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张俊华以为，每到六四那天，有一定的行动，固然是好事，也是一件需要一定勇气的事，但作为人类社会，更要关心如何塑造一个平衡的、健康的历史记忆。
1989年6月7日的北京街头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的六四事件实际上在五月份就形成相当规模。 当初，本人在德国勤工俭学，边念哲学学位，边当德国旅游团的领队，所以在那年，尽管没有亲身参与那场学生运动，但是，由于分别在五月份、六月份带了两个德国旅游团在中国旅行，在五月份带团的时候，已经在全国不少城市（不仅是北京）感受了到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生包括部分的企业和单位的职工对民主、改革的渴望。
六月三日，我带着第二个三十多人的旅游团再次来到了北京。记得那天下午我跟我的团里的游客说，“你们要了解中国，那就应该去看一下天安门广场。” 德国游客确实也兴致勃勃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在那里跟在广场的人们进行了交谈。那时是傍晚的六点左右。在那里，当初，不仅我们没有预料到半夜会发生血腥事件，即便学生们可能也不会觉得那个时刻会来得这么快。 我记得当时跟保护那些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的学生的医院护士有一个对话。她心情激动地说，“这些学生都在为了国家的前途，在这里勇敢地参加抗议。只要那些学生在广场一天，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们一天”。 记得当初当我们旅游团的北京地方陪同就是一个旅游学院的讲师，跟我们讲了不少北京学生运动的事例。
我跟旅游团从六月三日至六月七日均在北京。后来事情的细节我想有的是各种史料记载，这里就不一一细数了。
诚者，天之道也
笔者通过这里一个小小追忆，就是想说明一点，即这样一个这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实，要抹去它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 暂且不谈当今的政治因素，就从传统的角度来说，“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它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坦诚对待已经发生过的事，“曾经是什么就承认它的存在”。 早在战国·吕不韦等《吕氏春秋·自知》里，就有“掩耳盗铃”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徒劳的、“不诚”的表现。 而只有诚，才能产生信。 这些道理，早在古人那里已经说的很明白的了。
讲到这里，就须辨别几个基本概念。首先，历史事实跟历史记忆不同。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不一定完全吻合，而在不少场合下甚至完全不吻合。如果说，历史事实是原始的，那么历史记忆就是人造的了。 当然，即便所谓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古老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记载的。因为记载历史的人（中国古代称为史官），本身也带代表一定的利益的。但是，类似于六四之类的事件，由于人的本身的记忆以及现代存储技术的发达，要抹去它，就显得不仅是幼稚，而且是愚蠢的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任何社会都有自己多少是重新被塑造的集体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既然是被重新塑造的，跟历史事实是有联系，但它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相对来说，一个开放型的民主社会必定比一个封闭型的威权社会对以前发生过的事件来的更容忍，或者说心态更平衡，换言之，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更少一点。笔者所说的“容忍”和“心态平衡”是指两个方面。首先是承认此事的存在。在承认此事的存在过的情况下，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去处理。爷爷辈的、祖祖爷辈的做过的事，如果他们做错了，后人必须有所承当。对不同的政体的国家来说，做到第一点已经不容易，而要做到第二点，则更不容易。
以德国为例。 德国也曾在一百多年前在非洲实行殖民统治。那时，血淋淋的屠杀事件并不少。德国当初在纳米比亚对赫雷罗和纳马族群的暴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种族灭绝。 历史学家估计，人数分别为8万和2万的赫雷罗人和那马人中，分别有6.5万人和至少1万人被杀戮。而当初那些实施屠杀行动的德国殖民者肯定坚信自己并没有在干坏事。
仅德国这样一个对人权的认识已够现代的国家，从承认大屠杀到不久前决定对纳米比亚过去犯下的罪行做一定程度的补偿，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那么，以此推理，对一个威权国家来说，一个从承认历史事实、到对此历史事实做出恰当的结论和补偿的过程会显得更长、更艰巨，是可以预料的。 从这点来看，当今的“天安门母亲们“在做的事，在中国国内就属于先锋式的行为了，至于那些为了让人们保持这些记忆，努力在建六四纪念馆的人，更是值得倾佩。
承认历史事实是第一步
历史记忆往往带有象征性。 不管在伦敦、里斯本还是其他那些曾经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根据地的大都市， 我们至今还能见到不少建筑、纪念碑、街名或者其他的象征物，不时会有意无意地提醒大家，当初的殖民时代的“荣耀”而在今天看来也许就是罪行。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人们的看法也随着社会的文明、人类理性的进步而在不断改变。尽管历史上那些树碑立传的人用意从当代人权的角度看是恶性的、应该被唾弃的，但那些“碑“和”传“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说明人类的社会人权意识也是在逐步进步中，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既然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就要承认它的存在。 当然，仅仅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还远远不够，应该让人们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有个了解，并从现代道德角度作适当的定论。
讲到这里，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即便在民主社会，有时不免因为某些符合人类理性的情感，而产生过度的行为。记得去年在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整个运动本身确实是美国当代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的一个很好的起头，在这过程中，愤怒的示威者们，拆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首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Richmond）的南方联军总司令李(Robert E. Lee)将军雕像。 笔者以为，雕像本身就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与其拆走这个雕像，不如在这附近建一个新的雕像，以证明人类在反种族意识的增强，并且告知人们，当今的社会应有的、种族平等理念的重要。而美国的种族主义行为是否因为拆走了这个雕像而变得更少，笔者也是带有怀疑的。总之，除了一些极端的符号和象征物，留住那些人类“罪恶的时期”留下的遗迹本身，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
说到这里就使人们想起前几天中国国内网红李佳琦直播“坦克蛋糕”被中断的事件。真没想到，中共官方本身早已把“坦克“作为天安门事件的一个象征部分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播的李佳琦当时并没有这个历史记忆，倒是执政的人用反面的手段帮助他塑造了历史记忆。
六四纪念日过去了，但是重建历史记忆的必要性并没有过时。 而重建历史记忆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中国的官方在努力地塑造其官方喜欢看到的历史记忆，而欣慰的是，不少经历六四的人依然也在努力塑造与官方不同的历史记忆。从长远的角度看，一个承认历史事实的记忆，才更具有持久性，最后必定能成为主导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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