脉、维护统治的政治基础，堪称是中共海外央企的经典代表和最佳诠释。
2. 国企的性质、规模与国资委
2.1 国企的性质——“国企姓党”
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主体”，而是党—国—企三位一体的政治机器，官宣称之为“共和国长子”。国企首先是一种政治安排，其次才是经济考量，它并非属于政府，而是属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维护和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工具，此性质官方多次有正式、权威的表述。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称，国企“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新华社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国企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 “根” 和 “魂”；国资委及各大国企也多次重申“国企姓党”，中国一汽党委书记徐留平于2022年2月22日在国资委网发文表态“始终牢记’国企姓党’的政治本色”。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央企不仅频繁作重要指示，还经常亲自视察亲自指挥。
202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骨干和支柱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总理李强出席该会议并讲话。这是央企地位在中国的真实写照。
中共通过法律上、公司治理上和国资委监管制度确保国企成为实现党的意志的工具。在法律层面，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公司应当依据党章设立党组织并为其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在制度层面，中共中央及国资委进一步要求将党的领导和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使其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治理条款。特别规定了“决策前置审议”制度，即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投资、人事等）必须先由党组决定后，再提交董事会或经理执行，未经党委事先审议不得生效，通过制度化、程序化安排，实质性地嵌入企业决策核心。
在公司治理上通过“党管干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实现党对企业领导层/经理层的控制。 “党管干部”指的是国企党委具有对下一级干部的管理权限。干部任用必须经由党组决定，包括董事会成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得到上级党组批准，才能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而董事会更像一个“橡皮图章”，仅有象征性、程序性作用，决策权在党委。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指的是国企党委领导通过法定程序进入企业董、监事会、经理层，反之，董、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的党员进入党组织领导层，形成 “一套人马、双向任职” 的架构，国企党委书记通常同时担任董事长（或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进入监事会或担任监事，党委委员进入董事会、经理层任职，从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上保障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
中共还构建了一整套严密的国资管理体系，保证中共意志在国企中的传递和执行。这套体系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总部——下属国企或海外国企的层级组成，向下层层分解和考核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五年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每年制定下一年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下达到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由其分解到所属各行业的央企或地方国企总部，国企总部再以公司董事会和党委的名义传递到海外公司，通过逐层考核与奖惩确保国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国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2.2 国企的构成和规模
中国国企分为中央直属企业（央企）和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国企）。央企是指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100个实业类企业，以及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145个企业（包括金融、行政、商业、文化类企业），截止到2025年央企共245家。
央企中最核心部分是国资委管理的100 家企业（2025年7月29日最新公布的央企名录，附件1），其中排名前54名企业又称“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由中央管理，享受副部级待遇，简称“副部级央企”,后46户一般央企领导人则由国资委党委管理，享受正厅级待遇。
