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后，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副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央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后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中学造反派的朋友们把我安排在可靠的人家里，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戴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筒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像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后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后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后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后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后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像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像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
“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后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后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后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后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
这时坐在靠后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丁。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像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后，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后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后，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后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资修”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
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像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来源：CND.org
转自：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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