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习近平准备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大量中国政治、商业和知识精英都希望他能使他们的国家更加开放、公正和繁荣。
这其中包括一名中共最高学府的教授，曾参与培训数以千计的高级干部；一位后来获得2012年中国最高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她本计划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当代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等敏感时期。
习近平上周日在党的二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中国正朝着与自由化相反的方向发展。他对国家安全非常执着，更专注于平息所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挑战，而不是曾令中国摆脱贫困的改革和开放政策。
他在演讲中39次使用“新时代”一词，夸耀党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但对一些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从一个虽然威权主义，但同时也容忍私营企业和公共舆论中一些多样性的系统，转变为如今这个支持单一意识形态和单一领导人的系统。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敦促美国和世界像她那样看待中国：一个以“恐怖和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这里她提到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理论。
“这是一个完全倒退的时代，”观看了习近平的演讲后她说。“是从经济上的倒退到意识形态以斗争为主旋律的十年。”
蔡霞因为这类批评而被开除出党。历史学家孙沛东不能再自由教学或出版作品。经济学家许成钢对党再次控制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一切感到失望。
三人目前都住在美国。
他们都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监控系统和惩罚性的社会控制，如今已类似于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在他们看来，甚至俄罗斯和伊朗都有更多的异议空间。
这是饭桌上和聊天群里悄悄议论的观点。网上有人戏称中国为“西朝鲜”。
许多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人可以访问Twitter和Facebook，而且有几个独立的俄罗斯媒体机构。北京几乎绝对控制着中国人在网上可以获得的信息和所发表的言论。
上个月，伊朗的抗议者在反政府示威中高呼“独裁者去死”，这令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非常惊讶，抗议的导火索是年轻女性玛莎·阿米尼因涉嫌违反该国对女性着装的严格规定而被警方拘留，并在拘留期间死亡。他们发现伊朗总统致电受害者的父亲表示哀悼，大为讶异。
一些人将此事与中国对一起大巴事故的处理方式进行对比，该事故生在阿米尼去世的几天前，导致至少27名正被转移到新冠隔离设施的乘客死亡。这起事故导致人们在网上广泛抗议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但是抗议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只有一位副市长道了歉。
政府从未公布受害者的姓名。该事件的结局就像这些天来中国的其他许多悲剧一样：真相被隐藏和遗忘。
“极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毒，是一种毒瘤，”历史学家孙沛东说。
党内人士
蔡霞于1952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是所谓的“红二代”。多年来，她一直为中国最高领导层提供有关加强党建的建议。
当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时，蔡霞认为共产党将走上改革之路。但是，习近平很快就开始对记者、律师、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下手。
四年后，她第一次与党组织发生了重大分歧。任志强是一名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也是一名党员，他嘲笑习近平要求中国新闻媒体保持绝对忠诚，宣传机构对其发起一场残酷的运动，她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她在一篇被新闻报道广泛引用的文章中写道：“打压不同意见，将会给党带来严重的危害。”她被组织约谈，并被要求写信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中国宪法使他可以连任国家主席超过两届时，蔡霞丧失了希望。“我意识到，这个党无法改变，”她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2020年疫情暴发时，她正在美国。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党试图隐瞒武汉市爆发的第一波新冠疫情，令她感到沮丧。
在与回到中国的朋友在线交流时，她批评共产党是“政治僵尸”，习近平是“黑帮老大”。
“这个国家被这样的一个人在领导，它会出大问题，”她在提到习近平时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考虑要换人。”
她的谈话录音被泄露，并在网上流传。此后不久，她被开除党籍，并被剥夺了退休福利。
现在，流亡美国的她是习近平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上个月，她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长文《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市场的倡导者
2012年，经济学家许成钢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的论文，后来获得中国最高经济学奖。习近平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也是这一年的获奖者，他的论文内容是扩大经济改革。
几十年来，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许成钢一直深入参与如何对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辩论，以期让中国的体制能为财产和个人权利提供更好的保护。
他从小就知道这些权利的重要性。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在1958年遭到清洗，当时许成钢七岁。他记得在那之后的忍饥挨饿，母亲整日哭泣。
17岁时，他搬到中俄边境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那里度过了将近10年。其中六年作为反革命分子受到迫害。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极权体制放松了，允许一些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入。许成钢说，现在已经不再如此，党在掌管着一切。企业一直受到攻击，企业家们不再确信他们对公司有真实的控制。
“极权不需要拿走产权，”他说。“它可以强迫你做它想做的事情。”
尽管许成钢的大部分工作都与中国内地有关，但他的工作地点在香港。2019年香港镇压民主抗议者后，许成钢移居伦敦，他认为中国不会再允许香港的言论自由，而他开展工作需要这种自由。
上个月，他入职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研究员。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
一位希望历史被铭记的历史学家
46岁的孙沛东属于从中国开放中受益最多的一代。她成年时正值该国经济起飞并鼓励国际交流。2007年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后，她渴望回到中国，她认为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土地。
她2013年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历史。那之后的两年里，尽管她教的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关于文革的课程之一，但她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质疑。她希望中国人民记住那个动荡的时期。
情况在2015年开始发生变化。她的几篇关于那个时代的文章被中国学术期刊拒绝了。2018年，在美国待了两年后，她回到复旦，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一个不一样的教室。
她发现课堂讨论变得不那么坦诚了，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天早上，她发现她的办公室门上贴满了印有她社交媒体帖子的纸条，并被威胁要在校园的其他地方张贴它们。
她的一些学生向校方举报了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攻击她。民族主义博主涌向她微博的评论区，咒骂她。
2019年，当一些复旦学生抗议校方改写校规以强调对党的忠诚，而不是独立和学术自由等价值观的决定时，孙沛东发声了。她接受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外国媒体采访，批评了学校的决定。
她所在部门的党委书记多次要求她写检讨书。她拒绝了。
孙沛东现在是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她说她的经历仍然像噩梦一般。“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还想继续做我想做的研究，就只能离开中国。”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liyuan6。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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