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7月14日讯】时间很快，2015年的709事件过去八年了。我所知道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一家所经历的故事，应该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本来是一杯咖啡可以解决的事”，变得一头白发的李和平反复对笔者说了两次这句话。对在709事件中，自己和律师同伴们遭遇的惨烈酷刑，他不想再提。
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说话柔中带刚：
“和平律师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其实709案是一杯咖啡可以解决的事，但是演变成国家投注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把几十个人抓起来。专案组的人还说，要给这些律师画个底线，让他们不要再触底线。这些本身就不是法律的语言。”
2007年的黑头套
早在1990年代后期，李和平就开始为公民权利奔走呼吁，他受到公权力的逼迫，不是到2015年的709事件才有。
磨难应该是在2003年已开始，李和平当时办了“新青年学会”（杨子立等人被抓）的案子。之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有警车、便衣在他家楼底下，李和平一下楼就有人跟着他，包括他送孩子上学都会有警车跟着。
2007年有一次情况很严重，李和平被跟踪他的警察，套上黑头套，绑架到北京昌平小汤山的郊外一个地下室。警察把他打了一顿，要他卖房、卖车回老家去……
剧本
被警察带走将近22个月后，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被天津市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官方发布的消息指李和平“服从判决不上诉”。10天以后，李和平获释。
李和平谈到当时官方导演的一个“剧本”。
他表示，当时负责承办案件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冤案，然而真正主导案件的，却是“709专案组”，法官也只是“专案组”的工具。
“我记得我直接问了一个法官，你办理这个案子，你能够说你是独立的吗？如果你自己不是独立的，你还是法官吗？他跑出去抽了好半天的烟，回来又回答我，他说中国的法律就是工具，是一个国家的暴力工具，这是中国法律的本质。我说你既然把自己当成工具，那么你就不能够获得我们法律人对你的尊重。”
李和平一直坚持不认罪，当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法官焦头烂额，希望尽快了结，所以为开庭铺排了一场表演。
“法院为了不让我妻子到现场来，又不想直接说不让我妻子来，而是想让我不让我妻子来，在法院谈判谈了半天。我说我妻子她来还是不来，那是她的权利，我只能说是建议她不来，这个建议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妥协了，我怎么能够说不让她来呢，后来法官可能也没招了。”
李和平开庭，他的妻子王峭岭全然不知情。
李和平说，宣判的时候，法官让说几句话，“我当时说：你这一次审判，审判的是国民的生活、律师的工作、公民的权利，你把这些日常生活都当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些行为事实。这个国家，它的人民性这种根本就被破坏掉了，这个事情是很大的。”
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人说，李和平你说一个同意判决，说不上诉就行。
“我没有按照他这个剧本去说，我说保留意见不上诉，和他们的原来的剧本不一样，因为已经排练了好多遍了。当时的审判长叫蔡淑英（音），愣了好几秒钟，不知道咋办，后来她还是宣判了。官方安排的所谓的群众，法官、检察官、律师全都撤走。但三四十分钟后，又觉得不行，又重新再把他们叫回来，再搞一次。”
李和平认为，最后他们说判三缓四，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缓刑，证明这个冤案往前推动的时候，他们体制内也有阻力。“这个（刑法）105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很难看到缓刑的，几乎没有。当然了，判缓刑也是错的。”
大监狱与一杯咖啡
709事件之后几年，中国的社会环境变了。
中美发生贸易战，外国企业撤走不少，经济状况不太好，法治环境更差，许多律师被吊照。
回家后的李和平，住在北京朝阳，当地一个司法所每隔一段时间要和他谈，并让他戴电子监控手表，但经李和平抗争后，最后没戴。
“我记得我和他们谈过，中国的这些法律人，哪一个都希望社会发展，希望这个国家有秩序，有和平，这都是大家的希望。律师想的可能并不比你们少。大家有一个交流的平台，真的是一杯咖啡就可以解决，现在花了这么多钱，给中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不是只有蠢到家的人才这样做吗？”
株连
709大抓捕给李和平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磨难。
709发生的时候，李和平的儿子刚好考高中，他儿子本来是在国内上国际高中。“他的同班同学都到国外去上学，政府不给他发护照，他走不了。你想想对正在求学的孩子，心里是怎么样的感觉。”
李和平说，“第二个就是我女儿，她本来就应该在一个国际学校上小学，那边的警察逼迫她，不让她在那租房子，也不让她上学。搞株连，非常荒唐的。”
“还有就是我妻子，包括709其他家人，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你看我妻子的身体，因为这个事情身体也搞坏了。我自己身体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都受到巨大的伤害。”
最近几个月，李和平和王全璋都被逼迁，官方要让他们在北京不能生存。
“709案子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对中国宪政，对中国法治，带来负面效应。但我们认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正义一定是会战胜邪恶的，法治一定会战胜破坏法治的这一方。”他说。
寻找丈夫
李和平律师被失踪整整22个月，2015年7月10日被抓，2017年5月9日回到家。
对一个家庭来讲，这是一个灭顶之灾。
王峭岭说，一个亲人突然之间音信全无，来维稳我们的警察，还说不要炒作，把真相说给媒体，他们认为这是炒作。
“你会发现其实人最大的恐惧，不是说我没地方住，不是没有饭吃，是因为不知道你自己的亲人，他的生命是否有保障，这是很可怕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周围的人90%都会告诉你：你越高调，越出来抗争，你被失踪的家人就越倒楣。
