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做公民”——人权律师许志永、丁家喜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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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 月，在同为人权律师的朋友丁家喜等陆续被捕后，感到危险的许志永开始在中国秘密逃亡。几天后，广州警方以排查疫情为由找上门，用人脸识别确认身份，将他带走。一个月后，他和丁家喜等朋友一样，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2022年6月22日和24日，许志永和丁家喜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分别在山东临沂临沭县被“不公开审理”。这两位维权律师，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人物，又将面临牢狱之灾。

这不是两位律师第一次面临牢狱之灾。事实上，自他们投入维权运动以来，公权力对他们的骚扰和威胁就从未停止。

本期节目，我们回顾他们为推动中国民主化、为民生疾苦维权抗争的异议之路。

一、 从校园运动到轰动全国的“三博士”

许志永的博士同学、同为中国维权律师的滕彪在其回忆文章《谁是许志永》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期间有一次许志永在家乡遇到官民冲突，他站在剑拔弩张的冲突双方中间，化解了矛盾。”
 
滕彪认为，这件事对以后许志永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潜在的影响：他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居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调解者，尽力用和平和法治的方式化解冲突。
 
许志永在大学读书时就非常关注社会议题，经常与同学兼好友滕彪、俞江在北大西门的饭店里聚餐争论问题。从宗教、哲学、法治的宏观思考到城管、收容遣送、上访这些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都是他们饭桌上交锋的内容。
 
在校园里，许志永还积极组织和参加学生维权活动；但真正让他出名的，还是“三博士建议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事件。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发《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引发全国轰动。报道揭示了来自湖北黄冈的青年孙志刚，在初到广州，仅仅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便被广州警察送到收容所，并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一事。孙志刚的死暴露了曾在中国施行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残暴与荒谬。
 
收容遣送制度是当时中国大中城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规定。它规定，警察有权抓捕违反此规定的人，并把他们遣返原籍或者关押于收容所。这些收容所的条件往往非常糟糕。
 
孙志刚之死所引发的民愤，激起了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广泛呼声。

2003年5月14日，许志永和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审查的建议书》。建议书称：《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
 
一个月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签署新规定，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这次少见的、自下而上推动的制度改革，鼓舞了很多希望改革的知识分子、活动者和民众。 三位博士也因此荣获当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十大法治人物。该奖的颁奖词写道：“这是公民依照《立法法》的规定挑战不合理法规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实践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在荣获这个奖项之外，他们也获得了不少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许志永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次行动的思考。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应该是符合法律的。”

二、许志永、丁家喜初次被捕与频繁遭到镇压的公盟

2003年10月，三位参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博士与公益律师张星水一起，在北京创立了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开始更全面、更深度地介入推动中国法律和政治制度改革的行动中。后来，因为面临当局的压力，他们将这个中心依次更名为 “公盟” 、“公民”。
 
公盟所发起或参与的公民行动包括：许志永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成功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撰写多份《中国人权发展报告》，要求中国当局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各种社会事件的受害者、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与公盟的积极活动相伴随的，是当局越来越严厉的打压。2009年，北京警方以涉嫌逃税为名拘留许志永；后在社会和知识分子联名信的压力下，又于一个月后将其释放。
 
在公盟的工作中，丁家喜也是组织的重要一份子。与相对高调的许志永相比，丁家喜的媒体曝光相对较少。他们的朋友郭飞雄曾这样评价两人：“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丁家喜是工科出身，在成为人权活动者之前，当过工程师和商业律师，也曾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现存关于他个人经历的资料很少，但有关他和许志永一起在公盟参与维权活动的信息却非常多。

自2010年开始，已改名为“公民”的公盟开始关注教育平权，呼吁取消流动子女的中高考户籍限制。他们递交材料、呼吁制度改革，并与学生家长一起演讲请愿。

2013年4月12 日，许志永被软禁在家，随后被拘留、逮捕，并被以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刑四年。在许志永失去自由期间，许多他帮助过的访民不顾自身危险，发声对他表达支持。
 
而身在看守所中的许志永也并没有屈服，甚至趁探视时机向外界传达消息，倡导大家争取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在这次被捕案件的庭审当天，尽管警方在法院外重重布控，仍然有勇敢的市民在法院外支持声援许志永，高呼许志永无罪。

几乎同一时间，丁家喜也被当局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三年半。
 
丁家喜律师在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庭审判中频频打断律师的发言，定罪量刑随意。

在庭审中，丁家喜在最后陈述中对审判的荒谬进行了控诉。他说：

这个庭审，存在诸多违法：案件被强行拆分，证人不到庭，检察院不提供证据原件，排除由酷刑获得的非法证据的要求不被允许。因要求全国人大对财产公示立法，我却成了钦定的罪犯。要求财产公示是犯罪——杀一儆百，扼杀中国兴起的公民运动。
 
但是，财产公示不会因为这场审判沉寂，只会有更多人开展。我们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发了十万张传单，制作了一百多横幅，两次上街，七千多个签名，向全国人大及法制办要求立法财产公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有官员财产公示概念的人不到一百万人，13亿人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
 
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正义属于我们！自由万岁！

三、夹缝中求生：从释放到再度入狱

2017年，许志永刑满出狱。他在一年后撰文回忆监狱生活。文中有对监狱不人道对待的直白展示，也有在狱中对人性的思考。他说，他始终没有屈服，在狱中也要公开读书。有指导员不让他在车间看书，他回答：“看书是底线；如果不让看书，我将彻底不合作，你们就把我送集训队好了。”
 
