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唯一一部本土港片，郑保瑞（Soi Cheang）执导，杜琪峰监制的《命案》还原了许多影迷记忆中的香港味道。“香港精神”是臣服宿命还是事在人为，是顽强还是机会主义？香江影人为何北上？导演郑保瑞在德国之声的专访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导演郑保瑞携影片《命案》出席第73届柏林电影节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3年2月，带着惊悚片《命案》，香港导演郑保瑞第二次造访柏林。影片讲述了一个癫狂的算命师和一个天性残暴的年轻人因一桩血腥的连环杀女案相遇，并绝地求生的故事。看过该片的观众大多表示，此片中的灵异、宿命和暴力元素令他们感到既刺激又吃不消。
2021年，郑保瑞第一次携悬疑电影《智齿》入围柏林电影节。当年的新冠疫情不但未使该片受冷，郑保瑞更凭此片被提名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在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拥有83%的“新鲜率”和中国“豆瓣电影”7.2分的成绩，《智齿》的好口碑在近年来的港产片低迷期中实属少见。本次《命案》继承了《智齿》的生猛和狂乱，带着一股难以招架的“恶”，颇有一番“邪典电影”（Cult Film）的意味。
“可能是我来自底层”
对于不熟悉香港电影的人，郑保瑞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1972年出生于澳门的他，11岁到香港，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进入电影圈闯荡。跑腿打杂，当场务，做临演，几乎是在片场长大的。23岁那年，幸运之门终于徐徐打开，郑保瑞跟随导演林岭东，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大冒险家》里出任副导。穷小子逐梦电影圈，郑保瑞的拼搏故事是香港90年代再经典不过的典型。
德国之声：《命案》里全都是底层市井小人物的故事，然而他们虽活得悲惨，可脸上非但没有苦情和忧郁，反而充满着一股说不出的狠劲儿，这与观众常见的故事是不同的。
郑保瑞：（点头）可能是我来自底层……11岁来香港，我从小经历的都是底层的香港人。你看我的电影就知道，中环啊那些东西我不懂，所以我拍戏从来没拍过上层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讲话的，但我知道在香港最底层的人怎么说话，怎么走路！就跟你现在看到的一样，他们没有自怨自哀，一份工不够，再做多一份呗，根本没有时间去忧郁，都是在找方法努力生存下去，慢慢的，不知不觉也许就熬出来……我母亲和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香港就是这样，你努力，你能赚一口饭吃，你再努力，你能省点钱，有机会买个房子。但现在就比较麻烦，比较难了……很难。
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电影《命案》剧照
德国之声：所以选这个剧本，并采用一种“发狠”的风格来导，是想表达这种生存精神吗？
郑保瑞：对，特别是拍底层的人。本片的编剧游乃海，就坚持说我们不能用悲观的方式去望着他们。片中每一个角色都是为了命运在努力，男主角不想坐牢，妓女盼望自己能中六合彩，因为要还钱……他们都是有欲望的那种人。有些时候，欲望会变成动力，我有求，所以我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德国之声：您觉得现在香港年轻人还有这种欲望和拼搏的精神吗？
郑保瑞：呃，其实现在他们好像不是很拼的那种了，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反而是回归到，没有说非要如何如何，而是回归到简单一点的生活，没有以前80年代那会儿，遍地黄金，大家都去冲，去抢，抢着往上爬，去上层。这一代年轻人是说：我找寻自己的生活，这个生活虽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豪华，但是我舒服。
德国之声：但仍然是比较顽强的那种？
郑保瑞：对对，是顽强的，在香港那个城市你只能顽强（笑） 。
德国之声：《命案》里包含了很多神秘荒诞的、半信仰半迷信的元素，哪一个元素是最吸引您的呢？
郑保瑞：这个剧本对命运题材的处理蛮打动我的。命运题材很多电影都在说，但这一次，我觉得编剧乃海是往走前了一步的。通常我们说起命运，都觉得很远很无助，因为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命案》里我们也没有反转这个概念，我们的主人公其实到最后并没有改变命运，他只是改变了他面对命运的态度……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种迷信的东西，这（迷信）是非常港产片的东西，很香港元素，但是这十几年来，已经很少见了。 大概都放弃了。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国内不能审批……但其实香港还是一样，人的观念没有变。在我看来，迷信的东西就是人想有个盼望罢了，虽然不知道成不成，可能至少会心安一点。如果没有信仰，我们可能连个盼望都没有，那人就没有希望了。
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电影《命案》剧照
不刻意迎合国际，只讲好香港故事
郑保瑞的影片大多属于悬疑、犯罪和惊悚类。在90年代末打出名声后，他与众多知名演员合作不断。然而在作品人气与口碑一路走高的同时，郑保瑞电影中欲望与悲凉交杂的特色从未改变。2006年执导的警匪片《狗咬狗》是郑保瑞导演之路的巅峰之一。该片不但被第1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提名为最佳影片，且被许多观众赞为男主角陈冠希出演过最好的作品。
随后，较少对动作和惊悚片感兴趣的欧洲电影节也陆续向郑保瑞抛出橄榄枝
2009年，由古天乐和任贤齐主演的《意外》入围威尼斯电影节。2012年，郑保瑞更携《车手》与主演黄秋生和余文乐一起步上戛纳红毯。
