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7日星期二

沈旭晖:六四33周年:中国公然改写历史的“美丽新世界”


六四33周年,第一个正式没有了香港支联会的六四,昔日行礼如仪的维园晚会成绝唱,连同支联会也被《港区国安法》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样的气氛下,很多香港人谈起六四,其实觉得很倦。

这不是说大家不关心。刚好相反,不少本来对六四悼念觉得可有可无的朋友,经过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明白到政权的手法从来没有改变,多少觉得有责任在这样的时势应该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下。只是,又同时觉得很无力。

这里涉及一个我们曾经预言的结构:

本来在香港悼念六四最积极、最坚持的,就是香港的主流社会:占人数一半以上的广义“浅黄”、“浅蓝”(深蓝早就出卖灵魂,本土派则觉得六四是别国事情、与自己无关)。但他们正是最容易受极权打压的一群,正因为人质、物质太多,昔日面对法治社会根本不会担心表态有后果,但现在面对极权却成为惊弓之鸟。所以《港区国安法》一出,他们要么立刻部署离开,要么忍气吞声,什么话都不敢说。

至于在网络社会,这群人不少连share、like和六四有关的资讯也不敢。但从前他们是维园常客,也是每年换蜡烛头像表态的常客。此消彼长下,互联网巨头设定的算法,自然更少派发真正的六四资讯予一般人。

结果是与此同时,无论是深蓝、深红的“六四是颜色革命”这类“重构历史观”,还是另一极的“悼念六四就是变相承认中共政权的帮凶”理论,比例上都会得到比从前更多的位置。原因除了算法剔除了真正的沉默大多数外,也包括了见风转舵的“风向派”,以及因为没有胜利感而改向昔日同路人开刀的微妙心理:反抗不了政权,也可以把身边人演绎为“强权”,再予以“反抗”。

在可见将来,无论是对反送中运动还是乌克兰战争,还是任何事情,都要有心理准备;要面对一股其实是人为调节的算法,再人为建构的无力感。

只要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倦,才会无从谈起。但我们却要谈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因为那更令人忧虑。

“五毛学”:小粉红近年漂白六四言论的进化,如何形成?

“五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因为可以以小见大。而在社交媒体,我们少不了每天都要和五毛打交道。

坦白说,从六四33周年可见,苗头越来越令人担心。

中共政权对六四的官方定性,其实在江泽民、胡温时代都是长期维持什么“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类相对中性的说法,不再提1989年的“动乱”、“暴徒”、“外国势力”之类。当时的五毛,顶多说要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云云;而当时的香港建制派,包括特首、立法会议员,毕竟当年都有上街游行,怎样出卖灵魂也没有敢说不值得悼念六四。

但在习近平时代,一切要“斗争”,负责漂白六四的五毛,态度就恶劣得多。现在的官方说法,不但直接否定军队镇压的暴行,还倒果为因,以学生一方为“残杀人民将士”的“黑暴”,再植入所谓“颜色革命”的剧本;然后说,镇压是当时“外国势力”制作的“假新闻”,误导了一代人,现在是时候还原“真相”。那些曾经说过人话的香港建制派,没有不归队的自由,自然也纷纷打倒昨日的我。

这种说法的无耻程度非常惊人,即使是几年前的香港建制派也是不可能想像。问题是,这论述却逐渐成为墙内“主流”。可以肯定,未来中共一定以同样方式,诉说2019年的香港故事,就像诉说1989年的六四、1959年的西藏故事,板斧从来都是那几道。

为什么新一批“六四五毛”可以如此没有底线,如此“进取”?除了最高层的习性上行下效,也有其他三大客观原因:

1. 昔日中共大外宣足不出户,只能影响国内。就像苏联、纳粹德国,再厉害的宣传昔日也只能蒙骗自己人。但互联网的出现,以及互联网巨头设定的算法经济学,令中国忽然得到改写历史的尚方宝剑:只要外国资讯不能进入中国的网络长城,中国却可以放出14亿人、加上BOT机器人,自然还有军事化的网军,对讲求人数的算法进行骑劫、滥用,就几乎可以影响自由世界的“真相”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华文网络世界,中共的官方论述正开始垄断话语权,特别是没有了香港的自由媒体,台湾华文媒体又非常本土化,令中共官媒、五毛几乎一家独大。昔日海外华人还会看平衡观点,现在对微信每日传来的假新闻,却照单全收。

2. 现在中共的“锐势力”外交、战狼外交,令任何人分享真相、真新闻都会投鼠忌器。例如学校的理性讨论,会担心被小粉红围攻,校方会担心失去金主;更不用说做生意的人、专业人士,都担心说“错”一句话就会惹祸上身,有经济后果甚至其他更严重的后果。以往不少人会定期悼念六四,但现在有了风险门槛,就越来越少相对中性的国际知名人士愿意主动关心中国。毕竟类似BLM这类关注才是有光环、零风险,何乐而不为?结果和中国有关的真相就进一步被限制了流通。

3. 中国经济崛起后,配合散居全球的华裔,正把民族主义狂热推向高峰。他们会开始因为“中国很强大”,而问心无愧地认同一切来自这个政权的说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看见上述成“成就”,对中国的举国体制有了盲目信任,就像昔日也有人真心相信纳粹德国、共产苏联的举国体制优越一样。这些思潮加在一起,令更多人根据意识形态去配合官方的“六四故事”。

要突破这种改写历史歪风,不可能单靠一己之力。

首先,必须互联网的算法被改变,必须科技巨头明白挑战所在、自己有责任匡扶人类文明,其他政府级的机器能够有所反制,否则只会被中国五毛的人海战术不战而胜。而各国要反制中国“锐势力”,和中国的经济交往只能尽量脱钩,才能抵御无日无之的勒索;假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有这样的手段,恐怕在自由世界已经没有批评苏联的声音。而各国也必须立法,打击这种公然影响别国言论自由、核心价值的干涉内政行为。最后,才是加强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普及教育,去抗衡唯利是图、集体主义、爱国至上的“中国模式”。

假如这场“五毛之战”不能胜,客观效果,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末日。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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