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谁会是中国好男儿？

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港译：戈巴卓夫）在世界陷入巨大危机的时刻离世，引发了许多人对历史的思考。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个人在历史的地位」，这个问题在现代世界挥之不去，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的道德选择，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其他人的命运。无论你喜欢与否，无论当事人幸与不幸，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都是留下巨大历史印记的当代人。

两人最大的共同背景，就是他们的历史性机会和地位，都源自「后共产革命」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但他们的个人品格和家世背景又极为不同。戈尔巴乔夫来自苏联社会底层，是地道的「农民儿子」，而习近平则生在红旗下的权贵之家，年纪轻轻就到北方农村插队。这个背景差异，对两人在历史关头做出截然不同的道德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过，两人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背景，那就是在极度官僚化的红色政权下投身从政，且都不靠政绩，而是靠「上面有人」荫蔽和提携，意外走上最高权位。这说明他们都有超群的政治生存本能，都深谙「红色官场」的为官之道。那么，不同的家世背景和社会体验，如何通过不同的品格导致了两人天壤之别的道德选择呢？

我以为，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异乎寻常的「官运」，带来一个极为致命的负效应，就是他们在临危受命之际，既无执掌大权的经验，更无应对全面危机的班底。在这种情况下，两人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对他们的判断和生存策略之选择，有决定性影响。戈尔巴乔夫对上层黑暗的「迟知」，保护了他由亲情养育的良知，而习近平对高层政治黑暗的深层体验，及对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北方农村社会彻底解体的直接经验，则让他完全不能理解一个有平等尊严的世界。

戈尔巴乔夫得不到俄国多数人的原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改革策略是灾难性的，但戈尔巴乔夫获得崇高的历史地位也是无疑的，因为他的道德选择，丰富了人类的自由经验，维护了现代社会合作不可或缺的平等尊严。习近平「选择性反腐」保权位的策略虽然成功，但其灾难性的后果之大，无法估量。习近平是有机会做「中国好男儿」的，因为他接手的中国虽然危机四伏，但尚有「一手好牌」。现在，习近平打光了所有好牌却还能保住大位，最重要的原因仅仅是无人能接手，因为当下的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无信任，精英无廉耻，官家无良心，商家无希望」的四无国家。

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败家子，他若还有一丝男儿气概，就应一退利天下，但现在，已无人相信他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中国人真的就没有选择，只能为习近平「我将无我」做陪葬吗？我还没有这么悲观。我相信中国的好男儿已经活在当世，他应该来自农村，但有完全不同于习近平的农村经验，他不大可能出身如今只知欺上瞒下的「干部」世界，而更可能来自商界，因为只有在商界，才可能有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自由同时在中国也在全球扩展的积极经验。

这样大规模跨越文化和文明边界的自由体验，是历史上的中国所没有、也是当今中国人最大的财富。尽管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经验并非完全正面、甚至是相当不幸的，比如很多人在沿海打工失去健康、失去家园，甚至失去了后代。但我相信，中国的好男儿将从这个共同经验中脱颖而出。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