地方国企数量截止到2023年，全国省级国企665户（新浪财经：一文速览全国省市央国企分布 | 243家央企和665家省属国企，2023-10-07），上述二者合计900家企业垄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央企各地分支公司以及省市县各地国企及其合资等共计国有控股企业36万个，占全国总数3283万个的1.1%（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3-27/doc-inerachs4087990.shtml ）。2025年1月国新办披露截至 2024 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资产总额已接近 401.7 万亿元。过去五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中国 GDP 的比重长期维持在 60% 以上，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国有控股企业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 约三分之一，凸显其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其中央企资产规模已超过 90 万亿元，2024 年实现增加值 10.6 万亿元；利润总额 2.6 万亿元，上缴税费 2.6 万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均 81.2 万元（www.sasac.gov.cn ），在能源、电信、交通、基建等关键领域，中央企业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构成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骨架”。
在全球层面，中国国企的规模同样巨大。2025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国共有 130 家企业上榜，占全球上榜企业总数的 26%，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138家之后。其中国家电网位居全球第三，中国石油位列第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130 家中国上榜企业中， 84家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含央企/中央金融国资控股 + 地方国资控股），约占总数的65%，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非国有控股企业港澳台9 家（6.9%），中国大陆37 家（28.5%），换言之中国在世界 500 强中“真正来自市场化民营经济不到30%，主体是高度集中的超大型国企体系（caifuzhongwen.com2025_Fortune_Global500_China130_Ownership_Classified.csv ）。
2.3 国资委统一领导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SASAC）成立于2003年，直属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监管央企，负责人事党建和海外布局等所有事宜。国资委对央企进行全面的监管和直接领导，其网站详细罗列它的职能，特殊神秘的是第八条，“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此“其他事项’相信就是央企不能明言的特殊作用（附件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资委全面领导、接管所有央企的对外事宜，在其22个机关中，至少有11个部门涉及和负责对外工作，反映了央企对涉外事务的高度重视及其政权属性。其中政策法规局“负责政府间国企议题的对话谈判和有关应对协调工作”，规划发展局对“企业重大投资和境外投资进行监管；指导所监管企业制定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董事会工作局（一局）“统筹推进所监管企业董事会和外部董事队伍建设”。
尤其是下列三个局详细反应了央企的海外使命和政治经济联合体的特色：（1）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指导所监管企业的统战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2）宣传工作局(党委宣传部)：“负责所监管企业理论武装、意识形态管理、对外宣传；指导所监管企业新闻舆论工作···；负责对外宣传、新闻和网信工作”。（3）国际合作局“承担委机关、直属单位的外事工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承担部分行业协会有关外事管理与服务事项；负责所监管企业境外经营的外事事务，配合处理境外突发事件和危机工作” 。
国 资委对所属企业不仅进行全面领导、而且直接下场参与具体工作，承担、负责央企的对外宣传、外事、统战和危机处理等工作，这意味着中国海外国企上述所有事项 均由国资委担任，外国普通民商企业在此问题上遇到的对手是中国政府国务院组成机构国资委，而不是那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国企稻草人。
国资委网所有领导层党的职务均排在先、政府在后（右图），是一个鲜活的说明。国企日常业务按企业运行，设董、监事会，但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身份互相转换，从而形成党-国-企三位一体的中国国企独有特色。
2.4 特殊国企——-集“党政军企四位一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成立于1954年， 类似机构在中国东北、西部、西南等边疆地区亦有存在，但以新疆规模最大、制度形态最为完整，也最具代表性。兵团是中共体制内一种高度特殊的国家组织形态， 集党、政、军、企于一体，既非一般地方政府，也非普通国有企业，而是准国家机构与准军事经济体，在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中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与制度象征意义。
从 政治属性看，兵团不受新疆自治区党委的常规管辖，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党委在政治地位上等同于自治区级党委；在行政层面，兵团拥有一套独立而完整 的治理体系，包括自设的师、市、团场等行政单元，以及配套的公安、法院检察系统和教育医疗、民政等公共管理职能。辖区内居民处于兵团治理体系之下，非地方 治理体系，兵团是一个并行于地方政府存在的体制内政权单元；在军事与安全层面，兵团源自解放军部队就地转业、屯垦戍边的历史，至今仍保留鲜明的准军事化组 织特征和准军事化管理，组织结构沿用军队式编制（师、团），具备战时动员、维稳支援和后勤保障等功能，承担着“平时生产、战时应战、急时维稳”的角色，是中共在新疆推进“军民融合”和“维稳前置”的载体。
