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06日讯】中共20大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有人称之为大逃亡模式。除了在网络上流传的富士康数万员工大逃亡之外,外国企业,港商企业,台商企业,甚至是中国的一些富人也都在逃离中国大陆。
大逃亡也被看作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奏,也是大转变或者大崩溃的前兆。从历史上来看,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始于东德居民的大逃亡。那么,2022年10月份,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大逃亡,大家逃的是什么?对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否会引发中国更大的社会变动呢?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 清零防控面临崩溃
郑州疫情是从10月8日前后开始的,到了15日就已经很厉害了。但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共召开二十大前夕,所以,河南和郑州的官员选择了掩盖。10月19日,富士康宣布禁止郑州工厂食堂开放,要求工人在宿舍内用餐。与此同时,该公司告诉媒体,随着工厂增加最新iPhone 14的产量,它还在维持正常产能。
后来传出消息说,有十万人被隔离,但它的隔离区在工厂区之外,就是不能去上班。而能上班的人呢,都是闭环管理,有吃有喝,但隔离的人饭菜供应不够,所以这十万人就陷入了一个困境。随后就发生了富士康员工的大逃亡。
曾驻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在脸书说:“数以万计的员工被关在宿舍,不仅没有活动空间,食物和饮用水也严重不足,口罩甚至3天才发一个,得了病也得不到医治,部分员工忍耐了十几天后终于爆发,冲破保安的拦截,上演了大逃亡。” 矢板明夫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穿过田野、乡村,没日没夜地默默走在中原大地上,其景象就好像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的逃难队伍。
从10月29日开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开始广泛流传各种各样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郑州富士康数万工人冲破封锁,依靠步行展开大逃亡。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民间的民心变了,他们不再歧视和阻挡这些可能携带病毒的逃亡员工,而是帮助他们回家,有很多当地居民将方便面等食品和瓶装水放在主要的公路旁边,留下纸条让富士康员工自由使用。这些食品供应点上还贴着标语:让富士康员工回家。而地方乡镇也不再阻挡这些员工返回故乡。
中国在三年以前武汉爆发疫情时,曾经发生过武汉大逃亡,有大约50万武汉人外逃,还有很多武汉出来的人逃到了海外。《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近日在《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以前发生在武汉的逃亡,主要是因为害怕病毒,而这次郑州的逃亡,主要是害怕隔离,这个区别非常大。此外,从视频上可以看到,郑州这次也派出了武警,派出所公安也有去拦截的,但基本上都是拦而不截,大家就是硬闯,他们就让人过去了,不像以前那样去暴力抓人。而且呢,各级政府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还派车,直接派车去接。老百姓的态度也不同,我们看到很多民众在逃亡路上留下了食物和水,还有司机搭载那个逃亡者。
郭君说,大家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就是各地围追堵截,生怕沾惹来自疫区的人。尤其是网路上老百姓的发言,这次也完全不一样,人们对逃亡者是充满了同情,而不再是骂他们说什么“不听指挥”啊,或者“千里投毒”啊。这个区别非常大,就是大家不那么害怕病毒了,这是很显着的一个变化。郭君表示,这意味着北京严厉清零政策的这个背后的理由,说是病毒很可怕,老百姓基本上不太相信了。
访谈节目的制作人李军在《菁英论坛》中表示,这次富士康逃亡,其实从政府来讲它是有明显责任的。根据网络流传出来的对富士康内部人士的采访资料,在发生疫情之后,政府实际上是把这个摊子甩给了富士康。政府把门一关,反正你富士康肯定不能让自己停工,因为一旦停工之后,整个IPhone的产业链就断了,那么它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政府为了不让它生产中断,就把这个门一关,你们就在里头弄。
李军说,从那个内部的采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企业给它封在里头,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它的食品,它的药品,它的很多东西没法自己解决,它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但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其实当地政府没有给它应有的帮助。李军指出,中共这个政府就是这样的,做事要不就极左,要不就极右,要不就甩手掌柜不管。
害怕上杀猪榜 企业家大逃亡
富士康员工逃亡事件足以载入史册,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人民反抗暴政的一次大觉醒,显示极端防疫的高压政策正面临崩溃的局面。不过,习近平新时代造成的恐惧远远不止于防疫封锁,习近平正在掀起的大搞供销合作社的高潮,计划经济的回潮,以及公私合营2.0的出现,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外商都心生恐惧。
李军在《菁英论坛》中指出,中国这种民营企业,他们也很清楚,你做小的时候,共产党还不太注意。只要你做大了,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基本上就是经常会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他们说这个中国最幸福的民营企业家是一年挣个一两千万的,共产党觉得你钱小、看不上。如果你挣到一个亿以上,你不找靠山,你是很危险的。
李军说,包括薄熙来在重庆,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就一些企业老板做大之后,如果你被中共给盯上了,他们那时候开玩笑说有个叫杀猪榜。