“在寻找丈夫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一半多的力量去应付来自负面的身边亲人，他给你的这种负面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压力。”
“没有一个先辈的榜样，你要非常坚定的、有原则的去抗争。比如说经常会有警察过来威胁家里的老人，像和平的父母，让他们劝儿子认罪。这种消息我们听了之后，是很崩溃的。比如说不让孩子上学……”
王峭岭眼含泪水。
当时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也被抓了，李春富也是律师，他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学校里，被警察从教室里叫出来。
“问了他半天话，对一个孩子，才16岁，是非常大的压力。”
在这种环境下，王峭岭还要坚持把寻找丈夫的一些消息发出去，包括不让律师会见等等。
“有好姐妹劝我说你就不要管了，好好带好孩子，当时我特别难受。我就跟她讲，我们调一个个儿，如果今天我进去了，我希望我丈夫在外面为我呼吁，我不是希望他管好孩子就行了。”
她有心理准备，那时漫天遍野的都是谣言……
并肩女杰
709事件发生后，有一个闻名的故事叫做“千里寻夫”。最初是描写李文足寻找王全璋律师。而王峭岭也在和李文足并肩寻夫的路上。
“我跟文足以前并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丈夫（王全璋），在寻找丈夫的路上，我们认识了，她见过和平律师。因为都在北京住，会常常约到一起去寻找丈夫，在患难中互相扶持。”
她提到寻找丈夫的路上一个惊险的故事细节：
“2016年的时候，程海律师做（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他要到小区里面宣传自己，我们替他拍照。我们就在路边，警察来了，要把程海抓走。”
“我们就在那站着讲理，我冬天戴着围巾，那警察就拽着围巾的两头，拚命往两边一拉，我当时整个人差点就被勒死了，都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李文足在我旁边，她本来正拍照，一看那个情况，她跑上去把勒我脖子的警察推开，但是那警察反手把她一把就推到旁边的面包车上，她的头当时就撞到那个车玻璃上。那是上午的事，到晚上（她）下巴都合不上，不能够吃饭，吃饭就疼。”
王峭岭和李文足在一起两年，胜比亲姐妹。她们一起去法院，去检察院，去公安局，又一起在派出所被关24小时，被警察们盘问。
当李和平回来的时候，李文足的儿子问，我爸爸呢，在场的人都很难过。王峭岭说，“所以和平回来之后，我们还得继续，陪着我们的姐妹，要寻找丈夫。”
她说，听律师们就说，在709之前很少有人为寻找家人四处奔走，而是常常会陪伴别人寻找家人。一般都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之后，因害怕官方的报复，就赶紧消失，来获得暂时的安全，709家属却大不一样。
“包括原珊珊，谢（燕益）律师的太太，包括刘二敏，（维权人士）翟岩民的太太，我们陪着文足，后来又去最高法、最高检，大概又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去临沂监狱外面，一大早就喊王全璋的名字，这在过去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王峭岭深有感触，如果只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走到底的，特别的艰难。
“文足每次去临沂回来，就接着一个礼拜晚上睡不着觉，早上起不来床，浑身没有力气，不单单是身体的劳累，还有一个精神的折磨。我们陪伴她的人也是一样。”
孩子、孩子
今年4月，当局对李和平一家的监控升级，逼迁也升级，房东把他家的玻璃给砸了。
“砸的正好是我女儿住的房子，那天幸亏我们跟文足的孩子在外面玩，晚上回到家才知道，玻璃被砸了，满地的碎玻璃，包括沙发上、床上、衣服上，我女儿觉得是挺害怕的，接下来一周她就吃不下东西了，每天只能喝一碗粥。砸完玻璃过不多久，房东又过来把大门卸走了，我们晚上睡觉就像在临街的房子里，连个门都没有。”
王峭岭说，许多709律师家庭的孩子，都有类似的压力。
“孩子们年龄小的时候，我们用一些话语去安慰，但是我女儿13岁，特别青春期敏感的时候，泉泉10岁了，文足家的儿子，在频繁搬家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因为房屋中介跑到他们家去砸东西，第二天他（泉泉）就发烧了，因为受到惊吓。”
但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孩子们很懂事。
“我们家玻璃被砸那天，我都受惊吓，但是女儿说，妈妈，我觉得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她从小是在教会长大。我觉得女儿在这部分，表现的比一般的同龄人要成熟的多。”
王峭岭说，家里也把对女儿学业的要求放低，最在乎的是她学会与人打交道，她不是用偏激的眼光和想法去跟人互动，她要保持积极乐观。包括王全璋的儿子，他们经历过真相，让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思考能力会比别人要强。
709家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只要敲门声响起来，她们都会想到是不是警察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负面的大环境不可能这么快改变。
王峭岭说，旁人对我们的关注再多，同情再多，都没有办法取代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负面情绪的捆绑和压制当中出来。如果最后连生命都出问题，这是最不划算的。
“比如说孩子上不了学这件事，真的很难过，我儿子说，他的同学大学四年本科都毕业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去上大学。我们自己说，这就是神今天允许我们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路。如果有机会能够去上大学，那就去上，如果说今天神就是给这么一条路，那我们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她强调说。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转自网友Fork Alisa脸书）
责任编辑：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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