在经济层面，兵团以国有企业形式运作，构成一个超大型的国有经济集团，产业覆盖农业粮食、工业能源、房地产以及金融物流和对外贸易等多个领域，控制着大量农业资源与生产能力，拥有新疆近 1/4 可耕地面积、约30% 棉花产量，企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在若干关键产业中占据垄断性或主导性地位。截止2023年兵团约占新疆 GDP 的约20%-25%左右（Wikipedia、The China Project），拥有大批所属公司甚至上市公司：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粮屯河、兵团城投集团等，甚至本人在佛吉尼亚的华人超市赫然见到过兵团企业出口的新疆大枣而没被禁止。
总体而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集团，而是以企业形态运行的国家治理机器，是中共在新疆将政治控制、经济开发、殖民掠夺、人口布局与安全治理高度整合的一种制度化治理模式。
3. 国企对内的作用——提供财政支持维护政权稳定垄断国计民生
公 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学说，国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央企与地方国企联手垄断了关乎中国国计民生的所有领域。央企覆盖了能源、军工电信、交通 基建、重要原材料、航空航天、金融及新兴产业、乃至粮食烟草食盐等重要领域；地方国企（如城投公司等），则垄断土地、公共服务水电气公交、城投平台、区域 性资源型、文旅地产等，由地方财政背书，并与央企形成上下游闭环，操控资源与市场，进一步压缩民企生存空间，普通民企限于“竞争性非核心行业”中，受到歧视，这种格局扼杀了创新和竞争，制造了结构性不公，是压榨社会活力、扭曲经济结构的根源。
国 企效率低下，从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社会角落进行无情的压榨，由此产生的巨大利润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中共政府，为其提供财政支撑维系统治。它们享受政府补 贴、不受制约操纵价格、抬高企业生产成本，制造民生困境、对人民进行剥削与收割。国企不是造福中国社会的财富创造者，而是中共政权的稳定器、维护中共政权 的经济基础，它同时也是中共各级领导个人的“小金库”，为他们提供奢靡消费、金钱收买等，充满了罪恶与反动。
4. 中国海外国企的实质和作用——中共政权向全球扩展的“特洛伊木马”
4.1 海外国企的实质
（1）披着企业外衣的政商联合体：中共政权在海外的制度性延伸
中国海外国企并非中性、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建立在中共“政—党—企三位一体”体制结构之上的特殊组织形态。其根本定位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功能优先、经济功能服务于政权目标。
在制度设计上，中国国企始终被赋予超出一般企业范畴的国家职能，其海外分支同样如此：它们在形式上是公司法人，在实质上却是带有企业外壳的政治—经济联合体，甚至可被视为“企业外衣下的政治机构”。因此，中国海外国企本质上构成了中共政权在海外的延伸结构，而非普通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2）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钱袋子”功能与政权维系逻辑
中共自建党以来，对国家机器的理解始终强调四个核心要素，即所谓的“四子”结构：枪杆子，武装斗争与军事力量；笔杆子，宣传、意识形态与统战体系；刀把子，情报、秘密警察与镇压系统；钱袋子，企业、财政与经济资源。其中“钱袋子”是前三者得以运作的物质基础。早在1928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明确指出：“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8页）
在当代条件下，中国海外国企正是这一“钱袋子”的全球化形态。它们直接接受国务院国资委的领导和战略部署，享有融资、政策、外交与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性特权，通过海外投资、并购与经营获取巨额资源和收益，用以支撑中共国内统治成本；为对外政治影响与地缘战略提供资金来源；配合“一带一路”等战略，对外进行所谓“援助”或“撒币”，进而干扰和重塑国际秩序。
（3）党国全球战略的综合工具：多重代理与功能叠加
中 国海外国企并非单一功能主体，而是党国全球战略的综合执行工具和多重代理载体，至少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经济代理，通过资本输出、资源控制和市场扩张，推 动中国商业利益并重塑全球产业链结构；政治代理，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合作和投资承诺，影响东道国政策走向，塑造亲中话语环境；安全代理，与情报、军需 与安全体系相互嵌合，在海外承担情报收集、后勤保障和掩护功能。
案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部于2024年披露，一位名叫Eric的中共叛逃特工叙述其曾被安排在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Prince Holding Group）旗下企业任职，作为情报活动的商业掩护，随后又以“业务经理”身份进入泰国一家名为“白马”（White Horse）的酒店集团执行秘密任务。该叛逃者指出，这些企业“表面上是正常经营的公司，实际上却与中共秘密警察系统合作，为情报活动提供掩护”，最终与加拿大知名异议人士华涌遭害事件产生直接关联。（来源：ABC 中文，2024-05-15）
4.2 国企十大功能
（1）政治功能——国家使命优先
海外国企首先是政治工具，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的延伸。其投资与经营目标服从国家利益，遵循“政治第一、经济第二”的原则，无论是能源开发还是基建输出，其核心使命在于服务政权、贯彻国家战略”。
（2）经济功能：抢占市场资源与对外扩张
央企是中国“走出去”战 略的核心力量。通过跨国并购、产业链整合和海外投资，控制能源、矿产、港口等战略资产、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市场份额，同时承担国内稳就业稳财政的任务，为 中共政权输血，是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他们通过政府补贴、垄断经营，依赖财政输血不计成本，扰乱扭曲市场秩序，挤压普通企业生存空间，通过不透明的资本与 权力交换，在国际上形成新的垄断，壮大中共的力量。