德国之声：在欧洲，因为意识形态（Ideology）去拍片的导演不少，您也想过尝试一下吗？
郑保瑞：不知道诶，也许有机会的话，有触动我的东西，可能会去创造一个故事，但是现在对我来讲，可能跟我在片场的成长有关，我们都是拍商业片的……虽然可能也会期望在类型片里注入一些主题性，再往前走个一两步，但是所谓说的东西（故事内容）是不是跟政治有关，其实……当然我们都是普通人，最多是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有些东西可能……可能会在（电影）里面呈现到。
德国之声：我说的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联系，不是指要去批评什么。一个电影包含对底层的关注，给观众展现出真实社会的一些部分，那就已经有它的社会意义了。
郑保瑞：OK，OK！（大笑）对，对，所以我刚才也是说，我们也没有刻意地讲那些，但是可能在创作过程里面流露着这样一些东西。
德国之声：但今后还是主要走商业片路线吗？会不会输出海外有困难？
郑保瑞：（笑）嗯，都是类型片，商业片为主，可能我们就在香港类型片的环境里长大的，我没有想象我肯定要拍什么艺术类型的片子。我们在拍的过程里，也没有想非要去那边（欧洲）竞争……反而都是很自然的，讲香港，香港的人。
我们的一个类型片，曾经去过威尼斯参展主竞赛的《车手》，其实就是讲一个杀手利用意外去杀人的故事。我后来（电影完成后）做了一个很大的举动，把整个片子变成黑白。在影像上，可能他们（威尼斯电影节）觉得看到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香港，觉得非常有价值，所以选它进入competition（竞赛）。但当初我也不是为了去影展，要故意把它变成黑白，我只是觉得那个处理方法对于那部电影是最有利的，我就做了。
我现在看来，哪怕是类型片，只有你（拍得）有点意思，他们（欧洲电影节）觉得你适合，还是可以进来一个比较大的电影节，比如柏林啊，哪怕是戛纳我们都可以去。
香港内地“两边走路”
近年来香港影人北上已屡见不鲜。内地庞大的观众群和娱乐消费市场，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名导和名演员投身其中。导演尔冬升、梁朝伟、惠英红、陈小春、佘诗曼等各路香港演员和TVB“老戏骨”，纷纷出现在中国各大电视和网络平台上。2015年左右进军内地后，导演郑保瑞拍摄了新《西游记》电影三部曲，并与吴京、赵丽颖、小沈阳等多名内地演员进行了合作。
德国之声：现在疫情放开了，还会再去北京拍片吗？
郑保瑞：会的，其实我也没有放弃，一直在找寻机会，所以我一直都跟国内有一些合作在聊，只是刚刚的三年全世界都停掉了……可能现在慢慢又开始了，但是中间如果有空档，我还是回来香港拍戏，就两边走路吧……另外今年那边（内地）的《流浪地球2》、《满江红》，我听说都不错啊。
德国之声：这些片子好像会有一点国家主旋律在里面吧……除非是爱情片？
郑保瑞：嗯，对，那肯定是，反正都得有一点点.. 现在在国内是没有不主旋律的（笑）。
所以我们的概念是尽量怕商业类型片，不要碰那些东西太多，可能在创作上我们就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你碰到那些题材，你可能不懂处理。可能有些导演处理的很好啊……但是你自己都不太懂的时候，肯定是有一点点绑手绑脚的感觉。不过哪怕绑手绑脚也不重要，就是最后那个点，你处理的不好就害到那个电影，那个是危险的……
德国之声：在香港拍片基本上什么题材都可以？ 不需要另外加什么元素进去？
郑保瑞：呃，说是这样说…也没有说一定要加什么，不用加。但就是可能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一些事件啊……
德国之声：近几年香港社会变化很大，您也关注到了？有没有被激发出某些创作灵感？
郑保瑞：其实有什么关注不关注，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特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把一些体验放在我们的创作当中，有一些时候是不自觉的，但也不会说我一定就要说这个，只是可能你经历过的东西你就会想写下来，但不是说我就要写一个关于社会啊，什么什么样的故事，我从来都没有（这样）。
《命案》导演郑保瑞和主演之一林家栋在柏林电影节媒体新闻发布会
“机会主义者也是香港人的特点”
德国之声：近几年香港本土电影的制作和推广是不是有些停滞了？
郑保瑞：我觉得早十几年前，比如说杜琪峰老师的很多戏也去了很多外国电影节。但是当你发现成本越来越高，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可能Cover（承担）不了，我们就去国内拍片，因为市场在国内。（在那边）当然肯定有一些限制，很多东西你不能拍，所以我们比较强的东西（影片内容/类型），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十几年没有什么发展了。
德国之声：所以您在中国内地拍的片子就只选爱情和奇幻题材？ 比如《西游记》。
郑保瑞：对啊，就是那些东西。其实慢慢的这几年以后，反而是大家觉得好像要再回到香港市场，把香港电影再输出。现在国内对于港产片，哪怕合拍片，兴趣也没有太大了……能到那边（内地）有好票房的影片可能一年就两三部。在香港可能有很多人在做，但没有市场，养不起，所以就再找别的市场。当然，我觉得找别的市场，最重要一步就是先把自己港产片的东西做好，然后才有输出的希望。我相信……一步一步再做吧！香港人就是这样，机会主义者也是香港人的一个特点，哪里有机会我们去哪。
德国之声：去内地拍片就是为了抓住机会？
郑保瑞：对呀，这边机会少了，那边有机会我们去，我们也要生存，电影还要做，因为如果你不出现（拍片），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做。在这个圈里我们一直在寻找不同的可能性。
当然对有价值的片子，比如《命案》，我们还是会做，可能budget（预算）没有那么大，但我们还是想坚持做一个属于香港的和我们香港电影人能做的东西……当然现在能走到这里（柏林电影节），我们还是all out for expection（满怀期待），期望它一步一步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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