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出版商于中国失联 外界忧对出版界产生寒蝉效应

台湾八旗文化宗编辑富察20日惊传在中国与外界失联已逾一个月。虽然中国流亡作家贝岭称有消息显示他可能遭上海公安扣押，但台湾陆委会坚称富察目前“是平安的”。部分分析人士担忧，这个事件会在华文出版界制造寒蝉效应。

    

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属下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贺）4月20日惊传今天3月去中国探亲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属下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本名：李延贺）4月20日惊传今天3月去中国探亲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美籍中国流亡作家贝岭同日在其脸书披露，据他透过上海文化界人士了解，富察遭上海公安秘密拘捕，事情已发生逾一个月，但家人一直没有张扬。

贝岭接受DW访问时表示：“我是18日得知他失联的消息，知道后我非常震惊。我是从台湾之外的管道获得这个消息，并非从富察家属那边得知。对我来说，因过往所有公共人物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必须做的事是对外呼吁，所以我第一时间让人们知道富察被捕的事。依据我过去的经历，任何真相不该被遮蔽。”

不过，贝岭20日稍晚将原先社媒上的贴文删除，并另发文表示收到富察家人与出版社的转告，希望他撤下脸书贴文。他写道：“他的家人认为，在他仍有着某种安全的情形下，先低调，寻求一切私下的努力，让他能够自由丶返回台湾。家人丶他所隶属的出版社方的这一愿望和私下的努力，我理解也感动。”

贝岭告诉DW，富察是3月初前往中国，而他最后一次在社交媒体发贴文是3月中，当时贴文内容与出版社一本不敏感的书有关。他说：“台湾要营救富察的人有请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办公室帮忙，希望他们协助把富察从中国救出来。我认为马英九访中时是营救富察的最佳时机点，若他用点力，可能还有点希望，但马英九回台后，营救富察便没有希望了。”

在各界尝试证实富察下落的同时，台湾的陆委会20日表示，尊重家属意见丶目前不便对外说明，但强调富察“人是平安的”。另一方面，中国涉台官员则说，不清楚相关情况，也没听说富察恐遭上海公安扣押的事，呼吁家属循正常管道，向富察所在地的中国相关部门打听状况。

与此同时，已故台湾作家李敖的儿子李戡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富察被捕是因为身为中共党员在台湾工作失败而被整肃。虽然之前有部分人士质疑八旗出版对中国批判的书籍，仍可自由往返中国，是否与他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关。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相关的质疑有真实依据。

出身中国的出版人

富察本名李延贺，出生于中国辽宁省。他在依亲移居台湾之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他2009年在台湾创立八旗文化，而贝岭告诉DW，富察出版不少西方人撰写与中国相关的书籍，这些书在意识形态上，是中国政府“绝不能接受的书籍”。他说：“这是中国不能出版的禁书。”

贝岭补充道，这并非富察创立八旗这些年，首次回中国。他说：“富察应该是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自信，才会回中国。另外，富察是在一个有出版自由之处出这些书，而非在中国出版这些书。”

在富察与外界失联的事曝光后，各界立即联想到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与员工陆续失踪的案件。当时包含瑞典籍的股东桂民海丶铜锣湾书店经营者李波与店长林荣基等5人在3个月内陆续失踪，后来全证实身处中国，并被当局控制。

其中，李波的妻子在2016年初向警方报案3日后销案，表示李波来信说，“已采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配合有关方面调查，暂时不会回来”。随后李波接受中国访问，否认自己是被绑架或被失踪，认为是有人别有用心。他在数月后回到香港低调生活。

贝岭认为，中国官方扣留富察的方式，可能按照李波模式处理，也就是富察不一定被抓到警局或拘留所，而是以软禁的方式扣押。他向DW强调：“若就此判断，富察有没有自由才是重点。人身平安可以想像，但他是不自由的，他被中国官方扣起来。”

知名中国作家慕容雪村指出，中国政府加强对香港的打压，是从铜锣湾书店事件开始的，而在富察于中国与外界失联后，外界应该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台湾将执行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因为过往在台湾事务上，中国政府打压台湾出版人的事件并不多。他告诉DW：“八旗文化的事件，也许无足轻重，但也许会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开始。”

美籍中国流亡作家贝岭同日在其脸书披露，据他透过上海文化界人士了解，富察遭上海公安秘密拘捕，事情已发生逾一个月，但家人一直没有张扬。

恐在华文出版界制造寒蝉效应

中国流亡作家贝岭表示，他认为富察的事件恐在台湾的出版界产生寒蝉效应，让出版社编辑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他告诉DW：“出版界的寒蝉效应是最可怕的，不管之后富察是不是自由，这件事已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寒蝉效应，对于出版自由是个巨大打击。”

慕容雪村则指出，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的政治八卦书籍一夜之间减少很多，而对许多台湾出版人而言，富察突然与外界失联并不是特别震惊，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他们心中感受到的震慑效应依然很强。

贝岭补充道，以当年李波的案件为例，即便富察之后重获自由，他的出版社恐怕也很难像过去一样出版一些“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贝岭说：“他们出版社原本有的风格与勇气，可能再也不会一样了，这就是寒蝉效应。富察是一个很阳光的人，我看他做这麽好的书，也挺为他骄傲的，因为他没有让中国来的出版人丢脸。这也是为何他的事情让我挺难受的。”

慕容雪村认为，富察突然失联的事件，可能导致未来对中国政府批判的书，越来越难出版。他向DW表示：“这不仅是台湾出版业的损失，也是整个华文世界的损失。这样批判的书应该有地方来出版，也应该被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