（3）外交与地缘战略功能：经济外交工具
央企作为国家队成为“一带一路”的 核心执行者，在经济、地缘政治上充当外交与统战工具、在国际竞争中充当经济外交工具，其海外分支机构整合财政产业、情报功能，形成多功能战略支点服务于中 国的外交政策，他们使用经济手段服务于中国政府海外利益、以及策应、配合中国外交。港口、电网和矿产项目既创造收益，又为中国在地缘战略和国际谈判中增加 筹码，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外交工具。
案例：巴拿马运河出售案中，中国政府立场强硬公开表示，若该交易未包括其国营船运巨头中远（COSCO）作为股东，将可能阻碍交易推进，至2025年底又提出要求控股权，中国政府这样做正说明了中国国企的性质和作用。中远是央企中军民两用企业，根本上讲是中共军事企业，如果它他制了巴拿马运河，等于中国军方控制了巴拿马运河。
（4）情报与掩护功能：以商掩情的制度化延续
2017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7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公民应当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国家情报工作对企业的要求，使得海外国企有了法律义务。中共长期沿用“以商掩情”的瑞金模式，企业既创造经济效益，又为情报活动提供合法外衣，成为海外情报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海外国企的特色，也是情报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云在上海“新建中央特科总部是一家煤球铺，铺内从老板到店员都是特科人员”，正是中共企业和情报合一的经典写照。
（5）统战与利益输送“黑金库”功能
国 企通过资助文化教育、慈善与基础设施项目等，以企业的身份出现配合所在国中共使领馆侨团、积极塑造中国形象，推动亲华舆论环境，甚至直接资助侨社团、同乡 会、商会与地方社区项目，以利益纽带统战当地政商精英和华侨社群。同时，其资金和商业活动亦承担收买、行贿等其他官方机构不便实施的灰色资金与利益输送功 能，也充当中共高层个人享受奢靡、利益输送的可调度资金池。
（6）军事与“军民融合”功能：军工的核心载体与全球化军事延伸工具
目前，国资委下辖的直接研发或生产武器装备的公开的核心军工央企约10家，几乎覆盖现代战争所需的全部关键领域，包括航空、航天、核能、船舶、陆海空装备及电子信息等，他们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中国商飞（COMAC）、中国航天科技集团（CASC）、中国航天科工集团（CASIC）、中国核工业集团（CNNC）、中国广核集团（CGN）、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中国兵器装备集团（CSGC）、中国船舶集团（CSSC）、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在国资委网发文标题《勇担强国强军强企战略使命 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是最好的诠释其国家工具本色。
央企是“军民融合”战略的核心载体与主要执行者，在中共体制下“民用”与“军用”并不存在清晰边界，除上述外另有近60家央企深度涉足通信、能源物流等军民两用领域，约占央企总数的70%，他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军”，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即由传统军工单位转制而来，这些企业的产品均可在战时直接转化为军事用途，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立体的军民融合体系，也是企业化运作的军工体系，形成强大的军工企业群 ，为中共提供全球战略支撑（附件3），本质上都是军工企业，是不折不扣运行良好的战争机器。大量所谓民用产业与军工体系高度交叉甚至直接重合。例如，中车集团的高铁技术链条，在动力系统、材料工程、控制系统等方面与军工装备链条存在明显共用性。
在中共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 略中，央企不仅承担经济职能，更被赋予军事延伸与战略保障任务，在组织、技术与战略目标上深度嵌入国防工业体系，其海外投资、港口、物流网络、通信设施， 在必要时可转化为军事后勤、战略支撑及灰色地带行动的平台，为中共提供持续、隐蔽且高度机动的全球战略军需保障与战略支点。“国企走出去”并非单纯经济现象，而是中共将国家权力、军事能力与全球商业体系深度捆绑的机制制。
案例：中远海运的“特洛伊木马”角色
2025年8月2日，大纪元发表调查报道《内幕：中远海运充当中共特洛伊木马舰队》（记者宋唐、易如），直指中远海运集团在对台“灰色地带”行动中扮演关键角色。
报道指出：中远海运打着民用航运旗号，深度参与中共军队的军事活动，包括军演相关运输与后勤补给，其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的东方海外货柜航运（OOCL），已在台湾最重要港口——高雄港——拥有两个专用泊位，而该港口毗邻台湾最大海军基地左营。2025年2月，中远集团旗下“宏泰58”号在台湾海峡切断连接台湾与澎湖的海底电缆，引发重大安全关切。台湾立委王定宇以“特洛伊木马”形容这些船只，指出这类平时看似无害的商业船舶，一旦进入冲突状态，可瞬间转化为军事用途，直接服务于战争准备与灰色地带行动（https://www.epochtimes.com/b5/25/8/1/n14565607.htm ）。
（7）渗透与外宣功能
国企资助孔子学院、智库、校友会、同乡会等机构，以合作与利益捆绑方式推进外宣与认知战，影响舆论、学术与政策环境等外宣与渗透工作。其目标在于提升中共国际话语权、塑造有利叙事。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党委《以全面深化改革谱写国际传播工作新篇章》详细描述了央企的渗透和外宣：“国资央企要善于针对国际传播对话思维和话语体系的特点和特质，转化传播思维，···探索利用世界公众人物、当地网红、关键意见领袖等“人脉”的圈子和影响力，借助海外中立媒体、智库、协会、研究机构等力量，···以“传播＋”思维，探索“传播＋公益”传播＋智库”等新模式，充分联动官方与民间、机构与个人、线上与线下、传统与潮流等传播力量和传播方式，···巧借新技术新手段新渠道新平台···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从而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塑造良好国家形象。