集训队是监狱中的监狱，一开始他一天24小时被铁链子拴在床上。后来，指导员对他看书一事作出妥协，有督查巡视时发现了许志永在看书，监区长希望他能看点眼色，偷偷看书，而许志永回答：我看书是公开的，绝不回避任何人。
 
与许志永刑期类似的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
 
出狱后，许志永和丁家喜在越来越闭塞的社会环境中也没有停止继续公民运动的步伐。2019年末，丁家喜等几名维权律师再次被捕，原因是多名律师和公民在厦门的一次聚会。
 
许志永预感自己也将被捕，于是开始了逃亡；逃亡途中，2020年1月，他发布了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劝退书》 ，劝习近平主动退位。他也录制视频接受BBC采访，表达自己对于中国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变化的看法，呼吁大家继续做公民。

几天后，他在朋友家被带走；这一次，两人被捕的罪名，都是前身为“反革命罪”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四、 争议与批评

在许志永组织公民运动的过程中，面对的民间舆论并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除了被亲政府的民众攻击，他也曾受到自由派的批评。
 
2011年，浙江乐清发生了上访村民遭货车碾死的钱云会事件。由于死者长期为村民权益上访的经历，舆论对于事故原因充满质疑。
 
钱云会事件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并在当地引起了民众抗议。许志永带队的民间调查团队抵达当地，在调查后得出了“普通交通事故”的结论，引起广泛争议。
 
在被质疑替官方洗地后，许志永依然坚持自己的结论，称“我们不能以非正义的方式追求正义。” 针对此事，他的好友滕彪评价说：
 

你作为一个公民，从死者的尸体，到尸检报告，到证人，所有这些，你都没有权力见到，那么你就没有权力去接近真相。我不是说你的结论错了，而是你没有获取真相的‘权力’。你无法做出结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考察并质疑官方的程序。 

 
正如在大学时期调停官民冲突的故事一样，许志永也不讳言自己的中间道路。在那份备受争议的钱云会事件调查报告的前言中，他写道：
 

秉承理性和建设性原则，对任何人心怀善意，不管体制如何僵化、民怨如何沸腾，我们会执着地在夹缝中走出第三条道路，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国家唯一的前途。

 
来自当局一次次的打压与被捕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坚持。而这份坚持在中国官方对民间的持续打压及其高度集权的政治现状下，显得更具有争议性。
 
2019年11月，当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到警察与市民暴力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他发布推特表示：“砸店铺，殴打、火烧不同政见者，此类暴力越过道德底线，沦为骚乱，伤害不到对方，反而使普通市民反感，失去民心，更使民主运动面临镇压危险。不遵守道德底线的，不是勇武，是暴民，非暴力必须与之割席。”
 
这番言论引发支持香港抗争者的网民的大量批评，但他依然坚持称非暴力是他的原则。
 
除此以外，许志永和丁家喜也在经历着社会运动议题的变化。
 
在他们刚开始运作公盟时，性别议题是不被重视的；而当他们第二次面临牢狱之灾时，女权和性别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无法忽视的热议话题。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年男性人权活动者们，面临着能否在性别议题上不断反思与自省的考验。
 
同为人权活动者、劳工权利和女权捍卫者的李翘楚，因为与许志永的恋爱关系，常被称为“伟大人物身后的女人”；她独立的社会倡导却时常被忽略。

李翘楚 
李翘楚也曾批评许志永对于底层以及女性抗争的忽视，并思考自己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是否也有丧失主体性的时刻。
 
为了声援被捕的劳工权利活动者危志立，李翘楚曾在长城上拍了一组相片，发到社交平台。许志永没有转发这次倡导活动，而在被问其原因时，他回答说：我觉得“相片上把你拍得太高了，不符合你温柔的气质和形象。” 

五、 作为独立人权抗争者的妻子和伴侣

罗胜春是丁家喜的妻子，在为丈夫奔走呼号的过程中也成为了一位抗争者。在声援她们的伴侣的过程中，罗胜春也与李翘楚建立了联结。

罗胜春 
两人相识于2020年2月14日的情人节。那时罗胜春的丈夫丁家喜已经被抓，而许志永还在逃亡中。李翘楚给许志永制作了情人节贺卡，也用罗胜春和丁家喜的头像为他们设计了明信片。她们就此成为同行的抗争者。
 
今年6月15日，罗胜春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民主峰会，并发表了演讲。演讲中，她讲述了丁家喜的故事，讲到李翘楚与许志永，也提到了更多受到迫害的中国家庭，呼吁国际社会阻止在中国发生的人权侵害。

 

 
6月24日，罗胜春在推特上发文称正在对许志永和丁家喜进行的庭审是“一片漆黑的中共国庭审”，“什么细节都无法得知”。
 
此时，李翘楚仍被关押在山东省临沂市看守所。她曾于2020年2月被警方带走秘密关押四个月，2021年2月再次被警方拘捕。6月22日，一封以她的朋友名义发出的公开信说，李翘楚一直以来积极为许志永和丁家喜发声，“正因此，她如今在监狱中饱受折磨”。
 
作为被捕维权律师的家属、伴侣和人们口中他们“背后的人”，也有不少人质疑她们的抗争，担心这会给丈夫和伴侣带来更多麻烦。在评价“709案”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的抗争时，时评人长平曾论证过异议人士家属抗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他说：她们的丈夫受迫害，也是她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受迫害，她们有权利决定如何为自己而抗争。在她们不屈的抗争中，她们不仅维护自己和丈夫的合法权利，而且维护了人权律师所坚持的法治精神，为所有人争自由、求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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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