李军表示,我觉得二十大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二十大之前,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观看等待,看看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现在大家也知道了,习近平上来之后向左转得比较厉害。 二十大上所有改革派全下去了,上来的全是习家军,而且都是清零的强硬派。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习近平还强调要长期坚持清零政策。
另外,习近平在那个报告里面又提到了要调节富人收入,而中共显然不会用一些正常的流程和法律手段来调节。很多时候就是,它只要找到一个理由,找企业家问题,找你麻烦,把你财产全部收掉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所知道的这个企业家圈子里头的人基本上就是,大家赶快一起逃。
李军说,他在新加坡的朋友是专门给富人逃亡做资金理财的,现在已经忙得接不过来电话了,忙不过来了,就是一动就是十几个人。十几个人说“我这怎么赶快能出来,你赶快帮帮忙吧”。
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居美国的执业律师高光俊对《菁英论坛》表示,有一些富人,只是拿了签证了,但是并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他们为了想离开中国确实费尽了千辛万苦。高光俊举例说,他认识一个江苏的生意人,做的非常成功,他好不容易弄到一张机票,从上海要飞到美国来。但是上了飞机以后,机场又通知说这个飞机突然取消了,但是还有一架飞机可以去美国,大概只有20几分钟时间去上那架飞机,但是你们的托运行李是没有办法再取过来的。据这名商人告诉高光俊说,他想像不到的是,所有飞机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上海人,都是可以花高价拿到这个机票的,都是生活比较好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做出另外的选择,每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包就直接冲到另外一个飞机上去了,行李全都不要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这样选择,所以他觉得很吃惊,这是富人的一种逃亡方式。
高光俊律师还举例说,习近平所强调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到初心,那就是不要这个私有制。最近在江西的九江市里面,一共大概有一百多个私人企业家都被抓了。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基本上比较富裕的资本家全都被抓了,涉及的资金大概是超过了一百多亿。而抓的名义全部是以参与黑社会,说你是黑社会,或者说你是欺诈,或者是什么行贿,那这一百多人也有一些侥幸的逃出去了。他们逃出去了后,他们在中国的资产,账面上的资产都是归国库所有了,国家所有了。这个房产全部封冻了,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财产,就是子女、亲属,他们的财产也都封冻了。
高光俊说,这就是在江西发生的事情,像有的富人跟这个黑社会根本不沾边,有的人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江西九江去,也被算作是江西地方的所谓黑社会。中共就是用这种名义再一次打土豪,用中国国内的话来说,就是明着跟你抢。
大逃亡三种结果 中国走哪一种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中表示,上个世纪90年代。东欧共产党集团垮台啊,它是从一个大逃亡的运动开始。我记得在东德有一个奥运的女冠军,她是中长跑的,她和朋友跑到匈牙利和这个奥地利的边界上,然后她换上跑鞋,开始巴巴巴跑,然后我记得她在一个采访里面说,我一生跑了无数次,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在跑。石山说,当然后来东德这个大逃亡,直接就把柏林墙给跑垮了。
对此,郭君表示,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大逃亡跑出来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复出的时候,他在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他去东莞和宝安视察的时候,发现农村基本上没有年轻人,都跑光了。基层官员汇报的时候,不敢说苛政猛于虎,就跟他说,就是因为香港有很多工厂,年轻人都跑出去上班赚钱,偷渡去赚钱去了。所以习仲勋就说,那就做些工作嘛,让那个香港人到这边来开工厂,这就不用跑了,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深圳。郭君说,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其实是跑出来的,是大逃亡逃出来的。当然了,如果不是习仲勋,而是李井泉的话,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李井泉是50年代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是西南局的书记。在58年到61年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李井泉派民兵把守道路不准人民逃荒,结果把四川天府之国搞成一个地狱。根据四川官方自己的数据,四川最多死了1000万人。
郭君说,李井泉是毛泽东的死党,他是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对毛泽东呢,就是奉若神明。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郑州富士康大逃亡,它只是一个现象,很多中国人也在逃,现在还有了“润学”。郭君指出,大逃亡中一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怎么变化?谁也不敢说,究竟是东欧那种变化,还是深圳那种变化,还是四川那种变化,这就看习近平他怎么选择,也要看中国人的造化了,也就看天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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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菁英论坛》聚焦二十大后中国出现的大逃亡现象,分析中共高层的政策取向,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全部内容,敬请线上收看。
《菁英论坛》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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