开展多国智库合作，以政策研究与建议的方式，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建立智库间研究成果互联互通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国际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主动参与国际议程设置，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学习时报》，2024年12月5日wap.sasac.gov.cn）。
（8）党的堡垒——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隐形集权网络
党的绝对领导是中共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习近平时代更提出“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的口号，党的体系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由于党务系统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中国实质上是“双重结构”，表面上是国家治理体系，但真正的决策权力掌握在“隐形”党务之手。海外国企普遍设立党委，与所在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党务系统双重对接，在制度上服从党章、听命于党，履行的是党的使命，是党领导下的党的企业。同时通过企业内部的党务活动把意识形态、政治忠诚和党性牢牢延伸到海外。其制度上的“红色细胞”天然是党在国际体系中布下的前沿阵地和隐形堡垒，既是党国极权体制在海外的延伸与复制，也是中共全球渗透、控制与谋求夺取世界霸权计划的政治工具，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组织力和政治忠诚向海外延伸的“红色细胞”。
（9）制度复制功能：党国体制的海外延伸
国企在海外复制党国运行模式，将党务体系嵌入当地经济与社会结构，形成隐形但持续运作的影响，是中共全球渗透、控制与竞争的重要制度工具。
（10）政府综合工具：另一张中国政府的面孔
海外国企以商业身份进入国际市场，实则集财政、产业、外交、情报、统战与军事潜能于一体，构成中国政府进行制度竞争与地缘博弈的综合平台，是党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执行单元，为中国增强政治与战略渗透力以及增强党国全球影响力发挥作用。
央企是中共一路一带政策以及技术、知识产权偷窃的主要执行者，著名央企宝武集团表态“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觉的全面领导，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大局，坚决扛起央企使命担当”。
案列：澳大利亚 ABC news，8月19日，以及台湾中央社20日报道；
“太平洋島國諾魯上週與「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公司」簽署金額6.5億美元的商業協議，恐將遭澳洲政府以違反雙方條約為由調查。澳洲官員及專家則認為，這家中國公司連官網也沒有，加上金額大到令人起疑···諾魯曾是台灣邦交國，但也曾數度轉與中國建交，最近一次和中國建交是在2024年1月24日，台灣則於同年1月15日主動宣布與諾魯斷交。
諾魯政府在聲明中說，這家中國公司將投資諾魯的再生能源、磷礦業、海洋漁業和海上基礎設施、水資源與環境系統、現代農業系統、生態旅遊、綠色交通系統、醫療、文化交流平台等領域。···據澳廣報導，在中國大型商業查詢平台「天眼查」上，搜尋不到「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公司」的任何資訊。而這家公司既沒有官網，也沒有可辨識出來的社交媒體帳號”（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8200207.aspx?utm_source=chatgpt.com）。
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国企作为中国政府多功能工具的案列：首先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常规农业公司有能力“投資諾魯的再生能源、磷礦業、海洋漁業和海上基礎設施、水資源與環境系統、現代農業系統、生態旅遊、綠色交通系統、醫療、文化交流平台等領域”；其次没有注册登记记录，专门记录中国企业的天眼查搜不到。这是中国政府惯用的手段，对外号称公司法人签署协议，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一手操办，只不过这次他们做的太拙略以致破绽百出。最后，请看照片上的“企业负责人”，个个都是中共官员的模样，没有的商人气质，显然就是中国政府假企业之名配合其驻外机构在澳洲共同从事国家利益的工作。
5. 脱钩·断链——对美国政府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建议和请求
中 共混淆了情报和商业的边界，这种党国企一体的中国特色是美国和西方从未遇到的，面对众多的在美中国国企，美国没有设防任由其进行盗窃技术和知识产权、收集 情报信息，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和经济技术安全，若继续把它们视为普通企业等于敞开国门，唯有正视并采取措施防范，才能避免被其“隐形堡垒”逐步侵蚀的风险。对此建议如下：
（1 ）所有中国国企/央企撤出美国
中国政府全方面支持国企，使其享受补贴及资金政策优惠，成本核算等均不按经济规律进行，严重扰乱市场，破坏经济，国企在中国政府加持下击垮常规民企和重要行业，深度影响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全球经济安全布局，在此建议美国政府对境内所有中共国企/央企，包括全资、合资、控股参股及关联企业，限期全部退出美国市场，与之脱钩断链。
（2 ）退市
所有在美各证劵市场上市的中共国企，包括全资、控股参股及关联企业，均应全部退市。
（3）外国代理人登记与跨部门情报协作
对已存在、无法退出或撤资的中共国企/央企全面复查，进行外国代理人登记，并建立美国商务、国防等跨部门档案记录与情报写作。
（4）审查与实际控制人披露制度
凡在美国注册的中国企业（包括来自香港、澳门地区），均应披露实际操控人。未履行披露或登记义务而在美从事活动的，应视为非法，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警惕国企/央企通过在海外设立二、三级子公司、离岸公司或合资合作公司，淡化自身背景进行幕后遥控，以及打着民企招牌、实际上是国企、如如华为、中兴的公司，防止伪装民企、壳公司或其他方式暗中运作的中共国企关联实体（ 案列https://www.epochtimes.com/b5/25/11/8/n14632066.htm ）
