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不是“问题”,是普遍的事实，习以为常，与生活环境里的价值观没有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问题”。当时女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是生子，而且嫁“出”去之后，生的是另外一个家人的孩子，不是自己娘家的。一个家庭的神圣责任是继续祖先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嚒！续香火的法子呢？找别家的女子进来服务。因此，从出生以来，女子本身的价值被认为是次要的。
所有的其他的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在教育上重男轻女，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给女孩儿裹脚）多多少少都跟这种“男孩儿将来是我们的，女孩儿将来是人家的”基本概念有关。
去年十一月看到中国年轻人在上海，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上街用“白纸”向极权政权提出抗议，我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女的比男的多。回想1989年在北京看到学生要求民主，示威，绝食，喊口号，男的似乎不是少数。后来看到了几篇报道，的确，2022年的街头示威者，“被喝茶”的，被抓的，送到监狱的，是女的比男的多。
问了几个年轻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和反集权意识是有关联的。我听了很感兴趣。共产党一直声称自己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现在年轻女权者似乎尤其反对它。我回顾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女权主义的历史，发现基本上有两种：从上往下的，以及从下往上的。中共的是前者，白纸抗议是后者。
从晚清到民初，受西方影响的“新”文化在中国生了根。“新”项目之一是“新女性”，也是社会不能马上接受的一个新挑战。新女性上学，谋职，跳舞，看电影，留短发，等等。沈从文的小说里描写的“女学生”是一种奇特的，有吸引力的，却又要被提防的谜。有人想遏制她们，可是也有人佩服。秋瑾是女英雄。易卜生的“娜拉”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慢慢出现了一些愿意把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丁玲的母亲是一个。丁玲自己也大胆地解剖了现代女性的主观意识。这些都可以说是自发的，“从下往上”的女权主义。
1949年共产党当权，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妇女解放”一条。1950 宣布的“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在找对象，结婚，离婚，分财产，以及禁止暴力等方面想保护女方的权力。中共的改革是一种“从上往下”的改革。是否能保证所有的条款一夜之间能够实现？当然不是。中国1950年婚姻法的社会效应类似于美国最高法庭1954年有关“隔离而平等”的教育违宪的决定：把高尚的理想陈列出来，让社会慢慢地，潜移默化地向理想发展。
1950之后，中国的社会往“男女平等”的理想进步了一些。可惜的是，在共产党以内，两种歪曲理想的现实因素也介入了。
一个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概念在共产党内继续起作用。比如，中共组织了一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各省各市有代表，有活动，但中央领导都是男的。又比如，1961年，名导演谢晋拍了一部“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后来编为革命芭蕾舞，文革期间成了“革命样板戏”，浩浩荡荡地提倡女权，对不对？ 不对。 冷静地分析这个“样板”还是男人做主导。那些娘子军都很活泼，可爱，甚至有点孩子气，但领队，有经验，有智慧的人还是男英雄。娘子军的角色定位是：受训，学会怎么听话。
今天，全国妇联主席是女的，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95%的成员还是男的。24位政治局委员当中，24人都是男的。
第二个在五十年代歪曲理想的因素是毛泽东的野心。美国用核武器毁灭日本的广岛以后，毛一直很向往能把核武器拿到自己的手里，而且想到了办法：把大量的粮食卖给苏联，换取核武器技术。问题是，大量的粮食从哪儿来？毛想到的是中国需要一次“大跃进”，以便“多快好省”地促进生产。而且女人可以帮忙！毛的那句有名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跟女权的理想毫无关系。这口号来自五十年代大跃进来，是毛号召妇女投入生产的口号。往后的许多天真的西方人把这个口号理解为毛的女权主义，是毛替女人说话，这完全是无知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毛一辈子不把女性放在眼里，根本没有考虑过“平等”。
总而言之，共产党“从上往下”促进男女平等，“婚姻法”应该算是个良好的出发点，但很快被传统的重男轻女意识和毛泽东的个人野心给拖累了，导致了一种跛脚的女权主义。但是，最近在中国的街上出现的女权意识是不同的。有了网络，有了国际影响(比如美国的#MeToo运动),最近几年的女权意识是“从下往上”的，恢复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先例，与共产党的跛脚女权主义不同。
这里头隐藏了上面提到的有意思的问题：女权主义与反集权主义有没有内在关联？因为不只是中国，最近在伊朗也出现了女性带头的反集权运动。我觉得有关联。女权主义的对手是霸道的男性权威，中国和伊朗的霸道权威也都是男性。因此，是不是女青年比男青年更容易体会到反霸道的必要？“从下往上”提出抗议，是不是激情从性别领域转到民权领域比较容易？如果目标是打倒极权主义（而不是“多快好省”地生产粮食），也许毛的话最后还是准确的：妇女能顶（至少）半边天。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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