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有些曾经敢言的香港媒体，逐渐一步步向官方“投降”。越来越多人选择离港，但即使离开，港人身分仍然敏感。3年了，香港人如今怎么样？
6月10日，示威者在台北街头游行，支持香港民主，并呼吁港府释放政治犯。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在无可抵抗争辩的情形下，压在香港人头上。也是那一刻开始，我知道香港不可回头。
一个坏的领导人上场，你还能期望他会任期完结、被人中途接下马，然后换上另一个领导施政，一切仍有计算盘旋的空间。但立了一条《国安法》，总不能3个月后就把它废除掉吧？也就是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北京是铁了心，要把香港牢牢抓在手上。
这3年，香港人变得如何？我希望讲述几个类别的香港人故事，让大家了解影响。
朋友A来台湾探望我，我们约了几个在台的港人聚旧，就在台大附近的咖啡店高谈阔论。A也是传媒工作者，大家话题当然离不开香港的局势、言论自由的打压等等。说得兴奋之处，朋友A突然感慨地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身在香港的咖啡店，我绝不会和你谈论刚才的题目。”我拿著咖啡杯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
A继续说：我们如果要谈这些话题，就只能回到家中才会讲。朋友之间，除非真的非常熟悉，非常信任，否则不会多谈。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道说了会有什么后果，透露太多自己的资讯变得危险。
什么是敏感资讯呢？例如，你，仍能到内地吗？朋友A是传媒人，有一次和商界的朋友聊天，很快对方就故作轻松地问：“最近都采訪什么新闻了？之前的工作都和什么内容有关啊？”然后就突然单刀直入：“你有回乡咭吗？你，现在仍能回大陆吗？”朋友A马上警惕起来，因为他无法判断对方为何要查问这个资讯？是想判断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政治危险状况吗？你可以说这个查问很普通平常，但在今天的政治形势下，所有资讯都变得敏感。
朋友A告诉我，香港的传媒环境，是每日的受到红线侵蚀。譬如《明报》，去年六四除了报道维园的实时情况，还会做一些周边的人物采訪，也就是多方面的报道六四主题。但今年的《明报》已经没有这些报道了，也就是只当作是日常发生的一宗普通新闻，没有专题报道，原因也不言自明，因为有关当局不喜欢。
于是传媒机构便陷入了一场两难：坚持编采自主、以新闻专业处理新闻，但可能遭受政治灭顶之灾，无法守住新闻阵地；妥协退守、息事宁人，或保得一时风平浪静，但其实等于向官媒喉舌的方向投降，最后守住的东西还有价值吗？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仍然想发表意见的普通香港市民。这2年，我和拍档吴志森在网上做“英国台湾”的连线节目，每次都有许多香港人连线发表意见。
6月12日香港高院审理《愿荣光归香港》禁制案之际，在台港人于台北车站发起声援活动，合唱这首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广为传唱的歌曲。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敢露面。他们关掉镜头，只用声音发表，甚至还有人加装了某些软件，作用是什么？就是防止被人强行遥距打开电脑镜头！没错，有些香港人担心被人强行打开电脑镜头会曝光自己身份，所以要安装软件反制。
即使不展示脸孔，他们的担心还不完结，有时说及一些特定的话题，例如医管局的新闻，或者机场的新闻，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其中一个员工，但当你想多问一句，例如是医院什么部门？或者在机场工作了多长时间？马上便会有其他网友传来信息，“不要再问！小心身份曝光”，“主持人你想害死人吗？不要再问了！”甚至有一些已经移居到英国的香港人，他们也不愿意开镜头露面，甚至不愿意很具体讲述自己在香港的身份。每个人都好像拍间谍片，想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
以前的香港人不是这样，我当年在香港电台做过Phone In节目的编导，负责邀约嘉宾，和接市民电话播放出街。当时的气氛，市民为了增加自己被选中Phone In的机会，都会主动披露自己的身份，“我是XX机构的员工，我是知情人士，我想讲讲内情”，“我在XX学校教历史课的，我想讲讲发生什么情况”。此一时彼一时，短短3年，香港人由正大光明地表达意见，去到和内地同胞一般无异，躲躲藏藏，提心吊胆，你可以怪谁？
这3年，香港人最熟悉的是什么？是各国的税务、租务规例，是各国学校的入读规则，这3年香港人的国际视野无比宽阔，那都是因为移民潮。香港在这3年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都会”，不过那是香港人散居国际的意思。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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