（5）禁止新疆农垦系统所有公司及相关公司产品出口美国。
（6）禁止在美国成立中共党组织
所有在美中共企业，应在法律层面明令禁止不得建立党委。
（7）民企敞开大门
19驱除中共国企，欢迎中国民企。
中 国今天的繁荣和经济发展不是国企、而是民企创造的。中国民企面对制度性不公仍推动创新与效率、促进中产阶级扩大。民企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立于党国系统的经济 力量，是公民社会的土壤，也为社会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持中国民企，就是支持中国民主化，推动中国民主和进步。特此，
致敬！
王安娜
January 5, 2026
Washington DC
附件1:央企名录
附件2：国资委工作范围
附件3： 央企军民两用企业名录
一、军工集团（10家）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歼击机、无人机，同时制造民航客机、直升机
- 中国商飞（COMAC）——C919、ARJ21，军用技术转民用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CASC）——火箭、卫星、导弹
-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CASIC）——战术导弹、无人机、空天防御
- 中国船舶集团（CSSC）——航母、核潜艇、商船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坦克、装甲车，同时出口民用卡车
-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CSGC）——轻武器、军用车辆，旗下长安汽车
- 中国核工业集团（CNNC）——核武器、核能、核电站
- 中国广核集团（CGN）——核电项目，承担核燃料军民两用任务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军用雷达、电子战，同时做民用监控与通信
二、能源类（10家）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CNPC，中石油）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Sinopec，中石化）
-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CNOOC，中海油）
-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神华整合）
-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SPIC）
- 中国华能集团
- 中国华电集团
- 中国大唐集团
-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 中国国电投（与核能相关）
三、交通运输与基建（10+家）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
- 招商局集团（含港口/物流）
-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CCCC）
-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CRCC）
- 中国中铁集团（CREC）
- 中国建筑集团（CSCEC）
-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PowerChina）
-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Energy China）
- 中国港湾工程公司（CHEC，中交子公司）
- 中国物流集团
用途：港口、铁路、公路、桥梁，既是经济命脉，也是军队战时运输通道。
四、通信与信息科技（6家）
- 中国电信集团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联通）
- 中国卫通集团（卫星通信）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操作系统、芯片）
-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
用途：战时通信保障、卫星导航、网络安全。
五、金融与商贸（14家）
- 中国银行（BOC）
- 中国工商银行（ICBC）
- 中国建设银行（CCB）
- 中国农业银行（ABC）
- 国家开发银行（CDB）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PICC）
-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 中国再保险集团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
用途：资金调度、国际结算、外汇和战时金融保障。
六、其他战略性央企（若干）
- 中国保利集团（军火贸易 + 文化地产双重身份）
-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国资运营平台，可为军工企业输血）
- 中国建材集团（战略材料、特种玻璃）
-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军用特钢）
- 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战略矿产保障）
-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世界最大钢铁企业，军需钢材）
（来源：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央企名录以及 USCC、ASPI 等机构的研究，中国十大军工集团与能源、交通、金融等央企均承担军民两用职能）
国务院国资委, 《中央企业名录》; USCC, 2022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Xu et al.,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Database; Kennedy & Tang, The Chinese Defense Industry.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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