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北京正式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王毅接棒。虽然关于秦刚免职的真实原因也许很久都不会有确定的答案，但是中国外交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不会为某个人驻足，而总是要向前推进。在中国外交换将之后，外部观察人士的一个核心关切集中在中国外交未来的走向。大家担忧最多的是：中国外交人事布局的不稳定和变化是否会影响到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所确定的一系列外交重点和优先事项，尤其是改善同外部世界，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外长换人不影响中国外交方向
了解中国外交决策和机构运作的观察人士都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由外交部或者外交部长来制定或者协调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事工作，实际上拥有中国外交的决策权，同时负责涉及外交外事的内部协调工作，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是它的办事机构。外交部作为外事部门之一受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更通俗的一种解释是外交部主要是外交政策的执行机构，执行来自党中央的外交决策。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高领导人对外交政策具有核心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只要最高领导人对外交格局的判断和外交工作的设想没有发生变化，外交部部长人选的变更并不会对中国外交的方向和重点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2023年下半年的中国外交来说，核心仍然延续着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的外交工作重点：元首外交、服务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隔离以后重新融入世界。尤其考虑到中国经济复苏的需要和前景，中国迫切需要改善同外部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从去年11月印尼巴厘岛峰会期间的两国元首外交以及近期美中之间不断的高层访问中可见一斑。虽然这一进程由于2月的气球事件几乎延迟了4个月的时间，但是在今年下半年紧锣密鼓，仍然有机会实现年初确定的任务。
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在于元首外交，即在今年11月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实现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作为中国外交2023年的最重大事件之一，这也是中国急需任命新外交部长的原因之一，元首外交需要外交部门工作层级的充分铺垫，尤其是需要外交部长访美确定一系列细节，外交部长缺位是不可想象的。
考虑到元首外交和习近平访美的需要，美中关系改善的大趋势在中国外交部换将之后仍会得以延续。8月份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预期将率团访华，鉴于大部分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都由商务部负责，此次访问也许是真正测试美中关系能否实现突破的试金石。在双方制裁与反制裁的拉锯战中，最近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传来，包括美方有可能取消一些涉及中国公安部和禁毒部门的制裁，而中方将提高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在两军交流的问题上，关于如何解决美国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问题上也有新的讨论——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的制裁也许可以构成他访美或者同美国防长会面的理由，但并不是恢复美中两军工作层级交流的前提条件。近期，双方对于年内恢复两军交流似乎都有了一定信心和预期。作为美中关系改善的另一个关键内容，两军交流也许指日可待。
美中关系改善空间与可能有限
作为中国外交的一员老将，王毅身兼三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和外交部长。类似的人事安排并非没有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将近十年时间 (1949-1958) , 在1993年到1998年间钱其琛也同时兼任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长职务。王毅的外交功底深厚，又是目前中国外交系统最高级的副国级官员，由他代替秦刚，对内能够稳定人心、确定方向；对外能够顺利接盘、利用多年积累的外交人脉推进中国外交的下一步工作。
如果说外部世界有什么担忧，也许唯一的就是王毅过去多年积累下“战狼外交“的赫赫威名。在新冠疫情结束以后，中国需要重新融入世界，改善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战狼外交已被缓行。在新的条件下， 中国外交需要的不仅是战狼，更需要灵活柔软的外交身段和手腕。作为拥有40多年外交经验的老将，面临中国外交不断变化的内部外部需求，王毅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2023年的中国外交格局也许已经确定，但是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已经在酝酿中。2024年美中之间至少会面临两场大选的挑战：1月份的台湾总统选举和11月的美国大选。从台湾大选来讲，考虑到国民党目前在民调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民进党的领先地位和民众党后来居上的猛烈势头，民进党很有可能实现第三任期执政，这意味着台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同中国期望的方向渐行渐远，而中方一定会采取一系列政策进行反制，导致美中在“胁迫”和“反胁迫”之间出现进一步斗争。至于美国大选期间，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仍然会是美国大选中的重要议题，但是候选人之间竞争的角度只会是谁对中国更强硬，因此2024年美中改善关系的余地和可能性都会非常有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