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乙铮：双重皇民化：香港人身份认同再思考 （海外香港社群论丛之四）

受难于国安法几近三年，以十万计港人漂泊他方。获得了寄居地的新身份之后，这些香港人的认同不能不随著变化，是时候从新思考「身份」和「认同」这一对概念。

香港一向特殊，个人身份和认同常常是两回事，甚或是分裂的、对立的。身份是由主权、法律或其他机构以权力界定，是客观的、外加于身的；认同指个人对自己的属性界定，是主观的、内心的；二者相关连，无特定关系，却易于混淆。今天我主要讲认同。

认同虽说主观，却包含个人对客观、自以为关键、特别是自身经历过的事物的理解、怀抱或拒否。经历分文化和事件两种。

先说事件经历，聚焦2020年。国安法粉碎了延续三十多年的香港民主运动，整个阵营不论派别，瞬间从香港地销声匿迹。这个共同经历非同小可。先前以为一国两制是真的，民主只要锲而不舍壮大舆论压力便可争取到，现在大家知道仅此不可能，而是首先需要「光复」。光复是全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我们纵有斗志也缺本钱经验；好在，观世界大势，那并非不可能。「民主」这个政治工程于是自然退居二线、让位给「光复」。这个任务主次认知的变化发生在很多人心里，直接影响自身认同：过去大家多多少少都是「民主派」，今天都急促进化成了「光复派」。

再看香港人的文化经历。这个经历有两个外在源头，其重要性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相当罕有：一是古代华夏，一是近代英国。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和香港有此文化组合，但香港与这两个文化的接触，都比新加坡更深更长。

香港人接触到的华夏文化，主要是古代以降北方政权 – 包括清末之后的两个汉族政权 – 透过南来的中华殖民官和中国知识分子散播；此所谓汉化，但更贴切的说法是皇民化。这个皇，当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自秦朝侵攻百越起计、历代中华帝国之皇。汉文化和汉殖民南来香港的中转地是岭南，因此尽管我们接收大量华夏文化，但在语言和起居饮食习惯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了古代五岭以南的百越族文化深层印记，所以香港人的汉化，程度虽高，却非完全。

至于英国文化，最先由十九世纪英国远东殖民体系带来，其中包含与之兼容的其他西方文化特别是北美文化，深入影响香港的语言、法律、机构行政和商业营运等方面。这个英化，其本质当然也是一种皇民化，但那是大英帝国的皇。

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是这双重皇民化的产物，不同的只是分量比重。由于这两个文化传递到香港的背后推力是政治权力，而且都不是最好的政治权力（殖民），所以我们接收到的版本，既不完整也包含不良元素，因此不应该不假思索地传承。由于华夏那一支更根深蒂固，我们特别要多加思索。

华夏文化最重要的成分 – 儒学（即先秦儒），本是一套维护周代家天下的政治哲学，但周代封建制是一种分权制，形式上更是一种联邦制，各邦高度自治，间接造就了周代文化兴盛、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先秦儒有其可取之处。但这套学说由汉代起便被反转成维护秦式中央集权制和大一统观念的儒教（即汉儒），后来更成为替法家打掩护的儒术。所以，我们便是想继承儒家某些观念如忠孝仁爱等，也必先予以改造，抽离本来场景、赋予现代价值。这点其实现代人都在做，只不过不完全自觉及彻底。

儒家堕落自汉朝始，而汉朝也恰恰是古典华夏贵族政治（周代封建体系）终结的起点（其终结的终结在唐末黄巢之乱，消灭了整个跨朝代千年古老贵族阶级，因此后继的宋朝，皇帝执政时少了社会上盘根错节的贵族干扰；此即史家论述中华皇权性质时说的「唐宋变革论」）。华夏自汉及后便进入历史循环论的时代，皇朝多番更替，除了蒙满两个「征服皇朝」，每次都是低下层游民以暴力推翻上层，其领袖取得帝位成立新皇朝，然后自身腐化，直到下一次更替。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 T. T. Meadows 在中国多年，接触过太平天国等「革命党」，到后来就一句话入木三分：「中国人是最要造反（rebellious）却最不革命（revolutionary）的民族」。

皇朝不断更替，国姓变更，但政权的性质、体制和价值观念却大体不变。由孙、毛这两个汉化南方人建立的北方政权即民国和共产中国也一样，尽管招牌各有不同。然而，所有这些依靠低下层游民透过暴力建立的政权，都需要儒教替它建立合法性，也需要知识分子帮忙管治，因此变了质的儒家也能一直生存，也一直堕落。到最后，大家看到从中国南来的儒学大师当中，钱穆终于要投靠盘据台湾的蒋氏政权；稍后的南怀瑾、饶宗颐，遮遮掩掩也要揩共产党的油。关键不是个人品德，而是自汉代以来逐步堕落的儒教到了最后，本质上与最专制政权之间已无什隔阂。

元、清两朝是蒙满贵族建立的；他们对待儒学和儒者的态度，出发点不同但也是工具性的，跟汉族皇朝无大分别。

所以，华夏这一支文化今天在我们身上流传到海外，值得保留的元素已经不多；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传承成本更高，更难持续，也无法扭转。两年来，我的一些最「大中华真心胶」难友也接受了这个逐步淡出大中华的现实。

这不是说华夏文化完全没有保留价值。一些有恒久人文意义而又可用生动手法普及的元素，我们反而应该特别努力在海外传承、推广。例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一举复国、燕太子丹与剑客荆轲合作刺秦皇、祖逖为了北伐而闻鷄起舞，等等；这些史实对我们今天播迁海外矢志光复、但又活在民主自由而且极度和理非世界里、日子久了恐怕乐不思蜀的香港人而言，特别有意义，不可须臾忘。

至于英国/西方文化，以往在香港的时候，是香港人身上有别于周边（中国）人群的一个特征。吊诡的是，这个反差，在港人离散到英国/西方之后忽然消失，因为现在周边人群的政治信仰和价值都和我们差不多，水乳交融了。这个微妙变化，不利港人保留自身认同；再加上英国/西方国家慷慨给出新的居留身份，部分港人和他们的的下一代乐不思蜀就很可能。但另一方面，我们身上的英国/西方文化不再需要我们费气力传承，由此省下的心力，可投放到真正需要费劲去做的事上面。

然则我们今后的认同工程需要侧重三方面：

一、关心香港发生的事，尽量帮助留港的人抵抗暴政、打击中港政权；

二、留住关于往日香港的集体记忆，筛选精要，努力传给下一代；

三、学习、吸收和传承原华夏文化中的优良部分，特别要掌握有利光复的那些元素并转化为教育力量。

由于我们身上带有双重皇民化的特征，有很多文化批判的工作要做，不能简单讲传承；况且传与承之间无可避免出现弱化、失真，所以更重要的任务是创新。如何以分散在异国时空里的「香港性」为基础，建构属于香港人的新文化，是下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