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家通过行为艺术来强调监控摄像头的无处不在。隐私权维护者对人脸识别数据的采集发起诉讼。普通市民和体制内知识分子都在反对当局为阻止抗议活动滥用新冠病毒追踪应用程序。互联网用户分享如何躲避数字监控的窍门。
随着中国加强庞大的监控和安全机器建设，它正面临着公众对于缺乏防止个人数据被盗或滥用的安全措施而日益增加的不安情绪。执政的共产党非常清楚，任何重大安全漏洞都会对其公信力造成伤害：上周，中共采取系统性行动，压制有关中国政府的计算机系统遭到入侵的新闻，这可能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入侵，多达10亿公民的个人信息被盗。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帖子、生物识别数据、电话记录和监控视频采集有关民众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海量数字和生物信息，这次数据泄露给它造成了打击，暴露出这种巨大努力所存在的风险。政府表示，对公共安全来说，这些努力是必要的，例如：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或抓获罪犯。但政府未能妥善保护这些数据，导致公民面临欺诈和勒索的问题，并有可能削弱人们接受监控的意愿。
“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卖或泄露你的信息，”上海居民珠儿·廖说，她的详细信息在泄露的数据库中。
“看到就连警察也这么容易被入侵，有点不寻常，”廖女士说。
中国一直急于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数据隐私管理制度，政府经常严厉指责企业数据管理不当，但却很少指责本国另一个大量收集个人信息的部门：政府自身。
研究网络安全的人士表示，遭到泄露的似乎是上海警方使用的数据库，它在没有受到安全保护的情况下在网上存在数月。在有匿名用户在一个网络论坛发帖，以10个比特币（约合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海量数据之后，该数据库遭到暴露。《纽约时报》核实了网名为“ChinaDan”的匿名用户公布的数据库样本的部分内容。
除了姓名、地址和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外，样本中还包括一些似乎来自外部数据库的细节，比如对快递员需将货物送到哪里的指示，引发了人们对民营企业与当局共享了多少信息的质疑。而且，让许多人尤其担心的是，数据库中存在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比如警方记录中有强奸和家暴报警者的姓名，以及政治异见人士的私人信息。
政府试图删除几乎所有关于这次数据泄露的讨论。据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在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主持召开的一个国务院会议上，官员对隐私问题只是一带而过，强调了“守牢信息安全”的必要性，“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放心”。
去年，中国当局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通过了两项有关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新法律。这些法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司收集私人数据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网上欺诈和个人信息被盗问题。
然而，政府制定保护措施的努力滞后于它自己收集信息的努力。在近年来，时报查看过其他遭泄露的中国警方数据库，它们几乎都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其中一些数据库中有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脸识别记录和身份证扫描。
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人们看到自己的数据被用来对付自己，他们对政府和公共机构越来越警惕。上个月，有地方当局明显滥用新冠病毒追踪技术的行为，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强烈不满。
在中国郑州，努力争取从四家村镇银行取出存款的抗议者发现，他们手机上的健康码由绿变红，这些健康码的用途是识别和隔离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绿码意味着可安全出行，红码会导致行动受限。
“中国没有隐私，”现年30岁的抗议者西尔维亚·司说，她的健康码曾由绿变红。郑州的有关部门迫于压力，后来处罚了五名官员，这五人篡改了1300多名银行储户的健康码状态。
即使追踪新冠病毒的技术用于规定目的，也有更多人似乎有意质疑这种监控是否过头。周三，北京的一名博主在微博上发帖称，他拒绝在居家隔离期间佩戴电子手环，他把这个追踪行动的设备称为“电子镣铐”，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隐私。该帖已被点赞了约6万次，其他用户纷纷在下面发表评论。许多人说，这种做法让他们想起了对待罪犯的方式；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暗中收集个人信息的做法。发帖者说，帖子后来被审查人员删除了。
近年来，已有人试图引起人们对隐私问题的关注。2019年，中国东部著名的科技中心杭州的一名法学教授起诉当地一家动物园强迫刷脸才能进入，这是中国首例此类诉讼。他打赢了这起官司。
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的几个城市已禁止居委会强迫居民在进入小区时接受生物识别监测。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引发了公怒后，东莞拆除了公共厕所里安装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提供卫生纸的机器。
中国用户在网络平台“知乎”上交流如何躲避监控的建议（包括戴帽子和口罩，以及对着安全摄像头打开手电筒）。根据中国一家智库与一个政府特别工作组在2020年底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2万多名中国人的调查，6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80%以上的人对是否以及如何存储人脸识别数据表示担忧。
“公民隐私意识的提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广西生活的艺术家德拉根·郑说，他用艺术来探讨技术与治理的互动。
2016年，郑先生在一个大型展厅内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并在展厅中央的一个监控室内直播摄制到的录像。参观者被邀请进入监控室，在那里他们可以操作摄像头，体验郑先生所说的“监视和被监视、控制和被控制”的感觉。
不过，他也强调，技术带来的风险和优势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技术就像潘多拉的盒子，”郑先生说。“它打开了，看落在谁的手里，它怎么用。”
很少有中国公民公开质疑政府收集个人数据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政府彻底审查的结果，以及批评政府给个人安全带来的威胁。但许多居民也把交出数据视为获得安全和方便的必要代价。
“在中国的隐私意识方面，一直存在着一种分裂的认同，”耶鲁大学法学院和“新美国”智库的技术政策研究员萨姆·萨克斯说。“总的来说，人们对政府实体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更加信任，对企业部门的怀疑程度要高得多。”
法律分析人士说，政府不大可能公开宣布对上海警方数据库遭到入侵给予的纪律处分。几乎不存在让中国政府部门对自己的数据泄露负责的机制。对许多公民来说，不能诉诸于法律给了他们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但他们偶尔也会取得一些小的胜利，就像徐佩琳（音）去年在与她所在小区的居委会斗争时那样。有一天，她下班回到在北京的小区时，发现居民必须刷脸方得进入。
“这太疯狂了，”37岁的徐女士说，她在一家初创企业任项目经理。她说，小区的做法让她想起了她喜欢的一部电视剧，英国的科幻系列《黑镜》。
徐女士通过电话和短信不停地找居委会，直到他们做出让步。徐女士说，目前她仍然可以用门禁卡进入小区，但她觉得，居委会再次强制人们刷脸进门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抵抗，”她说。
新疆和田一所小学入口处的刷脸机，摄于2019年。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Zixu Wa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Amy Qin是《纽约时报》中国记者，负责报道文化、政治和社会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myyqin。
John Liu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新闻，此前他在《缅甸时报》任记者，并为国际新闻机构报道台湾方面的新闻。他于2021年加入时报。
Amy Chang Chien在台湾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my_changchie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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